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县幅军反清斗争
幅军为清咸丰、同治年间活动于苏鲁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主要成分是运河沿岸的漕运船夫和贫苦农民。早在康熙年间，鲁南苏北一带的漕运船夫即以“匹布分幅帕头”组织秘密团体，称为幅党。太平军占领南京并开始北伐，各地幅党群起响应，举行武装起义，与清朝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称为幅军。
1853年（咸丰三年）7月，费县有陈更池、薛得志、王升、阎三虎等在仲村、仙姑庙一带（今属平邑县）结幅起义，活动范围扩展到新泰、蒙阴、沂水、博山等地。
1856年（咸丰六年），幅军贾玖、李希梦、翟三秃、马汶标、梁光松、杨拴、冯科方、苏大枿、周克志、周韭等部在费县柏林、关阳司、梁邱、石井、高桥一带活动。1860年（咸丰十年）起，县内复有万甲申、赵二麻在新庄一带山区结幅起义。
1861年（咸丰十一年），安徽捻军进入苏北鲁南地区，费县境内幅军和农民群众借其势，各据村寨，“巾额蓄发”，树旗反清。当时活跃在县境东南部与今临沂市交界处的有朱保村李八、仲村张太基、耿家埠李宗棠、毛家河刘淑愈（清进士）。万家庄青年雇农孙化祥、孙化清兄弟聚众起义，占据旺山。李宗棠、刘淑愈两部与其汇合后，势力迅速扩大。孙化祥将总部设在岐山，分兵驻守旺山、武德、棠林、马庄，并与宋三冈、宋斌等部幅军联合，拥兵数万人，成为费县和临沂边界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县境西部有来自曹州的长枪会、峄县幅军共数千人。蒙山前仲村、柏林、资邱（今均属平邑县）、上冶、薛庄、方城、诸满等集镇的地主团练受到很大威胁。县城南6公里利尖崮为幅军张九仔部夺取，据守达半年之久。大平邑集（今平邑县治所）南不足10里的南泉，为幅军程四虎、岳相林部占据，坚守4个月。
费县境内外各部幅军，有的互有联络，互相应援。如1857年（咸丰七年），邳州幅军马汶标部进入费县，与当地阎三虎部联合，在石井、高桥一带活动，打开梁邱圩寨后进入蒙山，转趋沂水。孙化祥部联合宋三冈、宋斌部，同赴淄川援助刘德培，并向西与白莲教军取得联系。同时，驻范家崮幅军亦进入邹、滕，支援白莲教军。两支队伍分别称为东营、西营。
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起义军之间的互相配合下，从1853年（咸丰三年）到1863年（同治二年）的10年间，幅军反清斗争连年不断。据旧《费县志》记载，这期间较大规模的战斗有：1857年（咸丰七年）马汶标、李廷中、阎三虎部攻克梁邱圩，俘练长宋德升；1859年（咸丰九年）6月，幅军翟三秃部在周韭部的接应下攻克平邑集，捣毁巡检署，俘获巡检黄嵩年，乘胜挥师东进，直逼县城；1860年（咸丰十年），新起幅军万甲申、赵二麻部在新庄伏击清兵，歼200余人，千总王寿椿、外委段继先被击毙；1861年（咸丰十一年）2月，自号九山王的幅军首领周韭，率军2000攻打东 圩；3月，幅军牛闺女部万余人，攻破费县西南要隘关阳司，歼练长、候补训导李默及其侄李启哲、李启豫等以下230余人；4月，幅军在迎击地方（今属平邑县）团练战斗中，团总朱兴邦、朱汝舫先后被击毙，费县西乡各地团练纷纷瓦解，圩寨皆为幅军占领；5月，李宗棠、李八、张太基进攻北城子圩，将增援的王肇鼎击毙，李部乘胜围攻东 圩，激战3昼夜；6月，东 团练王殿麟调集祊河以北各民团围攻旺山幅军，被幅军击退，死伤近百人。幅军孙化祥即转守为攻，将东 团团围住，火器猛烈，钲鼓震天，持续8昼夜；8月，幅军孙葆贞部万余人围攻设有坚固工事的东崮圩，另部幅军攻克仲村圩；12月，贾二率幅军数万，两次攻打天宝山，皆给团练以重大杀伤；1862年（同治元年），曹州长枪会王广继部自梁邱、关阳司一带北上至平邑集东三岔河，与清总兵绪伦部相遇，激战竟日，全歼绪伦步兵1000多人，绪伦被击毙；3月，水寨幅军程四虎部乘夜攻入南泉圩，坚守3个月；7月，捻军一部攻打聂家庄圩，反复攻击7昼夜；10月，孙化祥北援淄川刘德培，获大胜；11月凯旋，乘胜夜袭东 圩，幅军200余人踏云梯突进圩内，直至王殿麟内宅，因防守严密，旋即撤出；1863年2月，岐山幅军破南尹寨，复遭敌包围，幅军坚守9昼夜，后在援军配合下，冲出重围。
费县和鲁南地区的幅军斗争，从一开始就遭到清兵和地方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从1853年到1863年，11任知县和以东 王殿麟为首的各大地主团练无不全力以赴配合官兵对幅军进“剿”。1863年（同治二年）春，漕运总督吴棠奉清政府命令，派总兵黄国瑞率2000人东来助“剿”，攻破长城圩。当时幅军内部分化，互相残杀，首领宋三冈、宋斌降清，陈国瑞用为向导，进攻驻中村的岐山幅军首领孙化祥部。复分兵攻破孙化祥部根据地岐山。孙化祥、李宗棠遇害。至此，历时10年的费县幅军反清斗争告终。
清廷优恤左宝贵
1894年9月15日，清将左宝贵在平壤同日本侵略军作战时壮烈殉国。
9月23日，清廷降旨：左宝贵按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入祀昭忠祠，战迹及死事情形，付国史馆立传，准于立功省分建立专祠。10月7日，慈禧再降谕旨：“左宝贵之子左国楫、左国栋、左国樟著俟及岁时带领引见。”次年1月13日，清廷批准左宝贵“从优加赠太子太保衔，并给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其长子左国楫荫袭骑都尉，次子左国栋袭云骑尉。封左宝贵曾祖父左天增、祖父左凤友、父左士荣为振威将军”， 封左宝贵叔父左士宏为“建威将军”。给恤银八百两、致祭银二十五两、全葬银五百两、碑价银三百五十两。17日，皇帝赐谥“忠壮”，并作《御制祭文》、《御制碑文》，由山东巡抚李秉衡率司、道、府、厅、县各官亲往读文致祭。清政府在其故里地方村西修建左宝贵衣冠冢一座，在费县城建“宫保第”一处，并立碑纪念。
左宝贵，字冠廷，回族，原费县地方村（今属平邑）人。1837年10月出生于农民家庭。1858年应募从军，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累任千总、都司、游击、参将，1875年，晋升记名提督，1889年调任广东高州镇总兵，长期驻奉天（今辽宁沈阳市），任总兵时回家省亲，在村外就下马徒步入村，村邻老人喊他“左大人”、“左老爷”，他忙制止说：“在家是乡邻，老人面前我是小辈，我的小名叫盒，还是叫我左盒吧！”回乡时在县城东建宅一处，叫“左家王庄”，在县城里建公馆一处。捐资助修地方、梁邱清真寺。
左宝贵驻军奉天时，帮助地方筑堤坝、疏河道，捐助受灾民众，设栖流所，建育婴堂，办牛痘局、字纸局、同善堂。又在营口海神庙、沈阳练军公所、南北寺等地，设立义学数处，空闲时，亲临学校，对学生考课，以促勤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集左宝贵等各路大军增援朝鲜，反击日本侵略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不听左宝贵劝告，致使清军坐失良机，平壤城被日军重重包围。9月12目，叶志超召集众将，提出弃城逃跑的主张，左宝贵拍案而起，气愤地说：“谁怕死自己走，我誓与城共存亡！”并当即把企图逃跑的士兵斩首示众。
左宝贵率部守城东北和北面的牡丹台、玄武门一线。14日，日军第五师团的朔宁支队和第三师团的元山支队会合进攻城北门，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左宝贵站在城上镇静自若，亲自指挥还击。自晨至午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打死日军无数。下午，日军大批援军赶到，猛轰牡丹台。危急之际，他向叶志超求援，被叶拒绝后，慷慨激昂地说：“大敌当前，应同仇敌忾，宝贵食君禄、尽君事，誓与日军决一死战。”由于寡不敌众，牡丹台失守，形势十分危急，他抱着誓与平壤城共存亡的决心，立于城头，激励官兵奋勇杀敌。部将见他处境危险，强挽下城，但他奋不顾身，复立城头。这时炮手牺牲，他亲燃大炮，连射炮弹30发。突然，一弹片穿入他的右胁，立时鲜血染红战袍，他依然屹立城头，继续督战。又飞来一枪弹穿入胸部、一弹中喉部，伤重倒地，壮烈殉国。
费县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费县早在1894年就有德国传教士柏德禄前来传教。1896年后，又有华德胜等10几名教士先后到费县。他们在县城设总教堂，开办慈善医院，设小学班；在探沂、白埠等34个村建立分教堂，教徒最多时达1500余人。华德胜等人打着传教的幌子，侵占土地，包揽词讼，纵容包庇教民为非作歹。而清朝地方官吏仰洋人鼻息，一味偏袒教民，造成了广大人民同教士、教徒之间、同清朝地方官吏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费县人民和山东一些地区一样，自发地进行了反洋教斗争。1900年7月，棠村（今属苍山县）的张凤起、王意、朱凤志和小朱保村（今属临沂市）的王景善（绰号小阎王）、王景周等，约集多人先后于9日（农历六月十三日）和11日（农历六月十五日）夜，拆毁棠、探沂、甘林庄、升平庄4处教堂，共拆毁瓦房、草房27间。愤怒的人群将室内桌椅等尽行拆毁，打伤谢经纶、蒋凤林、谢见章等3名教徒，抢走教徒家中什物，并强迫他们脱教。同时，其它各处教堂也受到威胁，朝不保夕。费县知县惊慌失措，一面飞报沂州府，一面“督勇四乡巡查弹压”，先后抓捕了张景春、刘玉、李良、黄有等10几人。经1个多月的时间，才将这场反洋教斗争镇压下去。费县知县为此受到处分。
1909年（宣统元年），白埠村民孙守约因不堪浑号叫“二鬼子”的孙隆典（华德胜的忠实信徒）的欺凌，串连农民痛打了他，砍伐了孙隆典家的林木。为此，县衙派人将孙守约逮捕，在行经村南时被村民抢回。由于华德胜的干预，孙守约二次被捕，不久病死。孙守约之死激起了广大村民对洋教的愤恨，1909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九日），村民孙隆三聚众四五百人，在白埠集场用匕首将孙隆典杀死，火烧了白埠教堂，砸了天主教集资开办的“三义荣”布店，抢了店子村几家教会办的店铺。这次斗争大灭了洋教的威风，附近村民无人再加入洋教，教徒也不敢胡作非为。
费县农民运动
1928年秋，本县知识分子王兰斋、杨占升、巩鲁瞻、邢华肖、陈子齐等，参加了驻临沂西北军第十军政治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翌年春，他们回县筹建农民协会。
1929年2月，中共沂水县委负责人张希周与中共党员袁时若、李天钧等人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分来费县领导农民运动。3月，张希周主持成立了费县农民协会，律师唐绍典任常务委员，杨占升任组织委员，陈子齐任宣传委员，邢华肖任民政委员，王兰斋任内务委员。同年春，费县南部和临沂西部地区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执委宋慎之的直接领导下，组建漫子区农民协会，信行庄人李绍九任主任委员。
农民协会建立后，创办刊物，培训骨干。协会成员深入农村，广泛宣传，发动雇农、贫农建立区、乡、村农民协会。最早组建的天宝山区农民协会，由廉培信任主任委员，孙秉恕、朱开方任副主任委员。嗣后，康太庄、关阳司、徕庄铺、朱田、南石沟相继组建了区乡两级农民协会。仅两个月时间，组建了康太庄、北小山、徕庄铺、由吾、地方、校场、崮子、张家南尹、黄汪头等几十个基层农民协会，全县有会员5000多人。
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抗捐抗税，揭发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的罪行，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王兰斋、杨占升、李天钧等亲临康太庄区农民协会驻地，召开“抗三捐”誓师大会，同地主劣绅公开斗争。农民运动触及了地主劣绅的利益，他们恨之入骨，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1929年6月，反动地主王昭曾在其舅父李琢的唆使下，率领团丁40多人闯入康太庄区农民协会驻地，破坏了农协机关，殴打农协会员。他们的不法行为，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义愤，各区乡农民协会纷纷组织起来声讨王昭曾，几千名农协会员将王昭曾押至县城游街，要求国民党县政府严办凶手和肇事者。县政府无奈，只好关押了王昭曾。
漫子区农民协会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在附近10几个村庄发展会员。在李绍九组织下，区农协会员向费县二区新庄乡乡长王全德进行说理斗争，逼令其将贪污的公款全部退赔，接着又赶跑了乱收捐税的向城税务所所长。
