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约公元130～210） 字元卓，东汉泰山郡蒙阴人。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学家。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由于他是汉刘宗室，故在年轻时即踏入仕途。据《后汉书》载：“刘洪，延熹（公元158～167）中，以校尉应太史征，拜郎中，迁常山长史……后为上计掾……，检校东观，著作《律历记》。迁谒者、谷城门侯、曲城侯相、会稽东部都尉。征还，未至，领山阳太守，卒官”。又载：“洪善算，当世无偶，政教清均，吏民畏而爱之……”。刘洪精通天文、历法，著有《七曜术》、《乾象历》等书。《乾象历》是我国考虑了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第一部历法。在推算日食、月食时采用了定朔的方法，测得一近点月的长度为27.554756日，白道和黄道约成6°交角。他测定的回归年是365.2462天。这部历法自公元223年（在三国时期吴国）颁行，共采用了57年，对以后的历法修订影响很大。
刘洪精通数学，当世无偶。汉徐岳著的《数术记遗》一书，阐明了珠算理论及珠盘用法。作者说，珠算的运用和理论，是求学于刘洪的，这就说明刘洪对珠算理论和运用是深有研究的。刘洪是蒙阴县人，故蒙阴是国内外公认的“珠算故乡”。
刘洪为官多年，最后逝世于山阳太守任上。
张垫 元蒙阴县人。他生于世代书香之家，自幼受家庭影响，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人们尊他为张子。他热心教育事业，从青年时期，即任塾师。据考，张子为了办教育，曾变卖家产，兴办义学。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他在县城东北15公里司马寨山（亦称云云山）前坡，建起书堂5间，名北麓书院，广收学生就学。穷苦人家的子弟，一律免收学费。
张子教学有方，学生成绩斐然。在他的学生中曾出过举人，真可说是桃李满天下，名闻遐迩了。旧官府虽多次派员劝他出去做官，但他不是避入深山，就是婉言谢绝，誓不踏入仕途。《沂州府志》载：“张子名垫，蒙阴人，隐居教授，以荐举召入太学，授翰林检讨不就。”张子不但热心教育，而且还十分关心人们生活。书堂前有十几户人家，吃水困难，他从书堂后沟的山泉上修一水渠到村，乡民称便。
张子到了晚年，孑然一身，已无家产可卖，穷困潦倒，又加体弱多病，直到步履维艰时，他仍是循循善诱，教导学生。晚年，这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张老夫子夜间出走，不知所终。以后该村以书堂命名。北麓书院为蒙阴八景之一。
李柰 字时珍，本县李家保德村人，生于书香之家，善书法，工诗词。1427年（明宣德二年）中进士，初任行人（为朝庭专管传旨、册封的官）。后任南京监察御史、陕西布政司左参议。李柰任职期间，不畏强暴，仗义直言，尤恶贪脏枉法之人，外号“铁板李御史”。在边数年，颇有政声，旧志说他治民无冤狱，人称“李佛”。景泰年间（1450～1456），辞官归里，著有《春秋管窥》一书行世。
李炯然 柰长子。1457年（天顺元年）中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后升郎中。时江北大饥，炯然奉命前往放赈，积劳成疾，卒于徐州。身后囊无余资，惟遗诗一首：“强颜人世已多年，一事无成馆遽捐。仕路那知终粉署，宦囊谁信只青毡。死生有命吾何恨，俯仰无惭世漫怜。寄与故园诸子弟，好将清白继家传。”安徽凤阳一带群众，为了纪念这位清官，曾立庙祭祀。
李梦龙 炯然长子。1493年（弘治六年）中进士，初授南直隶宣城县知县，不久，升北直隶定州知州，官至陕西、甘肃兵备道按察司副使。时河北大饥，梦龙奉命前往赈济。他及时将赈粮发放至饥民手中，民众无不称道。晚年归里，著有《云松集》一书行世。
公鼐（1558～1626） 字孝与，号周庭。五世进士中第五世进士。自幼聪明好学，童年即能诗善文，读书过目不忘。20岁即名闻乡里。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山东大饥，饿殍遍野，公鼐上书请赈，山东人民得以救济，人们对他感恩戴德。天启初年，任礼部左侍郎。他性刚直，疾恶如仇，见专断国政的魏忠贤，横行霸道，五内如焚。魏忠贤也对他恨之入骨。在此斗争中，公鼐自感势力单薄，只好称病辞职，归里赋闲。当时正直之人，都为其惋惜。《蒙阴县志》载：“……群小（指魏党）恶其害己，尽力打击，引疾以去……，时论惜之……。”1626年（天启六年）忧愤以卒。他逝世后，思宗（朱由检）赠礼部尚书，谥文介，祀乡贤。著有《问次斋集》一百卷行世。
公鼐对于诗论，有特殊见解。他“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声情，反对复古模拟。其纪行诗与晚年山居诸诗善于写景，也流露了抑郁之感和退隐后的消极情绪”（《辞海》公鼐条语）。他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对理学颇有研究。光宗（朱常洛）曾赠以“理学名臣”匾。
