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杜金鹏
“郑州商城即汤亳都说”是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创发的著名论点，二十多年来，在
学术界有着很大影响。
当初，邹衡先生正式提出“郑亳说”，理论的根据有四条，即：
第一，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郑地有亳。第二，郑州商城出土东周陶文证明
东周时期郑州商城名亳、亳城或亳丘。第三，汤都亳的邻国及其地望与郑州商城相合。
第四，郑州商文化遗址发现的情况与成汤居郑地之亳相结合①。
在笔者看来，邹衡先生关于“郑亳说”的论证，存在一些问题，说服力较差，兹
一一辨析。
问题一：关于“汤始居亳”的解释
邹衡先生在《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中指出：“文献记载，商人居亳是从
成汤开始的（所谓“汤始居亳”），成汤以前，并不曾居亳，可以说是外来户。考古
材料证明，南关外型是从外地（漳河型、辉卫型）来的，就是说，成汤以前，郑州主
要是被夏文化所占据，而先商文化的南关外型则是从中途插入进来的。”②在《试论
夏文化》中说：“还应该提到的是先商文化南关外型。到目前为止，还仅在郑州市一
地发现，因而这可能是先商文化在黄河以南唯一的分布点。同时，其所包含的年代也
较为短暂，说明它是从外地侵入夏文化分布区域的。由此可见，‘汤始居亳’（《书
·商书序》）的记载应有所本。”③在此，邹衡先生认定商人居“郑亳”是从商汤开
始的，此前的郑州是夏人的地盘。所据文献证据“汤始居亳”系来自《书序》和《史
记·殷本纪》。其实，《尚书·商书序》的完整表述为“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
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则为“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意思都是说商汤初即位（夏代末年商国王位，即所谓夏伯）时，沿用的是其先王的旧
都亳邑④。就是说，成汤的先辈就已经居住在亳邑，易言之，商王居亳，绝非始于成
汤。邹衡先生舍“从先王居”而独取“汤始居亳”，完全是为了迎合郑州的有关考古
发现。因为正如邹衡先生所说，所谓“南关外型”文化是有别于当地“洛达庙类型”
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主体属于夏文化）的，二者相较，“南关外型”的确
属于“外来户”。如果承认“汤始居亳”是“从先王居”，就会与郑州的考古实际相
抵触，“郑亳说”便难以自圆其说。
其实，邹衡先生关于“汤始居亳”的错误，有“郑亳说”者已经指出过⑤。其他
“郑亳说”学者对于“汤始居亳”的理解也不同于邹衡先生⑥。毋庸置疑，把“汤始
居亳”与“从先王居”连成一体考虑，才是正确的。
问题二：关于东周陶文“亳”
郑州商城出土东周陶豆常有戳印，印文中有“亳”，邹衡先生以为此印文足可证
明“郑州商城在东周时期名亳或亳城，就此成了铁案。”这是从地名沿革角度推断郑
州商城就是商汤亳邑。可是，郑州出土的这些东周陶器是否当地产品、陶文“亳”是
否地名，并无实证；纵为地名，临淄出土的东周陶文也有“亳”字⑦，何以证明唯独
郑州之亳是汤亳？⑧更重要的是，郑州出土的东周陶文中，并非仅止“亳”字，据报
道，一印单字有“亳”、“公”、“巽”“忻”等等，一印二字有“亳丘”、“亳昃”、
“京”、“京昃”、“京斛”等等，一器而印有“亳徻”⑨。若亳是地名，也就不能
排除其他字也是地名；若都是地名，如何知道只有亳在郑州、亳必在郑州？郑州出土
东周陶文有一器二印亳、徻并存例，邹衡先生最初的解释说徻即古郐国，引《括地志》
“故郐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三十二里”论证说“周代郐城现已发现，其地北距郑州商
城三四十里，与以上记载相合。正因为郑、郐两地相距不远，印有‘徻’字的陶器在
郑州商城发现就不足为奇了。”⑩这就是承认郑州出土陶器有来自外地者，那么“亳”
字陶器来自外地的可能性便难以排除。也许邹衡先生自己发现了这个漏洞，于是在后
来的文章中换了一种解释，说“亳徻”中的亳是大地名，因为“亳”字陶文分布面大
（金水河与白家庄等地）、出土数量多。而徻则“可能是今白家庄一带近于古漕（或
郐）水的一个小地名”。可是，以此类推，“亳昃”、“京昃”也应是大、小地名关
系。既然“昃”既属于亳、又属于京，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说，这里的亳、京，本是同
个地名，亳就是京，京也是亳。陶文中亳、京二字写法相近，而古时亳、京又同义。
陶文中亳与京共存互见，与左氏、公羊、谷梁《春秋》经传郑邑亳与京并见（详后），
当非偶合。亳与京，义同相通。郑州陶文既然有亳又有京，而《春秋》经传记载诸侯
