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朱秀松
朱秀松（1901—1943），白浮图人。1938年金乡县沦陷，白浮图一带人心惶惶。土匪帮会，国民党地方部队，更趁火打劫。朱秀松目睹此种情况，义愤填膺。1940年初，他联络白浮图周围的群众，本着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的原则，提出“誓死抗日，不当亡国奴”的口号，组织起“民团”。三月，在白浮图北街关帝庙，召开了誓师大会，参加者150余人，有枪80余支。大会协议：对于大股敌人，抵抗不了就撤，小股敌人就打；对于日、伪、顽派粮、派款，概不接受；对于抗日的，我们都拥护；队员各住本村，不增加群众负担，不耽误本人生产。大会公举朱秀松为四乡（白浮图、防城、白洋、洛河）团总。其后，金乡县大贤乡也来人联络，实行联防。
白浮图四乡联防民团建立后，冀鲁豫边区政府五县联合办事处主任牛连文，曾派地下党员吴奉轩、吴江、朱丹凤等人不断前来联系，宣传抗日救国，使联防队员抗日情绪更加高涨。
1940年春，日军汽车两辆从白浮图经过，朱秀松即率领联防队员10余人在刘堂村后进行截击，与敌军周旋两个多小时，大长了队员士气。1942年春，驻金乡日伪军300余人，在鸡黍乡单海村抢粮。朱秀松闻讯率团丁70余人，在白庄埋伏截击，击毙日军10余人。同年3月26日，日伪军“扫荡”刘菜园一带，朱秀松率联防队员80余人在刘菜园村外埋伏，配合当地村民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计划，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1943年2月6日，日军由成武、单县出动步、骑兵300余人，分别沿金（乡）成（武）公路和洛河向白浮图合围。朱秀松闻讯后，即派副团总刘胜浦与八路军独立旅九团送信，随后召集联防队员20余人沿河洼低地南撤，伺机打击敌人。日本侵略军尾随，紧追不舍，经一阵激战之后，朱秀松见敌众我寡，难以致胜，便当机立断，向白浮图东南方向的郭庄撤退。此时，另一股日军从村南也已进至郭庄附近。联防队边打边向村里撤退，进入郭庄后，决意坚守待援。九点多钟，日军包围郭庄。朱秀松袒臂指挥，身先士卒，奋勇阻杀。战斗持续到中午，日军气急败坏，用重炮滥轰，打开一缺口，冲进村里。朱秀松除令一部分队员抢占东头墙院外，自领其他队员和群众与敌人进行巷战。后因力量悬殊，难以支持，他便带领队员向村西南突围，冲锋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战斗虽然失去了指挥员，但在朱秀松精神鼓舞下，队员依然坚持战斗，一直打到傍晚，鬼子终未攻破村东头队员扼守的楼房。这时副团总刘胜浦引八路军驰援部队进入战斗，日军仓惶逃窜。
战斗结束后，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派员携带款项，对朱秀松等牺牲的70余人家属进行慰问抚恤，表彰了死难者为国杀敌的牺牲精神。
祝友韩
祝友韩（1901—1963），字继彭，苟村集乡祝楼村人。出身于岐黄世家，1928年始承父志而业医，先后座堂于苟村集、郜鼎集和党集等地药铺。后自开药铺，名“济世堂”。1950年全县中医考试，他名列榜首。1955年任教于成武、单县合办的中医进修班。同年参加县医院中医科工作，任中医师。1956年，在省中医研究所，一边从事中医学院临床教学，一边参与《黄帝内经白话解》一书的编写。同时，他还独立完成了《伤寒论语释》和《治疗心得》两本书稿。1957年回县医院中医科工作，并兼任中医进修班教师。
祝友韩重视医学基础，笃嗜医学经典，尤得《黄帝内经》和《伤寒论》精要。在他所写《伤寒论语释》书稿中，综合各家的研究资料，结合自己的见解，不仅逐条作出语释，且还加有方解。最为可贵的是，他研究医学经典，不拘泥于古人。在《六气论》一文中，他通过阐述“温、热、凉、寒为四气之正，风、暑、燥、湿为四气之变”，一反古人“运气学说”所立名的“秋燥谈”，提出“凉为秋天之正气，而燥则是秋天之变气”之说。在《周易简读》一文中他提出了《内经》本源于《周易》，探讨了《周易》在我国医学发展中所起的理论作用。这在现代医林中，也还是不多见的。
祝友韩医术精湛，擅长内科、妇科，重视时病。他不但善用经方、时方，而且不断总结临床经验，自拟新方。对治疗臌症、消渴、石淋、子宫脱垂等病，有独到见地，多收奇效。
祝友韩行医重视总结经验教训，以减少失误。他认为行医误诊是经常可能发生的，但必须极力避免。因此，在临床实践中，他提出五戒：“一戒医者责任心不强，马虎从事，草菅人命。二戒学医不精，胸中无术。三戒四诊不能合参，只看表面现象。四戒辨病不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五戒假真不辨，误入歧途。”堪为医者之圭臬。
祝友韩行医四十年，以术济人，以德昭人。他常以孙思邈自勉，视“人命重如千斤”。他崇尚明代龚信，以其“不炫虚名，惟期博济”为座右铭，做到行医不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从不冷语伤人。为减轻病人经济负担，他常亲携子侄往田间采药，对穷苦人多有施舍。他常说黄金有价药无价，是对为富不仁而言。对穷苦善良之家，当以救命为先，岂能计其功、谋其利哉！”因之，颇受人们尊敬。
祝友韩还倡导中西医结合。他认为，单以脉论症，是不全面的。西医叩听乃中医所不备，中医应取而兼之。
1958年，祝友韩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时，他虽身遭逆境，但仍不颓丧，在强迫劳动之余，又写出了《成武县中草药》、《土单验方集》、《脑后真言》和《脉论》等文稿。1963年患食道癌病故。1978年恢复名誉。
徐鹏翥
徐鹏翥（1902—1976），后改名徐志辉，字云轩。山东省成武县城东门里人。八岁开始读私塾，1915年入县高等小学读书，17岁考入山东省立六中。
1922年夏，徐鹏翥六中毕业，考入山东省林斋（农林专科学校）。1923年秋，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该校社会系主任是中共“三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李汉俊、施存统、张太雷、杨贤江等都曾在该系任教。李大钊也常来该系授课。徐鹏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4年2月，经教授施存统（当时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和同学薛卓汉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徐鹏翥在上海大学，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参加了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在示威游行中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顾正红报仇”等口号，奋不顾身地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向群众作慷慨激昂的演说，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他与同学们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英国巡捕用高压水龙头对游行队伍扫射，水浸透了他们的衣服。他们赤手空拳同荷枪实弹挥着警棍的巡捕展开搏斗，并高呼“要关一起关，我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
“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被帝国主义强行关闭。徐鹏翥被派往济南，与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取得了联系。是年秋，山东省委负责组织工作的丁君羊和吴芳，派他和正在济南矿专求学的共青团员刘继忠（字正甫，成武人，徐鹏翥原六中的同学）到鲁西作青运工作。他们住在母校——省立六中，通过同学同乡关系，很快把田位东、许保琦、孔庆嘉等一大批进步学生团结在周围。他们一面积极宣传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一面从青年中发现有斗争觉悟的先进分子，秘密吸收他们入团。仅一年多的时间，在六中就先后发展了菏泽的田位东，定陶的李宪肃、许保琦，曹县的孔庆嘉，成武的张志铭、徐长庆等30多名青年加入共青团。为这一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6年11月，省委决定让他去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吴芳给他送来了介绍信，并告诉他找陈潭秋、许白昊、刘少奇交组织关系。他在汉口找到了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刘少奇安排他住在武昌大学，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帮助刘少奇抄写文件，从事工会工作。1927年春，徐鹏翥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编到第三大队七中队为入伍生。3月中旬，由该校总政治教官恽代英主持，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7年，“4·12”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反革命武装围攻武汉时，军政学校进步学生编成中央独立师，五月打垮了夏斗寅师，六月击退了川军杨森部。徐鹏翥在该师亲身经历了革命战火。