农民协会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29年7月，国民党进行“清党”，解散各级农民协会。山东省高等法院通缉以张希周为首的费县农协领导人，李天钧、杨占升被捕入狱。各级农民协会被查封，农民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镇压。
巨匪刘桂堂在费县一带的罪行
刘桂堂字兴田，绰号刘黑七，原费县南锅泉村人，生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是鲁中南一带势力最强、为害最大的土匪头子。从1915年开始“闯马子”至1943年被击毙，这期间他利用军阀混战的政治局面，依靠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跟地主恶霸互相勾结，势力几经起伏。先后投靠过蒋介石、张宗昌、韩复榘、阎锡山、汤玉麟、冯玉祥、张学良等，数度投降日本侵略军，头衔由“大杆子头”到国民党军旅长、师长、军长，再到伪“师长”、伪“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匪众由几十人发展到万余人，最多时达3万余人。流窜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河北、天津、山西、吉林、辽宁、绥远、热河、察哈尔等10几个省市。奸淫掳掠、烧杀抢劫，手段极端残忍，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29年间刘匪屠杀百姓不下2万人，沂蒙山区受害尤为惨重。
（一）
刘匪“拉杆子”以后，最初主要活动在费县一带，由拦路抢劫过往行人的财物，逐渐发展到抢庙会、抢集市，再进一步发展到绑票勒赎，对绑来的“肉票”，如不按期赎回，轻则割耳、剜眼，重则“撕票”（杀死）。随着匪众的增多，又公开到各村抢劫 ，每到一村，刘匪就怂恿部下：“进去以后，看不见的不拿，磨盘碾砣拿不动的不拿，粪便不拿，抢妻夺财随你自便”。蒙山以南、抱犊崮以北的大部分村庄都曾遭到刘匪的抢劫。1924年12月、1925年5月、1928年7月，刘匪三次抢劫费县城，绑架商人许学坤等多人。被国民党军收编后，刘匪又不断向百姓抽丁、摊派粮款，公开叫嚣：“锅底下不结蜘蛛网，就得交钱拿给养。”仅1928年3月29日一天，就向大泗彦村摊派煎饼50公斤、馒头100公斤、生猪10头，银元100枚；1939年秋，即向西皋村抽丁5次；1942年6月，在小崮子、南阳一带，刘匪逼令群众每亩交小麦10公斤，同时强行低价收购金银花，由每市斤10几元降为3元，挨家搜索，拒卖者即行没收。
（二）
对敢于和土匪对抗的村庄，刘匪采用血腥屠杀的办法，进行疯狂报复，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1926年1月23日，刘匪血洗白马峪村，杀死村民393人，有11户被杀绝，152人被绑架，财物被抢劫一空。
1926年8月5日，刘匪制造辉村惨案，村民被惨杀30余人，被绑架91人，多数人家倾家荡产。
1927年2月10日，南孝义村围子被刘匪攻破，村民死346人，15名姑娘被掳去，有41户杀绝，全村化为灰烬。
1928年1月31日，刘匪攻进白埠村，杀死村民57人，抢走妇女13人，掠去大牲畜300余头，大火燃烧5昼夜，全村一片火海。
1928年3月29日，刘匪血洗大泗彦村，杀947人，全村只剩78人。
1925～1928年，蒙山前数百里内被刘匪抢劫的村庄有1000多个，烧毁房屋20多万间，被害群众1.2万余人，一度成为无人区。
（三）
1939年春，刘匪自胶东返回费县后，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不下数百次，凡有抗日嫌疑者，一律逮捕，即行活埋或枪杀，对费县人民再次犯下滔天罪行。
1939年初夏，刘匪返回南锅泉村老家，赶走了17户居民，强占民田40余亩，抓捕附近村民2000余人营建住房、修筑工事。
1939年秋，刘匪勾结日军对大平安庄进行残酷“扫荡”，杀害群众43人，烧毁房屋260余间。
时隔不久，刘匪又配合日军围攻马家峪村，杀死7人，奸淫妇女110多人，绑架360人，放火烧毁房屋1200余间。
1939年11月上旬，刘匪突袭驻柘沟的中共费县县委机关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津浦支队三团团部，扣押了团长续志先，抢去步枪200多支、轻机枪3挺，一手制造了“柘沟事件”。
1940年3月下旬，刘匪在南孝义村东一次活埋群众70余人，在大井村活埋78人。
1940年冬，刘匪配合日军“扫荡”费南古路沟、车庄等50余村，造成百里大火。
1941年5月，刘匪配合泉上据点的伪军，攻打上冶区抗日人民政府，区中队战士和抗日干部50余人遇难。
1943年7月17日，刘匪突袭费南县二区毛家河、南马庄一带，许多村庄变成废墟。黄汪头、涝洼地等村4名群众被活埋。
1939～1943年，刘匪在费南、费北一带共烧杀抢掠30多个村庄，烧毁房屋3万余间，杀死无辜群众4000余人。
（四）
在充当汉奸的同时，刘桂堂还与入鲁的国民党军九十二军一四二师保持联系。
1943年7月上旬，刘匪配合一四二师向费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中旬，一四二师和刘匪占领大井、小井、锅泉一带，并进而在流峪、桃园一带大肆烧杀抢掠。
1943年8月13日，刘匪又配合一四二师向天宝山区进攻，企图占领沂蒙山区，在抗日军民的阻击下，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刘匪率残部窜至柱子一带，继续袭扰抗日根据地。
1943年11月15日，刘桂堂匪部在柱子被八路军一举全歼，刘被击毙。当刘匪的尸体被抬着游街时，愤怒的群众要用剪刀割、拳头打、石头砸，刘桂堂就这样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党在费县师范讲习所的活动
1932年春，由原费县教育局长聂怀璐等倡导创办的费县初级师范学校，改为费县师范讲习所，商景修任校长。校址初设费县城奎星阁东院，1933年迁驻西关奶奶庙。讲习所是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学制二年，每年招收一个班。1～3届毕业生由县教育局统一分配到城镇或乡村任小学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停办。
师范讲习所是费县早期党的活动基地之一。建校初期，中共党员刘夫平受中共鲁南第一支部派遣，到校任语文教员。他通过教学，向学生秘密进行马列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先后发展商心如、刘冠勋、李伯瑾、商天一等为中共党员。在党员的秘密教育和影响下，广大学生开展了争民主、争自由、要求改变现状的斗争，先后将反动校长桑仁发、朱馨斋（国民党政客）轰走。
1936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林浩来师范讲习所任国文教员。他自编教材，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把大多数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发展王宗一、李祖恩、崔晓东、李堂彬等为中共党员，并于11月建立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西安事变后，中共费县工委以中共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骨干，组织讲习所学生成立读书会、歌咏团、化装演讲团、教师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要求言论自由。
1937年1月，林浩回济南，省委特派员安波（当时化名刘士明）来师范讲习所任教，协助费县工委开展工作。安波擅长文学艺术，他通过教唱救亡歌曲，组织演出抗日救亡话剧，鼓舞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
“七七”事变后，讲习所学生要求走出校门抗日。国民党费县当局对学生的正义行动实行武装弹压，并扬言要在师范讲习所内搜捕共产党。为了保存党的力量，费县工委停止了在师范讲习所的活动。工委负责人、部分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先后投笔从戎，奔向抗日前线。1937年冬费县师范讲习所停办。
费城起义
1933年苍山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临郯县委委员马叙卿和党的骨干刘夫平通过费县党组织介绍，在城北荣和庄朱志诚家中隐蔽。经过教育和考察，他们介绍朱志诚入党。朱志诚早在1929年即是农民协会积极分子，曾任费县上冶乡乡长，1936年8月被国民党县长陆鼎吉撤职。“七七”事变后，马叙卿、朱志诚秘密组织武装，准备在蒙山建立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7日，他们召集各区负责人在朱志诚家中开会，宣布成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师，下设3个旅，1个宣传队。朱志诚任师长，马叙卿任政治委员，张俊沂任军事顾问。会后一面继续扩充人员、武器，一面联合各乡长、村长，到县政府请愿，请陆鼎吉出任总指挥，联合抗日。陆鼎吉对他们严行斥责，声称：“谁再狂言抗日，以汉奸论处！”于是，朱志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11月10日费城逢大集，各路暴动人员潜入费城。朱志诚率领部分人员冲进县政府，捉住陆鼎吉，要他出任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将本年度所收捐税充作抗日经费。陆鼎吉支吾其词，后伺机逃至县警备队部，电告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张里元立即派保安第二团团长郝云溪率一个营乘车赶来镇压；费县警备大队也从温水火速返回费城。下午四时半，将费城包围，夜间发生激战，起义人员牺牲9人、伤13人。朱志诚右腿负伤。他率50余人从城西北角突围，撤到蒙山，分散隐蔽，并确定于11月22日再次发动起义。
11月11日，陆鼎吉组织武装人员在城内外搜捕起义人员，200多人被捕，因坏人告密，朱志诚在薛庄乡姚家庄被杀害。陆鼎吉下令悬首城东门“示众”。同时有47名起义人员遇害。
东流抗日自卫战
1939年1月10日，驻临沂日军一部200余人，沿临滕大路西侵。当行至本县新庄乡东流村时，遭该村村民迎头痛击。
东流村是一个拥有500多户居民的村子，紧扼临滕大道，筑有南北两座围子，并有炮楼等防御设施，素有“金东流”之称。这天上午9时许，守围村民发现日军由东而来，即用排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日军立即将村子包围，在机枪和钢炮的掩护下，发起疯狂进攻。村民闻警，立即组织起来，青壮年守卫炮楼、围墙，老弱者碾土药、砸铁砂子。全村同仇敌忾与日军进行激战。年过七旬的村长孙义山、副村长沈志安，拄着拐棍巡视四门，鼓励大家勇敢作战。窦家村前来打大刀的铁匠窦氏父子也停炉参战。战斗首先在南门和东门展开，守南门的沈文胜、季现得等7人用3尊土炮轰击敌人，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日军一指挥官被当场打死。东门的战斗更激烈，孙义山、吴宝贵等人先后牺牲，原有4尊土炮均已震裂，村民仍坚守着阵地，打得敌人不敢近前，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
下午2时许，南围的炮楼、围墙大部倒塌，土炮震裂，村民牺牲多人。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大部村民撤出南围，部分村民退守北围。这时日军集中炮火向北围轰击，炮楼、围墙多处倒塌。敌人冲进村内，一场激烈的肉搏战逐街逐巷展开，孙义时手持铡刀守在断墙后，把冲在最前面的一名日军劈成两半；吴相勇怀抱七八颗土制手雷，连续炸死炸伤敌人；吴广营受伤仆地，仍骂不绝口，临死还用石头投击敌人；吴恩堂等手持大刀，先后隐身巷口、门后砍杀敌人，直至牺牲。两小时后，村民在敌人火力的逼迫下退到西门里几条小巷和家院里，突围不成，惨遭日军机枪扫射，隐蔽在房子里的村民也全被烧死。窦氏父子被日军用铁丝穿在一起，绑在树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这次战斗，村民共打死日军75人，村民牺牲73人。第二天，这股西侵的日军会合芦山方面的日军折回临沂。
管流庄惨案