伐郑盟誓地点，也是亳、京互见（郑国的京邑见于《左传》隐公元年，郑庄公与京城
大叔兄弟相争的故事脍炙人口），就不可舍“京”而独取“亳”，并进而推定郑州商
城为汤亳。
郑州商城出土东周陶文中既有“亳”也有“京”，二字并存的事实，邹衡先生是
知道的。 可他因“郑亳” 障目，完全忽视了陶文中“京”字的意义。他曾辩论说：
“有人曾怀疑此‘亳’是‘京’或‘亭’字，但现在既已在同一地发现同时代的‘京’
字陶文与‘亳’字不同，可见释‘亳’不误。至此，郑州商城名亳应该可以定论了。
近来牛济普先生又做了进一步的对比研究， 最后也确认为‘亳丘’ ，是‘亳’不是
‘京’或‘亭’。尤其是他举出与亳字印陶同出的陶豆柄上还发现有带‘京’字印陶，
‘京’、‘亳’两字的写法完全不一样。我想，‘亳丘’至此应该可以定下来了。亳
丘既定，郑州商城名亳之说亦当可以成立了。”这样论证，未免以偏概全，缺乏说服
力。
问题三：关于古文献中“亳城”、“京城”之争
邹衡先生说郑州是商汤亳都，首要的文献根据就是《春秋》左氏经传记载说宋襄
公十一年诸侯伐郑“同盟于亳城北”。
确实，文献中有诸侯同盟于“亳城北”的记载。《左氏春秋传》谓：襄公十一年，
诸侯伐郑，“同盟于亳城北”；同年《左传》亦云“同盟于亳”。《国语·晋语七》
韦昭注也说：“十二年会于亳城北。”然而，《公羊》、《谷梁》、《服氏》经文记
此事均云“同盟于京城北”。因而惠栋（《九经古义》）、陈立（《公羊义疏》）、
王国维（《说亳》、《观堂林集》卷十二）均谓左氏经传“亳”应为“京”之讹。对
于以上疑案，邹衡先生说：“通过郑州商城亳字陶文的成批发现，可以确定杜预所见
《左氏春秋》的‘亳城北’断然没有错，而《谷梁》、《公羊》、《服氏》所根据的
《春秋》本子可能是错了的。惠栋、王国维等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把杜预所见的
本子予以否定，看来，这个旧案现在非翻不可。”
邹衡先生翻案的依据，就是郑州出土带有“亳”字陶文的东周陶器。其实，郑州
出土东周陶文非止“亳”一字，更重要的是其中还有“京”字，怎见得文献中的“亳
城”与“京城”之争，一定为“京”误而“亳”是？何况，《史记·晋世家·集解》
引服虔云“同盟于亳城北” ， 这与《服氏》经文“同盟于京城北”不相同。可见，
“亳城”与“京城”之争，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关系。轻易否定“京城”而肯定“亳
城”，无助于“郑亳说”的成立。
问题四：关于东周的“亳”邑
《左传》记载郑地有亳邑，纵或不是京邑之别称，它也不是唯一的亳邑。因为郑
亳之外，东周时候还有宋亳、燕亳、秦亳、齐亳、鲁亳。
《左氏春秋经》 僖公二十一年： “公会诸侯于亳，释宋公。”同年《左传》：
“于是楚执宋公义伐宋，会于亳以释之。”同年《公羊传》、《谷梁传》皆云：“盟
于薄”。又《左传》哀公十四年：“魋先谋公，请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
邑也。’”此为宋亳，宋国宗庙所在地。
《左传》昭公九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战国铜器《陈璋壶》铭文曰：
“陈璋内伐燕亳邦之获。”其铭文记载：齐宣王五年，齐国出兵伐燕国亳邦（亳邑），
齐将陈璋参与此役，缴获了一些战利品。此为燕亳。
《史记·秦本纪》：“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还
灭荡社。”此为秦亳。
临淄齐国故城出土东周陶器上也有一些戳印，印文中有“亳”字。如果是地名，
这就是齐亳。
另外，《春秋》经传中记载鲁国有亳社。《春秋》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
社灾。”《左传》襄公三十年：“鸟鸣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
及三桓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益来，献于
亳社。”据《公羊传》哀公四年：“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同年《谷梁传》也说：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国也。亡国之社也。”同年《谷梁传》也说：“亳社者，
亳之社也。亳，亡国也。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戒也。”此为宋亳（如将来在宋国亳社
祭器上发现有“亳”字印，当不意外）。
春秋时候宋国有亳邑，战国时候燕国亦有亳邑，秦、齐、鲁也与“亳”皆有关联，
何以舍之不顾，而独认郑亳为汤都？史传宋乃商裔，宋亳又有宗庙，认其为商汤旧邑，
岂不更便利？如果郑州的“亳”字陶器，不过是郑国“亳社”遗物，以之证明郑州商
城为汤亳，不是个错误吗？或倘如前文所述，“亳”在东周时实乃“京”义，则专指