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8月，徐鹏翥等转到武昌斗级营旅社。在此期间，聆听了周恩来在汉口总商会召集军政学校学生时的讲话。此时，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邓恩铭提出，带鲁籍党团员回山东开展工作，贯彻7月27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精神。恽代英向徐鹏翥、刘仰月等鲁籍的同志交待了随山东省委返回鲁西发展地下党组织的任务。丁君羊，赵鲁玉（邓恩铭的爱人）在山东省委驻武汉办事处接见了徐鹏翥等人，向他们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五大”精神，布置返回山东的任务，并给每人发了路费。徐鹏翥和日照的安哲、德州的李益棠、聊城的张乾民、巨野的刘仰月、曹县的丁培之、郑尔拙、东昌的王寅生等同学，接受任务后，在武汉齐鲁公所集结，组成农运工作组，分水旱两路潜赴山东各地。
徐鹏翥带领刘仰月、李益棠、丁培之等离开武汉，途经开封时，他们决定：各自先回家，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而后到曹州省立六中集合。同年秋，徐鹏翥、刘仰月等六人从各县汇集曹州，与曹州坚持工作的共青团员田位东接上了关系。他们常在城内奎星楼街路西刘仰月住处、城南三李庄田位东住处和宋隅首街路南宋宝贞住处等地开秘密会议，汇集情况，研究工作。不久，经徐鹏翥、刘仰月介绍，郑尔拙、李道一先后转为中共党员。10月初，他们在刘仰月住处召开会议，正式建立了中共曹州支部。徐鹏翥为支部书记。刘仰月、郑尔拙为支部委员，党员十余名。在第一次支部会议上，商定了活动计划，并决定，为了方便工作，党员各自回本县发展组织。他回成武后发展了刘继忠、徐长庆入党。
10月中旬，党支部在田位东家里召开了党团员会议，与会同志分别汇报了各自在本县的活动情况。徐鹏翥谈道，时曹州一带是荒年，加之张宗昌、冯玉祥战争的破坏，群众生活很苦。要求党团员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深入农村，宣传党的主张，唤醒民众，引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但为便于活动，他建议农会先不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号，以“饥民团”的名义出现为好。参加会的同志同意他的意见。最后，支部决定同志们仍各回本县按照会议精神，积极开展工作。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央山东省委委员王寅生受省委派遣来曹州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徐鹏翥向他汇报了工作，王寅生对曹州支部的活动表示满意。
1928年1月中旬至2月，中共曹州支部为了与山东省委取得联系，曾先后两次派田位东去济南。但由于济南形势紧张，没能找到组织，于是和省委失去了联系。更严重的是这时一批国民党反动分子，在曹州、曹县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党部；国民党中央华北特派员王乐平，从开封派特务李澄芝到曹州，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曹州支部遭到破坏。阴历正月二十六日夜，成武县国民党党部的特务闯进徐鹏翥家，围搜四小时之久，逮捕了他的大哥徐鹏举。徐鹏翥因早有防备，躲于邻居邵文信家而幸免于难。
形势急剧恶化，在白色恐怖下，徐鹏翥和刘仰月、丁培之先后去西北，利用军校同学关系，潜伏于孙连仲部，积极寻找党组织。1929年冬，孙连仲率部由甘肃开赴河南，徐鹏翥留兰州，在国民党军雷中田部任上尉参谋。刘仰月、丁培之中途留在西安。1930年杨虎城率部入陕。1931年春，徐鹏翥在该部三十八军补充第二旅任少校参谋。中共地下党员张鸿绪和王杰为上尉参谋。是年夏，部队开往平凉驻防。上级派崔清如到该部领导地下党的工作。1932年春，又调换惠彦龙到平凉指导党的工作。于是，在三十八军补充二旅中有了地下党组织。经张鸿绪、王杰两同志证明，徐鹏翥的组织关系予以恢复。
1933年春，国民党邓宝珊的特务营由陕返甘，平凉驻军中共地下党组织奉陕西省委指示，拟在平凉西嵩店策动兵变，后因计划不周未全实现，只截获手枪十余支，套筒枪二十一支，子弹四、五千发。对所获枪弹，徐鹏翥、张鸿绪和王杰三人，利用“参谋”身份积极设法转到邠州，由徐鹏翥亲自交给了红二十六军刘志丹部，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但事后不久，徐鹏翥和王杰受嫌疑被平凉警备司令杨子衡下令逮捕，虽经敌人百般拷问，他们忠于党，坚守机密。因敌人没抓到真凭实据，又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及张鸿绪监外打点周旋。两个多月后他们被释放。但依国民党军法判决，将他们撤职后驱离平凉回原籍。
他们二人离开平凉后都没回原籍。是年秋到了西安，分别住在刘仰月、丁培之家，并利用拉关系找工作之名，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1934年春，徐鹏翥利用军校学生名义，由刘仰月和朋友许清岐介绍入国民党陕西省公安局工作。局长魏炳文命他在五岳庙训练卫生警生。后派他当卫生警察队长。王杰因体弱多病回渭南老家，他离开之前，把徐鹏翥的组织关系向陕西省委孙作宾作了报告，至1938年，徐鹏翥与孙作宾一直保持单线联系。
1935年初，国民党派马志超接替魏炳文的公安局长职务。徐鹏翥得悉马志超要建立“复兴社”特务组织，便给孙作宾做了汇报。得到命他打进去的指示后，他通过黄埔一期学生傅秉三的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常将获取的情报向孙作宾报告。有一次，他获悉杜洪范被列入共产党嫌疑分子即将遭逮捕，及时通知杜洪范离开了西安。事后他被侦知泄密而遭到监视，开会不再通知他参加，不久又撤掉了他的职务。
徐鹏翥在公安局任职期间，曾利用与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王敬轩（成武同乡和曹州六中同学）的关系，经孙作宾同意，加入“C、C”（国民党特务组织），窃取情报。在此期间，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清如在他家隐蔽几个月，他利用与王敬轩的关系保障了崔的安全。
他被撤职后，联络被马志超排挤掉的黄埔军校的同学二、三十人，大闹了公安局，使马志超十分狼狈。最后闹到省府主席邵力子处才告平息。事后，马志超对他更加痛恨，把他从“复兴社”除了名。西安事变前夕，马志超又获悉他被驱逐出平凉的旧案，即将对他下毒手。徐鹏翥在西安不易存身了，经请示同意后，便到济南堂兄徐图南处暂避。后又在爱人王玲秋教书处——邹平县王五庄小学住了三个多月。1937年春，他携同爱人王玲秋回西安，住在东关中和巷邹家院内。在这里和孙作宾多次进行联系，坚持进行革命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他决心到抗日前线去。于是通过军校老校友胥子均，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拜见了叶剑英，要求去延安。叶剑英指示说：“中央正派延安同志到敌后打游击，你去延安还得派出来。你搞过军运工作，应重返原岗位。只要坚决抗日，在哪里都一样工作。”叶剑英的恳切教导对他启发很大，他放弃去延安的打算，仍致力于军运和策反工作。
1938年4月，他由国民党三十八军参谋处长刘卓如（原补充二旅参谋长）介绍给十七师师长赵青山（新中国建立后任青海省长）、副师长陈式玉（新中国建立后任西安市市长），被任命为该师一〇一团少校团副。这时孙作宾将他的组织关系转交给该师师部参谋蒙定均（新中国建立后任甘肃省委统战部长）。1939年夏，他的组织关系由一〇一团转给陕西省委汪锋。同年冬，一〇一团开赴中条山抗日前线，汪锋把他的组织关系转给省委联络员杨信。
1942年，国民党三十八军在河南广武驻防时，全军官佐集体加入国民党，否则将有“异党”嫌疑。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党在一〇一团和九十七团的干部于西王村集体参加国民党。徐鹏翥本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对于此举，可谓又涂了一层保护颜色。1943年春，他奉调至陕西凤（翔）邠（县）师管区任补充团二营营长，不久又调为副员。1944年夏，又被调任补充一团团副，驻在凤翔。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编余遣散回到西安，又找到白云生（新中国建立后任西安市卫生局局长），请白找杨信帮助去延安。不久，杨信到徐鹏翥家说，“组织上意见，你去延安不如回鲁西老家好工作。你的组织关系等你到老家有了可靠的地点，来信给你转去。”还谈了返乡的具体问题。
徐鹏翥听从杨信的安排，于1946年11月携眷离开西安。行至开封时，敌人已将进入鲁西解放区的交通线封锁了。这时偶遇国民党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李维民，由李介绍他去连云港运输司令部当总务科长，从事遣送日俘日侨工作。1947年底，他随运输司令部抵徐州，成了编余人员，由徐州回到山东成武老家。
到家后，县城尚处于战争拉锯局面，他找到第一区中共党的负责人张奉提和区长牛荫朋，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张奉提表示：徐鹏翥应从速与西安方面通信转关系。在未转关系前，一面与王玲秋筹办城关完小，一面帮着街长梁正修搞土改。1948年4月初，土改完毕，小学很快就开课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多次给西安杨信等写信，但总无回音。
