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盛会
杨希文靳星五
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蒙山脚下的沂临边青驼寺镇(现属沂南县)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山东初选的国大代表，各地区的工、农、青、妇、文动员委员会和各团体的代表共300余人。远道前来祝贺的来宾及驻在当地各军、政、群众团体代表和新闻记者数百人也踊跃参加了大会。当时，我们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大会会场设在青驼寺古庙院内两棵大银杏树下，代表们组成了4个大队：国大队、青年队、工农队和妇女队。开会之前，各队依次整队入场，席地而座。当时虽然细雨，但会场内气氛热烈，与会者情绪高昂。大会开幕式在高唱《救亡进行曲》和《大会会歌》的欢快声中庄严举行。大会筹备会负责人、中共山东分局秘书长霍士廉同志宣布大会开幕。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名誉主席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18人；大会主席团由范明枢、朱瑞、黎玉、李澄之、孙鸣岗、张伯秋、霍士廉、陈明、李竹如、朱则民、杨希文、牟宜之、张立吾、郭瑛、陈放、祁青若(女)和许光明等17人组成。全体代表在主席团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和抗战领袖毛泽东像致敬，向抗日阵亡将士默哀。接着，76岁的抗战老人范明枢同志致开幕词；霍士廉同志代表大会筹备会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代表黎玉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对大会开幕热烈祝贺，对与会代表恳切慰问，并对会议提出希望与要求。黎玉同志讲话后，各团体、各界代表李澄之、张立吾、张伯秋、许光明、范梅圃、杜前、王任习(女)、杨希文、孙鸣岗和回民代表李炳勋等相继致词。随后自由演讲，讲话极为踊跃。演讲的计有抗战耆老杨汉章、农民领袖郭瑛、青年王克和妇女陈大娘等共10余人。大家一致表示，对大会热烈拥护，预祝大会胜利成功。
会议认真讨论了当时山东抗战形势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大家一致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大整顿、大转变、大加强。为此必须做到：
(一)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这是我们一切工作胜利的基础，也是巩固发展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前提条件。因此，这次联合大会对三年来工、农、青、妇、文各抗日救国团体和群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各项工作，认真地加以总结。根据新的形势，确定统一的方针政策，加强统一领导，成为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二)必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学习贯彻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防止在分散活动中各行其是及可能产生的“左”的或右的偏差。
(三)必须发扬民主，建立和巩固各地各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加强统一领导，形成完整的政权体制，把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体现于政权的法令之中，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与支援我八路军和一切抗日武装。
(四)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力量，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分化瓦解顽固反动势力，彻底孤立和坚决打击投降派。
(五)必须加强敌伪人员的工作，缩小敌占区，揭露敌人的阴谋，宣传我党对待敌伪的政策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提高敌占区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争取其为坚持敌后抗战，瓦解敌伪军，支援我八路军和一切抗日武装做出积极的贡献。
大会期间，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作了题为《从国际到山东》的政治报告，共分十个问题：一、世界的形势是革命和战争；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灾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三个阶段与当前的新形势；四、大战的展望和革命的任务；五、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六、中国抗战的第三年；七、中国抗战现在的形势和现在的任务；八、抗战的山东；九、山东抗战的第三年；十、山东政治形势的新发展与我们奋斗的新方向。报告最后强调指出，在山东抗战的第四年，“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将是一场更甚于前三年的恶斗，将是山东一切坚持抗战的武装和人民一个空前艰难严重的任务。为打开这个艰难严重的局面，我们必须粉碎顽固投降派准备投降的新花样新阴谋，必须粉碎日寇与顽固派相互配合的经常的残酷的“扫荡”，这是我们面临的当前重大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必须：第一，要充分发动群众，团结与发展一切进步力量，发展山东抗战的形势。要动员3800万群众坚持参加抗战，打破过去那种群众工作不普遍、不平衡、不统一的现象，逐步走向普遍、平衡、深入、统一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这是坚持山东抗战的头等任务。第二，要发展与扩大共产党，要团结抗战与进步的国民党，要发展扩大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抗敌自卫军、东北军及一切真正抗日的武装，以形成抗日武装的绝对优势，粉碎顽固投降派的投降与摩擦，尤其是粉碎日寇的连续扫荡，这是全山东人民的共同责任。第三，要争取中间力量，这是关系抗战与不抗战，民主与不民主，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关键。中间力量虽然动摇于两条政治路线斗争之中，但却是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比顽固投降派有一定的进步性，在当前严重斗争的关头，中间力量往往会成为决定斗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第四，要打击顽固派，不但要坚决打击消灭那些降日反共的主要顽固派，而且要反对那些抗日反共的一般顽固派。但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应采取不同的打击方式。在打击顽固派当中，打击顽固投降派是为了教训一般顽固派，也是为了争取中间力量，团结进步力量。因此，在打击顽固派的行动中，应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就是对顽固投降分子也不是一切打击，而是打击最坏的，孤立分化次坏的，教育争取一般的。第五，要狠抓财政经济工作，动员广大人民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除大力发展粮食及一些农产品的生产以外，还要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争取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以保证独立自主的斗争。在金融上要发行货币抵制伪币，禁止资敌物质的出口，取缔输入非必需的消费品，坚决反击敌人从经济上的掠夺与破坏。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更必须深入动员，使之成为山东全体人民的一致行动。第六，争取瓦解敌伪军和敌伪组织，广泛开展反对汉奸敌探阴谋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当前，日寇正大力推行政治分化、“以华制华”的方针，加紧扩大伪军伪组织，广泛利用汉奸敌探和反共投降派。因此，我们必须开展全民的反汉奸敌探的斗争，分化瓦解伪军伪组织，策动其反正哗变，缩小日寇的外围力量，缩小敌占区。对敌伪工作的开展，也将为打击顽固派创造有利条件。
朱瑞同志的报告，受到大会全体代表的一致拥护。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联系各地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具体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在学习讨论朱瑞同志的重要报告以后，大会又邀请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同志作了《论山东目前投降与反投降》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投降与反投降，就是山东目前的新形势。他说，现在山东绝大多数的顽固头子已经变成了投降分子，其中一部分已公开投入敌人的怀抱，另一部分则隐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与日寇保持密切联系，与敌伪统一行动，进攻我八路军和根据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及其部下秦启荣等，和新泰、蒙阴、莱芜、博山之敌同日协同动作，分路合击我八路军，就是一个明证。张景月、赵保原、秦毓堂、李子瀛等投降分子，对抗日干部和群众所进行的大屠杀，其残忍凶恶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胶东的赵保原，一次就活活铡死我地方共产党员20余人；滕县申从周捕杀我滕县县委干部60余人；寿光的张景月一次就残杀我干部和群众60余人；临郯的李子瀛用火烧、刀铡、投井、活埋等手段，残杀我干部群众数十人，其残忍凶恶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无数事实表明，各地投降分子大都是沈鸿烈委派的所谓专员、县长、行署主任、师长、旅长。这是山东投降反投降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也是当前山东抗战的最大危险。对投降派若不能坚决斗争，彻底粉碎沈鸿烈这种一系列的投降活动，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战胜妥协投降，是我山东全省抗日军民的紧迫任务。