郑亳为汤亳。岂不谬误！
问题五：关于几个夏代方国之地望的考证
邹衡先生说“汤都亳的邻国及其地望与郑州商城相合”，为“郑亳说”增添旁证。
其实，邹衡先生对成汤邻国和征伐国地望之考证，无一可取。
我们先讨论“葛”。
葛，其地在今河南宁陵县，古今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孟子·滕文公下》：“汤
居亳，与葛为邻。”确定了葛的位置，也就大致可知亳的地望。关于邻亳之葛位于何
处，先秦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汉代以来多以为即汉陈留郡宁陵县之葛乡。如：《汉书
·地理志》陈留郡宁陵县条师古注：“孟康曰：‘故葛伯国，今葛乡是。’”《后汉
书·郡国志二》：“宁陵故属陈留，有葛乡，故葛伯国。”《左氏春秋经》桓公十五
年《正义》引应劭曰：“（陈留宁陵县）故葛伯国。”皇甫谧《帝王世纪》云：“葛，
今宁陵之葛乡也。”《水经·水注》：“水又东迳葛城北，故葛之国也……在宁陵县
西十里。”
《左氏春秋经》桓公十五年：“公会齐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来朝。”杜预
注：“三人皆附庸之世子……牟国，今泰山牟县。葛国，在梁国宁陵县东北。”既是
鲁国附庸，当以近鲁为是。按前人考证，邾国在今山东邹县，牟国在今山东莱芜境。
则葛国在河南宁陵合于情理。
邹衡先生对于葛在宁陵说断然否定，理由是“今郑州距离葛是近多了，但还是有
四五百里， 若要‘使亳众往为之耕’ 仍然不便”，并另行搜集出距离郑州比较近的
“繻葛” （《左传》 桓公五年）、“长葛”（《左氏春秋》隐公六年）、郾城北（
《通志略》）和修武之葛伯城（《路史》）：以及郑西北的葛乡城（《路史》）等等，
说“郑州商城附近郑亳说”四论据辨析这些葛城，其中总或有其一为孟轲所言之葛。
这样进行史地考证，缺乏实证性，也不具有排他性，当然没有说服力。何况，邹衡先
生本段论证还存在逻辑错误：在以首先确定葛国地望前提下推定亳的地望之推论中，
反倒以近亳（郑州商城）为由论定葛国地望，因果颠倒，循环论证。
除了葛国地望外，邹衡先生说：“更重要的是，成汤都郑亳与韦、顾、昆吾、夏
桀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合。”即“韦、顾在郑州及其附近，昆吾在郑州以南不甚远处，
为人夏的门户， 夏桀在郑州以西。 成汤自北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先占领今黄河沿岸
（顾），再攻占郑州（韦），然后攻打人夏的门户（昆吾），最后进入伊洛地区（桀）。
由此可见，汤居郑地之亳，正合于韦-顾-昆吾-夏桀的作战路线。”此说亦可商。
首先，行军打仗不比物资运输，可以按最近路程规划行动路线，古今中外，不乏例证。
其次，关于韦、顾、昆吾地望的考证，也缺乏可信依据
关于夏末韦、顾二国的地望，旧说“大多认为韦、顾二地在河济之间而近于濮阳
地区。”此为事实。然而，邹衡先生引王国维《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以古书中
雇（通“顾”）往往写作“扈”为证，认为顾应该在清怀庆府原武县（今黄河以北原
阳、武陟一带）。其反证则是“如果顾在今山东范县，则与郑亳相距太远，两地在军
事上并无必然联系。”顾在黄河北岸的原阳、武陟一带，古无此说，邹衡先生立论的
根据其实主要在于考虑到顾只能在郑亳附近，把“顾只能在郑亳附近”作为前提而得
出顾在河南原阳、武陟一带，进而论定只有郑州商城是郑亳的结论，显然属于逻辑错
误。更重要的是，按照邹衡先生意见，韦、顾、昆吾都是夏之附庸，应在夏文化范畴
内。然而，邹衡先生分明已把原阳、武陟划归“先商文化辉卫型”，在先商文化地盘
上怎么会有夏人附庸国（请注意，邹衡先生肯定这里不是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交叠地
区）？
关于前人考证韦地之见解， 邹衡先生开列文献甚详， 兹不重复。邹衡先生认为
“韦就在郑州”，理由有三。“其一，郑州与顾接近，两者在军事地理上有着密切联
系。其二，郑州在夏代晚年很可能已是重镇，这从郑州商城下层和郑州附近的洛达庙
等处均分布有夏文化遗址就可证明。其三，有文献根据。”一个理由，以结论为前提，
逻辑错误，不再申述。第二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郑州在夏代晚年是否属重镇，与
韦在否郑州并无必然联系。至于第三条理由，说韦即郼，而郼亦即亳，也有多处可商
榷的。查邹衡先生“文献根据”主要有三条，但均不能成为“韦即郼，在郑州”说的
有力论据：
第一条：《吕氏春秋·具备篇》：“汤尝约于郼薄矣”，高诱注“薄或作亳”。
据此，邹衡先生说：“郼亳连称，当指一地，犹《水经·谷水注》之称‘亳殷’。但
此亳非指偃师，乃指郑州商城。”确实，所谓郼亳亦即亳殷，这是古人的一种看法，
对否可不论，但《水经注》“亳殷”之亳指偃师而绝非指郑州，却无可置疑（邹衡先
