关于成武何时建县的史籍记载摘录
成武究竟于何时置县？向来有两种说法，即秦置说与汉置说。二者孰是孰非，现在仍在讨论。持秦置说者多以《史记》记载为依据，持汉置说者多以唐朝以后史籍记载为依据。持秦置说者尚无法说明县名含意，持汉置说者则以旧县志载传说汉高祖驻跸文亭喜武功告成置成武为县名出典。持秦置说者说汉高祖祀孔驻跸文亭乃无稽之谈，持汉置说者说《史记》是以作者当时地名记秦时事件，乃司马迁之误笔。如此等等，难作定论。现在把我们能找到的书籍中的两种说法辑录起来，供关心这一工作的同志参考研究。
（一）秦置说
秦二世三年十月
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
汉·司马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卷十六，七七〇页
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
汉·司马迁《史记·曹相国世家》，卷五十四，二零二三页
攻东郡尉于成武，破之。击王离军，破之。
汉·司马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卷五十七，二零六六页
从攻围东郡守尉于成武，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
汉·司马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卷九十五，二六五一页
秦置属东郡。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以属山阳郡。
清·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卷二十五，十七页
春秋时郜地，后属宋。秦置成武县。
清·段长基《历代沿革表·山东曹州府》，卷中，五十七页
秦县。高帝破东郡尉于此，见《高帝纪》、《周勃传》。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地理志》，二六四五页
春秋时郜地，后属宋。秦置成武县。二世三年，沛公将周勃攻东郡尉于成武。又，曹参攻东郡尉军，攻破之于成武南。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一四三零页
秦置成武县。
《大清一统志·曹州府》，二页
按秦二世三年沛公将周勃攻东郡于成武。自是秦代县名。
《续山东考古录》卷之二十二
城武县，春秋时郜国地，后属宋。秦置成武县。……明，讹“成”曰“城”。
《山东省各县乡土调查录》（中华民国）卷二
秦置成武县。明以成武为城武。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六八七页
秦置成武县，明改“成”为“城”。
《辞海》合订本，中华书局中华民国三十七版，三二零页
秦置成武县，明改城武县，1958年复名成武县。
《辞海》（1979年版）三七八四页
秦设成武县，今为山东成武县。参阅《寰宇通志》七三兖州府成武县，《嘉庆一统志》一八一曹州府一。
《辞源》（1979年版）零六零三页
（二）汉置说
成武县，紧。西至州一百里，本汉旧县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二九三页
成武县，西北五十里，旧十五乡，今七乡。汉旧县。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之十四，十五页
汉旧县，属山阳郡。
明·陈循等修《寰宇通志》，卷七十三，二页
按图志，成武之名邑，乃汉高帝过鲁祀孔子驻跸于此，武功大成，因建是邑，号曰成武，后铸印者失其意而加土焉。
明·《重修县治记》（道光庚寅《城武县志》）。
成武汉时县，乃在兖西南。
明·归有光《登济城望成武》（道光庚寅《城武县志》）
成武县，故城即今县治。汉置县，属山阳郡。
《山东通志·疆域·古迹》，卷十六，九页
汉高祖曾经此地，喜武功之有成也，名为成武。嗣缘铸印传讹，亦遵时制，莫敢违矣。
《城武县志·二修序》（道光庚寅）
汉高祖过鲁祀孔子，驻跸文亭山，以武功告成，改楚丘为成武，属山阳郡。
《城武县志·沿革》（道光庚寅）
成武县，汉置，明改成为城。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三八六页（与同书687页“城武”条矛盾）
成武，今县名，汉置成武县，明改“成”为“城”。
《辞源》（民国二十年十八版）一五四页。
城武县……则今之治即汉县也。
清·徐继孺《曹南文献录》
汉高祖自丰沛起兵灭秦，至吉旺里驻跸，练士卒于冉山南。天下既定，升吉旺里为城武县。
清·徐继孺《曹南文献录》
此段文字为该书摘自《冉子世系谱》。对《冉子世系谱》，徐作按语说：“谱中所载，事迹多出史传之外。”“谱谓三贤为同父兄弟，又以冉季为雍，冉孺为求子，于古无征，故于三贤传不载，附著于此，以备一家掌故云。”
成武历史的源头
——成武众多土堌堆的来历及变迁
卢新文