1939年12月26日，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为发动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开创鲁南山区抗日新局面，在管流庄（今属南新庄乡）召开费县二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特邀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和二区区长高士昌及各界代表出席大会。
李长胜是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的外甥，属国民党顽固派。他消极抗日，对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行动恨之入骨。这天中午时分，李长胜率县保安团来到官流庄。他命令县保安团在村东南岭架起机枪，然后秘密包围会场。大会开始后，李长胜强令到会的农民抗日自卫团和其它村的群众将枪支架在一边听训。农民抗日自卫团见李长胜面带怒容，会场周围又站满保安队员，觉得气氛不对，迟迟不肯放下枪，有的群众借故离开会场。李长胜见状，便大叫大嚷，威胁诱骗群众把枪架在一边。这时，他后退五步，对大家说：“我是费县县长，是五十七军派来的，是你们的父母官。你们要造反吗？为什么来包围我？”到会群众听后，感到十分惊愕，这时李长胜的保安团员乘机把架起的枪支收去，接着四面响起枪声，保安团架在东南岭上的机枪猛烈地向会场扫射起来，会场顿时大乱。保安团员趁机冲进会场，乱抢乱抓。手无寸铁的群众四散奔逃，6名群众当场被枪杀，20多人受伤，300多支枪被抢去。八路军一一五师民运干部何波、齐思文等被捕。
惨案发生后，边联区60万民众义愤填膺，纷纷集会请愿，并通电全国，揭发控诉李长胜杀害抗日群众的血腥罪行；同时成立了管流庄惨案后援会，要求国民党军政当局严惩杀人凶手，但由于国民党五十七军的庇护，李长胜竟逍遥法外。
1940年1月29日，费县抗日军民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声援下，调集24个农民抗日自卫团3000余人，分5路包围了国民党县政府盘踞的东崮口村。李长胜率残部仓皇逃离费县境。全国解放后，李长胜被人民政府缉拿归案，执行枪决。
马口事件
马口村，1941年属于费南县由吾区由吾乡，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皖南事变”后，盘踞在鲁南地区的国民党五十一军配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经常窜入根据地要给养，制造事端，与区乡武装多次发生冲突，蓄意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口事件”。
1941年5月7日，中共费南县委宣传部长张志让在马口村召开朱田、梁邱、由吾3个区的武装人员会议，酝酿成立独立营，进一步扩大抗日力量。与会人员近200人。当夜，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个营纠集地方顽固势力李以锦、滕冠廷部约1000人，对驻马口村的区乡武装部队和工作人员进行偷袭。他们抢占有利地形，从东、西、南三面向村内发起猛烈攻击。费南县由吾区区长朱式范、区指导员尹俊率部奋起抵抗。由于敌强我弱、弹药不足，于8日拂晓村子被攻破。除区长朱式范及少数武装人员突围外，多数指战员伤亡或被俘。张志让及区中队长续和武等30多人壮烈牺牲，由吾乡乡长史安林、朱田乡乡长陈士珍等10多人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费县一带的主要活动
1939年初，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挺进山东。5月，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津浦支队等共2000余人组成东进支队，在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下，越过津浦铁路东进，27日进驻蒙山南麓费县马家峪一带；6月底转移费西天宝山区；9月1日抵达费南抱犊崮山区大炉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9年6月，师部驻马家峪时，部队在仲村以北、白马关以西一带活动，协助中共山东分局组建中共尼山特委（对外称尼山工作团）。主力南下天宝山区以后，留师部民运队等单位随七团到蒙山前十八村、上冶一带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村农救会、青救会、自卫团、儿童团等；同时连续打了仲村等几个反动地主的土围子，解散了反动会道门，赶走了国民党顽固派县长徐绍业；把各区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津浦支队第三团，逐步开创了蒙山抗日根据地。
师部驻大炉一带时，罗荣桓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提出创建抱犊崮山区革命根据地的口号；在消灭了杜若堂等地方顽固势力之后，派出大批政工干部帮助地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成立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师政治部民运部长潘振武兼任副主任。
1940年2月，在大夫宁村召开费县各界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议会，各区乡也普遍成立民主政权。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多次举办地方干部培训班，支援根据地建设。
1940年6月，费县西部划分为费南、费北两个县，师政治部民运部干部邸励、孙恕之、何波等留费南县工作，7月，师民运部与鲁南区党委、费南县委抽调350余名干部组成7个工作队分赴由吾、天宝山等工作区开展抗日工作。
8月，师部驻时家村，帮助改组费北县委。师政治部民运部长李竹如亲自带队开展群众工作，参与调查并清除了费北行署、费北县动委会内的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分子，进行了纠正“肃托”错误的善后工作。
对日、伪、顽的斗争
1939年6月，日军趁一一五师立足未稳之际，多次向仲村、马家峪一带进行“扫荡”。一一五师主力在地方抗日武装的配合下，一次次粉碎了日军合围，特别是马家峪一战，平邑、费城日伪军损失惨重，退守据点，不敢轻举妄动。
1939年10月，六八六团包围了孔庄敌据点，激战3昼夜，击毙汉奸杜若堂父子，缴获长短枪140余支。
1939年11月，六八七团配合津浦支队，攻破费北严家村，收缴了反动会道门武装——“红枪会”的武器，解散了十八村一带的“红枪会”。
1939年12月25日，六八六团一部在兑头沟伏击日军运输部队，日军60余人被全歼。
1940年1月29日，在罗荣桓政委支持下，费县地方武装和民众3000余人攻打崮口村，激战两昼夜，赶走了国民党反动县长李长胜，崮口山区得到解放。
1940年2月，六八六团在苏鲁支队配合下，全歼盘踞白彦的鲁南山区大恶霸孙鹤龄的地主武装，为费县人民除了一大祸害。
1940年3月，六八六团、特务团等在白彦与3000余名日伪军展开拉锯战，历时14天，歼敌800多人。
1940年4～5月，罗荣桓政委亲自指挥一一五师主力和地方武装，在抱犊崮山区与8000名日伪军周旋，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合围扫荡”计划。
1940年8月，六八六团攻破天宝山的偏头崮，消灭了叛匪廉德三部，巩固了天宝山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一一五师一部在岳家村与来自费城、平邑、泗水的日伪军1000余人激战数日，歼日伪军500余人。
1941年1月，费城、临沂、平邑、梁邱等地日伪军分路向天宝山区进攻。六八六团奋力阻击日军，掩护鲁南区党委从油篓村安全转移。
1941年11月初，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畑俊六纠合5万日伪军向沂蒙山区发动空前残酷的扫荡。罗荣桓政委在留田突围之后率一一五师一部插入日军背后，在石岚伏击日军，毙敌300余人。
1941年11月底，中共山东分局机关、省战工会等在大青山遭日军重兵包围。一一五师师直机关少数警卫部队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殊死搏斗，掩护地方党政机关突出重围。
1942年，一一五师采用敌进我进之“翻边战术”离开费县一带，深入到敌后继续开展抗日斗争。
费县军民“反扫荡”斗争
1941～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和边缘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先后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同时驻守在费县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地方封建势力、土匪经常与抗日部队发生磨擦，使费县抗战进入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
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帮助费东县重建蒙山独立支队和蒙东第二游击大队；派山纵主力三团、五团开进天宝山区和抱犊崮山区。在党组织领导下，根据地军民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941年1月4日，日伪军1000余人，向驻守在费东聂家庄一带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机关和费东行署机关进行“扫荡”。次日晨，日伪军由白埠、武家汇等村分4路向东北进犯。一一五师某部在聂家庄东北山庙前及东河岸一带，集中火力对其突袭，打死打伤日伪军60余人。2月1日，一一五师机关及主力部队由聂家庄向东北转移，3月18日，安全到达滨海区。
3月21日，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对不同地区分别实行“清乡”、“扫荡”、“蚕食”，以分割抗日根据地。26日始，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二旅各一部和蒙山独立支队在临费边区组织反“扫荡”。10天内进行大小战斗28次，摧毁日军在临费边的三道封锁线，攻克了汪沟、半程等10个伪乡公所和箕山、成立庄、尖山子等日伪据点。击毙伪区长1名、伪乡长2名，俘伪乡长5名，毙俘日伪军700余人，缴获枪支数百支。
国民党顽固派、土匪与日军相呼应，进攻抗日根据地，5月初，国民党五十一军在马口一手制造了惨重的流血事件，之后，日军及刘桂堂部2000余人袭击老泉崖村，二区区中队指导员和区委副书记壮烈牺牲，土顽李以锦部500余人夜袭白彦区，将区长杀害。一一五师和鲁南区党委组成鲁南讨逆大军，在费县军民的配合下，7月下旬，歼灭刘桂堂一部和李以锦一部，恢复了费南全境。
7月以后，日军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铁壁合围”战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联合发出号召，领导抗战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渡过难关。费东、费北、费南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干部战士帮助根据地军民发展生产，各地相继建立了鞋厂、棉织厂、修械厂、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等生产基地。
11月，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纠集5万重兵，大举“扫荡”沂蒙山区。
5日，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机关率部冲破日、伪军三道封锁线，6日晚由沂南县留田村安全转移到费东县黄泥崖一带，活动在临蒙公路沿线，在费县军民的协助下，仅用一周时间，就消灭300多名军和数百名伪军。
30日拂晓，抗大一分校学员数百人，在相家庄、大古台、胡家庄一带遭敌合围。一分校组织向南梧桐沟突围，日军又占领了梧桐沟南制高点，此时，正向西转移的山东分局、战工会和一一五师直属机关、后勤人员误入敌人包围圈。为掩护领导机关和首长突围，一分校军事队二连指导员程克带领40名战士，在梧桐沟北部的小山上，阻击从北面进犯的日军，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程克和大多数战士壮烈牺牲。在突围中，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一一五师敌工部长王立人、国际友人希伯（德国记者）、抗大一分校二团政委刘惠东等300多人壮烈牺牲。