生先前曾经认定过）。更重要的是，邹先生所解释的与《吕氏春秋》原意背道而驰。
因为《具备》篇于“汤尝约于郼薄赋”之后紧接着说“武王尝穷于毕裎矣，伊尹尝居
于庖厨矣，太公尝隐于钓鱼矣。”四人对举，情形相类。据《说文》：“约，缠束也。”
则“汤约于郼薄”应是商汤初即诸侯位，势单力薄未成气候之时，此犹武王伐纣、伊
尹相汤、姜太公辅武王之前的处境。若郼薄就是郑州，实不可通：成汤既得郼（韦），
必已征葛，旋即伐顾与昆吾，正是军威浩荡势不可挡之时，岂得言“约于郼薄”，而
与伊尹为庖人、太公作渔翁相提并论？
第二条：《吕氏春秋·慎势篇》：“汤其无郼，武其无岐”，高诱注：“郼、岐、
汤、武之本国”。邹先生据此说：“成汤的郼既然如同周武王的岐，则郼非郑州不可。”
意思是只有郑州是商汤发迹起家的地方。这又是一个逻辑错误，先肯定汤亳在郑州，
再来考订郼之所在。另外，既然以汤郼类比武岐，又认定汤亳在郑州，则郼必不在郑
州，因为文献明明说“汤一征，自葛始”，征葛之时汤已居亳，伐韦（郼）是在征葛
之后，是知韦与亳必不属一地。若按邹先生观点，成汤居亳只有一处，即郑亳，商汤
灭夏前后皆都居郑亳，那么我们可以断言：若郼果真在郑州，亳就绝不可能也在郑州。
邹先生“郑州在成汤未伐韦以前，本名韦，成汤占据韦以后，筑了今郑州商城，加了
‘邑’ 或叫郼， 但同时又改称‘亳’了，因此又叫‘郼亳（即亳）’”之解释，与
《孟子》、《书序》相悖，也难以自圆其说。
何况，《吕氏春秋》所谓“郼”实指亳，与夏代方国“韦”本无关联。
第三条：《逸周书·作雒解》：“武王克殷，乃封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孔晁
注“封以郑，祭成汤。”邹先生据此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以为‘孔注“郑”
字乃“郼”字之讹。’黄氏乃以《诗谱》‘东卫、纣城’为说虽不确，但郑、郼之论
则近是。”就是说，邹先生认可孔晁所说“郑”系“郼”字之讹，从而证明郼就在郑
州。邹先生此说可商。
首先，邹衡先生对本条文献的解释前后自相矛盾。请看：邹先生在《论汤都郑亳
及其前后的迁徙》一文中在引述《逸周书·作雒解》：“武王克殷，乃封王子禄父，
俾守商祀。”孔晁注“封以郑，祭成汤。”之后说：“此条虽不见于其他记载，孔氏
当有所本。说明郑与成汤有一定的关系。”显然是肯定孔晁“封以郑”不误。在同一
书中，前文肯定“郑”字不误并据以说“郑与成汤有一定的关系”，后文肯定“郑”
乃“郼”之讹，则“郑与成汤有一定的关系”，就不能成立。可见，邹先生对于古代
文献按需释义，造成自相矛盾。既然肯定“封以郑”之“郑”字应是“郼”字之讹，
也就否定了禄父封郑之说，“郑与成汤有一定关系”也就不成立了。
其次，武庚封邑之地望，传统说法在殷纣旧都。据《逸周书·作解》：“武王克
殷，乃封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史记·殷本纪》则云：“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
殷祀。”二书所谓“殷”乃指殷纣国号。后来，武庚与管、蔡作乱，周公东征平叛。
史载《逸周书·作雒解》 曰： “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于是周公
“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
郭凌。凡所三矣，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文中“殷”指武庚国号，则武
庚封邑便是盘庚所迁殷。《史记·周本纪》：“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
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正义》：“《地理志》云河内，
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逸周书·作雒解》
说周公平叛“临卫征殷”，说明殷、卫相近。周公东征之后，《逸周书·作雒解》说：
“俾康叔宇于殷”，《史记·管蔡世家》则说“封康叔为卫君”，是殷、卫本无大别。
因此可知《诗谱》谓“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应是正确见解。黄
汝成《日知录集释》以为武庚封邑即纣城说，不误。“殷”写作“郼”，属秦汉文献
之常例。因此说，孔晁所谓“封以郑，祭成汤”中的“郑”乃“郼”之讹，可成定论。
武王封禄父的同时，又分派三叔监督之，即管、蔡、霍。管叔封邑在今郑州一带，古
无异说。管、蔡、霍各有封邑，武庚不得与管叔同处一邑。即管在郑州，则殷（郼）
必不在郑州。
要之，武庚封邑即是盘庚所迁、帝辛所承之旧都殷，与郑、郑州毫不相干。
另外， 邹先生在论定“郑州本名郼” 之句后自注引《路史·后记卷十四》曰：
“汤……反夏政，国迁郼”，以为旁证。此举不妥。因为罗泌本意是说商汤灭夏，恢
