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建立信贷管理体制，实行“统存统贷”，即存款为总行统一运用，贷款由总行下达指标，基层行可边贷边报。1956年按照“统一领导，分别管理，适当扩大地方权限”的原则，农业贷款核定最高余额和年末余额，自行安排季度计划。收购主要农副产品充分供应资金，收购一般农副产品按计划掌握，核给一定后备贷款指标，解决临时资金需要。储蓄存款超计划部分可增加当年地方四项贷款指标。1958年，银行在农村的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信贷计划管理也随之下放，实行“存贷相抵，差款包干”的办法，储蓄存款增加额的20%作为地方后备贷款。1959年实行“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的管理办法，除中央财政存款和中央企业存款外，其余存款的管理权限，全部下放到地方。在计划包干范围内，另吸收存款可多发放贷款。农业贷款，县行对各人民公社信用社只管一个信贷差额，在核定范围内，由人民公社自行安排信贷计划。由于权力下放，助长了浮夸风，甚至搞了存、贷款“放卫星”，信贷计划遭到破坏。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对银行工作的“六条决定”，停止实行“存贷下放，差额包干”的办法，坚持收入按政策，支出按预算，贷款按计划，追加按程序的原则，解决了“大跃进”中的信贷失控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信贷计划管理受到批判，名存实亡。1975年重新制定信贷计划管理办法，强调贷款必须按计划，超计划必须经上级批准。1980年，信贷计划管理进行改革，试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办法。1981年，改“差额控制”为“差额包干”，在不突破差额包干的情况下，多存可以多贷，各项贷款之间可调剂使用。1985年，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管理办法，解决了资金运用吃大锅饭的问题。1986年后，把信贷计划管理和信贷资金管理相互结合，严格控制信贷规模，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贷款均为指令性指标，未经批准，不得突破。工商流动资金贷款可调剂使用，但不能作固定资产贷款，固定资产贷款指标节余，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从而加强了资金的灵活调度、调剂和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