公鼐的父亲公家臣，号东塘。1571年（隆庆五年）中进士。初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因事被谪，降为泽州判官，后任南京户部主事。卒于滁州。赠礼部左侍郎。著有《柳塘集》行世。公鼐的从祖父公一扬，号亦山。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中进士，初授大理寺评事，不久，迁河南裕州知州，仕至工部郎中。著有《闲音集》行世。公一扬逝世后，其家族呈请批准，在县署右边为其修筑石坊1座，名荣世坊。公鼐的曾祖父公跻奎，原名志厚，号中山，1535年（嘉靖十四年）中进士。初授工部郎中，出守山西潞安府。在边防守，不畏强暴，边寇慑服。不久，升任湖广副使，后调广西，在广西讨平反叛有功。著有《中岩诗草》一书行世。公鼐的从高祖公勉仁，号西埠，字尚德。1490年（弘治三年）中进士。初授行人（管传旨、册封的官），后升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正德初年，由于秉性刚直，得罪了宦官刘瑾，降为四川参议。后升都御史，巡抚大同，选将练卒，勤修烽垒，在边十年，边陲无警。后因丁忧归里，三年后起用，巡抚郧阳，未到任即逝。在上东门村，原有都宪石坊1座，即公勉仁的石坊。著有《东山集》行世。
从1490年第一世进士公勉仁，到1601年第五世进士公鼐，只有百多年时间，一门就出了5个进士，其中最后两个进士都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从此“五世进士，父子翰林”之称，远近闻名。明末，在蒙阴古城县署后街，由皇帝敕令修建了“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石坊1座。石坊高大，雄伟壮观。坊上浮雕的人物、花卉、珍禽异兽，栩栩如生，名闻遐迩。该坊北面石刻4个大字：“五世进士”；南面石刻4个大字：“父子翰林”。此坊于1961年拆除。
公鼐的弟弟公鼒，字敬与，号浮来。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中举人。康熙十一年《蒙阴县志》载：“天性英敏，走笔千言，博学善书，名重京师。”著作有传奇（剧本）《千金裘》、诗文《小东园集》30卷。晚年，隐居家乡，不求仕进，著书立说。
秦士文（?～1628年） 字彬予，明代军事家。蒙阴县人。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他父亲名希夏，是一位民间良医，济世活人，后升任御医，授郎官。祖父名洪，是一位慈善家。嘉靖年间，蒙阴县大饥，秦洪出粟万石，以救饥民，活万余人。有一粮差，遗失百金，急欲自尽，洪拾金不昧，速还失主。他还把人们欠他的账单，全部当众烧掉，不叫欠户偿还。秦士文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他从青年时代即关心群众疾苦。他中进士后，先后任3个县的县令。他每到一县，劝农桑，理讼狱，明教化。旧《蒙阴县志》上说：“秦士文，政绩不胜枚举”。1626年（天启六年），边事告急，士文被起用，任怀来兵备，镇守边疆，不久擢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每到一处，秋毫无犯。由于守边有功，升兵部右侍郎，继而晋升兵部尚书。著有《抚宣奏议》九卷，诗文一卷行世。其弟士桢，1622年（天启二年）进士，任信阳、高邮二州知州，有政声。
刘晓浦（1903～1931） 亦名刘太和、刘昱厚、刘小浦。垛庄村人。初在济南求学，后考入江苏南通实业纺织学校。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校方开除。不久，考入上海大学。在这期间接受了马列主义，192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初，中共山东省委遭破坏，4月，党派刘谦初、刘晓浦等来山东省委工作，他任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他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协助省委书记刘谦初到处奔走，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同年7月，省委又一次遭到破坏，刘谦初、刘晓浦和他的爱人曹更新等8人同时被捕。在狱中，在法庭上，刘晓浦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宁死不屈。1929年10月，他二哥刘云浦携巨款到济南狱中向他说明要花钱赎他出狱时，刘晓浦坚决地说：“二哥，不要花钱了，只有自首才能出去，那是永远办不到的。”刘云浦只好含泪退出。1931年4月5日，刘晓浦在济南英勇就义。
