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以西汉“亲贤臣，远小人”而“兴隆”、后汉“亲小人，远贤臣”而“倾颓”的经验教训开导刘禅，他自己在担任丞相、治理蜀汉过程中，则始终以选贤任能为要务。
蒋琬随刘备入蜀后任广都长，诸葛亮即认识到他的才能，称其为“社稷之器”，因为诸葛亮发现“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作表面文章。建兴元年诸葛亮开府治事，就任蒋琬为东曹掾，并举茂才，为“清重”之选。建兴五年时，诸葛亮北驻汉中，准备北伐，蒋琬以参军身份与丞相府长史张裔主管留府事务，不久代张裔任长史，为北伐部队输送兵力和粮草。诸葛亮经常称赞蒋琬“忠雅”，故密表后主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卒后，蒋琬任尚书令，又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后又开府，加为大司马，主持朝政，处事公允，不受挑拨，故群情安稳。继任者费，也是在其职务较低时即受到诸葛亮赏识器重。诸葛亮南征胜利返回，大臣们远迎数十里，诸葛亮让任黄门侍郎的费与他同车，时人以为荣耀，也知道诸葛亮对费的看重。费多次使吴，受到孙权器重，认为是蜀汉未来的股肱大臣。在诸葛亮北伐时任中护军、司马，较好地调和了魏延、杨仪的激烈冲突，使他们各显所长。蒋琬卒后，费执政，其“当国功名，略与琬比。”刘禅处理国政，都是先派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才予以办理，一如诸葛亮时。蜀汉政权内部长期稳定，是诸葛亮识拔贤才的结果。故宋代大儒吕祖谦说：“即是亮死后，其规模犹足以维持二十年。以刘禅之庸，黑白不分，而蜀不乱，此谁能及？后之为相者身在时尚不能无失，而亮死后犹若此，只缘亮当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后，琬代之；琬之后，董允代之；允之后，费代之；皆是贤者。”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建兴二年，诸葛亮开府，“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劭、巴西马勋为掾，南阳宗预为主簿，皆德举也；秦宓为别驾，犍为五梁为公曹，梓潼杜微为主簿，皆州俊彦也。而江夏费、南郡董允、郭攸之始为侍郎，赞扬日月。”其中千方百计让杜微出仕任职，最受称道。
杜微是著名学者任安的弟子，原在刘璋手下当从事，因为有病辞官。刘备定益州以后，杜微以耳聋为名，闭门不出。诸葛亮闻其名，辟他为主簿，而杜微坚决拒绝。诸葛亮“而致之”，因其称聋就当面写信，希望他出来辅助自己。杜微以老病为借口不愿出仕，诸葛亮又作书回答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杜微终于答应，当了谏议大夫。
诸葛亮针对刘璋时期“文法羁糜，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突出了以法治国。他与李严、伊籍、法正，刘巴诸人一起制订了《汉科》(《汉科》，《三国志·伊籍传》作《蜀科》；亦是因将刘备政权称“蜀”而改。)，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律依据。有了《汉科》，关键在于执行。诸葛亮执法的特点是公正无私，陈寿说他“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即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经常一起谈论，自昼至夜。在第一次北伐时，马谡守街亭被张打得大败，诸葛亮坚决处以极刑。蒋琬认为正是用人之际，不应杀死，诸葛亮指出：孙武制胜天下的原因是用法明。现在刚开始作战，如果废弃了法治，靠什么战胜敌人呢？王平是魏国降将，但在街亭之役中表现很好，诸葛亮就提拔重用。受命与诸葛亮一起辅政的李严，建兴九年为北伐督运。时值夏秋之交霖雨季节，运粮跟不上需要，李严为了达到既掩盖自己没完成运输任务的过失，又诬陷诸葛亮丧失战机不及时进军的目的(李严，建兴八年(230年)改名李平。)，一方面让诸葛亮撤兵，另一方面又造舆论说：军粮很充足，为什么现在就撤兵？同时欺骗皇帝刘禅说：“部队假装撤退，想着诱使敌人出战。”诸葛亮发现了李严的企图，把李严前后写的书信、奏疏都拿出来，李严的错误很清楚，自己也无话可说。诸葛亮就上表后主撤销其职务，流放到梓潼郡。另一位大臣廖立在建兴初年因为嫌官职低乱发牢骚，制造矛盾，亦被流放汶山郡。这两个人，当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病故时，廖立痛哭流涕，李严发病而死。所以樊建说诸葛亮“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并非过份。
与此相关联的是诸葛亮勇于改过，虚心纳谏。第一次北伐失败，他除请求自贬三等外，又把自己的过错向全国宣布，要求大家“勤攻吾之阙”，故“民忘其败”而齐心协力。
