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人员登记 1949年7月，全县开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日伪汉奸、特务分子等进行登记。以县公安局为主，组织全县120名干部，并吸收30余名村公安员参加，以定陶城为重点，带动周围4个区，然后在全县铺开。到8月底，共有349名归来人员进行了登记，全部得以妥善处理，解除了其思想顾虑，稳定了社会秩序。
监督改造“四类分子” 1951年4月，全县成立“管制委员会”458个，有被管制人员907人，其中地主分子251人，富农分子304人，匪特68人，偷窃分子218人，其他66人。1952年，根据公安部《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规定》，又对全县859名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管制。1954年，按照全国第六次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县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执行监督管制政策，进行评议复查，凡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剥夺其政治权利，不享有公民权。1958年，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对全县“四类分子”进行全面评审。“四类分子”经评审，老实守法表现好的，摘掉“帽子”，吸收入社，为正式社员，享有公民权；表现一般的评为候补社员，无公民权，暂不摘“帽”，以观后效；对仍坚持反动立场的，继续交群众监督劳动。1959年，根据中央关于“少捕少杀，依靠群众，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精神，对“四类分子”进一步落实监督改造措施，普遍建立“包夹小组”（3个好社员监督改造1个“四类分子”，又称“三红夹一黑”），实行月考、季评、半年初评、年终全面评审，对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从而使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在改造“四类分子”的工作中，由于左倾错误，曾出现过错判、错划、错管的现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乱扣“四类分子”“帽子”的现象常常发生。1979年，贯彻执行（1979）中央5号文件精神，全县开展对“四类分子”的评审摘“帽”工作，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评审，给3131名“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给7471名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确定了劳动家庭出身的成份，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66名。1980年，经过复查、评审，全县仅剩的10名“四类分子”亦得以摘“帽”，恢复公民权利。至此，全县“四类分子”全部摘掉“帽子”。
禁烟肃毒 清末及民国年间，县境内贩卖、吸食鸦片的人多为军、政、警界及豪绅和地方名流，少数平民百姓也吸食鸦片。结果豪绅倾家荡产，平民百姓死无葬身之地。定陶县历任地方官虽屡屡禁烟肃毒，却屡禁不止，效果不大。
建国后，定陶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禁烟肃毒工作。1950年，县公安局对种植、加工、贩卖、吸食毒品的人进行了集中训导、治疗和教育。1952年6月，县公安局抽出14人，组成专门力量，经过20多天的摸底排队，清查出97人吸食、贩卖毒品，对其中45名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强制集训，并依法逮捕了6人，强行管制4人。1953年，县公安局查处贩卖、吸食毒品的79人，其中判刑18人。1954年3月，公安局又一次组织专门力量，对贩卖、吸食毒品的进行严厉打击，依法逮捕贩卖、吸食毒品惯犯45人，对其他219名毒品犯也依法进行了处理，并缴获毒品15.5公斤，赃款158.5万元（旧币）。通过这次禁毒活动，境内种植、制造、贩卖和吸食毒品现象基本绝迹。1980年后，部分农民种植罂粟，公安机关一经发现，即强制拔掉。
禁赌 建国前，定陶县赌博盛行，赌场或明或暗，遍布城乡，一些大集市、庙会公开聚赌，昼夜不息。赌博的主要方式有掷骰子、推牌九、打纸牌、打麻将等。因赌博而影响生产，打架斗殴结成冤仇，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