1948年秋，国民党七十军突袭占领成武县城，全城遭到了报复性的迫害，反攻倒算，极其残酷。徐鹏翥在县城里处境险恶。和他一起办小学的堂妹徐鹏侠被国民党县政府抓去，说她是共产党。徐鹏翥通过与敌七十军军长高吉仁（黄埔军校四期学生）校友的关系，请高说情，才将徐鹏侠释放了。为此，国民党县府对徐鹏翥更加痛恨。不几天，幼年好友张鸿雁来送信，说县里要逮捕他。于是徐鹏翥和王玲秋商量重返西安，第二天离成武抵归德火车站。
在归德，因西线战火正浓，解放军已开始全面反攻，往郑州、洛阳方面的铁路中断。徐鹏翥一家四口流落异乡，处境困难。在此情况下又通过国民党七十军高吉仁陕西乡党的关系，随国民党七十军护送的眷属去江南当涂县暂住。淮海战役后，该军全被歼灭。1949年3月，在当涂的国民党全部眷属转到苏州，不久又转到赣州潭口镇，后到了衡山。1949年6月衡山解放，徐鹏翥去县人民政府领了返原籍证，全家又回到成武。
1950年，他重新当了小学教员，在本县李胡同任教导主任。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给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期间，他不断给西安方面写信联系，寻找组织关系。他从报上看到了他的入团介绍人施存统的名字，就将他的材料，通过中共成武县城关区委的祝清源和县委宣传部长张奉提转至北京。
1952年秋，他到了西安。由汪锋介绍，他先被安排在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任总务科长；后调任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陕西省统战部办公室主任。1966年因年老多病退休。
徐鹏翥晚年多次住院治疗，医治无效，于1979年2月1日在西安逝世。
刘儒林
刘儒林（1902—1980），成武县成武镇刘桥村人。学生出身，1926年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直鲁豫皖军事特派员、独立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参谋长。1929年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秘书、新野县县长。1930年后，又在国民党军队任职。1942年夏，他来成武县接替时耀凯任国民党县长兼保安团团长，主张抗日。县城已沦陷，他带领手下人员，在郜鼎集、苟村集一带活动。时值青纱帐起，一次他侦得城里少量日军带领伪军将于某时到苟村集一带设立据点，便预先布下埋伏。等两名日本骑兵在汉奸队的簇拥下进入包围圈后，伏兵四起，冲散了汉奸队，两名日本兵仓惶弃马窜入青纱帐逃走。此役刘儒林获日本马两匹，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是年冬，刘儒林还曾亲率十余名精干人员，化装成老百姓，袭击了日本在常桥设立的伪军据点，获得部分弹药。
不久，刘儒林又回国民党军队任职。在国民党军队中，他先后历任团长、政训处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等职务。1949年1月，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傅作义将军毅然在北平起义，为我国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起义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七军第二副军长、炮兵副军长等职。1950年，刘儒林参加了抗美援朝反侵略战争，并在朝鲜金城粉碎美军秋季攻势的阻击战中，立下了新功。1955年元月，刘儒林从部队转业至安徽，先后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省参事室副主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和第五届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安徽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儒林转业到地方工作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从事民主党派工作，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安徽省领导小组组长，为团结广大爱国人士，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他拥护共产党，勤于学习，平时对自已要求很严，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始终关心祖国统一，就是在病重住院期间，他还非常怀念在台湾的故旧，期望国家早日统一。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他教育家属子女，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1980年4月4日，刘儒林因肺癌于合肥病逝。
袁实轩
袁实轩（1902—1942），字厚朴，成武县今孙庙乡袁庄人。出生于地主家庭。幼时读私塾，入单县会馆学堂学习，后考入济南正谊中学。1926年毕业于济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期间，笃信三民主义，参加国民党。于单县民众教育馆任职期间，推行民主改革，提倡剪发放足。1930年任单县六区区长时，曾开挖河道，聚资修桥。1935年后，参与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七·七事变”后，曾以上校大队长衔留守菏泽，派员与范筑先将军达成联防协议，后因刘汝明破坏联防而愤然还乡。
袁实轩回乡后即组织了民众自卫团。1939年初，接触八路军，并为之提供了印刷、宣传工具，介绍了人文地理情况，从而坚定了抗日决心。袁实轩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动员曾是其部下和朋友的周鹤村（后沦为汉奸）一举拔掉侯楼日本侵略军据点，消灭侵略者21名。战斗中袁实轩亲率自卫团负责阻击打援。
驻扎曹县单县成武三县边境的鲁西行署孙良诚部与朱世勤部有磨擦，处对立状态。在拔掉侯楼日军据点后，日寇更加疯狂“扫荡”，孙良诚便向汉奸张岚峰妥协，并有消灭朱世勤部的协议。这时朱世勤正驻扎曹县青堌集一带，被迫移防。东去必与共产党争战，北去有民团武装不相让。其部下如段海洲、常三等均有攻打民团，直捣羊山的叫嚣。袁实轩闻讯，亲到朱世勤处协商，于饭桌前献三策：第一，国难当头，要信守统一战线，不可东去与八路军起衅端；第二，要多树友，少树敌，不可硬攻民团，遭到民众反对；第三，以民族气节为重，不能当民族败类，屈膝投降。朱世勤听从劝告，请袁实轩出面向民团协商，朱部在整顿军纪的前提下，移驻潘庄。
1942年5月4日，朱世勤召集会议，外围部队头子时锡九、周鹤村、常三、段海洲带卫兵参加，袁实轩也列席会议。会议还没开始，潘庄北4里郭桥口出现日本侵略军汽车，情况紧急。八路军本已通知朱部，有日寇“扫荡”的情报，但未引起重视。这时，朱世勤决心抵抗，守卫潘庄。袁实轩表示生死与共。其余时锡九等均以外出调兵打援为名，带警卫窜出潘庄。
战斗打响，日寇先以大炮轰击潘庄北、西两面，欲迫朱部外撤，乘机追歼。朱部坚守不撤，激战到中午，敌人施放烟幕弹和毒气弹，潘庄西门在反复争夺后失陷，朱部伤亡惨重。日本侵略军进寨后，展开激烈巷战，逐渐移到庄东部，朱世勤决计向东南方向突围。袁实轩命令卫兵誓死不当俘虏。他在离寨壕百余米处腿部中弹，卫兵抢救皆被敌人杀死，袁实轩子弹打尽，在肉搏中遭刺咽喉，壮烈牺牲。
李方合
李方合（1903—1961），桃花寺乡李村人。1927年起，他先后在南鲁集乡大王庄和桃花寺乡的史楼教小学。1932年，由地方推举，他当了志公乡乡长。其间，他仍然重视教育。经他操心办起了李庄、盛海、大碾集三处小学，自己出钱建设了史楼小学。他亲自主持给该乡的阎庄、李庄、史楼、盛海、桃花寺、李村、大碾集等七处小学做了新桌凳，买了铜质手摇铃，并添置了大挂钟，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在办学建校中，李方合廉洁奉公，节约用钱，深得群众敬佩。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笔题写“热心教育”匾嘉奖。地方人士也给他挂了“功在桑梓”的匾额。
1938年初，李方合辞去乡长职务，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原有的学校都停办了。李方合在自家的柴火院里办起了一所小学。他常对学生说：“国家不办学校不行，人不上学不行。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在他教育下，学生学习情绪高昂，学生也越来越多。
抗日战争时期，李方合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为党做了很多好事。他通过上层人物的关系，获取了日伪活动的情报，及时送给抗日政府，使抗日政府能主动地采取对策。有一次他听说敌人要在梁王庙设“据点”，马上将消息告知抗日政府。区长何千里连夜领人把梁王庙扒掉，使敌人的计划落空。后来敌人在史楼安了碉堡。五县联办主任牛连文，县长王绍一，区长何千里和周子久、朱广寺等，都很信任李方合，曾在他家隐蔽过。1943年，李方合将看家用的两支步枪、一支匣枪和部分子弹，交给了何区长。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进行“大合击”，他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解放军“三所”（后方医院）六名伤员安全转移到地洞里。为此他遭到敌人痛打。后来，他又不顾个人安危，去县城国民党政府作保，使被抓走的本村农会会员安全出狱。