刘晓浦出身于地主家庭，堂号“燕翼堂”。有土地58顷，主要的佃户村有隋家店、下峪、沙屋后、后里、垛庄，还经营裕源和酱园、布庄、百货店等，雇用工勤80余人，养看家兵15人，长短枪20余支。并办小学1处（初、高级两个班）。刘晓浦和刘一梦在上海读书时，常藉假期向家人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使这个地主家庭转化为一个革命家庭。刘晓浦的二哥刘云浦在抗日战争时期任鲁中区参议会议员，他的子侄辈除刘一梦烈士（有传）外，还有男女15人于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他们是刘立泉、刘汇东、刘少云、刘竹泉、刘小泉、刘春泉、刘幼云、刘子泉、刘增浩、刘露泉、刘增淯、刘稚蕴（女）、刘增蕴（女）、刘钊（女）、刘增蔼（女）。其中刘子泉于1940年在沂水县沙地战斗中牺牲，刘增蔼于1941年在大青山战斗中牺牲。
刘一梦（1905～1931） 原名刘增容，刘晓浦的侄子，参加革命后化名刘一梦、刘大觉。革命作家。早年在临沂五中上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后转上海大学。在学校受其叔刘晓浦的影响，信仰马列主义，并于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叔侄在上海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蒋光慈、钱杏村等人在上海成立文学团体《太阳社》，刘一梦是主要成员。他经常以“一梦、大觉”为笔名发表文章，抨击旧社会的黑暗。他曾写过不少文学作品，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作品中描绘了工农群众被剥削被压迫的非人生活及其反抗精神。塑造了众多的被压迫者和革命者的形象。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写道：“……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他的作品现已发现的还有《工人的儿子》、《谷债》、《雪朝》、《车厂内》、《斗》、《沉醉的一夜》、《暴民》等8篇。1928年，刘一梦由党派往山东，担任团省委书记。当时党的经费十分困难，他曾在饭店当过跑堂，拉过黄包车。1929年初，兼任《济南日报》副刊《晓风》的主笔，借以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1929年3月，省委遭破坏，刘一梦被捕入狱。屡遭严刑，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与其叔刘晓浦和山东省党组织的领导人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韩复榘枪杀于济南，史称“四五”惨案。牺牲的烈士称为“四五”烈士。
娄家骃（1898～1933） 北贾庄乡井旺庄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父亲娄梦龙是有名的中医。家骃自幼勤奋好学，在上小学时即爱打抱不平，对欺侮人的学生，总想法制服他，保护受欺侮的弱者。当老师体罚学生时，他总是和老师讲理。17岁时到济南军事教战所求学。有一姓秦的老师，思想进步，他见家骃学习好，品行好，即对他特别关怀，师生关系融洽。以后这位秦老师去陕西当兵，多次来信叫他前去。不久，家骃到陕西当兵，他在军队中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升到代理团长。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受党的派遣，退伍回家，在家乡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反对贪官污吏，并到处联络进步人士，搜集民间枪支，组织抗暴队伍。1933年春，他组织40余人（枪），吃住都在他的家里。9月由中共新泰县委组织的龙须崮暴动，他率队参加，并负责指挥了这次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在联络失散的同志时，被国民党蒙阴县七区区长房旭东逮捕，送交国民党蒙阴县政府。县长张尊孟立即审问。当问到“你的人和枪呢？”答：“枪是民众的，你去要吧！”问：“你那共产党同夥呢？”答：“同夥？我一个也不知道。”张尊孟恼羞成怒，反复施用酷刑，使他几次昏了过去。这时他的族兄娄家怡到井旺庄天主教堂哀求德国神父辛德铭出面搭救。辛德铭提出刻薄的条件：只要他本人及其全家保证信教，即可到县城保出他来。为这件事娄家骃的家属开了家庭会，被迫同意信教。当娄家怡和家骃的长子承怡到蒙阴监狱向他说明来意时，他忽地站起来说：“辛德铭是文化侵略者，我不信他那一套，你们快回去！”娄家怡、娄承怡只好含泪回家。城东关天主教堂有个房大姑娘（房旭东的妹妹）也到监狱劝娄家骃信教。娄家骃对其不屑一顾，大声呵斥说：“是你啊！我久仰了！给我滚出去！”
1933年12月国民党县长张尊孟将娄家骃杀害于城东河滩。他在赴刑场的途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