黎玉同志接着指出，投降分子是由顽固分子中分化出来的。顽固反共分子在环境困难的时候，必然纷纷叛变投敌。有些人隐聚在国民党省政府系统的旗帜之下，是为了更便于进行投降活动。这是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在敌后抗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的具体产物，也是敌人进行“以华制华”阴谋的必然结果。过去，我们和反共顽固分子的斗争，主要是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目前与今后则主要是投降和反投降的斗争。当然，打击投降分子和打击反共顽固分子应该有所不同，打击还未正式宣布投敌之投降分子，和打击伪军也应有所不同。要注意给他们留一个最后觉悟的机会，特别对受其欺骗的下层应积极争取。
报告特别指出，投降分子和敌人的勾结常采取多样性的办法，制造种种阴谋，有的还能欺骗迷惑一些落后群众。我们必须深入宣传教育群众，随时揭发他们的阴谋。对投降分子的打击，能起到团结广大群众的作用。应特别注意的是，投降派还会百般威胁诱惑中间势力，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做好中间势力的工作。此外在反投降的斗争中，还应反对敌人的碉堡政策，反对其破坏封锁根据地的阴谋，反对其所谓谣言攻势，防止他们的挑拨离间，破坏抗战力量的团结。党中央在抗战三周年发表的时局宣言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团结抗战的论著，是我们反投降的指导方针和主要武器，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我们要做抗战的模范，也要做团结的模范。使光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飘扬在山东的每个角落，使一切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抗战到底。
在学习、讨论以上两个重要政治报告的基础上，大会从各方面总结了过去三年的工作，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李澄之同志作了《宪政与民主》的报告，强调抗战与民主不可分割。李竹如同志作了《战斗中的山东人民》的报告，全面总结了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时期的群众工作方针，即“猛烈扩大，全面发展；树立领导，巩固组织；开展斗争，加紧工作；密切联系，坚持真理。”并根据所提方针，对各地区群众工作的任务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此外，霍士廉同志作了《山东职工运动的总结》报告。郭瑛同志作了《山东的农民工作》的报告，刘居英同志作了《抗战以来山东青年运动的总结及其发展的新方向》的报告，陈若克同志作了《山东妇女运动的新任务》的报告，杨希文同志作了《急待开展的山东新文化运动》的报告。
大会充分发扬民主，进行了各项选举：
(一)复选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39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但他们的所谓国大代表，是1936年伪造民意包办指定的。那次会议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未能召开，这次要筹备召开的国民大会，却仍以1936年伪选的国大代表为基础，由他们任意指定补充。这些代表根本没有代表人民的资格。我们这次联合大会，代表山东全省3800万人民郑重声明，否认那些伪选代表的代表资格，并由各地初选的国大代表150人，投票复选出山东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61人、候补代表21人。正式代表名单如下：国大地区代表当选40人(以姓氏笔画为序)：于学忠、亓养斋、田元、江华、朱瑞、牟宜之、牟仲珩、李澄之、李贞乾、李林、林浩、范明枢、徐向前、洪林、陈明、陈光、孙鸣岗、孙继先、马保三、耿光波、张经武、张维翰、张里元、梁竹航、聂振东、逄学品、黄逢元、彭畏三、郭洪涛、杨汉章、杨勇、董君毅(即段君毅)、路雨亭、黎玉、刘民生、赵新、赵笃生、赵金采、肖华、罗荣桓；国大团体代表当选21人(以姓氏笔画为序)：丁方明、王震宇、史秀云(女)、祁青若(女)、李竹如、吴仲濂(女)、邵德孚、宋逸安、林月琴(女)、张伯秋、张叔成、张天民、陈若克(女)、陈放、许光明、杨希文、杨涤生、郭瑛、郭军(女)、刘群、霍士廉。地区当选候补代表13人(以得票多寡为序)：方菊珍、宋澄、马千里、冯基民、刘孟、郭影秋、周毓英、于化琪、李炳勋、张雪门、赵冠五、祝璧臣、田之；团体当选候补代表8人(以得票多寡为序)：国静波、郭子化、孙学之、孙陶林、张立吾、刘洁民、方登汉、兰名述。选举结果，立即电告国民党中央，力争出席国民代表大会。
(二)国民党中央早经决定，各省成立省临时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监督其省政府的工作。但在山东的沈鸿烈故意拖延不予成立。本次联合大会一致决议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投票选出参议员81人和候补参议员26人。地区当选参议员49人：范明枢、马保三、刘民生、孙鸣岗、李澄之、陈明、亓养斋、耿光波、牟宜之、李竹如、洪林、路雨亭、郭洪涛、梁竹航、林浩、杨汉章、李林、祁青若(女)、潘复生、冯基民、陈若克(女)、朱则民、彭畏三、邵德孚、田元、李菊轩、王文、林月琴(女)、高元贵、赵、刘居英、刘建中、林一山、李贯一、张霖之、李成士、汪瑜(女)、刘孟和(女)、张曼云(女)、张立吾、方菊珍、王涛、黄文、李乐平、郭影秋、赵玉琴(女)、王林、景晓村、徐元泉；团体当选参议员32人：杨希文、霍士廉、张伯秋、史秀云(女)、陈放、张天民、郭瑛、杨涤生、许光明、郭军(女)、刘群、刘锦如(女)、王震宇、国静波、杜前、夏振东、王克、王建功、王任习(女)、赵化民、田立夫、孙学之、宋逸安、丁方明、刘军(女)、刘孟、刘曾浩、郭子化、白新才、孙陶林、潘维周、王绍洛。地区候补参议员16人：高赞非、秦道清、赵冠五、郝伊人(即辛葭舟)、万春圃、田之、张闻山、祝璧臣、张朴民、王均治、高树屏、王仲怡、王瑞周、穆澍田、张川、余己午；团体当选候补参议员10人：赵民三、林胡笳、王月村(女)、苗宗屏、韩玉民、刘仲益、袁也烈、兰名述、李玉滋、徐昕(女)。当即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范明枢为议长，马保三、刘民生为副议长，议长副议长率同全体参议员宣誓就职。最后审议通过了山东省战工会提出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
(三)为了推动和加强全省政权建设，把党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变成政府的各项法令，以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大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要求建立省级抗日民主政权。为了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留一个机会，争取他们能翻然悔悟，停止其反共投降活动，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之内，我们所成立的民主政权机关暂定名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战工会在本次大会上选举成立，选出黎玉等23人为委员。在大会全体代表参加下，隆重举行了战工会成立典礼，委员们宣誓就职，并讨论通过了施政纲领，提请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议。战工会组织分工如下：政治组：黎玉、李澄之、陈明、刘居英、张伯秋、吴仲濂(女)，公举黎玉为政治组组长，李澄之为副组长；军事组：张经武、罗舜初、梁竹航、宋澄、牟宜之，公举张经武为军事组组长(未到前由罗舜初代)，梁竹航为副组长；财经组：艾楚南、冯平、耿光波、郝伊人，公举艾楚南为财经组组长，耿光波为副组长；教育组：杨希文、李竹如、刘子超、张立吾、孙陶林，公举杨希文为教育组组长，李竹如为副组长；民众动员组：李澄之、霍士廉、孙鸣岗、朱则民，公举李澄之为民众动员组组长，霍士廉为副组长；还公推黎玉为首席组长，李澄之为副首席组长(后来改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并决定陈明为秘书长。
在委员们宣誓就职以后，各领导机关和各界代表致以祝贺，最后由首席组长黎玉同志致答词。
(四)在联合大会上分别通过了山东省各群众团体的组织章程和工作纲领，并分别选举成立了领导机构：
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选出李澄之、霍士廉、罗舜初、张伯秋、李竹如、朱则民、陈明、耿光波、梁竹航、冯基民、刘民生、孙鸣岗、杨希文、陈放、张天民、祁青若(女)、宋逸安等17人为常务委员，并公推李澄之为主任委员，霍士廉为副主任委员。其余内部分工：张伯秋为秘书长，耿光波为组织部长，朱则民为组织部副部长，杨希文为宣传部长，张立吾、陈放为宣传部副部长，梁竹航为民众武装部长，张天民为民众武装部副部长，孙鸣岗为后方勤务部长，冯基民为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宋逸安为生活改善部长，祁青若(女)为生活改善部副部长。