成武县境内四十年前有二、三十个大小不等的土堌堆，现在基本完整的还有三个。这些土堌堆形状虽不十分规则，但大体上都呈圆台状，高度一般在2—3米之间，台上面积一般在1000—6000平方米之间。其名称除“堌堆”外，还有“山”、“台”、“岗”、“丘”、“峰”等。关于这些土堌堆的来历及变迁情况，过去只是民间有些传说，如：文亭山是很早以前某天的五更自己长出来的，因为被一个早起拾粪的人惊了，所以没能长成大山；还有的说，这些堌堆是古代特筑的点将台或烽火台等等。这些传说，或属神话，或属猜想，当然都不能科学地解释堌堆起源的问题。本人自去年发现城湖汉代陶管井群和其他文物以来，对堌堆进行了一番考察和研究，并根据堌堆出土物和有关文献的零星记载，形成了关于堌堆来历及变迁情况的初步看法。今简述如下。
堌堆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原始先民为避洪水而筑的住台。到目前为止，其历史变迁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此观点也适用于鲁西南乃至整个黄泛区的绝大多数土堌堆）：
（1）新石器时期原始先民居住阶段
成武县地处鲁西南黄河冲积平原。新石器时期，成武所属的中原一带“洪水茫茫”（《诗·商颂·长发》），“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上》），“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史记·夏本纪》），“水浩洋而不息”（《淮南子·览冥训》）。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这一带的原始先民不得不筑台而居。原始先民为避洪水而筑的住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个土堌堆的起源。也就是说，这些堌堆不是自然高地，而是人工筑成；不是原始先民择自然高地而居，而是人工筑台而居。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一开始修筑的土台子远没有现在这么高，今天所看到的土堌堆是在第一次修筑后漫长的居住过程中逐步堆积而成的。这种堆积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台下地面在洪水泛滥过程中不断淤高，致使土台的相对高度降低；为适应这一情况，先民又多次从台下取土加高台子；二是由于台上简陋的房屋频繁翻修逐步堆积而使之增高。这两种方式的堆积至今仍在鄄城、东明等县的黄河滩区存在着。堌堆中出土的石斧、石刀、方格纹、篮纹陶片等物是该时期的物证。
（2）荒台埋入墓葬阶段
新石器末期，大禹治水的成功标志着先民对洪水的控制。其后，先民逐步由台上移居台下。关于此事，《史记》有明确记述：“九州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史记·夏本纪》）“下丘居土”，就是由台上移居台下。从先民全部居住台上到全部移居台下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其间有一个“部分住台上、部分住台下，台上逐步减少、台下逐步增多”的阶段，先民全部移居台下的时间大体在西周。春秋是被废弃的阶段。春秋时期，这些高台（不限于成武境内的）中的一部分曾多次被用作诸侯会盟或学人会文的地方。如公元前661前，“宋公、齐侯遇于梁丘”（《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51年，“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并“盟于葵丘”（《左传·僖公九年》）。“梁丘”即今成武东北的梁王庙堌堆；“葵丘”即今鄄城旧城西南五里的葵丘堌堆。成武旧县志中有孔子的学生曾子与“三冉”会文于文亭山的记载。到战国、秦汉时期，荒废了几百年的堌堆被埋入墓葬（此种现象与择高处而葬的观念有关）。文亭山、高堌堆等出土的战国、秦汉墓葬（其中有战国铜剑、铜爵、汉鼎等物）是该时期的物证（现在凡是基本完整的堌堆中仍有密度很大的秦汉墓葬）。
原认为，土堌堆仅是古墓群，现在看来此认识不全面，这些堌堆首先是原始先民的居住遗址，然后才变成了战国及秦汉的墓群；原认为，堌堆是为修坟培土而成，现在看来此认识不正确，堌堆不是为修坟培土而成，而是先有堌堆而后葬人。
（3）台上建庙阶段
台上建庙始于南北朝，发展于唐，盛行于明末清初。从墓葬停止到台上建庙也有一个荒废阶段，这个阶段大体从东汉后期至北魏。从情理上讲，不会头一年还葬着人第二年就在台上建起了庙，从停止葬人到建庙应该有一段时间；从实际情况看，东汉末年成武名人张寿（竹邑侯相，曾任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墓不是在文亭山中，而是在文亭山后附近。这说明，至迟到东汉末年就已在堌堆中停止了葬人（这里需说明的是，出土的铜鼎、铜剑、铜爵等殉葬物表明，堌堆中的葬者多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像张寿这样身份的人，如没有特殊原因，是完全有资格葬入文亭山中的。张寿未葬入堌堆中的原因主要是其中的墓葬密度太大，无法再葬了。张寿之所以不能葬堌堆中，也要葬堌堆附近，乃习惯使然）。就是在这个阶段——第二次变为荒丘的阶段，佛教传入中国，并在南北朝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它再次被利用：人们在台上建起了寺庙，鄄城县陈良乡义城寺遗址出土的北魏和北齐造像碑是其证明。