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督管理 清末至民国期间，费县集市分为官集和义集两类。县城及平邑、仲村、梁邱、上冶等重要集市由官府控制，称官集。官府设“官牙”、额课为管理市场的行政机构。“官牙”又将官集上的粮行、布行、盐行、烟麻行、铁行、柴草行等和买卖牲畜的大小牙行高价卖给“行头”管理。官府通过“行头”维持市场秩序和收取赋税。担任“行头”，一要有靠山，二要有资本，三要有欺行霸市的势力。“义集”是乡社居民自发形成的，其规模小于“官集”。“义集”免除“课银”，但须向官府交纳一定的“交易金”。
建国初期，全县有私营工商业2283家。其中，有些私营工商业者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甚至盗窃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为此，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整改组，实行工商企业登记发证管理，建立了物资采购制度，实行集中交易，批准采购；反对盲目竞购竞销，禁止场外交易，买空卖空，抬价压价。同时，相继成立了“临沂专卖事务处费县油脂组”等国营商业机构，加强对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收购和调运，把粮食、油料、食盐等物资的收购价格和分配、调拨权置于政府的控制和监督之下。
1953年10月，国家对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10月，对棉花实行统购，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随后，又对生猪、蛋、烟、皮革等实行计划收购。市场管理工作着重维护国家统购、派购政策的实施，严格管理批发商。当时规定，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不准自由经营，一、二类工业品不准进行市场买卖。农民自销、运销农副产品需经批准，持证经营。1955年7月，对农民经商适当放宽，对自产自销予以维护。1956年秋，国家收购粮食、油料期间，关闭粮油市场。收购结束后，社员的余粮方可上市交易，但数量不宜过多。三类物资允许自由交易，对人民生活关系较大、长期供不应求的物资须持证明信件，经县市场管理部门登记许可后，方准在交易市场采购，禁止场外采购。人民公社化后，关闭了自由市场，国营独家经营，农副产品和地方工业生产的商品基本上由国营商业收购包销，集市商品流通渠道堵塞，商品匮乏，供应紧张，合股线、火柴、手套、香皂、肥皂、帽子、卷烟、鞋子等均凭票供应。
1961年恢复了集市贸易，市场管理“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商品价格有了回落。1964年开始，允许生产队和社员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凭县税务局和基层税务所发给的“农副产品自产自销证”、“三类农副产品自产运销证”，在本县或邻县的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
“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被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市场交易受到严格限制，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只准就地交易，不准长途贩运。农民家庭副业、小买小卖也受到限制。1974年，全县个体工商业绝大部分转为集体经营，仅剩167户，集市逐年萧条，大集越赶越小，小集越赶越少。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参加集市活动。购买三类农副产品，须经县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按批准数量、价格到指定地点采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管理逐步走上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管理寓于服务之中，如加强集市场地的修整和建设，有计划地设置服务设施（服务台、公平秤、售货棚、市口分布示意图、市口标牌），提供政策咨询，开展信息服务，发展横向交流，同省内外100多个单位建立信息联系。聘请集市交易服务员，依法打击违法经营活动，禁止迷信品、文物、废旧有色金属、黄色书刊和淫秽录音录相带、腐烂变质和有毒食品等上市出售，对缺尺少秤、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不法行为进行检查处理，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利益。
查处非法经营 清末民初，费县对投机商人的缉查由警察机构负责，主要内容有禁止食盐走私，禁止偷税漏税等。
建国初期，物资紧缺，一些不法私商趁机进行非法活动，有的抢购物资，囤积居奇；有的倒卖金银，破坏金融，造成市场混乱，物价上涨。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11月开始，对投机奸商进行了打击。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打击投机倒把活动。1953年以后，又先后对一些严重破坏粮、油统购统销的投机倒把分子进行了严厉查处。
1959～1962年，市场商品紧缺，物价猛涨，投机倒把活动抬头。1959年，全县共查处违法案件733起，其中依法给予刑事处分的4起。1963年以后，市场管理加强，投机倒把活动减少。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把一些运销三类农副产品者、个体作坊、个体经商者也都作为投机倒把、地下工厂、地下商店进行了查处，出现了错案、冤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人趁改革开放之机走私贩私，投机倒卖国家计划物资和紧俏耐用消费品。1981年，本县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共查处投机违法案件608起，其中千元以上的大案3起，罚款5290元，冻结款8100元。1982年开始，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进一步深入，至1985年，全县共查处投机倒把案件12起，没收非法所得17213元，查处一般违章经营案件315起，同时认真查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保障了市场贸易的顺利进行。