山东省各界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3人：霍士廉、罗舜初、朱则民、张伯秋、李竹如、杨希文、刘子超、梁竹航、陈明、陈放、杨涤生、张迅如、张天民、孙学之、许光明、王震宇、郭瑛、宋逸安、刘仲益、赵华民、史秀云(女)、祁青若(女)、王任习(女)；常务委员7人：霍士廉、朱则民、张天民、李竹如、郭瑛、祁青若(女)、陈放。
山东省职工抗日联合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1人：张天民、许光明、孙学之、王震宇、王建功、张福林、田立夫、焦建英、赵金才、吕希臣、陈然、朱振宽、安志诚、许杰、高光宇、张凤祥、韩玉民、白新才、金合法、孙岗、孙友德；常务委员3人：张天民、许光明、孙学之。
山东省农民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1人：郭瑛、宋逸安、刘仲益、赵化民、宋大成、马赛、马子厚、李廷臣、苏冠英、许乃荣、刘培堂、宋觉民、石磊、赵春景、马本士、徐光简、马传纲、来伯衡、刘濮源、刘作恒、司贺峰；常务委员5人：郭瑛、宋逸安、刘仲益、赵化民、司贺峰。
山东省青年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9人：杨涤生、陈放、张迅如、夏戎、梁忠、高枫、杨士敬、刘曾浩、杜前、林江、彭子芳、兰名述、丁方明、王林、黄文、王克、张延积、李纪德、于国平、鲁光、李学智、张德超、胡键、田元、王照华、王均治、柳林、张乾亨、宋成德；候补委员2人：张自强、王佐卿。
山东省妇女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7人：史秀云、祁青若、林月琴、陈若克、刘锦如、李玉滋、郭军、葛明、赵新、汪瑜、甄磊、韩豁、赵玉琴、王任习、王月村、刘孟和、朱慧、徐昕、刘孟、洪林、柏林、陈秀英、曲韶华、隋佩兰、张廷英、王汇英、刘军；常务委员9人：史秀云、祁青若、陈若克、王任习、刘军、汪瑜、刘锦如、王月村、张廷英。
山东省文化界救国协会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5人：李竹如、胡笳、林一山、于寄愚、张叔成、张岗、马巨涛、张凌青、贺致平、袁成隆、王绍洛、张承先、刘子超、李培南、刘导生、周纯全、董琰、杨汉章、孙陶林、杨希文、张逢之、苗春亭、鲁西良、汪瑜(女)、王卓青；候补委员5人：袁也烈、徐、王少云、潘维周、刘鸿轩(笔者记忆，在联合大会以后，首先成立各地区文协，直到1943年1月，省文协才正式成立)。
(以上各项名单，有的女同志未能完全注明)
这次大会是异常隆重的。因为召开这样的大会，在山东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在敌后“扫荡”反“扫荡”、投降反投降艰苦斗争的新情况下召开，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会内容十分丰富，总结了各方面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建立了省的领导机构，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深入发动和依靠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迎接新时期艰苦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8月中旬，临沂、费县一带的敌人，经常到大会驻地附近进行骚扰，均被当地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所击退。8月16日左右，临沂日寇集中了较大的兵力，对大会驻地进行突然袭击，我八路军早有准备，计划在附近的鼻子山一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为了使大会安全地开下去，大会主席团决定组织代表转移。这天夜里，在淡淡的星光下，井然有序地越过北面的小山，在崎岖的山路上向东行进。经过3个夜晚，绕到孙祖镇。就在这3天的行军转移当中，队伍一住下，代表们就马上召开小组会，学习讨论大会报告，酝酿大会各项决议。大会胜利完成了所确定的各项任务，于8月26日在孙祖镇隆重地举行闭幕典礼。
到1940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79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区乡抗日民主政府也普遍建立。此外，还建立了12个专员公署和两个行政主任公署。在这期间，各地大力开展了民主运动。有六、七十个县实行了民主选举，民选区长近200个，民选县长在三分之二以上，民选专员9个，行署主任1个。大部分县、专署和行政公署都建立了参议会，普遍推行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颁布和施行了各种进步法令和政策。到1943年，在深入开展减租减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民主建政。召开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把战工会改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1945年8月，日寇投降以后，又正式改为山东省政府。
1940年成立战工会迄今已经42年了。42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古老的青驼寺也已旧貌变新颜，联合大会会场旧址中的那棵大银杏树，仍旧挺拔屹立。它是这段光荣的斗争历史的见证，也是山东人民抗日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
歌声中的回忆(节录)
沙洪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是40年代我和久鸣同志共同创作的，我写的歌词，他谱的乐曲。当年，这首歌流行于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甚至在敌占区和蒋管区也暗暗流传。随着全国的解放，这首歌又很快流传到全国各地。一首简单的歌曲，能如此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歌曲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对国家前途、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心，唱出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心声。
追述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使我们回到了40年前战火纷飞的沂蒙山区。那时候我在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工作，一分校有个文工团，主任是袁成隆同志，副主任是久鸣同志，支部书记是史屏同志。我们一分校从1939年冬挺进山东，1940年到达鲁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多次驻扎在沂蒙山区的孙祖、岸堤一带。记得当时山东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很快，形势很好。我们抗大一分校的到来，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40年，徐向前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孙祖战斗之后，敌伪的嚣张气焰大大下降，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鲁中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我们抗大一分校也不断发展和壮大。抗大一分校准备“七一”召开党代会，要文工团演节目，教新歌。可是直到6月下旬，仍然没有新歌，怎么办呢？袁成隆找到史屏和久鸣商议，一致认为，必须尽最大努力，写出一个新歌来，以便向党的19周年和抗大一分校党代会献礼。他们商定约我写歌词。我当时在一分校政治部担任宣传干事，过去也曾写过一些歌词，尤其是孙祖战斗以后，我写了一首军民团结英勇杀敌的叙事诗，在祝捷大会上朗诵时，得到了大伙的赞扬。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们确定要我写歌词，久鸣同志谱曲。
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正在院中整理材料，史屏同志满头大汗地跑来，一进门就高声喊道：“老沙，交给你一个紧急任务。”我一听这话，赶忙停下笔，随手递过去一个小凳、一碗开水。史屏同志喝完水，抹了把脸上的汗珠又说：“‘七一’快到了，团部研究，请您写首歌词作为献礼节目。”并说：“久鸣同志已经表示了态度，准备和你竞赛，你写歌词用多长时间，他谱曲就用多长时间。”
这个任务来得虽然比较急，但我当时并不觉得写这首歌词是为了“赶任务”，在我思想上和感情上好象已经有了准备。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立即构思，只用了10分钟左右就写好了歌词，歌词把党比作“灯塔”、“舵手”，歌颂党是领导的“核心”，代表着抗战的“方向”。这些形象和概念，都是当时整个抗日形势，首先是山东半岛的形势的真实反映。