土改时，他拥护党的政策，主动拿出多余的土地交给群众。
1952年，李方合被平原省人民政府誉为“开明士绅”。同年任县人民政府委员。1961年因病去世。
牛荫奎
牛荫奎（1905—1944），又名牛聚五，出生在成武县汶上集镇牛双楼村，自幼上学，毕业于曹州六中。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联络员，巨野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长，成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等职。1944年12月不幸病逝于河南省林县孔峪。
牛荫奎在曹州六中学习期间，经常和一些进步同学阅读革命书籍，探索革命道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牛荫奎经常在本村和附近村庄宣传抗日政策，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他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活动在牛双楼、大田集一带，走乡串户，宣传讲解革命道理，发展抗日力量，为建设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牛荫奎在巨野县任财政科长时，工作认真，成绩显著，生活艰苦，待人诚恳。1942年正是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的时候，牛荫奎受党的委派来成武任县长，组织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保存了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庄开会，晚上住在那里，由于坏分子告密，敌人包围了该村。他带领同志，依靠群众的掩护，巧妙地摆脱了敌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1944年，牛荫奎按照组织安排，到河南省林县孔峪学习。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等文章。由于积极工作，认真学习，积劳成疾。他在患有重病的情况下，仍然废寝忘食地坚持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杨霖
杨霖（1907—1966.8.2），原名青云，别名振亭，汉族，男，成武县苟村集乡冯庄人。1931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嗣后在天津扶轮中学任英文教员。1934年至1937年，分别在山东惠民和平原乡村师范任地理教员。1938年2月去陕北，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务科长，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教务处长，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保卫科长，联防军政治部保卫部科长，东北军区第四野战军后勤政治部保卫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长，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石油工业国家监察局局长，西安石油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杨霖13岁考入菏泽省立六中。他聪慧好学，成绩优异，特别是英文，每次考试都是满分。中学时期他读了鲁迅的《彷徨》、《呐喊》及其所译《出了象牙之塔》等著作，开始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美满的社会。”在他考入北大的第一年，发生了李大钊等27人被反动派绞杀事件，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升入本科后，他阅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他后来投奔陕北参加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4年，天津扶轮中学发生学潮，由于他积极支持学生反抗压迫言论自由的运动，他同十五名师生被学校当局撤职开除。在山东平原任教时，“七·七事变”爆发，他即带领学生去鲁南作宣传抗日工作，并开始计划去陕北。
1943年下半年，他被调到延安青年剧院领导整风。1946年随肖向荣到达哈尔滨。1948年参加了锦州、辽沈战役，为了保证军火工厂、军火仓库以及粮食、被服的安全，他不辞辛苦，跑遍东北三省，亲自深入厂、库检查工作。在朝鲜战场上，他虽已患疾病，但仍顽强地领导了板门店谈判过程中的繁重的保卫工作，直到停战后仍坚持完成了情报分析报告才返回祖国。1955年，他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1958年调至西安筹建石油学院。他团结师生员工共同创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培养了一批石油技术人才。1966年8月2日，他因病猝逝于卧室中。
程九柯
程九柯（1911一1974），原名程日汇，字百川，成武县程堂村人。幼时即性情开朗，勤奋好学，不拘束于家庭封建礼教。1937年前就读于济南师范，受共产党人影响，思想境界渐高。面对日寇入侵，国民党丧权辱国和沦陷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程九柯常常感慨万端，切望报效国家。每当假日返里，他就以尚武精神教育子侄，用竹竿代标枪，用瓦块代铁饼，练习投掷、刺杀，并讲述东北沦陷、人民遭受摧残的苦难，激励后代。
1937年济南师范毕业后，程九柯任教于金乡县某乡农学校。这时他和中共湖西地区地下党组织有接触，受到了党的教育。时值“七·七事变”之后，他深感抗日救亡刻不容缓，便决心投笔从戎，走向抗日前线。1937年底，经地下党组织介绍，毅然奔赴延安。行前，他向家人告别，并晓以大义：国破家亡，忠孝难全，今去延安，不驱逐日寇，誓不还家，也不通信，望勿悬念。
一同去延安的共五人，一人半路折回，另二人转去重庆（后亦辗转到延安），程九柯与李兴广毫不动摇，爬山涉水，顶风冒雪，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延安。他先后入“陕公”、“抗大”和党校学习。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党中央派遣程九柯在内的一批人员去新疆工作。他先后任阿克苏、莎车等县税务局副局长和阿克苏财政局副局长。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投蒋反共，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蔑共产党。程九柯和他妻子周健，年龄尚幼的儿子源华以及其他在新疆工作的人员，被软禁起来，1943年4月正式逮捕入狱。不久，周健又在狱中生下女儿源敏。后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惨遭杀害，程九柯等大多数同志在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领导下，于狱中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渡过了四年铁窗生活。
在狱中，程九柯立场坚定，不为利诱，不畏毒刑，积极参加牢狱党组织领导的历次斗争。在三次绝食斗争中，他最坚决、最活跃，因此被敌人打的次数也最多。有一次，看守长程吉祥带领几个打手把他的大衣扒掉，按在地上，用皮鞭和棍棒毒打，要其投降。他大声说：“要脑袋拿去，要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不可能！”1945年底，敌人审讯他时，先给他看一份《新疆日报》上刊登的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八路军活捉马法五的消息，然后诬蔑八路军破坏团结等等。他马上义正辞严地驳斥：“这是国民党军队先向解放区进攻，我们是自卫！”并且趁机提出：“我们抗日没有罪，应该无罪释放！”敌人理屈辞穷，只得赶快收场。1946年初，国民党新疆省户政科长王化新又向他策反，说：“将来如果释放你，你决定留在新疆还是回延安？”他坚定地回答：“我是延安来的，我坚决回延安去，决不留在新疆！”王化新只好悻悻而去。
在党的教育和程九柯的影响下，他的妻子周健也表现得非常坚定，经受了利诱和刑讯的考验，毫不动摇。国民党新疆省警务处在一份报告中说：“似共产党人周健，受毒已深，不愿与共党脱离关系。”其实，这时的周健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她是在回到延安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程九柯和其他共产党人，在新疆监狱中同敌人斗争了四年，直到1946年冬，周恩来副主席根据《双十协定》关于释放政治犯的规定，当面向将要出任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提出，要他到任后释放这批人员，张治中实践了诺言，程九柯等被捕人员才得以获释。当他们回延安时，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曾出郭相迎。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当一一握手时，并说：“好同志！”
