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保委员会1951年5月，曹县公安局着手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组织)，
到1964年全县共建立基层治保组织786个，基层治保主任中党员389名，团员397名。
1976年全县的基层治保组织有833个，其中社办企业治保组织45个。至1980年，全县
共建立基层治保委员会1221个。
户籍管理1951年，曹县公安局设立户籍股。1954年8月，全县10个区都建立了正
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翌年，又建立了户口迁出、迁入，人员出生、死亡4项登记制度
。1982年6月，曹县在完成人口普查工作的基础上，还对户口管理工作进行了整顿，
各乡镇都对所管理的户口登记造册。1985年，全县50个乡镇均配备了专职户籍员，对
非农业人口以家庭为单位发了户口簿。城关派出所还对长期暂住城内的600余人发放
了暂住户口本。为加强对流动人员的控制，各旅店都制定了严格的住宿登记制度。
枪支管理1947年，曹县公安局对全县枪支、弹药进行了清理登记，除军队、集体
民兵外，向应持枪者发放了持枪证。1950年3月，曹县公安局又对全县的枪支进行了
统一登记管理。“文化大革命”中，为避免在武斗中使用枪支，造成流血事件，对全
县范围内的武器弹药进行清理收缴，实行统一封存保管。1981年4月，县公安局又对
全县各种枪支进行了清理登记，除公安人员佩带枪支外，对社会上其他人员的枪支有
564支，公安局统一发放了持枪证，对其他违犯使用规定的枪支弹药，统一进行了处
理。
危险物品管理主要是对鞭炮业的管理。为避免重大爆炸、伤亡事故的发生，公安
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对生产鞭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安全教育，利用广播、宣传栏和召开
会议等多种形式，宣传对易燃易爆物品管理的有关规定。其次，严禁使用氯酸钾类混
合火药生产鞭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向生产单位出售氯酸钾，鞭炮生产单位或
个人不得私自购买氯酸钾做生产原料，对于违犯规定者，给予治安处罚。第三，加强
对鞭炮生产的管理。凡单位或个人生产鞭炮，必须向驻地派出所申报，经审查符合安
全规定的，方可办理《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否则，坚决予以取缔。第四，加强鞭
炮销售的安全管理工作。商业、供销部门经营鞭炮，必须经县公安局备案许可，不得
私自经营。
肃毒1840年以来，随着鸦片的输入，境内始有种植、吸食者。1933年，县长魏汉
章曾对吸食鸦片、贩卖毒品者严加查禁。特别是1935年，籍嵩坡任曹县县长期间，注
重三禁：禁烟(鸦片)、禁毒(海洛因)、禁赌，对违犯禁令者，一律严加惩办，尤以枪
决吸毒、贩毒犯袁楼大地主袁友松(外号袁七娃)震动为大，使全县吸毒、贩毒活动有
所收敛。
日本侵略军侵占曹县期间，境内公开种植罂粟，贩卖毒品、毒具。1941年，曹县
共有烟铺3处，贩卖毒品、毒具的有10余家，种植、吸食者则无法统计。
1949年，人民公安部门即着手消除吸毒恶习。是年，县公安局建立了戒烟所，发
布禁止种植罂粟布告，并对291名吸毒、贩毒屡教不改者进行关押集训。1950年，曹
县又成立了肃毒办公室，并于1952年7月2日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毒、清查工作。经过9
0天的宣传和清查，全县共登记制造毒品犯51人、贩运毒品犯287人、种植罂粟犯125
人。从1950年到1952年底，两次收捕吸毒、贩毒犯31人，收缴烟土、烟具若干。彻底
清除了吸毒恶习。
禁赌1937年前，县内城乡赌博时有发生，尤以麻将赌博盛行。抗日战争时期，沦
陷区赌风盛行，集市、农村公开设局。建国后，县公安机关对此曾严厉打击和查禁，
多次发出禁赌《通知》，对查获的赌博者，轻者批评教育，对屡教不改的赌头和赌徒
，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到1985年，在偏远乡村，冬闲时少有为者。
取缔娼妓1937年前，县无妓女院，只有几十家暗娼，称“半掩门子”，分散于偏
僻暗巷。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妇女为生活所迫或受欺骗而堕为明妓暗娼。1941年，曹
县城乡共有10余家会馆。另外，日本侵略军设立妓院1所，内有日妓和韩妓10余名。
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妓院消散。1950年，人民政府明令禁娼，并对旧娼妓进行教育改
造，让其自动从良，此后娼妓绝迹。
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1952～1954年，曹县公安局先后管制了5个方面的反
革命分子，共1092人。其中特务2人、土匪1人、恶霸603人、反动会道门头子44人、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83人、其他反革命分子359人。1954年11月，公安局对861名改造
好的管制对象撤销管制。1956年4月，全县开展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规划
入社工作，并结合基层普选，教育发动群众，对没有入社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
了全面的评审，将表现好的吸收入社，给以公民权；表现一般的，允许其入社劳动，
视为候补社员，没有公民权；坚持反动立场，表现极坏的，放社内由群众监督劳动。
1959年，公安局根据中央少杀、少捕、多管、大改造和全面处理的精神，对他们实行
了“十红包一黑”(即十个贫下中农监督一个四类分子劳动改造)、“三包一保证”(
即包教育、包劳动、包管理，保证四类分子不做坏事)和月考、月评。同时成立了监
督改造小组，年终全面评审，表现好的经过考查给予摘掉“帽子”，表现不好的仍“
戴帽”监督改造。1979年2月，贯彻中央(79)5号文件，全县给7688名四类分子摘掉“
帽子”，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630人。到1985年，全县已没有“戴帽”四类
分子。