1940年6月，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3年，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党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保卫国土家园。可是，国民党顽固派，非常惧怕以我党为代表的人民力量，他们消极抗战，制造摩擦，不断掀起反共逆流，制造残害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的惨案。日本帝国主义也把主要作战力量转移到敌后战场，加强对我根据地军民疯狂的“扫荡”和掠夺，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仅没有被敌人吓倒，而且信心百倍地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是真正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人民群众无限热爱党拥护党，他们坚信不管困难有多大，风浪有多高，道路多么崎岖，黑夜多么漫长，只要有共产党在，中国就不会灭亡，人民就不会做亡国奴，黑暗就会消失，曙光就在前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宣传战士，从周围群众中感受到、看到和听到这种朴素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我的心灵深处，也积聚着同样的思想和感情。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表明，我们的党不愧是夜海中的灯塔，航船上的舵手。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我当时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思想和感情来写歌词的，可以说，这歌词是从我心中迸发出来的。
歌词写好后，史屏同志迅速转给了久鸣。久鸣同志满怀着对党的激情，也只用10分钟左右就把曲谱写出来了。他找到史屏和我，热情地唱给我们听。我们一致认为这首歌的曲调流畅激昂，有起伏，表达了人民对党的热爱和信赖，反映了人民群众跟着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一时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这首歌创作出来后，马上就在文工团试唱，在一分校党代会和建党19周年纪念会上正式演出。晚会前，久鸣同志还向出席会议的代表教唱了这首歌曲。后来，我们又利用会议空隙分别进行了教唱。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带着这首歌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因此很快就传遍了山东各个解放区，后来又传到了苏皖等解放区，而且通过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传到了敌占区和敌伪占领的许多大城市。听说在当时的南京、上海、北京都有人唱过这首歌。
《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是刚刚进入40年代的时候创作的，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无限深情。……
附：跟着共产党走
沂蒙八年抗战回忆
周赤萍
抗战八年，我在八路军第一纵队一支队、山东纵队第一旅、鲁中军区政治部等单位任职。“八·一五”后又急调山东军区第三师任职，率部占领鲁中地区所属之沂水、蒙阴等县城。至此，在沂蒙山区抗战整整八年。其间以沂蒙山区之沂南县为依托，指挥各军分区、各主力兵团、地方武装、民兵对敌作战。还有区党委、行政公署均设于此。所以它又是鲁中地区之政治经济中心。
沂蒙山区尤其是沂南县，是我常住之地。我熟知该地区山川面貌、田园村落、乡音方言。它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回首往事，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现仅以叙事方式写成24句草诗，以寄情思。
抗战八年话沂蒙，
敌我反复决雌雄。
频繁“扫荡”被粉碎，
“铁壁合围”尽扑空；
“三光政策”最恶毒，
“坚壁清野”无影踪；
碉堡处处似孤墓，
“蚕食”封锁也不中；
“治安强化”莫奈何，
软硬兼施又未成；
诸种手段皆用尽，
笑看黔驴技绝穷。
人民意志坚如铁，
游击运动建奇功。
战争生产两不误，
军需民用各从容。
各族人民大团结，
党指航向绝对正。
迎来四五八一五，(作者原注：即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之日。)
沂蒙军民缚瘟神。
俯首哀悼故战友，
为国为民勇忘身。
后人说彼怎知晓？
余是当时当事人。
1987年5月20日作于福建榕城
希伯同志二三事
谷牧
希伯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解放事业，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是十分怀念他的。
希伯同志是在1941年秋天到达山东解放区的。当时我在山东分局工作，希伯同志来了以后，由我负责接待，其生活、行政方面的事，也由我负责安排照顾。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一个多月时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下面，讲几件他生活方面的小事。
一
希伯同志性格开朗，谈吐幽默。在战争年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是很紧张的，有这么一位同志在身边，给大家增加了很多乐趣。记得他的夫人秋迪女士来探望他期间，有一次我找他问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他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最好把我的夫人早点打发走，我都有点吃醋了。”我还以为他们夫妇之间闹了什么别扭，忙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她没来这里的时候，我每到一处，大人、小孩都围着看我，我很神气。她来了以后，我和她走在一起，人们都去围着看她，再也没有人理我了。”我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过不多久，当着他夫人的面，他又说起上面的那番话。秋迪女士的嘴也是挺厉害的，马上“反击”说：“你在这里受到这么久的‘优待’，我都没有‘吃醋’，我来这里才几天，你就‘吃醋’了，实在是气量太小!”说得我们又大笑起来。
二
希伯同志经历广，见闻多，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每当工作之余，我总爱找他聊聊，听他谈些国外的见闻和趣事。记得有一次，他向我谈了一些世界上各式人等为什么要留胡子的故事。他说，你们山东的八路军干部都不留胡子，这可以让人看清真面目。其实，西方人留胡子，主要是为吓唬人的。年纪稍大一点的留胡子，可以吓唬小孩，说：“我是你爷爷”、“我是你老爷爷”。希特勒留着样式奇怪的小胡子，是为了装腔作势，让世人都注意他。他还列举了西方许多名流胡子的式样，并一一分析其用意。他还说，西方许多留胡子的人，在人前都很庄重，一副绅士派头，但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例外，他们都留着大胡子，但他们是伟大的人。
三
希伯同志不怕艰苦，生活上很随和，从不挑剔。但对这位来自异域他乡的友人，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尽量把他照顾周到一些。记得他刚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不会骑马。有一次他见我们骑马，提出也要骑，我们就让他骑了，想不到刚一上坡就摔了下来。因为骑马上坡，照理应该将身子向前倾斜一点，以保持平衡。但他的身子却直挺挺的，与马成直角，所以难免摔跤。他摔下来以后，我们跑上去看他，问他摔得痛不痛？他乐呵呵的，又开起玩笑来：“可能因为我长得怪，马见我害怕了，就把我扔了下来!”我们知道他不会骑马这个底，以后每次行军，总派人专门给他挑选一匹最老实的马，逢到上坡下坡，还专门派两个警卫战士去扶他。我记得他在山东那段时间里，骑马的技术一直没有长进，间或又摔过几次。这是一个不熟悉战场生活的人往往发生的“常事”。今天想起来，也算是一件“趣事”。
四
希伯同志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1年秋冬交接之际，日军出动5万人的兵力，大举“围剿”我鲁南、鲁中、滨海区。有一次，我们从滨海向鲁中突围，希伯同志跟着我们一起行动。一天夜里，我们从东向西走，前来“扫荡”的敌人由西向东走，我们和敌人相距最近的时候，只有二三华里，听得见敌人的人嘶马叫声，形势很险恶。但我们沉着机智地与敌人周旋，终于从敌人的身边钻了出来。甩掉了这股敌人后，天就要亮了，我紧张的心情也略微放松了一点，就和希伯同志讲起今夜突围的一些情况。他听了，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跳了起来，兴奋地说：“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起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个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的人们!”不幸的是，几天以后，我们在大青山被敌人包围了，仓促迎敌，仗打得很残酷。战斗中我负了重伤，被担架抬了出去。接替我指挥机关队伍突围的是陈明同志。这战场上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被担架抬出去以后，被送到敌占区一个地方隐蔽起来治疗。我虽重伤在身，但还十分惦念同志们突围的情况，尤其惦念希伯同志的安危，多次打听这方面的消息。不久，消息传来：机关队伍的突围终于成功了，但牺牲了不少好同志，包括希伯同志。我听罢，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为失去了一位这样好的国际友人而十分悲痛。
43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希伯同志曾经洒过鲜血的土地上，早已发生了沧桑巨变。英雄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斗争。希伯同志的英名，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与中华山河同辉。