12月4日，一一五师直属机关和费东行署机关及蒙山独立支队驻瓮城子一带，在金顶山遭到日军的猛烈袭击，敌军采用分割合击的战术，使一一五师直属机关、费东行署机关、蒙山独立支队遭受重大损失。蒙山独立支队政委刘涛、蒙山工委宣传部长鲁干、蒙东游击二大队长朱廷文、副教导员孙波及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日军在东蒙山、中蒙山周围的上冶、白埠、石岚、薛庄、诸满、汪沟、扫帚山、青驼寺、南石门、垛庄、界牌、桃墟、崖子、尚店等安设据点，连续对东蒙山区实行“清剿”、“拉网”。山区的房子几乎被烧光，许多干部、群众遭杀害，大批青壮年被抓走，牲畜被抢光。
12月8日，日军又纠集城前、滕县、梁邱、铜石等据点的日伪军数千人，分9路对驻天宝山区苏家崮附近矛家圈村的山东分局、党校、鲁南军区党代会和山纵一旅三团实施包围。苏家崮南北两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东西两条山路通向崮顶。三团团长王吉文带领一、四、五连迅速抢占苏家崮，阻击敌人的进攻，掩护人员疏散和转移。
第二天拂晓，300多名日伪军占领了西南部的一个山头。控制崮顶的三团部队凭借有利地形，打退了敌军的5次进攻，毙伤敌联队长以下多人。敌军调集20挺机枪一齐向崮顶扫射，在密集的弹雨中，四连10几名战士不幸牺牲，至上午9时许，打退敌人9次冲锋后，已完成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
日军在连续10余次冲锋后，消耗了近400人的兵力，仍未攻下苏家崮。傍晚敌军又调集山炮向苏家崮阵地狂轰40分钟，守崮人员只剩下70多人，敌人攻上山头后，三团战士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有的抱住敌人滚下山崖，最后只剩下8名战士跳崖突围。三团政治处主任陈晓峰以下118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勇士们的鲜血染红了苏家崮，在沂蒙山区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2年，日军大“扫荡”后，蒙山周围驻有大批日伪部队，他们烧杀抢掠，强行建立伪组织，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为保卫东蒙山根据地，加强费东地区的对敌斗争，蒙山独立支队一个营充实到山东纵队，其余缩编为费东独立营。县委从部队中抽调张敏行、吴玉林、许光等分别到白埠、诸满、汪沟担任区长，组建小分队，加强武装斗争，同不断进行“清剿”的敌人展开游击战、麻雀战。
费东军民冒着生命危险，反“清剿”、反“蚕食”，掩护了大批伤员。医疗二所护理员何永福、吕清均在塔山和火红峪两地，医治、护理伤员，受尽种种磨难，保全了60多位伤员的生命。费东县委机关驻地桑园村党支部书记王金来抢救养护了两名抗大女生队伤员，每天给伤员送药送饭，日军发现后，把他关在屋里活活烧死。在五彩山的几条山谷中，群众主动掩护了大批伤员。布袋峪党支部书记马大嫂一家就看护3个伤员，丈夫被日军刺死，儿子为引开日军的包围，被敌人打死。
与费东县委组织反“清剿”、反“蚕食”斗争的同时，驻在这一带的山纵一旅主力部队，向临蒙公路沿线的敌伪据点发动攻击。仅1942年1月份就连续发起了20余次战斗，歼日伪军2000余人。
2月份，费东县委在根据地内整顿县、区、村武装，开展反对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宣传；揭露敌人推行“保甲制”的阴谋。6月份，组建费东县大队，陈登亮为大队长。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局面逐步好转。
10月，日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封锁蚕食东蒙山区，在东蒙山前挖封锁沟百余里。同时沿封锁沟修筑碉堡、岗楼，安设了诸满、汪沟、上冶、薛庄、石岚、马兴庄、岩坡庄、南石沟等据点，加紧对根据地的包围，妄图实现其“囚笼”政策。
为了粉碎日军“蚕食”根据地的阴谋，费东县委贯彻罗荣桓提出的“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从背后袭扰牵制敌人，向敌军内部开展宣传攻势，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
1942年，日伪军对费南地区“扫荡”达15次之多，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起了三条封锁线，将山区根据地分割成五小块。针对敌人的“囚笼”封锁，费南武工队深入边缘区和游击区，对敌展开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队。广泛发动群众，对伪军、政人员实行善恶记录，打击罪大恶极分子。八路军主力部队、县区武装和人民群众互相配合，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终于使这一地区的局面有所好转。
1942年，日军在上冶、齐鲁地、姬家庄子等地安设据点，根据地被压缩到龟蒙顶狭小地带。上冶区委书记王云，带领干部和武工队员，深入敌占区活动，恢复农村党组织，建立活动基点，建立点线工作网。成立费北敌工部，开展敌伪工作，瓦解敌人，白马关、仲村、上冶、平邑、铜石等据点的伪军，陆续集体投城起义。
费县军民配合抗日主力部队，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粉碎了日伪军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费县的抗战形势由被动转为与敌拉锯对峙。1943年开始，由战略相持转为战略反攻。
温河县减租减息运动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规定减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减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即常说的“二五减租，分半计息”。温河县按照中央的政策和标准，从1944年9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到1946年转入土地改革时结束，历时3年，取得了显著成绩。1944年，温河县委领导根据地人民，一面坚持抗日，一面恢复生产，建立农救会，发动群众反奸诉苦，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当时全县10个区，有7个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共有478户地主给2760户佃户减租粮212578公斤，减租柴322379公斤；有28户债主给158个债户减息粮2756公斤；有286户地主、富农给462名雇工增加工资粮67066公斤，布3834尺。
1946年3月，又在3个新区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历时20天，发动群众开展讲理算帐斗争会255次。有239户地主对1194户雇农减租粮106289公斤，减租柴161190公斤；有14户高利贷者对79户债主减息粮1378公斤，减息柴8850公斤；有143户雇主对23名雇工增工资粮33533公斤，布1917尺。
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使全县58%的雇、贫农获益，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热情。贫、雇农掌握政权之后，掀起了参军参战、拥军优属的热潮；妇女地位得到提高，形成了民主平等的社会风尚。
平息黄沙会暴乱
黄沙会，原是蒙山县沙沟峪村（今薛庄镇沙沟峪村）一带村民于1932年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卫团体。1938年，日军侵占临沂后，国民党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率部退据沙沟峪、马头崖、石岚一带。他用威胁、利诱等手段操纵了黄沙会，借此扩张其势力。1940年秋，张里元被迫率部东撤日照，八路军开辟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黄沙会自行解体。
1946年3月，沙沟峪原黄沙会的香主聂凤奎纠集汉奸黄万义、国民党兵痞戚友修等30余人，在该村东山密设香堂，供奉“红光老祖”牌位，恢复了黄沙会。他们平时烧香拜神，迷惑群众，暗地里却编造反革命谣言，胡说“国民党快来了”、“八路军快完了”！并在村干部门上张贴恐吓信，密谋起事。同年4月30日，沙沟峪召开了反奸诉苦大会，斗争反动分子黄成吉、戚德臣、黄培茂3人。黄沙会分子预感不妙，当夜即进行暴乱。首恶分子黄万义、戚友修等，窜入村民兵队部，接连砍伤3人，抢走土枪4支。随后，又扑向河对岸石岗乡公所驻地马头崖，打死2人，绑架2人，把财物抢劫一空；最后，暴徒又窜至彭家岚子，打死蒙山县公安局治保股长黄波，打伤另一名干部，天明返回沙沟峪。
5月1日上午，青石区武装部调集民兵，向据守沙沟峪小南山上的暴乱分子发起了猛烈进攻，当场击毙了暴徒戚六臣。暴乱分子仓皇逃窜至旧安山，5月2日子夜又潜移至蒙山玉皇顶，妄图凭险顽抗。蒙山县大队一部，配合民兵200多人，分4路冲上山顶，击毙了香主聂凤奎和首恶分子黄万义等13人，活捉16名暴徒，彻底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
平息利尖崮暴乱
1945年8月，费城日军逃走，费县全部解放。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挑起内战，不断向解放区派遣特务，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1946年6月1日，费县公安局及城关民兵，在利尖崮平息了一起以国民党特务分子张传印为首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张传印是张家山湾人，曾在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任职，作恶多端。1946年3月，他到济南国民党特务机关“党政视察室”领受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任务，并领取“国民党费县党部书记长”、“县长”、“保安团长”等委任状。潜回费县后，以贩卖棉花为名，四出活动，网罗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漏网汉奸、反动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秘密组织武装暴乱。先后在一区、四区、六区、九区的30多个村建立组织，发展匪众250余人。随后，他集合骨干分子在张家山湾开会，密谋于6月1日午夜发动暴乱，规定在城南小苍山点火为号，各暴动点同时行动，攻占费县城。成功则固守以待国民党空运援助；不成功就抢劫财物退守利尖崮。他们的分工是：张传印率队从南门攻派出所，与邢秀双（邢家村人，原一区民兵副队长，此时叛变为敌内应）配合攻打县政府；侯占荣（国民党特务，原籍河北省，时居官连庄）率队入东门攻打县公安局；朱玉坤（城南侯家庄人，反动会道门头子）率队占领四区亚子、毛峪、柱子等地以作后援。
由于匪徒侯占荣记错了日期，提前于5月31日在官连庄举行暴乱。张传印见事不妙，也仓皇在张家山湾暴乱。陈宝村、陈宝善（均为官庄人，国民党特务）闻讯急忙纠集暴徒10几人，闯进本村民兵队部，杀死村支部书记、农救会长朱化清、民兵队长程玉贵，绑架干部6人，夺走步枪7支。又窜入葛峪村，砍伤民兵2人，抢走步枪5支。由于公安部门事先在城里加强了警戒，监禁了邢秀双，切断匪帮城内外联系，三伙暴徒不敢攻城，连夜窜上利尖崮，打出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宣布成立山东第一保安团——费县保安团，张传印任团长。至天明，利尖崮已集聚匪徒和被欺骗裹胁群众300多人，90多支枪。6月1日晨，公安局长刘琦率公安武装及民兵60多人奔赴利尖崮“进剿”。该崮位于城南6公里，峭壁悬崖，四周砌有石墙，易守难攻。张传印等匪徒，企图凭险顽抗。9时，各区民兵600余人齐达山下，从四面发起总攻，暴徒溃不成军。少数死硬分子预感末日来临，穷凶极恶，将被绑架干部用石头砸死4人，砸伤2人。经半小时激战，公安武装和民兵占领山头，胁从人员纷纷缴枪，受蒙蔽民兵并协助反击匪徒，将张传印、陈宝森、侯占荣等10几名首恶分子活捉。经县政府司法机关审讯，先后在官庄、县城召开大会，将张传印等12名首恶分子处决。