复夏禹之政，迁国都于郼，这与邹先生认定商汤先迁郼、后灭夏，正好相反。
最后讨论“昆吾”。邹衡先生考订昆吾在今河南新郑地区，并指新郑北10余里的
孟家沟（望京楼）遗址、新郑西北30余里的新密曲梁遗址，或即昆吾之墟。昆吾在新
郑，确有其说，但孟家沟、曲梁遗址是否属昆吾，毫无证据可言。况且，新郑远在郑
州（郑亳）、偃师（桀都）南面，自郑州往偃师，古道有直行入虎牢关、东南绕行进
轘辕关两条路线（即所谓“入夏的门户”），顾又在原阳、武陟一带（依邹衡先生说）
居郑州西北，为什么一定就是从郑州出兵先下黄河的原阳，再南折渡黄河攻新郑（西
北） ，然后拐向西北经轘辕关讨伐偃师的夏桀，“正合于韦-顾-昆吾-夏桀的作战路
线”？为什么排斥由郑州挥师直捣虎牢关人伊洛平原的选择？这些问题，邹衡先生没
有提到。
问题六：关于郑州商城年代的推定
邹先生论证“郑亳说”的第四条根据是“郑州商文化遗址发现的情况与成汤居郑
地之亳相合。”说“郑州商文化可以分为先商期、早商期和晚商期，其中以早商期第
二、三段遗址分布最普遍、内涵最丰富，是最繁盛的时期，商城的修筑与使用主要是
这一时期。此两端又可分为4组，若每组平均占四五十年，则共占150-200年。从成汤
都亳到仲丁离开亳， 共历五世十王。若每世平均30年，则共约150年左右。可见两者
的年代是可以大体相应的。 ” 我们知道，邹先生把郑州南关外中、下层遗址存定为
“先商文化南关外型”、即商汤伐韦之后、灭夏之前的文化遗存。虽然“先商文化南
关外型暂时还不宜分组”，就权且按一组计算：邹先生说早商文化“每组平均四五十
年”，依此算来，成汤从伐韦到灭夏，也得四五十年，这在文献上难以找到证据，也
不合情理。若成汤四十而伐韦，加上灭夏后在天子位十几年，商汤就真的“百岁而崩”
了—这当然不可能。
邹衡先生还根据郑州商城东城墙夯土中出土木炭的“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620
至公元前1595年”，认为“与古文献所载成汤都亳之年不是很远。这样便为成汤居郑
之亳城提供了直接的年代根据。 ”其实，城墙夯土中木炭的碳-14年代并非城墙建造
年代，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孤立的一个碳-14数据不可轻信也是学术常识；邹衡
先生当时坚持认为：该城墙建造于二里冈下层晚段，此时便是商王朝建立的时间，然
而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郑州二里冈下层晚段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以下，与
一般认为的成汤年代相距甚远。
问题七：关于郑州商城大型青铜器与汤亳的关系
邹先生论证“郑州商文化遗址发现的情况与成汤居郑地之亳相合”时又说：“近
年来在（郑州）商城西郊的杜岭街发现了属于王室所有的两个大方鼎，附近并有夯土
发现，暗示着此处可能是早商的陵墓区。”其实，郑州杜岭出土的商代方鼎（包括后
来在向阳食品厂和顺城街出土的两批青铜器），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而邹衡先生
要证明的汤都“郑亳”应属二里冈下层早段，二者年代相差甚远。即便郑州杜岭出土
的青铜器确具“王室规格”，可它们与商汤亳都毕竟毫无关系！用二里冈上层晚期的
青铜器论证二里冈下层早期的“亳”，明显属于逻辑错误。
结语
综上所述，邹衡先生在论证“郑亳说”时，其论据和逻辑均存在问题，从而动摇
了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兹就邹衡先生四条论据逐一简要辩说：第一条，古代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郑地有亳
纵然不误，并不证明郑州在商代是亳邑，因为大量文献记载东周的宋、燕等地也有亳，
且不能排除郑之亳城亦即京城之别称的可能性。 第二条， 郑州商城固然出土有东周
“亳”、“亳丘”陶文，但不能证明东周时期郑州商城名亳、亳丘，因为同时出土的
还有“京”、“郐”陶文等等。第三条，关于葛、韦、顾、昆吾等在郑州附近、甚至
就在郑州商城的考证，存在因果颠倒、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第四条，郑州商文化遗
址发现的情况与成汤居郑地之亳并完全相合，郑州并无成汤先王之遗存，因而与“汤
始居亳，从先王居”不合，郑州先商文化历年与成汤灭夏前经历时间难以符合，城墙
夯土中木炭的碳-14年代并不代表城墙建造确切年代，等等。
（原载《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
注释
①邹衡： 《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2期。又载邹衡：《夏商周考古
学论文集（续集） 》页97-99，科学出版社，1998年；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
