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武风物咏
山·湖·堤
－成武揽胜
卞文成文亭山
成武有文亭山，实为一土丘。据传曾子与“三冉”（雍、耕、求）曾会文于此。后人建文亭于其上，因以为山名。今辟为烈士陵园。
一座荒丘，
文亭谁建。
曾子与“三冉”会文，
佳话代代传。
圣迹何在，
谁览华笺？
无石称山，
把小城装点。
而今，
碑墓亭茔，
松柏映掩。
血凝史册，
浩气冲天。
荡涤子孙心灵，
旗红千秋慰先贤。
文亭湖
堤内湖水粼粼，
湖中树影婆娑，
碧波浮白云，
蓝天载碧波。
几多胜景何在？
不见那“文山夕照”，
－－小城浴金辉；
不见那“雁池秋月”，
－－清波舞嫦娥。
一声改革春雷，
荒洼处处建鱼塘。
春夏秋冬，
渔歌金曲伴唱，
网起网落，
鱼跃万点银光。
护城堤
蜿蜒匍匐大地，
巍巍呵护城郭。
休说千疮百孔，
不见那－－
秦砖汉瓦，
宋元夯窝。
犹有回天遗韵；
一首无字的诗，
一支无声的歌。
几处完好，
几处残缺，
千秋功过，
自有后人评说。
文 亭 山
赵统斌
城湖万亩独起丘，
遗存拙然追汉周。
高祖驻跸恋景美，
三冉交杯喜唱酬。
山上笼烟易怀古，
水中凝翠自生幽。
文成武就丰华地，
情韵千载意悠悠。
大 台赵统斌冬雪初霁上寿峰，
举目远眺一片明。
松柏镶瑞气爽爽，
杨柳舞风姿盈盈。
驰马商周听暮鼓，
挥戈唐宋撞晨钟。
杜鹃三声惊大梦，
脚下瓦砾已变红。
大 碾
赵统斌红旗猎猎战马鸣，
抵御外侮赖群雄。
深井汩汩水似玉，
大碾滚滚烟如虹。
粮草先遣三千担，
火药紧追百万兵。
史册风卷今安在，
碎石几块化作星。
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赵统斌
先师教化上千年，
虞氏撰文并书丹。
课徒明心润如雨，
周游举谏飘若烟。
文尚华彩行迹事，
法取俊朗刚柔间。
万物遭际因势变，
浮沉几度又何罕？
清明诗二首戴朝阳
一
文亭松柏年年翠，
清明时节断魂人。
山水有情写真意，
苍桑无奈说古今。
二
清明寻幽上高台，
文亭湖畔独徘徊。
落花无情随春去，
长风有意扑面来。
万福河河道变迁及河名探源卞文成
万福河是鲁西南大地上的一条骨干河道。其形成时间，可上溯“三代”之前。宋代以前称菏水；元代以后，受黄河泛滥影响，成为一条黄水溜道；清初，疏浚后名柳林河，道光年间重挑后改名万福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发挥过航运、灌溉、排水等重要作用，孕育了鲁西南灿烂的文化。对于万福河名称的来源，众说不一，探讨一番，于附河各县不无裨益。
一、菏水时期
先秦已有菏水，《禹贡》载：“导菏水，被孟潴。”古济水于定陶北汇为菏泽，菏水就是源于菏泽而达于泗水的一条东西走向的水道。对于菏水的形成，有人认为是吴王夫差所开。《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其“深沟”拓深后为菏水。
至汉，菏水作为泗水的主要支流，亦称泗水。桑钦《水经》是将菏水置于“泗水”条下的，曰：“菏水从西来注之”。郦道元注云：“菏水，即沛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泽也。而东与泗水合于湖陵
县西六十里谷庭城下。”注出了菏水的水源和流
向。《水经》还记载：“济水又东至乘氏西，分为二。……其一东流者，过乘氏县南，又过昌邑县北，又东过金乡县南，又东过东缗县北，济水又东经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淮阳朱鲔冢，又东过方与县北，为菏水。济水东经重乡城南。菏水又东过湖陸县南，东入于泗水。”《水经注》亦曰：“南为菏水，北为济渎。”