回到延安后，程九柯先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秘书，陕北军工局秘书，冀鲁豫边区九地委组织干事，平原省委组织部秘书、办公室主任等职务；1953年2月，调北京航空学院工作，先后任二部、三部副主任，干部处处长，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程九柯受到严重迫害，被“四人帮”诬为“新疆叛徒集团”成员，受尽非刑，致使身患重病，不幸于1974年含冤去世。其妻周健也于程九柯去世前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9月，党中央正式为“新疆叛徒集团”假案平反，程九柯革命的一生得到正确评价。
贾玉春
贾玉春（1912—1948），金乡县徐楼村人，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
贾玉春自幼务农，家中很穷，十几岁就跟随父亲卖豆腐、刮旱烟等，苦度时光。1939年参加革命，在金乡县一区当办事员。1942年他投奔当七路团长的本村人李义廷，来成武以当七路小队长为掩护做秘密侦察工作，为人民武装搞了不少枪支和情报。
1945年日本投降后，贾玉春经成武县人民政府组织部长李雨村介绍，到县公安局做敌后秘密侦察工作。解放军攻打成武县城时，由于他准确地提供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避免了重大伤亡，使战斗很快取得了胜利。1947年县城解放后，这里形成了拉锯局面，贾玉春以卖豆腐为掩护，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8年秋，贾玉春到成武县城北胡楼村执行任务，与国民党新五军扫荡部队骑兵连遭遇。他边打边撤，撤到胡楼村南一秫秸庵内向敌人还击，终因弹尽被俘。敌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带到天宫庙，几经严刑拷打，但他严守党的秘密，只字不吐。敌人将他押到天宫庙南门外枪决。临刑前，他命令匪徒：“别慌，等我喊一、二后再打！”随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袁舒
袁舒（1910.2—1965.12），亦名日维，男，汉族，长清县平安店镇袁庄人。1927年考入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作为山东省代表，与北京学生共赴南京请愿。1934年毕业后，在长清许寺完小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停办。袁舒与教育界同仁，以张耀南为首，于东关完小举行暴动，组建了抗日自卫团。11月，队伍拉到大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春，接受共产党领导，与泰西游击队合并。1939年袁舒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9月出任张秋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抗战期间，日伪军将他家中房屋烧毁，田地没收；全家被迫隐匿四乡。
解放战争时期，袁舒先后担任东平县长、中共冀鲁豫七地委办公室主任、七专署民政局长等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坚决贯彻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指示，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发展生产，支援前线。1947年曾两次带领两千余担架支援金嘉鱼战役和鲁西南战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党委嘉奖。
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他先后担任成武县人民政府县长和中共成武县委书记，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恢复经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工作和运动，深受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他还兼任成武县师范和中学校长，非常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曾被选为平原省第一届各代会代表和山东省第三届人代会代表。1954年8月，调任菏泽专署副专员。1958年11月起，先后任中共菏泽地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1965年12月病逝。
袁汉琪
袁汉琪（1912—1979），桃花寺乡袁海人。幼时家贫，13岁即为地主干活。1940年元月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带头参军，在部队先后担任过班、排、连、营长等职务，经历大小战斗40余次，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两次。一次战斗中，他腹部受伤仍坚持不下火线，被评为一等功，司令员杨勇亲自给他戴花。1948年，在虞城战斗中，部队部分人员被敌人包围。袁汉琪率领战士，英勇机智地和敌人战斗，终于脱险。他的英勇事迹曾被当地宣传部门编成诗歌唱颂。1949年部队南下时，他身负重伤，致成二等残废，便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科长、县公安局长、副处长等职务。至1957年，由于长期的艰苦工作与生活，积劳成疾，便退职回家，由国家供养。
袁汉琪回乡后，时刻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虽然身残体弱，但决不落在群众后面。他常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奋斗，决不稍懈！”生产队改造旧农具，他积极出点子、想办法，并自己出钱买材料，先后改进了水车，研制了手摇磨、深耕犁等。1961年，县又任命他为县农具厂厂长。其间，他深入车间，大力支持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技术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
袁汉琪自己生活非常俭朴，从不枉花一分钱，但见到集体或别人有困难，却总是慷慨相助。村里有一位年近八旬的田合贤老人，无子女奉养，他就把老人接到家里，像对待自己的老人一样，侍奉到去世。1960年，生产队牲畜少，耕种有困难，他主动出钱为队里买牲口。
袁汉琪一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那里都是勤勤恳恳的工作。曾出席山东省烈军属和残废复员退伍军人代表大会，被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革命英雄”称号。群众都称赞他是“残而不废”、“退而不休”的人。
揭子正
揭子正（1914—1944），江苏省丰县师寨人，出身一个种田兼经商、开药铺的家庭，生活富裕。一姐一妹，兄弟六人，行三。父母早丧，其兄弟姐妹由大哥揭子卿抚养成人。由于家境败落，揭子正读完高小就在家种田，农闲曾学习武术。1935年，参加过国民党办的壮丁训练班，受军事训练，并被征兵入伍，由徐州南运途中跳车逃跑。
1937年揭子正移家孙庄，1938年经冯景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丰县失陷，日伪在孙庄设据点。揭子正积极参加了扒炮楼填寨壕的活动，粉碎了日伪盘踞孙庄的计划。1940年，由于党组织暴露，揭子正转移丰北根据地工作。1941年4月，揭子正化名盛立亭入湖西地委党校学习三个月。回丰北后，分配到离县城只有十余里的南三区任组织委员，开展了恢复和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两年时间，被破坏的党组织都恢复起来，扩大了解放区。
1943年9月揭子正调成武县，年底任常胜区区委书记。常胜区是成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的中心区，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常驻地。揭子正担任区委书记后，他以点带面，深入冀楼发动群众。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开展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造村政权等运动。取得经验，推广全区，使常胜区成为巩固的根据地；并且带动全县，受到县委好评。
1944年12月24日夜，揭子正、王廷芝住宿在许堂。由于白天暴露了身份，被敌人盯住。25日黎明，金乡县汉奸祁保德部将许堂围住。突围不成，揭子正、王廷芝被俘。在押解他们返回金乡途经常李庄南时，王廷芝挣脱逃走，揭子正被严加捆绑带至金西玉皇庙。在玉皇庙关押的五天中，县委曾设法营救，由于地主咬定他是揭子正，未能奏效。
在金乡县日伪监狱中，揭子正遭受严刑拷打。由于身份暴露，已无任何侥幸心理，他抱定必死决心，大骂汉奸无耻。伪县长李联璧亲自到狱中劝降，揭子正大骂道：“不要觉得你是汉奸县长，多么了不起，我坐着都比你站着高！”李联璧碰壁，灰溜溜地离去。