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196-203，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201，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③同注②页129。
④古今学者皆以为“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是从帝喾居。《尚书》伪孔传云：“契父
帝喾居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孔颖达疏云：“今云从先王居，必从契
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纪》皆云契是帝喾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喾。帝喾
本居亳，今汤往从之。”《史记·殷本纪·集解》：“孔安国曰：‘契父帝喾居亳，
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现代学者亦云：“相传帝喾居亳，故云从先
王居。”（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页193，台北：商务印书馆）。
⑤王立新先生即指出：“在夏商文化断限的争论中，我们虽然同意郑州商城是成汤的
亳都，但却不相信郑州商城即是‘成汤始居’之亳。因为《书序》和《殷本纪》都有
‘汤始居亳，从先王居’的说法，而郑州地区目前又没有更早的先商文化，无法落实
‘从先王居’ 的事实。 ”（王立新、朱永刚：《下七垣文化探索》，《华夏考古》
1995年4期）。
⑥坚决拥护“郑亳说”的陈旭教授说过：“《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从
这句话来解释，汤所居的亳，是商代先公先王的故地。”（陈旭：《关于夏文化的一
点认识》 ， 《夏商文化论集》 页7，科学出版社，2000年。原载《郑州大学学报》
1980年5期）“关于亳，《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集解》孔安国曰：
‘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水经·汳水注》阚駰曰：‘汤
都也，亳本帝喾之墟。’《括地志》也说：‘亳邑故城……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
由此可见，亳是先商帝喾之墟，文献无异说。”（陈旭：《二里头遗址是商都还是夏
都》，《夏商文化论集》页13，科学出版社，2000年。原载《夏史论丛》页321-334，
齐鲁书社，1985年）笔者按：文中《水经·汳水注》应为《水经·汲水注》。
⑦笔者参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站时，于库房中见齐故城出土陶器上也有
“亳”字戳印。
⑧李学勤先生认为郑州出土陶文之“亳”，指偃师西亳，即有“亳”字陶文的陶器来
自偃师而非当地制造。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页52，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页989-993，文物出版社，2001年；张松林：
《郑州商城区域内出土的东周陶文》，《文物》1985年3期。
⑩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夏商周考古学论论集（续集）》页98，科学出
版社，1998年。
《公羊传》桓公九年曰：“京者何？大也。”《谷梁传》文公九年亦云：“京，大也。”
《尚书大传》则说：“盍归于亳，亳亦大矣。”《韩诗外传》卷三也说：“趣归于亳，
亳亦大兮。 ” 可见亳、京义通。周人有时把商都也叫做京，如《国语·周语》曰：
“纣踣于京”。
邹衡： 《综述夏商四都之年代和性质——为参加1987年9月在安阳召开的“中国殷商
文化国际讨论会” 而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页184，科学出版社，
1998年。
邹衡：《西亳与桐宫考辩》，《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199，文物出版社，1990年。
邹衡： 《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199，文物出版
社，1980年。
