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战友费洪印
陈久钦
30多岁的黄金年龄，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次（不是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中央直属驻外企业的高管正是施展抱负的大好年华但却匆匆而去，过早地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我和费洪印相识是下乡的那天。在县招待所的一间很宽大的房子里，我们和送行的家长们都在里面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记得我妈妈和谭道亮的妈妈丁姨正在一起啦呱，费洪印骑着自行车跨过门坎，一直到床前才把车停住，一只脚踏地，人还在车上。丁姨给我妈说："这是食品公司老费家的二儿双印，也是到袁黄峪的。"费洪印穿了一件部队战士穿的的确良军上衣，戴一顶黄军帽。帽子里面用硬纸把前帽檐撑得老高，就像美军的大檐帽。在那个年月的城镇男青年中，这个穿着是最帅的了。军帽下，双眼透着机灵、干练。这就是我初识的费洪印。
下乡后有一个阶段，我和费洪印住在袁丁宝家，同睡在袁丁宝给我们让出来的一张床上。共同劳动、生活时间长了，对他的了解也多了，发现他多才多艺，用当下流行的一句话：老有才了。
他写得一手好字，不仅钢笔字好，还练过书法，尤其是隶书我还跟着他学了半年多。只不过是我性格较急，稳不下心，不是练书法的料，事情一多就扔下了。正因为他写字好，我们亲手打出的水井砌好后，大家才推举他用隶书写下"扎根井"三个字。没想到这三个字竟成了我们在袁黄峪下乡的纪念标志，到袁黄峪必然要到井边看看这三个字。前年市政协副秘书长李克彬的父亲病故，我到郑黄峪李克彬的家里给老人送别，完事后专门绕到袁黄峪，看了看扎根井。
费洪印还会理发，我们这些男爷们大多让他给理过发。那时的发型就两种：小平头和电灯泡。好像是朱作军也跟着学过理发，忘记给谁理了，只听推子响，不见头发掉，理发的人杀猪似的叫，最后还是费洪印来摆平。
费洪印还有一手露脸的活：做饭。我上面有三个姐姐，在家里从来轮不到我做饭。知青点轮流做饭，虽然有袁大爷做老师，但有时我也感到很为难。有次谁病了做病号饭其实就是擀面条。我是初次擀，两只手抱着擀面杖，怎么也不能把面团擀成皮。当时费洪印在管理区的食品站里帮忙，回家较早，过来教我怎么擀皮子，又切成条。他切的面条很细，像挂面。我试着切了一会，切出的面条像筷子，但没有筷子长。
在做饭上我最可以显摆的是包水饺。有次知青点包水饺，我故意与费洪印比试。一比试才发现，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包水饺不仅速度比我快，而且包出的饺子纹路清晰，造型美观。
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才。费洪印真正的大才是他能把握自己，把握人生。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时经常交心，他对人生的认识是我们当时那个年龄、那个时代、那个经历的大多数人所达不到的。
恢复高考后他的才华得以彰显：一次考试便获得成功，并且考入本科学校，接着便是取得硕士学位，跃到香港，跨出国门……他认准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广阔的海洋里扬起了事业的风帆，前面就是宽广无垠的世界……他却在此时帆落船覆，英年早逝。
日月如织。转眼费洪印离开我们快到14年了。今天的战友们都在五十岁上下，脸上也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但我们心中的费洪印永远是年轻的，永远是那个洋溢着青春与活力的费洪印。有位哲人把逝去称作永恒，站在历史的角度，这话是有道理的。
愿费洪印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年轻。
记与费洪印交往的几件小事
谭道亮