成武旧县志有唐代曾在大台建院的记载，“院”也就是庙院。不久前，白浮图乡李河堌堆出土清初“观音阁”石匾一块；定陶县仿山有一块明代天启三年重修庙宇的石碑，说明明末清初台上修庙成风。由于中国是一个多神论的国家，所以台上的庙不光是佛教的寺庙，还有其他神庙，如玉皇庙等。台上的寺庙一直存在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有的台上的寺庙有前后三进院落，其规模之大，建筑物之宏伟，雕塑之精美，目睹者至今记忆犹新。台上庙的长期存在是堌堆中含有历代瓷片（文亭山、大台有唐宋青瓷片，小台、记河寺有青花瓷片）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使堌堆得以存在下来的主要原因。
（4）扒庙毁台阶段
此阶段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尚未结束。40年代扒庙，50年代初开始毁台，70年代疯狂地毁台。扒庙是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内容（反神权）而进行的；毁台主要是烧窑、积肥（堌堆土色黑而肥）和用土而造成的。现在有的堌堆已被夷为平地，如李河堌堆，春夏季节，除在原址长着青青的禾苗和偶尔看到几个古代陶片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痕迹；有的仅剩个小茬，如小台、高堌堆等；只有文亭山、大台和晏堌堆由于特殊原因（分别为建烈士纪念堂、建雷达和建学校）基本上得以保留。
前面已述，本文的基本观点也适用于鲁西南乃至整个黄泛区和世界各地的古文明发祥较早的江河泛滥区的绝大多数土堌堆。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是人不能生活在河中，那么这个“摇篮”具体在何处呢，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具体说就是黄泛区这一个个土堆堌，或者说，这一个个土堌堆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成武众多的土堌堆就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一部分。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历史上黄河长期泛滥，堌堆被淤埋得很深，所以至今没有一个堌堆被发掘到底。我认为，根据菏泽地区流行的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和文献资料（资料表明，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在今菏泽地区），将来在菏泽地区堌堆（包括成武的堌堆）的深部，有可能挖出对解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文化。
综上所述，成武县的堌堆和整个中原黄泛区的土堌堆一样，不是一般的土堌堆，而是含有丰富的古代遗物、有着重要考古价值的土堌堆。它们既是成武境内最早人类的居住遗址，又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遗址，还是南北朝以后历代的寺庙遗址；它们既是成武文明的发祥地、历史的源头，又是成武的一部无字志书和历史的见证。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它们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一部分。
关于成武县名的来历
郑超亮
关于成武县名的来历，史无记载。旧志中有关成武县名来历的传说，又都与汉高祖有关。过去不少地方文人也作诗著文，以传说当史实，大加渲染，影响颇深。其实，这种种传说是靠不住的：
第一，刘邦祀孔子于此“喜武功告成”，很难言之成理。旧志说：汉高祖过鲁祭祀孔子，驻跸文亭山，“喜武功之大成，遂设是邑，名曰成武。”刘邦武功告成的标志是“即位于汜水之阳”，或公元前202年于垓下打败项羽。而他祀孔却是公元前195年，就是说在他打败项羽后的第七年。这是封建帝王第一次祭孔，次年刘邦即病死。说这时刘邦才来为“武功告成”志喜，不是太牵强吗？
第二，秦时已有成武县。《史记》、《汉书》均有明确记载。秦二世三年二月，沛公、周勃、曹参曾“攻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就是说在刘邦还没称汉王的时候，就已经有成武，怎么会在十二年后刘邦又设“成武”来志喜呢？
第三，诸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以上传说外，旧县志《沿革》中还有刘邦“以武功告成改楚丘为成武”的说法，楚丘有二，一在今河南省滑县，一在今曹县境，均离成武较远，从来没有现在的成武曾属楚丘的记载。这一说很难成立。还有《曹南文献录》载，据冉贞琦于清康熙二十八年重修的《冉子世系谱》中说：“汉高祖自丰沛起兵灭秦，至吉旺里驻跸，练士卒于冉山南。天下既定，升吉旺里为城武县，改文丘为文亭山、为邑镇，改冉山为冉子堌。”这一说，无形中把上面诸说又推翻了。但此说也不见于史书。