其间，中共成武县委、金乡县委曾通过关系全力营救，但终因祁保德当汉奸死心踏地，未能成功。12月20日，日伪乘夜将揭子正杀害于金乡县城北门外。1945年元月，根据地人民买通关节，将遗体运回许堂村西大庙前入殓。周围群众闻讯赶来，啕嚎痛哭，护送灵柩到村西南安葬。
朱广斌
朱广斌（1915—1948），江苏省沛县人。在徐州中学读书时接受马列主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本村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工作。日军侵占沛县后，他的家庭破产，他也转移至微山县夏镇、沙沟、微山岛一带从事抗日斗争。1940年底任沛县五区觉民乡乡长。区助理员朱恒印惨遭暗害，他不畏艰险，一面抚恤烈士家属，一面积极协助组织缉拿凶手，终于使凶犯受到惩处。同年，党组织派他到成武县第二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助理员、副区长。他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壮大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为成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1944年春，他调任成武县党化区区长，和区委书记张亚民、抗联主任陈建友密切配合，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受到上级表扬。朱广斌重视边区教育事业，在史楼村创办了该区第一所完全小学，吸收了上百名青少年入学。他亲任校长，并讲授政治课。
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他及时组织部分病残干部和革命家属撤退转移。同时遵照党的部署，配合主力部队，积极开展斗争。他和全区干部一起坚守地区，发动群众，壮大民兵武装，做好支前工作。在肠山战役和羊山战役中，他都亲自率领担架队支前参战。
1947年秋，他调任成武县工商局局长，不久又调任县政府秘书。他的良好作风，得到了同志们的赞誉。
1948年春，国民党新五军伙同地方还乡团，对鲁西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在县委领导下，朱广斌和县直机关干部一起，坚持“县不离县”，和敌人展开游击战。斗争进入艰苦阶段，不少同志牺牲了，他也几次险处逢生。他常和战友们讲：“活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拚一个够本，打倒两个赚一个！”
1948年4月8日拂晓，县政府临时驻地王庙，由于还乡团分子告密，突遭敌军包围。朱广斌和战友们隐藏在地洞里。地洞遭到破坏，敌人用火烤烟熏。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和战友们决定分四路突围。但终因众寡不敌，突围没有成功，朱广斌中弹牺牲。
张亚民
张亚民（1919—1948），又名张秀润，江苏省沛县张路口村人。7岁入私塾，后入大屯完小。其舅父杜宪君，共产党员，是大屯完小国语教员，常给亚民讲革命道理。张亚民一方面努力学习，一方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小学毕业后，他便被党组织派到国民党部队胡团任二营四连指导员，后因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撤出。1940年张亚民任湖西三分区宣传干事，1941年任中共丰县县委秘书。1943年调成武县工作，任中共党化区区委书记。他深入群众，工作艰苦朴素，作风平易近人，和农民结下了深厚友谊，农运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党化区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曾为正规部队输送兵员四百余名，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1946年国民党大举进攻湖西地区。根据上级“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斗争”的指示精神，张亚民带领全区干部战士，采取白天分散隐蔽，夜间集中活动的办法，开展游击战争，骚扰打击敌人。
大董庄是国民党区部所在地，是党化区的一大祸患。为拔掉这颗“钉子”，张亚民带领区中队，配合县大队和武工队，于十二月间的一天夜里，突袭了这个据点，俘敌十余名，彻底摧垮了大董庄区部。
1947年春，一天张亚民带区中队住在侯庄，当时他正患病，夜里突遭敌军包围。张亚民忍着病痛，带领同志毅然突围。他沉着机智，手持两把匣枪，阻击敌人，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激战，突围成功，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7年7月，羊山战役打响，张亚民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党化区在郝海村建立了兵站，组织了担架队和运粮队，集中了大量支前物资。一天敌人从商丘来的增援部队正往郝海方向奔来。张亚民马上派人转移隐蔽支前物资，然后带领三名同志出村侦察，当看到敌人离郝海只有半里路时，他们便在村西南向敌人开枪，边打边退。敌人追了十余里，结果一无所获。
一次，国民党新五军开进单县、巨野、成武一带，张亚民为了摸清敌情，夜间带区中队抓获了敌人几个散兵，其中有一个军官。经过审问，掌握了部分敌情。及时上报县委和军分区，为上级制订正确的对敌策略提供了依据。
还有一次，据侦察员汇报，南鲁集一客店住了新五军的部分后勤人员。张亚民当机立断，带领区中队突然袭击，一枪未放俘敌28名，缴获武器和物资一批。
1947年7月，张亚民调任中共成武县委宣传部长。1948年4月，国民党新五军再次进攻成武，进行疯狂扫荡。张亚民带领县区干部战士20余人，于5月24日凌晨撤到潘庄区王庙村，下了地道。8时许，新五军一个连和还乡团一部，也到了王庙。由于还乡团告密，敌人扒开了洞口，用柴草、棉絮、辣椒熏烤，并逼老百姓挖掘。这时洞里的同志被熏得头昏脑胀，涕泪俱下。张亚民带领大家用土和衣物堵塞，这里塌了就转移到那里，敌人进洞三次均被消灭。张亚民曾多次组织突围，均未成功。敌人扒开了60余处洞口，并采取更残酷的手段，用水灌、扔手榴弹、用机枪射等，洞内大部人员壮烈牺牲。最后，张亚民在子弹打尽，毫无突围希望的情况下，决不当俘虏，遂自杀身亡。年仅29岁。
第二天，当地人民含着热泪，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为张亚民和其他烈士置棺入殓，埋葬于成武县土地上。
刘生
刘生（1920—1948），巨野县田庄乡官场人，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里。1938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曾为四县（汶上、巨野、郓城、嘉祥）抗日救国会会员，历任该会司务长，巨野县抗日民主政府总务主任，成武县财政科科长等职。
刘生七岁入学读书，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他接受教师宣讲的爱国主义和革命道理，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对帝国主义欺侮中华民族的罪行无比愤恨。
1938年，刘生满怀救国救民的激情，参加四县抗日救国会，不久便成了骨干分子。1939年刘生去鲁南军政干校学习，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革命斗志更加旺盛。他深入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1941年2月根据党的指示，刘生随王绍一来成武开辟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们深入发动群众，迅速打开了局面，6月初，建立了成武县抗日民主政府。
抗战胜利后，1948年5月，国民党新五军进攻成武县，刘生带领部分同志与敌人周旋，被敌人围困于苟村集东南的王庙。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他不幸腿部受伤被俘。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在大台东北角将刘生活埋。当时刘生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大义凛然，昂首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苏醒
苏醒（1921—1946），曹县苏集乡大苏庄人。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在成曹县侯集区任助理员，分管民政和财粮工作。他精力充沛，一天忙到晚，还经常加夜班工作。
1944年，苏醒调孙老家区任区长，在一次袭击日伪抢粮队的战斗中，他头部受伤，昏倒在地。由于寡不敌众，苏醒落入日伪军手中，被带到曹县城里。日军司令知道了他是共产党的区长，便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妄图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的机密。于是软硬兼施，以使苏醒就范。首先酷刑审讯，把他捆绑在刑具上，用冷水灌得鼻口出血，昏迷不醒。数次用刑，苏醒均怒目而视，闭口不答。日军司令改变策略，不仅给他去掉刑具，而且笑脸相迎，让座敬茶；并指使两个妖艳的女人献媚卖俏。苏醒冷笑道：“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何必来这一套鬼把戏！”两个女人只好匆匆离去。