大事记述略（一）
费县幅军反清斗争
幅军为清咸丰、同治年间活动于苏鲁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主要成分是运河沿岸的漕运船夫和贫苦农民。早在康熙年间，鲁南苏北一带的漕运船夫即以“匹布分幅帕头”组织秘密团体，称为幅党。太平军占领南京并开始北伐，各地幅党群起响应，举行武装起义，与清朝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称为幅军。
1853年（咸丰三年）7月，费县有陈更池、薛得志、王升、阎三虎等在仲村、仙姑庙一带（今属平邑县）结幅起义，活动范围扩展到新泰、蒙阴、沂水、博山等地。
1856年（咸丰六年），幅军贾玖、李希梦、翟三秃、马汶标、梁光松、杨拴、冯科方、苏大枿、周克志、周韭等部在费县柏林、关阳司、梁邱、石井、高桥一带活动。1860年（咸丰十年）起，县内复有万甲申、赵二麻在新庄一带山区结幅起义。
1861年（咸丰十一年），安徽捻军进入苏北鲁南地区，费县境内幅军和农民群众借其势，各据村寨，“巾额蓄发”，树旗反清。当时活跃在县境东南部与今临沂市交界处的有朱保村李八、仲村张太基、耿家埠李宗棠、毛家河刘淑愈（清进士）。万家庄青年雇农孙化祥、孙化清兄弟聚众起义，占据旺山。李宗棠、刘淑愈两部与其汇合后，势力迅速扩大。孙化祥将总部设在岐山，分兵驻守旺山、武德、棠林、马庄，并与宋三冈、宋斌等部幅军联合，拥兵数万人，成为费县和临沂边界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县境西部有来自曹州的长枪会、峄县幅军共数千人。蒙山前仲村、柏林、资邱（今均属平邑县）、上冶、薛庄、方城、诸满等集镇的地主团练受到很大威胁。县城南6公里利尖崮为幅军张九仔部夺取，据守达半年之久。大平邑集（今平邑县治所）南不足10里的南泉，为幅军程四虎、岳相林部占据，坚守4个月。
费县境内外各部幅军，有的互有联络，互相应援。如1857年（咸丰七年），邳州幅军马汶标部进入费县，与当地阎三虎部联合，在石井、高桥一带活动，打开梁邱圩寨后进入蒙山，转趋沂水。孙化祥部联合宋三冈、宋斌部，同赴淄川援助刘德培，并向西与白莲教军取得联系。同时，驻范家崮幅军亦进入邹、滕，支援白莲教军。两支队伍分别称为东营、西营。
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起义军之间的互相配合下，从1853年（咸丰三年）到1863年（同治二年）的10年间，幅军反清斗争连年不断。据旧《费县志》记载，这期间较大规模的战斗有：1857年（咸丰七年）马汶标、李廷中、阎三虎部攻克梁邱圩，俘练长宋德升；1859年（咸丰九年）6月，幅军翟三秃部在周韭部的接应下攻克平邑集，捣毁巡检署，俘获巡检黄嵩年，乘胜挥师东进，直逼县城；1860年（咸丰十年），新起幅军万甲申、赵二麻部在新庄伏击清兵，歼200余人，千总王寿椿、外委段继先被击毙；1861年（咸丰十一年）2月，自号九山王的幅军首领周韭，率军2000攻打东 圩；3月，幅军牛闺女部万余人，攻破费县西南要隘关阳司，歼练长、候补训导李默及其侄李启哲、李启豫等以下230余人；4月，幅军在迎击地方（今属平邑县）团练战斗中，团总朱兴邦、朱汝舫先后被击毙，费县西乡各地团练纷纷瓦解，圩寨皆为幅军占领；5月，李宗棠、李八、张太基进攻北城子圩，将增援的王肇鼎击毙，李部乘胜围攻东 圩，激战3昼夜；6月，东 团练王殿麟调集祊河以北各民团围攻旺山幅军，被幅军击退，死伤近百人。幅军孙化祥即转守为攻，将东 团团围住，火器猛烈，钲鼓震天，持续8昼夜；8月，幅军孙葆贞部万余人围攻设有坚固工事的东崮圩，另部幅军攻克仲村圩；12月，贾二率幅军数万，两次攻打天宝山，皆给团练以重大杀伤；1862年（同治元年），曹州长枪会王广继部自梁邱、关阳司一带北上至平邑集东三岔河，与清总兵绪伦部相遇，激战竟日，全歼绪伦步兵1000多人，绪伦被击毙；3月，水寨幅军程四虎部乘夜攻入南泉圩，坚守3个月；7月，捻军一部攻打聂家庄圩，反复攻击7昼夜；10月，孙化祥北援淄川刘德培，获大胜；11月凯旋，乘胜夜袭东 圩，幅军200余人踏云梯突进圩内，直至王殿麟内宅，因防守严密，旋即撤出；1863年2月，岐山幅军破南尹寨，复遭敌包围，幅军坚守9昼夜，后在援军配合下，冲出重围。
费县和鲁南地区的幅军斗争，从一开始就遭到清兵和地方地主武装的联合镇压。从1853年到1863年，11任知县和以东 王殿麟为首的各大地主团练无不全力以赴配合官兵对幅军进“剿”。1863年（同治二年）春，漕运总督吴棠奉清政府命令，派总兵黄国瑞率2000人东来助“剿”，攻破长城圩。当时幅军内部分化，互相残杀，首领宋三冈、宋斌降清，陈国瑞用为向导，进攻驻中村的岐山幅军首领孙化祥部。复分兵攻破孙化祥部根据地岐山。孙化祥、李宗棠遇害。至此，历时10年的费县幅军反清斗争告终。
清廷优恤左宝贵
1894年9月15日，清将左宝贵在平壤同日本侵略军作战时壮烈殉国。
9月23日，清廷降旨：左宝贵按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入祀昭忠祠，战迹及死事情形，付国史馆立传，准于立功省分建立专祠。10月7日，慈禧再降谕旨：“左宝贵之子左国楫、左国栋、左国樟著俟及岁时带领引见。”次年1月13日，清廷批准左宝贵“从优加赠太子太保衔，并给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其长子左国楫荫袭骑都尉，次子左国栋袭云骑尉。封左宝贵曾祖父左天增、祖父左凤友、父左士荣为振威将军”， 封左宝贵叔父左士宏为“建威将军”。给恤银八百两、致祭银二十五两、全葬银五百两、碑价银三百五十两。17日，皇帝赐谥“忠壮”，并作《御制祭文》、《御制碑文》，由山东巡抚李秉衡率司、道、府、厅、县各官亲往读文致祭。清政府在其故里地方村西修建左宝贵衣冠冢一座，在费县城建“宫保第”一处，并立碑纪念。
左宝贵，字冠廷，回族，原费县地方村（今属平邑）人。1837年10月出生于农民家庭。1858年应募从军，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累任千总、都司、游击、参将，1875年，晋升记名提督，1889年调任广东高州镇总兵，长期驻奉天（今辽宁沈阳市），任总兵时回家省亲，在村外就下马徒步入村，村邻老人喊他“左大人”、“左老爷”，他忙制止说：“在家是乡邻，老人面前我是小辈，我的小名叫盒，还是叫我左盒吧！”回乡时在县城东建宅一处，叫“左家王庄”，在县城里建公馆一处。捐资助修地方、梁邱清真寺。
左宝贵驻军奉天时，帮助地方筑堤坝、疏河道，捐助受灾民众，设栖流所，建育婴堂，办牛痘局、字纸局、同善堂。又在营口海神庙、沈阳练军公所、南北寺等地，设立义学数处，空闲时，亲临学校，对学生考课，以促勤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集左宝贵等各路大军增援朝鲜，反击日本侵略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不听左宝贵劝告，致使清军坐失良机，平壤城被日军重重包围。9月12目，叶志超召集众将，提出弃城逃跑的主张，左宝贵拍案而起，气愤地说：“谁怕死自己走，我誓与城共存亡！”并当即把企图逃跑的士兵斩首示众。
左宝贵率部守城东北和北面的牡丹台、玄武门一线。14日，日军第五师团的朔宁支队和第三师团的元山支队会合进攻城北门，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左宝贵站在城上镇静自若，亲自指挥还击。自晨至午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打死日军无数。下午，日军大批援军赶到，猛轰牡丹台。危急之际，他向叶志超求援，被叶拒绝后，慷慨激昂地说：“大敌当前，应同仇敌忾，宝贵食君禄、尽君事，誓与日军决一死战。”由于寡不敌众，牡丹台失守，形势十分危急，他抱着誓与平壤城共存亡的决心，立于城头，激励官兵奋勇杀敌。部将见他处境危险，强挽下城，但他奋不顾身，复立城头。这时炮手牺牲，他亲燃大炮，连射炮弹30发。突然，一弹片穿入他的右胁，立时鲜血染红战袍，他依然屹立城头，继续督战。又飞来一枪弹穿入胸部、一弹中喉部，伤重倒地，壮烈殉国。
费县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费县早在1894年就有德国传教士柏德禄前来传教。1896年后，又有华德胜等10几名教士先后到费县。他们在县城设总教堂，开办慈善医院，设小学班；在探沂、白埠等34个村建立分教堂，教徒最多时达1500余人。华德胜等人打着传教的幌子，侵占土地，包揽词讼，纵容包庇教民为非作歹。而清朝地方官吏仰洋人鼻息，一味偏袒教民，造成了广大人民同教士、教徒之间、同清朝地方官吏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费县人民和山东一些地区一样，自发地进行了反洋教斗争。1900年7月，棠村（今属苍山县）的张凤起、王意、朱凤志和小朱保村（今属临沂市）的王景善（绰号小阎王）、王景周等，约集多人先后于9日（农历六月十三日）和11日（农历六月十五日）夜，拆毁棠、探沂、甘林庄、升平庄4处教堂，共拆毁瓦房、草房27间。愤怒的人群将室内桌椅等尽行拆毁，打伤谢经纶、蒋凤林、谢见章等3名教徒，抢走教徒家中什物，并强迫他们脱教。同时，其它各处教堂也受到威胁，朝不保夕。费县知县惊慌失措，一面飞报沂州府，一面“督勇四乡巡查弹压”，先后抓捕了张景春、刘玉、李良、黄有等10几人。经1个多月的时间，才将这场反洋教斗争镇压下去。费县知县为此受到处分。
1909年（宣统元年），白埠村民孙守约因不堪浑号叫“二鬼子”的孙隆典（华德胜的忠实信徒）的欺凌，串连农民痛打了他，砍伐了孙隆典家的林木。为此，县衙派人将孙守约逮捕，在行经村南时被村民抢回。由于华德胜的干预，孙守约二次被捕，不久病死。孙守约之死激起了广大村民对洋教的愤恨，1909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九日），村民孙隆三聚众四五百人，在白埠集场用匕首将孙隆典杀死，火烧了白埠教堂，砸了天主教集资开办的“三义荣”布店，抢了店子村几家教会办的店铺。这次斗争大灭了洋教的威风，附近村民无人再加入洋教，教徒也不敢胡作非为。
费县农民运动
1928年秋，本县知识分子王兰斋、杨占升、巩鲁瞻、邢华肖、陈子齐等，参加了驻临沂西北军第十军政治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翌年春，他们回县筹建农民协会。
1929年2月，中共沂水县委负责人张希周与中共党员袁时若、李天钧等人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分来费县领导农民运动。3月，张希周主持成立了费县农民协会，律师唐绍典任常务委员，杨占升任组织委员，陈子齐任宣传委员，邢华肖任民政委员，王兰斋任内务委员。同年春，费县南部和临沂西部地区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执委宋慎之的直接领导下，组建漫子区农民协会，信行庄人李绍九任主任委员。
农民协会建立后，创办刊物，培训骨干。协会成员深入农村，广泛宣传，发动雇农、贫农建立区、乡、村农民协会。最早组建的天宝山区农民协会，由廉培信任主任委员，孙秉恕、朱开方任副主任委员。嗣后，康太庄、关阳司、徕庄铺、朱田、南石沟相继组建了区乡两级农民协会。仅两个月时间，组建了康太庄、北小山、徕庄铺、由吾、地方、校场、崮子、张家南尹、黄汪头等几十个基层农民协会，全县有会员5000多人。
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抗捐抗税，揭发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的罪行，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王兰斋、杨占升、李天钧等亲临康太庄区农民协会驻地，召开“抗三捐”誓师大会，同地主劣绅公开斗争。农民运动触及了地主劣绅的利益，他们恨之入骨，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1929年6月，反动地主王昭曾在其舅父李琢的唆使下，率领团丁40多人闯入康太庄区农民协会驻地，破坏了农协机关，殴打农协会员。他们的不法行为，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义愤，各区乡农民协会纷纷组织起来声讨王昭曾，几千名农协会员将王昭曾押至县城游街，要求国民党县政府严办凶手和肇事者。县政府无奈，只好关押了王昭曾。
漫子区农民协会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在附近10几个村庄发展会员。在李绍九组织下，区农协会员向费县二区新庄乡乡长王全德进行说理斗争，逼令其将贪污的公款全部退赔，接着又赶跑了乱收捐税的向城税务所所长。