一、革命回忆录选
一次难忘的盛会
杨希文靳星五
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蒙山脚下的沂临边青驼寺镇(现属沂南县)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有山东初选的国大代表，各地区的工、农、青、妇、文动员委员会和各团体的代表共300余人。远道前来祝贺的来宾及驻在当地各军、政、群众团体代表和新闻记者数百人也踊跃参加了大会。当时，我们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大会会场设在青驼寺古庙院内两棵大银杏树下，代表们组成了4个大队：国大队、青年队、工农队和妇女队。开会之前，各队依次整队入场，席地而座。当时虽然细雨，但会场内气氛热烈，与会者情绪高昂。大会开幕式在高唱《救亡进行曲》和《大会会歌》的欢快声中庄严举行。大会筹备会负责人、中共山东分局秘书长霍士廉同志宣布大会开幕。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名誉主席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18人；大会主席团由范明枢、朱瑞、黎玉、李澄之、孙鸣岗、张伯秋、霍士廉、陈明、李竹如、朱则民、杨希文、牟宜之、张立吾、郭瑛、陈放、祁青若(女)和许光明等17人组成。全体代表在主席团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和抗战领袖毛泽东像致敬，向抗日阵亡将士默哀。接着，76岁的抗战老人范明枢同志致开幕词；霍士廉同志代表大会筹备会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代表黎玉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对大会开幕热烈祝贺，对与会代表恳切慰问，并对会议提出希望与要求。黎玉同志讲话后，各团体、各界代表李澄之、张立吾、张伯秋、许光明、范梅圃、杜前、王任习(女)、杨希文、孙鸣岗和回民代表李炳勋等相继致词。随后自由演讲，讲话极为踊跃。演讲的计有抗战耆老杨汉章、农民领袖郭瑛、青年王克和妇女陈大娘等共10余人。大家一致表示，对大会热烈拥护，预祝大会胜利成功。
会议认真讨论了当时山东抗战形势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大家一致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大整顿、大转变、大加强。为此必须做到：
(一)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这是我们一切工作胜利的基础，也是巩固发展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前提条件。因此，这次联合大会对三年来工、农、青、妇、文各抗日救国团体和群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各项工作，认真地加以总结。根据新的形势，确定统一的方针政策，加强统一领导，成为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二)必须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认真学习贯彻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防止在分散活动中各行其是及可能产生的“左”的或右的偏差。
(三)必须发扬民主，建立和巩固各地各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加强统一领导，形成完整的政权体制，把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体现于政权的法令之中，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与支援我八路军和一切抗日武装。
(四)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力量，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分化瓦解顽固反动势力，彻底孤立和坚决打击投降派。
(五)必须加强敌伪人员的工作，缩小敌占区，揭露敌人的阴谋，宣传我党对待敌伪的政策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提高敌占区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争取其为坚持敌后抗战，瓦解敌伪军，支援我八路军和一切抗日武装做出积极的贡献。
大会期间，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作了题为《从国际到山东》的政治报告，共分十个问题：一、世界的形势是革命和战争；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灾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的三个阶段与当前的新形势；四、大战的展望和革命的任务；五、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六、中国抗战的第三年；七、中国抗战现在的形势和现在的任务；八、抗战的山东；九、山东抗战的第三年；十、山东政治形势的新发展与我们奋斗的新方向。报告最后强调指出，在山东抗战的第四年，“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将是一场更甚于前三年的恶斗，将是山东一切坚持抗战的武装和人民一个空前艰难严重的任务。为打开这个艰难严重的局面，我们必须粉碎顽固投降派准备投降的新花样新阴谋，必须粉碎日寇与顽固派相互配合的经常的残酷的“扫荡”，这是我们面临的当前重大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必须：第一，要充分发动群众，团结与发展一切进步力量，发展山东抗战的形势。要动员3800万群众坚持参加抗战，打破过去那种群众工作不普遍、不平衡、不统一的现象，逐步走向普遍、平衡、深入、统一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这是坚持山东抗战的头等任务。第二，要发展与扩大共产党，要团结抗战与进步的国民党，要发展扩大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抗敌自卫军、东北军及一切真正抗日的武装，以形成抗日武装的绝对优势，粉碎顽固投降派的投降与摩擦，尤其是粉碎日寇的连续扫荡，这是全山东人民的共同责任。第三，要争取中间力量，这是关系抗战与不抗战，民主与不民主，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关键。中间力量虽然动摇于两条政治路线斗争之中，但却是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比顽固投降派有一定的进步性，在当前严重斗争的关头，中间力量往往会成为决定斗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第四，要打击顽固派，不但要坚决打击消灭那些降日反共的主要顽固派，而且要反对那些抗日反共的一般顽固派。但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应采取不同的打击方式。在打击顽固派当中，打击顽固投降派是为了教训一般顽固派，也是为了争取中间力量，团结进步力量。因此，在打击顽固派的行动中，应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就是对顽固投降分子也不是一切打击，而是打击最坏的，孤立分化次坏的，教育争取一般的。第五，要狠抓财政经济工作，动员广大人民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除大力发展粮食及一些农产品的生产以外，还要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争取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以保证独立自主的斗争。在金融上要发行货币抵制伪币，禁止资敌物质的出口，取缔输入非必需的消费品，坚决反击敌人从经济上的掠夺与破坏。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更必须深入动员，使之成为山东全体人民的一致行动。第六，争取瓦解敌伪军和敌伪组织，广泛开展反对汉奸敌探阴谋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当前，日寇正大力推行政治分化、“以华制华”的方针，加紧扩大伪军伪组织，广泛利用汉奸敌探和反共投降派。因此，我们必须开展全民的反汉奸敌探的斗争，分化瓦解伪军伪组织，策动其反正哗变，缩小日寇的外围力量，缩小敌占区。对敌伪工作的开展，也将为打击顽固派创造有利条件。
朱瑞同志的报告，受到大会全体代表的一致拥护。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联系各地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具体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在学习讨论朱瑞同志的重要报告以后，大会又邀请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同志作了《论山东目前投降与反投降》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投降与反投降，就是山东目前的新形势。他说，现在山东绝大多数的顽固头子已经变成了投降分子，其中一部分已公开投入敌人的怀抱，另一部分则隐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与日寇保持密切联系，与敌伪统一行动，进攻我八路军和根据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及其部下秦启荣等，和新泰、蒙阴、莱芜、博山之敌同日协同动作，分路合击我八路军，就是一个明证。张景月、赵保原、秦毓堂、李子瀛等投降分子，对抗日干部和群众所进行的大屠杀，其残忍凶恶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胶东的赵保原，一次就活活铡死我地方共产党员20余人；滕县申从周捕杀我滕县县委干部60余人；寿光的张景月一次就残杀我干部和群众60余人；临郯的李子瀛用火烧、刀铡、投井、活埋等手段，残杀我干部群众数十人，其残忍凶恶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无数事实表明，各地投降分子大都是沈鸿烈委派的所谓专员、县长、行署主任、师长、旅长。这是山东投降反投降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也是当前山东抗战的最大危险。对投降派若不能坚决斗争，彻底粉碎沈鸿烈这种一系列的投降活动，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战胜妥协投降，是我山东全省抗日军民的紧迫任务。