建国后，人民政府严加禁赌。经过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赌博基本绝迹。“文化大革命”以后，又死而复生，蔓延成风，严重影响了生产和社会治安。1980年后，县公安局设立专门班子，每年都进行多次集中打击活动，处理一批赌徒、赌棍，但仍有一些人屡教不改，聚众赌博。1989年12月，在3次集中打击赌博活动中，共捣毁赌场200个，抓获赌头、赌棍147名，分别按治安处罚条例，给予严肃处理，基本刹住了赌风蔓延之势。但在农闲时节和节假日等，部分农民和职工聚众赌博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危险物品管理 1950年3月，县公安局对全县的枪支进行了一次统一登记清查工作。198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公安局对全县各种枪支进行清理登记，除公安干警及有关人员配带的枪支以外，清查出98支手枪，23支半自动步枪，85支口径枪，142支气枪，经过核实后，颁发了持枪证，对无持枪证而存有的枪支，一律没收。
对经营和使用易燃易爆、剧毒农药及其它有毒化学物质的单位，公安局每年组织2—3次安全大检查，以及时整顿处理不安全因素，堵塞漏洞，减少异常事故的发生。80年代后，对危险物品的管理重点放在了燃放烟花爆竹而引起的爆炸和火灾上。对生产、销售烟花爆竹的集体和个人，每年进行安全教育，提高其安全观念，并在生产和销售旺季，对经营烟花爆竹的集体和个人进行检查、审核，符合安全规定的，颁发经营许可证，允许生产和销售，未经公安机关许可的一律取缔。还统一划定了烟花爆竹的销售地点和集贸市场。由于严格加强了管理措施，因制造、销售、燃放烟花爆竹所引起的各类事故减少了60%。由于宣传得力，及时发现和处理，因携带危险品乘车而发生事故的现象，从未发生过。
自行车管理 定陶县自1978年起将自行车管理纳入了治安管理范围。县公安局设立了自行车管理办公室，各人民公社均设立了自行车管理站，配备了人员。是年，全县办理登记、打钢印手续的公、私用自行车58970辆。至1984年底，全县共办理登记、打钢印和发证“三配套”的自行车92593辆。1985年后，各乡镇自行车管理站每年都组织人员在交通路口查车验证。到1990年底，全县有168753辆自行车挂了牌照，领了车证，打了钢印。自行车实行管理后，失盗现象明显下降。
户籍管理 清末，境内实行保甲户籍管理制度，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进行户口调查登记，作为抽丁、纳赋、出役的依据。
民国初年，曾一度废除保甲制改为乡镇管理户籍。1934年，重新实行保甲户籍管理制度。
建国后，废除了旧的户籍管理制度。1951年，根据公安部颁发的《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户籍管理列入了治安工作系列，由公安机关统一建立户口卡片。1955年，县开始对出生、死亡、迁入、迁出4项人口变动进行登记。1962年，县公安局分别在城关、张湾、万福3处派出所设立专职户籍民警，其他公社仍由民政助理员兼行户籍管理权。“文化大革命”期间，户籍管理一度混乱。1982年，开展第三次人口普查后，定陶县加强了户籍管理工作，同时增加了临时户口、重点户口、暂住户口的管理；对旅社、招待所住宿的过往人员，严格履行检查、登记、注销手续；对劳教、劳改释放人员和有作案嫌疑的人员，明确专人管理；对城镇暂住人口发放暂住证，走后即行注销。1988年，根据公安部颁发的《居民身份证条例》，全县着手进行居民身份证发放工作。到1990年底，境内公民应配居民身份证的，全部领取了身份证。
基层治保组织 1951年5月，定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指示，在全县组建了88个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治保会）。1952年，治保会发展到102个，治保小组356个。1954年，县内农村治保会109个，治保小组419个，共有组员1345人。1963年，县公安局印发了《治安保卫委员会细则》，进一步加强了治安保卫人员对本职工作的认识，增强了治安保卫人员维护社会治安的自觉性。1964年，全县所有生产大队和部分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均建立了治保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治保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基层治保工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定陶县为适应新的形势，先后在工厂、学校组建了100余个治保会；在机关、企事业单位设置了保卫科（股），配备了专职保卫人员；在乡镇设立治安联防队19个，村级治安保卫队463个。到1990年，全县有基层治保会560个，治安保卫队500个，治安联防队19个，治安巡逻队95个。
第三节 社会治安