从《水经注》可以清楚看出，至北魏时期，菏水变化不大。中唐后，大河决溢中原，唐末五代尤甚。宋金征战中原，黄河溃决，河势紊乱，多股并流。宋初曾专诏疏浚菏水，一度成为青、兖、徐至汴京的重要通道。至金，河道淤积，只是一条季节性的排水河道了。
菏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连接济、泗二水，沟通中原与东南地区，在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上起过重要作用。战国至两汉，沿菏水两岸，先后建有济阴、山阳、定陶、昌邑诸侯国。位于济菏二水交汇的菏泽岸边的陶邑，曾是中原繁华都市。汉代的成武一带曾为秺侯和成武侯封邑。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刘秀封族兄刘顺为成武侯，时“邑户最大，租入倍宗室诸家”。1986年，成武湖开挖鱼塘，曾有大量汉代陶管井出土，从设井之密，井筒之深，陶管之精，反映出当时手工业的繁荣和打井技术之高超。
据考证，历史上菏水曾三次运输军队：第一次是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领兵战北燕，自淮入泗，由泗入菏西上。第二次是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太尉刘裕西征后秦，将水军自淮泗经菏水入黄河西上。第三次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亦由淮、泗经菏水入桓公沟，再由黄河西进。
二、从黄河溜道到柳林河时期
元明两代，黄河多次决溢和改道，鲁西南首当其冲，原有河道淤没，面貌大变。菏水当然也难于幸免，不能不沦为一条黄水溜道。尽管偶有史书或志书此期仍记为菏水，不过因袭旧资料，或追记历史，而留恋旧名称罢了。
明于慎行《兖州府志·山水志·山水图经》记载：“黄河自西南入境，东流入于徐，大堤遮其涯，月堤环其隈，长亘成百里。其郡邑为曹、为城武、为单。自城武以北有故道焉。”该志《河渠志》载黄河决溢水道：“曹县而东为城武，县境有支河三道：一在县南二里；一在县南二十里，达于单县；一在县北四十里，达于金乡。”清康熙版《城武县志》关于河道的记载与此相同。城武“县北四十里，达到金乡”的“故道”，即为黄河决溢所夺之古菏水道。时近易考，地近易核。为黄河泛滥而夺流和淤塞的菏水，被府志、县志作为黄河故道记载了。
康熙三十七年（1689年）曾疏浚成武境北傅家潭一带的河道，以泄积水。这次疏浚的河道大致沿古菏水道东行，只是名称改为柳林河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刘藻修《曹州府志》载：“柳林河，自定陶县西南古河汇流东北，经河滨寺至北宝乘塔，又东北，有中渠水入之；又经孟家海，有南渠水入之；又东北，经柳林集入巨野县界为柳林河。东经戴家楼，至泗河集入城武界。又东至赵家桥，复入巨野界，至贺家桥入金乡县界。又东经武家坑，入三家湾河，会彭家河，又东经石家桥、十里铺桥，至张家土埧，折而南，入小引河，与涞河会，自此合流东北，经北田寺入鱼台县界，达济宁州，会诸河之水入旧运河。”由此可见，柳林河即康熙间疏通之河道，系沿古菏水演变而成的黄河溜道挑挖，只是稍有变化：上段河道北移，因经柳林集而名柳林河，但一些河段仍有地方名称，如金乡县境有一段就叫三家湾河。中段在成武、巨野两县边境穿插东行。下段北移，由原来近谷亭入运河而改由近南阳镇入运河。
柳林河运行一百多年，对排泄鲁西地区洪水，减轻洪涝灾害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河道弯曲，河槽狭窄，更加不断淤积，乾嘉之后更加渲泻不畅，水患不息。