黎玉同志接着指出，投降分子是由顽固分子中分化出来的。顽固反共分子在环境困难的时候，必然纷纷叛变投敌。有些人隐聚在国民党省政府系统的旗帜之下，是为了更便于进行投降活动。这是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在敌后抗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的具体产物，也是敌人进行“以华制华”阴谋的必然结果。过去，我们和反共顽固分子的斗争，主要是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目前与今后则主要是投降和反投降的斗争。当然，打击投降分子和打击反共顽固分子应该有所不同，打击还未正式宣布投敌之投降分子，和打击伪军也应有所不同。要注意给他们留一个最后觉悟的机会，特别对受其欺骗的下层应积极争取。
报告特别指出，投降分子和敌人的勾结常采取多样性的办法，制造种种阴谋，有的还能欺骗迷惑一些落后群众。我们必须深入宣传教育群众，随时揭发他们的阴谋。对投降分子的打击，能起到团结广大群众的作用。应特别注意的是，投降派还会百般威胁诱惑中间势力，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做好中间势力的工作。此外在反投降的斗争中，还应反对敌人的碉堡政策，反对其破坏封锁根据地的阴谋，反对其所谓谣言攻势，防止他们的挑拨离间，破坏抗战力量的团结。党中央在抗战三周年发表的时局宣言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团结抗战的论著，是我们反投降的指导方针和主要武器，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我们要做抗战的模范，也要做团结的模范。使光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飘扬在山东的每个角落，使一切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抗战到底。
在学习、讨论以上两个重要政治报告的基础上，大会从各方面总结了过去三年的工作，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李澄之同志作了《宪政与民主》的报告，强调抗战与民主不可分割。李竹如同志作了《战斗中的山东人民》的报告，全面总结了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时期的群众工作方针，即“猛烈扩大，全面发展；树立领导，巩固组织；开展斗争，加紧工作；密切联系，坚持真理。”并根据所提方针，对各地区群众工作的任务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此外，霍士廉同志作了《山东职工运动的总结》报告。郭瑛同志作了《山东的农民工作》的报告，刘居英同志作了《抗战以来山东青年运动的总结及其发展的新方向》的报告，陈若克同志作了《山东妇女运动的新任务》的报告，杨希文同志作了《急待开展的山东新文化运动》的报告。
大会充分发扬民主，进行了各项选举：
(一)复选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39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但他们的所谓国大代表，是1936年伪造民意包办指定的。那次会议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未能召开，这次要筹备召开的国民大会，却仍以1936年伪选的国大代表为基础，由他们任意指定补充。这些代表根本没有代表人民的资格。我们这次联合大会，代表山东全省3800万人民郑重声明，否认那些伪选代表的代表资格，并由各地初选的国大代表150人，投票复选出山东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61人、候补代表21人。正式代表名单如下：国大地区代表当选40人(以姓氏笔画为序)：于学忠、亓养斋、田元、江华、朱瑞、牟宜之、牟仲珩、李澄之、李贞乾、李林、林浩、范明枢、徐向前、洪林、陈明、陈光、孙鸣岗、孙继先、马保三、耿光波、张经武、张维翰、张里元、梁竹航、聂振东、逄学品、黄逢元、彭畏三、郭洪涛、杨汉章、杨勇、董君毅(即段君毅)、路雨亭、黎玉、刘民生、赵新、赵笃生、赵金采、肖华、罗荣桓；国大团体代表当选21人(以姓氏笔画为序)：丁方明、王震宇、史秀云(女)、祁青若(女)、李竹如、吴仲濂(女)、邵德孚、宋逸安、林月琴(女)、张伯秋、张叔成、张天民、陈若克(女)、陈放、许光明、杨希文、杨涤生、郭瑛、郭军(女)、刘群、霍士廉。地区当选候补代表13人(以得票多寡为序)：方菊珍、宋澄、马千里、冯基民、刘孟、郭影秋、周毓英、于化琪、李炳勋、张雪门、赵冠五、祝璧臣、田之；团体当选候补代表8人(以得票多寡为序)：国静波、郭子化、孙学之、孙陶林、张立吾、刘洁民、方登汉、兰名述。选举结果，立即电告国民党中央，力争出席国民代表大会。
(二)国民党中央早经决定，各省成立省临时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监督其省政府的工作。但在山东的沈鸿烈故意拖延不予成立。本次联合大会一致决议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投票选出参议员81人和候补参议员26人。地区当选参议员49人：范明枢、马保三、刘民生、孙鸣岗、李澄之、陈明、亓养斋、耿光波、牟宜之、李竹如、洪林、路雨亭、郭洪涛、梁竹航、林浩、杨汉章、李林、祁青若(女)、潘复生、冯基民、陈若克(女)、朱则民、彭畏三、邵德孚、田元、李菊轩、王文、林月琴(女)、高元贵、赵、刘居英、刘建中、林一山、李贯一、张霖之、李成士、汪瑜(女)、刘孟和(女)、张曼云(女)、张立吾、方菊珍、王涛、黄文、李乐平、郭影秋、赵玉琴(女)、王林、景晓村、徐元泉；团体当选参议员32人：杨希文、霍士廉、张伯秋、史秀云(女)、陈放、张天民、郭瑛、杨涤生、许光明、郭军(女)、刘群、刘锦如(女)、王震宇、国静波、杜前、夏振东、王克、王建功、王任习(女)、赵化民、田立夫、孙学之、宋逸安、丁方明、刘军(女)、刘孟、刘曾浩、郭子化、白新才、孙陶林、潘维周、王绍洛。地区候补参议员16人：高赞非、秦道清、赵冠五、郝伊人(即辛葭舟)、万春圃、田之、张闻山、祝璧臣、张朴民、王均治、高树屏、王仲怡、王瑞周、穆澍田、张川、余己午；团体当选候补参议员10人：赵民三、林胡笳、王月村(女)、苗宗屏、韩玉民、刘仲益、袁也烈、兰名述、李玉滋、徐昕(女)。当即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范明枢为议长，马保三、刘民生为副议长，议长副议长率同全体参议员宣誓就职。最后审议通过了山东省战工会提出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
(三)为了推动和加强全省政权建设，把党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变成政府的各项法令，以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大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要求建立省级抗日民主政权。为了给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留一个机会，争取他们能翻然悔悟，停止其反共投降活动，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之内，我们所成立的民主政权机关暂定名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战工会在本次大会上选举成立，选出黎玉等23人为委员。在大会全体代表参加下，隆重举行了战工会成立典礼，委员们宣誓就职，并讨论通过了施政纲领，提请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议。战工会组织分工如下：政治组：黎玉、李澄之、陈明、刘居英、张伯秋、吴仲濂(女)，公举黎玉为政治组组长，李澄之为副组长；军事组：张经武、罗舜初、梁竹航、宋澄、牟宜之，公举张经武为军事组组长(未到前由罗舜初代)，梁竹航为副组长；财经组：艾楚南、冯平、耿光波、郝伊人，公举艾楚南为财经组组长，耿光波为副组长；教育组：杨希文、李竹如、刘子超、张立吾、孙陶林，公举杨希文为教育组组长，李竹如为副组长；民众动员组：李澄之、霍士廉、孙鸣岗、朱则民，公举李澄之为民众动员组组长，霍士廉为副组长；还公推黎玉为首席组长，李澄之为副首席组长(后来改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并决定陈明为秘书长。
在委员们宣誓就职以后，各领导机关和各界代表致以祝贺，最后由首席组长黎玉同志致答词。
(四)在联合大会上分别通过了山东省各群众团体的组织章程和工作纲领，并分别选举成立了领导机构：
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选出李澄之、霍士廉、罗舜初、张伯秋、李竹如、朱则民、陈明、耿光波、梁竹航、冯基民、刘民生、孙鸣岗、杨希文、陈放、张天民、祁青若(女)、宋逸安等17人为常务委员，并公推李澄之为主任委员，霍士廉为副主任委员。其余内部分工：张伯秋为秘书长，耿光波为组织部长，朱则民为组织部副部长，杨希文为宣传部长，张立吾、陈放为宣传部副部长，梁竹航为民众武装部长，张天民为民众武装部副部长，孙鸣岗为后方勤务部长，冯基民为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宋逸安为生活改善部长，祁青若(女)为生活改善部副部长。