以上关于成武县的“设”、“改”、“升”等说法的不一致，正说明这一些只不过是传说而已，是不能作为史实看待的。
第四，宋太平兴国八年，王禹偁任成武主簿时写了一篇《单州成武县行宫上梁文》，其中有“乡号汉泉，乃武帝东封之井”的记载，而旧县志载“汉泉乡”，却注为“缺考”。这说明历修县志均未见到王禹偁的这篇文章。汉武帝东封时，路经此地，喝了井水，后人命乡名为“汉泉乡”，以作纪念。这是史实还是传说，难于考证，而王禹偁却作了记载，但对刘邦驻跸文亭，喜设成武一事却只字未提。这大概不可能是疏漏吧？试想，王是巨野人，进士出身，来这里又当主簿，对成武的掌故决不会知之甚少。况且刘邦是汉朝开国皇帝，他给命了县名，在封建社会，这当是绝大的荣耀。因此，王禹偁也决不会拾起武帝，丢掉了高祖。由此，我们倒可以设想，恐怕在宋时，连刘邦喜设成武的传说也没有。
综上各点，可以说刘邦祀孔，驻跸文亭，“喜武功之大成，遂设是邑，名曰成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些传说是如何产生的呢？旧县志的“驻跸亭”下，作者有按：“高祖攻破东郡尉于城武，或后人思其功，立亭祀之。”看来这可能就是传说产生的原因。对县名的来历，只不过是一种附会而已。那么县名的来历究竟如何，只好有待于继续考证了。
楚丘与成武
卞文成
在古代的中原大地上，同时存在过两个楚丘。两楚丘都有载入史册的事件，由于同名的缘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就出现了张冠李戴，南北混淆。
一为戎地：《春秋》隐公七年（公元前716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执凡伯于楚丘以归。”由于“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因而，引起戎对凡伯的忌恨。所以，当王使凡伯聘鲁，返回周室道经楚丘时，戎拦截而击之，执之而归。显然，这楚丘是地界曹国与宋国之间的戎州己氏之邑。《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宋公以《桑林》之乐舞在楚丘宴享晋侯，当然是在宋都商丘以北，即戎执凡伯的楚丘。上述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楚丘，旧址在今曹县东南四十里，成武县西南七十里、商丘市北七十里的楚天集。汉代曾于此设己氏县，隋改为楚丘县（称南楚丘），直到明代并入曹县。
一为卫地：《左传》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这里的楚丘，作为卫都当在卫地，故地在今河南省滑县东。汉代为白马县地，隋置楚丘县（称北楚丘），由于两楚丘县并存，很短时间改为卫南县，至金并入白马县。
南北两楚丘沿革分明，其地相距三百余里，亦无半点牵连。然而，由于某些史书将两地发生之事混淆一起，不仅造成它们之间的混乱，而且把成武县牵扯进去。《汉书、地理志》载：“成武，有楚丘亭。齐桓所城，迁卫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阳。”这里，班氏将发生于卫地楚丘的事，记到了戎地楚丘，且系之于成武名下。对这一误载，清入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指出：“……卫文所徙之楚丘，在东郡濮阳县西白马县东……盖此志误也，程公说、顾炎武、顾祖禹、赵一清皆能辨之”。
有些人泥于此误而将卫地一些事件生拉成武。像明《兖州府志》在《沿革志》中记“城武县：周武王封庶弟于郜，在邑东南。春秋时为宋所取，隐公十年败宋师于菅、取郜，即此。亦为楚丘，《左传》隐公十年戎执凡伯于楚丘，齐桓公城楚丘以封卫文公者。……”不难看出，编者将两楚丘混而为一了。清道光庚寅《城武县志》，除沿袭以上误说之外，更有“改楚丘为成武”之说。卫地楚丘且不必说，戎地楚丘故址距成武七十余里，汉以来，该地由己氏县到楚丘县均与成武县并存，何来改楚丘为成武之说？更加荒唐的是竟把《诗经》中鄘风《定之方中》这篇颂美卫文公的诗也搬到成武来了。该志在《山川》中载有“堂沟”，并注：“堂，卫傍邑，沟其地也，县北四十里，诗云‘望楚与堂’即此。”毛诗传云，“虚，漕虚也；楚丘有堂邑”。郑笺云：“《春秋》闵公二年冬，狄人入卫，卫懿公及狄人战于荧泽而败。宋桓公迎卫之遗民渡河，立戴公以庐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鲁僖公二年，齐桓公城楚丘而封卫，于是文公立而建国焉”。《定之方中》内“升彼虚矣，以望楚丘。望楚与堂，景山与京”。大意说登上漕邑废虚，远望楚丘高地。瞻望楚丘和堂邑，大山高丘看仔细。反映了文公在营造宫室时，慎重地选择和观察地形，用心良苦。诗中的“楚丘”、“堂”均为近漕之地，同成武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城武县志》的编者还按图索骥，将城北四十里之古菏水道（今万福河）指为“堂沟”，并附会出“堂沟樵唱”，作为县内八景之一入志。因此，迷惑了不少人。
以上试将两楚丘加以澄清。虽然两地名已不复存在，然而，历史上发生于两楚丘的事件，史志仍将提及。但愿两地能泾渭分明，不再给后人制造麻烦。
第三章 考辨文选
