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变
苟变（？—？），战国时期卫国名将。在他还没有被重用的时候，子思跟卫侯说：“苟变的才干可以带兵车五百乘。”卫侯说：“我知道他可以为将；不过苟变曾经做过小吏，收民赋时，吃过人家两个鸡蛋，所以不能用他。”子思说：“圣主选用人材，就象木匠选用木材一样，用他的长处，不用他的短处；因此，几搂粗的良材大木，而有几尺腐朽的地方，好木匠是不会抛弃它的。现在正处在战争时代，必须选拔得力将士，而因为两个鸡蛋的小过就把能保卫国家的将才弃而不用，这事可不能让邻国人知道哇！”卫侯听了拜两拜说：“谨接受您的教导！”于是，起用苟变。苟变终于成为卫国名将。
县城东10公里苟村集是苟变故里。
张寿
张寿（88—168），字仲吾，东汉末成武人。重孝厚友，恭敬善良，光明磊落，固守信用，知识渊博，广览史籍，遇有疑难，多有独到见解，一旦确认，决不轻易改变。他被举为孝廉，授官为郎中给事谒者，后官至右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再迁竹邑侯相。老百姓乐于接受他的治理，因而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然而，他由于惩治犯罪的功曹周邻，反为督邮周弘所刁难，所以，弃官而归。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卒，葬文亭山后。墓碑残石犹存。
孙期
孙期（？—？），字仲 ，东汉末年济阴成武人。少年时代，研习《京氏易》及《古文尚书》。孙期家贫，在大洼中牧猪，以所得奉养老母亲，对老人吃用起居，关怀无微不至。
远方的人们，慕名来向他学习，不少人在洼中的垄畔上，手执经卷，跟随着向他求教。在他的影响下，四乡形成好学、仁让、至孝的风气。
黄巾起义军经过孙期的家乡，曾约定“不准侵扰孙先生宅舍。”
郡里举孝廉，派人抬着羊和酒去见孙期，请应举。他说：“这怎么能是应举的时候？”拒不接受，遂赶猪入洼中放牧。
董卓为了收拢民心，招揽天下名士，遂派太尉黄琬置安车请他，但他始终不从，直到年迈死去。
孙期与平原人申屠蟠齐名，品格都很高尚，而论孝行却在申屠之上，故人称为孙孝子。今孙寺是其故里。
祝惟岳
祝惟岳（？—？），字同甫，成武人。宋咸平年间中明法科，出任陵州司理参军。秀州因为官粟被盗，而捕获了十多个人，定了死罪，不久就要行刑。祝惟岳审查了他们的口供，观察了他们的表情和行动，怀疑这些人不是真盗。可是办案人员争论不休，决定不下来。及至捕获了真盗，十多个人才得以活命。祝惟岳善于观察事物，做事清正廉明，忠厚诚实。
曹玮一向和祝惟岳很要好，任秦州知府时，便上书皇帝，推荐祝惟岳为秦州的观察推官，使其料理事务。这时，羌的首领唃厮罗多次侵犯秦州的边界，祝惟岳帮助曹玮转运军饷，出入于战阵之中，给曹玮出了不少好计谋。祥符九年八月，羌人和宗哥人结合一起入侵秦州，并让间谍到处扬言，要在某日攻下秦州会餐，用来激怒曹玮。祝惟岳劝说曹玮按兵不动，以逸待劳。等到他们到来时，就把他们打败了，并且杀死了一千多人，削弱了羌族统治者势力，迫使他们退守沙漠之中。祝惟岳因此升为大理寺丞。不久又出任河州府龙门县知县。这个县有些恶棍，包揽词讼，坑害百姓。祝惟岳到任后，铲除了为恶的豪强，惩治了作歹的坏人，于是奸恶之徒销声匿迹，不敢胡作非为了。
宰相王旦向皇帝推荐了祝惟岳。当正准备把祝惟岳调任朝官时，他就死了。朝庭封赠惟岳为银青荣禄大夫户部尚书。祝惟岳的四个儿子也都中了进士。人称父子五进士。
庞籍
庞籍（988—1063），字醇之，单州成武人。生于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及进士第，任黄州司理参军，知州夏竦认为他有宰相的器度。后来调任开封府兵曹参军，知府薛奎推荐他为法曹。不久，又升任大理寺丞，知襄邑县。
天圣五年诏命编敕，庞籍参与了《天圣编敕》的编纂。任刑部详覆官。后又升任群牧判官，主管官马的养殖。这时，他对枢密院擅把官马借给私人和有司对犯法官吏追究不严表示反对，曾对皇帝上言：“旧制不以官马假臣下，重武备也。枢密院以带甲马借内侍杨怀敏，群牧覆奏，乃赐一马，三日，乃复借之，数日而复罢。枢密掌机命，反覆乃如此！平时，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书枢密院。近岁玺书内降，浸多于旧，无以防偏请、杜幸门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殴府吏，法当赎金，特停任。近作坊物料库主吏盗官物，辄自逃避。以官掖之亲，三司遽罢追究。今日圣断乃异于昔，臣窃惑焉。祥符令检下稍严，胥吏相率空县而去，令坐罢免。若是，则清强者沮矣！”
后来他出任秀州知府。明道初又召回任殿中侍御史。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章献太后死，曾遗诰要章惠太后“同议军国事”。庞籍提出反对，奏请皇帝烧掉了太后听政时所掌垂帘仪制，削去了遗诰中“同议军国事”的话。当仁宗皇帝刚执朝政时，近臣竞以奇巧取媚，后苑珠玉工匠很多。庞籍向皇帝建议：“以俭约为师，以奢靡为戒，重惜国用，以徇民之急。”用人应当“辨邪正，防朋党，采公论”；提拔近臣要广泛听取意见，不要只听宰辅一人之见。庞籍这种直言敢谏的精神，很为时人所推重。中丞孔道辅就曾对人说：“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醇之，天子御史也。”
景祐元年（1034年）任开封府判官，尚美人差内侍传她的“教旨”，免去某些人应缴纳的“市租”，庞籍说祖宗以来，未有美人称教旨下府者，当杖内侍。”于是内侍挨了棍子。皇帝并因此对有司下诏说：“自今宫中传命，毋得辄受。”
庞籍曾几次弹劾范讽。由于范讽和执政李迪要好，都被扣压下来，不予转达；反而说他诬告不实，以祠部员外郎罢为广南东路转运使。但他继续弹劾范讽。由于不尽符合事实，虽然范讽受了贬谪，他也降为太常博士、知临江军。不久复授祠部员外郎，改任福建转运使。
景祐三年（1036年），庞籍任侍御使，又改任刑部员外郎、知杂事。复判大理寺，又晋升天章阁待制。不久，元昊反，庞籍出任陕西体量安抚使。由于受开封府吏“市女口”的牵连，降知汝州；又改知同州，随之就任陕西都转运使。文彦博受命审理黄德和一案，还未开审，皇帝又诏命庞籍和文彦博同审。庞籍主张赏罚应当严明，他说：“德和退怯当诛。刘平力战而殁，宜加恤其子孙。”时西夏主元昊叛宋，军费开支较大，而又连年岁歉，因此庞籍向皇帝建言：应当紧缩宫中开支，奖励战功。他说：“频岁灾异，天久不雨。宫中费用奢靡，出纳不严，须索烦多，有司无从钩校虚实。臣窃谓凡乘舆所费，宫中所用，宜务加裁抑，取则先帝，修德弭灾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将士力战，弗获功赏；而内官、医官、乐官，无功劳，享丰赐，天下指目，谓之“三官”，愿少裁损，无厚赉予，专励战功，寇不足平也。”
庆历元年（1041年）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庆历二年又兼鄜延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明年改任延州观察使，庞籍五辞不受，易为左谏议大夫。自从元昊攻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远、栲栳寨，破五龙川，边塞人民几乎被焚烧抢掠光了，而且不远就是敌人，所以人心惶惧不安。庞籍到来之后“补绽茹漏，抚民以仁”，百姓才得到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这里有十万官兵，没有营垒，都散住在城中。由于庞籍军纪严明，所以没有敢犯法的。金明西北有个浑州川，土地肥沃。川尾叫桥子谷，是敌寇出入的要道。庞籍使部将狄青领兵万余人，在谷旁筑招安寨把守，并多次招募百姓耕种，以供给军粮。随后，周美攻取了承平寨、王信修筑了龙安寨，完全收复了失地，共修建十一座守城；并开拓了癿名、平戎道，打通了永和、乌仁关，把东西阵法改变为方阵，增置了军械，边防才得以巩固。这时元昊差遣李文贵拿着宁令（西夏宰相）野利旺荣的书信来求和归附，庞籍认为这是诈降。于是把军队布置在青涧城以作防范，并把李文贵留下。过了几个月，果然敌人大举侵扰定川。庞籍就把李文贵召来，晓以妄开战事的利害，放了回去。不久，元昊又送来旺荣的书信，表示愿意归附。这时皇帝正不愿意用兵，便要庞籍议和，并称呼旺荣为太尉。庞籍说：“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称，使旺荣当之，则元昊不得臣矣。今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西夏副宰相），皆其官名也，于义无嫌。”朝廷便听从了他的意见。议和使者往返，长达一年多，元昊又差贺从勖请归附。庞籍便把使者送至京城，并向皇帝陈说了议和的可能性。他说：“羌久不通和市，国人愁怨。今辞理浸顺，必有改事中国之心，请遣使者申谕之。”朝庭采纳了他的策略。
和议已成，庆历五年（1045年）任命庞籍为枢密副使。庞籍向皇帝上言：“自陕西用兵，公私俱困，请并省官属，退近塞之兵就食内地。”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节省了不少边防费用。庆历八年（1048年）庞籍升任参知政事。皇祐元年（1049年）复进枢密使。这时他曾和文彦博一道建议裁汰冗兵6万余人，并有2万余人减其供给一半。这一措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说是“衣食于官久，不愿归农；又习弓弩，散之必为盗贼。”皇帝也产生了动摇。庞籍说：“今公私困竭，上下惶惶，正由养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无由苏息。万一果有聚为盗者，臣请以死当之。”这样皇帝才下了决心，经济紧张的状况，才略有好转。
皇祐三年（1051年）十月，庞籍又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庞籍为相，不以官爵养私，不邀取声誉。侬智高反叛，官兵几次讨伐都失利。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又差狄青为宣抚使，进行征讨。谏官韩绛认为狄青是武官，不适于任宣抚使这样的职务。皇帝就这件事征求庞籍的意见，庞籍说：“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则号令不专，不如不遣。”极力主张专任狄青。于是皇帝便下令命岭南诸军统受狄青调遣。及至狄青取得了胜利，捷报到京，皇帝高兴地对庞籍说：“青破贼，卿之力也。”便要授狄青为枢密使。庞籍认为不妥，他说：“青起军中，致位二府，众论纷然，谓国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论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又使青得罪于众人也。臣所言非徒便于国体，亦为青谋也。”但皇帝还是任命了他。岭南平定以后，两广推举因功受赏的691人，有人议伦，认为太过份了。内侍王守忠，长时间服待皇帝，谋求去做节度使。皇帝征求庞籍的意见，庞籍极力阻止，说“宋兴以来，未有内臣为节度使者。”庞籍这种做法，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
齐州有个学究叫皇甫渊的，因为捕贼有功，根据规定应当赏钱；但他却多次上书，求赏官职。道士赵清贶跟庞籍的姐家是亲戚，欺骗皇甫渊说他可以告诉庞籍，于是和相府的某些官吏都受了皇甫渊的贿赂。有人告发了这件事，开封府逮捕了赵清贶，并把他刺配远州，可是他却在路上死去了。谏官韩绛说是庞籍暗地里要开封府把皇甫渊害死，用来灭口的。但查核却没有实据。由于一再遭受弹劾，于是于皇祐五年（1053年）闰七月撤去庞籍宰相职务，降为郓州知府。过了几个月，又授庞籍观文殿大学士、复任昭德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又改任并州知府。
仁宗有疾，由于他没有太子，庞籍曾秘密上疏，恳切请求皇帝选择宗室中有德者作为皇子，以安定人心。
由于庞籍同意麟州修筑白草坪寨堡，而州将武戡等又被西夏人打败，受了牵连，改为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不久又授予尚书左丞，但庞籍没有接受，改授定州知府。嘉祐五年召还京师，庞籍上表告老，陈情不已。有人问他，你精力很好，年轻人不及，况且主上待之甚厚，为什么要坚决引退呢？他说：“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厌弃，然后乃去，是不得已，岂止足之谓耶？”结果是“表上者九，手疏二十余通，朝廷不能夺。”于是嘉祐五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颖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庞籍病逝，终年七十六岁。当时仁宗皇帝病重，祭奠时不能亲往，便差遣中使吊祭并慰问他的家属，封赠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葬于雍邱，司马光为之作墓志铭。
庞籍通晓法律，长于吏事，持法严峻，军中有犯法者，有的杀头碎尸，有的鞭打至死，因此官兵畏服。作为地方官，颇能爱民，及至作了宰相，声望就不如做地方官时高了。诗作有《清风集》和《清风集略》，北宋学者范镇为之作《〈清风集〉序》，司马光为之作《〈清风集略〉序》。
马默
马默（？—？），字处厚，宋单州成武人。幼时家贫，步行到租徕，投石介求学。当时石介有学生百余名，马默为最优秀者。学习完毕，马默将要回去。石介对学生们说：“马君将来一定会成为名臣，我们应当欢送他。”
宋仁宗末年，马默中进士，调临濮尉，不久又任须城知县。须城是郓州的治所，过去郓州府吏犯法不可拘捕。马默到任后，捉得犯法郓吏便施以杖刑，郓府上下无不惊怕。这时曹佾任郓州太守，对马默心怀不满，但马默也不向其屈服。后来，张方平接任郓州太守，为人很高傲，属下来议事，往往闭着眼不与说话。可是当马默来议事时，却忽然睁开眼，把马默看了又看，并倾听他的议论，同意他的主张。从此，许多事都委他去办。治平年间，方平又任翰林，推荐马默为监察御史里行。遇事，马默往往毫无顾忌地发表议论。方平私下差亲信告诫他说：“说话太直了，不怕连累推荐你的人吗！”马默回答说：“承蒙您对我的器重，我不敢为自己打算，这样做正是为了报答您啊！”
英宗时诏议尊崇濮王为“皇”、为“亲”（濮王是英宗的生父，英宗是过继给仁宗继承皇位的）。台谏吕诲等力争，以为不可，全被罢职放了外任。马默请求复还他们官职，皇帝不肯答应。于是马默上言：“濮王生育圣躬，人谁不知。若称之为亲，义无可据，名之不正，失莫大焉。愿蔽自宸心，明诏寝罢，以感召和气，安士庙之神灵，是一举而众善随之也。”他主张任人唯贤，反对执政者不求实绩擢用私人。他对皇帝说：“致治之要，求贤为本。仁宗以官人之权，尽委辅相，数十年间，贤而公者无几。官之进也，不由实绩，不自实声，但趋权门，必得显仕。今待制以上，数倍祖宗之时，至谋一帅臣，则协于公议者十无三四。庶僚之众，不知几人，一有难事，则曰无人可使。岂非不才者在上，而贤不肖混淆乎？愿陛下明目达聪，务既其实，历试而超升之，以幸天下。”
刑部郎中张师颜整顿诸司库务，依律惩治不法分子。诸司官吏无不恐惧，便散布流言蜚语，致使张师颜受谗罢官。马默极力为师颜辩解，他说，“恶直丑正，实繁有徒。今将去积年之弊，以兴太平，必先官举其职。宜崇奖师颜，励以忠勤，则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劝矣。”
西京会圣宫将要创建仁宗神御殿，马默认为这没有前例，应当作罢。他上书说：“事不师古，前典所戒。汉以诸帝所幸郡国立庙，知礼者非之。况先帝未尝幸洛，而创建庙祀，实乖典则。愿以礼为之节，义为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静奉先之意。”
神宗即位，马默因反对尊崇濮王的主张受到降职处分，出任怀州通判。这时，他上疏皇帝，提出十项主张：一、揽威权，二、察奸佞，三、近正人，四、明功罪，五、息大费，六、备凶年，七、崇检素，八、久任使，九、择守宰，十、御边患。他解释说：“揽威权，则天子势重，而大臣安矣；察奸佞，则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进矣；近正人，则谏诤日闻，而圣性开明矣；明功罪，则朝廷无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费，则公私富，而军旅有积矣；备凶年，则大恩常施，而祸乱不起矣；崇俭素，则自上化下，而民朴素矣；久任使，则官不虚授，而职事举矣；择守宰，则庶绩有成，而民受赐矣，御边患，则四远畏服，而中国强矣。”
不久改知登州。这时属于登州的沙门岛，住有不少发配来的囚徒。官府供给口粮的囚徒限额是三百人，如超过限额，多出的便投入海内淹死。负责管理囚徒的寨主李庆，二年便杀死七百人。马默斥责他说：“人命至重，恩既贷其生，又从而杀之，不若即时死乡里也。汝胡不以乏粮告，而颛之如此？”并且准备将其治罪。李庆便畏罪自缢了。马默奏请皇帝批准，修改了“配岛法”，共二十条，规定囚徒人数超额时，便把服刑年数多、表现较好的送往登州。由此，救活了很多人。马默深受民众爱戴。后来，当他的后任苏轼来登州时，登州父老郊迎于路，并说：“公为政爱民，得如马使君乎？”
马默改知曹州，政绩颇著，曹州父老有歌说：“为政爱民，惟马使君”。复又召回朝内任三司盐铁判官。因为马默与富弼关系密切，并且对新法有不好的认识，所以又被放外任，出知济、兖二州。不久召还，任提举三司帐司。曾和神宗谈论用兵之道，对河北山川、道里了如指掌，应对如流。神宗听了很高兴，准备重用他。可是当权的大臣们不同意，便任命他为提点京东刑狱。
马默生性刚直严峻，疾恶如仇。有些枉法的小官吏听说他出任提点京东刑狱，便上书辞职不干了。金乡县令素以受贿著名，这时他的父亲正在朝中任要职，写信给他说：“马公素刚，汝有过，将不免。”这个县令害怕了，便将所有不义之物销毁了。不久，马默又改任广西转运使。这时正遇上安化等地少数民族发生饥荒，并向内地侵扰。马默向皇帝上“平蛮方略”，认为：“胜负不在兵而在将。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没，苏缄老谬；归仁铺覆军，陈曙先走；昆仑关丧师，张守节不战；侬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欧希范之诛灭，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验矣。”
