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都辨
［明］公鼐
《汉书·郡国志》(原文有误，《汉书·郡国志》当为《汉书·地理志》。)：阳都，属城阳国。应劭曰：“齐人迁阳，故阳国是”。后汉及晋属琅琊。自是以后，不见其名。故世远迹灭，无所考证。范蔚宗书《明帝纪》：十五年“征东平王苍，会阳都。”章怀注曰：阳都，故城在沂州沂水县南。于钦作《齐乘》，列记古郡邑城郭之迹，独不著阳都所在，岂以无所考证致然与？按《水经注》：沂水经东安县故城东。又南，桑泉水及巨围、堂阜诸水入之，此即今所谓汶河。又东南，卢川水注之，水出鹿岭山，东南流，左则二川臻凑，右则诸葛泉源澌奔乱流，迳城阳之卢县(故盖县之卢上里也，今卢阳社地是)。沂水又南，迳阳都县故城。县故阳国，齐利其地而迁之者也。沂水又南，与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阴(即今蒙山之地，在卢山正南)，东流，迳阳都县南注沂。今考县里社之名，蒙山以东，葛沟以北，皆县界也。“水出蒙山之阴”，已在蒙山北境，而曰“东迳阳都县南”，则阳都犹在蒙山之北可知也。诸葛孔明，琅琊阳都人。后世求阳都而不得，遂以沂州为孔明故里。然沂州乃临沂，非阳都也!以章怀注证之，则葛沟之间，其即阳都故墟乎？《齐乘》亦称“沂水南迳诸葛城，至沂州城尚远”。而今葛沟在两界之间，且诸葛之名非无因而起也。故知阳都在县境内无疑。
诸葛亮故里--沂南阳都
故城考古研究
徐淑彬
位于山东省沂南县孙家黄疃村北的阳都故城遗址，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诸葛亮的故里。从诞生到离开阳都，诸葛亮在阳都度过了少年时期的13个春秋(王汝涛《诸葛亮故里暨离阳都年代诸异说辨正》(王汝涛《琅琊居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4～111页)。)。《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这一段文献资料，已将诸葛亮的籍贯与家世简要勾画出来。《后汉书》志第二十一也把琅琊与阳都的隶属关系及地理位置交待得清清楚楚：“琅琊国：秦置。建武中省城阳国，以其县属。洛阳东一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万八百四，口五十七万九百六十七。……阳都故属城阳。”
阳都故城遗址旧属沂水县，新建沂南县时划归沂南县。1958年曾一度将其划归临沂县，60年代初又归属沂南县至今。1982年，沂南县人民政府将阳都故城遗址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标保护。80年代末，又推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对阳都故城的考古调查
由于前述的行政区划变动的缘故，近年来许多学者就该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曾提出质疑，认为它可能位于今临沂市或沂水县或沂南县三市、县内。又因为阳都故城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故乡，加之对诸葛亮家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外地学者迫切要求临沂地区文化、文物主管部门通过科学研究手段搞清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
1986年7月上旬，为迎接“山东临沂诸葛亮研究会首届年会”的召开，临沂地区文化局、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考察小组，会同沂南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及文管所，在砖埠乡党委、政府的协助下，共同对阳都故城遗址进行了宏观考察，并在遗址南端的孙家黄疃村从事有关诸葛亮生平事迹的民间传说访问与座谈。为了进一步搞清阳都故城的范围及其主要古文化的遗存时代，同年7月中旬，笔者等对阳都故城及附近地区进行了为期4天的专题考古调查，获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实物考古资料(徐淑彬《山东沂南阳都故城考古调查》(载于《东南文化》1993年1期第166～171页)。)，对故城的文化遗存内涵、古城的范围及沿革有了初步的认识，并据此对阳都故城附近与诸葛亮家族有关问题提出了作者的看法(徐淑彬《从阳都故城考古论证诸葛亮家族的新问题》(载于《成都大学学报》〈社科〉1990年第1期第54～59页)。)。
1、遗址的地理位置与现状
阳都故城遗址地处沂南县城驻地界湖镇南18公里，东汶河与沂河交汇处南2公里的孙家黄疃村与任家庄之间，地理坐标为北纬35°23′，东经118°28′。
遗址坐落在沂河西岸的第一阶地上，东面临河，北、西、南三面是开阔而肥沃的冲积次生平原。故城遗址总的地貌呈凸突缓丘状。东端已被南北向沂河冲蚀掉，南端是孙家黄疃村，北部与任家庄村相接，西北部则与大汪家庄村相邻，西南部与向阳村相望。遗址北端地表现为果园，南端是速生林带。在沂河东岸1公里处有坊前村，村东为南北走向的丘陵，由中生代紫红色基岩构成。在故城西、南方向远处有低山。本文的考古调查，就是在上述范围内展开的。
由于千余年来沂河河道的摆动与改道，致使遗址上覆有一层较厚的粉砂质土，砂的含量较高。在孙家黄疃村东北角沂河西岸可见一南北向的土状断崖，出露有较好的文化剖面，自龙山文化(距今3900～4500年间)以来的各时期文化遗存历历在目，基本上反映出该遗址各历史时期遗存与沿革概况：在断崖近底部，见有少量龙山文化黑陶片，其上的地层中见有西周至汉代的文化遗迹。西周的遗迹主要是灰坑和成层的烧土块等，灰坑中出土有残陶鬲、陶罐、陶豆、蚌刀等，推测这些遗迹是西周时期村落遗址的生活区。除上述龙山文化遗存与西周文化遗存外，阳都故城所见的古文化遗存以汉代为主。汉代文化遗存的形成主要见之于建筑遗迹、墓葬及其文化遗物。