第三条 治安管理
治保委员会1951年5月，曹县公安局着手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组织)，
到1964年全县共建立基层治保组织786个，基层治保主任中党员389名，团员397名。
1976年全县的基层治保组织有833个，其中社办企业治保组织45个。至1980年，全县
共建立基层治保委员会1221个。
户籍管理1951年，曹县公安局设立户籍股。1954年8月，全县10个区都建立了正
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翌年，又建立了户口迁出、迁入，人员出生、死亡4项登记制度
。1982年6月，曹县在完成人口普查工作的基础上，还对户口管理工作进行了整顿，
各乡镇都对所管理的户口登记造册。1985年，全县50个乡镇均配备了专职户籍员，对
非农业人口以家庭为单位发了户口簿。城关派出所还对长期暂住城内的600余人发放
了暂住户口本。为加强对流动人员的控制，各旅店都制定了严格的住宿登记制度。
枪支管理1947年，曹县公安局对全县枪支、弹药进行了清理登记，除军队、集体
民兵外，向应持枪者发放了持枪证。1950年3月，曹县公安局又对全县的枪支进行了
统一登记管理。“文化大革命”中，为避免在武斗中使用枪支，造成流血事件，对全
县范围内的武器弹药进行清理收缴，实行统一封存保管。1981年4月，县公安局又对
全县各种枪支进行了清理登记，除公安人员佩带枪支外，对社会上其他人员的枪支有
564支，公安局统一发放了持枪证，对其他违犯使用规定的枪支弹药，统一进行了处
理。
危险物品管理主要是对鞭炮业的管理。为避免重大爆炸、伤亡事故的发生，公安
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对生产鞭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安全教育，利用广播、宣传栏和召开
会议等多种形式，宣传对易燃易爆物品管理的有关规定。其次，严禁使用氯酸钾类混
合火药生产鞭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向生产单位出售氯酸钾，鞭炮生产单位或
个人不得私自购买氯酸钾做生产原料，对于违犯规定者，给予治安处罚。第三，加强
对鞭炮生产的管理。凡单位或个人生产鞭炮，必须向驻地派出所申报，经审查符合安
全规定的，方可办理《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否则，坚决予以取缔。第四，加强鞭
炮销售的安全管理工作。商业、供销部门经营鞭炮，必须经县公安局备案许可，不得
私自经营。
肃毒1840年以来，随着鸦片的输入，境内始有种植、吸食者。1933年，县长魏汉
章曾对吸食鸦片、贩卖毒品者严加查禁。特别是1935年，籍嵩坡任曹县县长期间，注
重三禁：禁烟(鸦片)、禁毒(海洛因)、禁赌，对违犯禁令者，一律严加惩办，尤以枪
决吸毒、贩毒犯袁楼大地主袁友松(外号袁七娃)震动为大，使全县吸毒、贩毒活动有
所收敛。
日本侵略军侵占曹县期间，境内公开种植罂粟，贩卖毒品、毒具。1941年，曹县
共有烟铺3处，贩卖毒品、毒具的有10余家，种植、吸食者则无法统计。
1949年，人民公安部门即着手消除吸毒恶习。是年，县公安局建立了戒烟所，发
布禁止种植罂粟布告，并对291名吸毒、贩毒屡教不改者进行关押集训。1950年，曹
县又成立了肃毒办公室，并于1952年7月2日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毒、清查工作。经过9
0天的宣传和清查，全县共登记制造毒品犯51人、贩运毒品犯287人、种植罂粟犯125
人。从1950年到1952年底，两次收捕吸毒、贩毒犯31人，收缴烟土、烟具若干。彻底
清除了吸毒恶习。
禁赌1937年前，县内城乡赌博时有发生，尤以麻将赌博盛行。抗日战争时期，沦
陷区赌风盛行，集市、农村公开设局。建国后，县公安机关对此曾严厉打击和查禁，
多次发出禁赌《通知》，对查获的赌博者，轻者批评教育，对屡教不改的赌头和赌徒
，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到1985年，在偏远乡村，冬闲时少有为者。
取缔娼妓1937年前，县无妓女院，只有几十家暗娼，称“半掩门子”，分散于偏
僻暗巷。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妇女为生活所迫或受欺骗而堕为明妓暗娼。1941年，曹
县城乡共有10余家会馆。另外，日本侵略军设立妓院1所，内有日妓和韩妓10余名。
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妓院消散。1950年，人民政府明令禁娼，并对旧娼妓进行教育改
造，让其自动从良，此后娼妓绝迹。
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1952～1954年，曹县公安局先后管制了5个方面的反
革命分子，共1092人。其中特务2人、土匪1人、恶霸603人、反动会道门头子44人、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83人、其他反革命分子359人。1954年11月，公安局对861名改造
好的管制对象撤销管制。1956年4月，全县开展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规划
入社工作，并结合基层普选，教育发动群众，对没有入社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
了全面的评审，将表现好的吸收入社，给以公民权；表现一般的，允许其入社劳动，
视为候补社员，没有公民权；坚持反动立场，表现极坏的，放社内由群众监督劳动。
1959年，公安局根据中央少杀、少捕、多管、大改造和全面处理的精神，对他们实行
了“十红包一黑”(即十个贫下中农监督一个四类分子劳动改造)、“三包一保证”(
即包教育、包劳动、包管理，保证四类分子不做坏事)和月考、月评。同时成立了监
督改造小组，年终全面评审，表现好的经过考查给予摘掉“帽子”，表现不好的仍“
戴帽”监督改造。1979年2月，贯彻中央(79)5号文件，全县给7688名四类分子摘掉“
帽子”，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630人。到1985年，全县已没有“戴帽”四类
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