初识 在夏庄完小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里来了一个插班的同学叫费洪印，他那时的个头比我高，比较瘦，头发细黄，高鼻大眼，透着干练与智慧，穿着又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气质很好。他插班是随着他爸爸转业到临沭工作而来。因为都是机关孩子，自然就结交的多些，他家住在当时还比较荒凉的县食品公司，也不是什么家属院，就是一排瓦房，记得是中间的一排。小的时候对很多事都比较好奇，费洪印领着我们几个同学去看杀猪的，先看怎么用电把猪击倒，再看怎么放血，费洪印若无其事，我们几个则战战兢兢，大概是少见多怪的缘故。那时就有个感觉，洪印是从大地方来的，见识广。小学三年级那年我和一部分同学分到夏庄完小西校上学，费洪印还留在东校上学。
上初中时，我们又在同一个学校临沭一中读书。
隶书 1975年8月，我和费洪印一同分到袁黄谷峪下乡插队，下乡一段时间后，团支部安排我和费洪印、柳文举出黑板报，他们俩字写得好，主要是写字，我字写的一般，任务是画报头花边。因为要出报头，我就用了小时候学习大仿学的隶书体。说起学写毛笔字还有一段经历，上小学的时候家父说："一个人的字是一个人的脸面，要把字写好"。要求我写大仿，还请了我的邻居王汉德（当时的县委秘书，有老私塾底子）用县委的横格稿纸横着写了几张大仿体，用以描字。暑假期间家父要求每天写铅笔字1张或者毛笔字3张，我的最爱是3张毛笔字，因为写得快易完成，容易偷懒。以后又师从张洪群，学习他的"现代隶"。后老家搬迁到沭新街以北马塘汪北沿的县府家属院，又遇到一位书法极好的老长辈刘爷爷，刘爷爷是我的邻居，他的名字叫刘太运，是位老道士出身参加革命的老人，有文化，尤其是书法好，县里大礼堂和苍山烈士陵园的设计都出自他手。因是邻居，我经常登门请教，刘爷爷见我学隶书就告诉我学习隶书的歌诀。
费洪印看到隶书非常喜欢，要求我介绍如何写隶书，我说出一二，但是把隶书的歌诀忘了，我说等回家我请教刘爷爷后再告诉你。以后回家时要来隶书歌诀：蚕头雁尾，如龟似鳖，雁无双飞，蚕无二设，………转给洪印，由于费洪印的聪明好学和刻苦练习，几个月下来就比我写的好多了，这也就有了老费书写"扎根井"这一永恒的纪念。
哈喽 "哈喽"是条狗，是一条个头中等微胖两耳半立，耳尖下垂的长毛黄狗，它是当时知青组的宠物，这个哈喽很洋气，比起村里农家的草狗漂亮得多，农家的狗长的多是干筋吊线细腿细尾的，而哈喽长得尾巴翻卷，四肢粗壮，体态丰盈，性情温顺，不乱狂吠，煞是可爱。劳作之余不管男女战友都喜欢与它嬉戏，哈喽给我们的知青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有一次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孙成金和宣传部部长郁加志来知青点看望我们，在与知青合影时，我们还特意把哈喽抱来一起合影，摄影记者碍于有县领导在，不让哈喽参加合影。这个哈喽是费洪印从家里抱来的。洪印告诉我，哈喽是从阿湖南站（即江苏省东海县阿湖火车站临沭物资转运站）抱到县食品公司又抱到知青点的。
春节 1977年恢复高考，聪明睿智的费洪印考上华东石油学院，我们几个虽然也参加了高考，却是名落孙山。我因为单位业务需要，1978年10月参加山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五七干校师资进修班，在莱阳农学院上学半年，只是学习业务，没有毕业证，那时还没有拿学历那一说。1979年放寒假，费洪印回到当时住在健康旅社的家，我们几个去看望他，洪印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放年假了？放了多少天啊？初几开学？"当时把我羞得无地自容，好像我也上大学似的。以后想起这事，我理解这是老费的一贯谦虚谨慎，不事张扬的为人处事态度。这年的除夕夜我们有几个战友在费洪印家过的。洪印当时已经学习业务课了，给我讲"大陆漂移学说"，他浅显易懂地讲："德国一个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青年魏格纳因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世界地图，发现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在很久以前应该是在一起的，形成现在这样，应该是漂移，以后经很多专家考证，形成了大陆漂移学说。"