2、阳都故城的范围与建筑遗迹
这次调查仅是地面宏观踏查，没有钻探发掘，仅以所见记之。
在孙家黄疃村北树林靠河的堤坝外侧，见有一段石砌的护坡，时代不明，当地人认为是阳都县的东城墙基。墙基的北段，任家庄村东有一地名叫“城东楼”，可见许多古代人工修理的大石块散落河中。孙家黄疃村西北一农田名曰“城南头”，大汪家庄村南有一地名曰“城西头”。依据当地民间流传的古地名，结合地面散见的汉代文化遗物的分布范围看，汉代阳都县城的城内面积约有8万平方米。
在孙家黄疃村北、任家庄村东的苹果园内，有几个地点见有较集中的、成堆的汉代碎瓦片及残瓦当，估计它是当时城内的主要建筑群之遗迹。笔者观察测量了孙家黄疃村离休干部孙元吉同志历年来收藏的一批瓦当实物，纹饰以卷云纹为主，瓦当的直径在14～17厘米之间，均为汉代遗物。
在任家庄村东南树林里，故城的范围内，有一条东西向人工沟，系任家庄村民任永春等人为证明该地是古城址于1986年夏季而挖。事实上，这条人工沟即是一条具考古意义的探沟。沟内见有石砌房基的一部分，长6.5米，可能是民房墙基。在探沟内挖出的堆积内有许多汉代碎瓦片，据此，可以认定该墙基为汉代建筑遗迹。
除上述汉代遗迹外，还在任家庄东南方向见有明清以来寺庙遗迹及一棵古银杏树，寺庙已荡然无存，仅余几幢清代石碑。孙家黄疃村内，亦有一株古银杏树。
3、阳都故城墓葬遗迹
阳都故城及附近的汉代墓葬，是该遗址可见遗存的主要构成部分。目前发展的墓葬，有三种形式。一是瓮棺墓，二是砖室墓，三是画像石墓。
瓮棺墓地见于孙家黄疃村东北方向沂河西岸边的土状堆积断崖上。在前述的西周文化层之上，见有五个南北排列的瓮棺墓残墓，呈东西向放置，应是儿童墓地。砖室墓在故城内外都有发现，多是单人小墓葬，墓多为东西向，墓砖上常见的花纹以菱形几何纹为主，还有竹节纹、穿壁纹等，是该地区汉代墓砖上常见的纹饰。
汉画像石墓葬，是阳都故城附近的重要遗迹，集中或散见于故城周围。依其保存现状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封土保存较好的墓冢，在故城东北方向沂河东岸庙官庄村以北的四座墓即是；二是封土保存较差露出画像石的残墓，见于孙家黄疃村南、高家黄疃村北池塘边。该墓为砖石结构，墓门上横额已暴露；三是画像石及墓室全部被挖出或经清理的墓，如城北的任家庄、城西的向阳村、城南的双凤庄三座墓即是。多因农田建设或民房建筑由农民挖掉，仅个别残墓由文物部门清理。近年来，共在阳都故城内、外获得画像石11块，计画面15幅。其中的8石9画现存沂南县文物管理所。另3石6画是最近发现于故城遗址及附近的。
1号石(调查时编号，下同)早年出土于阳都故城范围内，现移置在孙家黄疃村诸葛亮故居陈列室内，是一块四面画像石，通高116厘米，宽50厘米，厚24厘米。顶部呈圆弧碑状，中上部有一方廓圆穿，直径16厘米。一面上部为双凤鸟衔联珠图，中部有虎，下部有两匹马；其相邻的左侧边刻有上、下两个人物，右侧为二龙相交图；另一面亦以凤鸟形象为主。
2号石残，见于孙家黄疃村南池塘的东北角，出土时间不详，被村民垒砌在池塘边。长92厘米，宽45厘米，画面内容为车骑出行，中为斧车，导从骑6人。
3号石发现于孙家黄疃村南、高家黄疃村北池塘边。是一座砖石结构的汉代残墓门的上横额，拓片长148厘米，宽33厘米。因长期暴露于地表，画面剥蚀严重，仅见中部有双凤鸟衔联珠图象。
4～6号石系70年代在任家庄村西南角修路时发现。4号石拓片长164厘米，宽39厘米，画面左半边为穿壁纹，右半边为双凤鸟衔联珠图案。5号石纵长142厘米，宽31.5厘米，为车骑出行图，左一人执盾相迎，导从中一人骑马、二人执荷戟步行，右为一轺车，乘二人，右边一人送行。6号石长164厘米，宽37厘米，画面为人兽图。
7～11号石是60年代出土于双凤庄一汉墓中。7号石拓有两画，尺寸一致，长均74厘米，宽21厘米，一面为翼龙，另一面上部有大树，树下一人；下部为玉兔捣药图。8号石画面长18厘米，宽23厘米，有二龙相交。9号石拓片长86厘米，宽19厘米，一翼龙作行走状。10号石拓片长88厘米，宽27厘米，刻二兽食珠图。11号石纵长95厘米，宽30厘米，刻二龙相交图。
上述阳都故城遗址及附近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内容以双凤鸟衔联珠、车骑人物、动物为主。在雕刻技法上，线条以粗壮古拙为主，画像石的制作年代也大致相同，仅双凤庄一地的画像石采用了凹面细线刻法。这些画像石墓多是中、小型墓，都是汉代阳都县的氏族墓地。墓主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太高。但也有例外，2号画像石上的车骑图中，有一斧车，按汉时制度，这应是县令以上高级官吏才能够乘坐的车。这一图像的存在，佐证阳都故城遗址系汉代县城遗址无疑。
4、文化遗物
在阳都故城遗址上发现的文化遗物，其时代包括龙山文化、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但以汉代为主。
龙山文化、西周的遗物除发现在河边断崖外，还在任家庄果园内见有西周陶鬲足；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多为零星发现，计有青铜剑2把、铁2件、陶豆1件、石环刃器等，另有青铜戈、齐刀币等散失。
秦汉时期的文物，几乎遍及遗址的地表。除上述的瓦当、汉砖外，以灰色泥质陶制生活用具多见，尤以盆形器类较多，有鼓腹敛口和斜直壁敞口等几种。盂形器也常见。罐则多出于墓葬。还有一些大型陶制器皿和小型陶制品，前者多见，后者较少。货币方面，仅见“半两”、“五铢”、“大泉五十”、“常平五铢”等。