关于成武何时建县的史籍记载摘录
成武究竟于何时置县？向来有两种说法，即秦置说与汉置说。二者孰是孰非，现在仍在讨论。持秦置说者多以《史记》记载为依据，持汉置说者多以唐朝以后史籍记载为依据。持秦置说者尚无法说明县名含意，持汉置说者则以旧县志载传说汉高祖驻跸文亭喜武功告成置成武为县名出典。持秦置说者说汉高祖祀孔驻跸文亭乃无稽之谈，持汉置说者说《史记》是以作者当时地名记秦时事件，乃司马迁之误笔。如此等等，难作定论。现在把我们能找到的书籍中的两种说法辑录起来，供关心这一工作的同志参考研究。
（一）秦置说
秦二世三年十月
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
汉·司马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卷十六，七七〇页
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
汉·司马迁《史记·曹相国世家》，卷五十四，二零二三页
攻东郡尉于成武，破之。击王离军，破之。
汉·司马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卷五十七，二零六六页
从攻围东郡守尉于成武，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
汉·司马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卷九十五，二六五一页
秦置属东郡。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以属山阳郡。
清·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卷二十五，十七页
春秋时郜地，后属宋。秦置成武县。
清·段长基《历代沿革表·山东曹州府》，卷中，五十七页
秦县。高帝破东郡尉于此，见《高帝纪》、《周勃传》。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地理志》，二六四五页
春秋时郜地，后属宋。秦置成武县。二世三年，沛公将周勃攻东郡尉于成武。又，曹参攻东郡尉军，攻破之于成武南。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一四三零页
秦置成武县。
《大清一统志·曹州府》，二页
按秦二世三年沛公将周勃攻东郡于成武。自是秦代县名。
《续山东考古录》卷之二十二
城武县，春秋时郜国地，后属宋。秦置成武县。……明，讹“成”曰“城”。
《山东省各县乡土调查录》（中华民国）卷二
秦置成武县。明以成武为城武。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六八七页
秦置成武县，明改“成”为“城”。
《辞海》合订本，中华书局中华民国三十七版，三二零页
秦置成武县，明改城武县，1958年复名成武县。
《辞海》（1979年版）三七八四页
秦设成武县，今为山东成武县。参阅《寰宇通志》七三兖州府成武县，《嘉庆一统志》一八一曹州府一。
《辞源》（1979年版）零六零三页
（二）汉置说
成武县，紧。西至州一百里，本汉旧县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二九三页
成武县，西北五十里，旧十五乡，今七乡。汉旧县。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之十四，十五页
汉旧县，属山阳郡。
明·陈循等修《寰宇通志》，卷七十三，二页
按图志，成武之名邑，乃汉高帝过鲁祀孔子驻跸于此，武功大成，因建是邑，号曰成武，后铸印者失其意而加土焉。
明·《重修县治记》（道光庚寅《城武县志》）。
成武汉时县，乃在兖西南。
明·归有光《登济城望成武》（道光庚寅《城武县志》）
成武县，故城即今县治。汉置县，属山阳郡。
《山东通志·疆域·古迹》，卷十六，九页
汉高祖曾经此地，喜武功之有成也，名为成武。嗣缘铸印传讹，亦遵时制，莫敢违矣。
《城武县志·二修序》（道光庚寅）
汉高祖过鲁祀孔子，驻跸文亭山，以武功告成，改楚丘为成武，属山阳郡。
《城武县志·沿革》（道光庚寅）
成武县，汉置，明改成为城。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三八六页（与同书687页“城武”条矛盾）
成武，今县名，汉置成武县，明改“成”为“城”。
《辞源》（民国二十年十八版）一五四页。
城武县……则今之治即汉县也。
清·徐继孺《曹南文献录》
汉高祖自丰沛起兵灭秦，至吉旺里驻跸，练士卒于冉山南。天下既定，升吉旺里为城武县。
清·徐继孺《曹南文献录》
此段文字为该书摘自《冉子世系谱》。对《冉子世系谱》，徐作按语说：“谱中所载，事迹多出史传之外。”“谱谓三贤为同父兄弟，又以冉季为雍，冉孺为求子，于古无征，故于三贤传不载，附著于此，以备一家掌故云。”
成武历史的源头
——成武众多土堌堆的来历及变迁
卢新文