1982年春节，洪印回家过年，农历正月初九，费洪印请我们几个去他家做客，而我的女儿是正月初八出生，因而到得晚些，在我刚到住在外贸局的费洪印家堂屋门口时，听到费洪印在说我："谭道亮生了闺女，今天肯定来不了啦。"话音未落，我推门进屋，在场的都哈哈大笑。席间洪印讲得最多的是在香港华润公司的见闻：华润公司的名字是周恩来题写的，华润公司不与国内做贸易等等。香港的警察叫差佬，什么这仔那仔的多了去了。可以看出这时的费洪印见识更加见多识广了，此时的他在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上已经到了成竹在胸宏图大展的时候了。公司给他配的专车是"凌志"，他还给我们讲了"凌志"车的记忆功能等等。洪印的哥哥费洪军讲了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经历；作为过来人，洪军大哥还劝慰我生男孩女孩都一样，等等。
传真 1995年8月29日是我们下乡20周年纪念日，从年初我们知青组的战友就酝酿着搞个活动庆祝一下，战友们抬举我，推我当秘书长为大家服务。通知外地工作的战友，费洪印离我们最远也最难通知，当时他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任华润公司总经理助理、华润公司阿联酋分公司副总职务。我和李文洲起草通知，但是找不到传真机，我们俩经过排查，知道只有做外贸生意的才有传真机，当时只有县工艺美术公司有，文洲去发了传真，由于时差的缘故，费洪印第二天才看到传真，接着做了回复，回复中首先是祝贺，再就是说明自己不能来的原因。下乡20周年的纪念活动于1995年8月26日开始，也就在我们聚会的前一天，1995年8月25日，我们的老费，睿智豁达的费洪印，却在阿联酋沙漠中罹难……
男女平等
佚名
1974年，我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下乡初期，由于知青点正在建设，我们只能临时住在老乡家里。吃饭实行派餐制，每天轮流一家。我们实在享受了一段"饭来张口"的日子。
知青点建成搬进新居后，我们自己做饭吃，不管厨艺好坏，不论男女，实行轮流值日制度，每天一人做饭。既要早起，当天还要出工，自然辛苦许多。还不能不认真，因为如果你不能按时做好饭，或做成夹生饭，就会影响当天出工，同学们即使不埋怨你，你心里也会感到难受。最初时我们不会烧柴，误工或吃夹生饭是难免的，还常常被烟熏得一脸哭相。
知青点是一排新瓦房，"干打垒"的墙冬暖夏凉，进门右手最边上一大间是厨房兼餐厅。锅灶是农村特色的，一口大锅用来煮饭。经过一段时间历练，大多数同学都学会了烧柴、煮饭、炒菜，这也是"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成果。
由于中午时间短，我们通常早饭、中午饭一起做，用饭盒蒸大米干饭吃，锅灶内有火灰，中午能保证饭还是温热的。农忙时我一顿饭吃过1.5斤大米，因为饭盒小米多，蒸熟的大米基本没能膨胀，这样有时还不觉得饱。中午也没有时间炒菜，在蒸饭时，同时蒸一些土豆、芋头，中午蘸着酱油或者虾油当菜吃。
晚饭，我们通常都是男女平等、统一吃稀饭，每人半斤大米，煮出来的稀饭很浓厚，加上新米不出饭，用大碗也只能装一碗。女同学常有剩余，我则感觉不足，深受女同学接济。下乡第一年，不论男女知青每月的口粮都是45斤；当年底，生产队给我们每人分800斤稻谷，男女知青一样。每百斤稻谷能加工70斤左右大米，无论男女都有结余。蒸饭各人用自己的饭盒，可以根据自己的饭量加大米；做稀饭用一个大锅，只好男女平等。现在想起来，虽然有些不公平，但那时没有一个女同学提意见。
知青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多数同学都会做几道菜。遇到节日、喜庆活动，农闲或者下大雨时，我们就聚在一起弄吃的改善生活，我向他们也学了几手地方饭菜。