视图
归来人员登记 1949年7月，全县开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日伪汉奸、特务分子等进行登记。以县公安局为主，组织全县120名干部，并吸收30余名村公安员参加，以定陶城为重点，带动周围4个区，然后在全县铺开。到8月底，共有349名归来人员进行了登记，全部得以妥善处理，解除了其思想顾虑，稳定了社会秩序。
监督改造“四类分子” 1951年4月，全县成立“管制委员会”458个，有被管制人员907人，其中地主分子251人，富农分子304人，匪特68人，偷窃分子218人，其他66人。1952年，根据公安部《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规定》，又对全县859名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管制。1954年，按照全国第六次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县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执行监督管制政策，进行评议复查，凡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剥夺其政治权利，不享有公民权。1958年，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对全县“四类分子”进行全面评审。“四类分子”经评审，老实守法表现好的，摘掉“帽子”，吸收入社，为正式社员，享有公民权；表现一般的评为候补社员，无公民权，暂不摘“帽”，以观后效；对仍坚持反动立场的，继续交群众监督劳动。1959年，根据中央关于“少捕少杀，依靠群众，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精神，对“四类分子”进一步落实监督改造措施，普遍建立“包夹小组”（3个好社员监督改造1个“四类分子”，又称“三红夹一黑”），实行月考、季评、半年初评、年终全面评审，对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从而使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在改造“四类分子”的工作中，由于左倾错误，曾出现过错判、错划、错管的现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乱扣“四类分子”“帽子”的现象常常发生。1979年，贯彻执行（1979）中央5号文件精神，全县开展对“四类分子”的评审摘“帽”工作，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评审，给3131名“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给7471名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确定了劳动家庭出身的成份，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66名。1980年，经过复查、评审，全县仅剩的10名“四类分子”亦得以摘“帽”，恢复公民权利。至此，全县“四类分子”全部摘掉“帽子”。
禁烟肃毒 清末及民国年间，县境内贩卖、吸食鸦片的人多为军、政、警界及豪绅和地方名流，少数平民百姓也吸食鸦片。结果豪绅倾家荡产，平民百姓死无葬身之地。定陶县历任地方官虽屡屡禁烟肃毒，却屡禁不止，效果不大。
建国后，定陶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禁烟肃毒工作。1950年，县公安局对种植、加工、贩卖、吸食毒品的人进行了集中训导、治疗和教育。1952年6月，县公安局抽出14人，组成专门力量，经过20多天的摸底排队，清查出97人吸食、贩卖毒品，对其中45名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强制集训，并依法逮捕了6人，强行管制4人。1953年，县公安局查处贩卖、吸食毒品的79人，其中判刑18人。1954年3月，公安局又一次组织专门力量，对贩卖、吸食毒品的进行严厉打击，依法逮捕贩卖、吸食毒品惯犯45人，对其他219名毒品犯也依法进行了处理，并缴获毒品15.5公斤，赃款158.5万元（旧币）。通过这次禁毒活动，境内种植、制造、贩卖和吸食毒品现象基本绝迹。1980年后，部分农民种植罂粟，公安机关一经发现，即强制拔掉。
禁赌 建国前，定陶县赌博盛行，赌场或明或暗，遍布城乡，一些大集市、庙会公开聚赌，昼夜不息。赌博的主要方式有掷骰子、推牌九、打纸牌、打麻将等。因赌博而影响生产，打架斗殴结成冤仇，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