三、万福河时期
“万福河”最早见于清道光十年重修《城武县志》、二十六年《巨野县志》。《城武县志· 地志·山川·万福河》按曰：“旧志无万福河之名。志称傅家潭形势甚洼，常汇为潴泽。经阙家店等处，有河泄此水入巨野界。年久河道淤没，康熙三十年重浚。今万福河即在傅家潭之北，约其形势，即是当日泄潭水入河。道光四年，奉恩旨赏帑重浚。与城南桶子河均于道光五年正月开工，凡四阅月工竣。大府巡河观察亲诣勘验。自此，一律畅通，水有汇归，附河各村庄沐帝泽之无涯，咸资乐利焉。”此按语说明：万福河就是康熙年间重浚的黄河故道，即古菏水道，河名由柳林河改称。这次驻工督办河务的是城武知县袁章华，他也是道光十年《城武县志》的主修者，记述当是确凿无疑的。十六年后的《巨野县志》更明确记载：“万福河，即柳林河。”关于万福河的释文与乾隆版《曹州府志》关于柳林河的释文完全一致。为什么柳林河改称万福河呢？
第一，取中段万福村名为河名。查道光《城武县志》县北三十里有“万福村”，辖五庄。该村正处挑挖后的柳林河中段，以中游之村名命河较以上游村名为河名更有代表性，故改“柳林河”为“万福河”。
第二，取“万福”之吉祥，颂扬皇恩。这在“万福河”释文的按语中表达十分明白：“自此，一律畅通，水有汇归，附河各村庄沐帝泽之无涯，咸资乐利焉。”
第三，以“万福”名河，附河各县达成了共识。柳林河虽然载入乾隆《曹州府志》和嘉庆《大清一统志》，而以河道上段一村之名命河，难为各县接受，因而造成各河段有地方名称。而“万福河”名却一直沿用下来，且为各县所认可。《巨野县志》记载尤为明确。看来疏浚后的柳林河改名万福河，附河各县达成了共识。
改柳林河为万福河，内涵丰富，为各方乐于接受，而传至后世。中段有万福村，依地名而命河；挑其河犹汉武帝堵瓠子决口，巧取《瓠子问歌》中“宣防塞兮万福来”句中的“万福”二字，以其吉祥之意颂扬皇恩浩荡，帝泽无涯，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清道光年间挑挖的万福河道，河槽较深，位于定陶、巨野、城武三县交界处的单县插花地中的中游河道，《单县志》称“伏秋水盛，人多惮涉”。由于流域广大，下游渲泻不及，多有决溢之害。道光末年，金乡县城西北、东西隋林和刘堂三处决口，在金乡县东北部、鱼台县北部、济宁南部冲出南北两大溜道。溜道稳定后称为南大溜和北大溜，束水入湖。光绪八年（1883年）金乡、鱼台两县各颁银币二千作为津贴，按河口宽六丈、底宽三丈的要求，疏浚了金乡县隋林至鱼台县于湖之间的万福河道。
万福河运行一百余年，仅有局部疏理，大部河床淤塞，堤岸坍塌，夏秋雨大，水患不息，各地纠纷迭起，时有械斗发生。1930年，金乡、鱼台两县倡修万福河。1931年春，山东省建设厅多次派员实地勘测，拟定计划，由沿河定陶、城武、巨野、金乡、鱼台分段按亩摊工进行治理。整个工程，于1931年11月动工，次年7月竣工。这次治理后的万福河段长120.8公里，河底宽14－44米，河槽深1.2－3.4米，堤顶宽1.7米，堤高2.05－5.20米，提高了河流的泻水防洪能力。同时治理的还有万福河的五条支流以及南北大溜和湖堰。
经过治理的万福河流域，包括菏泽南部、济宁西南部，黄河故道以北。夏秋雨季坡水暢流，对减轻伏涝灾害起了一定作有。但由于排水能力有限，上下游之间缺乏协作，更加帝国主义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等原因，万福河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鲁西南仍是一个十年九涝的水灾多发区，庄稼连年歉收，广大群众衣食无着，不少人背井离乡，乞食外地。城武县一千多个村庄，几乎村村有人闯关东。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把治理万福河，免除鲁西南水患列入议事日程。经过四十多年全面系统的河道治理和水系调整，如今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附河各县均获排洪灌溉之利，万福河真正成为万福之河。