山东省各界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3人：霍士廉、罗舜初、朱则民、张伯秋、李竹如、杨希文、刘子超、梁竹航、陈明、陈放、杨涤生、张迅如、张天民、孙学之、许光明、王震宇、郭瑛、宋逸安、刘仲益、赵华民、史秀云(女)、祁青若(女)、王任习(女)；常务委员7人：霍士廉、朱则民、张天民、李竹如、郭瑛、祁青若(女)、陈放。
山东省职工抗日联合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1人：张天民、许光明、孙学之、王震宇、王建功、张福林、田立夫、焦建英、赵金才、吕希臣、陈然、朱振宽、安志诚、许杰、高光宇、张凤祥、韩玉民、白新才、金合法、孙岗、孙友德；常务委员3人：张天民、许光明、孙学之。
山东省农民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1人：郭瑛、宋逸安、刘仲益、赵化民、宋大成、马赛、马子厚、李廷臣、苏冠英、许乃荣、刘培堂、宋觉民、石磊、赵春景、马本士、徐光简、马传纲、来伯衡、刘濮源、刘作恒、司贺峰；常务委员5人：郭瑛、宋逸安、刘仲益、赵化民、司贺峰。
山东省青年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9人：杨涤生、陈放、张迅如、夏戎、梁忠、高枫、杨士敬、刘曾浩、杜前、林江、彭子芳、兰名述、丁方明、王林、黄文、王克、张延积、李纪德、于国平、鲁光、李学智、张德超、胡键、田元、王照华、王均治、柳林、张乾亨、宋成德；候补委员2人：张自强、王佐卿。
山东省妇女救国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7人：史秀云、祁青若、林月琴、陈若克、刘锦如、李玉滋、郭军、葛明、赵新、汪瑜、甄磊、韩豁、赵玉琴、王任习、王月村、刘孟和、朱慧、徐昕、刘孟、洪林、柏林、陈秀英、曲韶华、隋佩兰、张廷英、王汇英、刘军；常务委员9人：史秀云、祁青若、陈若克、王任习、刘军、汪瑜、刘锦如、王月村、张廷英。
山东省文化界救国协会总会选出执行委员25人：李竹如、胡笳、林一山、于寄愚、张叔成、张岗、马巨涛、张凌青、贺致平、袁成隆、王绍洛、张承先、刘子超、李培南、刘导生、周纯全、董琰、杨汉章、孙陶林、杨希文、张逢之、苗春亭、鲁西良、汪瑜(女)、王卓青；候补委员5人：袁也烈、徐、王少云、潘维周、刘鸿轩(笔者记忆，在联合大会以后，首先成立各地区文协，直到1943年1月，省文协才正式成立)。
(以上各项名单，有的女同志未能完全注明)
这次大会是异常隆重的。因为召开这样的大会，在山东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在敌后“扫荡”反“扫荡”、投降反投降艰苦斗争的新情况下召开，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会内容十分丰富，总结了各方面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任务，建立了省的领导机构，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深入发动和依靠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迎接新时期艰苦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8月中旬，临沂、费县一带的敌人，经常到大会驻地附近进行骚扰，均被当地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所击退。8月16日左右，临沂日寇集中了较大的兵力，对大会驻地进行突然袭击，我八路军早有准备，计划在附近的鼻子山一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为了使大会安全地开下去，大会主席团决定组织代表转移。这天夜里，在淡淡的星光下，井然有序地越过北面的小山，在崎岖的山路上向东行进。经过3个夜晚，绕到孙祖镇。就在这3天的行军转移当中，队伍一住下，代表们就马上召开小组会，学习讨论大会报告，酝酿大会各项决议。大会胜利完成了所确定的各项任务，于8月26日在孙祖镇隆重地举行闭幕典礼。
到1940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79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区乡抗日民主政府也普遍建立。此外，还建立了12个专员公署和两个行政主任公署。在这期间，各地大力开展了民主运动。有六、七十个县实行了民主选举，民选区长近200个，民选县长在三分之二以上，民选专员9个，行署主任1个。大部分县、专署和行政公署都建立了参议会，普遍推行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颁布和施行了各种进步法令和政策。到1943年，在深入开展减租减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民主建政。召开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把战工会改名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1945年8月，日寇投降以后，又正式改为山东省政府。
1940年成立战工会迄今已经42年了。42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古老的青驼寺也已旧貌变新颜，联合大会会场旧址中的那棵大银杏树，仍旧挺拔屹立。它是这段光荣的斗争历史的见证，也是山东人民抗日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
歌声中的回忆(节录)
沙洪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是40年代我和久鸣同志共同创作的，我写的歌词，他谱的乐曲。当年，这首歌流行于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甚至在敌占区和蒋管区也暗暗流传。随着全国的解放，这首歌又很快流传到全国各地。一首简单的歌曲，能如此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歌曲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对国家前途、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心，唱出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心声。
追述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使我们回到了40年前战火纷飞的沂蒙山区。那时候我在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工作，一分校有个文工团，主任是袁成隆同志，副主任是久鸣同志，支部书记是史屏同志。我们一分校从1939年冬挺进山东，1940年到达鲁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多次驻扎在沂蒙山区的孙祖、岸堤一带。记得当时山东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很快，形势很好。我们抗大一分校的到来，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1940年，徐向前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孙祖战斗之后，敌伪的嚣张气焰大大下降，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鲁中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我们抗大一分校也不断发展和壮大。抗大一分校准备“七一”召开党代会，要文工团演节目，教新歌。可是直到6月下旬，仍然没有新歌，怎么办呢？袁成隆找到史屏和久鸣商议，一致认为，必须尽最大努力，写出一个新歌来，以便向党的19周年和抗大一分校党代会献礼。他们商定约我写歌词。我当时在一分校政治部担任宣传干事，过去也曾写过一些歌词，尤其是孙祖战斗以后，我写了一首军民团结英勇杀敌的叙事诗，在祝捷大会上朗诵时，得到了大伙的赞扬。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们确定要我写歌词，久鸣同志谱曲。
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正在院中整理材料，史屏同志满头大汗地跑来，一进门就高声喊道：“老沙，交给你一个紧急任务。”我一听这话，赶忙停下笔，随手递过去一个小凳、一碗开水。史屏同志喝完水，抹了把脸上的汗珠又说：“‘七一’快到了，团部研究，请您写首歌词作为献礼节目。”并说：“久鸣同志已经表示了态度，准备和你竞赛，你写歌词用多长时间，他谱曲就用多长时间。”
这个任务来得虽然比较急，但我当时并不觉得写这首歌词是为了“赶任务”，在我思想上和感情上好象已经有了准备。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立即构思，只用了10分钟左右就写好了歌词，歌词把党比作“灯塔”、“舵手”，歌颂党是领导的“核心”，代表着抗战的“方向”。这些形象和概念，都是当时整个抗日形势，首先是山东半岛的形势的真实反映。