因为有病，马默要求辞去广西转运使职务。遂改任徐州知府。徐州属城利国监的人民，苦于吴居厚的苛政，马默都给以改革。不久奉召出任司农少卿。这时司马光任宰相，想全部恢复旧法，问马默是不是可以免除“乡差衙前法”。马默说：“不可。如常平，自汉为良法，岂宜尽废？去其害民者可也。”后来徭役改为一州一县法，常平提举官改归提刑司，就是根据马默的意见。
马默又复改任河东转运使。当时有人提议放弃葭芦、吴堡两个边防寨子，马默认为不可。他在奏章中说：“控扼险阻，敌不可攻，弃之不便。”因此，才没有放弃。又改任兖州，他请求褒奖石介的后代。皇帝下诏赐给石介的孙子官职。东州发生了饥馑，流民很多，马默进行了赈济，救活了数万人。后又入任卫尉卿，权工部侍郎，不久转任户部。因年老乞归，皇帝却让他以宝文阁待制的身分出任徐州知府。后又改任河北都转运使。
元丰年间，黄河从小吴决口，并不去堵塞，任其北流。元祐年间，大臣们议论，认为使黄河东流为好。水官也同意这种意见。马默却不以为然，他跟着监司一道上书，认为以北流为好。御史郭知章也请求皇帝批准使黄河东流，于是修筑了东、西码头，约束水归故道，筑长堤堵塞北流河道，花费很大。可是第二年，河仍决口北流，竟不能再使其东流。
后因年老，马默职任提举鸿庆宫。绍圣年间，以追随司马光的罪名，降为待制罢职。元符三年，又恢复了官职。不久死去，终年八十岁。绍兴年间他的儿子马纯为其请封，赠开府仪同三司，加赠太保。
邵侯
邵侯（？—？），成武人。身材魁伟，勇力过人。元世祖在位时，严忠济任东平路行军万户，见到了邵侯，认为是个奇才，便任命他为成武千夫长。由于邵侯治理严谨，成武百姓得以安居。后来，元军征高丽，邵侯随行，屡建奇功，被授为宣威将军右元帅。作为将领，每当攻城略地将要取得胜利时，邵侯便告诫士卒不得轻率杀人。所以，他的军队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邵侯为人，律已严，待人宽，凡事先公后私。对士卒，他非常爱护，多方体恤，所以士卒愿意为他效力。
苗好谦
苗好谦（？—？），世居单父（今单县）之留馈里，后迁至成武县的焦村。其父留全，生五子，好谦为长。
好谦性刚毅，沉默寡言，处世老练，洞察事理。由都察院属员，历任工部、枢密院吏曹，廉洁奉公，办事正直，夷险一致。时事有弊端，他建议改革项目甚多。元大德改元，升为大宗正府都事，忠于职守，革吏弊，平冤狱。宗室车载口袋丢失于道旁，有小民解开捆，拿走了袋中的货物，宗室欲处之极刑。好谦说：“这是不应当处死的。”于是归还了东西，就把人放了。
大德四年（1300年）好谦升丞务郎，大都路总管府推官。不久，拜御史台监察御史，执法严明，使贪赃枉法之徒十分害怕。大德六年（1302年）迁江南诸道御史台都事。遇事周密考虑，婉转筹划，而且能够直言不讳，因此对政事多有补益。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奉训大夫、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弹劾不法，威声凛凛，不法之徒闻风丧胆。延祐三年（1316年）为淮东廉访司佥事，因善课农桑，赐衣一袭。
后来好谦入朝为司农丞，著有《栽桑图说》。延祐五年（1318年）九月，大司农买住等进《栽桑图说》于仁宗，皇帝说：“农桑衣食之本，此图甚善”。遂命刊印千册，散之民间。并晋升苗好谦为御史中丞。
苗好谦死后赠中书省参知政事，谥训肃。墓在城北苗楼村东。“苗好谦祖茔碑”尚存。
韩克忠
韩克忠（？—？），字守信，明洪武丙子（1396年）科举人。
丁丑（1397年）会试，学士刘三吾、纪善白信蹈任主考，所取宋琮等52人，全部是南方人。三月殿试，赐闽人陈安阝第一，吉安尹昌隆、会稽刘谔次之。榜发之后，北方考生不服，上疏说考官是南方人，如此取士是偏袒同乡。明太祖朱元璋知道之后，非常生气，命儒臣再考察落第卷，取文理优长者复其科第。于是派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书载、正字董贯、长史黄章、纪善周衡、肖揖及陈安阝、尹昌隆、刘谔等人，各阅十卷。又有人说，张信等在刘三吾的指使下，有意将陋卷上呈。太祖阅卷，果不堪入目，更加生气，遂亲自阅卷、策问，录取任伯安等61人，全部是北方人。六月殿试，赐礼部复试贡士韩克忠第一，王恕、焦胜次之。并将白信蹈、张信等论死；刘三吾以年老免死，充军边疆。
韩克忠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太祖爱其学业品行实在、淳朴，三个月后迁任国子监司业。国子监自祭酒宋纳以后，学政松弛。克忠和祭酒张显宗重新创立法规，兴废补坏，进一步编为监规，进呈太祖参酌，刊印颁发，永为遵守。学政自此振举。
建文二年（1400年），靖难兵起，以韩克忠年轻，精力方充沛，不宜安置闲散位置，遂升河南按察司佥事。
永乐改元（1403年），韩克忠遭贬，谪为涿鹿县令。至洪熙初（1425年）重新起用，命为监察御史，卒于官。
郭玺
郭玺（1434—1474），字文瑞。少年丧父，非常孝敬母亲。性忠直，重意气，勤学好问。明天顺八年中甲申榜进士，开始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因激怒李贤，降为工部营缮主事。他办事严谨，作风清正。监局官吏，因与曹省有牵连，多无所畏惧，一直达到与主事分庭抗礼的地步。郭玺刚到任理事，就有人从旁策划刁难，他便加以惩治，监局官吏为之慑服。
宦官黄顺很得皇帝宠信，命家人嘱托郭玺行私，遭到斥责。黄顺自知有罪，十分害怕。于是，折断家人两手指，并面奏郭玺残暴，结果郭玺被逮捕审问。人人以为危险，而郭玺却泰然自若。皇帝又命令搜了他的家庭，却只有图书、旧衣裳、破箱子和铺盖卷等东西。宪宗怒责黄顺说：“你奏报郭玺那些是诬陷。”就将黄顺贬到南京，升郭玺为兵部武库主事。正巧员外郎出缺，吏部认为不是强有力者不能胜任，于是由郭玺升补此职。有个同部主事姚璧，写信托他办私事，郭玺揭发了他。由是人人都佩服他一心为公的精神，无人再敢拜托他做违法的事情了。对于有争议难于决定的事情，他往往一言决定，使大家折服。
松盘指挥杨安，没有儿子，病逝后，有同族人谋袭其爵位，行贿于当权者已经答应，惟有郭玺不同意，终于退掉了赃物，而把行贿者绳之以法。
给事中阎某，和郭玺是好友，曾表示以忠义报效国家，然而他的实际行动并不是那样，家中畜养名马玩好，郭玺并不知道。一天，郭玺命人到阎家去，阎疏忽大意予以接纳。郭玺听到了这种情况，就与阎断绝了交往。由此，郭玺刚直公正蜚声朝野。宪宗曾把郭玺的名字写到御屏上，称之为“清介官”。
郭玺于明宪宗成化十年患病，入冬更加严重，于是上疏乞归，皇命未下而病逝，时年40年。
成武县城北五公里有郭玺墓及墓碑。李东阳为之作诔。他说郭玺为人处事“无谄词佞色”，“居官未尝阿意所事，其所奋激，虽横罹刑罚不少挫。”比那种“视人之颜色以为进退者”，要强得太多了。
田登
田登（1463—1514），字有年，住成武县永固里。田登的父亲田铭，曾任山右阳城学司训，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因此，田登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共兄弟六人，居长；幼时即聪明过人，博览群书，勤奋好学；每与人议论国事，往往奋袂顿足，侃侃而谈，有澄清天下之志。明弘治八年（1495年）中乡试亚魁，连捷丙辰（1496年）科进士。时年33岁。不久，出任乐亭县知县，为政清廉，注重教育，深受士民爱戴，曾为之立碑歌功颂德。
弘治十二年（1499年），田登升任南京江西道监察御史。他说：“御史所以振纪纲，辨邪正，和百僚，以察为名，以言为责，岂可尸素乎？”他常常根据当时所行政策的得失，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多被采纳，并受到皇帝嘉许。当时南京称为“南都”，设有一套和北京相同的官僚机构；他们虽没有实权，但有的却敢于依仗职位为所欲为，这时却慑于田登执法严峻不敢肆行枉法了。他审理狱案，不拘泥文卷，注重实情，平反了一些冤狱。弘治十七年考绩，田登为最好，受到褒奖。
不久，田登的父亲去世，他依例守制。正德二年（1507年）丁忧期满，才又出任南京河南道监察御史。当时由于吏治腐败，军伍中的钱粮管理制度大多废驰。要整饬这种局面，朝廷认为“非御史有风力者”不可；田登便被委任清理江北、淮阳、庐凤、安庆等府及滁、徐、和三州各军卫所有司、军伍文卷。他到任不满一年，便清查出各项埋没、侵吞钱粮数以万计，受到人们称扬。
正当田登将被重用的时候，宦官刘瑾把持了朝政；他陷害忠良，把南都敢于向皇帝进言的官员逮捕解京：有在途中折磨致死的，有在狱中摧残致死的，有受廷杖而死的，还有充军边疆或革职永不叙用的。田登因为公差而侥幸得免。这时朝政腐败，贿赂公行。田登说：“以贿赂免则非吾职，况囊箧空乎？欲坐以待祸，固是有命，况老母在乎？”于是便托疾辞归，从此离开了官场。
田登辞官后，家居事母，经常与亲朋好友以诗酒相娱。其诗文多抒发抑郁不平之气，著有《吟呻一览》。
后来刘瑾事败被杀，田登例应起用，也有人极力劝他东山再起；但他这时已无心仕途，失去了当年“澄清天下”的锐气，说：“老母在堂，古人云‘一日养不以三公易’，正宜颐养天和，以终余年。”终不肯再起。正德九年九月五日病逝，年五十一岁。
张录
张录（？—？），字宗制，号虚庵，成武人。明正德五年举人，六年杨慎榜进士，初授太常博士，后提升为贵州道监察御史。
他廉洁耿直、敢言不讳。西域鲁迷进献狮子、犀牛、玉石等异物，价值二万三千多金，而且往来七年，要求中国给予重赏。对此，张录建言：“明王不贵异物。今二狮日各饲一羊，是岁用七百余羊也。牛食刍菽，今乃食果饵，则食人之食矣。愿返其献，归其人，薄其赏，以阻希望心”。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嘉靖三年（1524年），张文锦巡抚大同。因处置不当，激起兵变，官兵抢兵器反叛。宗室代王受惊而逃，文锦死于叛乱，官兵才逐渐安定下来。朝廷令侍郎胡瓒兴师问罪，由于他贪功心切，又一次引起叛乱。遂又派张录去审察此案，并且带着皇帝诏书和礼物安慰代王。张录到后，宣布朝廷恩惠和旨意，官兵才丢下武器，各自归回驻地，从此安定下来。于是张录向皇帝建议，要广施恩德、任用贤才、严明赏罚、节约开支、加强军训，作为安定和巩固边防的根本。
嘉靖元年，皇帝令大臣议论“兴献大礼”，张录和张桂有分歧，他反对张桂逢迎皇帝违背祖制主张。不久，张桂骤升要职，张录继续弹劾张桂说：“祖宗之法不可变，侥幸之途不可启。”因而大为张桂所怀恨。张录因为建言，曾两次遭受廷杖，却处之坦然。不久巡按山西，由于执法严明，贪官污吏为之敛迹；权贵犯法，也不稍稍宽恕。
曲阳李午作乱，该杀，然而贿赂权贵，得以免死。原御史马录曾上疏揭发其事，结果被降职防守南丹卫。张录接任后，又上疏申辩，竟也被罢官。
后来，有人向皇帝推荐张录，他也不去道谢，有人劝他向执政者上书求官，他却笑着说：“吾昔以言而失官，今复以言而求官乎？”就这样他家居二十年而死。
李化鲸
李化鲸（？—？），原籍直隶，流寓成武。清初，在县衙充当捕役。
清顺治二年（1645年），由于他广交四方绿林，热情接待投奔他的案犯，官府以意欲谋反的罪名逮捕了他。这时，黄河决口，兵备章于天驻守河防，治理决口。有人对他说李化鲸善于泅水，能测河深浅，探埽虚实。他便亲自进行测验，果然化鲸跃入深潭攫泥而出。章于天觉得化鲸是个治水的人材，不仅没有追究他的罪过，反而把他推荐给总河杨方兴。杨方兴便委派李化鲸管理河务，任职于黄河厅，驻曹县，他的眷属也迁到那里。
顺治五年（1648年），黄登孝接任章于天为曹州兵备，他得知李化鲸有才干，便把他调至曹州，任副中军，视为心腹。这样，李化鲸声威更盛，远播数省，四方饥民、绿林好汉和有反清情绪的人，有些便来投靠他。
不久，总河杨方兴题授李化鲸为兖州守备。正巧，这时有些县发生的案件，牵连了他；黄河厅同知高元美也密告李化鲸结纳绿林，意在谋反。杨方兴改变了主意，命令李化鲸单骑就职，以期擒获。李化鲸觉察到情况有变化，不敢赴任，便密令他的属下举兵起事。
顺治五年七月初四日，义军营头贾云五等率马步兵两万余人首先围困了定陶城。由于防守严谨，一时没有攻下。
在曹县，七月初六日午间，起义军骑兵三十余人扮作官兵，以接取李化鲸眷属为名，赚哄防守西门的县丞张治本打开城门，进入县城，以作内应。下午，又有马步兵千余人，由西门和北门杀入城内。北门防守官员典史余成信，见势不可当，急忙逃回本衙。东门防守官员教谕蔡廷珎被义军杀死。知县罗应选自南城往西巡逻，与义军相遇，混杀一阵，力不能支，出城逃走，远避河南。义军入城，一面杀官劫库，收缴印信，一面安抚百姓，作长期驻守之计。
同日，义军派张玉吾、朱腾宇等冒充李化鲸属下官兵，进入成武县城。是日，知县宋贤都闻报曹县失守，便急忙部署城防，教谕尚自察守北门，典史周 守西门，他亲自率众防守东门。这时，宋知县还不知道李化鲸是起义军首领，所以把他的亲信都分派到各门防守，这就使各防守要地都有义军内应。七月初九日夜半，起义军百余人由曹县顺官道飞集东门。大炮一声，举火为号，城门大开，义军一拥而进，枪刀满街，格杀充巷。内应领义军攻入县衙，宋贤都自缢死，杀其官眷二十余口，遂占领成武。
七月初九日，起义军围困曹州。这时李化鲸正带领多人驻守城内，由他作内应，一举攻占州城，杀兖西道副使黄登孝。
定陶县自四日围困，经七昼夜激战，至初十日午后，起义军用大炮轰击，城内生员孙檀等人为内应，打开了北门。义军进入城内，杀赃官，劫官库，释囚犯，一时监无犯人，仓无斗粟。七月二十五日，起义军出城，合入李化鲸大营。义军在定陶驻扎半月，城内民房官舍无一焚毁。
起义军聚集曹州，只休息了三天，便又分兵北攻濮东，东攻巨野，李化鲸亲自率兵西攻东明。由于兵力分散，都没有成功。七月下旬，各路起义军汇集曹县，以此作为根据地。在这里，李化鲸称“忠义王”，拥立明后裔朱凤鸣的养子朱洪基为天子，提出：“杀贪官，除恶霸”、“替天行道”，以号召百姓反清。同时开科取士，延揽知识分子，将一些生员富室封侯伯，授官职，并刻制了银、铜印信，初步形成了政权。
黄河厅同知高元美，在攻破曹县时，因治河不在衙内，便逃至河南躲避。至七月二十九日，他从河南潜回打听信息，被起义军拿获。起义军恨其一再告发化鲸，就把他剐死在县城南门外的树林中。
李化鲸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使清政府甚为震惊，便急调大军镇压。至八月，起义军先后放弃了曹州、定陶、成武，孤守曹县。清兵围困了县城。采取围而不攻，断绝起义军饷道的策略。待至十月初，起义军孤立无援，粮秣已尽，士兵精疲力竭。这时清军才以三百精锐，乘风发火，烧毁了东门；经过激战，双方共死亡六千七百余人，城池终于被攻破。李化鲸被俘，送至京师，遇害。
张于魏
张于魏（？—？），字星纬，成武县城西金庄人，清初贡生。因母亲有病，就放弃了举子业，悉心演习医术。他博览群书，并漫游大江南北，遍访各地名医，历时十年之久，广采各家之长，终使医术大进，内外科都很精通，尤善妇科。有奇症不可识者，亦能治疗。因而医名大振，求医者纵横数百里。《曹州府志》说他“同郡诸邑罕其俦”。
医疗实践使张于魏的医术达到了“望”、“切”能决生死的程度。但他却“名高而不孤傲，任劳而不受酬。”因而在群众中德高望重，被誉为“活华陀”、“张半仙”。康熙年间，曾被召去曲阜为衍圣公母治病，经他调治，久病渐愈，孔府酬重金，但他不受，并说：“耕读为本，济世为愿”。死后，当地群众曾于其村西塑像立庙纪念他。
张于魏一生多有著述，但由于慷慨行医，家境困乏，均未刊印。现收集到的只有手抄本《妇科汇集秘要良方》上下两册。陈印贤已将其收入《中国历代名医录》。
张于魏推崇朱丹溪。他在《妇科汇集秘要良方》总论中提出论妇女之疾，以寒、热、火三者论虚实，再审其内因外因和症状的内观外观，三者诚能分辨明白，则未有不中者也”。在治疗中，他常用的有四个主要方剂，即调经以四物汤，胎前以丹溪安胎饮，产后以生化汤，气虚以四君子汤。他认为“如能加减得当，照症定量，谁谓十能失一乎？”
张于魏在调经门，分为藏经、暗经、断经、崩漏、怯痨、症瘕等92种。在胎元门，注重“补母益子”，分胎为胚胎、双胎、滑胎、气胎、鬼胎等16种；分胎病有阻阴、滑胎、子肿、子痫等82种。在难产门，分用力太早、横生倒产、血流衣中、盘肠、产晕等七种；产后急症分崩漏形脱、子宫不收、类疟、妄见等症。产后疼分29种。有产后论解31症，每症下有论有方，病分轻重，药有化裁。他论月经不调诸症，认为热者居多，寒者较少，所以方中清热凉血药远远多于温热药。在数十个方中，四物汤占35个，配清热凉血药者22个，配活血行淤药者22个，配温热药者只有10个。张于魏喜用麦冬，在配制清热凉血药的22个方中，就有12个用麦冬。他认为“产后劳甚，气血俱虚。”所以在他所论及的产后5急症、新产19危症、产后29疼、产后论解31症的施治中，均以生化汤为主，每于方中加用人参，这样既使生化有源，更使生化有力，较生化汤原方更进一步。
张于魏在辨证上，详审深微；在施治上用药平中有奇。他重养阴，而不忽略寒症之治；产后强调扶正，而要在去淤。张于魏医论、医术、医德，均为后世之楷模。
田如桧
田如桧（？—？），字子植，成武人，清初诸生。善绘画，能鉴别古彝鼎、古书画。其所绘山水人物皆有名，花卉尤受称许。县文物室现藏其山水中堂一轴，画面山石多用线勾出轮廓，山势方折，单层刷染，树木盘曲，一高士危坐石坡之上，颇有名人画风；右中上部落有穷款“如桧”，打朱白文印各一枚。民间亦有其作品流传。
李朝仪
李朝仪（1766—1840），字公度，号鹭塘。成武县今白浮图乡李楼村人。八岁入学，性颇迟钝，一天学几行书还读不成句。但李朝仪不气馁，刻苦学习，孜孜以求，终于使学业大进，19岁即考中秀才，后岁科两试又列优等，补为廪生。
不久，李朝仪因父亲病故遂主家政。人多地少，生活难以维持，他便一边设帐教书，一边下田劳动，时常“执长 立烈日下，汗涔涔亦弗顾。”
李朝仪授徒、务农之余发奋读书，名书斋为“补过斋”，书“戒妄想”三字以自警。48岁时中清嘉庆癸酉（1813）科乡试第三名。此时，他已板刻了《耕余偶存》、《补过斋文集》两部文集，得到当时山东学政黄左田的很高评价，谓“能以古文为时文，君尤矫之离群者。”
1826年，62岁的李朝仪中道光丙戌科进士。初授河南省内黄知县，他自称精力不支，改授教职，旋放山东省登州府儒学教授。其间，登州府辖下的福山县知县松斋，因教案审理马俊梓不妥被免职，即特令李朝仪兼理福山县事，使蒙冤的马家24人免遭刑戮。福山县知名人士联名为他立了“万世流芳”碑一通，以颂扬其功德。此外，他还重修了蓬莱瀛洲书院，更张条规，并作主讲。一时文名大振，“执经请业者，踵接于门”。道光十年，李朝仪年老致仕，朝廷以其“教士有方，授经多术”授“文林郎”。
李朝仪还乡后，复主讲于单县鸣琴书院，一时桃李满园，誉溢乡里。后人张溪蕙说：“余髫年从诸父老游，闻每称优齿德笃学之士，必首推邑先达李鹭塘公。”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朝仪病逝。他一生著述颇多，除上述二文集外，尚有诗集《片玉集》等。
周鸣銮