建国后，人民政府严加禁赌。经过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赌博基本绝迹。“文化大革命”以后，又死而复生，蔓延成风，严重影响了生产和社会治安。1980年后，县公安局设立专门班子，每年都进行多次集中打击活动，处理一批赌徒、赌棍，但仍有一些人屡教不改，聚众赌博。1989年12月，在3次集中打击赌博活动中，共捣毁赌场200个，抓获赌头、赌棍147名，分别按治安处罚条例，给予严肃处理，基本刹住了赌风蔓延之势。但在农闲时节和节假日等，部分农民和职工聚众赌博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危险物品管理 1950年3月，县公安局对全县的枪支进行了一次统一登记清查工作。198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公安局对全县各种枪支进行清理登记，除公安干警及有关人员配带的枪支以外，清查出98支手枪，23支半自动步枪，85支口径枪，142支气枪，经过核实后，颁发了持枪证，对无持枪证而存有的枪支，一律没收。
对经营和使用易燃易爆、剧毒农药及其它有毒化学物质的单位，公安局每年组织2—3次安全大检查，以及时整顿处理不安全因素，堵塞漏洞，减少异常事故的发生。80年代后，对危险物品的管理重点放在了燃放烟花爆竹而引起的爆炸和火灾上。对生产、销售烟花爆竹的集体和个人，每年进行安全教育，提高其安全观念，并在生产和销售旺季，对经营烟花爆竹的集体和个人进行检查、审核，符合安全规定的，颁发经营许可证，允许生产和销售，未经公安机关许可的一律取缔。还统一划定了烟花爆竹的销售地点和集贸市场。由于严格加强了管理措施，因制造、销售、燃放烟花爆竹所引起的各类事故减少了60%。由于宣传得力，及时发现和处理，因携带危险品乘车而发生事故的现象，从未发生过。
自行车管理 定陶县自1978年起将自行车管理纳入了治安管理范围。县公安局设立了自行车管理办公室，各人民公社均设立了自行车管理站，配备了人员。是年，全县办理登记、打钢印手续的公、私用自行车58970辆。至1984年底，全县共办理登记、打钢印和发证“三配套”的自行车92593辆。1985年后，各乡镇自行车管理站每年都组织人员在交通路口查车验证。到1990年底，全县有168753辆自行车挂了牌照，领了车证，打了钢印。自行车实行管理后，失盗现象明显下降。
户籍管理 清末，境内实行保甲户籍管理制度，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进行户口调查登记，作为抽丁、纳赋、出役的依据。
民国初年，曾一度废除保甲制改为乡镇管理户籍。1934年，重新实行保甲户籍管理制度。
建国后，废除了旧的户籍管理制度。1951年，根据公安部颁发的《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户籍管理列入了治安工作系列，由公安机关统一建立户口卡片。1955年，县开始对出生、死亡、迁入、迁出4项人口变动进行登记。1962年，县公安局分别在城关、张湾、万福3处派出所设立专职户籍民警，其他公社仍由民政助理员兼行户籍管理权。“文化大革命”期间，户籍管理一度混乱。1982年，开展第三次人口普查后，定陶县加强了户籍管理工作，同时增加了临时户口、重点户口、暂住户口的管理；对旅社、招待所住宿的过往人员，严格履行检查、登记、注销手续；对劳教、劳改释放人员和有作案嫌疑的人员，明确专人管理；对城镇暂住人口发放暂住证，走后即行注销。1988年，根据公安部颁发的《居民身份证条例》，全县着手进行居民身份证发放工作。到1990年底，境内公民应配居民身份证的，全部领取了身份证。
基层治保组织 1951年5月，定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指示，在全县组建了88个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治保会）。1952年，治保会发展到102个，治保小组356个。1954年，县内农村治保会109个，治保小组419个，共有组员1345人。1963年，县公安局印发了《治安保卫委员会细则》，进一步加强了治安保卫人员对本职工作的认识，增强了治安保卫人员维护社会治安的自觉性。1964年，全县所有生产大队和部分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均建立了治保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治保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基层治保工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定陶县为适应新的形势，先后在工厂、学校组建了100余个治保会；在机关、企事业单位设置了保卫科（股），配备了专职保卫人员；在乡镇设立治安联防队19个，村级治安保卫队463个。到1990年，全县有基层治保会560个，治安保卫队500个，治安联防队19个，治安巡逻队9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