西晋和东晋时期的遗物发现较少，几近空白。仅在调查中了解到，70年代曾于遗址西南方向不远处发现过一座晋墓，出土有书丹墓志铭砖和几件瓷器。在阳都故城中的一座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也曾出土几件瓷器。唐宋时期的墓葬，也在故城内屡有发现，亦多瓷器皿和一些青铜货币。至于明、清时期，方志已有详细记载，此处从略。
二、讨论与小结
通检了秦汉至魏晋时期的地名，当时只有一个阳都县，其城址应即本文的阳都故城。其地理位置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第36～37页)。)中所标注的方位基本吻合。为了将文献中记载的阳都地理位置同实地考古调查的阳都故城的地理位置及沿革加以对照，列表于注文之后。
通过对阳都故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始，该地就有人类居住，至西周时期，已发展成为阳国。秦汉时期诸多瓦当与画像石的发现，可以断定该遗址即是秦至晋代的阳都县。对阳都遗址埋藏学的研究表明，沂河的改道与泛滥，决定了阳都县城的存在的客观条件。正是由于沂河的影响，在晋代以后冲垮了阳都城，使之黄砂加盖。从此，阳都县不复存在。这大概就是阳都在晋以后不见诸文献的缘故，考古文化的空白也表明这个推断是接近于客观事实的。《十六国春秋》载文曰：“东晋永和九年，段龛据青州，置徐州于阳都。十二年(公元356年)，徐州刺史荀羡攻阳都，克之。”此后，阳都县即废。从这段记载看，阳都县废于公元356年以后，不会晚于南北朝时期。
阳都城破灭后，有关阳都城的考证，见于明代。蒙阴籍学者公鼐以其《阳都辨》详实地对阳都进行了考证，并以自然地理环境为标志，勾画了古时阳都县的版图。清初进士刘绍武也以其《阳都城，发干城》对阳都城的地理位置做了进一步的论证。这些明、清时期的考证，无论是以山为证，还是以水为证，都能够较清晰地勾画出阳都城的地理位置。由于这些考证文章载于旧方志上，今人多不了解，故而出现了近年来关于阳都城地理位置的争议，将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人为复杂化，实属不该。为此，作者在1986年对阳都城遗址考古调查的基础上，综合了前几年的零星研究资料，草成此文，供有关史学界同仁参考。鉴于对阳都故城遗址调查的时间与经费所限，调查的广度与深度都不够，更多的考古发现，还将有赖于今后对阳都城遗址的全面的、科学的考古钻探与发掘。
附记：是次调查得到阳都故城遗址所在地孙家黄疃村两委的鼎力支持，村党支部书记高庚兴同志与离休干部孙元吉同志在后勤与提供考古线索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一并致谢。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地区文物事业管理处)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所注阳国及阳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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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地理坐标 │资料来源 │页码 │建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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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纬 │东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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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35°23′│118°26′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15-16 │阳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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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35°25′│118°30′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20～21│阳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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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35°24′│118°25′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25～26│阳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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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35°24′│118°27′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27～28│阳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