周鸣銮（1779—1826），字舆和，号晓坡，男，汉族，成武县今孙寺乡周郑庄人。9岁求学于“小山房”。师单县名儒、举人黄陆飞。学习刻苦，14岁能文，19岁中秀才，嘉庆丁卯乡试中举，己巳恩科进士及第。以主事分发刑部为员外郎，后充秋审处总办。他精通律例，理案慎刑；遇有疑案，必反复核查，虽上官论定，亦据理力争。因此，每遇大案，皆委其办理；速议之案，常披览至深夜，废寝忘食，以使无积案。
嘉庆二十一年（1818年），周京察一等，补都察院河南道监察御史。次年，充会试监试官。二十三年，转调都察院户科给事中；八月乡试，任贵州正考官，所取多名士，甚得称道。次年，改任吏科掌印给事中。曾数十次上书言事，涉府县学校之督课，科场誊录之考覆，随扈官弁之职守，河员奏报之章程，皆切中时宜；尤其对刑狱的防守、稽迟、监押诸种弊端，言之颇力，受到嘉许。
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周任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琼州山多田少，收获米谷不及民用，需由高雷廉三州接济。偶有间断，则米价暴涨。四年夏，旱情严重，境内大饥。周令税使：“凡米船入关，税金概免”。并出示米商，招徕贩运。适有雷州衙属私自勒索米商，便予严惩。各地粮船听到消息，遂源源而来，救活百姓数以万计。民众十分感激，于海门为其立祠，曰“报恩祠”。此外，还疏通河道、奖掖开垦、捐修书院、和睦黎人，很得百姓爱戴。
道光六年，卒于琼州任上，时年47岁。著有《使黔集》和《公暇墨余录》。
傅朝宪
傅朝宪（1839—1926），成武县今汶上集镇傅坛村人，县内正骨名医。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有一山西行商，至傅坛村后树林休息，听说村内傅家一人骨折，痛苦难忍，该行商即慨然入村予以治疗。愈后，傅家再三挽留，并求教医术。行商即留住传授正骨术，临行并留下了接骨膏验方。从此，这一正骨术即在傅家逐代相传。
开始，傅家只是义务行医，就医者，多临近患者。后来，名声日振，就诊者愈来愈多。传到傅朝宪，声望愈高，方圆数百里骨伤患者，常慕名前来就诊。他为方便远来病人，还特在东西配房专设许多病床。
随着就诊者日多，临床病例也愈加复杂。傅朝宪为适应病例日渐复杂之需，医术也不断改进提高。他精心摸索出“热酒按摩”、“分散精力止痛麻醉术”等用于临床。如对尺挠骨折畸形愈合患者，他诊断后，先不给病人讲明病情，只是看看摸摸，跟病人谈些与病无关的事情，以分散病人的注意力，专等病人不在意时，他突然用脚蹬等方法，将骨折端重新折断，再重新正骨复位，妥加处理。傅朝宪处理骨折的基本措施是，诊断后，先选用适当手法（主要有扛抬、牵引、扒按、拿挤等）正骨复位，再外敷自制接骨膏止痛活血，促使骨痂形成，最后，用簸箕柳夹板术固定，必要时还外垒砖洞，加强固定。对开放性骨折，除采用上述措施外，还强调用盐水冲洗伤口、扎带止血，并要患者日服三次老母鸡汤和甜瓜子面，以促骨痂形成。
傅朝宪一生行医，强调“不识病理，盲目施暴力者必败”和“要明确骨伤之部位与类型”。他还反复提倡“手摸心会，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他在继承其祖先所传正骨术的基础上，又在临床实践中长期摸索积累了一套成熟的正骨经验，概括起来，其核心就是“认症要准，手法要稳，一次复位，愈合理想。”
傅朝宪非常重视医德。实践中，他采取“以富补贫”的办法，曾多方资助贫穷病人。
贾奉一
贾奉一（1847—1934），字峨卿，成武县今苟村集乡西贾庄人。幼年丧父，其母纺纱织布供其读书。23岁时补廪，1872年开始教书，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培养了一大批学生。1931年5月，他的学生380余人，为他立了“德教碑”一通。
1912年以后，贾奉一受聘于县高等小学堂。他虽然须发皆白，却不服老。每年暑假，大都在校举办“文学补习班”，为学生讲授《论语》、《孟子》、《诗经》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在教学上，他并不囿于传统的注入式，多用交谈的方式讲授，语言活泼，深入浅出，讲解透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1925年，他在何庆琛主办的“述古文社”兼任教师。利用假期，为回家度假的大、中学生讲授古典文学，辅导写作。平时还在通信中指导他们学习并批改寄来的文稿。
贾奉一嫉恶如仇，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教书之余，还写有大量歌谣。如《放脚歌》放了脚，下南坡，第一能做庄稼活。又能锄，又能割，犁地唱个‘使牛歌’。你说欢乐不欢乐？！”他对社会上的寄生虫充满了憎恨，写有《臭虫歌》：“有虫气味臭，其大不如豆，扁似荞麦皮，黑似锅上锈；潜到卧榻上，被褥能钻透；恣意咂人血，务要吃个够；只管自己肥，那管别人瘦？只落得人人骂，个个咒，但这个贪嘴的恶物仍如旧。”有一个时期，成武县公署印发一种“流通券”，代替当时的“国币”，泛滥市场，致使物价飞涨。贾奉一气愤之极，写了《票！票！》：“票！票！杀人的法子真是妙！一张花纸当金钱，兑换却是无人要。年景荒，难籴粜，穷人赔上几万吊！断炊的人家骂皇天，吃饱的小人哈哈笑！”1934年病逝。
姚舒密
姚舒密（1863—1925），字释筠，亦为师云，成武县今大田集镇西姚楼（时属巨野）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清光绪辛卯科举人，甲午恩科进士。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姚舒密出任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上任伊始，就以“任用私人及扩张铜元局”上书弹劾浙江巡抚聂衡山。聂系曾国藩的女婿，光绪二十九年调任浙江巡抚，以办理铜元局无起色为由撤去总办刘更新，由其故旧朱幼鸿接任。聂朱勾结，中饱私囊。姚舒密不顾聂曾两家门生故吏满朝，具疏弹劾，朝野震惊。聂被罢官不服，福州将军复查，仍维持原案。姚舒密不畏权势，闻名遐迩。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姚改任衢州知府，治事三载，颇有政声。宣统二年（1910年）调河南省银行总监。辛亥革命后，引退曹县，定居城内蛤蟆街，并于安庄置田千余亩。
姚舒密一生忠于清廷，1899年，觉察袁世凯有野心，曾上书弹劾。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曾派员请姚出山，姚拒不受聘。
姚擅长书法，鲁西南民间有其墨迹存世。菏泽十里铺卜子夏祠堂有其书卧碑一通，多有摹拓，至今不衰。
1925年姚舒密病逝，葬于安庄，墓碑尚存。
周自齐
周自齐（1871.11.26—1923.10.21），字子廙，汉族，北洋政府署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成武县周郑庄人。出身官僚家庭，其父周镐秀，做过广东候补巡检，去世较早，伯父周少棠怜其母子度日艰难，便接自家中抚养。
周自齐少年刻苦自励，勤奋好学，天资非凡，被人称为“周天才”。20岁考入广州同文馆，学习外语，在校学业出众，颇有名气。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发现其一表人才，潇洒大方，甚为器重。不久以翻译生保送京师同文馆就读，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894年应京兆试，被录为光绪甲午顺天乡试副榜。
1896年，侍郎张荫桓把周自齐推荐给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为使馆学生。后随梁诚出使美国，历任驻美公使馆书记官、参赞、驻纽约旧金山领事。曾代理出使美、日、秘鲁等国大臣。他在欧美十余年间，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曾做了一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1898年，代梁诚草书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奏章；1901年至1902年，在哈瓦那任中国公使馆代办期间，出面交涉，制定了中古税则，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1903年，旧金山发生强烈地震，曾倡导募捐，赈济危难华侨，一时为人所颂扬。
1908年，周自齐从美国回国，在外务部任右参，不久先后升任左参、右丞、左丞等职。1910年，奉命赴美任中国学部代表，监督中国留美学生。同年，为清载洵亲王随员去日本、英国考察海军。1911年，袁世凯在北京组阁，他被任命为财政次长。1912年春，周自齐调任山东都督兼民政长。其间极力反对和防范革命势力活动，在单县一带组织团丁五百名，发放枪支250支，还在鲁南韩庄一带设防，抵御革命军北进。在他调离济南回京时，径自下条子给财政司，私提现款十二万元为己有。1913年8月任中国银行代理总裁，后分别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孙宝琦、徐世昌、段祺瑞、靳云鹏等内阁的财政总长、盐务署督办兼中国银行总裁等职。
1915年12月，周自齐积极支持“洪宪”帝制，任大典筹备处委员。1916年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亡命日本。1918年2月，冯国璋代署总统时，取消对周自齐等人的通缉令，周才从日本回国。1922年4月，署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其间曾捐赠银元一千元，赞修民国《单县志》。是年6月2日至11日，摄行大总统职务。1923年10月21日病逝，葬于京师西门头沟的新阡，柯劭忞为其作墓志铭。
刘云章
刘云章（1876—1954），字汉昭，原籍单县城北簸箕堌。在成武行医40年，享有盛名。
刘云章幼年家贫，曾读义学。童年即叫卖街头。因度日艰难，1882年到成武县“颐和堂”药铺当学徒。经十余年刻苦钻研，在实践中锻炼成医术超群的中医。在自学过程中，他既精歧黄，又善丹青，书法学赵子昂，好画钟馗，行医之余，求书求画者甚多。
刘云章用药灵活，出方多有创见。1932年白喉流行，他运用《除瘟化毒汤》、《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饮》加减用于临床，治愈多人，医名大振。1936年官府和民众送《名高和缓》金字匾一块。后来他自己开设“延寿堂”诊寓应诊。对贫苦人就诊优先，并施以药物，深受人们尊敬。1939年日军侵占县城，他迁居城南小黄楼，以方便群众就诊。内蒙古医学院副主治医师李凤翔即受业其门下。1949年返里，1954年病故。
姬常周
姬常周（1884—1957），字玉枝，成武县汶上集镇姬楼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读书，23岁停学后，于本村办学执教，兼行医。
抗日战争爆发后，鲁西南地区日伪顽匪四起，成武、定陶、巨野三县交界处尤甚。汶上集一带首当其冲，人民深受其害，便奋起组织武装，实行联防，保卫家乡。姬常周被推选为联庄会长。他果断地枪决了吴福美和号称“罗掌柜”的两个土匪头子，稳定了社会秩序，因而声威大振，被定陶县长姚崇礼任命为二区区长。他组织建立了区公所，募兵买枪，建立了自卫队。1940年秋，日伪区长张宪的两警卫在一村内污辱妇女，被群众捉送二区区公所，姬常周立即命令就地活埋。1941年伏击张宪带领的汉奸队，缴获一批武器，壮大了自己。至1942年初，区自卫队已发展到近千人。民国定陶县政府委任姬常周自卫团二营营长，他不接受。自己成立自卫团，自任团长。1942年6月，汉奸孙良诚欲以“团长”诱姬常周加入伪军，遭到严厉斥责。1942年秋，日伪军攻黄店，姬常周率部奋勇抵抗，坚守三日，击退敌人，大灭了日伪军气焰。是年，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旅长、定陶县县长王子杰任命姬常周为其第二团团长，但仍保持其独立。年底，原十五旅某团庞汝昌部二百余人来投，姬常周接纳为补充团，命其子姬广桂为副团长。这时姬部发展到两个团的兵力。
1943年，中共巨南工委派王福庭、马作涛到姬部当参谋，向姬常周和其上层领导进行抗日宣传，逐步产生了积极效果。开始避开摩擦，继而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冀鲁豫军区教三旅九团，曾送粮支援姬团。后姬团也在其辖区每亩地征粮二斤给九团。姬团拔掉日伪据点，九团派员祝贺慰问。
1944年底，姬常周接受巨南工委指示率部起义，改编加入八路军。1945年初起义部队与巨西大队两个连合编为巨西县抗日自卫团，姬常周任团长，中共巨西县委书记任政委。由于该团战斗力不断增强，后编入主力部队。
姬常周起义后，曾两次参加冀鲁豫边区会议，分别受到刘伯承和杨勇的接见和宴请。解放战争开始后，姬常周因年事已高，便解甲归田，参与地方工作。土地改革中曾主动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受到政府和群众好评。1955年当选为成武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因病去世。
李元亮
李元亮（1887—1959），字陶村，成武县党集乡小李庄人，出身书香之家。宣统三年（1991年）山东省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入京任财政部主事、佥事、秘书等。周自齐督鲁时，任其高等顾问。1914年2月，随周入财政部，遂出任吉林省烟酒事务局局长。1920年调任山东烟台海关监督。
李为第一届国会议员，1923年于烟台海关任上，接受曹锟五千银元贿赂，投其一票。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兵败逃至烟台，于轮船上召李元亮筹款应急。李遂辞职引退，入京寓居。后曾任财政部高等顾问、总统府顾问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转居济南。解放战争中流亡商丘一带。新中国建立后于家乡定居，1959年春病故。
岳赓臣
岳赓臣（1888—1978），名喜起，以字行。成武县汶上集人，出身于乡绅家庭。幼年入私塾，后进学堂。青年时代即辅其父理里政，民国初曾任汶上集乡乡长。由于主乡政清廉，调民事公平，深受乡里尊敬。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吟其先祖岳飞《满江红》，借以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思。1940年，中共巨南工委建立，他以“两面”身份掩护工委干部开展工作，积极筹款筹枪，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地方顽杂曾将汶上集妇女会长辛老太太、姊妹团长李三留、农会干部李怀福以及十余名钢枪队员抓捕，岳赓臣均亲自出面营救，保释脱险。对被斗争过的地主富农，他晓以大义，力阻他们反攻倒算走向与人民为敌的道路，挽救了一批人。
岳赓臣在其任乡长期间曾集资创办了汶上集小学，自己出钱买地四亩作操场。新中国建立后，他曾作为代表出席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78年病逝后，汶上集公社和大队为其召开了追悼会。
宋还吾
宋还吾（1894—1938），原名宋锡珠，成武县郜鼎集人。1918年，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毕业，考入国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次年，参加了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1922年毕业后，受聘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文学专修科主任教师，常和同在该校任教的杨晦修先生宣传新思想。1926年春，他受大好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感召，毅然带领一部分学生，如成武的刘儒林、诸城的赵维武和蒲台的许兆璧等，离校南下，投奔广州，参加了北伐战争，献身于轰轰烈烈的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在广州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7年，他从武汉到北京。起初，在香山慈幼院任教；后来，筹办、编缉《华北中报》。1928年，他被任命为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校址在孔子的故里曲阜。
宋还吾到曲阜二师后，积极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扶植进步力量，孤立打击顽固势力。他带来并新聘了一批进步教师，取消了学监，成立了进步的学生会；建立了工人业余学校，组织了剧团、俱乐部。这些措施，使二师的进步力量很快得到发展。革命思潮逐日高涨。学校办的“黎明书社”门庭若市，进步书刊供不应求。李大钊、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在校内广为流传。有的教师，在校公开讲解马克思主义，宣扬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
1929年6月8日，二师学生会举行游艺会，因他批准演出《子见南子》一剧，开罪于曲阜的强宗大族孔氏。孔氏族人孔传堉等越级至国民政府教育部，控告他侮辱孔氏宗祖孔子。后又通过当时做工商部长的孔祥熙转控至蒋介石。蒋立命教育部“严办”。教育部据此，于6月26日向山东省教育厅发出了八五五号训令：“原呈所称各节，如果属实，殊与院部纪念孔子本旨大相违反”，“令行山东省教育厅查明，核办。”并专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亲赴曲阜查办。7月11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又召何思源到车站当面训斥，并令对二师“严究”。几天后，孔祥熙、张继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弹劾何思源对“《子见南子》案”拖着不办。何思源，遂派督学张郁光陪同朱葆勤赴曲阜核查。