日伪军见审讯无效，便决定把他送往东北集中营，同行的还有游击大队的一位指导员，押送的是四个带短枪的日本兵。当车行至去菏泽的公路中段时，苏醒和那位指导员以目示意，行动默契，挣脱绳索跳车逃走。当车停下来时，他们已在百米之外。日本兵看已追赶不上，只好开枪胡乱射击一阵了事。他们在群众掩护下回到了根据地。
1946年，苏醒任成武县民主政府天宫庙区区长。8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鲁西南地区，苏醒深入农村，组织民兵坚持斗争。一天他到一村去，迎头碰见该村农会长。正说话间，突然后面窜出几个人，把苏醒抱住。原来这个农会长叛变了，窜出的几个人就是乘夜钻过来的国民党成武县保安旅的便衣队分子。
苏醒被押解到成武县保安旅。他在酷刑下毫不屈服，保持了革命者的高尚气节。9月，被杀害于东关外大台下。就义前仍大骂不止，并高呼：“打倒蒋介石！”
朱启连
朱启连（1923—1948），又名朱启皋，成武县孙庙乡朱集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家境穷苦，对剥削阶级充满仇恨。1947年3月参加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他苦练军事技术，打仗机智勇敢，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阻击从汶上逃跑的敌人，他冲锋在前，俘敌60多名，缴获步枪17枝。10月东平战斗，朱启连率领全班27分钟连续爆破敌人11座碉堡，被命名为“特等功臣”。淮海战役开始时，朱启连正在后方养伤，他多次请求上前线参加战斗。在部队追歼宿县外围逃敌受阻时，朱启连身负重伤，但仍忍着剧烈疼痛坚决要求参加战斗。后来朱启连带一个班向残敌猛烈追击时，终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他曾荣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一次。其英雄事迹曾在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陈列。
王桂芳
王桂芳（1923—1962），江苏丰县人，出身于梨园世家。自幼跟其父王湘典、叔父王新典学唱花鼓。13岁背鼓化装演出，以唱腔优美而崭露头角。其所在花鼓“大兴班”，常流动演出于苏北、皖北以及山东省济南、周村一带。其间，接触了评剧、梆子、五音戏等，有时还与某些戏曲班团搭班同台演出。
1940年前后，“大兴班”花鼓演员开始了由曲艺向戏曲的改革。王桂芳由于唱做俱佳而为该班四大坤伶之首，在吸取其他剧种曲调融合花鼓唱腔而形成四平调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至1945年，四平调作为一个新兴剧种流行于苏鲁豫院。
1952年，王桂芳随柘城四平调剧团归属成武县。王桂芳以音域宽广、音质甜美、吐字清晰而著称，在长期演出中多担任主要角色。她做戏认真，谦虚谨慎，从来不嫉妒、不攀比、不争角色。50年代初期多主演花旦，其代表剧目为《陈三两爬堂》（饰陈三两）；后期侧重青衣，代表剧目为《三告李彦明》（饰裴秀英），多以大段的独唱和对唱而博得观众称誉。如在《陈三两爬堂》中，她唱“提起家乡泪难忍”一段，灵活运用“平腔”、“垛子板”、“二四板”等，使大段唱腔变化有致，当唱到“改名换姓我叫陈三两”一句时，将“陈三两”三字从散板直拔高音，并嘎然而止，以抒发悲愤怒恨之情，然后转垛子板，使拖腔如泣如诉，幽咽缠绵，感人肺腑。
王桂芳年仅39岁就离开人世。她未能收徒传艺，但带出了其女王凤云，使其表演艺术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别具特色的四平调王派唱腔。
聂继范
聂继范（1924—1948），女，鱼台县王鲁乡聂村人。
1943年，聂继范进入共产党创办的湖西中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鱼台县罗屯区做民运工作，由于她深入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聂继范1945年来成武县二区任妇联主任。她深入发动广大妇女，开展反封建、反内战的斗争，为前线子弟兵碾米、磨面、做军鞋。她生活艰苦朴素，工作兢兢业业，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
1948年5月，国民党新五军在成武县烧杀抢掠，聂继范组织群众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不幸被捕。敌人对她进行了残酷地拷打折磨，她始终坚贞不屈。在敌人对她下毒手的时候，她临危不惧，昂首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刘德显
刘德显（1925—1950），成武县孙庙乡刘土城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4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历任宣传员、书记员、副指导员、营副政委、团宣传股长、师青年科副科长等职。1950年在朝鲜光荣牺牲，年仅25岁。
刘德显在上小学时，经常听进步教师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以及汪精卫的汉奸罪行，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入伍后，他在宣传队当宣传员，认真排练节目为部队演出。1942年在日照县望山战斗中，刘德显所在部队担任主攻。他当时是连队文化干事，主动向连长请战，带领一个班去炸碉堡。他用手榴弹炸毁敌人的碉堡，打开了进攻的通道，使后继部队很快通过，一举消灭了敌人。天津战役时，他任团宣传股长，当部队发起冲锋受阻时，他立即跳出来，带领战士冲锋，迅速完成了前沿突破任务。1949年，在长江西线荆门渡江战中，刘德显带领尖刀三连，夜乘木舟渡江。他沉着勇敢指挥战斗，迅速占领了对岸的滩头阵地，三连荣获“突破长江英雄连”的称号。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德显任师青年科副科长。一天傍晚，部队行军遇到一条河流，浮桥被冲断，他立即跳下水去，帮助工兵抢修浮桥，使部队及时通过。在朝鲜飞虎山战役中，刘德显勇敢战斗，身负重伤，光荣牺牲。
孙冠都
孙冠都（1947—1966），成武县城关公社孙庄人，学生出身。在学校读书期间，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初中毕业后，担任大队抽水机司机手。他勤奋好学，工作积极负责，不怕脏累，被评为模范司机手和优秀民兵。
1966年，春夏秋连续旱。进入小麦播种期，为了适时抢播小麦，孙冠都负责的抽水机连续浇地20余天，日夜苦干，坚守工作岗位。因连续运转，柴油机体过热，发生火灾。为了抢救集体财产，他奋不顾身地扑灭大火。在灭火中，被严重烧伤。在医院治疗期间，他忍受剧烈疼痛，表现非常顽强。他要求生产队长和看护他的乡亲回家种好小麦，不要为他耽误时间，感动得人人落泪。终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光荣牺牲。年仅19岁。
为了表彰孙冠都的英雄事迹。菏泽军分区命名孙冠都为“32111”式的英雄民兵。并编印了《歌唱英雄孙冠都》的诗歌集。共青团成武县委根据他生前要求，追认为共青团员。
盛余社
盛余社（1952—1979），成武县桃花寺乡大张庄村人，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高中毕业。在学校读书期间，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1973年元月，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应征入伍；同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盛余社在部队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刻苦钻研军事技术。由班长升任排长后，他更加以身作则，与战士一道摸爬滚打，苦练杀敌本领。行军中，自已省下来干粮，分给战士们吃。
1979年，越南扩张主义者不断在我国边境挑衅，打伤边防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军委于1979年2月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命令，盛余社带领全排坚决请战。
2月18日拂晓，他带领机枪排配属步兵连队，向位于谷柳、宝胜大门的191高地发起进攻。他灵活果断地指挥机枪排对敌实施压制射击，并亲自担任射击手，掩护突击部队冲锋，消灭了敌人火力点，缴获敌高射机枪一挺，击毙敌人三名。在激战中，副射手负伤，他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把受伤的战士背到安全地带。盛余社带领全排和配属连队密切协同，胜利完成任务，得到配属连队的赞扬。全排荣立了集体二等功。2月27月凌晨，在执行战斗任务中，盛余社不幸牺牲。上级根据他生前表现，给他追记二等功。
李峨增
李峨增（1956—1979），成武县李园村人。1973年加入共青团，曾任团支委。1976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9年2月28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光荣牺牲，时年仅23岁。