如今，我的饭量还不如那时的女同学。回忆那段时光，虽然生活清苦，但同学们从来没有因为吃饭发生矛盾，女同学都像大姐姐一样照顾我（她们实际年龄也的确都比我大）。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在一个锅里摸勺子，两年的共同生活经历，友谊和感情非常深，令人难忘！
打狗
佚名
1974年，我17岁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我们八名同学被分在玉山公社营子大队，其中五男三女，我是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其他知青同学有的比我大三岁。这个年龄，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尤其是我，还未完全发育成熟。刚下乡时，包括女同学在内，我是最矮小的一个。
我们知青点的同学表现都很好。从来不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也没有发生与当地女青年不正当的关系；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为村里的文体骨干，多数是生产队文艺宣传队、篮球队、广播站、民兵排的成员，为村的文化建设增光许多；在生产劳动方面虽然不如农民，但都很积极。
劳动是辛苦的，尤其是对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是不堪重负的。加之那时生活物资匮乏，缺少"油水"，经常感觉饥肠辘辘，营养明显不足。特别是"双抢"农忙季节，每天五顿饭（上下午中间一顿由生产队集体供给）还不觉饱。
当地村民对我们知青很好，农民们朴实、友善。有时会给我们送些菜，多数是芋头、马铃薯或自己腌制的咸菜。知青同学们想改善生活，却苦于囊中羞涩。
那时，大概是为防止狂犬病，政府不准养狗，并号召打狗。在农村养狗看家护院已经成为习惯，很少有人理会打狗的通知。于是有同学提议打狗。遵循"兔子不食窝边草"的古训，我们间或借到县城看电影之机，在看电影之前，在县城的居民小巷中游荡，伺机打狗。
同学们研究了一套办法，用一节打通的粗竹竿，内穿绳套，靠近狗时突然套住狗脖子，狗挣扎时也咬不到我们。把狗勒死后装进米袋，看完电影后背回家。
狗肉很香，且营养丰富，据说入冬时食用能抗寒。有许多吃法，尤其是狗肉火锅特好吃，添加些料酒、陈皮等佐料……。现在想起来，还禁不住流口水。有的本村村民知道我们吃狗，因为村里并没有人家丢狗，也不追究我们的狗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还邀请要好的本村青年一起喝酒吃狗肉。
现在医疗条件好了，狂犬疫苗已经很普及。政府对农村养狗虽然没有提倡，但也没有禁止；城市有人把狗作为宠物，更有许多人饲养名贵品种。狗肉还是南方许多地方酒桌上的上等佳肴，各类狗肉馆比比皆是，人们再也不会因为肚子缺油水而打狗。但我仍然喜欢吃狗肉，时常回忆下乡时打狗的经历，回味那香喷喷的狗肉香味。
下乡的行囊
佚名
1974年，作为高中生，17岁的我成为当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从此离开父母，投入社会。
下乡时的行囊：每人一套毛主席著作，一个柳条箱，一把暖水瓶。临行前，母亲为我准备了被子、床单、席子、枕头等，还送我一床在当时较为稀罕的毯子。父亲为我按部队战士的样子打成背包，好像要送我"出征"。
父亲送一个大木箱，算是奢侈品。那是他购买木材亲自打造的，六面整板、全樟木，手艺虽然不是很专业，但结实耐用，至今仍然在使用（放在地下室存放临时不穿的换季衣物）。
下乡前，父亲要我把中学课本都带着，装在木箱内。我利用农闲时、下雨天，基本把中学课本读了一遍，不仅为我打发了许多无聊时光，而且使我后来得益匪浅（弥补了我在中学阶段因为"文革"，荒废和浪费的学业；下乡两年后我参军入伍成为高射炮兵，数学几何等学科是高射炮兵射击理论的基础，我能较快的掌握，成为一名高射炮兵指挥官）。我在心底感激我的父亲！
