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帝王世纪》、李泰《括地志》提出商都由南亳迁西亳，今人还有提出汤
都亳四迁张维华：《汤都亳四迁刍议》，《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然征之文献，
全无凭据。史有商人迁徙“前八后五”之说，“后五”中只有仲丁由亳迁隞，从无亳
都之迁。商有“三亳”的提法没有东汉以前任何文献根据。邹衡据《逸周书·殷祝解》、
《书序》、《史记·殷本纪》等记载，认为：“这明明是说，成汤和夏桀并不在一个
地区，汤并没有在夏都的废墟上建都，更没有两次迁二亳的迹象。”（《论汤都郑亳
及其前后的迁徙》）郑州大学考古学者陈旭先生说：“先秦典籍中并无商汤居亳以后
再次迁都的记载。甲骨文中也仅见汤都之‘亳’而无其他方位之亳。”（陈旭等《豫
东商丘考古调查与南亳问题》 ，《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我们同意邹衡先生、陈
旭先生之说，商都亳只有一个。商有几个首都亳的说法不见于汉以前文献，所谓亳都
又叫管、隞、郑州、商丘、谷熟、尸乡的说法于两汉前史籍无据，只有亳、薄通用，
这是常识性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史学家所不应回避的。认真查阅一些史籍记载，很容
易弄明白。
《史记·殷本纪》载：“汤始居亳”，又载：“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
于亳。”又载：“汤归至于泰卷陶，仲虺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又
载：“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又载：“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
祥桑谷共生于朝……”，又载“帝仲丁迁于隞……”，又载：“盘庚渡河南，复居成
汤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按：武乙当为武丁，后文将证之）以上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商汤为侯直至太戊末年商
都皆在亳，至仲丁即位方迁于隞，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之父）亦居亳。
今本《竹书纪年》则有“帝喾高辛氏……元年，帝即位居亳。”“帝癸，一名桀
……十五年，商侯履迁于亳。”“殷商成汤，名履……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
屋夏社。”“外丙，名胜，元年乙亥，王即位居亳。”“仲壬，名庸，元年丁丑，王
即位居亳。”“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沃丁，名绚，元年癸巳，
王即位居亳。”“小庚，名辨，元年壬子，王即位居亳。”“小甲，名高，元年丁巳，
王即位居亳。”“雍己，名，元年甲戌，王即位居亳。”“太戊，名密，元年丙戌，
王即位居亳……七年，有桑谷生于朝……七十五年陟。”“仲丁，名庄，元年辛丑，
王即位，自亳迁于嚣，于河上。”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与《史记》所记一致。
王国维曾认为今本《竹书纪年》为伪书，不可信，但他在论证商事时依然以今本
《竹书纪年》记载为证，可见，今本《竹书纪年》确有价值。今本《竹书纪年》不同
于古本《竹书纪年》，但许多年前已译成英文、法文，在国外影响很大。中外学者认
为是和峤整理本，价值很高，近年学人亦渐趋向认为可信，因为它的资料比我们见到
的要早要多。杨升南先生在《汤放桀之役中的几个地理问题》一文中也说到王国维不
信今本《竹书纪年》，却又引证今本《竹书纪年》以为证之事，杨提出：“今本《纪
年》一书虽晚出，然多采自古籍，其说常可与古籍互征，故不应全视为伪书。”还有
很多学者发专文论证今本《竹书纪年》可信，故我们尊重多数学者意见，仍引该书以
为证。
《孟子》、《尚书》、《逸周书》、《左传》和许多先秦子书的记载也从无商汤
到太戊迁离亳的文字。“古之人不余欺也”，古人没有可能为今人有意造假，如果我
们拿不出否定的确凿证据，应该相信古人的记载。偃师西亳说者、谷熟南亳说者对于
上述记载从无一人出来否定，但又无一人敢于出来肯定，好像这些记载从不存在，只
要有东汉以后的资料，自己的说法就能成立，这是不符合史学研究原则的。著名历史
学者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列出书目，提出历史文献分战国中
期前、战国中期后至西汉、东汉及以后形成，分别为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资料，
他认为第一类资料价值最大、最可靠，第二类则次之，第三类再次之，引证时不能倒
置，绝不能用第二类、第三类资料否定去第一类资料，也不能用第三类资料否定第一
类、第二类资料。他这种治学严谨科学的认识标准为史学界赞同，已成为史学研究的
原则。可惜现今史学研究受政治影响、地域偏见、利益驱动等因素制约，已有不少人
违背了徐旭生先生倡导的史学研究原则，动辄以东汉以后的资料为依据，全然不顾此
前的历史文献，实在令人不敢信从。也有人不顾文献记载，只以自己考古分析为据，
硬下结论。这些情况，都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在商都亳的研究中，我们遵循徐旭生
先生提出的史学研究原则，注重以东汉前资料为依据。上述史籍记载，明确显示商汤
至太戊，亳都未迁的基本史实，所谓“三亳”说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