这时，以宋还吾为首的二师师生，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毫不畏惧，坚决还击。他先在7月8日针对孔氏族人的控告，还以有力的答辩。7月中旬，学生会又通电全国，坚决表示：对“腐恶封建势力绝不低首降伏”，呼吁全国人民及各界人士给予声援、支持。7月28日，他又发表了《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揭露了事件真相，驳斥了孔府及《大公报》的污蔑。上述举措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各界人士、进步团体及海外华侨纷纷发贺电、慰问电、写文章，予以声援。报刊也竞相出社评、发消息，除少数御用刊物为孔府张目外，多数都站在二师一边。
朱葆勤和张郁光二人调查认为，孔氏控告，毫无实据。即会呈教育部。教育部据此调查，给山东省教育厅又发下第九五二号训令：“……查该校校长宋还吾，既据参事厅长等会同查明，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于置议。惟该校校长以后须对学生严加训诰，并对孔子极端尊崇，以符政府纪念及尊崇孔子本旨。”而宋还吾却给教育厅又上一呈文，提出他预感到的种种难题，丝毫不示退让。教育厅便于8月1日发出第一二〇四号训令，把他调厅另用。对此，鲁迅先生在杂文《关于〈子见南子〉》结尾时说得好：“……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即所谓‘息事宁人’之章，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宋还吾于1930年，被派往青岛，去接任铁路中学的校长。
1932年，他被任命为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校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日本侵略军打进山东，他和成武人杨鹏飞、孙东生等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带领全省各中等学校师生南下流亡。经河南省许昌、南阳等地，辗转至鄂西北郧阳一带。这时，学校由教育部明令，改为国立湖北中学。杨鹏飞任校长，宋还吾任高中部主任。后来，杨鹏飞因率领学生过河翻船淹死学生被撤职，教育部便令宋还吾接任校长。他因学校情况复杂，筹建分校困难，日夜忙碌，积劳成疾，于1938年9月病故，师生结队送葬于郧阳北门里一山丘之巅。
梁守俭 梁显堂 袁振学
解放战争中，白浮图区张桥村有三名共产党员为保护5000公斤公粮和25支步枪，奉献了生命。他们是：
编村长梁守俭（1895—1946）
钢枪队长梁显堂（？—1946）
农会长袁振学（？—1946）
张桥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开辟较早的根据地，1940年建立了党支部，组织了农救会、钢枪队、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减租减息、筹粮筹款，支援八路军，工作开展得很好。解放战争中，斗地主，分田地，组织担架队、送粮队，积极支援前线，是区里的模范村。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鲁西南解放区，流亡地主组成还乡团，反攻倒算。10月，共产党县区机关和武装力量北撤，广大农村干部坚持地下斗争，埋藏了公粮、转移了枪支。张桥村就秘密埋藏了5000余公斤公粮和25支步枪。
10月20日夜，张桥村恶霸地主、乡长张德胜，带还乡团潜回，抓住了梁守俭、梁显堂和袁振学，气势汹汹，要枪要粮。他们尽管用尽了威逼、利诱和欺诈手段，但梁守俭等三人，坚决不开口。还乡团凶相毕露，便开始把人悬梁毒打。他们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多次昏迷，仍一字不吐。最后，还乡团就把三人拖至张桥村南地里，先用刺刀挖去梁显堂的双眼，梁显堂大骂不止。凶残的还乡团又将他的嘴挑开割去了舌头，继而剖腹开膛，大卸八块。还乡团妄图以此威吓梁守俭、袁振学开口。然而两人早已抱定必死决心，毫不惧怕。最后也被挖眼割舌，剖腹开膛。
梁守俭、梁显堂、袁振学三名共产党员，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公粮、枪支和党的组织，他们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斗志。同年11月，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协同民主政府，处决了杀害梁守俭等3人的11名还乡团骨干分子。
陈义厚
陈义厚（1899—1935），字慈仁。孙寺乡徐楼村人。出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里。小学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第六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在校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决心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去。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冯玉祥部队。曾在鹿仲麟处任军医官。在此期间，经常给家中写信，教育女儿陈彦云不要缠足，要上学读书。劝说父亲，把自己的多余的土地分给邻居耕种。当时他家开着孵鸡房，对困难较大的户免要鸡钱。
1930年，蒋冯军阀混战，西北军战败，1931年被蒋介石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奉命由山东开赴江西宁都，进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该军由于受共产党的影响，于1931年12月14日全军起义，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随同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军医处，陈义厚任处长。1932年军医处改为卫生部，陈义厚任部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战场救护工作。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场救护工作中，陈义厚在红五军团的百余里的战线上，组成了从绷带所——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的关联性救护体系，为及时抢救伤员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在红五军团任卫生部长期间，为了预防赤痢，建议总卫生部规定不准吃辣椒等刺激性强烈的食物。这对生活在南方水乡的人来说，简直是一次生活习惯上的革命，阻力很大。但是，这条规定在全军上至总司令下至马夫都能严格执行。
在工作中，陈义厚积极贯彻军委总卫生部贺诚部长提出的“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指战员的健康”和“预防第一”的方针，在五军团范围内大力开展卫生运动，以消灭痢疾、疟疾、下肢溃疡等常见病为重点，从1932年起各部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卫生运动，各伙食单位普遍建立了卫生委员会。利用标语、传单、讲话、演文明戏等方式，广泛开展卫生宣传，动员大家讲卫生，并建立检查、评比等制度。不久，红五军团的卫生运动经验推广到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
陈义厚对伤病员的治疗一丝不苟，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即使在根据地“肃反”工作中受到不白之冤，工作也始终是兢兢业业。经常把红军定期发给他的津贴给伤病员买营养品，受到贺诚部长的赞扬。
1933年8月红军卫生学校由茶岭迁到瑞金，陈义厚调任校长。根据贺诚部长的指示，陈义厚亲自制订教学计划、学习制度。教学划分为基础、临床、实习三个阶段。红军卫生学校，医科学制一年，五个月基础课，三个月临床，两个月实习。基础课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药物学、诊断学六门；临床课以内外科为主。重点是战场救护。他亲自编写讲义，发动教员和学员参加刻印。
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有300张病床，在中央苏区，是设备条件最好、技术水平最高的医院，能做比较复杂的手术。红军高级干部也不断在此疗养。陈义厚还创办了《红色卫生杂志》，指导红军卫生医疗工作的开展。陈义厚为提高在职医务干部的业务水平，于1934年1月开办了医科函授班。第一期招收学员80人，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学完学校开设的14门课程。10月份开始长征，函授班停办。
红军卫生学校，从成立到1934年10月长征时，共培养军医班学员181名，调剂班75名，看护班300名，保健班122名，研究班7名，共计686名。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红军各部队医院，补充了卫生技术力量，提高了卫生工作的能力和水平。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为疏散安置伤病员，陈毅同志亲自动员，王立中、陈义厚亲自组织，将一大批重伤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为了管理好留在中央苏区的医疗机构和8000多名伤病员，设立了中央苏区卫生部，抽调王立中、陈义厚组织领导这项工作。王立中、陈义厚在指挥部队疏散转移时，遭受敌机轰炸，壮烈牺牲。
孙东生
孙东生（1900—1960），名维岳，以字行。成武县城里人，出身于一个手工业生产者家庭。1919年，他从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深受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影响。北大毕业后，他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邀请，回山东从事教育工作。从1928年开始，任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校长。他主持校政后，教师阵容整齐，教学质量优异，社会威望日高。这期间，他曾把国文教员李广田和音乐教员瞿亚先创作的歌曲《我们是永久的少年人》，定为《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校歌》。歌词：“看！佛山常碧，明湖常青，趵突水常喷……我们的朝气常存，我们的精神常新！”激发了青年们的上进精神。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济南学生激于爱国热情，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求国民政府抗日救国。孙东生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校医等人去南京，以便随时解救学生。在请愿活动结束后，将全部学生安全带回济南复课。
1933年，他被省教育厅派往欧美考察教育情况，途经苏联，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实况，曾欣然赋诗：“今夜月团圆，故国是仲秋。光明无限界，也应照中州！”这首小诗，当时曾引起一些人的挑剔和攻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侵入山东省。1937年12月中旬，他率领师生南下。1938年，经河南省许昌、南阳、赊旗等地，辗转至湖北省郧阳，学校改称“国立湖北中学”。他被任命为初中部主任。不久，武汉告急，孙东生又于12月1日，带领以济南一中为主体的数百名师生，沿汉江西上，经安康、汉中、广元等地，于1939年1月，到达四川罗江。学校被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孙东生被任命为设在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校长。
在由鲁入蜀长途跋涉中，只要时间允许，他就组织师生上课，经常是以寝室代教室，以膝盖为课桌，但大家情绪昂扬，秩序井然。
孙东生常向学生进行抗战救国的思想教育。他亲自给学生朗诵并讲解杜甫的《春望》，激发学生爱国爱家的热忱。听讲的学生被感动得流泪。他鼓励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恢复旧山河！你们到后方读书，长大成人，就是为了抗战救国！”撤退途中，他关怀学生无微不至。在离开泰安时，他发现有个小同学掉队了，就立即派人把那个小同学找了回来，鼓励他不要想家，做个有志气的孩子。在从郧阳入川的途中，学生马玉平患疟疾，寸步难行。孙东生知道后，就顾“滑竿”让他坐。
在旅途中，孙东生还组织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赊旗镇，他支持音乐教员瞿亚先，成立了“山东省济南一中抗战救亡宣传团”，后来改为“狂飙剧团”，以戏剧、歌咏、壁报、绘画、演讲和魔术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从赊旗镇到罗江，上演的剧目就多达41个。剧团到达陕南恒口镇时，还开办了“救亡歌咏速成班”，不限年龄，不分性别，不收分文，凡自愿学习者均可参加。一天时间，报名者就多达40余人。开班后，通过教唱抗战歌曲，大大激发了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
这期间，孙东生还支持其长子孙冠文，同许多热血青年一道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孙东生组织六中四分校正式上课后，就开始在当地招收新生。同时，通过李广田聘请了共产党员作家陈翔鹤、方敬和陶稷农等来校任教。他在共产党地下小组帮助下，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学校面貌迅速呈现出一片蓬勃向上的生机。他同意并支持文史教师抛开部定教本，自选教材上堂讲课。国文教员李广田，除选讲一部分古典名篇外，主要选讲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和部分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他鼓励师生积极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因而读书会、壁报社、歌咏队、绘画组等恰似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师生争相订阅进步报刊，广为传阅革命书籍，抗战歌声此伏彼起，体育运动十分活跃。他大力支持李广田等创办文艺期刊《锻冶厂》。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仅出版10期，但影响却很深远。他还热情欢迎进步作家卞之琳、周文、沙汀等先后来校作客，向师生传播革命火种。因此，国立六中四分校这只“革命青少年的摇篮”，曾一度被人誉为“川北小延安”。著名诗人贺敬之，那时正就读于梓潼一分校，因慕四分校的良好校风，曾在1939年夏，冒雨步行100公里，到罗江要求转学。
四分校的进步校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便要在四分校建立“三青团”。孙东生婉转予以拒绝，在他任职期间，国民党和三青团等组织一直没有进入这所学校。
1940年上半年，有人向教育部密告孙东生，因而教育部下文“六中四分校教室内久不闻三民主义之名词，孙东生办学不力，调回教育部审查。”全校学生闻调罢课。教育部因查无实据，且怕事态扩大，只好放他重返学校。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也笼罩了这所学校。孙东生被撤职，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在学校建立，革命教师相继离去，20多名进步学生被捕下狱。到1942年春，教育部又下令解散了这所学校。但这个学校为传播革命思想留下了光荣的一页。1985年贺敬之为《德阳县教育志》撰写的题词中说：“……六中各分校地下党团结广大进步师生，为学习和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争取民主和进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法西斯奴化教育，进行了前赴后继的长期斗争。”
孙东生被撤职后，教育部暂任他为滇黔区中教视察员。在此期间，他发表了《战时中学课程的实施》一文，总结了他长期的办学经验。他主张教材教法都要联系实际。
不久，他又因拒不执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而被再次撤职。1941年10月，孙东生携妻儿远去宁夏省银川市筹办“银川中学”，但因马鸿逵的刁难而中止。1942年初，他又回到四川，先后任教于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川师、川大附中，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何思源派回济南出任山东师范学院院长。