因为将开始独立生活，为便于我掌握时间，父亲还送给我闹钟。下乡时，经常因值日早起做饭用到它。
从小我的头发基本都是父亲为我理的，家里有一套理发工具，下乡时父亲也送我一套，意思是让我自己学理发。农村理发师傅水平不高，我们知青同学都是互相帮助理发，我这套理发工具成为公共用品。我们当然是理得比较现代、时尚的（当时多是留点鬓角的一指发）。我就是那时学会的理发。
还有一只网兜，底部放脸盆，内装口缸、牙膏牙刷、肥皂盒、饭盒等杂物。
回想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满腔的热情，简单的行囊，离家的喜悦，漂泊的孤独，五味俱全。那简单的行囊，陪伴我从城市到农村，由学生变农民；后来又从知青到军人，从军人到检察官。如今我从青年成为中老年，从工作者成为离退者，生活历练了我，行囊也变成逐步增加的家当。唯有那份记忆永远也抹不去。
派饭
佚名
过去农村生产队很少招待开支，接待上级机关干部人员吃饭，农村通常是采取派餐的方法。
我们下乡初期，知青点正在建设，临时就住在老乡家里，吃饭也实行派餐的方法，每天轮流一家。农民不富裕，轮到那家派饭时，都会置办些好菜，有的人家会杀鸡或炒鸡蛋等，我们八个知青同学正好是一桌，通常是我们吃完走后，农民家人才吃。
生产队群众对我们都很热情。我们刚到农村人生地不熟，轮到那家派饭，到吃饭时间，他们都会到我们住处请，并带我们到他家吃饭。我们真是享受了一段"饭来张口"的日子。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在全村吃了一遍，同时也熟悉了村里的情况，拉近了我们与农民群众的感情。
一直到知青点建成，搬进新居后我们自己做饭吃，实行轮流值日制度，每天一人做饭，既要早起，当天还要出工，自然辛苦许多。
如今，回忆那段时光，还会常常想起那段吃派饭的日子，感谢当地的社员群众，思念那些朴实、善良的村民。
八人一桌
佚名
当地民风淳朴，农民们都很朴实友善。那时农村还是人民公社，许多活动都是集体化。我们生产队约400口人，除集体有养猪场外，农民家家都喂猪，无论谁家杀猪，都请全村老少吃一顿。当地农村多使用八仙桌（四方桌），我们八个知识青年正好是一桌。大块的红烧肉、大碗的肥肉煮海带，还有许多山区农村特产，香菇、松菇、红菇等，约有十道菜左右。席间，生产队干部、青年好友经常会到我们知青桌敬酒、问候。时间长了，每逢杀猪、红白喜事、生产队聚餐，村民都习惯为我们知识青年留下一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桶吃饭，享受了在城市家庭无法体验的口福。在下乡的两年时间里，不乏这样享受口福的机会，尤其是在当时生活水平不高、食品不充足、不丰富的情况下。至今回味，感觉唾液还在口腔内打转。
离开生产队30多年，改革开放也已经30周年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也同样发生巨大变化，温饱问题早已解决，许多地方正在向富裕、现代化发展，农村人与城里人的差距逐渐缩小。不知道现在村里有些什么变化，真的好思念那些善良、纯朴的村民，想念青山绿水的美好风光。
参军
佚名
我出生于军人家庭，家中五口人三口当兵，爸爸、我，还有二弟。
小时候，我像所有小朋友一样，都很崇拜解放军。从小就希望长大后要当解放军，特别爱听打仗的故事、喜欢看战斗片、喜欢玩打仗游戏、喜欢枪炮。甚至羡慕爸爸出生在那个年代，能当上解放军，能参加战斗；人的一生能当上解放军将是多么的伟大和荣幸。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欲望始终没有改变……
高中毕业后下乡。第二年，知青点里陆续有同学被招工、替补返城或推荐上大学。恰好那年大队有征兵指标，我感到这是实现我儿时理想的好机会（并非是为了逃避农村），于是我与另一名同学报了名，到征兵办公室填表。对于我来讲，感觉只要报上名就有希望，因为我知道父亲的军人经历与革命家庭对我参军具有优越条件，并深知机会对一个年轻人命运的重要。
1976年12月上旬，我们被集中到大队部参加初检。所谓初检，就是武装部和部队接兵干部对围着空地转圈的青年进行目测，看有没有明显的肢体有缺陷。期间又经过政审，顺利通过后被通知19日到县城参加体检。