成武县境内四十年前有二、三十个大小不等的土堌堆，现在基本完整的还有三个。这些土堌堆形状虽不十分规则，但大体上都呈圆台状，高度一般在2—3米之间，台上面积一般在1000—6000平方米之间。其名称除“堌堆”外，还有“山”、“台”、“岗”、“丘”、“峰”等。关于这些土堌堆的来历及变迁情况，过去只是民间有些传说，如：文亭山是很早以前某天的五更自己长出来的，因为被一个早起拾粪的人惊了，所以没能长成大山；还有的说，这些堌堆是古代特筑的点将台或烽火台等等。这些传说，或属神话，或属猜想，当然都不能科学地解释堌堆起源的问题。本人自去年发现城湖汉代陶管井群和其他文物以来，对堌堆进行了一番考察和研究，并根据堌堆出土物和有关文献的零星记载，形成了关于堌堆来历及变迁情况的初步看法。今简述如下。
堌堆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原始先民为避洪水而筑的住台。到目前为止，其历史变迁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此观点也适用于鲁西南乃至整个黄泛区的绝大多数土堌堆）：
（1）新石器时期原始先民居住阶段
成武县地处鲁西南黄河冲积平原。新石器时期，成武所属的中原一带“洪水茫茫”（《诗·商颂·长发》），“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上》），“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史记·夏本纪》），“水浩洋而不息”（《淮南子·览冥训》）。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这一带的原始先民不得不筑台而居。原始先民为避洪水而筑的住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个土堌堆的起源。也就是说，这些堌堆不是自然高地，而是人工筑成；不是原始先民择自然高地而居，而是人工筑台而居。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一开始修筑的土台子远没有现在这么高，今天所看到的土堌堆是在第一次修筑后漫长的居住过程中逐步堆积而成的。这种堆积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台下地面在洪水泛滥过程中不断淤高，致使土台的相对高度降低；为适应这一情况，先民又多次从台下取土加高台子；二是由于台上简陋的房屋频繁翻修逐步堆积而使之增高。这两种方式的堆积至今仍在鄄城、东明等县的黄河滩区存在着。堌堆中出土的石斧、石刀、方格纹、篮纹陶片等物是该时期的物证。
（2）荒台埋入墓葬阶段
新石器末期，大禹治水的成功标志着先民对洪水的控制。其后，先民逐步由台上移居台下。关于此事，《史记》有明确记述：“九州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史记·夏本纪》）“下丘居土”，就是由台上移居台下。从先民全部居住台上到全部移居台下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其间有一个“部分住台上、部分住台下，台上逐步减少、台下逐步增多”的阶段，先民全部移居台下的时间大体在西周。春秋是被废弃的阶段。春秋时期，这些高台（不限于成武境内的）中的一部分曾多次被用作诸侯会盟或学人会文的地方。如公元前661前，“宋公、齐侯遇于梁丘”（《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51年，“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并“盟于葵丘”（《左传·僖公九年》）。“梁丘”即今成武东北的梁王庙堌堆；“葵丘”即今鄄城旧城西南五里的葵丘堌堆。成武旧县志中有孔子的学生曾子与“三冉”会文于文亭山的记载。到战国、秦汉时期，荒废了几百年的堌堆被埋入墓葬（此种现象与择高处而葬的观念有关）。文亭山、高堌堆等出土的战国、秦汉墓葬（其中有战国铜剑、铜爵、汉鼎等物）是该时期的物证（现在凡是基本完整的堌堆中仍有密度很大的秦汉墓葬）。
原认为，土堌堆仅是古墓群，现在看来此认识不全面，这些堌堆首先是原始先民的居住遗址，然后才变成了战国及秦汉的墓群；原认为，堌堆是为修坟培土而成，现在看来此认识不正确，堌堆不是为修坟培土而成，而是先有堌堆而后葬人。
（3）台上建庙阶段
台上建庙始于南北朝，发展于唐，盛行于明末清初。从墓葬停止到台上建庙也有一个荒废阶段，这个阶段大体从东汉后期至北魏。从情理上讲，不会头一年还葬着人第二年就在台上建起了庙，从停止葬人到建庙应该有一段时间；从实际情况看，东汉末年成武名人张寿（竹邑侯相，曾任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墓不是在文亭山中，而是在文亭山后附近。这说明，至迟到东汉末年就已在堌堆中停止了葬人（这里需说明的是，出土的铜鼎、铜剑、铜爵等殉葬物表明，堌堆中的葬者多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像张寿这样身份的人，如没有特殊原因，是完全有资格葬入文亭山中的。张寿未葬入堌堆中的原因主要是其中的墓葬密度太大，无法再葬了。张寿之所以不能葬堌堆中，也要葬堌堆附近，乃习惯使然）。就是在这个阶段——第二次变为荒丘的阶段，佛教传入中国，并在南北朝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它再次被利用：人们在台上建起了寺庙，鄄城县陈良乡义城寺遗址出土的北魏和北齐造像碑是其证明。