1948年济南解放，孙东生又回到山东省立济南一中。不久，调山东省图书馆整理古籍。1956年任山东省政协委员。1958年后他被错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1960年12月病故于狱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了他的问题，于1983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一
苟变
苟变（？—？），战国时期卫国名将。在他还没有被重用的时候，子思跟卫侯说：“苟变的才干可以带兵车五百乘。”卫侯说：“我知道他可以为将；不过苟变曾经做过小吏，收民赋时，吃过人家两个鸡蛋，所以不能用他。”子思说：“圣主选用人材，就象木匠选用木材一样，用他的长处，不用他的短处；因此，几搂粗的良材大木，而有几尺腐朽的地方，好木匠是不会抛弃它的。现在正处在战争时代，必须选拔得力将士，而因为两个鸡蛋的小过就把能保卫国家的将才弃而不用，这事可不能让邻国人知道哇！”卫侯听了拜两拜说：“谨接受您的教导！”于是，起用苟变。苟变终于成为卫国名将。
县城东10公里苟村集是苟变故里。
张寿
张寿（88—168），字仲吾，东汉末成武人。重孝厚友，恭敬善良，光明磊落，固守信用，知识渊博，广览史籍，遇有疑难，多有独到见解，一旦确认，决不轻易改变。他被举为孝廉，授官为郎中给事谒者，后官至右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再迁竹邑侯相。老百姓乐于接受他的治理，因而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然而，他由于惩治犯罪的功曹周邻，反为督邮周弘所刁难，所以，弃官而归。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卒，葬文亭山后。墓碑残石犹存。
孙期
孙期（？—？），字仲 ，东汉末年济阴成武人。少年时代，研习《京氏易》及《古文尚书》。孙期家贫，在大洼中牧猪，以所得奉养老母亲，对老人吃用起居，关怀无微不至。
远方的人们，慕名来向他学习，不少人在洼中的垄畔上，手执经卷，跟随着向他求教。在他的影响下，四乡形成好学、仁让、至孝的风气。
黄巾起义军经过孙期的家乡，曾约定“不准侵扰孙先生宅舍。”
郡里举孝廉，派人抬着羊和酒去见孙期，请应举。他说：“这怎么能是应举的时候？”拒不接受，遂赶猪入洼中放牧。
董卓为了收拢民心，招揽天下名士，遂派太尉黄琬置安车请他，但他始终不从，直到年迈死去。
孙期与平原人申屠蟠齐名，品格都很高尚，而论孝行却在申屠之上，故人称为孙孝子。今孙寺是其故里。
祝惟岳
祝惟岳（？—？），字同甫，成武人。宋咸平年间中明法科，出任陵州司理参军。秀州因为官粟被盗，而捕获了十多个人，定了死罪，不久就要行刑。祝惟岳审查了他们的口供，观察了他们的表情和行动，怀疑这些人不是真盗。可是办案人员争论不休，决定不下来。及至捕获了真盗，十多个人才得以活命。祝惟岳善于观察事物，做事清正廉明，忠厚诚实。
曹玮一向和祝惟岳很要好，任秦州知府时，便上书皇帝，推荐祝惟岳为秦州的观察推官，使其料理事务。这时，羌的首领唃厮罗多次侵犯秦州的边界，祝惟岳帮助曹玮转运军饷，出入于战阵之中，给曹玮出了不少好计谋。祥符九年八月，羌人和宗哥人结合一起入侵秦州，并让间谍到处扬言，要在某日攻下秦州会餐，用来激怒曹玮。祝惟岳劝说曹玮按兵不动，以逸待劳。等到他们到来时，就把他们打败了，并且杀死了一千多人，削弱了羌族统治者势力，迫使他们退守沙漠之中。祝惟岳因此升为大理寺丞。不久又出任河州府龙门县知县。这个县有些恶棍，包揽词讼，坑害百姓。祝惟岳到任后，铲除了为恶的豪强，惩治了作歹的坏人，于是奸恶之徒销声匿迹，不敢胡作非为了。
宰相王旦向皇帝推荐了祝惟岳。当正准备把祝惟岳调任朝官时，他就死了。朝庭封赠惟岳为银青荣禄大夫户部尚书。祝惟岳的四个儿子也都中了进士。人称父子五进士。
庞籍
庞籍（988—1063），字醇之，单州成武人。生于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及进士第，任黄州司理参军，知州夏竦认为他有宰相的器度。后来调任开封府兵曹参军，知府薛奎推荐他为法曹。不久，又升任大理寺丞，知襄邑县。
天圣五年诏命编敕，庞籍参与了《天圣编敕》的编纂。任刑部详覆官。后又升任群牧判官，主管官马的养殖。这时，他对枢密院擅把官马借给私人和有司对犯法官吏追究不严表示反对，曾对皇帝上言：“旧制不以官马假臣下，重武备也。枢密院以带甲马借内侍杨怀敏，群牧覆奏，乃赐一马，三日，乃复借之，数日而复罢。枢密掌机命，反覆乃如此！平时，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书枢密院。近岁玺书内降，浸多于旧，无以防偏请、杜幸门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殴府吏，法当赎金，特停任。近作坊物料库主吏盗官物，辄自逃避。以官掖之亲，三司遽罢追究。今日圣断乃异于昔，臣窃惑焉。祥符令检下稍严，胥吏相率空县而去，令坐罢免。若是，则清强者沮矣！”
后来他出任秀州知府。明道初又召回任殿中侍御史。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章献太后死，曾遗诰要章惠太后“同议军国事”。庞籍提出反对，奏请皇帝烧掉了太后听政时所掌垂帘仪制，削去了遗诰中“同议军国事”的话。当仁宗皇帝刚执朝政时，近臣竞以奇巧取媚，后苑珠玉工匠很多。庞籍向皇帝建议：“以俭约为师，以奢靡为戒，重惜国用，以徇民之急。”用人应当“辨邪正，防朋党，采公论”；提拔近臣要广泛听取意见，不要只听宰辅一人之见。庞籍这种直言敢谏的精神，很为时人所推重。中丞孔道辅就曾对人说：“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醇之，天子御史也。”
景祐元年（1034年）任开封府判官，尚美人差内侍传她的“教旨”，免去某些人应缴纳的“市租”，庞籍说祖宗以来，未有美人称教旨下府者，当杖内侍。”于是内侍挨了棍子。皇帝并因此对有司下诏说：“自今宫中传命，毋得辄受。”
庞籍曾几次弹劾范讽。由于范讽和执政李迪要好，都被扣压下来，不予转达；反而说他诬告不实，以祠部员外郎罢为广南东路转运使。但他继续弹劾范讽。由于不尽符合事实，虽然范讽受了贬谪，他也降为太常博士、知临江军。不久复授祠部员外郎，改任福建转运使。
景祐三年（1036年），庞籍任侍御使，又改任刑部员外郎、知杂事。复判大理寺，又晋升天章阁待制。不久，元昊反，庞籍出任陕西体量安抚使。由于受开封府吏“市女口”的牵连，降知汝州；又改知同州，随之就任陕西都转运使。文彦博受命审理黄德和一案，还未开审，皇帝又诏命庞籍和文彦博同审。庞籍主张赏罚应当严明，他说：“德和退怯当诛。刘平力战而殁，宜加恤其子孙。”时西夏主元昊叛宋，军费开支较大，而又连年岁歉，因此庞籍向皇帝建言：应当紧缩宫中开支，奖励战功。他说：“频岁灾异，天久不雨。宫中费用奢靡，出纳不严，须索烦多，有司无从钩校虚实。臣窃谓凡乘舆所费，宫中所用，宜务加裁抑，取则先帝，修德弭灾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将士力战，弗获功赏；而内官、医官、乐官，无功劳，享丰赐，天下指目，谓之“三官”，愿少裁损，无厚赉予，专励战功，寇不足平也。”
庆历元年（1041年）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庆历二年又兼鄜延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明年改任延州观察使，庞籍五辞不受，易为左谏议大夫。自从元昊攻陷金明、承平、塞门、安远、栲栳寨，破五龙川，边塞人民几乎被焚烧抢掠光了，而且不远就是敌人，所以人心惶惧不安。庞籍到来之后“补绽茹漏，抚民以仁”，百姓才得到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这里有十万官兵，没有营垒，都散住在城中。由于庞籍军纪严明，所以没有敢犯法的。金明西北有个浑州川，土地肥沃。川尾叫桥子谷，是敌寇出入的要道。庞籍使部将狄青领兵万余人，在谷旁筑招安寨把守，并多次招募百姓耕种，以供给军粮。随后，周美攻取了承平寨、王信修筑了龙安寨，完全收复了失地，共修建十一座守城；并开拓了癿名、平戎道，打通了永和、乌仁关，把东西阵法改变为方阵，增置了军械，边防才得以巩固。这时元昊差遣李文贵拿着宁令（西夏宰相）野利旺荣的书信来求和归附，庞籍认为这是诈降。于是把军队布置在青涧城以作防范，并把李文贵留下。过了几个月，果然敌人大举侵扰定川。庞籍就把李文贵召来，晓以妄开战事的利害，放了回去。不久，元昊又送来旺荣的书信，表示愿意归附。这时皇帝正不愿意用兵，便要庞籍议和，并称呼旺荣为太尉。庞籍说：“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称，使旺荣当之，则元昊不得臣矣。今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西夏副宰相），皆其官名也，于义无嫌。”朝廷便听从了他的意见。议和使者往返，长达一年多，元昊又差贺从勖请归附。庞籍便把使者送至京城，并向皇帝陈说了议和的可能性。他说：“羌久不通和市，国人愁怨。今辞理浸顺，必有改事中国之心，请遣使者申谕之。”朝庭采纳了他的策略。
和议已成，庆历五年（1045年）任命庞籍为枢密副使。庞籍向皇帝上言：“自陕西用兵，公私俱困，请并省官属，退近塞之兵就食内地。”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节省了不少边防费用。庆历八年（1048年）庞籍升任参知政事。皇祐元年（1049年）复进枢密使。这时他曾和文彦博一道建议裁汰冗兵6万余人，并有2万余人减其供给一半。这一措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说是“衣食于官久，不愿归农；又习弓弩，散之必为盗贼。”皇帝也产生了动摇。庞籍说：“今公私困竭，上下惶惶，正由养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无由苏息。万一果有聚为盗者，臣请以死当之。”这样皇帝才下了决心，经济紧张的状况，才略有好转。
皇祐三年（1051年）十月，庞籍又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庞籍为相，不以官爵养私，不邀取声誉。侬智高反叛，官兵几次讨伐都失利。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又差狄青为宣抚使，进行征讨。谏官韩绛认为狄青是武官，不适于任宣抚使这样的职务。皇帝就这件事征求庞籍的意见，庞籍说：“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则号令不专，不如不遣。”极力主张专任狄青。于是皇帝便下令命岭南诸军统受狄青调遣。及至狄青取得了胜利，捷报到京，皇帝高兴地对庞籍说：“青破贼，卿之力也。”便要授狄青为枢密使。庞籍认为不妥，他说：“青起军中，致位二府，众论纷然，谓国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论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又使青得罪于众人也。臣所言非徒便于国体，亦为青谋也。”但皇帝还是任命了他。岭南平定以后，两广推举因功受赏的691人，有人议伦，认为太过份了。内侍王守忠，长时间服待皇帝，谋求去做节度使。皇帝征求庞籍的意见，庞籍极力阻止，说“宋兴以来，未有内臣为节度使者。”庞籍这种做法，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
齐州有个学究叫皇甫渊的，因为捕贼有功，根据规定应当赏钱；但他却多次上书，求赏官职。道士赵清贶跟庞籍的姐家是亲戚，欺骗皇甫渊说他可以告诉庞籍，于是和相府的某些官吏都受了皇甫渊的贿赂。有人告发了这件事，开封府逮捕了赵清贶，并把他刺配远州，可是他却在路上死去了。谏官韩绛说是庞籍暗地里要开封府把皇甫渊害死，用来灭口的。但查核却没有实据。由于一再遭受弹劾，于是于皇祐五年（1053年）闰七月撤去庞籍宰相职务，降为郓州知府。过了几个月，又授庞籍观文殿大学士、复任昭德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又改任并州知府。
仁宗有疾，由于他没有太子，庞籍曾秘密上疏，恳切请求皇帝选择宗室中有德者作为皇子，以安定人心。
由于庞籍同意麟州修筑白草坪寨堡，而州将武戡等又被西夏人打败，受了牵连，改为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不久又授予尚书左丞，但庞籍没有接受，改授定州知府。嘉祐五年召还京师，庞籍上表告老，陈情不已。有人问他，你精力很好，年轻人不及，况且主上待之甚厚，为什么要坚决引退呢？他说：“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厌弃，然后乃去，是不得已，岂止足之谓耶？”结果是“表上者九，手疏二十余通，朝廷不能夺。”于是嘉祐五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颖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庞籍病逝，终年七十六岁。当时仁宗皇帝病重，祭奠时不能亲往，便差遣中使吊祭并慰问他的家属，封赠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葬于雍邱，司马光为之作墓志铭。
庞籍通晓法律，长于吏事，持法严峻，军中有犯法者，有的杀头碎尸，有的鞭打至死，因此官兵畏服。作为地方官，颇能爱民，及至作了宰相，声望就不如做地方官时高了。诗作有《清风集》和《清风集略》，北宋学者范镇为之作《〈清风集〉序》，司马光为之作《〈清风集略〉序》。
马默
马默（？—？），字处厚，宋单州成武人。幼时家贫，步行到租徕，投石介求学。当时石介有学生百余名，马默为最优秀者。学习完毕，马默将要回去。石介对学生们说：“马君将来一定会成为名臣，我们应当欢送他。”
宋仁宗末年，马默中进士，调临濮尉，不久又任须城知县。须城是郓州的治所，过去郓州府吏犯法不可拘捕。马默到任后，捉得犯法郓吏便施以杖刑，郓府上下无不惊怕。这时曹佾任郓州太守，对马默心怀不满，但马默也不向其屈服。后来，张方平接任郓州太守，为人很高傲，属下来议事，往往闭着眼不与说话。可是当马默来议事时，却忽然睁开眼，把马默看了又看，并倾听他的议论，同意他的主张。从此，许多事都委他去办。治平年间，方平又任翰林，推荐马默为监察御史里行。遇事，马默往往毫无顾忌地发表议论。方平私下差亲信告诫他说：“说话太直了，不怕连累推荐你的人吗！”马默回答说：“承蒙您对我的器重，我不敢为自己打算，这样做正是为了报答您啊！”
英宗时诏议尊崇濮王为“皇”、为“亲”（濮王是英宗的生父，英宗是过继给仁宗继承皇位的）。台谏吕诲等力争，以为不可，全被罢职放了外任。马默请求复还他们官职，皇帝不肯答应。于是马默上言：“濮王生育圣躬，人谁不知。若称之为亲，义无可据，名之不正，失莫大焉。愿蔽自宸心，明诏寝罢，以感召和气，安士庙之神灵，是一举而众善随之也。”他主张任人唯贤，反对执政者不求实绩擢用私人。他对皇帝说：“致治之要，求贤为本。仁宗以官人之权，尽委辅相，数十年间，贤而公者无几。官之进也，不由实绩，不自实声，但趋权门，必得显仕。今待制以上，数倍祖宗之时，至谋一帅臣，则协于公议者十无三四。庶僚之众，不知几人，一有难事，则曰无人可使。岂非不才者在上，而贤不肖混淆乎？愿陛下明目达聪，务既其实，历试而超升之，以幸天下。”
刑部郎中张师颜整顿诸司库务，依律惩治不法分子。诸司官吏无不恐惧，便散布流言蜚语，致使张师颜受谗罢官。马默极力为师颜辩解，他说，“恶直丑正，实繁有徒。今将去积年之弊，以兴太平，必先官举其职。宜崇奖师颜，励以忠勤，则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劝矣。”
西京会圣宫将要创建仁宗神御殿，马默认为这没有前例，应当作罢。他上书说：“事不师古，前典所戒。汉以诸帝所幸郡国立庙，知礼者非之。况先帝未尝幸洛，而创建庙祀，实乖典则。愿以礼为之节，义为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静奉先之意。”
神宗即位，马默因反对尊崇濮王的主张受到降职处分，出任怀州通判。这时，他上疏皇帝，提出十项主张：一、揽威权，二、察奸佞，三、近正人，四、明功罪，五、息大费，六、备凶年，七、崇检素，八、久任使，九、择守宰，十、御边患。他解释说：“揽威权，则天子势重，而大臣安矣；察奸佞，则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进矣；近正人，则谏诤日闻，而圣性开明矣；明功罪，则朝廷无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费，则公私富，而军旅有积矣；备凶年，则大恩常施，而祸乱不起矣；崇俭素，则自上化下，而民朴素矣；久任使，则官不虚授，而职事举矣；择守宰，则庶绩有成，而民受赐矣，御边患，则四远畏服，而中国强矣。”
不久改知登州。这时属于登州的沙门岛，住有不少发配来的囚徒。官府供给口粮的囚徒限额是三百人，如超过限额，多出的便投入海内淹死。负责管理囚徒的寨主李庆，二年便杀死七百人。马默斥责他说：“人命至重，恩既贷其生，又从而杀之，不若即时死乡里也。汝胡不以乏粮告，而颛之如此？”并且准备将其治罪。李庆便畏罪自缢了。马默奏请皇帝批准，修改了“配岛法”，共二十条，规定囚徒人数超额时，便把服刑年数多、表现较好的送往登州。由此，救活了很多人。马默深受民众爱戴。后来，当他的后任苏轼来登州时，登州父老郊迎于路，并说：“公为政爱民，得如马使君乎？”
马默改知曹州，政绩颇著，曹州父老有歌说：“为政爱民，惟马使君”。复又召回朝内任三司盐铁判官。因为马默与富弼关系密切，并且对新法有不好的认识，所以又被放外任，出知济、兖二州。不久召还，任提举三司帐司。曾和神宗谈论用兵之道，对河北山川、道里了如指掌，应对如流。神宗听了很高兴，准备重用他。可是当权的大臣们不同意，便任命他为提点京东刑狱。
马默生性刚直严峻，疾恶如仇。有些枉法的小官吏听说他出任提点京东刑狱，便上书辞职不干了。金乡县令素以受贿著名，这时他的父亲正在朝中任要职，写信给他说：“马公素刚，汝有过，将不免。”这个县令害怕了，便将所有不义之物销毁了。不久，马默又改任广西转运使。这时正遇上安化等地少数民族发生饥荒，并向内地侵扰。马默向皇帝上“平蛮方略”，认为：“胜负不在兵而在将。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没，苏缄老谬；归仁铺覆军，陈曙先走；昆仑关丧师，张守节不战；侬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欧希范之诛灭，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验矣。”