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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35°23′│118°27′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36～37│阳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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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35°24′│118°27′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64～65│阳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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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35°24′│118°27′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20～21│阳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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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35°24′│118°27′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57～58│阳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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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都故城遗址实地考古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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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地理坐标 │考古资料 │来源 │沿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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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纬 │东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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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35°23′～24′│118°28′ │陶鬲、豆、罐、石刀、蚌罐│地层灰坑中 │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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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35°23′～24′│118°28′ │陶豆、青铜剑 │地面采集、墓葬出土│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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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35°23′～24′│118°28′ │青铜剑、戈、货币、陶器等│采集与征集 │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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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35°23′～24′│118°28′ │货币、瓦当、部分陶器 │采集与征集 │县城遗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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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35°23′～24′│118°28′ │墓葬、瓦当、货币、陶器等│地层剖面采集 │县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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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35°23′～24′│118°28′ │墓葬、瓦当、货币、陶器等│地层剖面采集 │县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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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 │35°23′～24′│118°28′ │墓葬 │考古调查 │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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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35°23′～24′│118°28′ │瓷器 │出自墓葬中、征集 │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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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35°23′～24′│118°28′ │瓷器、货币 │采集、征集 │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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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35°23′～24′│118°28′ │寺庙、墓葬群、村落 │调查 │两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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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滨阳都起卧龙
王汝涛(王汝涛，临沂师专教授。)
稽古话阳都
登隆山以远望，
轼诸葛之故乡。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探寻“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的遗迹，人们熟悉的是襄樊隆中和成都武侯祠，至于他诞生之地的阳都，则知之不多。除了史传对他的童年事迹记载很少这个原因之外，还由于阳都城自晋以后地理志不见记载，世远迹灭，考证较为困难。但是木本水源，渊源有自。诸葛亮一生事业的奠基，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的形成，实与其故里、家世及幼年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多年来对诸葛亮的研究，这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故本文于此，试作扼要的介绍。
阳都是一座古城邑。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春秋》闵公二年正月“齐人迁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阳，国名，据顾栋高《大事表》：姬姓……《周金文存》卷二59页有鼎铭云：‘叔姬作阳伯旅鼎，永用。’……阳故城在今山东沂水县西南，此盖齐人逼迁其民而取其地。”既然有地下出土文物证明阳为伯国，又是姬姓，可以推断出它立国当在周成王三至五年周公征东夷时。《山东通志·疆域篇》“阳，齐附庸”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伯国，就不可能是附庸国。阳都之名，应是被齐灭掉之后出现的。史载齐有都大夫，可见都是齐的一级地方组织。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阳都，即是原阳国都城所在之地。
阳都古城的位置，《水经注》说得很明白：“沂水经东安县故城东，又南，桑泉水入之……又南，迳阳都县故城东。”又，“铁山在(沂水)县南百二十五里……南为阳都城。”据沂水铁山以定位，古阳都即在今沂南县砖埠乡孙家黄疃村。村临沂河，河岸还有一段长约1500米的古城墙基，村中有汉文化及春秋文化遗存。秦灭齐后，此地可能建置阳都县，因为汉高祖始建国时所封的功臣就有阳都敬侯丁复，他乃是县侯。汉承秦制，西汉、东汉均有阳都县。西汉属城阳国，东汉属琅琊国，晋亦属琅琊国。阳都县撤销大约在东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以后。
诸葛亮是阳都人，有史可证。《三国志》诸葛亮、诸葛瑾二传，都明确地写道“琅琊阳都人也。”但是阳都在今何处，由于其地所属之县有所变迁，说法因而不统一。孙家黄疃旧属沂水县，有些工具书称诸葛亮为今山东沂水人。后设沂南县，当时称他为沂南人。1958年沂南一度撤销，黄疃划入临沂，又称他为临沂人。但今天黄疃又属沂南县，当然应该称他为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了。还有一个说法，说他的故乡是今临沂市城北诸葛城。但诸葛城东汉时属琅琊国临沂县。当时琅琊国的属县既有临沂，又有阳都。诸葛亮既然是阳都县人，就不可能是临沂人。说他的故乡是诸葛城，是附会之谈。
齐鲁文化的熏陶
阳都地处汉代全国农业最发达地区之一的齐国南部。司马迁称齐国“地方两千里，粟如丘山”。阳都腹地有蒙山之阴的膏腴田地，有沂水汶河(桑泉水)灌溉哺育，地灵则人杰，明代公鼐为《沂水县志》作序说：“阳都……英贤辈出，实锺于斯。”这里，他特指诸葛亮的家乡。因为诸葛家族自西汉的诸葛丰直到唐代，历史名人，奕世不绝。这也和地域文化有关。