伯乐墓址考卢新文伯乐姓孙名阳，春秋时期人，因其善相马，故后人以天上管马的星名“伯乐”称之。现“伯乐”已成为“善于识别人才、无私推荐人才”者的代名词了。其知名度越来越高。笔者曾在成武县伯乐中学教过书，经多方考查，认定成武县伯乐集村就是伯乐故里。其根据主要有三：一、此地有以“伯乐”为名的村；二、该村有伯乐后裔孙姓人；三、该村前有伯乐墓(这一点尤为重要)。然而，在考查伯乐墓真伪过程的早期，却遇到了古籍关于伯乐冢址的记述与现存伯乐墓址不符
的问题。古籍记伯乐冢在定陶县东南一(或二)里的地方，而现存的伯乐墓却在成武县城西北18里伯乐集村南100米处，两地相距约50里。究竟是现存的伯乐墓有假呢？还是古籍的记述有误呢？考查的结论是：现存于成武县伯乐集村南的伯乐墓是真的，而古籍的记述有误，误就误在：把本在济阴郡下领县之一的秺县(其与成武县的关系后述)境内的伯乐冢，记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定陶县名下了。而这种类型的失误在古籍中并不罕见，甚至在今天某些学术专著中还仍然存在着。
一
说古籍关于“伯乐冢”地址的记述有误，是
因为它不符合实际 。
《皇览》、《后汉书·注补》、《太平寰宇记》、《兖州府志》等古籍均认定(实际上是后三种古籍沿袭《皇览》说)，伯乐冢在济阴郡定陶县，共有三种古籍更具体说明在定陶县东南一(或
二)里的地方。然而事实证明，以上古籍记述不符合实际。
先看定陶县的实际。
载有“伯乐冢定陶说”的古籍虽不算少，但定陶县自己的志书上却没有这种记述，定陶人也没有这种传说，也就是说，定陶县从来没有以伯乐冢的所有者自居过。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一是定陶县确实不存在伯乐冢，《兖州府志》
说“无可考”，当然无可考，没有的东西怎么考；二是定陶县的近邻成武县境内、离定陶县城仅50里的伯乐集村又确实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伯乐墓。不管古籍上怎么说，对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从来不说有，这正显示了定陶人不唯书只唯实的可贵品格。
再看成武县的实际。
在成武县城西北18里处有一个伯乐集村。“文革”前，在伯乐集村南100米处确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墓，该墓名就是“伯乐墓”。当时墓高约3米，墓基直径约10米。对这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墓，周边几十里的群众都知道。1958年前，伯乐墓前还有一通明万历年间立的碑，该碑毁于1958年的“大跃进”。墓的地表上封土在“文革”中被铲平。其后墓址之上种上了庄稼，在一次灌溉中，墓址处还出现过一个注不满的吸水漩涡。今在原墓址处重新封了一个坟子，但比原来的小多了。
伯乐集村村名是历史上留下来的，1830年成武六修县志的时候就有了。该村在1984年前是伯乐集人民公社管委会驻地，现为伯乐集镇人民政府驻地。
伯乐集村村民约有一半姓孙，他们口碑代代相传，都认伯乐是他们的“老爷爷”。“老爷爷”的称谓是当地方言，含义有二：一专指曾祖父；二泛指很久以前说不清哪一世的老祖宗。可以肯定，伯乐集村孙姓族人是伯乐的后裔。“文革”前他们每年清明节都上伯乐墓给老爷爷烧纸；平时说话还避“伯乐”之讳，把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话，改为“千里马常有而老爷爷不常有”。