因为有病，马默要求辞去广西转运使职务。遂改任徐州知府。徐州属城利国监的人民，苦于吴居厚的苛政，马默都给以改革。不久奉召出任司农少卿。这时司马光任宰相，想全部恢复旧法，问马默是不是可以免除“乡差衙前法”。马默说：“不可。如常平，自汉为良法，岂宜尽废？去其害民者可也。”后来徭役改为一州一县法，常平提举官改归提刑司，就是根据马默的意见。
马默又复改任河东转运使。当时有人提议放弃葭芦、吴堡两个边防寨子，马默认为不可。他在奏章中说：“控扼险阻，敌不可攻，弃之不便。”因此，才没有放弃。又改任兖州，他请求褒奖石介的后代。皇帝下诏赐给石介的孙子官职。东州发生了饥馑，流民很多，马默进行了赈济，救活了数万人。后又入任卫尉卿，权工部侍郎，不久转任户部。因年老乞归，皇帝却让他以宝文阁待制的身分出任徐州知府。后又改任河北都转运使。
元丰年间，黄河从小吴决口，并不去堵塞，任其北流。元祐年间，大臣们议论，认为使黄河东流为好。水官也同意这种意见。马默却不以为然，他跟着监司一道上书，认为以北流为好。御史郭知章也请求皇帝批准使黄河东流，于是修筑了东、西码头，约束水归故道，筑长堤堵塞北流河道，花费很大。可是第二年，河仍决口北流，竟不能再使其东流。
后因年老，马默职任提举鸿庆宫。绍圣年间，以追随司马光的罪名，降为待制罢职。元符三年，又恢复了官职。不久死去，终年八十岁。绍兴年间他的儿子马纯为其请封，赠开府仪同三司，加赠太保。
邵侯
邵侯（？—？），成武人。身材魁伟，勇力过人。元世祖在位时，严忠济任东平路行军万户，见到了邵侯，认为是个奇才，便任命他为成武千夫长。由于邵侯治理严谨，成武百姓得以安居。后来，元军征高丽，邵侯随行，屡建奇功，被授为宣威将军右元帅。作为将领，每当攻城略地将要取得胜利时，邵侯便告诫士卒不得轻率杀人。所以，他的军队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邵侯为人，律已严，待人宽，凡事先公后私。对士卒，他非常爱护，多方体恤，所以士卒愿意为他效力。
苗好谦
苗好谦（？—？），世居单父（今单县）之留馈里，后迁至成武县的焦村。其父留全，生五子，好谦为长。
好谦性刚毅，沉默寡言，处世老练，洞察事理。由都察院属员，历任工部、枢密院吏曹，廉洁奉公，办事正直，夷险一致。时事有弊端，他建议改革项目甚多。元大德改元，升为大宗正府都事，忠于职守，革吏弊，平冤狱。宗室车载口袋丢失于道旁，有小民解开捆，拿走了袋中的货物，宗室欲处之极刑。好谦说：“这是不应当处死的。”于是归还了东西，就把人放了。
大德四年（1300年）好谦升丞务郎，大都路总管府推官。不久，拜御史台监察御史，执法严明，使贪赃枉法之徒十分害怕。大德六年（1302年）迁江南诸道御史台都事。遇事周密考虑，婉转筹划，而且能够直言不讳，因此对政事多有补益。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奉训大夫、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使，弹劾不法，威声凛凛，不法之徒闻风丧胆。延祐三年（1316年）为淮东廉访司佥事，因善课农桑，赐衣一袭。
后来好谦入朝为司农丞，著有《栽桑图说》。延祐五年（1318年）九月，大司农买住等进《栽桑图说》于仁宗，皇帝说：“农桑衣食之本，此图甚善”。遂命刊印千册，散之民间。并晋升苗好谦为御史中丞。
苗好谦死后赠中书省参知政事，谥训肃。墓在城北苗楼村东。“苗好谦祖茔碑”尚存。
韩克忠
韩克忠（？—？），字守信，明洪武丙子（1396年）科举人。
丁丑（1397年）会试，学士刘三吾、纪善白信蹈任主考，所取宋琮等52人，全部是南方人。三月殿试，赐闽人陈安阝第一，吉安尹昌隆、会稽刘谔次之。榜发之后，北方考生不服，上疏说考官是南方人，如此取士是偏袒同乡。明太祖朱元璋知道之后，非常生气，命儒臣再考察落第卷，取文理优长者复其科第。于是派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书载、正字董贯、长史黄章、纪善周衡、肖揖及陈安阝、尹昌隆、刘谔等人，各阅十卷。又有人说，张信等在刘三吾的指使下，有意将陋卷上呈。太祖阅卷，果不堪入目，更加生气，遂亲自阅卷、策问，录取任伯安等61人，全部是北方人。六月殿试，赐礼部复试贡士韩克忠第一，王恕、焦胜次之。并将白信蹈、张信等论死；刘三吾以年老免死，充军边疆。
韩克忠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太祖爱其学业品行实在、淳朴，三个月后迁任国子监司业。国子监自祭酒宋纳以后，学政松弛。克忠和祭酒张显宗重新创立法规，兴废补坏，进一步编为监规，进呈太祖参酌，刊印颁发，永为遵守。学政自此振举。
建文二年（1400年），靖难兵起，以韩克忠年轻，精力方充沛，不宜安置闲散位置，遂升河南按察司佥事。
永乐改元（1403年），韩克忠遭贬，谪为涿鹿县令。至洪熙初（1425年）重新起用，命为监察御史，卒于官。
郭玺
郭玺（1434—1474），字文瑞。少年丧父，非常孝敬母亲。性忠直，重意气，勤学好问。明天顺八年中甲申榜进士，开始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因激怒李贤，降为工部营缮主事。他办事严谨，作风清正。监局官吏，因与曹省有牵连，多无所畏惧，一直达到与主事分庭抗礼的地步。郭玺刚到任理事，就有人从旁策划刁难，他便加以惩治，监局官吏为之慑服。
宦官黄顺很得皇帝宠信，命家人嘱托郭玺行私，遭到斥责。黄顺自知有罪，十分害怕。于是，折断家人两手指，并面奏郭玺残暴，结果郭玺被逮捕审问。人人以为危险，而郭玺却泰然自若。皇帝又命令搜了他的家庭，却只有图书、旧衣裳、破箱子和铺盖卷等东西。宪宗怒责黄顺说：“你奏报郭玺那些是诬陷。”就将黄顺贬到南京，升郭玺为兵部武库主事。正巧员外郎出缺，吏部认为不是强有力者不能胜任，于是由郭玺升补此职。有个同部主事姚璧，写信托他办私事，郭玺揭发了他。由是人人都佩服他一心为公的精神，无人再敢拜托他做违法的事情了。对于有争议难于决定的事情，他往往一言决定，使大家折服。
松盘指挥杨安，没有儿子，病逝后，有同族人谋袭其爵位，行贿于当权者已经答应，惟有郭玺不同意，终于退掉了赃物，而把行贿者绳之以法。
给事中阎某，和郭玺是好友，曾表示以忠义报效国家，然而他的实际行动并不是那样，家中畜养名马玩好，郭玺并不知道。一天，郭玺命人到阎家去，阎疏忽大意予以接纳。郭玺听到了这种情况，就与阎断绝了交往。由此，郭玺刚直公正蜚声朝野。宪宗曾把郭玺的名字写到御屏上，称之为“清介官”。
郭玺于明宪宗成化十年患病，入冬更加严重，于是上疏乞归，皇命未下而病逝，时年40年。
成武县城北五公里有郭玺墓及墓碑。李东阳为之作诔。他说郭玺为人处事“无谄词佞色”，“居官未尝阿意所事，其所奋激，虽横罹刑罚不少挫。”比那种“视人之颜色以为进退者”，要强得太多了。
田登
田登（1463—1514），字有年，住成武县永固里。田登的父亲田铭，曾任山右阳城学司训，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因此，田登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共兄弟六人，居长；幼时即聪明过人，博览群书，勤奋好学；每与人议论国事，往往奋袂顿足，侃侃而谈，有澄清天下之志。明弘治八年（1495年）中乡试亚魁，连捷丙辰（1496年）科进士。时年33岁。不久，出任乐亭县知县，为政清廉，注重教育，深受士民爱戴，曾为之立碑歌功颂德。
弘治十二年（1499年），田登升任南京江西道监察御史。他说：“御史所以振纪纲，辨邪正，和百僚，以察为名，以言为责，岂可尸素乎？”他常常根据当时所行政策的得失，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多被采纳，并受到皇帝嘉许。当时南京称为“南都”，设有一套和北京相同的官僚机构；他们虽没有实权，但有的却敢于依仗职位为所欲为，这时却慑于田登执法严峻不敢肆行枉法了。他审理狱案，不拘泥文卷，注重实情，平反了一些冤狱。弘治十七年考绩，田登为最好，受到褒奖。
不久，田登的父亲去世，他依例守制。正德二年（1507年）丁忧期满，才又出任南京河南道监察御史。当时由于吏治腐败，军伍中的钱粮管理制度大多废驰。要整饬这种局面，朝廷认为“非御史有风力者”不可；田登便被委任清理江北、淮阳、庐凤、安庆等府及滁、徐、和三州各军卫所有司、军伍文卷。他到任不满一年，便清查出各项埋没、侵吞钱粮数以万计，受到人们称扬。
正当田登将被重用的时候，宦官刘瑾把持了朝政；他陷害忠良，把南都敢于向皇帝进言的官员逮捕解京：有在途中折磨致死的，有在狱中摧残致死的，有受廷杖而死的，还有充军边疆或革职永不叙用的。田登因为公差而侥幸得免。这时朝政腐败，贿赂公行。田登说：“以贿赂免则非吾职，况囊箧空乎？欲坐以待祸，固是有命，况老母在乎？”于是便托疾辞归，从此离开了官场。
田登辞官后，家居事母，经常与亲朋好友以诗酒相娱。其诗文多抒发抑郁不平之气，著有《吟呻一览》。
后来刘瑾事败被杀，田登例应起用，也有人极力劝他东山再起；但他这时已无心仕途，失去了当年“澄清天下”的锐气，说：“老母在堂，古人云‘一日养不以三公易’，正宜颐养天和，以终余年。”终不肯再起。正德九年九月五日病逝，年五十一岁。
张录
张录（？—？），字宗制，号虚庵，成武人。明正德五年举人，六年杨慎榜进士，初授太常博士，后提升为贵州道监察御史。
他廉洁耿直、敢言不讳。西域鲁迷进献狮子、犀牛、玉石等异物，价值二万三千多金，而且往来七年，要求中国给予重赏。对此，张录建言：“明王不贵异物。今二狮日各饲一羊，是岁用七百余羊也。牛食刍菽，今乃食果饵，则食人之食矣。愿返其献，归其人，薄其赏，以阻希望心”。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嘉靖三年（1524年），张文锦巡抚大同。因处置不当，激起兵变，官兵抢兵器反叛。宗室代王受惊而逃，文锦死于叛乱，官兵才逐渐安定下来。朝廷令侍郎胡瓒兴师问罪，由于他贪功心切，又一次引起叛乱。遂又派张录去审察此案，并且带着皇帝诏书和礼物安慰代王。张录到后，宣布朝廷恩惠和旨意，官兵才丢下武器，各自归回驻地，从此安定下来。于是张录向皇帝建议，要广施恩德、任用贤才、严明赏罚、节约开支、加强军训，作为安定和巩固边防的根本。
嘉靖元年，皇帝令大臣议论“兴献大礼”，张录和张桂有分歧，他反对张桂逢迎皇帝违背祖制主张。不久，张桂骤升要职，张录继续弹劾张桂说：“祖宗之法不可变，侥幸之途不可启。”因而大为张桂所怀恨。张录因为建言，曾两次遭受廷杖，却处之坦然。不久巡按山西，由于执法严明，贪官污吏为之敛迹；权贵犯法，也不稍稍宽恕。
曲阳李午作乱，该杀，然而贿赂权贵，得以免死。原御史马录曾上疏揭发其事，结果被降职防守南丹卫。张录接任后，又上疏申辩，竟也被罢官。
后来，有人向皇帝推荐张录，他也不去道谢，有人劝他向执政者上书求官，他却笑着说：“吾昔以言而失官，今复以言而求官乎？”就这样他家居二十年而死。
李化鲸
李化鲸（？—？），原籍直隶，流寓成武。清初，在县衙充当捕役。
清顺治二年（1645年），由于他广交四方绿林，热情接待投奔他的案犯，官府以意欲谋反的罪名逮捕了他。这时，黄河决口，兵备章于天驻守河防，治理决口。有人对他说李化鲸善于泅水，能测河深浅，探埽虚实。他便亲自进行测验，果然化鲸跃入深潭攫泥而出。章于天觉得化鲸是个治水的人材，不仅没有追究他的罪过，反而把他推荐给总河杨方兴。杨方兴便委派李化鲸管理河务，任职于黄河厅，驻曹县，他的眷属也迁到那里。
顺治五年（1648年），黄登孝接任章于天为曹州兵备，他得知李化鲸有才干，便把他调至曹州，任副中军，视为心腹。这样，李化鲸声威更盛，远播数省，四方饥民、绿林好汉和有反清情绪的人，有些便来投靠他。
不久，总河杨方兴题授李化鲸为兖州守备。正巧，这时有些县发生的案件，牵连了他；黄河厅同知高元美也密告李化鲸结纳绿林，意在谋反。杨方兴改变了主意，命令李化鲸单骑就职，以期擒获。李化鲸觉察到情况有变化，不敢赴任，便密令他的属下举兵起事。
顺治五年七月初四日，义军营头贾云五等率马步兵两万余人首先围困了定陶城。由于防守严谨，一时没有攻下。
在曹县，七月初六日午间，起义军骑兵三十余人扮作官兵，以接取李化鲸眷属为名，赚哄防守西门的县丞张治本打开城门，进入县城，以作内应。下午，又有马步兵千余人，由西门和北门杀入城内。北门防守官员典史余成信，见势不可当，急忙逃回本衙。东门防守官员教谕蔡廷珎被义军杀死。知县罗应选自南城往西巡逻，与义军相遇，混杀一阵，力不能支，出城逃走，远避河南。义军入城，一面杀官劫库，收缴印信，一面安抚百姓，作长期驻守之计。
同日，义军派张玉吾、朱腾宇等冒充李化鲸属下官兵，进入成武县城。是日，知县宋贤都闻报曹县失守，便急忙部署城防，教谕尚自察守北门，典史周 守西门，他亲自率众防守东门。这时，宋知县还不知道李化鲸是起义军首领，所以把他的亲信都分派到各门防守，这就使各防守要地都有义军内应。七月初九日夜半，起义军百余人由曹县顺官道飞集东门。大炮一声，举火为号，城门大开，义军一拥而进，枪刀满街，格杀充巷。内应领义军攻入县衙，宋贤都自缢死，杀其官眷二十余口，遂占领成武。
七月初九日，起义军围困曹州。这时李化鲸正带领多人驻守城内，由他作内应，一举攻占州城，杀兖西道副使黄登孝。
定陶县自四日围困，经七昼夜激战，至初十日午后，起义军用大炮轰击，城内生员孙檀等人为内应，打开了北门。义军进入城内，杀赃官，劫官库，释囚犯，一时监无犯人，仓无斗粟。七月二十五日，起义军出城，合入李化鲸大营。义军在定陶驻扎半月，城内民房官舍无一焚毁。
起义军聚集曹州，只休息了三天，便又分兵北攻濮东，东攻巨野，李化鲸亲自率兵西攻东明。由于兵力分散，都没有成功。七月下旬，各路起义军汇集曹县，以此作为根据地。在这里，李化鲸称“忠义王”，拥立明后裔朱凤鸣的养子朱洪基为天子，提出：“杀贪官，除恶霸”、“替天行道”，以号召百姓反清。同时开科取士，延揽知识分子，将一些生员富室封侯伯，授官职，并刻制了银、铜印信，初步形成了政权。
黄河厅同知高元美，在攻破曹县时，因治河不在衙内，便逃至河南躲避。至七月二十九日，他从河南潜回打听信息，被起义军拿获。起义军恨其一再告发化鲸，就把他剐死在县城南门外的树林中。
李化鲸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使清政府甚为震惊，便急调大军镇压。至八月，起义军先后放弃了曹州、定陶、成武，孤守曹县。清兵围困了县城。采取围而不攻，断绝起义军饷道的策略。待至十月初，起义军孤立无援，粮秣已尽，士兵精疲力竭。这时清军才以三百精锐，乘风发火，烧毁了东门；经过激战，双方共死亡六千七百余人，城池终于被攻破。李化鲸被俘，送至京师，遇害。
张于魏
张于魏（？—？），字星纬，成武县城西金庄人，清初贡生。因母亲有病，就放弃了举子业，悉心演习医术。他博览群书，并漫游大江南北，遍访各地名医，历时十年之久，广采各家之长，终使医术大进，内外科都很精通，尤善妇科。有奇症不可识者，亦能治疗。因而医名大振，求医者纵横数百里。《曹州府志》说他“同郡诸邑罕其俦”。
医疗实践使张于魏的医术达到了“望”、“切”能决生死的程度。但他却“名高而不孤傲，任劳而不受酬。”因而在群众中德高望重，被誉为“活华陀”、“张半仙”。康熙年间，曾被召去曲阜为衍圣公母治病，经他调治，久病渐愈，孔府酬重金，但他不受，并说：“耕读为本，济世为愿”。死后，当地群众曾于其村西塑像立庙纪念他。
张于魏一生多有著述，但由于慷慨行医，家境困乏，均未刊印。现收集到的只有手抄本《妇科汇集秘要良方》上下两册。陈印贤已将其收入《中国历代名医录》。
张于魏推崇朱丹溪。他在《妇科汇集秘要良方》总论中提出论妇女之疾，以寒、热、火三者论虚实，再审其内因外因和症状的内观外观，三者诚能分辨明白，则未有不中者也”。在治疗中，他常用的有四个主要方剂，即调经以四物汤，胎前以丹溪安胎饮，产后以生化汤，气虚以四君子汤。他认为“如能加减得当，照症定量，谁谓十能失一乎？”
张于魏在调经门，分为藏经、暗经、断经、崩漏、怯痨、症瘕等92种。在胎元门，注重“补母益子”，分胎为胚胎、双胎、滑胎、气胎、鬼胎等16种；分胎病有阻阴、滑胎、子肿、子痫等82种。在难产门，分用力太早、横生倒产、血流衣中、盘肠、产晕等七种；产后急症分崩漏形脱、子宫不收、类疟、妄见等症。产后疼分29种。有产后论解31症，每症下有论有方，病分轻重，药有化裁。他论月经不调诸症，认为热者居多，寒者较少，所以方中清热凉血药远远多于温热药。在数十个方中，四物汤占35个，配清热凉血药者22个，配活血行淤药者22个，配温热药者只有10个。张于魏喜用麦冬，在配制清热凉血药的22个方中，就有12个用麦冬。他认为“产后劳甚，气血俱虚。”所以在他所论及的产后5急症、新产19危症、产后29疼、产后论解31症的施治中，均以生化汤为主，每于方中加用人参，这样既使生化有源，更使生化有力，较生化汤原方更进一步。
张于魏在辨证上，详审深微；在施治上用药平中有奇。他重养阴，而不忽略寒症之治；产后强调扶正，而要在去淤。张于魏医论、医术、医德，均为后世之楷模。
田如桧
田如桧（？—？），字子植，成武人，清初诸生。善绘画，能鉴别古彝鼎、古书画。其所绘山水人物皆有名，花卉尤受称许。县文物室现藏其山水中堂一轴，画面山石多用线勾出轮廓，山势方折，单层刷染，树木盘曲，一高士危坐石坡之上，颇有名人画风；右中上部落有穷款“如桧”，打朱白文印各一枚。民间亦有其作品流传。
李朝仪
李朝仪（1766—1840），字公度，号鹭塘。成武县今白浮图乡李楼村人。八岁入学，性颇迟钝，一天学几行书还读不成句。但李朝仪不气馁，刻苦学习，孜孜以求，终于使学业大进，19岁即考中秀才，后岁科两试又列优等，补为廪生。
不久，李朝仪因父亲病故遂主家政。人多地少，生活难以维持，他便一边设帐教书，一边下田劳动，时常“执长 立烈日下，汗涔涔亦弗顾。”
李朝仪授徒、务农之余发奋读书，名书斋为“补过斋”，书“戒妄想”三字以自警。48岁时中清嘉庆癸酉（1813）科乡试第三名。此时，他已板刻了《耕余偶存》、《补过斋文集》两部文集，得到当时山东学政黄左田的很高评价，谓“能以古文为时文，君尤矫之离群者。”
1826年，62岁的李朝仪中道光丙戌科进士。初授河南省内黄知县，他自称精力不支，改授教职，旋放山东省登州府儒学教授。其间，登州府辖下的福山县知县松斋，因教案审理马俊梓不妥被免职，即特令李朝仪兼理福山县事，使蒙冤的马家24人免遭刑戮。福山县知名人士联名为他立了“万世流芳”碑一通，以颂扬其功德。此外，他还重修了蓬莱瀛洲书院，更张条规，并作主讲。一时文名大振，“执经请业者，踵接于门”。道光十年，李朝仪年老致仕，朝廷以其“教士有方，授经多术”授“文林郎”。
李朝仪还乡后，复主讲于单县鸣琴书院，一时桃李满园，誉溢乡里。后人张溪蕙说：“余髫年从诸父老游，闻每称优齿德笃学之士，必首推邑先达李鹭塘公。”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朝仪病逝。他一生著述颇多，除上述二文集外，尚有诗集《片玉集》等。
周鸣銮