成武旧县志有唐代曾在大台建院的记载，“院”也就是庙院。不久前，白浮图乡李河堌堆出土清初“观音阁”石匾一块；定陶县仿山有一块明代天启三年重修庙宇的石碑，说明明末清初台上修庙成风。由于中国是一个多神论的国家，所以台上的庙不光是佛教的寺庙，还有其他神庙，如玉皇庙等。台上的寺庙一直存在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有的台上的寺庙有前后三进院落，其规模之大，建筑物之宏伟，雕塑之精美，目睹者至今记忆犹新。台上庙的长期存在是堌堆中含有历代瓷片（文亭山、大台有唐宋青瓷片，小台、记河寺有青花瓷片）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使堌堆得以存在下来的主要原因。
（4）扒庙毁台阶段
此阶段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尚未结束。40年代扒庙，50年代初开始毁台，70年代疯狂地毁台。扒庙是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内容（反神权）而进行的；毁台主要是烧窑、积肥（堌堆土色黑而肥）和用土而造成的。现在有的堌堆已被夷为平地，如李河堌堆，春夏季节，除在原址长着青青的禾苗和偶尔看到几个古代陶片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痕迹；有的仅剩个小茬，如小台、高堌堆等；只有文亭山、大台和晏堌堆由于特殊原因（分别为建烈士纪念堂、建雷达和建学校）基本上得以保留。
前面已述，本文的基本观点也适用于鲁西南乃至整个黄泛区和世界各地的古文明发祥较早的江河泛滥区的绝大多数土堌堆。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可是人不能生活在河中，那么这个“摇篮”具体在何处呢，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具体说就是黄泛区这一个个土堆堌，或者说，这一个个土堌堆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成武众多的土堌堆就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一部分。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历史上黄河长期泛滥，堌堆被淤埋得很深，所以至今没有一个堌堆被发掘到底。我认为，根据菏泽地区流行的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和文献资料（资料表明，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在今菏泽地区），将来在菏泽地区堌堆（包括成武的堌堆）的深部，有可能挖出对解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文化。
综上所述，成武县的堌堆和整个中原黄泛区的土堌堆一样，不是一般的土堌堆，而是含有丰富的古代遗物、有着重要考古价值的土堌堆。它们既是成武境内最早人类的居住遗址，又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遗址，还是南北朝以后历代的寺庙遗址；它们既是成武文明的发祥地、历史的源头，又是成武的一部无字志书和历史的见证。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它们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一部分。
关于成武县名的来历
郑超亮
关于成武县名的来历，史无记载。旧志中有关成武县名来历的传说，又都与汉高祖有关。过去不少地方文人也作诗著文，以传说当史实，大加渲染，影响颇深。其实，这种种传说是靠不住的：
第一，刘邦祀孔子于此“喜武功告成”，很难言之成理。旧志说：汉高祖过鲁祭祀孔子，驻跸文亭山，“喜武功之大成，遂设是邑，名曰成武。”刘邦武功告成的标志是“即位于汜水之阳”，或公元前202年于垓下打败项羽。而他祀孔却是公元前195年，就是说在他打败项羽后的第七年。这是封建帝王第一次祭孔，次年刘邦即病死。说这时刘邦才来为“武功告成”志喜，不是太牵强吗？
第二，秦时已有成武县。《史记》、《汉书》均有明确记载。秦二世三年二月，沛公、周勃、曹参曾“攻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就是说在刘邦还没称汉王的时候，就已经有成武，怎么会在十二年后刘邦又设“成武”来志喜呢？
第三，诸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以上传说外，旧县志《沿革》中还有刘邦“以武功告成改楚丘为成武”的说法，楚丘有二，一在今河南省滑县，一在今曹县境，均离成武较远，从来没有现在的成武曾属楚丘的记载。这一说很难成立。还有《曹南文献录》载，据冉贞琦于清康熙二十八年重修的《冉子世系谱》中说：“汉高祖自丰沛起兵灭秦，至吉旺里驻跸，练士卒于冉山南。天下既定，升吉旺里为城武县，改文丘为文亭山、为邑镇，改冉山为冉子堌。”这一说，无形中把上面诸说又推翻了。但此说也不见于史书。