李峨增在家时即处处以雷锋为榜样，经常帮助烈属、五保户挑水、扫地，参加义务劳动。参军后一贯刻苦学习，苦练军事技术。在对越自卫还击的战场上，他不怕苦，不怕死，奋勇向前。有一次他身背20公斤重的炮弹，翻越大小山头40余座，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在攻打117高地时，他冒着敌人的炮火，不顾个人的安危，向敌人发炮，炮炮打在敌人火力点上，有力地支援步兵战斗。后来不幸被敌人的弹片击中，光荣牺牲。战后，团党委给他追记了三等功，师党委根据他生前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高香南
高香南（1899—1964），又名高兰芝，男，成武县小青堌集人，地主家庭出身，自幼上学。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于泰安参加国民党。同年秋任国民党成武县整理委员会委员。1929年春，兼任成武县教育局长，1930年任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县党部秘书。1940年始，充当汉奸。先于日伪县公署教育科任视学，后进入日伪组织——新民会成武分会，由总务科长升至事务部长，主持分会工作，并任剿共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日本投降前夕，被提拔为新民会曹州道分会事务部长，未及到任，日本即宣布投降。
高香南主持新民会成武分会工作期间，通过情报室派出侦探和通过日伪组织“五区联合办事处”及警察所搜集八路军、七路军情报，除随时向驻县日军报告外，每月都将组训、宣传、治安、情报等，写成《工作月报》，并附共产党军政情报图，分报省道新民会及日本顾问室。1942年7月，党集分会指导员报告有八路军活动，驻城日本司令索口调集100余人前往扫荡。高香南带新民会成员跟随进行亲日宣传。这次行动，抓捕八路军侦察员两名即行残酷杀害；抓捕群众30余人，部分以钱赎回，10余人被侵华日本人卖往东北做苦工。1943年，他亲自将杨勇部1000余人由巨野经大田集向湖西行动的情报书面报告其上司。
高香南还带新民会成员配合汉奸队下乡抢粮。1943年春，他带队到宋庄、张瓦房等地抢粮1500余公斤，出发前命令伪兵“不拿粮，就带人！”两村均有群众被打。
进行反共亲日宣传是新民会主要工作，高香南十分卖力。他除训练一批指导员积极充当汉奸外，经常利用训练青年、集会、演戏、召开会议等时机，或讲演，或散发传单，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无敌于天下”，鼓吹“中日亲善”和“建立东亚新秩序”，毒化沦陷区人民，并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等。九女集、苟村集、郜鼎集、史楼、大陈楼、双堌集等都有他的足迹。县城、较大集镇和城周围村庄墙壁上的亲日标语，多出于高香南之手。
高香南由于忠心效力而倍受日本侵略者赏识，1945年8月10日，日军灭亡前夕，日伪曹州道尹亲来成武促其接任道新民会事务部长。他临到任前仍秉承日本顾问泽三郎之指示，对部下说：“你们都是本城人，各自回家隐蔽，找个职业维持生活。随时搜集共产党八路军的军政情报——来的都是哪部分、人数、装备、战斗力、动向。皇军反攻时，向皇军回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香南混入教育界。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分子以为出头有日，高香南便在济南参加鹿怀堂组织的“成武县地下政府”，被定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
1960年，高香南因汉奸罪和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1962年2月14日成武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后保外就医，死于1964年。
张怀德
张怀德（1903—1954），又名张子君，化名李振山。成武县宗集人，地主家庭出身，文盲。1921年至1928年曾在吴佩孚、张作霖部当兵，晋升至排长；回乡后，即充当土匪。
1937年后任职于国民党政府地方部队，曾任成武县大队分队长、保安旅连长、营长、团长、副旅长等职；1946年后，任县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山东省十一专署总队副队长等职；1948年10月商丘解放前夕，逃窜南京，后流窜东北，1954年9月被逮捕。
1943年张怀德任成武县保安三团团长时，于3月19日带该团欲驻防小郭楼，该村群众将寨门落锁，拒绝进驻。张怀德便决定攻打小郭楼。于当夜亲率全团围攻，并传令“进村后杀他个孩芽不剩，鸡窝不留，青年妇女谁抢了谁要。”半夜，寨被攻破，该团官兵大肆烧杀、奸淫，共打死、烧死群众85人，烧毁民房540间、家具粮食无法计算。撤出村庄时拉走牲口82头、大车24辆、小车54辆，抢走妇女32人，抓去男人32人。全村为赎人卖地540亩。
1946年，张怀德任县大队副。8月，驻防城东张庄，曾将两名村干部拷打后活埋于张庄村后；9月，亲自带队将6名革命干部和群众枪杀于南隅火神庙前；仅隔3小时，又枪杀12人于营园子，并枪杀郭隆文于大台之上。1947年春，他的同村人李树谦拒绝为其办事，张怀德即令李树田将其枪杀。
1948年春，张怀德任县大队长，曾于天宫庙大肆抓捕群众，逼钱逼粮。张怀德于天宫庙北门开枪打死于庄李西给和一无辜男孩，并将天宫庙王守才带至城里，活埋于文亭山。
张怀德被捕入狱后态度刁滑，不老实交待问题，常说“我没有改造必要”。县人民法院判处张怀德极刑，1954年10月22日召开了公审大会，予以枪决。
智永德
智永德（1907—1947）字懿臣，亦名智洁清，成武县智楼人，地主家庭出身。1924年至1928年在冯玉祥部当兵，回家后卖烟并当土匪。1938年入县保安大队二队任队长。1939年任县保安团二营营长，1940年9月升任团长，1941年7月间，投靠孙良诚，被委为成武县保安旅旅长。1942年2月间孙良诚投降日本，智永德率所部脱离孙部，归属第十一专署，被委任为成武县长兼保安旅旅长。1943年保安旅改称山东省保安第33旅，亦称苏鲁皖豫边区挺进第七纵队，智永德称司令。1946年5月间，各县保安旅改编为保安自卫队，县长智永德兼任成武县队长，直到1947年1月16日夜县城解放，被解放军俘获。
抗日战争期间，智永德作为民国政府县长，地方部队长官，曾入县城与日军谈判降日事宜，未成。因此一直流亡于成曹单边境一带。他一面不断挑起事端，与共产党地方政权和部队磨擦，摧残革命力量，抢掠群众财物；一面也与日本侵略军对峙，进行过大小数十次战斗。
抗战胜利后，智永德积极“强化治安”，扩充武装力量，搜捕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妄图阻止革命势力的发展。1946年10月，组织了成武县党政军团联席会报秘书处，他担任主任，实行党政军团一元化，搜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地方人民政府和部队活动情况，进行反革命的舆论宣传，对解放区实行封锁。国民党县政府返回县城之后，即组织了以县长智永德为主任，由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分队长、警察局长、自卫大队副等人参加的审判委员会，对抓捕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的拷打审讯，并决定予以枪杀或活埋，手段极其残忍。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底，国民党县政府和还乡团就杀害农会干部110人，钢枪队长55人，儿童团长19人，妇救会长13人，革命干部家属77人，群众3343人。支持地主倒算土地10831亩、房屋175间、牲畜1042头、粮食121.5万公斤、家具数千件。因而，智永德在全县民愤极大。成武县民主政府判处其死刑，于1947年1月22日枪决于东关外大台下。
智永昌
智永昌（1915—1960），又名智润生，化名李云轩。成武县智楼人，地主家庭出身。1926年至1934年读书，1935年至1939年在家务农。
1939年起，智永昌任职于国民党成武县地方部队。初任中队司务长、营军需；1943年至1948年，先后任山东省保安33旅军需主任、二团团长、县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新编第五军独立旅三团一营营长等职。淮海战役被俘，后逃至南京、南宁等地，混入工厂当工人，1958年12月被逮捕。
智永昌在任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期间，指令部下清查户口，两次抓捕农会干部40余人，先亲自审讯拷打10余人，后交县政府审讯。1946年8月至11月，即参与决定判处并带队行刑，他5次残杀革命干部32人。每逢带队下乡清查抢掠，他常杀农会干部示众。如在胡楼残杀党集农会干部邵银妮等二人，在小留集抓捕农会干部赵金栋，智永昌当即审讯并带至冀楼召开大会枪杀，以恐吓群众，等等。智永昌奉智永德指令，曾活埋张石店妇女干部李张氏于北堤口，枪杀农会干部程德海于向单县撤退途中。
1948年春，智永昌部驻城南贾河一带，将抓捕的张庄编村长张留来带至曹县梁堤头。他批准就地活埋。同年7月，智永昌派部到智楼催粮，被共产党地方部队击退。智永刚回报说：“此次被八路打退，与本村干部有关。”因而智永昌怀恨在心，开出本村干部智包子、老五、智大姣、张继东四人名单交队长李保玉去智楼抓人，并命令“办不好不能回来！”李保玉当夜到智楼除将四人杀害外，又将智包子、老五之妻打死。次日张继东之子因掩埋尸体也被打死。李保玉回去后，智永昌表扬他“办得好”。
1959年12月13日成武县人民法院判处智永昌死刑；1960年1月1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予以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