农民协会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29年7月，国民党进行“清党”，解散各级农民协会。山东省高等法院通缉以张希周为首的费县农协领导人，李天钧、杨占升被捕入狱。各级农民协会被查封，农民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镇压。
巨匪刘桂堂在费县一带的罪行
刘桂堂字兴田，绰号刘黑七，原费县南锅泉村人，生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是鲁中南一带势力最强、为害最大的土匪头子。从1915年开始“闯马子”至1943年被击毙，这期间他利用军阀混战的政治局面，依靠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跟地主恶霸互相勾结，势力几经起伏。先后投靠过蒋介石、张宗昌、韩复榘、阎锡山、汤玉麟、冯玉祥、张学良等，数度投降日本侵略军，头衔由“大杆子头”到国民党军旅长、师长、军长，再到伪“师长”、伪“皇协军前进总司令”，匪众由几十人发展到万余人，最多时达3万余人。流窜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河北、天津、山西、吉林、辽宁、绥远、热河、察哈尔等10几个省市。奸淫掳掠、烧杀抢劫，手段极端残忍，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29年间刘匪屠杀百姓不下2万人，沂蒙山区受害尤为惨重。
（一）
刘匪“拉杆子”以后，最初主要活动在费县一带，由拦路抢劫过往行人的财物，逐渐发展到抢庙会、抢集市，再进一步发展到绑票勒赎，对绑来的“肉票”，如不按期赎回，轻则割耳、剜眼，重则“撕票”（杀死）。随着匪众的增多，又公开到各村抢劫 ，每到一村，刘匪就怂恿部下：“进去以后，看不见的不拿，磨盘碾砣拿不动的不拿，粪便不拿，抢妻夺财随你自便”。蒙山以南、抱犊崮以北的大部分村庄都曾遭到刘匪的抢劫。1924年12月、1925年5月、1928年7月，刘匪三次抢劫费县城，绑架商人许学坤等多人。被国民党军收编后，刘匪又不断向百姓抽丁、摊派粮款，公开叫嚣：“锅底下不结蜘蛛网，就得交钱拿给养。”仅1928年3月29日一天，就向大泗彦村摊派煎饼50公斤、馒头100公斤、生猪10头，银元100枚；1939年秋，即向西皋村抽丁5次；1942年6月，在小崮子、南阳一带，刘匪逼令群众每亩交小麦10公斤，同时强行低价收购金银花，由每市斤10几元降为3元，挨家搜索，拒卖者即行没收。
（二）
对敢于和土匪对抗的村庄，刘匪采用血腥屠杀的办法，进行疯狂报复，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1926年1月23日，刘匪血洗白马峪村，杀死村民393人，有11户被杀绝，152人被绑架，财物被抢劫一空。
1926年8月5日，刘匪制造辉村惨案，村民被惨杀30余人，被绑架91人，多数人家倾家荡产。
1927年2月10日，南孝义村围子被刘匪攻破，村民死346人，15名姑娘被掳去，有41户杀绝，全村化为灰烬。
1928年1月31日，刘匪攻进白埠村，杀死村民57人，抢走妇女13人，掠去大牲畜300余头，大火燃烧5昼夜，全村一片火海。
1928年3月29日，刘匪血洗大泗彦村，杀947人，全村只剩78人。
1925～1928年，蒙山前数百里内被刘匪抢劫的村庄有1000多个，烧毁房屋20多万间，被害群众1.2万余人，一度成为无人区。
（三）
1939年春，刘匪自胶东返回费县后，配合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不下数百次，凡有抗日嫌疑者，一律逮捕，即行活埋或枪杀，对费县人民再次犯下滔天罪行。
1939年初夏，刘匪返回南锅泉村老家，赶走了17户居民，强占民田40余亩，抓捕附近村民2000余人营建住房、修筑工事。
1939年秋，刘匪勾结日军对大平安庄进行残酷“扫荡”，杀害群众43人，烧毁房屋260余间。
时隔不久，刘匪又配合日军围攻马家峪村，杀死7人，奸淫妇女110多人，绑架360人，放火烧毁房屋1200余间。
1939年11月上旬，刘匪突袭驻柘沟的中共费县县委机关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津浦支队三团团部，扣押了团长续志先，抢去步枪200多支、轻机枪3挺，一手制造了“柘沟事件”。
1940年3月下旬，刘匪在南孝义村东一次活埋群众70余人，在大井村活埋78人。
1940年冬，刘匪配合日军“扫荡”费南古路沟、车庄等50余村，造成百里大火。
1941年5月，刘匪配合泉上据点的伪军，攻打上冶区抗日人民政府，区中队战士和抗日干部50余人遇难。
1943年7月17日，刘匪突袭费南县二区毛家河、南马庄一带，许多村庄变成废墟。黄汪头、涝洼地等村4名群众被活埋。
1939～1943年，刘匪在费南、费北一带共烧杀抢掠30多个村庄，烧毁房屋3万余间，杀死无辜群众4000余人。
（四）
在充当汉奸的同时，刘桂堂还与入鲁的国民党军九十二军一四二师保持联系。
1943年7月上旬，刘匪配合一四二师向费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中旬，一四二师和刘匪占领大井、小井、锅泉一带，并进而在流峪、桃园一带大肆烧杀抢掠。
1943年8月13日，刘匪又配合一四二师向天宝山区进攻，企图占领沂蒙山区，在抗日军民的阻击下，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刘匪率残部窜至柱子一带，继续袭扰抗日根据地。
1943年11月15日，刘桂堂匪部在柱子被八路军一举全歼，刘被击毙。当刘匪的尸体被抬着游街时，愤怒的群众要用剪刀割、拳头打、石头砸，刘桂堂就这样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党在费县师范讲习所的活动
1932年春，由原费县教育局长聂怀璐等倡导创办的费县初级师范学校，改为费县师范讲习所，商景修任校长。校址初设费县城奎星阁东院，1933年迁驻西关奶奶庙。讲习所是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学制二年，每年招收一个班。1～3届毕业生由县教育局统一分配到城镇或乡村任小学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停办。
师范讲习所是费县早期党的活动基地之一。建校初期，中共党员刘夫平受中共鲁南第一支部派遣，到校任语文教员。他通过教学，向学生秘密进行马列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先后发展商心如、刘冠勋、李伯瑾、商天一等为中共党员。在党员的秘密教育和影响下，广大学生开展了争民主、争自由、要求改变现状的斗争，先后将反动校长桑仁发、朱馨斋（国民党政客）轰走。
1936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林浩来师范讲习所任国文教员。他自编教材，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把大多数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发展王宗一、李祖恩、崔晓东、李堂彬等为中共党员，并于11月建立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西安事变后，中共费县工委以中共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骨干，组织讲习所学生成立读书会、歌咏团、化装演讲团、教师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要求言论自由。
1937年1月，林浩回济南，省委特派员安波（当时化名刘士明）来师范讲习所任教，协助费县工委开展工作。安波擅长文学艺术，他通过教唱救亡歌曲，组织演出抗日救亡话剧，鼓舞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
“七七”事变后，讲习所学生要求走出校门抗日。国民党费县当局对学生的正义行动实行武装弹压，并扬言要在师范讲习所内搜捕共产党。为了保存党的力量，费县工委停止了在师范讲习所的活动。工委负责人、部分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先后投笔从戎，奔向抗日前线。1937年冬费县师范讲习所停办。
费城起义
1933年苍山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临郯县委委员马叙卿和党的骨干刘夫平通过费县党组织介绍，在城北荣和庄朱志诚家中隐蔽。经过教育和考察，他们介绍朱志诚入党。朱志诚早在1929年即是农民协会积极分子，曾任费县上冶乡乡长，1936年8月被国民党县长陆鼎吉撤职。“七七”事变后，马叙卿、朱志诚秘密组织武装，准备在蒙山建立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7日，他们召集各区负责人在朱志诚家中开会，宣布成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师，下设3个旅，1个宣传队。朱志诚任师长，马叙卿任政治委员，张俊沂任军事顾问。会后一面继续扩充人员、武器，一面联合各乡长、村长，到县政府请愿，请陆鼎吉出任总指挥，联合抗日。陆鼎吉对他们严行斥责，声称：“谁再狂言抗日，以汉奸论处！”于是，朱志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11月10日费城逢大集，各路暴动人员潜入费城。朱志诚率领部分人员冲进县政府，捉住陆鼎吉，要他出任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将本年度所收捐税充作抗日经费。陆鼎吉支吾其词，后伺机逃至县警备队部，电告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张里元立即派保安第二团团长郝云溪率一个营乘车赶来镇压；费县警备大队也从温水火速返回费城。下午四时半，将费城包围，夜间发生激战，起义人员牺牲9人、伤13人。朱志诚右腿负伤。他率50余人从城西北角突围，撤到蒙山，分散隐蔽，并确定于11月22日再次发动起义。
11月11日，陆鼎吉组织武装人员在城内外搜捕起义人员，200多人被捕，因坏人告密，朱志诚在薛庄乡姚家庄被杀害。陆鼎吉下令悬首城东门“示众”。同时有47名起义人员遇害。
东流抗日自卫战
1939年1月10日，驻临沂日军一部200余人，沿临滕大路西侵。当行至本县新庄乡东流村时，遭该村村民迎头痛击。
东流村是一个拥有500多户居民的村子，紧扼临滕大道，筑有南北两座围子，并有炮楼等防御设施，素有“金东流”之称。这天上午9时许，守围村民发现日军由东而来，即用排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日军立即将村子包围，在机枪和钢炮的掩护下，发起疯狂进攻。村民闻警，立即组织起来，青壮年守卫炮楼、围墙，老弱者碾土药、砸铁砂子。全村同仇敌忾与日军进行激战。年过七旬的村长孙义山、副村长沈志安，拄着拐棍巡视四门，鼓励大家勇敢作战。窦家村前来打大刀的铁匠窦氏父子也停炉参战。战斗首先在南门和东门展开，守南门的沈文胜、季现得等7人用3尊土炮轰击敌人，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日军一指挥官被当场打死。东门的战斗更激烈，孙义山、吴宝贵等人先后牺牲，原有4尊土炮均已震裂，村民仍坚守着阵地，打得敌人不敢近前，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
下午2时许，南围的炮楼、围墙大部倒塌，土炮震裂，村民牺牲多人。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大部村民撤出南围，部分村民退守北围。这时日军集中炮火向北围轰击，炮楼、围墙多处倒塌。敌人冲进村内，一场激烈的肉搏战逐街逐巷展开，孙义时手持铡刀守在断墙后，把冲在最前面的一名日军劈成两半；吴相勇怀抱七八颗土制手雷，连续炸死炸伤敌人；吴广营受伤仆地，仍骂不绝口，临死还用石头投击敌人；吴恩堂等手持大刀，先后隐身巷口、门后砍杀敌人，直至牺牲。两小时后，村民在敌人火力的逼迫下退到西门里几条小巷和家院里，突围不成，惨遭日军机枪扫射，隐蔽在房子里的村民也全被烧死。窦氏父子被日军用铁丝穿在一起，绑在树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这次战斗，村民共打死日军75人，村民牺牲73人。第二天，这股西侵的日军会合芦山方面的日军折回临沂。
管流庄惨案
1939年12月26日，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为发动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开创鲁南山区抗日新局面，在管流庄（今属南新庄乡）召开费县二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特邀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和二区区长高士昌及各界代表出席大会。