第一节 市场管理
市场监督管理 清末至民国期间，费县集市分为官集和义集两类。县城及平邑、仲村、梁邱、上冶等重要集市由官府控制，称官集。官府设“官牙”、额课为管理市场的行政机构。“官牙”又将官集上的粮行、布行、盐行、烟麻行、铁行、柴草行等和买卖牲畜的大小牙行高价卖给“行头”管理。官府通过“行头”维持市场秩序和收取赋税。担任“行头”，一要有靠山，二要有资本，三要有欺行霸市的势力。“义集”是乡社居民自发形成的，其规模小于“官集”。“义集”免除“课银”，但须向官府交纳一定的“交易金”。
建国初期，全县有私营工商业2283家。其中，有些私营工商业者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甚至盗窃国家资财和经济情报，为此，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整改组，实行工商企业登记发证管理，建立了物资采购制度，实行集中交易，批准采购；反对盲目竞购竞销，禁止场外交易，买空卖空，抬价压价。同时，相继成立了“临沂专卖事务处费县油脂组”等国营商业机构，加强对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收购和调运，把粮食、油料、食盐等物资的收购价格和分配、调拨权置于政府的控制和监督之下。
1953年10月，国家对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10月，对棉花实行统购，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随后，又对生猪、蛋、烟、皮革等实行计划收购。市场管理工作着重维护国家统购、派购政策的实施，严格管理批发商。当时规定，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不准自由经营，一、二类工业品不准进行市场买卖。农民自销、运销农副产品需经批准，持证经营。1955年7月，对农民经商适当放宽，对自产自销予以维护。1956年秋，国家收购粮食、油料期间，关闭粮油市场。收购结束后，社员的余粮方可上市交易，但数量不宜过多。三类物资允许自由交易，对人民生活关系较大、长期供不应求的物资须持证明信件，经县市场管理部门登记许可后，方准在交易市场采购，禁止场外采购。人民公社化后，关闭了自由市场，国营独家经营，农副产品和地方工业生产的商品基本上由国营商业收购包销，集市商品流通渠道堵塞，商品匮乏，供应紧张，合股线、火柴、手套、香皂、肥皂、帽子、卷烟、鞋子等均凭票供应。
1961年恢复了集市贸易，市场管理“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商品价格有了回落。1964年开始，允许生产队和社员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凭县税务局和基层税务所发给的“农副产品自产自销证”、“三类农副产品自产运销证”，在本县或邻县的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
“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被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市场交易受到严格限制，允许上市的农副产品只准就地交易，不准长途贩运。农民家庭副业、小买小卖也受到限制。1974年，全县个体工商业绝大部分转为集体经营，仅剩167户，集市逐年萧条，大集越赶越小，小集越赶越少。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参加集市活动。购买三类农副产品，须经县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按批准数量、价格到指定地点采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管理逐步走上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管理寓于服务之中，如加强集市场地的修整和建设，有计划地设置服务设施（服务台、公平秤、售货棚、市口分布示意图、市口标牌），提供政策咨询，开展信息服务，发展横向交流，同省内外100多个单位建立信息联系。聘请集市交易服务员，依法打击违法经营活动，禁止迷信品、文物、废旧有色金属、黄色书刊和淫秽录音录相带、腐烂变质和有毒食品等上市出售，对缺尺少秤、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不法行为进行检查处理，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利益。
查处非法经营 清末民初，费县对投机商人的缉查由警察机构负责，主要内容有禁止食盐走私，禁止偷税漏税等。
建国初期，物资紧缺，一些不法私商趁机进行非法活动，有的抢购物资，囤积居奇；有的倒卖金银，破坏金融，造成市场混乱，物价上涨。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11月开始，对投机奸商进行了打击。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打击投机倒把活动。1953年以后，又先后对一些严重破坏粮、油统购统销的投机倒把分子进行了严厉查处。
1959～1962年，市场商品紧缺，物价猛涨，投机倒把活动抬头。1959年，全县共查处违法案件733起，其中依法给予刑事处分的4起。1963年以后，市场管理加强，投机倒把活动减少。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把一些运销三类农副产品者、个体作坊、个体经商者也都作为投机倒把、地下工厂、地下商店进行了查处，出现了错案、冤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人趁改革开放之机走私贩私，投机倒卖国家计划物资和紧俏耐用消费品。1981年，本县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共查处投机违法案件608起，其中千元以上的大案3起，罚款5290元，冻结款8100元。1982年开始，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进一步深入，至1985年，全县共查处投机倒把案件12起，没收非法所得17213元，查处一般违章经营案件315起，同时认真查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保障了市场贸易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