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土地制度
解放前，菏泽市土地制度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大量土地被少数地主占有，
大部分农民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如城东新兴集任姓一户地主就占地45顷。
诸如城东孔楼，城南何楼，城西南王浩屯，城西吕陵店、杜庄，城北小留集、
高庄，都有占地几十顷乃至几百顷的大地主，还有众多的中、小地主，也都
占有相当一部分土地。据1949年调查，全县总耕地为155．35万亩。其中地主
占有46.6万亩，占总面积的30%；富农占有32.6万亩，占总面积的21%；中农
占有62.5万亩，占总面积的42%；而人数最多的贫农仅占有10．95万亩，占总
面积的7%。
地主把土地以不同的方法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以榨取高额地租。
其出租方式一般分为小种地、大种地、课地、二八锄地、雇工等几种。
小种地：佃户租种地主的士地，所需肥料、牲畜、种子、农具皆由地主
负担，佃农负责耕种、管理、收获。收获的农产品佃农分三成，地主分七成。
人种地：地主的土地由佃农耕种肥料、牲畜、种子、农具全由佃户负担，
所收产品地主与佃户各半。因之又叫“二五分成”。
二八锄地：地主的土地播种后，由佃户锄地、拔草和收割，收获的产品
佃户分二成，地主分八成。
课地：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事先言明向地主交纳粮食的数量、课地期
限，定期交纳。除遇灾年歉收免赋税时，佃户可不交纳粮食，其余则一概如
数交纳。
雇工：一般分为长工、短工、季节工。长工是地主长年雇用的佃农；季
节工是在某一季节雇用的临时佃农；短工是地主在收割耕种等农忙时雇用的
临时佃农。地主除了管这几种雇工吃饭外，只给一点少得可怜的工钱。有时
雇用童工，只给饭吃，不开工钱。另外，地主每逢婚丧喜庆之事，要佃户帮
工，也只管饭吃，不给工钱，美其名曰“帮忙”。
在封建土地制度的重压下，地主和广大农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地主利用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等手段盘剥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过着花天酒地、
妻妾成群的糜烂生活。南关厢地主袁万成虽仅有80亩地，却“娶”了5个老婆。
南关朱庄地主朱其秀，有土地280亩，一家5口人，雇着一做饭的、一个长工
和7个种地的，对农民实行“二八”分的重租剥削，穷人借他的粮食或钱都
是“驴打滚”的利。贫农王文兰借了他10斤谷子，只10多天就滚到35斤。
广大农民过的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常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解放前仅
南关厢逃荒要饭的就有309人，卖儿卖女的14家，1942年大灾荒饿死60多人，
死绝的有10多家，外出逃荒下落不明的有王春英、张东海、吕金才、郭二妮、
宋二白、彭树德等10几人
二、减租减息
1941年至1943年间，菏泽抗日县政府、南华抗日县政府、临泽抗日县政
府先后分别在各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又称“二五减租”，
即在佃户原交租的基础上减少25%，过去多交的租子退还给佃户。减息，即
减轻农民所受高利贷的剥削。当时的高利贷10个月为期的利息2～5%；1个月
为期的利息5%；1至3天的利息10%。到期不能还清本息的，则把利息“滚”
成本，再按上述方法计算本息，故群众称之为“驴打滚”。借粮也是如此，
有的借1斗还3斗或者4斗5升，最高的借1斗还8斗。所以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
家破人亡。减息规定：借l斗还1斗3升，借款一律按3分行息。这就大大减轻
了农民的债务负担。继而又实行“增资增佃”，以提高雇工工资，增加佃农
收入。
三、土地改革
1949年6月，菏泽、南华、临等县分别贯彻中共中央5月4日发出的《关于
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
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土地改革运动展开。经过反奸诉苦、
说理斗争，将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按照政策，
留给地主、富农与农民同样多的土地，并监督其劳动。1946年10月．国民党
反动派重占菏泽城，土地改革暂停。1948年9月，菏泽第二次解放后，中共菏
泽县委组织工作队全面进行“土改”运动，后经“土改”复查、“土改”补
课，于1952年12月22日全部结束“土改”，并进行丈地评产，颁发了土地证。
土地改革中，全县共没收地主与征收旧式富农的土地18.7171万亩、房屋4802
间、农具2063件、牲口609头、长短枪357支。全县贫雇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
力到了解放。据“土改”后的1951年调查，全县有耕地153.27万亩。其中地主
占4.6万亩，占总面积的3%；富农占5.5万亩，占总面积的3.6%；中农占64.4万
亩，占总面积的42%；贫农占78.77万亩，占总面积的51.4%。
四、互助合作
互助组：1943年，菏泽县抗日根据地内出现变工互助组，它对解决战争
与生产的矛盾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生产救灾中，试办一批农富业结合的互
助组。土地该革后，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但因缺少牧畜农具，
生产中困难很多。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分散的农户没有抗御的能力，不少
人不得不把分得的土地卖掉，新的破产户时有出现。为避免新的两极分化现
象的出现，1950年，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经过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一些农户本着自愿互利、自由结合的原则组成
了劳动互助组织。临时组、季节组、常年组等各种形式的互助组迅速形成。
临时组和季节组属小型互助组，成员不固定，多在农忙时换工互助。常年组
成员较固定，一般的有计划，有分工，有管理制度；有的农副业结合，有的
增置了公共财产分配办法是“论工找粮，牲畜找草”。至1953年4月，临时组、
季节组逐渐变成了常年组。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1953年，在互助组不断巩固和
发展的基础上，全市成立了9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称菏泽县九盏明灯。