由于我左小臂摔断过，很担心是否能通过体检。从初检到体检，这期间我三天两头到公社征兵办公室打听消息，幸运的是接兵干部负责人挺喜欢知识青年，或许也是由于我父亲曾是军人的原因，他私下对我说打算带我走，我终于吃下了"定心丸"。
体检后，我回家中等待通知。同时，接兵干部要我办好、并寄回父亲和家庭的政审证明材料，免了家访程序。12月25日，接到临沭县征兵办公室应征入伍通知书，同日，家里收到了营子大队发的贺信。全家人都为我参军感到高兴，更别说我爸爸了，带着我向同事们告别，喜形于色。
12月31日，全体应征入伍青年到县城集中，领到了军装。1977年1月1日，我终于踏上了从军之路，从公社到县集结地的各路段，锣鼓震天，鞭炮声声，学生们组成的欢送队伍，在有节奏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簇拥着胸戴红花的准军人向集结地拥去。"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应征入伍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标语贴满路边。路上红绸飞舞，红旗飘飘，歌声阵阵。我没有亲人送行，只有知青点同学们和代表大队与公社的送兵干部与我一一握手告别。两年的友谊、下乡的经历、人生路程新的开始，离别的泪水仰制不住地簌簌滚下。我终于踏上了从军之路。
栽红薯
佚名
红薯是我们都喜好吃的一种粮食作物。可是没有栽过红薯的人，很难想象栽红薯的艰辛。
我下乡那个地方红薯要当半年粮，所以红薯对农民们显得格外重要，大家十分重视对红薯的栽种。
栽红薯一定要选择下雨天。在被太阳晒干裂的土地上，下一点点小雨是不能浸透土地的，雨下得越大，对红薯的栽培越是有利。我听社员们讲了这些后，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操作。
终于盼到下了一场大雨，并且下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一早起来，雨还在不停地下。我看见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的样子，头上戴着斗笠，背上披着簔衣，背的背兜里装满了红薯秧子和剪子，肩上还扛着锄头。他们来叫我上工。队长早已在一个比较小的背兜里为我装上了一些红薯秧子。我穿上凉鞋，戴上雨具就和他们一块出发了。
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带，得上"山"去栽红薯。下过雨的黄土斜坡真滑呀，我那凉鞋就是踩不稳，跌倒了好几次，"爬起来再战斗"。社员们叫我干脆脱掉鞋还好走一些。这时我才看见他们居然无一人穿鞋的，全是赤脚在行走。于是我也脱掉了鞋。有生以来第一次赤脚走路，这时也容不得细想，只想怎么不再跌倒就好。开始不习惯，我按照他们教我的要领，几个脚趾头用力去"挖"住泥土，走了几步，还行，摔倒的次数少了，以后慢慢就不摔跤了。
来到山上我和社员们一块蹲下来，用剪子把红薯秧子剪成一节一节的，然后社员用锄头将泥土挖个坑，我们就把剪短了的红薯秧子放在土坑里，用锄头或者手背把泥土压紧，使红薯秧子夹在泥土之中。栽好后如果再下半天的雨，对红薯的生长就更有利。就是这么简单而重复的劳动，再加上以后的施肥，使社员们能够收获到丰硕的果实。
栽红薯又给我在下乡时上了一堂课：红薯来得不容易。
说起红薯还蛮有感慨。红薯在当地叫地瓜，切片晒干了叫地瓜干。
我们下乡的地方，一年有10个月和地瓜打交道。每人每年只能分到40斤小麦和60斤玉米，剩下的全靠地瓜当家。说起吃地瓜，还能凑乎，最难吃的就是地瓜干，现在一旦回忆起来，胃里还在泛酸水，可能是那几年的条件反射吧。
我们知青组的生活比老乡好，每顿饭煮一锅地瓜干，锅边糊上一圈玉米饼子，12个人每人一个，不够就用地瓜干填补。那玉米饼子大约4两重，我从来舍不得吃，放凉了揣进怀中，等到上坡干活害饿时当点心吃。
我们下乡的地方虽然是山区，因有大口井，所以不怕天旱就怕误了农时。早春料峭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炕上就挤出大半边栽上了地瓜，在热炕头的温暖下，很快就发出了嫩嫩的地瓜牙，这就是我们栽地瓜的小苗。