第三节 选贤任能以法治国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以西汉“亲贤臣，远小人”而“兴隆”、后汉“亲小人，远贤臣”而“倾颓”的经验教训开导刘禅，他自己在担任丞相、治理蜀汉过程中，则始终以选贤任能为要务。
蒋琬随刘备入蜀后任广都长，诸葛亮即认识到他的才能，称其为“社稷之器”，因为诸葛亮发现“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作表面文章。建兴元年诸葛亮开府治事，就任蒋琬为东曹掾，并举茂才，为“清重”之选。建兴五年时，诸葛亮北驻汉中，准备北伐，蒋琬以参军身份与丞相府长史张裔主管留府事务，不久代张裔任长史，为北伐部队输送兵力和粮草。诸葛亮经常称赞蒋琬“忠雅”，故密表后主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卒后，蒋琬任尚书令，又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后又开府，加为大司马，主持朝政，处事公允，不受挑拨，故群情安稳。继任者费，也是在其职务较低时即受到诸葛亮赏识器重。诸葛亮南征胜利返回，大臣们远迎数十里，诸葛亮让任黄门侍郎的费与他同车，时人以为荣耀，也知道诸葛亮对费的看重。费多次使吴，受到孙权器重，认为是蜀汉未来的股肱大臣。在诸葛亮北伐时任中护军、司马，较好地调和了魏延、杨仪的激烈冲突，使他们各显所长。蒋琬卒后，费执政，其“当国功名，略与琬比。”刘禅处理国政，都是先派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才予以办理，一如诸葛亮时。蜀汉政权内部长期稳定，是诸葛亮识拔贤才的结果。故宋代大儒吕祖谦说：“即是亮死后，其规模犹足以维持二十年。以刘禅之庸，黑白不分，而蜀不乱，此谁能及？后之为相者身在时尚不能无失，而亮死后犹若此，只缘亮当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后，琬代之；琬之后，董允代之；允之后，费代之；皆是贤者。”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建兴二年，诸葛亮开府，“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劭、巴西马勋为掾，南阳宗预为主簿，皆德举也；秦宓为别驾，犍为五梁为公曹，梓潼杜微为主簿，皆州俊彦也。而江夏费、南郡董允、郭攸之始为侍郎，赞扬日月。”其中千方百计让杜微出仕任职，最受称道。
杜微是著名学者任安的弟子，原在刘璋手下当从事，因为有病辞官。刘备定益州以后，杜微以耳聋为名，闭门不出。诸葛亮闻其名，辟他为主簿，而杜微坚决拒绝。诸葛亮“而致之”，因其称聋就当面写信，希望他出来辅助自己。杜微以老病为借口不愿出仕，诸葛亮又作书回答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杜微终于答应，当了谏议大夫。
诸葛亮针对刘璋时期“文法羁糜，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突出了以法治国。他与李严、伊籍、法正，刘巴诸人一起制订了《汉科》(《汉科》，《三国志·伊籍传》作《蜀科》；亦是因将刘备政权称“蜀”而改。)，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律依据。有了《汉科》，关键在于执行。诸葛亮执法的特点是公正无私，陈寿说他“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即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经常一起谈论，自昼至夜。在第一次北伐时，马谡守街亭被张打得大败，诸葛亮坚决处以极刑。蒋琬认为正是用人之际，不应杀死，诸葛亮指出：孙武制胜天下的原因是用法明。现在刚开始作战，如果废弃了法治，靠什么战胜敌人呢？王平是魏国降将，但在街亭之役中表现很好，诸葛亮就提拔重用。受命与诸葛亮一起辅政的李严，建兴九年为北伐督运。时值夏秋之交霖雨季节，运粮跟不上需要，李严为了达到既掩盖自己没完成运输任务的过失，又诬陷诸葛亮丧失战机不及时进军的目的(李严，建兴八年(230年)改名李平。)，一方面让诸葛亮撤兵，另一方面又造舆论说：军粮很充足，为什么现在就撤兵？同时欺骗皇帝刘禅说：“部队假装撤退，想着诱使敌人出战。”诸葛亮发现了李严的企图，把李严前后写的书信、奏疏都拿出来，李严的错误很清楚，自己也无话可说。诸葛亮就上表后主撤销其职务，流放到梓潼郡。另一位大臣廖立在建兴初年因为嫌官职低乱发牢骚，制造矛盾，亦被流放汶山郡。这两个人，当诸葛亮于建兴十二年病故时，廖立痛哭流涕，李严发病而死。所以樊建说诸葛亮“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并非过份。
与此相关联的是诸葛亮勇于改过，虚心纳谏。第一次北伐失败，他除请求自贬三等外，又把自己的过错向全国宣布，要求大家“勤攻吾之阙”，故“民忘其败”而齐心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