总之，定陶和成武两县的实际情况证明，古籍“伯乐冢定陶说”是错误的。而成武县伯乐集村村南的伯乐墓是真的。现让我们对上述古籍失误的原因进行分析，这对证明本文的观点将更有说服力。
二
前边已述，古籍关于伯乐冢址记述的失误就在于：把本在济阴郡下领县之一的秺县境内的伯乐冢，记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定陶县名下了。看来，欲弄清古籍失误的原因，应从了解济阴郡、定陶县、秺县、成武县的基本历史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济阴，因地处济水之南而得名。济阴郡，是长期(约930年)存在于今菏泽市辖区内高于县级的一个行政机构，其治所约有650余年在定陶县城。(《菏泽地名》)
定陶，最初称“陶”，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知名度非常高的地方。原始社会末期，尧、舜在此活动过；夏、商两代其境内有三鬷国；周初武王封其同母弟振铎于此建曹国，以“陶”为国都；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助越灭吴后，以“陶”为“天下之中”而来此定居(定陶“之名由此而来)。秦置定陶县。在自西汉，经东汉、三国……直到今天共2200余年间，定陶县城先后十次为王国都城，长期(包括两汉和三国)为济阴郡治所，为县衙(政府)驻地长达1800余年之久。
秺县，汉置县。西汉时，秺县与定陶县、成武县同属于济阴郡(治所在定陶)。秺县约存200年，于东汉初废入成武县，作为成武县内的“城”继续从属于济阴郡。(见《汉书》、《后汉书》)。
关于古秺县城址。根据文物出土的地理位置和《曹南文献录》，参考《水经注疏》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书，古秺县城址在今成武县城西北25里一带，即在伯乐墓西北7里的地方；换言之，伯乐墓在古秺县城东南7里处。二者同在今成武县伯乐集镇辖区内。
根据上述伯乐墓和秺县城址的相互方位和距离，对于伯乐墓址的记述理当以秺县为坐标原点，应记为“伯乐冢在秺县郭外东南二里所”，这样就可以说完全符合实际了。
然而，当三国魏国的诸臣们编写《皇览》一书时，秺县废除已200余年了。如果说秺县县城在秺县被废除不久，作为成武县内的“城”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到了三国时期，很可能连“城”也不存在了。而定陶就完全不同了，历史悠久，曾为“天下之中”、知名度很高的定陶，不但作为县、而且作为济阴郡治所继续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秺县的消失，“伯乐冢在济阴郡秺县郭外东南二里所”，逐渐变成了“伯乐冢在济阴郡东南一(或二)里所”；又因为济阴郡治所在定陶县，所以最后变成了“伯乐冢在定陶县东南一(或二)里所”。一句话，本在济阴郡秺县的伯乐冢，因为秺县的消失而直接归在济阴郡治所定陶县的名下了。这种类型的失误，即把本在某郡某县的某物，因该县废除而直接归在该郡治所所在县名下的失误，在古籍并不罕见，甚至在当今某些学者的专著中仍然存在。山东省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姜太公本传》一书中就有一例，该书解说“雷泽”曰：“雷泽就是雷夏泽，在今定陶县地”。