以上关于成武县的“设”、“改”、“升”等说法的不一致，正说明这一些只不过是传说而已，是不能作为史实看待的。
第四，宋太平兴国八年，王禹偁任成武主簿时写了一篇《单州成武县行宫上梁文》，其中有“乡号汉泉，乃武帝东封之井”的记载，而旧县志载“汉泉乡”，却注为“缺考”。这说明历修县志均未见到王禹偁的这篇文章。汉武帝东封时，路经此地，喝了井水，后人命乡名为“汉泉乡”，以作纪念。这是史实还是传说，难于考证，而王禹偁却作了记载，但对刘邦驻跸文亭，喜设成武一事却只字未提。这大概不可能是疏漏吧？试想，王是巨野人，进士出身，来这里又当主簿，对成武的掌故决不会知之甚少。况且刘邦是汉朝开国皇帝，他给命了县名，在封建社会，这当是绝大的荣耀。因此，王禹偁也决不会拾起武帝，丢掉了高祖。由此，我们倒可以设想，恐怕在宋时，连刘邦喜设成武的传说也没有。
综上各点，可以说刘邦祀孔，驻跸文亭，“喜武功之大成，遂设是邑，名曰成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些传说是如何产生的呢？旧县志的“驻跸亭”下，作者有按：“高祖攻破东郡尉于城武，或后人思其功，立亭祀之。”看来这可能就是传说产生的原因。对县名的来历，只不过是一种附会而已。那么县名的来历究竟如何，只好有待于继续考证了。
楚丘与成武
卞文成
在古代的中原大地上，同时存在过两个楚丘。两楚丘都有载入史册的事件，由于同名的缘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就出现了张冠李戴，南北混淆。
一为戎地：《春秋》隐公七年（公元前716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执凡伯于楚丘以归。”由于“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因而，引起戎对凡伯的忌恨。所以，当王使凡伯聘鲁，返回周室道经楚丘时，戎拦截而击之，执之而归。显然，这楚丘是地界曹国与宋国之间的戎州己氏之邑。《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宋公以《桑林》之乐舞在楚丘宴享晋侯，当然是在宋都商丘以北，即戎执凡伯的楚丘。上述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楚丘，旧址在今曹县东南四十里，成武县西南七十里、商丘市北七十里的楚天集。汉代曾于此设己氏县，隋改为楚丘县（称南楚丘），直到明代并入曹县。
一为卫地：《左传》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这里的楚丘，作为卫都当在卫地，故地在今河南省滑县东。汉代为白马县地，隋置楚丘县（称北楚丘），由于两楚丘县并存，很短时间改为卫南县，至金并入白马县。
南北两楚丘沿革分明，其地相距三百余里，亦无半点牵连。然而，由于某些史书将两地发生之事混淆一起，不仅造成它们之间的混乱，而且把成武县牵扯进去。《汉书、地理志》载：“成武，有楚丘亭。齐桓所城，迁卫文公于此，子成公徙濮阳。”这里，班氏将发生于卫地楚丘的事，记到了戎地楚丘，且系之于成武名下。对这一误载，清入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指出：“……卫文所徙之楚丘，在东郡濮阳县西白马县东……盖此志误也，程公说、顾炎武、顾祖禹、赵一清皆能辨之”。
有些人泥于此误而将卫地一些事件生拉成武。像明《兖州府志》在《沿革志》中记“城武县：周武王封庶弟于郜，在邑东南。春秋时为宋所取，隐公十年败宋师于菅、取郜，即此。亦为楚丘，《左传》隐公十年戎执凡伯于楚丘，齐桓公城楚丘以封卫文公者。……”不难看出，编者将两楚丘混而为一了。清道光庚寅《城武县志》，除沿袭以上误说之外，更有“改楚丘为成武”之说。卫地楚丘且不必说，戎地楚丘故址距成武七十余里，汉以来，该地由己氏县到楚丘县均与成武县并存，何来改楚丘为成武之说？更加荒唐的是竟把《诗经》中鄘风《定之方中》这篇颂美卫文公的诗也搬到成武来了。该志在《山川》中载有“堂沟”，并注：“堂，卫傍邑，沟其地也，县北四十里，诗云‘望楚与堂’即此。”毛诗传云，“虚，漕虚也；楚丘有堂邑”。郑笺云：“《春秋》闵公二年冬，狄人入卫，卫懿公及狄人战于荧泽而败。宋桓公迎卫之遗民渡河，立戴公以庐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鲁僖公二年，齐桓公城楚丘而封卫，于是文公立而建国焉”。《定之方中》内“升彼虚矣，以望楚丘。望楚与堂，景山与京”。大意说登上漕邑废虚，远望楚丘高地。瞻望楚丘和堂邑，大山高丘看仔细。反映了文公在营造宫室时，慎重地选择和观察地形，用心良苦。诗中的“楚丘”、“堂”均为近漕之地，同成武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城武县志》的编者还按图索骥，将城北四十里之古菏水道（今万福河）指为“堂沟”，并附会出“堂沟樵唱”，作为县内八景之一入志。因此，迷惑了不少人。
以上试将两楚丘加以澄清。虽然两地名已不复存在，然而，历史上发生于两楚丘的事件，史志仍将提及。但愿两地能泾渭分明，不再给后人制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