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异用》记：汤令祝网者网开三面，“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
及禽兽也。’四十国归之。”故有“商之兴也以汉南”之论。《贾子新书·匈奴传》
有“汤祝网而汉阴降”之语。《淮南子·人间训》有：汤教祝网者，而四十国降。刘
向《新序·杂事》亦记有此事。《书抄》引《尚书大传》：“桀无道，囚汤，后释之，
诸侯八译来朝者六国。”《尚书·中候》有：“天乙在亳，诸邻国襁负归德”之句，
说的都是汤有仁德得到“汉南”方国和远方诸侯拥戴，这为以后景亳会盟埋下了伏笔，
是伐韦、顾、昆吾、夏桀之基础。有了“汉南”四十国之归，商的势力范围扩大，无
东方后顾之忧，故可“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北向伐韦、顾、昆吾，西进灭夏。同
时，也因汤之德名远播，而有“东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
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孟子·梁惠王·下》。
那么，这个“汉南”指什么地方？持各种亳都说的学者们从来无人论及，而“汉
南四十国”必与商国相邻无疑。笔者为此反复思考十数年，终于弄明白，“汉南”实
即“济水之南”，汉为济水之另一名称，其证据有六。
1、从夏末商国与邻国地理证之。商侯汤之国，一说“地方七十里”a《淮南子·泰
族训》；
b《管子·轻重篇甲》。，一说“地方百里”a《墨子·非命篇·上》。
b《荀子·王霸篇》。
c《荀子·议兵篇》 。。汤为商侯元年，自商迁亳今本《竹书纪年》。，由甲骨卜
辞知商与亳分别在今商丘南和北，汤是由南向北迁的，近所居之汉南，必在亳之北，
亳之北的大河只有济水，此地又称济阴，商代末期为渪邑，与缶（今定陶）相邻，汉
设济阴郡，北周以后又名曹州。济水为古四渎之一，由济源王屋山发源，过河而南，
由荥阳出，经今郑州北，向东南流，主流由陶丘（今定陶县力本屯乡左山，建国前属
曹县，今距曹县边界一里余）北，过菏泽，入巨野合汶水，由洛口向东流入海。
《逸周书·殷祝解》有“以薄之居、济民之贱”句，扬雄《兖州牧箴》有：“攸
攸济河，兖州之寓……成汤五徙，卒都于亳”，桓宽《盐铁论》直说“济亳”，可知
亳在济水之域， 由《春秋》 、《左传》称亳为“宋宗邑”，《史记》、《汉书》称
“汤止于亳”在陶、睢阳之间，陶为今定陶县西南，睢阳为宋国都所在，今商丘即是，
知汤都亳属宋国北境。
归之于商的汉南诸方国又在何地？《左传·昭公四年》：“桀为有仍之会，有缗
叛之”，说的是夏末之事，有仍为今济宁地，有缗为今金乡县地，这是学界一致的认
识。《管子·轻重篇》有：“汤封于赞茅”。赞茅即菅茅，在今单县至成武县之间见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之24～25页《春秋·郑宋卫》图。，赞茅与亳相邻，汤封
于赞茅，是将赞茅并入商亳。卞，在今成武县地；邳，在今曹县东边境梁堌堆（有景
山又称邳山），有莘在今曹县西北十八里莘冢集；薛，今滕州境，助汤伐夏建商的汤
之左相莱朱即是薛人。有仍、有缗、有莘、赞茅、卞、邳、薛等方国与商汤之国皆在
济水之南，商汤与众诸侯国在景山会盟，史称景亳之会，得到这些东夷方国支持，故
能北伐韦、顾、昆吾，西进灭夏。持郑亳说的学者陈旭也承认商夷联合以灭夏的史实。
于史证之， “汉南四十国” 应是济水之南的东夷方国，西汉时，在古汤都之亳设薄
（亳）县，被称为济阴薄（亳）县，此济阴并不是指郡名，因西汉时薄（亳）县属山
阳郡，济阴亳县说的是薄（亳）县设在济水之阴，即济水之南，此为一证。
2、 从大禹治水四渎之名证之。《史记·殷本纪》记，商汤伐夏还亳，作《汤诰》，
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
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滕文公·下》有：“当尧之时，水逆行，
泛滥于中国……使禹治之……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二者所言，都是
大禹治水之事，都指出了所治之四渎，而不同的是商汤所指四渎为江、淮、河、济，
孟子所指四渎为江、淮、河、汉，同指一事，四渎中三渎名称相同，只有一渎不同，
一言济、一言汉，这不能解释为《孟子》一书有误，或后世传抄有误。孟子治学严谨，
生徒不少，不会出现弄错名称的低级错误。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济水又名汉水，
济、汉实为一渎二名。而商汤在《汤诰》中又道出了商初的中心区域，指出了亳在济
水之南这样一个地理方位，至此，汉南就不难理解了。此为二证。