李长胜是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的外甥，属国民党顽固派。他消极抗日，对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行动恨之入骨。这天中午时分，李长胜率县保安团来到官流庄。他命令县保安团在村东南岭架起机枪，然后秘密包围会场。大会开始后，李长胜强令到会的农民抗日自卫团和其它村的群众将枪支架在一边听训。农民抗日自卫团见李长胜面带怒容，会场周围又站满保安队员，觉得气氛不对，迟迟不肯放下枪，有的群众借故离开会场。李长胜见状，便大叫大嚷，威胁诱骗群众把枪架在一边。这时，他后退五步，对大家说：“我是费县县长，是五十七军派来的，是你们的父母官。你们要造反吗？为什么来包围我？”到会群众听后，感到十分惊愕，这时李长胜的保安团员乘机把架起的枪支收去，接着四面响起枪声，保安团架在东南岭上的机枪猛烈地向会场扫射起来，会场顿时大乱。保安团员趁机冲进会场，乱抢乱抓。手无寸铁的群众四散奔逃，6名群众当场被枪杀，20多人受伤，300多支枪被抢去。八路军一一五师民运干部何波、齐思文等被捕。
惨案发生后，边联区60万民众义愤填膺，纷纷集会请愿，并通电全国，揭发控诉李长胜杀害抗日群众的血腥罪行；同时成立了管流庄惨案后援会，要求国民党军政当局严惩杀人凶手，但由于国民党五十七军的庇护，李长胜竟逍遥法外。
1940年1月29日，费县抗日军民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声援下，调集24个农民抗日自卫团3000余人，分5路包围了国民党县政府盘踞的东崮口村。李长胜率残部仓皇逃离费县境。全国解放后，李长胜被人民政府缉拿归案，执行枪决。
马口事件
马口村，1941年属于费南县由吾区由吾乡，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皖南事变”后，盘踞在鲁南地区的国民党五十一军配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经常窜入根据地要给养，制造事端，与区乡武装多次发生冲突，蓄意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口事件”。
1941年5月7日，中共费南县委宣传部长张志让在马口村召开朱田、梁邱、由吾3个区的武装人员会议，酝酿成立独立营，进一步扩大抗日力量。与会人员近200人。当夜，国民党五十一军一个营纠集地方顽固势力李以锦、滕冠廷部约1000人，对驻马口村的区乡武装部队和工作人员进行偷袭。他们抢占有利地形，从东、西、南三面向村内发起猛烈攻击。费南县由吾区区长朱式范、区指导员尹俊率部奋起抵抗。由于敌强我弱、弹药不足，于8日拂晓村子被攻破。除区长朱式范及少数武装人员突围外，多数指战员伤亡或被俘。张志让及区中队长续和武等30多人壮烈牺牲，由吾乡乡长史安林、朱田乡乡长陈士珍等10多人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费县一带的主要活动
1939年初，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挺进山东。5月，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津浦支队等共2000余人组成东进支队，在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下，越过津浦铁路东进，27日进驻蒙山南麓费县马家峪一带；6月底转移费西天宝山区；9月1日抵达费南抱犊崮山区大炉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
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9年6月，师部驻马家峪时，部队在仲村以北、白马关以西一带活动，协助中共山东分局组建中共尼山特委（对外称尼山工作团）。主力南下天宝山区以后，留师部民运队等单位随七团到蒙山前十八村、上冶一带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村农救会、青救会、自卫团、儿童团等；同时连续打了仲村等几个反动地主的土围子，解散了反动会道门，赶走了国民党顽固派县长徐绍业；把各区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津浦支队第三团，逐步开创了蒙山抗日根据地。
师部驻大炉一带时，罗荣桓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提出创建抱犊崮山区革命根据地的口号；在消灭了杜若堂等地方顽固势力之后，派出大批政工干部帮助地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成立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师政治部民运部长潘振武兼任副主任。
1940年2月，在大夫宁村召开费县各界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议会，各区乡也普遍成立民主政权。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多次举办地方干部培训班，支援根据地建设。
1940年6月，费县西部划分为费南、费北两个县，师政治部民运部干部邸励、孙恕之、何波等留费南县工作，7月，师民运部与鲁南区党委、费南县委抽调350余名干部组成7个工作队分赴由吾、天宝山等工作区开展抗日工作。
8月，师部驻时家村，帮助改组费北县委。师政治部民运部长李竹如亲自带队开展群众工作，参与调查并清除了费北行署、费北县动委会内的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分子，进行了纠正“肃托”错误的善后工作。
对日、伪、顽的斗争
1939年6月，日军趁一一五师立足未稳之际，多次向仲村、马家峪一带进行“扫荡”。一一五师主力在地方抗日武装的配合下，一次次粉碎了日军合围，特别是马家峪一战，平邑、费城日伪军损失惨重，退守据点，不敢轻举妄动。
1939年10月，六八六团包围了孔庄敌据点，激战3昼夜，击毙汉奸杜若堂父子，缴获长短枪140余支。
1939年11月，六八七团配合津浦支队，攻破费北严家村，收缴了反动会道门武装——“红枪会”的武器，解散了十八村一带的“红枪会”。
1939年12月25日，六八六团一部在兑头沟伏击日军运输部队，日军60余人被全歼。
1940年1月29日，在罗荣桓政委支持下，费县地方武装和民众3000余人攻打崮口村，激战两昼夜，赶走了国民党反动县长李长胜，崮口山区得到解放。
1940年2月，六八六团在苏鲁支队配合下，全歼盘踞白彦的鲁南山区大恶霸孙鹤龄的地主武装，为费县人民除了一大祸害。
1940年3月，六八六团、特务团等在白彦与3000余名日伪军展开拉锯战，历时14天，歼敌800多人。
1940年4～5月，罗荣桓政委亲自指挥一一五师主力和地方武装，在抱犊崮山区与8000名日伪军周旋，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合围扫荡”计划。
1940年8月，六八六团攻破天宝山的偏头崮，消灭了叛匪廉德三部，巩固了天宝山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一一五师一部在岳家村与来自费城、平邑、泗水的日伪军1000余人激战数日，歼日伪军500余人。
1941年1月，费城、临沂、平邑、梁邱等地日伪军分路向天宝山区进攻。六八六团奋力阻击日军，掩护鲁南区党委从油篓村安全转移。
1941年11月初，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畑俊六纠合5万日伪军向沂蒙山区发动空前残酷的扫荡。罗荣桓政委在留田突围之后率一一五师一部插入日军背后，在石岚伏击日军，毙敌300余人。
1941年11月底，中共山东分局机关、省战工会等在大青山遭日军重兵包围。一一五师师直机关少数警卫部队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殊死搏斗，掩护地方党政机关突出重围。
1942年，一一五师采用敌进我进之“翻边战术”离开费县一带，深入到敌后继续开展抗日斗争。
费县军民“反扫荡”斗争
1941～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和边缘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先后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同时驻守在费县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地方封建势力、土匪经常与抗日部队发生磨擦，使费县抗战进入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
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帮助费东县重建蒙山独立支队和蒙东第二游击大队；派山纵主力三团、五团开进天宝山区和抱犊崮山区。在党组织领导下，根据地军民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941年1月4日，日伪军1000余人，向驻守在费东聂家庄一带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机关和费东行署机关进行“扫荡”。次日晨，日伪军由白埠、武家汇等村分4路向东北进犯。一一五师某部在聂家庄东北山庙前及东河岸一带，集中火力对其突袭，打死打伤日伪军60余人。2月1日，一一五师机关及主力部队由聂家庄向东北转移，3月18日，安全到达滨海区。
3月21日，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对不同地区分别实行“清乡”、“扫荡”、“蚕食”，以分割抗日根据地。26日始，八路军山东纵队一、二旅各一部和蒙山独立支队在临费边区组织反“扫荡”。10天内进行大小战斗28次，摧毁日军在临费边的三道封锁线，攻克了汪沟、半程等10个伪乡公所和箕山、成立庄、尖山子等日伪据点。击毙伪区长1名、伪乡长2名，俘伪乡长5名，毙俘日伪军700余人，缴获枪支数百支。
国民党顽固派、土匪与日军相呼应，进攻抗日根据地，5月初，国民党五十一军在马口一手制造了惨重的流血事件，之后，日军及刘桂堂部2000余人袭击老泉崖村，二区区中队指导员和区委副书记壮烈牺牲，土顽李以锦部500余人夜袭白彦区，将区长杀害。一一五师和鲁南区党委组成鲁南讨逆大军，在费县军民的配合下，7月下旬，歼灭刘桂堂一部和李以锦一部，恢复了费南全境。
7月以后，日军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铁壁合围”战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联合发出号召，领导抗战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渡过难关。费东、费北、费南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干部战士帮助根据地军民发展生产，各地相继建立了鞋厂、棉织厂、修械厂、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等生产基地。
11月，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纠集5万重兵，大举“扫荡”沂蒙山区。
5日，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机关率部冲破日、伪军三道封锁线，6日晚由沂南县留田村安全转移到费东县黄泥崖一带，活动在临蒙公路沿线，在费县军民的协助下，仅用一周时间，就消灭300多名军和数百名伪军。
30日拂晓，抗大一分校学员数百人，在相家庄、大古台、胡家庄一带遭敌合围。一分校组织向南梧桐沟突围，日军又占领了梧桐沟南制高点，此时，正向西转移的山东分局、战工会和一一五师直属机关、后勤人员误入敌人包围圈。为掩护领导机关和首长突围，一分校军事队二连指导员程克带领40名战士，在梧桐沟北部的小山上，阻击从北面进犯的日军，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程克和大多数战士壮烈牺牲。在突围中，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一一五师敌工部长王立人、国际友人希伯（德国记者）、抗大一分校二团政委刘惠东等300多人壮烈牺牲。