每当春分后气温达到22?C的时候，生产队就开始组织栽地瓜了，各家各户将培养好的地瓜苗按照100棵一捆送到保管员那儿记工分，然后就丁丁当当的下地了。
说到"丁丁当当"就是水桶声，老把式扶犁打出地瓜沟，男劳力挑水，妇女插秧，识字班（未婚女孩）扒坑浇水，一天可以栽6亩地大约3万株地瓜。我们6个劳力每人就要挑100多担水。直到现在，我的两个肩膀还有厚厚的肉垫，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
我不怕栽地瓜的累，就怕锄地瓜。第一次锄地瓜，跟在队长后面，小心翼翼生怕将小苗锄断，可是那张锄就是不听使唤，到了地头，队长说我锄断了20棵，要扣4分。
我不服，"你怎么看见的？"
队长肯定地说："我听见的！"
锄断地瓜秧那点声音你能听见？打死我也不信！
口琴的记忆
佚名
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吹口琴是一件很时髦的事儿。从知青的宿舍里，悠扬的口琴声伴随着晚风悠悠传出，无异于天籁之音。父亲只要一听到口琴声，就摇头轻叹："这些知青娃又想家了，不容易啊……"
学口琴并不难，但初学者只能吹一些比较舒缓的曲目，只有知青宣传队的队员才能吹奏出节奏明快、激越的曲子，他们中间的一个小辫子阿姨就住在我家，那两条小辫子，据说是专门为在台上演出留的，随着节奏左右起伏，潇洒得不得了。
当时的口琴大约两块钱一把，但对于正读小学的我，绝对是一件奢侈品，饭尚且吃不饱，家里哪有闲钱供我"奢侈"？因此对于口琴只有羡慕的份了，眼巴巴地躲在草垛后面听小辫子阿姨吹奏，听着听着，不觉已泪流满面……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时的我已然被琴声所承载的乡情所打动。
终于有一天，小辫子阿姨发现了草垛后面的小女孩，她只轻轻地问了我一句："你喜欢吹口琴吗？"
我使劲地点点头。再后来，我就有了自己的口琴，是小辫子阿姨送给我的，虽然只是一把比较低档的单音口琴，却让我如获至宝。
从那之后，小辫子阿姨就成了我的口琴老师，她还告诉了我一些吹口琴的卫生常识：吹口琴一是要先刷牙，不要把口琴借给别人玩，那样不卫生；吹奏完，要用温水将口琴涮一涮，然后用绸布包好，装入琴盒。
那时在学校里会吹口琴的可谓凤毛麟角，也让人眼羡。一次，同村的二娃想借我的口琴玩，我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二娃竟偷偷拿走了我的口琴，猛吹了一中午，还口琴的时候，我注意到那家伙的门牙像玉米粒一样黄，一张嘴还带着浓浓的大葱味儿，一气之下将口琴大卸八块，用水反复冲洗，洗完却发现装不上了，急得我号啕大哭，二娃在一旁不知所措……
哭声引来了小辫子阿姨，问明原委后，小辫子阿姨熟练地把口琴装好，然后对我说："你把这把口琴送给二娃吧。"
送给他？那我吹什么？我把头扭向一边。
"这个送给你！"小辫子阿姨从挎包里掏出一把当时最流行的双音口琴，天哪，这可是小辫子阿姨在台上演奏用的口琴啊！我激动得一夜未眠，次日中午放学回家，父亲告诉我小辫子阿姨已经返城了，我怔住了，和着泪水在家吹了一天阿尔巴尼亚歌曲《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后来，我和二娃的"口琴二重奏"《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在乡里小有名气，一度成为学校的保留节目。
前几天，出差去了小辫子阿姨所在的城市，她说："现在吹口琴的人越来越少，商店里已经没有卖口琴的了，我都怀疑自己是否曾有过吹口琴的爱好。"对此，我也同样迷惑，随着电视、网络以及各种文娱活动的丰富，口琴逐渐被尘封起来，再加上无尽无休的工作和学习，仿佛永远失去了吹口琴的时间。或许口琴真的已经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我多么怀念那些吹口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