周鸣銮（1779—1826），字舆和，号晓坡，男，汉族，成武县今孙寺乡周郑庄人。9岁求学于“小山房”。师单县名儒、举人黄陆飞。学习刻苦，14岁能文，19岁中秀才，嘉庆丁卯乡试中举，己巳恩科进士及第。以主事分发刑部为员外郎，后充秋审处总办。他精通律例，理案慎刑；遇有疑案，必反复核查，虽上官论定，亦据理力争。因此，每遇大案，皆委其办理；速议之案，常披览至深夜，废寝忘食，以使无积案。
嘉庆二十一年（1818年），周京察一等，补都察院河南道监察御史。次年，充会试监试官。二十三年，转调都察院户科给事中；八月乡试，任贵州正考官，所取多名士，甚得称道。次年，改任吏科掌印给事中。曾数十次上书言事，涉府县学校之督课，科场誊录之考覆，随扈官弁之职守，河员奏报之章程，皆切中时宜；尤其对刑狱的防守、稽迟、监押诸种弊端，言之颇力，受到嘉许。
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周任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琼州山多田少，收获米谷不及民用，需由高雷廉三州接济。偶有间断，则米价暴涨。四年夏，旱情严重，境内大饥。周令税使：“凡米船入关，税金概免”。并出示米商，招徕贩运。适有雷州衙属私自勒索米商，便予严惩。各地粮船听到消息，遂源源而来，救活百姓数以万计。民众十分感激，于海门为其立祠，曰“报恩祠”。此外，还疏通河道、奖掖开垦、捐修书院、和睦黎人，很得百姓爱戴。
道光六年，卒于琼州任上，时年47岁。著有《使黔集》和《公暇墨余录》。
傅朝宪
傅朝宪（1839—1926），成武县今汶上集镇傅坛村人，县内正骨名医。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有一山西行商，至傅坛村后树林休息，听说村内傅家一人骨折，痛苦难忍，该行商即慨然入村予以治疗。愈后，傅家再三挽留，并求教医术。行商即留住传授正骨术，临行并留下了接骨膏验方。从此，这一正骨术即在傅家逐代相传。
开始，傅家只是义务行医，就医者，多临近患者。后来，名声日振，就诊者愈来愈多。传到傅朝宪，声望愈高，方圆数百里骨伤患者，常慕名前来就诊。他为方便远来病人，还特在东西配房专设许多病床。
随着就诊者日多，临床病例也愈加复杂。傅朝宪为适应病例日渐复杂之需，医术也不断改进提高。他精心摸索出“热酒按摩”、“分散精力止痛麻醉术”等用于临床。如对尺挠骨折畸形愈合患者，他诊断后，先不给病人讲明病情，只是看看摸摸，跟病人谈些与病无关的事情，以分散病人的注意力，专等病人不在意时，他突然用脚蹬等方法，将骨折端重新折断，再重新正骨复位，妥加处理。傅朝宪处理骨折的基本措施是，诊断后，先选用适当手法（主要有扛抬、牵引、扒按、拿挤等）正骨复位，再外敷自制接骨膏止痛活血，促使骨痂形成，最后，用簸箕柳夹板术固定，必要时还外垒砖洞，加强固定。对开放性骨折，除采用上述措施外，还强调用盐水冲洗伤口、扎带止血，并要患者日服三次老母鸡汤和甜瓜子面，以促骨痂形成。
傅朝宪一生行医，强调“不识病理，盲目施暴力者必败”和“要明确骨伤之部位与类型”。他还反复提倡“手摸心会，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他在继承其祖先所传正骨术的基础上，又在临床实践中长期摸索积累了一套成熟的正骨经验，概括起来，其核心就是“认症要准，手法要稳，一次复位，愈合理想。”
傅朝宪非常重视医德。实践中，他采取“以富补贫”的办法，曾多方资助贫穷病人。
贾奉一
贾奉一（1847—1934），字峨卿，成武县今苟村集乡西贾庄人。幼年丧父，其母纺纱织布供其读书。23岁时补廪，1872年开始教书，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培养了一大批学生。1931年5月，他的学生380余人，为他立了“德教碑”一通。
1912年以后，贾奉一受聘于县高等小学堂。他虽然须发皆白，却不服老。每年暑假，大都在校举办“文学补习班”，为学生讲授《论语》、《孟子》、《诗经》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在教学上，他并不囿于传统的注入式，多用交谈的方式讲授，语言活泼，深入浅出，讲解透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1925年，他在何庆琛主办的“述古文社”兼任教师。利用假期，为回家度假的大、中学生讲授古典文学，辅导写作。平时还在通信中指导他们学习并批改寄来的文稿。
贾奉一嫉恶如仇，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教书之余，还写有大量歌谣。如《放脚歌》放了脚，下南坡，第一能做庄稼活。又能锄，又能割，犁地唱个‘使牛歌’。你说欢乐不欢乐？！”他对社会上的寄生虫充满了憎恨，写有《臭虫歌》：“有虫气味臭，其大不如豆，扁似荞麦皮，黑似锅上锈；潜到卧榻上，被褥能钻透；恣意咂人血，务要吃个够；只管自己肥，那管别人瘦？只落得人人骂，个个咒，但这个贪嘴的恶物仍如旧。”有一个时期，成武县公署印发一种“流通券”，代替当时的“国币”，泛滥市场，致使物价飞涨。贾奉一气愤之极，写了《票！票！》：“票！票！杀人的法子真是妙！一张花纸当金钱，兑换却是无人要。年景荒，难籴粜，穷人赔上几万吊！断炊的人家骂皇天，吃饱的小人哈哈笑！”1934年病逝。
姚舒密
姚舒密（1863—1925），字释筠，亦为师云，成武县今大田集镇西姚楼（时属巨野）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清光绪辛卯科举人，甲午恩科进士。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姚舒密出任都察院浙江道监察御史。上任伊始，就以“任用私人及扩张铜元局”上书弹劾浙江巡抚聂衡山。聂系曾国藩的女婿，光绪二十九年调任浙江巡抚，以办理铜元局无起色为由撤去总办刘更新，由其故旧朱幼鸿接任。聂朱勾结，中饱私囊。姚舒密不顾聂曾两家门生故吏满朝，具疏弹劾，朝野震惊。聂被罢官不服，福州将军复查，仍维持原案。姚舒密不畏权势，闻名遐迩。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姚改任衢州知府，治事三载，颇有政声。宣统二年（1910年）调河南省银行总监。辛亥革命后，引退曹县，定居城内蛤蟆街，并于安庄置田千余亩。
姚舒密一生忠于清廷，1899年，觉察袁世凯有野心，曾上书弹劾。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曾派员请姚出山，姚拒不受聘。
姚擅长书法，鲁西南民间有其墨迹存世。菏泽十里铺卜子夏祠堂有其书卧碑一通，多有摹拓，至今不衰。
1925年姚舒密病逝，葬于安庄，墓碑尚存。
周自齐
周自齐（1871.11.26—1923.10.21），字子廙，汉族，北洋政府署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成武县周郑庄人。出身官僚家庭，其父周镐秀，做过广东候补巡检，去世较早，伯父周少棠怜其母子度日艰难，便接自家中抚养。
周自齐少年刻苦自励，勤奋好学，天资非凡，被人称为“周天才”。20岁考入广州同文馆，学习外语，在校学业出众，颇有名气。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发现其一表人才，潇洒大方，甚为器重。不久以翻译生保送京师同文馆就读，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894年应京兆试，被录为光绪甲午顺天乡试副榜。
1896年，侍郎张荫桓把周自齐推荐给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为使馆学生。后随梁诚出使美国，历任驻美公使馆书记官、参赞、驻纽约旧金山领事。曾代理出使美、日、秘鲁等国大臣。他在欧美十余年间，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曾做了一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1898年，代梁诚草书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奏章；1901年至1902年，在哈瓦那任中国公使馆代办期间，出面交涉，制定了中古税则，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1903年，旧金山发生强烈地震，曾倡导募捐，赈济危难华侨，一时为人所颂扬。
1908年，周自齐从美国回国，在外务部任右参，不久先后升任左参、右丞、左丞等职。1910年，奉命赴美任中国学部代表，监督中国留美学生。同年，为清载洵亲王随员去日本、英国考察海军。1911年，袁世凯在北京组阁，他被任命为财政次长。1912年春，周自齐调任山东都督兼民政长。其间极力反对和防范革命势力活动，在单县一带组织团丁五百名，发放枪支250支，还在鲁南韩庄一带设防，抵御革命军北进。在他调离济南回京时，径自下条子给财政司，私提现款十二万元为己有。1913年8月任中国银行代理总裁，后分别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孙宝琦、徐世昌、段祺瑞、靳云鹏等内阁的财政总长、盐务署督办兼中国银行总裁等职。
1915年12月，周自齐积极支持“洪宪”帝制，任大典筹备处委员。1916年被列为帝制祸首之一，亡命日本。1918年2月，冯国璋代署总统时，取消对周自齐等人的通缉令，周才从日本回国。1922年4月，署理内阁总理兼教育总长，其间曾捐赠银元一千元，赞修民国《单县志》。是年6月2日至11日，摄行大总统职务。1923年10月21日病逝，葬于京师西门头沟的新阡，柯劭忞为其作墓志铭。
刘云章
刘云章（1876—1954），字汉昭，原籍单县城北簸箕堌。在成武行医40年，享有盛名。
刘云章幼年家贫，曾读义学。童年即叫卖街头。因度日艰难，1882年到成武县“颐和堂”药铺当学徒。经十余年刻苦钻研，在实践中锻炼成医术超群的中医。在自学过程中，他既精歧黄，又善丹青，书法学赵子昂，好画钟馗，行医之余，求书求画者甚多。
刘云章用药灵活，出方多有创见。1932年白喉流行，他运用《除瘟化毒汤》、《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饮》加减用于临床，治愈多人，医名大振。1936年官府和民众送《名高和缓》金字匾一块。后来他自己开设“延寿堂”诊寓应诊。对贫苦人就诊优先，并施以药物，深受人们尊敬。1939年日军侵占县城，他迁居城南小黄楼，以方便群众就诊。内蒙古医学院副主治医师李凤翔即受业其门下。1949年返里，1954年病故。
姬常周
姬常周（1884—1957），字玉枝，成武县汶上集镇姬楼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读书，23岁停学后，于本村办学执教，兼行医。
抗日战争爆发后，鲁西南地区日伪顽匪四起，成武、定陶、巨野三县交界处尤甚。汶上集一带首当其冲，人民深受其害，便奋起组织武装，实行联防，保卫家乡。姬常周被推选为联庄会长。他果断地枪决了吴福美和号称“罗掌柜”的两个土匪头子，稳定了社会秩序，因而声威大振，被定陶县长姚崇礼任命为二区区长。他组织建立了区公所，募兵买枪，建立了自卫队。1940年秋，日伪区长张宪的两警卫在一村内污辱妇女，被群众捉送二区区公所，姬常周立即命令就地活埋。1941年伏击张宪带领的汉奸队，缴获一批武器，壮大了自己。至1942年初，区自卫队已发展到近千人。民国定陶县政府委任姬常周自卫团二营营长，他不接受。自己成立自卫团，自任团长。1942年6月，汉奸孙良诚欲以“团长”诱姬常周加入伪军，遭到严厉斥责。1942年秋，日伪军攻黄店，姬常周率部奋勇抵抗，坚守三日，击退敌人，大灭了日伪军气焰。是年，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旅长、定陶县县长王子杰任命姬常周为其第二团团长，但仍保持其独立。年底，原十五旅某团庞汝昌部二百余人来投，姬常周接纳为补充团，命其子姬广桂为副团长。这时姬部发展到两个团的兵力。
1943年，中共巨南工委派王福庭、马作涛到姬部当参谋，向姬常周和其上层领导进行抗日宣传，逐步产生了积极效果。开始避开摩擦，继而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冀鲁豫军区教三旅九团，曾送粮支援姬团。后姬团也在其辖区每亩地征粮二斤给九团。姬团拔掉日伪据点，九团派员祝贺慰问。
1944年底，姬常周接受巨南工委指示率部起义，改编加入八路军。1945年初起义部队与巨西大队两个连合编为巨西县抗日自卫团，姬常周任团长，中共巨西县委书记任政委。由于该团战斗力不断增强，后编入主力部队。
姬常周起义后，曾两次参加冀鲁豫边区会议，分别受到刘伯承和杨勇的接见和宴请。解放战争开始后，姬常周因年事已高，便解甲归田，参与地方工作。土地改革中曾主动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受到政府和群众好评。1955年当选为成武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因病去世。
李元亮
李元亮（1887—1959），字陶村，成武县党集乡小李庄人，出身书香之家。宣统三年（1991年）山东省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入京任财政部主事、佥事、秘书等。周自齐督鲁时，任其高等顾问。1914年2月，随周入财政部，遂出任吉林省烟酒事务局局长。1920年调任山东烟台海关监督。
李为第一届国会议员，1923年于烟台海关任上，接受曹锟五千银元贿赂，投其一票。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兵败逃至烟台，于轮船上召李元亮筹款应急。李遂辞职引退，入京寓居。后曾任财政部高等顾问、总统府顾问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转居济南。解放战争中流亡商丘一带。新中国建立后于家乡定居，1959年春病故。
岳赓臣
岳赓臣（1888—1978），名喜起，以字行。成武县汶上集人，出身于乡绅家庭。幼年入私塾，后进学堂。青年时代即辅其父理里政，民国初曾任汶上集乡乡长。由于主乡政清廉，调民事公平，深受乡里尊敬。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吟其先祖岳飞《满江红》，借以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思。1940年，中共巨南工委建立，他以“两面”身份掩护工委干部开展工作，积极筹款筹枪，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地方顽杂曾将汶上集妇女会长辛老太太、姊妹团长李三留、农会干部李怀福以及十余名钢枪队员抓捕，岳赓臣均亲自出面营救，保释脱险。对被斗争过的地主富农，他晓以大义，力阻他们反攻倒算走向与人民为敌的道路，挽救了一批人。
岳赓臣在其任乡长期间曾集资创办了汶上集小学，自己出钱买地四亩作操场。新中国建立后，他曾作为代表出席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78年病逝后，汶上集公社和大队为其召开了追悼会。
宋还吾
宋还吾（1894—1938），原名宋锡珠，成武县郜鼎集人。1918年，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毕业，考入国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次年，参加了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1922年毕业后，受聘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文学专修科主任教师，常和同在该校任教的杨晦修先生宣传新思想。1926年春，他受大好革命形势的鼓舞和感召，毅然带领一部分学生，如成武的刘儒林、诸城的赵维武和蒲台的许兆璧等，离校南下，投奔广州，参加了北伐战争，献身于轰轰烈烈的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在广州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7年，他从武汉到北京。起初，在香山慈幼院任教；后来，筹办、编缉《华北中报》。1928年，他被任命为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校址在孔子的故里曲阜。
宋还吾到曲阜二师后，积极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扶植进步力量，孤立打击顽固势力。他带来并新聘了一批进步教师，取消了学监，成立了进步的学生会；建立了工人业余学校，组织了剧团、俱乐部。这些措施，使二师的进步力量很快得到发展。革命思潮逐日高涨。学校办的“黎明书社”门庭若市，进步书刊供不应求。李大钊、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在校内广为流传。有的教师，在校公开讲解马克思主义，宣扬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
1929年6月8日，二师学生会举行游艺会，因他批准演出《子见南子》一剧，开罪于曲阜的强宗大族孔氏。孔氏族人孔传堉等越级至国民政府教育部，控告他侮辱孔氏宗祖孔子。后又通过当时做工商部长的孔祥熙转控至蒋介石。蒋立命教育部“严办”。教育部据此，于6月26日向山东省教育厅发出了八五五号训令：“原呈所称各节，如果属实，殊与院部纪念孔子本旨大相违反”，“令行山东省教育厅查明，核办。”并专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亲赴曲阜查办。7月11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又召何思源到车站当面训斥，并令对二师“严究”。几天后，孔祥熙、张继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弹劾何思源对“《子见南子》案”拖着不办。何思源，遂派督学张郁光陪同朱葆勤赴曲阜核查。
