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县级财政收入、上解、留支数额，均由清政府核定，县级无财政预决算权。
民国初年，财政体制沿用清制。至民国18年(1929年),开始划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田赋、契税、盐税、工商税收入分别划归中央和省级财政，县级财政靠杂捐、杂税收入和省款补助。抗日战争初期，采取“自筹自用”分散的财政体制。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团结抗日”的口号下，用摊派和募捐形式筹集粮款物资，供给抗日军政开支。1940年,费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着手抗日财政建设,逐步形成了统收统支的供给型财政。解放战争时期，县财政收入统一上交鲁南行署，财政开支执行统一标准，由鲁南行署具实报销。
建国至1952年,执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一切收支项目、办法、范围、标准均由中央统一制定，收入支出全部纳入国家预算。财政收入全部上交滕县专员公署,支出按规定项目范围造报决算,由滕县专员公署报销。
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开始建立县级总决算，原地方自筹经费并入县预算，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部分管理。按省规定，工商各税和农业税收入全部上交省；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其他收入全部作县财政收入，收不敷支部分，由省拨款补助。
1954-1957年,执行“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支出包干”的财政体制。县级财政体制有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调剂收入3种。固定收入有印花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其他收入5种。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有农业税分成、营业税分成。所得税、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公债收入全部上交中央。
1958年,改革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下放企业、下放财权，实行“固定分成，以收定支”的财政体制，即依照核定的年度预算，以固定收入和比例分成收入充抵支出之后，不足部分由调剂分成解决。是年，固定收入有印花税、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国营工业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及附加自筹收入；比例分成收入有商业企业收入分成20％，调剂分成收入有工商统一税分成49％、农业分成46％、公债分成60％。
1959-1970年,实行“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各项税收，企事业收入，除地方附加和自筹以外，都作为地方预算收入。凡地方财政的各项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均作为地方预算支出。以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确定总额分成比例。县财政总额分成比例，1959年为40％，1960-1962年为60%,1963年为40%,1964年为41%,1965年为51%，1966年为81%,1967-1970年为51%。
1971-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超收分成”的财政体制。按照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核定地方收支总额,支大于收的县(市)，由中央按差额补贴县(市),包干使用,超收分成,结余留用。本县1971年超收分成29.6万元,1972年超收分成0.51万元,1973年超收分成4.08万元。
1974-1979年,实行“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的财政体制，即按预算总收入确定一个比例，给县一部分收入，作为一项比较稳定的财力，支出包干，超支不补，结余留县使用，对超收部分另定分成比例。本县1974-1975年没有完成财政收入任务；1976年超收分成比例为20％，收入5.3万元；1977年超收分成25％，收入16.5万元。
1978-1979年,实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差额补助”的财政体制。“增收分成”即以上年决算为基础，对当年收入比上年增加的部分，按照分成比例，算出县应分收入；“收支挂钩”，即按照核定的当年预算指标，确定当年收支挂钩的比例，当年完成预算指标的，即可按核定的支出指标开支，如完不成收入指标，则按收支挂钩的比例，削减支出指标，以保证财政收支平衡。1978年,县财政收入超收57.5万元,增收分成比例为34%,增收分成19.9万元。1979年,财政收入短收23万元,其短收之数,由县财政自求平衡。
1980-1985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又称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收入分固定收入和调剂收入两大类。以1979年的财政收入支出为基础,每年递增5%,核定收入基数、支出基数、上解基数、支大于收的县，核定上级补助收入。1982-1984年,实行“总额分成和定额留成”的办法，总额分成45%留给县级财政。1985年,以上年实际收入为基础,增收部分在8%以内按45%分成,超过8%的部分,按59%分成。1986-1988年，实行“收入全留，加定额补助”的财政体制。
1986年,临沂地区行署给予县财政定额补助396.5万元；1987年,给财政定额补助416.3万元；1988年,给财政定额补助437.1万元。