说雷泽在今定陶县地，错完了。雷泽既不在今定陶县地，也不在古定陶县地，而在古成阳县地(《汉书·地理志》)。即在今鄄城境内东南方向的“菏泽电厂水库”一带。古成阳县城在今鄄城东南50里与菏泽城东北60里交界处胡集村一带(《菏泽地名》)；雷泽在成阳县城西北一十余里(《水经注疏》)。成阳县和定陶县，一在菏泽东北，一在菏泽东南，两县相距约90里，自汉至晋长期并列同属于济阴郡，但两县之间从未有过隶属关系。因此，在成阳县的雷泽绝对不会跑到定陶县去。所以，把本在济阴郡成阳县的雷泽，说成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定陶县，其失误性质，与古籍关于伯乐冢定陶说的失误是一样的。
《姜太公本传》的上述失误，源于三国魏国人如淳对《汉书》的一条注释。如淳注：“成阳在定陶”。定陶曾多次为定陶国的都城或济阴郡的治所，因此，如果说成阳在定陶国或济阴郡，那都可以。但说成阳在定陶就不行了。这正像我们可以说成武在原菏泽地区、在今菏泽市，而不可说“成武在菏泽”一样。如淳的失误在于：混淆了“定陶”(一般指“县”或“城”)与“定陶国”、“济阴郡”的质的区别，从而把成阳与定陶的并列关系误当成了成阳对定陶的隶属关系。
如淳对《汉书》的这条注释为南朝宋人斐骃在《史记·集解》中所引用，同一处《史记·集解》又引徐广语注“雷泽在成阳”(这是对的)。既然“雷泽在成阳”，而“成阳”又在“定陶”，那“雷泽”理所当然地也就随着“成阳”在定陶了。
总之，像上述把某郡某县的某物，因该县的废除，或因把该县与该郡治所所在县的并列关系误当成了隶属关系，从而直接归在该郡治所所在县名下的失误，古今书籍均不乏其列。所以，以《皇览》为代表的几种古籍，把本在济阴郡秺县的伯乐冢，因秺县的废除并永远消失，而直接记在作为济阴郡治所的定陶县名下的失误，也就完全可以解释了。
成武县有伯乐村，伯乐村有伯乐后裔，伯乐村前有伯乐墓；伯乐故里在成武县，伯乐故里在菏泽市，这既是成武县的骄傲，也是菏泽市的骄傲。开发伯乐文化，弘扬伯乐精神，这既是当前“突破菏泽”的现实需要，也是我菏泽市每个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成武释疑二题
卞文成
“成”“城”古通用
《史记》记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十月，刘邦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事，至1958年的2156年间，作为地名，“成武”与“城武”是混用和交替使用的。大致情况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事，多处使用“成武”，也使用“城武”。南北朝时期，县名为“城武”。明洪武四年（1371年）至1958年的487年间，县名为“城武”。其余汉唐宋元等各代，县名均为“成武”。
在历史地名中，“成”“城”混用的现象并不罕见。查《菏泽地名》，除成（城）武外，尚有成（城）阳、城（成）都、郜城（成）、富城（成）等。历修县志中，有“洪武初铸印，误加‘成’以‘土’，迄今因之”之说。清末民初的徐继儒在其撰著的《曹南文献录》中对此予以否定：汉“成武”县今“城武”县，“成”“城”通用。或曰，明铸印讹“成”为“城”，然宋、魏志即作“城武”，非始于明也。
随着时代的变迁，“成”“城”通用的义项消失，各自义项泾渭分明。
1958年5月，县第三届人代会决议呈请将县名中的“城”复易为“成”。山东省人委批复同意，国务院于10月8日以政内杨145号文件批准，并颁发新印。11月18日，县名为“成武”的新印启用，从此县名用字固定下来。
成武即郜都
史有二郜，“北国南邑”。其遗址，长期认为成武县城东南十八里的郜鼎集（史称郜城）是郜国都城，而南郜城则有在北郜南二里之说，实无地望。1987年印行的《菏泽地名》、1992年出版的《成武县志》均沿此说。