12月4日，一一五师直属机关和费东行署机关及蒙山独立支队驻瓮城子一带，在金顶山遭到日军的猛烈袭击，敌军采用分割合击的战术，使一一五师直属机关、费东行署机关、蒙山独立支队遭受重大损失。蒙山独立支队政委刘涛、蒙山工委宣传部长鲁干、蒙东游击二大队长朱廷文、副教导员孙波及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日军在东蒙山、中蒙山周围的上冶、白埠、石岚、薛庄、诸满、汪沟、扫帚山、青驼寺、南石门、垛庄、界牌、桃墟、崖子、尚店等安设据点，连续对东蒙山区实行“清剿”、“拉网”。山区的房子几乎被烧光，许多干部、群众遭杀害，大批青壮年被抓走，牲畜被抢光。
12月8日，日军又纠集城前、滕县、梁邱、铜石等据点的日伪军数千人，分9路对驻天宝山区苏家崮附近矛家圈村的山东分局、党校、鲁南军区党代会和山纵一旅三团实施包围。苏家崮南北两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东西两条山路通向崮顶。三团团长王吉文带领一、四、五连迅速抢占苏家崮，阻击敌人的进攻，掩护人员疏散和转移。
第二天拂晓，300多名日伪军占领了西南部的一个山头。控制崮顶的三团部队凭借有利地形，打退了敌军的5次进攻，毙伤敌联队长以下多人。敌军调集20挺机枪一齐向崮顶扫射，在密集的弹雨中，四连10几名战士不幸牺牲，至上午9时许，打退敌人9次冲锋后，已完成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
日军在连续10余次冲锋后，消耗了近400人的兵力，仍未攻下苏家崮。傍晚敌军又调集山炮向苏家崮阵地狂轰40分钟，守崮人员只剩下70多人，敌人攻上山头后，三团战士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有的抱住敌人滚下山崖，最后只剩下8名战士跳崖突围。三团政治处主任陈晓峰以下118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勇士们的鲜血染红了苏家崮，在沂蒙山区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2年，日军大“扫荡”后，蒙山周围驻有大批日伪部队，他们烧杀抢掠，强行建立伪组织，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为保卫东蒙山根据地，加强费东地区的对敌斗争，蒙山独立支队一个营充实到山东纵队，其余缩编为费东独立营。县委从部队中抽调张敏行、吴玉林、许光等分别到白埠、诸满、汪沟担任区长，组建小分队，加强武装斗争，同不断进行“清剿”的敌人展开游击战、麻雀战。
费东军民冒着生命危险，反“清剿”、反“蚕食”，掩护了大批伤员。医疗二所护理员何永福、吕清均在塔山和火红峪两地，医治、护理伤员，受尽种种磨难，保全了60多位伤员的生命。费东县委机关驻地桑园村党支部书记王金来抢救养护了两名抗大女生队伤员，每天给伤员送药送饭，日军发现后，把他关在屋里活活烧死。在五彩山的几条山谷中，群众主动掩护了大批伤员。布袋峪党支部书记马大嫂一家就看护3个伤员，丈夫被日军刺死，儿子为引开日军的包围，被敌人打死。
与费东县委组织反“清剿”、反“蚕食”斗争的同时，驻在这一带的山纵一旅主力部队，向临蒙公路沿线的敌伪据点发动攻击。仅1942年1月份就连续发起了20余次战斗，歼日伪军2000余人。
2月份，费东县委在根据地内整顿县、区、村武装，开展反对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宣传；揭露敌人推行“保甲制”的阴谋。6月份，组建费东县大队，陈登亮为大队长。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局面逐步好转。
10月，日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封锁蚕食东蒙山区，在东蒙山前挖封锁沟百余里。同时沿封锁沟修筑碉堡、岗楼，安设了诸满、汪沟、上冶、薛庄、石岚、马兴庄、岩坡庄、南石沟等据点，加紧对根据地的包围，妄图实现其“囚笼”政策。
为了粉碎日军“蚕食”根据地的阴谋，费东县委贯彻罗荣桓提出的“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从背后袭扰牵制敌人，向敌军内部开展宣传攻势，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
1942年，日伪军对费南地区“扫荡”达15次之多，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起了三条封锁线，将山区根据地分割成五小块。针对敌人的“囚笼”封锁，费南武工队深入边缘区和游击区，对敌展开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队。广泛发动群众，对伪军、政人员实行善恶记录，打击罪大恶极分子。八路军主力部队、县区武装和人民群众互相配合，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终于使这一地区的局面有所好转。
1942年，日军在上冶、齐鲁地、姬家庄子等地安设据点，根据地被压缩到龟蒙顶狭小地带。上冶区委书记王云，带领干部和武工队员，深入敌占区活动，恢复农村党组织，建立活动基点，建立点线工作网。成立费北敌工部，开展敌伪工作，瓦解敌人，白马关、仲村、上冶、平邑、铜石等据点的伪军，陆续集体投城起义。
费县军民配合抗日主力部队，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粉碎了日伪军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费县的抗战形势由被动转为与敌拉锯对峙。1943年开始，由战略相持转为战略反攻。
温河县减租减息运动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规定减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减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即常说的“二五减租，分半计息”。温河县按照中央的政策和标准，从1944年9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到1946年转入土地改革时结束，历时3年，取得了显著成绩。1944年，温河县委领导根据地人民，一面坚持抗日，一面恢复生产，建立农救会，发动群众反奸诉苦，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当时全县10个区，有7个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共有478户地主给2760户佃户减租粮212578公斤，减租柴322379公斤；有28户债主给158个债户减息粮2756公斤；有286户地主、富农给462名雇工增加工资粮67066公斤，布3834尺。
1946年3月，又在3个新区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运动，历时20天，发动群众开展讲理算帐斗争会255次。有239户地主对1194户雇农减租粮106289公斤，减租柴161190公斤；有14户高利贷者对79户债主减息粮1378公斤，减息柴8850公斤；有143户雇主对23名雇工增工资粮33533公斤，布1917尺。
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使全县58%的雇、贫农获益，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热情。贫、雇农掌握政权之后，掀起了参军参战、拥军优属的热潮；妇女地位得到提高，形成了民主平等的社会风尚。
平息黄沙会暴乱
黄沙会，原是蒙山县沙沟峪村（今薛庄镇沙沟峪村）一带村民于1932年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卫团体。1938年，日军侵占临沂后，国民党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率部退据沙沟峪、马头崖、石岚一带。他用威胁、利诱等手段操纵了黄沙会，借此扩张其势力。1940年秋，张里元被迫率部东撤日照，八路军开辟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黄沙会自行解体。
1946年3月，沙沟峪原黄沙会的香主聂凤奎纠集汉奸黄万义、国民党兵痞戚友修等30余人，在该村东山密设香堂，供奉“红光老祖”牌位，恢复了黄沙会。他们平时烧香拜神，迷惑群众，暗地里却编造反革命谣言，胡说“国民党快来了”、“八路军快完了”！并在村干部门上张贴恐吓信，密谋起事。同年4月30日，沙沟峪召开了反奸诉苦大会，斗争反动分子黄成吉、戚德臣、黄培茂3人。黄沙会分子预感不妙，当夜即进行暴乱。首恶分子黄万义、戚友修等，窜入村民兵队部，接连砍伤3人，抢走土枪4支。随后，又扑向河对岸石岗乡公所驻地马头崖，打死2人，绑架2人，把财物抢劫一空；最后，暴徒又窜至彭家岚子，打死蒙山县公安局治保股长黄波，打伤另一名干部，天明返回沙沟峪。
5月1日上午，青石区武装部调集民兵，向据守沙沟峪小南山上的暴乱分子发起了猛烈进攻，当场击毙了暴徒戚六臣。暴乱分子仓皇逃窜至旧安山，5月2日子夜又潜移至蒙山玉皇顶，妄图凭险顽抗。蒙山县大队一部，配合民兵200多人，分4路冲上山顶，击毙了香主聂凤奎和首恶分子黄万义等13人，活捉16名暴徒，彻底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
平息利尖崮暴乱
1945年8月，费城日军逃走，费县全部解放。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挑起内战，不断向解放区派遣特务，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1946年6月1日，费县公安局及城关民兵，在利尖崮平息了一起以国民党特务分子张传印为首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张传印是张家山湾人，曾在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任职，作恶多端。1946年3月，他到济南国民党特务机关“党政视察室”领受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任务，并领取“国民党费县党部书记长”、“县长”、“保安团长”等委任状。潜回费县后，以贩卖棉花为名，四出活动，网罗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漏网汉奸、反动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秘密组织武装暴乱。先后在一区、四区、六区、九区的30多个村建立组织，发展匪众250余人。随后，他集合骨干分子在张家山湾开会，密谋于6月1日午夜发动暴乱，规定在城南小苍山点火为号，各暴动点同时行动，攻占费县城。成功则固守以待国民党空运援助；不成功就抢劫财物退守利尖崮。他们的分工是：张传印率队从南门攻派出所，与邢秀双（邢家村人，原一区民兵副队长，此时叛变为敌内应）配合攻打县政府；侯占荣（国民党特务，原籍河北省，时居官连庄）率队入东门攻打县公安局；朱玉坤（城南侯家庄人，反动会道门头子）率队占领四区亚子、毛峪、柱子等地以作后援。
由于匪徒侯占荣记错了日期，提前于5月31日在官连庄举行暴乱。张传印见事不妙，也仓皇在张家山湾暴乱。陈宝村、陈宝善（均为官庄人，国民党特务）闻讯急忙纠集暴徒10几人，闯进本村民兵队部，杀死村支部书记、农救会长朱化清、民兵队长程玉贵，绑架干部6人，夺走步枪7支。又窜入葛峪村，砍伤民兵2人，抢走步枪5支。由于公安部门事先在城里加强了警戒，监禁了邢秀双，切断匪帮城内外联系，三伙暴徒不敢攻城，连夜窜上利尖崮，打出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宣布成立山东第一保安团——费县保安团，张传印任团长。至天明，利尖崮已集聚匪徒和被欺骗裹胁群众300多人，90多支枪。6月1日晨，公安局长刘琦率公安武装及民兵60多人奔赴利尖崮“进剿”。该崮位于城南6公里，峭壁悬崖，四周砌有石墙，易守难攻。张传印等匪徒，企图凭险顽抗。9时，各区民兵600余人齐达山下，从四面发起总攻，暴徒溃不成军。少数死硬分子预感末日来临，穷凶极恶，将被绑架干部用石头砸死4人，砸伤2人。经半小时激战，公安武装和民兵占领山头，胁从人员纷纷缴枪，受蒙蔽民兵并协助反击匪徒，将张传印、陈宝森、侯占荣等10几名首恶分子活捉。经县政府司法机关审讯，先后在官庄、县城召开大会，将张传印等12名首恶分子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