第一节 财政体制
清末,县级财政收入、上解、留支数额，均由清政府核定，县级无财政预决算权。
民国初年，财政体制沿用清制。至民国18年(1929年),开始划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田赋、契税、盐税、工商税收入分别划归中央和省级财政，县级财政靠杂捐、杂税收入和省款补助。抗日战争初期，采取“自筹自用”分散的财政体制。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团结抗日”的口号下，用摊派和募捐形式筹集粮款物资，供给抗日军政开支。1940年,费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着手抗日财政建设,逐步形成了统收统支的供给型财政。解放战争时期，县财政收入统一上交鲁南行署，财政开支执行统一标准，由鲁南行署具实报销。
建国至1952年,执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一切收支项目、办法、范围、标准均由中央统一制定，收入支出全部纳入国家预算。财政收入全部上交滕县专员公署,支出按规定项目范围造报决算,由滕县专员公署报销。
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开始建立县级总决算，原地方自筹经费并入县预算，分为预算内和预算外两部分管理。按省规定，工商各税和农业税收入全部上交省；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其他收入全部作县财政收入，收不敷支部分，由省拨款补助。
1954-1957年,执行“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支出包干”的财政体制。县级财政体制有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调剂收入3种。固定收入有印花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契税、其他收入5种。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有农业税分成、营业税分成。所得税、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公债收入全部上交中央。
1958年,改革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下放企业、下放财权，实行“固定分成，以收定支”的财政体制，即依照核定的年度预算，以固定收入和比例分成收入充抵支出之后，不足部分由调剂分成解决。是年，固定收入有印花税、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国营工业企业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及附加自筹收入；比例分成收入有商业企业收入分成20％，调剂分成收入有工商统一税分成49％、农业分成46％、公债分成60％。
1959-1970年,实行“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各项税收，企事业收入，除地方附加和自筹以外，都作为地方预算收入。凡地方财政的各项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均作为地方预算支出。以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确定总额分成比例。县财政总额分成比例，1959年为40％，1960-1962年为60%,1963年为40%,1964年为41%,1965年为51%，1966年为81%,1967-1970年为51%。
1971-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超收分成”的财政体制。按照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核定地方收支总额,支大于收的县(市)，由中央按差额补贴县(市),包干使用,超收分成,结余留用。本县1971年超收分成29.6万元,1972年超收分成0.51万元,1973年超收分成4.08万元。
1974-1979年,实行“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的财政体制，即按预算总收入确定一个比例，给县一部分收入，作为一项比较稳定的财力，支出包干，超支不补，结余留县使用，对超收部分另定分成比例。本县1974-1975年没有完成财政收入任务；1976年超收分成比例为20％，收入5.3万元；1977年超收分成25％，收入16.5万元。
1978-1979年,实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差额补助”的财政体制。“增收分成”即以上年决算为基础，对当年收入比上年增加的部分，按照分成比例，算出县应分收入；“收支挂钩”，即按照核定的当年预算指标，确定当年收支挂钩的比例，当年完成预算指标的，即可按核定的支出指标开支，如完不成收入指标，则按收支挂钩的比例，削减支出指标，以保证财政收支平衡。1978年,县财政收入超收57.5万元,增收分成比例为34%,增收分成19.9万元。1979年,财政收入短收23万元,其短收之数,由县财政自求平衡。
1980-1985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又称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收入分固定收入和调剂收入两大类。以1979年的财政收入支出为基础,每年递增5%,核定收入基数、支出基数、上解基数、支大于收的县，核定上级补助收入。1982-1984年,实行“总额分成和定额留成”的办法，总额分成45%留给县级财政。1985年,以上年实际收入为基础,增收部分在8%以内按45%分成,超过8%的部分,按59%分成。1986-1988年，实行“收入全留，加定额补助”的财政体制。
1986年,临沂地区行署给予县财政定额补助396.5万元；1987年,给财政定额补助416.3万元；1988年,给财政定额补助437.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