1986年城湖开挖鱼池，出土一批文物。历史学学者卢新文出于长期史学研究的敏感，对出土器物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湖下埋藏的是一先秦古城遗址，可能就是古郜国的都城。后经专家考证，成武即郜都，遗址就在城湖下。这一研究成果已载入1998年出版的《菏泽地区志》：
郜都遗址 位于成武县护城堤内，今成武县城即坐落其上。经铲探，城址东西长3525米，南北宽1800米，总面积约632.5万平方米。文化层叠压着0.8～1米厚的淤积胶粘土，文化层厚约2.5～2.7米。遗址众多，有建筑基址、陶圈井，1万平方米内有陶圈井15座，南护城堤中段发现有春秋时期的城垣遗存，还有陶窑。遗物丰富，有尖袋足鬲，有仿铜，有扉鬲、连档鬲、弧盘豆、微弧盘豆、折腹豆、圆底内凹腹罐、平底圆腹罐、宽沿平底盆、高领瓦纹盂、宽斜沿圆底洗、麻点状绳纹陶水管和多样纹饰的板瓦、筒瓦、瓦当等。据考察，其时代起自西周，历经春秋战国，似无变动，而且汉代仍在使用。
西晋杜预，以及而后的郦道元、于慎行、顾祖禹、《城武县志》（道光版）的编者，均云郜国都城在成武县东南18里的郜鼎集一带。经考古调查，今郜鼎集一带不见西周时期的遗址，虽在该村西有一堌堆遗址，面积不超过3000平方米，故不可能是一处故城遗址，因此，诸家所注郜国都城的位置，显系有误。从遗址面积之广大，遗物之丰富，遗迹之众多考察，城湖遗址是一规模较大的城址，勿庸置疑；从遗存时代考察，正值两周时期，故而此城非郜莫属。
《菏泽地区志·文化·古遗址》699页
可惜该志由于通稿功夫不足，大事记和沿革相关部分仍袭旧说。
匡正了关于郜都、郜城的误指，使二郜地望分明，考古发掘功不可没。在上届修志中，囿于断限，未能将这一研究成果收入县志。1997年第一期《齐鲁地名》刊发的拙稿《郜都与郜城--二郜考辨》，可看作县志在二郜问题上沿袭旧说的一种补正。文中关于宋灭曹之前彻底灭郜并改郜都为成武的推论，显然不妥，灭国并不一定改其都城之名。
两周时期，大小诸侯除了国名，国都甚至陪都也各有其名，如燕都蓟、晋都绛、秦都平阳、楚都郢、越都会稽、吴都泓上、齐都临淄、鲁都曲阜、宋都商丘、曹都陶丘……不少诸侯国都屡迁，如卫就四迁国都，分别为沬（朝歌）、曹（漕）、楚丘、帝丘。郜为子爵小国，比不得宋、鲁、齐、曹等诸侯大国，但其国都岂能无名？不过史籍缺载罢了。郜子封域狭小，其国都东南不足二十里，便是宋公的边邑－－郜城。两城相距如此之近，郜都是不可能也称郜城的。郜城在历史上使用三千余年，“郜城集”改称“郜鼎集”是上个世纪的事情。郜都名“成武”，有文字记载始于秦末，至今两千余年，成武应是郜都名称的承袭。地名，特别是都城之名，有着极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以郜城为参照，由后两千年推演前一千年，郜都名成武应是可信的。
郜亡后，郜都－－成武长期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的记忆里郜国的概念模糊了。在这片土地上存在成武和郜城，久而久之，将郜城当作郜国了，长期误邑为国，二郜混淆。
成武为县，有确载是《汉书·地理志》：山阳郡统二十三县，内有成武。汉袭秦制，汉初之县秦已有名称的当为秦县，这是历代学者共识。《史记》多处记载秦二世三年刘邦于成武南打败东郡尉事，是历代学者认定成武秦代为县的依据。近期出版的辞书、志书，有关史学、地名学专著均将成武著录为秦县。
郜都地望已明，关于成武的种种臆说不揭自破。至于成武的地名含义，史无确载，不能瞎想胡编。我们寄希望于典籍的发现或地下文物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