这时，以宋还吾为首的二师师生，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毫不畏惧，坚决还击。他先在7月8日针对孔氏族人的控告，还以有力的答辩。7月中旬，学生会又通电全国，坚决表示：对“腐恶封建势力绝不低首降伏”，呼吁全国人民及各界人士给予声援、支持。7月28日，他又发表了《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揭露了事件真相，驳斥了孔府及《大公报》的污蔑。上述举措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各界人士、进步团体及海外华侨纷纷发贺电、慰问电、写文章，予以声援。报刊也竞相出社评、发消息，除少数御用刊物为孔府张目外，多数都站在二师一边。
朱葆勤和张郁光二人调查认为，孔氏控告，毫无实据。即会呈教育部。教育部据此调查，给山东省教育厅又发下第九五二号训令：“……查该校校长宋还吾，既据参事厅长等会同查明，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于置议。惟该校校长以后须对学生严加训诰，并对孔子极端尊崇，以符政府纪念及尊崇孔子本旨。”而宋还吾却给教育厅又上一呈文，提出他预感到的种种难题，丝毫不示退让。教育厅便于8月1日发出第一二〇四号训令，把他调厅另用。对此，鲁迅先生在杂文《关于〈子见南子〉》结尾时说得好：“……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即所谓‘息事宁人’之章，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宋还吾于1930年，被派往青岛，去接任铁路中学的校长。
1932年，他被任命为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校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日本侵略军打进山东，他和成武人杨鹏飞、孙东生等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带领全省各中等学校师生南下流亡。经河南省许昌、南阳等地，辗转至鄂西北郧阳一带。这时，学校由教育部明令，改为国立湖北中学。杨鹏飞任校长，宋还吾任高中部主任。后来，杨鹏飞因率领学生过河翻船淹死学生被撤职，教育部便令宋还吾接任校长。他因学校情况复杂，筹建分校困难，日夜忙碌，积劳成疾，于1938年9月病故，师生结队送葬于郧阳北门里一山丘之巅。
梁守俭 梁显堂 袁振学
解放战争中，白浮图区张桥村有三名共产党员为保护5000公斤公粮和25支步枪，奉献了生命。他们是：
编村长梁守俭（1895—1946）
钢枪队长梁显堂（？—1946）
农会长袁振学（？—1946）
张桥是抗战时期共产党开辟较早的根据地，1940年建立了党支部，组织了农救会、钢枪队、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减租减息、筹粮筹款，支援八路军，工作开展得很好。解放战争中，斗地主，分田地，组织担架队、送粮队，积极支援前线，是区里的模范村。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鲁西南解放区，流亡地主组成还乡团，反攻倒算。10月，共产党县区机关和武装力量北撤，广大农村干部坚持地下斗争，埋藏了公粮、转移了枪支。张桥村就秘密埋藏了5000余公斤公粮和25支步枪。
10月20日夜，张桥村恶霸地主、乡长张德胜，带还乡团潜回，抓住了梁守俭、梁显堂和袁振学，气势汹汹，要枪要粮。他们尽管用尽了威逼、利诱和欺诈手段，但梁守俭等三人，坚决不开口。还乡团凶相毕露，便开始把人悬梁毒打。他们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多次昏迷，仍一字不吐。最后，还乡团就把三人拖至张桥村南地里，先用刺刀挖去梁显堂的双眼，梁显堂大骂不止。凶残的还乡团又将他的嘴挑开割去了舌头，继而剖腹开膛，大卸八块。还乡团妄图以此威吓梁守俭、袁振学开口。然而两人早已抱定必死决心，毫不惧怕。最后也被挖眼割舌，剖腹开膛。
梁守俭、梁显堂、袁振学三名共产党员，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公粮、枪支和党的组织，他们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斗志。同年11月，解放军和地方武装协同民主政府，处决了杀害梁守俭等3人的11名还乡团骨干分子。
陈义厚
陈义厚（1899—1935），字慈仁。孙寺乡徐楼村人。出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里。小学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第六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在校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决心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去。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冯玉祥部队。曾在鹿仲麟处任军医官。在此期间，经常给家中写信，教育女儿陈彦云不要缠足，要上学读书。劝说父亲，把自己的多余的土地分给邻居耕种。当时他家开着孵鸡房，对困难较大的户免要鸡钱。
1930年，蒋冯军阀混战，西北军战败，1931年被蒋介石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奉命由山东开赴江西宁都，进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该军由于受共产党的影响，于1931年12月14日全军起义，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随同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军医处，陈义厚任处长。1932年军医处改为卫生部，陈义厚任部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战场救护工作。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场救护工作中，陈义厚在红五军团的百余里的战线上，组成了从绷带所——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的关联性救护体系，为及时抢救伤员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在红五军团任卫生部长期间，为了预防赤痢，建议总卫生部规定不准吃辣椒等刺激性强烈的食物。这对生活在南方水乡的人来说，简直是一次生活习惯上的革命，阻力很大。但是，这条规定在全军上至总司令下至马夫都能严格执行。
在工作中，陈义厚积极贯彻军委总卫生部贺诚部长提出的“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指战员的健康”和“预防第一”的方针，在五军团范围内大力开展卫生运动，以消灭痢疾、疟疾、下肢溃疡等常见病为重点，从1932年起各部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卫生运动，各伙食单位普遍建立了卫生委员会。利用标语、传单、讲话、演文明戏等方式，广泛开展卫生宣传，动员大家讲卫生，并建立检查、评比等制度。不久，红五军团的卫生运动经验推广到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
陈义厚对伤病员的治疗一丝不苟，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即使在根据地“肃反”工作中受到不白之冤，工作也始终是兢兢业业。经常把红军定期发给他的津贴给伤病员买营养品，受到贺诚部长的赞扬。
1933年8月红军卫生学校由茶岭迁到瑞金，陈义厚调任校长。根据贺诚部长的指示，陈义厚亲自制订教学计划、学习制度。教学划分为基础、临床、实习三个阶段。红军卫生学校，医科学制一年，五个月基础课，三个月临床，两个月实习。基础课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药物学、诊断学六门；临床课以内外科为主。重点是战场救护。他亲自编写讲义，发动教员和学员参加刻印。
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有300张病床，在中央苏区，是设备条件最好、技术水平最高的医院，能做比较复杂的手术。红军高级干部也不断在此疗养。陈义厚还创办了《红色卫生杂志》，指导红军卫生医疗工作的开展。陈义厚为提高在职医务干部的业务水平，于1934年1月开办了医科函授班。第一期招收学员80人，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学完学校开设的14门课程。10月份开始长征，函授班停办。
红军卫生学校，从成立到1934年10月长征时，共培养军医班学员181名，调剂班75名，看护班300名，保健班122名，研究班7名，共计686名。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红军各部队医院，补充了卫生技术力量，提高了卫生工作的能力和水平。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为疏散安置伤病员，陈毅同志亲自动员，王立中、陈义厚亲自组织，将一大批重伤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为了管理好留在中央苏区的医疗机构和8000多名伤病员，设立了中央苏区卫生部，抽调王立中、陈义厚组织领导这项工作。王立中、陈义厚在指挥部队疏散转移时，遭受敌机轰炸，壮烈牺牲。
孙东生
孙东生（1900—1960），名维岳，以字行。成武县城里人，出身于一个手工业生产者家庭。1919年，他从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深受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影响。北大毕业后，他应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邀请，回山东从事教育工作。从1928年开始，任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校长。他主持校政后，教师阵容整齐，教学质量优异，社会威望日高。这期间，他曾把国文教员李广田和音乐教员瞿亚先创作的歌曲《我们是永久的少年人》，定为《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校歌》。歌词：“看！佛山常碧，明湖常青，趵突水常喷……我们的朝气常存，我们的精神常新！”激发了青年们的上进精神。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事变”，济南学生激于爱国热情，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请求国民政府抗日救国。孙东生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校医等人去南京，以便随时解救学生。在请愿活动结束后，将全部学生安全带回济南复课。
1933年，他被省教育厅派往欧美考察教育情况，途经苏联，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实况，曾欣然赋诗：“今夜月团圆，故国是仲秋。光明无限界，也应照中州！”这首小诗，当时曾引起一些人的挑剔和攻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侵入山东省。1937年12月中旬，他率领师生南下。1938年，经河南省许昌、南阳、赊旗等地，辗转至湖北省郧阳，学校改称“国立湖北中学”。他被任命为初中部主任。不久，武汉告急，孙东生又于12月1日，带领以济南一中为主体的数百名师生，沿汉江西上，经安康、汉中、广元等地，于1939年1月，到达四川罗江。学校被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孙东生被任命为设在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校长。
在由鲁入蜀长途跋涉中，只要时间允许，他就组织师生上课，经常是以寝室代教室，以膝盖为课桌，但大家情绪昂扬，秩序井然。
孙东生常向学生进行抗战救国的思想教育。他亲自给学生朗诵并讲解杜甫的《春望》，激发学生爱国爱家的热忱。听讲的学生被感动得流泪。他鼓励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恢复旧山河！你们到后方读书，长大成人，就是为了抗战救国！”撤退途中，他关怀学生无微不至。在离开泰安时，他发现有个小同学掉队了，就立即派人把那个小同学找了回来，鼓励他不要想家，做个有志气的孩子。在从郧阳入川的途中，学生马玉平患疟疾，寸步难行。孙东生知道后，就顾“滑竿”让他坐。
在旅途中，孙东生还组织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赊旗镇，他支持音乐教员瞿亚先，成立了“山东省济南一中抗战救亡宣传团”，后来改为“狂飙剧团”，以戏剧、歌咏、壁报、绘画、演讲和魔术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从赊旗镇到罗江，上演的剧目就多达41个。剧团到达陕南恒口镇时，还开办了“救亡歌咏速成班”，不限年龄，不分性别，不收分文，凡自愿学习者均可参加。一天时间，报名者就多达40余人。开班后，通过教唱抗战歌曲，大大激发了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
这期间，孙东生还支持其长子孙冠文，同许多热血青年一道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孙东生组织六中四分校正式上课后，就开始在当地招收新生。同时，通过李广田聘请了共产党员作家陈翔鹤、方敬和陶稷农等来校任教。他在共产党地下小组帮助下，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学校面貌迅速呈现出一片蓬勃向上的生机。他同意并支持文史教师抛开部定教本，自选教材上堂讲课。国文教员李广田，除选讲一部分古典名篇外，主要选讲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和部分外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他鼓励师生积极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因而读书会、壁报社、歌咏队、绘画组等恰似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师生争相订阅进步报刊，广为传阅革命书籍，抗战歌声此伏彼起，体育运动十分活跃。他大力支持李广田等创办文艺期刊《锻冶厂》。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仅出版10期，但影响却很深远。他还热情欢迎进步作家卞之琳、周文、沙汀等先后来校作客，向师生传播革命火种。因此，国立六中四分校这只“革命青少年的摇篮”，曾一度被人誉为“川北小延安”。著名诗人贺敬之，那时正就读于梓潼一分校，因慕四分校的良好校风，曾在1939年夏，冒雨步行100公里，到罗江要求转学。
四分校的进步校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便要在四分校建立“三青团”。孙东生婉转予以拒绝，在他任职期间，国民党和三青团等组织一直没有进入这所学校。
1940年上半年，有人向教育部密告孙东生，因而教育部下文“六中四分校教室内久不闻三民主义之名词，孙东生办学不力，调回教育部审查。”全校学生闻调罢课。教育部因查无实据，且怕事态扩大，只好放他重返学校。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也笼罩了这所学校。孙东生被撤职，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在学校建立，革命教师相继离去，20多名进步学生被捕下狱。到1942年春，教育部又下令解散了这所学校。但这个学校为传播革命思想留下了光荣的一页。1985年贺敬之为《德阳县教育志》撰写的题词中说：“……六中各分校地下党团结广大进步师生，为学习和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争取民主和进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法西斯奴化教育，进行了前赴后继的长期斗争。”
孙东生被撤职后，教育部暂任他为滇黔区中教视察员。在此期间，他发表了《战时中学课程的实施》一文，总结了他长期的办学经验。他主张教材教法都要联系实际。
不久，他又因拒不执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而被再次撤职。1941年10月，孙东生携妻儿远去宁夏省银川市筹办“银川中学”，但因马鸿逵的刁难而中止。1942年初，他又回到四川，先后任教于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川师、川大附中，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何思源派回济南出任山东师范学院院长。
1948年济南解放，孙东生又回到山东省立济南一中。不久，调山东省图书馆整理古籍。1956年任山东省政协委员。1958年后他被错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1960年12月病故于狱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了他的问题，于1983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