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竹书纪年》载：桀“十三年迁于河南”，即今二里头遗址，此前这里也应
是夏之重邑。《国语·周语》有：昔“伊洛竭而夏亡。”是夏之末都在伊、洛。1933
年，史学家傅斯年著《夷夏东西说》一文，提出西夏东殷的观点。直至新中国成立初
期，此说仍为学者们尊从，徐旭生（炳昶）先生据此在西方考夏墟，论夏史。杨向奎
先生对傅说颇有异议，多次撰文辩驳。杨向奎：《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载
1983年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齐鲁书社出版。1983年，杨在《评傅孟真的
〈夷夏东西说〉》一文中提出：“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
三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盖与东夷交错相处……然此种史实亦限于夏之中世。若至
晚夏，则其政治中心西徙，即夏已迁都……”依此看来，傅、杨二说貌似水火不容，
实际上二者所论夏末之时夏商所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西夏东殷。
古文《尚书·大甲上》有“伊尹训太甲之辞：‘唯尹躬先见于西邑夏。’”也显
示出夏在商的西方。晋人张华《博物志》记：“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
东者烂烂将起，在西者沉沉将灭，若疾雷之声。昌问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
曰：‘西夏东殷。’于是费昌徙族归殷。”还有多种古籍如此记载，不一一列举，这
里说的虽是天象，实际上却指出了当时夏商所处的地理位置，即夏在西而商在东。伊
尹为了了解夏之内幕，西行入夏，主动接近妺喜，与妺喜通，《竹书纪年》记夏桀宠
岷山氏二女琬、琰，弃元妃妺喜于洛，妺喜因与伊尹通（人谓伊尹施厌胜术以亡夏）。
《国语·晋语》也记：“妺喜与伊尹比而亡夏。”《汉书·外戚传》有：“夏之亡也
以妺喜”皆指此事，妺喜将夏桀之梦告诉了伊尹。《吕氏春秋·慎大》载：“妺喜言
曰：‘今日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
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
走，逐之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这段文字耐人寻味，说出了伊尹助汤攻夏的
策略，是根据妺喜之言而制定的。夏桀自以为处在西方，为西方之日，是胜者之象，
只防备东方的殷（东方之日），伊尹教汤不要顾忌农时、天旱，出师于夏国西以进，
应“西方日胜”之象，夏桀不备，兵不在都城而在东方，故未接刃仓惶东逃，与“商
汤出于国西以进， 升自陑……（见《尚书·序》 ）相合。清华大学整理的战国竹简
（壹）之《尹至》、《尹诰》二篇中亦有夏商之都为十日疾行路程等记载。可见西夏
东殷正是夏末二者的方位，且二者的统治中心相距不可能近在二百里之内，以此地理
推知，景亳说远优于其他亳说，若依郑亳说或大师姑说，夏、殷争斗时皆为大国，二
国都城距离百余里，一日即可由边境达彼都城，稍有举动，对方即知，夏桀不会大意
如此。再说，在商不纳贡时，夏桀也不会令九夷之师伐商而不出夏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