1940年6月，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3年，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党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保卫国土家园。可是，国民党顽固派，非常惧怕以我党为代表的人民力量，他们消极抗战，制造摩擦，不断掀起反共逆流，制造残害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的惨案。日本帝国主义也把主要作战力量转移到敌后战场，加强对我根据地军民疯狂的“扫荡”和掠夺，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仅没有被敌人吓倒，而且信心百倍地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是真正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人民群众无限热爱党拥护党，他们坚信不管困难有多大，风浪有多高，道路多么崎岖，黑夜多么漫长，只要有共产党在，中国就不会灭亡，人民就不会做亡国奴，黑暗就会消失，曙光就在前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宣传战士，从周围群众中感受到、看到和听到这种朴素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我的心灵深处，也积聚着同样的思想和感情。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表明，我们的党不愧是夜海中的灯塔，航船上的舵手。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我当时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思想和感情来写歌词的，可以说，这歌词是从我心中迸发出来的。
歌词写好后，史屏同志迅速转给了久鸣。久鸣同志满怀着对党的激情，也只用10分钟左右就把曲谱写出来了。他找到史屏和我，热情地唱给我们听。我们一致认为这首歌的曲调流畅激昂，有起伏，表达了人民对党的热爱和信赖，反映了人民群众跟着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一时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这首歌创作出来后，马上就在文工团试唱，在一分校党代会和建党19周年纪念会上正式演出。晚会前，久鸣同志还向出席会议的代表教唱了这首歌曲。后来，我们又利用会议空隙分别进行了教唱。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带着这首歌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因此很快就传遍了山东各个解放区，后来又传到了苏皖等解放区，而且通过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传到了敌占区和敌伪占领的许多大城市。听说在当时的南京、上海、北京都有人唱过这首歌。
《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是刚刚进入40年代的时候创作的，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无限深情。……
附：跟着共产党走
沂蒙八年抗战回忆
周赤萍
抗战八年，我在八路军第一纵队一支队、山东纵队第一旅、鲁中军区政治部等单位任职。“八·一五”后又急调山东军区第三师任职，率部占领鲁中地区所属之沂水、蒙阴等县城。至此，在沂蒙山区抗战整整八年。其间以沂蒙山区之沂南县为依托，指挥各军分区、各主力兵团、地方武装、民兵对敌作战。还有区党委、行政公署均设于此。所以它又是鲁中地区之政治经济中心。
沂蒙山区尤其是沂南县，是我常住之地。我熟知该地区山川面貌、田园村落、乡音方言。它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回首往事，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现仅以叙事方式写成24句草诗，以寄情思。
抗战八年话沂蒙，
敌我反复决雌雄。
频繁“扫荡”被粉碎，
“铁壁合围”尽扑空；
“三光政策”最恶毒，
“坚壁清野”无影踪；
碉堡处处似孤墓，
“蚕食”封锁也不中；
“治安强化”莫奈何，
软硬兼施又未成；
诸种手段皆用尽，
笑看黔驴技绝穷。
人民意志坚如铁，
游击运动建奇功。
战争生产两不误，
军需民用各从容。
各族人民大团结，
党指航向绝对正。
迎来四五八一五，(作者原注：即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之日。)
沂蒙军民缚瘟神。
俯首哀悼故战友，
为国为民勇忘身。
后人说彼怎知晓？
余是当时当事人。
1987年5月20日作于福建榕城
希伯同志二三事
谷牧
希伯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解放事业，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是十分怀念他的。
希伯同志是在1941年秋天到达山东解放区的。当时我在山东分局工作，希伯同志来了以后，由我负责接待，其生活、行政方面的事，也由我负责安排照顾。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一个多月时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下面，讲几件他生活方面的小事。
一
希伯同志性格开朗，谈吐幽默。在战争年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是很紧张的，有这么一位同志在身边，给大家增加了很多乐趣。记得他的夫人秋迪女士来探望他期间，有一次我找他问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他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最好把我的夫人早点打发走，我都有点吃醋了。”我还以为他们夫妇之间闹了什么别扭，忙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她没来这里的时候，我每到一处，大人、小孩都围着看我，我很神气。她来了以后，我和她走在一起，人们都去围着看她，再也没有人理我了。”我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过不多久，当着他夫人的面，他又说起上面的那番话。秋迪女士的嘴也是挺厉害的，马上“反击”说：“你在这里受到这么久的‘优待’，我都没有‘吃醋’，我来这里才几天，你就‘吃醋’了，实在是气量太小!”说得我们又大笑起来。
二
希伯同志经历广，见闻多，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每当工作之余，我总爱找他聊聊，听他谈些国外的见闻和趣事。记得有一次，他向我谈了一些世界上各式人等为什么要留胡子的故事。他说，你们山东的八路军干部都不留胡子，这可以让人看清真面目。其实，西方人留胡子，主要是为吓唬人的。年纪稍大一点的留胡子，可以吓唬小孩，说：“我是你爷爷”、“我是你老爷爷”。希特勒留着样式奇怪的小胡子，是为了装腔作势，让世人都注意他。他还列举了西方许多名流胡子的式样，并一一分析其用意。他还说，西方许多留胡子的人，在人前都很庄重，一副绅士派头，但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例外，他们都留着大胡子，但他们是伟大的人。
三
希伯同志不怕艰苦，生活上很随和，从不挑剔。但对这位来自异域他乡的友人，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尽量把他照顾周到一些。记得他刚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不会骑马。有一次他见我们骑马，提出也要骑，我们就让他骑了，想不到刚一上坡就摔了下来。因为骑马上坡，照理应该将身子向前倾斜一点，以保持平衡。但他的身子却直挺挺的，与马成直角，所以难免摔跤。他摔下来以后，我们跑上去看他，问他摔得痛不痛？他乐呵呵的，又开起玩笑来：“可能因为我长得怪，马见我害怕了，就把我扔了下来!”我们知道他不会骑马这个底，以后每次行军，总派人专门给他挑选一匹最老实的马，逢到上坡下坡，还专门派两个警卫战士去扶他。我记得他在山东那段时间里，骑马的技术一直没有长进，间或又摔过几次。这是一个不熟悉战场生活的人往往发生的“常事”。今天想起来，也算是一件“趣事”。
四
希伯同志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1年秋冬交接之际，日军出动5万人的兵力，大举“围剿”我鲁南、鲁中、滨海区。有一次，我们从滨海向鲁中突围，希伯同志跟着我们一起行动。一天夜里，我们从东向西走，前来“扫荡”的敌人由西向东走，我们和敌人相距最近的时候，只有二三华里，听得见敌人的人嘶马叫声，形势很险恶。但我们沉着机智地与敌人周旋，终于从敌人的身边钻了出来。甩掉了这股敌人后，天就要亮了，我紧张的心情也略微放松了一点，就和希伯同志讲起今夜突围的一些情况。他听了，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跳了起来，兴奋地说：“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起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个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的人们!”不幸的是，几天以后，我们在大青山被敌人包围了，仓促迎敌，仗打得很残酷。战斗中我负了重伤，被担架抬了出去。接替我指挥机关队伍突围的是陈明同志。这战场上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被担架抬出去以后，被送到敌占区一个地方隐蔽起来治疗。我虽重伤在身，但还十分惦念同志们突围的情况，尤其惦念希伯同志的安危，多次打听这方面的消息。不久，消息传来：机关队伍的突围终于成功了，但牺牲了不少好同志，包括希伯同志。我听罢，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为失去了一位这样好的国际友人而十分悲痛。
43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希伯同志曾经洒过鲜血的土地上，早已发生了沧桑巨变。英雄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斗争。希伯同志的英名，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与中华山河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