陈璋方壶铭文曾著录于《三代吉金文存》，该器已流落美国（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 《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青铜器选》页138，图版A746，科学出版社，1962年。）
1982年在江苏新出土一件陈璋圆壶，铭文内容与陈璋方壶相同（见周晓陆：《盱眙所
出重金络繙陈璋圆壶续考》，《考古》1988年3期）。
《尚书·盘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是知邦为邑也。
有学者指出，郑州商城出土东周“亳”字陶器，只能说明这里有一个“亳社”。见：
安金槐：《试论商代“汤都亳”与“仲丁都隞”》，《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田昌
五：《谈偃师商城的一些问题》，《全国商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
增刊，1985年。
邹衡先生关于韦、顾、昆吾的考证，见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
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229-232、247，文物出版社，1980年。
邹衡： 《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
247，文物出版社，1980年。
关于昆吾文化等同于夏文化， 邹衡先生有过专门论述， 见邹衡：《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页143，文物出版社，1980年；邹衡：《与肖冰先生商谈夏
文化内涵问题》，《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页33，科学出版社，1998年。
邹衡先生指出：“北自淇河，南至黄河，包括沁河下游、卫河上游一带，大约都是辉
卫型的分布范围。 ”（见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119，
文物出版社，1980年）；“沁河一带是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的交接之处”，“二里
头文化基本上属于二里头型，都在沁河的西南，而先商文化分别属于漳河型和辉卫型，
都在沁河的东北。”（见邹衡：《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夏商周考古学论文
集（续集）》页294，科学出版社，1998年。原载《文物》1982年7期）“温县、武陟
等地的考古工作证明，以沁河为界，西南一侧是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域，而另一侧则
是先商文化的分布区域。……沁河一线应是夏商二文化的分界。”（邹衡：《新乡地
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工作在学术上的意义》，《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页190-
191，科学出版社，1998年）。
邹衡： 《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
248，文物出版社，1980年。
同注页249。
《水经·谷水注》于“阳渠水又迳亳殷南。”之后又说“班固曰：‘尸乡，故殷汤所
都’者也，故亦曰汤亭。”可见，所谓“亳殷”指偃师西亳，明白无误。
邹衡先生在《西亳与桐宫考辩》中说过：“《晋太康记》并《地道记》所云田横死于
尸乡即《水经注》所谓‘亳殷’自然就是《晋太康记》所云‘尸乡南有亳坂’了；而
后者所云‘东有城’指的必然就是偃师尸乡沟商城。由此可见，所谓亳殷即亳坂应在
尸乡沟商城西侧。”见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页129，科学出版社，
1998年。
《具备》引此四人为例，说明的道理是“凡立功名，虽闲必有其具然后可成。”“具”
者，条件也。“有具”即条件成熟。
《孟子·梁惠王下》引《书》。又《孟子·滕文公下》：“汤始征，自葛载。”赵岐
注：“载，始也。言汤初征自葛始也。”《书序》：“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
之。”
同注页250。
在《吕氏春秋》中，“郼”即商汤亳邑的另名，如《慎势》曰：“汤其无郼，武其无
岐”，《分职》曰：“汤、武无费乎郼与岐周而天下称大仁。”《具备》云：“汤尝
约于郼亳矣，武王尝穷于毕裎矣。”此“郼”即是“亳”，“岐”亦即“周”。郼、
亳连称，实与“岐周”组词为同例。除了用作地名（都邑名）指汤都。《吕氏春秋》
将“郼”还用作国号称商王朝，如《慎大》曰：“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