1956年，县委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问题》讲话，农业生产合作
社迅速发展。到年底，全县初级社发展到1718个，入社农户达8. 6229万户。
初级社的土地为农民所有制，按土地和劳力进行分配，比例一般为地六劳四
（即土地占六成，劳力占四成）、地五劳五、地三劳七等几种形式。牲畜、
大型农具折价归社或租借给社，社员劳动记分。初级合作社的建立促进了农
业生产的发展。1953年全县粮食总产36131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16343万斤。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1956年全县成立121个高级社，
入社农户2. 9018万户，占全县总农户的23%；到1957年底发展到757处，入社
农户占总农户的97. 8%。高级社将土地私有变为集体所有；耕畜和大型农具
折价归社；劳动力由社统一管理，实行评工记分，按工分计酬，取消土地分
红。夏、秋粮食分配按“人七劳三”（人口占七成，工分占三成）或“人六
劳四”的比例，现金部分按工分进行分配。高级社的建立，克服了初级社土
地私有和统一经营的矛盾，有利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公有财产的积累。但有的
高级社的建立要求过急，步子过快，在一些互助组、初级社还不具备条件的
情况下也都转入高级社，入社农民对取消土地报酬和耕畜折价归公的作法只
能勉强接受，加之基层下部经验不足，管理不善，曾出现过少数人闹退社的
风潮。
五、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15日，菏泽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牡丹乡人民公社建立。9月9
日，又建立10处人民公社。到年底，全县共建立人民公社15处。
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政社合一，融工、农、
商、学、兵各业为一体。
随着“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的展开，农村也开始了“大炼钢
铁”，要求群众将吃饭用锅等铁制用具（生产工具除外）全部“奉献”出来，
作为炼钢原料。接着，又成立了公共食堂，实行生活定量配给制，“吃饭不
要钱”。男女劳力按军事体制编制，分别编为团、营、连、排、班。如：
按年龄把妇女编为佘太君队、穆桂英队、花木兰队；男人编为黄忠队、武松
队等。老年人进幸福院，小孩子进托儿所、幼儿院。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做法
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加之随后刮起的“一平二调”（即
对集体经济平均分配，无偿调拨，收回存款）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社
员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生产中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极大浪费，集体财产损失
殆尽。1959年5月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对“一平二调”的钱、粮、物清算
退赔，“共产风”始有所收敛。
1962年2月，市委落实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全市建起生产大队844个，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6513个。由生产队实行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组织生产分配。按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相结合的方法分配
粮食。一般是人七劳三，也有的是人六劳四。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有了提高，
粮食产量有所增长。1962年全市粮食总产1.7314亿斤，1965年增长到3.3074亿
斤。
“文化大革命”期间，错把集中劳动和平均分配当作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形成农业生产上的“吃大锅饭”。社员出工不出力现象普遍发生，再加上片
面强调以粮为纲，执行纪律种田，把种自留地、搞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进
行批判。这些做法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多年处于徘徊不前
状态。
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认真贯彻落实了农村各项经济政策，对
农村生产关系作了重大调整。1979年在部分社、队推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
包责任制”，1981年在全县普遍展开。1982年农业生产获得突破性发展，粮
食总产5.6805亿斤，比1978年增产1.0317亿斤。1985年粮食总产7.3494亿斤，人
均占有829斤， 多年来未能解决的群众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如胡集村，
1978年全年总收入68万元，粮食单产551斤，人均口粮365斤，人均分配73元。
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5年总收入即达324万元，粮食单产
1100斤，人均口粮提高到560斤，人均收入415元。现在该村拥有各种动力机械
51台930马力，农用汽车3部，架设高压线40华里，灌溉面积6000亩，占总耕地
的86%。现有林木100多万株，林木蓄积量2.1万立方，人均占有4立方，全村
公共积累已达400万元，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重点户逐年增多。全市
1982年有各类专业户、重点户72户，1984年发展到4505户。农民开始从单纯的
种植业解放出来走向富裕之路。如胡集饲养专业户吴广才，过去全家一个劳
力，生活极端困难。1983年养羊8只，1985年发展到养驴2头、牛1头、貂30只、
鸡50只、母猪2头，年获纯利3000多元，新盖8间砖瓦房。该村酿造专业户朱
孟连，全家5口人，3个劳力。自1980年开始，他建立了家庭酿造厂，请2个亲
戚帮工，利用传统技术，手工操作酿醋，当年获纯利4000元。在此基础上，
酿造厂进一步扩大，建房10间、水塔1座，并增添了1吨锅炉，雇了10名工人，
生产能力比原来提高5倍，年获纯利5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