3、 从汉族发祥地证之。据先秦文献记载，河济间于黄帝时为中土冀州之野，《淮南
子·九州训》曰：“正中冀州曰中土。”黄帝得宝鼎于冤句（冕侯），逐鹿于鹿城，
地皆在菏泽及周边。尧都平阳、唐、陶分别在菏泽市牡丹区、曹县、定陶，均为菏泽
之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地在菏泽、濮阳之域。
“舜耕历山而友益，舜陶河滨而友禹。”益所居在今山东鄄城犬丘，禹所居有莘在曹
县莘冢集。由此可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的活动地都在菏泽及濮阳一带
的济水之域。这里是汉族最早的发祥地和中心，济水又称为汉水，是完全可能的，这
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时代的证明，此为三证。
4、 从河、济、汉互称证之。学人皆知济水是唯一过河而溢出的大水，故几千年来把
济水看做河或其支流，河济可并称或称济为河。河与汉能否并称或互相替代呢？汉，
其本意为水，人们称天上星河为银河、银汉、天汉、天河、河汉、星汉等，历代对天
上星河谓河汉、银汉、星汉、天汉，是古人所言，由此可知，河、汉可并称或替代，
则河、济、汉关系判然可知。故“汉”即“济”之说应该始于四千多年前。由汉中市
宁强县发源的汉水西周之前名夏水，其汉水之名出自西周，应该是居住在其下游的楚
人而命名，一部分楚人原居曹县之楚丘，商代为商族人驱赶南迁，不排除把中土水名
带去以名新居地之水的可能，而夏末商汤亳都附近之“汉南”，指的应该就是古济水
之南。 此为四证。（笔者有《说楚》一文，发表于《中国地名》2000年5期，详解楚
人居地）。
5、 据“子贡过汉阴”证之。庄周为战国时宋国蒙人，其晚年时，楚人已占有宋地，
其故里蒙为楚所有。《庄子》一书记述其亡国之痛，见故国乔木为之怅然，楚国君主
派出使者欲聘其为相，皆可证之。《庄子·天地》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
汉阴， 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 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
“晋”并非晋国，子贡是卫国人，从“反于晋”中可以看出，此“晋”应为其本居，
故称“反”。从“南游于楚”，可知，子贡所居之“晋”在楚北，因子贡活动之地在
鲁、卫间，他反的“晋”应为鲁、卫间的“晋”，经考证，此“晋”在今山东郓城，
唐代于此设晋阳县，“汉阴”自当在此“晋”与“楚”之间。子贡由楚地（商丘）返
晋，过的是古济水，而不是南去二千里，走湖北汉水，再到晋国去。庄子记的是其故
里事，其故里在济水之南的蒙地，所称之“汉阴”，实为“济阴”。再者，若“汉阴”
为湖北汉水南，其地为水乡泽国，水源充足，根本不用人工浇地，更不可能为省水而
抱瓮浇园。可见其时济水仍有汉水之名。此为五证。
6、 以“济、汉”二字与古地理证之。济，繁体作，为会意字，右下部为舟之古体，
舟上有人、刀、丫（柴），上有棚，义为舟民。夏禹治水成功后，人得以离舟居土或
降丘宅土，有了水井，定居下来。洼地长草，最多生物是牛、羊、猪，牛、羊、猪食
草，而且肉好吃，为人们主食，人称其为美，甲骨卜辞中就有商王用大量牛、羊、猪
和羌刍祭祀先王和陪葬的记载，美者，上为羊，下为大；大者，人也。舟民成了居土
之民，于是又造出“漢”字，漢，为会意字，左为河形，右为美和井（作口形）的合
体，喻指居于河边以羊等为主要食物的人。“汉”的古体有多种，《说文·古文》作
“河、火、或”的合体，表明人已定居于一定的区域；《说文·水部》作“河、草、
水井、火、土”的合体，表明居民生活的要素；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演变带来
了地名和文字的演变，“济”字和“汉”字就是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得来的，从
文字的形成上看，是人类生存演变的两个阶段，二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居住在济
水流域的人们，把济水称为汉水，决不是偶然的。曹县及周边之地，古有蒙、薄、甾
（指水灾，今民权县北）、东昏、鸿口、冤句、济阳、济阴、陶等地名，皆与水及洼
地有关，为水草生长地，牛羊出没地，正是古代地理特征的体现，此为济亦汉的又一
证。
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夏商时期，所称汉水实指济水，《吕氏春秋·异用》和刘向
《新序·杂事》中所说的汉南之国，就是位于济水之南与景亳相邻或相近的诸侯国，
这一地理位置，只有曹县景亳与之相符，其他亳都说是无法解释的，进而也是不能成
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