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据《路史·国名纪丁》卷四：“郼，
殷也。”《尚书·盘庚》首句为“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书序》：“盘庚五
迁，将治亳殷”，《正义》：“此《序》云‘盘庚将治亳殷’，下《传》云‘殷，亳
之别名。’则亳、殷即是一都。”《史记·殷本纪》迷惑于《书序》“亳殷”，故云
“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
《集解》：“郑玄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国号曰殷亳。’皇甫谧曰：
‘今偃师是也。’”《后汉书·杜笃传》：东汉初年杜笃向光武帝进《论都赋》曰：
“昔盘庚去奢行俭于亳。”《后汉书·朗颉传》记朗颉上书汉顺帝说：“昔盘庚迁殷，
去奢即俭。”杜笃所说“亳”即是朗颉所谓“殷”。亳、殷不分在汉代是常事。王国
维《观堂林集·说殷》指出：“自《史记》以降，皆以殷为亳，其误始于今文《尚书
·书序》讹字，而太史公仍之。”说古人习惯“以殷为亳”是对的，但并非始于《史
记》。总之，郼便是亳，商汤“反夏政，国迁郼”之郼，指亳都。
同注页249。
依照个人需要，对同样文献作出不同解释，在邹先生文章中并非仅此一例，譬如关于
昆吾与夏王朝的关系，邹先生在讨论“昆吾之居”时写道：“《国语·郑语》说‘昆
吾为夏伯’。”（见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
考古学论文集》 页229，文物出版社，1980年），认定昆吾是夏王朝的伯爵方国。然
而邹先生在《试论夏文化》中写道：“《吕氏春秋·君守篇》‘昆吾作陶’的记载，
说明昆吾是善于制作陶器的。高诱注并说‘昆吾……为夏伯制作陶冶，埏埴为器’。
因此， 昆吾的陶器也就是夏人的陶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142，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有意省略了“为夏伯”后面的标点。对此错误，经笔者指出
（肖冰： 《夏文化内涵特征疑问》 ， 《华夏考古》1994年4期），邹先生业已纠正
（邹衡：《与肖冰先生商谈夏文化的内涵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4期）。
《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师救郑，楚军“次于管以待之。晋师在敖、鄗之间。”杜预
注：“荥阳京县东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荥阳县西北。”《水经·渠水注》：京县
管城“故管国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史记·管蔡世家·正义》引《括地志》：
“郑州管城县，今州外城即管国城也，是叔鲜所封国也。”
同注①页249。
同注②页201。
同注②页201。
70年代后期时邹衡先生说：“我们是汤都郑亳说者，主张郑州商城本身属最早商年，
而商城之下的诸文化层的下限乃属于夏年。”（邹衡：《关于探索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夏商周考古论学文集（续集）》页15，科学出版社，1998年；原载《文物》1979年
3期） 。90年代后期邹衡先生说：“我把夏商分界定在南关外型期与二里冈下层偏晚
之间……郑州商文化从二里冈下层偏晚开始，分布范围扩大，并大量吸收二里头文化
因素而进入最繁盛期。这应该反映灭夏以后已建立商王朝的情况。”（邹衡：《综述
夏商四都之年代和性质——为参加1987年9月在安阳召开的 “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
会”而作》，《夏商周考古论学文集（续集）》页176，科学出版社，1998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页
63-6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页201，文物出版社，1980年。2003年11月30日，在
北京“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座谈会”上，邹衡先生作《郑州商城是商汤灭夏前后的国
都》发言时，提出在考古学上探索汤亳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其中第五条就是“亳都应
该具备王室规格的文化遗物，如大型青铜礼器等”，表明邹先生至今仍持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