山东东北部，自齐太公建国到管仲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体系。稷下学者又发扬而光大之，学术思想影响及于后代者，至为深远。稷下学宫，对战国中期各学术流派，采取兼容并包态度，故稷下文化是多元的。当时的百家争鸣即部分地体现在稷下学宫的各家论争驳难之中。齐滨海，与海外交通往还较多，所以齐文化是开放型的。阳国春秋时被齐所灭，此后自然要浸润于齐文化中。阳国又与邻近的鲁国同为姬姓国，鲁文化原是典型的周文化。伯禽初封于曲阜时就曾以3年时间变革当地的东夷风俗，以后笃守周礼，重农业，轻工商，坚持尊尊亲亲的宗法观念，思想比较保守。春秋后期，受孔子思想影响，形成了儒家学派，其仁学礼治，修、齐、治、平思想，从汉武帝以后，影响中国两千余年之久。阳国被灭以前，自然服膺鲁文化，即使被灭以后，齐的国策是“简其礼，从其俗”的，自然仍旧可以保留部分鲁文化并吸收儒家文化。在我国，当两种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时，往往交融者多，排斥者少。阳都正处于齐鲁文化交融之地，它的居民中的有志者，就有条件吸收两种文化的精华，扬弃其糟粕，诸葛亮思想的形成，就得力于这两种文化。
诸葛亮尝“自比于管、乐”。管仲的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都对齐文化的形成作出大的贡献。司马迁评价他的功业，归纳为三句话：“通货积财(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无商不富)，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多重农轻工(手工业)商，而诸葛亮治蜀，重视并扶持蜀锦的生产，蜀锦外销便成为国家收入一大来源。蜀有井盐之利，他设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稗国有”。诸葛亮还重视手工业，曾用于打造军器上。他的文集中就有《作斧教》、《作匕首教》、《作刚铠教》。他本身也善工艺之事，曾损益连弩，作木牛流马。足见他不仅崇敬管仲，还接受了管仲的政治思想。至于乐毅，没有专门著作传世，也许诸葛亮崇敬的是他的功业。但是乐毅的后代有乐臣公，从河上丈人习黄老之学，传之盖公，汉初黄老清静无为之治便出自盖公的建议。诸葛亮那澹泊以明志、定静以致远的思想，实际上渊源于老、庄、宋、尹文。《史记·乐毅列传》说：“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这也可以说明诸葛亮吸收齐文化的又一个方面。
传经世家与独观其大略
诸葛亮受鲁文化亦即汉之儒家思想影响，与东汉治学风气及其家族有关。两汉有累世经学的风气，多发生于五经博士及隐居教授的经师家庭中。一人习经，便传之子孙，成为世学。东汉时，通经为“禄利之路”，在官僚家庭中，影响也很大。诸葛家庭中，亮的远祖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起家，进入仕途。亮父诸葛先为梁父尉，后为泰山郡丞，应是经察举被本郡举荐的，这种人多具备明经行修的资格。亮兄诸葛瑾，曾游洛阳，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诸葛亮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其始业教育，应该是习儒家经典。倘若他6岁启蒙，至13岁随叔父离开家乡，七八年的学习，便能够奠定了治学的基础。他15岁时叔父诸葛玄带他姐弟去荆州依刘表。17岁叔父死，他支撑起姐弟4人的家庭来，不但躬耕自养，还遍交荆襄的老少两代名士和学者。他若没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当地名士是不会纡尊下交的。他的学术基础，是幼年在阳都时受交融的齐鲁的文化影响而奠定的。这一点，历来研究诸葛亮的人都很少涉及到。
诸葛亮的思想中，修身养廉，澹泊宁静是用道家思想。治国理民，则兼用儒法两家思想：综核名实，作《蜀科》，令行禁止，是用法家之长；坚持春秋大一统思想(所以才鞠躬尽瘁地兴复汉室)，用贤，纳谏，养民，对于吴国讲信修睦，又是儒家治国的要务。这种兼容各家思想而采其长的治学方法，是受家乡当时两位知名学者的影响而形成的，那便是郑玄与应劭。郑玄是当时儒学名宿，北海高密人。他治学并不拘守师承家法，而是贯通各家思想。玄本传有这样一段记载：“(袁)绍客多豪俊……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可知他精通百家之学。应劭的《风俗通义》，《四库全书》置于王充《论衡》之后，可知其内容也包容诸家思想。郑玄一度经琅琊避地徐州，其学说自然随之南渐，阳都的儒家世家诸葛氏不能不受其影响。应劭为泰山太守时，诸葛先为梁父尉，后为泰山郡丞，亮随父在任上(因此他爱好梁父县的民歌梁父吟)，亦不能不受应劭思想的影响。
大家熟知的一项资料：诸葛亮在荆州时与石广元等三人共游学，“三人务为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独观其大略”五字常被人轻轻放过，甚至于以为是“不求甚解”的别名。岂不知东汉年间，儒学渐趋走火入魔。一半人搞纬之学，一半人讲求章句。纬无论矣，章句之学乃是对经书繁琐而无用的诠释考证。诸葛亮的观其大略正是不治章句之学，而学习郑玄的删裁繁诬，纵览百家。也因此他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为荆州的学者所重，才二十几岁，便被尊称为卧龙。
正是：
偏向古城寻旧踪，山川秀韵涤心胸。
云霄万古说名相，沂水阳都起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