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思想家。他生于琅琊阳都仕宦世家，幼承家学，在齐、鲁文化交汇的氛围中受到薰陶。后在隆中隐居求学，广取博采，完全成熟。蜀汉立国后他任丞相，直到234年病故。诸葛亮最杰出的贡献是治国有方。虽僻处一隅，仅有一州之地，但蜀汉是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他以法治国，亲自主持制定《汉科》，以法律为准绳，“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因其“用心平而劝戒明”，故“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去世后“家无余帛，外无赢财”；由于他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始终如一，故蜀汉之吏治很好，弊绝风清。他选拔人才注重德才兼备，不拘一格，如杨洪、何祗，蒋琬、费，都是在实践中考察，破格提拔重用；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先后秉国，皆能参照诸葛亮的方略，遵而不失，故蜀汉国内长期稳定。诸葛亮忠于刘备，事庸主刘禅“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虽然“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但他“专权而不失礼”，故“行君事而国人不疑”，直到蜀汉灭亡，其国君臣之间疑贰、废立、篡弑之事无一发生，皆因诸葛亮做出了榜样。诸葛亮重视农业，兴修水利，架桥修路，实行屯田，故虽自228年至234年七年间五次伐魏，但国力不竭，民不疲困，而是“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诸葛亮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和抚政策”，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并重用其酋长，这是封建社会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最好的政策。
诸葛亮以法治军，制订了许多军令，有“治戎为长”之誉，并作八阵图。诸葛亮在北伐曹魏的战争中没有多大进展，除了主、客观因素之外，便是历史的规定性，也就是三国鼎立的均衡条件所决定的。因为在这个阶段之内(初、中期)，谁都不可能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即使国势最强之曹魏，其对孙吴、对蜀汉亦是如此。对诸葛亮没有完成统一大业而简单地表示遗憾固然没有必要，以伐魏夺取地盘多寡作为衡量诸葛亮军事才能高低的基本尺度，亦不符合三国诸葛亮时期的实际。他以小国之师对强大敌国取攻势，屡有斩获，甚至他的敌手司马懿被讥为“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则称其为“天下奇才”，故诸葛亮作为军事家的地位亦不可低估。
诸葛亮的思想，是以儒家为基础，法家为辅，并吸收了道家的某些有益成份。他的言、教、书、奏虽散佚不全，但就其现存《论诸子》、《论让夺》、《论光武》及《出师表》、《自贬疏》、《绝盟好议》与大量令、教来看，他能融汇诸家，联系实际，与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耳”是一脉相承的。程、朱理学或称其“王佐”，或讥其“驳杂”，盖源于此。清朝孔子庙中有诸葛亮“配享”的位置，正是突出了他儒家思想的方面。
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曹魏大臣刘晔、贾诩即赞其“善治国”、“明于治而为之相”；自晋以降，称颂不绝。隋代大儒王通谓“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可兴”；宋人戴少望谓诸葛亮德、才、节三者皆全；清帝玄烨认为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人臣者，唯诸葛亮一人而已”；清帝弘历则曰“端推诸葛是全人”。诗人们自唐之李白、杜甫始，赞咏不绝；人民群众或用故事、或用传说将其神化；艺术家们则用小说、戏剧塑造出一个个源于历史又有别于历史的诸葛亮艺术形象，使之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而随着《三国志》、《三国志演义》的流传海外，诸葛亮形象在日本、东南亚诸国，亦广为人知。“诸葛大名垂宇宙”，诚非虚论。
由于历史的制约，作为封建时代“千古一相”的诸葛亮，自有他本身的局限性。但他的形象中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份，是古代优秀文化的精华，经过改造吸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有裨益。
第三十四篇 诸葛亮
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思想家。他生于琅琊阳都仕宦世家，幼承家学，在齐、鲁文化交汇的氛围中受到薰陶。后在隆中隐居求学，广取博采，完全成熟。蜀汉立国后他任丞相，直到234年病故。诸葛亮最杰出的贡献是治国有方。虽僻处一隅，仅有一州之地，但蜀汉是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他以法治国，亲自主持制定《汉科》，以法律为准绳，“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因其“用心平而劝戒明”，故“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去世后“家无余帛，外无赢财”；由于他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始终如一，故蜀汉之吏治很好，弊绝风清。他选拔人才注重德才兼备，不拘一格，如杨洪、何祗，蒋琬、费，都是在实践中考察，破格提拔重用；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先后秉国，皆能参照诸葛亮的方略，遵而不失，故蜀汉国内长期稳定。诸葛亮忠于刘备，事庸主刘禅“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虽然“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但他“专权而不失礼”，故“行君事而国人不疑”，直到蜀汉灭亡，其国君臣之间疑贰、废立、篡弑之事无一发生，皆因诸葛亮做出了榜样。诸葛亮重视农业，兴修水利，架桥修路，实行屯田，故虽自228年至234年七年间五次伐魏，但国力不竭，民不疲困，而是“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诸葛亮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和抚政策”，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并重用其酋长，这是封建社会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最好的政策。
诸葛亮以法治军，制订了许多军令，有“治戎为长”之誉，并作八阵图。诸葛亮在北伐曹魏的战争中没有多大进展，除了主、客观因素之外，便是历史的规定性，也就是三国鼎立的均衡条件所决定的。因为在这个阶段之内(初、中期)，谁都不可能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即使国势最强之曹魏，其对孙吴、对蜀汉亦是如此。对诸葛亮没有完成统一大业而简单地表示遗憾固然没有必要，以伐魏夺取地盘多寡作为衡量诸葛亮军事才能高低的基本尺度，亦不符合三国诸葛亮时期的实际。他以小国之师对强大敌国取攻势，屡有斩获，甚至他的敌手司马懿被讥为“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则称其为“天下奇才”，故诸葛亮作为军事家的地位亦不可低估。
诸葛亮的思想，是以儒家为基础，法家为辅，并吸收了道家的某些有益成份。他的言、教、书、奏虽散佚不全，但就其现存《论诸子》、《论让夺》、《论光武》及《出师表》、《自贬疏》、《绝盟好议》与大量令、教来看，他能融汇诸家，联系实际，与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耳”是一脉相承的。程、朱理学或称其“王佐”，或讥其“驳杂”，盖源于此。清朝孔子庙中有诸葛亮“配享”的位置，正是突出了他儒家思想的方面。
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曹魏大臣刘晔、贾诩即赞其“善治国”、“明于治而为之相”；自晋以降，称颂不绝。隋代大儒王通谓“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可兴”；宋人戴少望谓诸葛亮德、才、节三者皆全；清帝玄烨认为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人臣者，唯诸葛亮一人而已”；清帝弘历则曰“端推诸葛是全人”。诗人们自唐之李白、杜甫始，赞咏不绝；人民群众或用故事、或用传说将其神化；艺术家们则用小说、戏剧塑造出一个个源于历史又有别于历史的诸葛亮艺术形象，使之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而随着《三国志》、《三国志演义》的流传海外，诸葛亮形象在日本、东南亚诸国，亦广为人知。“诸葛大名垂宇宙”，诚非虚论。
由于历史的制约，作为封建时代“千古一相”的诸葛亮，自有他本身的局限性。但他的形象中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成份，是古代优秀文化的精华，经过改造吸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