公茂音（1905～1939） 坦埠镇故县村人。他出生在农民家庭里。由于家庭贫寒，只在私塾2年便辍学了。他秉性纯朴，热情待人，好济人之危，深得乡里人的称许。1933年9月发生的龙须崮暴动，使他深受启发。龙须崮暴动虽然失败，但在公茂音的心目中，却点燃了革命火花。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到大张庄、黄庄等区（今属沂源县）寻访曾领导暴动的同志们。“七七”事变前夕，曾任坦埠乡乡长。他对当时政治黑暗，地方豪绅飞扬跋扈，官府横征暴敛，广大百姓辛勤劳动不得温饱等不合理现象，愤愤不平。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公茂音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以承包“集市收税”为掩护，联系各界人士，筹集抗日活动经费。沂水县地下党员邵德甫，龙须崮暴动领导人李阳谷等，曾多次找茂音联系，商讨发动抗战事宜。1938年5月，中共蒙阴县委成立。秋，茂音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工作更加积极，不辞劳苦，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工、农、青、妇等抗日团体，发展党的组织。使坦埠、故县周围几十个村庄成为最活跃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冬，任县职工会长。1939年2月，任坦埠乡总支书记兼乡长。夏，任地方独立营营长。
公茂音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蒙阴县长郑小隐的极端仇视。1939年11月18日，他到各村检查工作，路经尹家洼村附近时，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沂蒙大队逮捕，押送给郑小隐。郑小隐立即审问，并动用酷刑，茂音坚贞不屈，最后，郑小隐下令枪杀公茂音。就义时，他高喊：“杀了公茂音，还有共产党！”气壮山河。
李春山（1902～1939） 字秀峰，蒙阴镇八大峪村人。1911年在本村耶稣教小学就读。毕业后考入平度县教会中学。1920年由平度转济南济美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又无处就业，回家做小本生意。
1930年4月，国民党蒙阴县长徐振邦卸任时，企图将贪污脏款带走，引起大家的强烈反对，被民众和县党部扣留。李春山这时在城里从事商业，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他指着徐振邦的鼻子说：“你不交出脏款，休想离开蒙阴半步，身为一县之长，不拯救民众出水火，反而榨取民脂民膏，有何脸面见蒙阴父老。”徐被迫交出脏款3000元（银币），灰溜溜地逃走了。
“七七”事变后，他目睹日军侵入蒙阴城烧杀抢掠的暴行，激起了他抗日救国的义愤。立即弃商从军，参加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任特务旅供给处处长。不久离开军队回到家乡，积极向本村及附近的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群众拥护，有不少青年受其影响而参加抗日武装。1939年春经五区（旧寨）区中队长公希东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后上级调他到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回到家乡。他不顾危险到敌占区利用各种关系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捐献枪支弹药。不久，组织了十几人的抗日武装。1939年7月，蒙阴县成立了蔡庄乡抗日民主政府和蔡庄乡分队，李春山被选为乡长兼分队指导员。在司马寨山周围的十几个村庄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开展对敌斗争。此时，国民党蒙阴县长郑小隐也龟缩在司马寨山后一带，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专门制造摩擦。他见李春山积极抗日，受到人民拥护，便恨之入骨。1939年8月，在莫庄河南设下埋伏，将李春山及分队队员10人逮捕。郑审问时，对李春山严刑拷打，打得他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死去活来。一连十几天的折磨，李春山奄奄一息，但他始终未向敌人屈服。1939年9月1日，李春山在莫庄东南摞石子沟被郑小隐杀害，一同被捕的9名乡分队员，也同时就义。这就是有名的“蔡庄惨案”。
陈若克（1919～1941） 女，原名陈玉兰、陈雪明，祖籍广东省顺德县。早年随父母到上海。8岁上小学，1年后因父亲病故辍学，随母去工厂做工。工作了7年，先后进过橡胶厂、纱厂、毛巾厂、织袜厂。繁重的体力劳动损伤了她的健康。她患有胃病、贫血、神经衰弱、咯血等病。尽管身体这样虚弱，可积极参加了上海的工人运动。1936年8月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
“七七”事变后，陈若克随工人到武汉，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不久她动身去延安。到达山西后，因敌人封锁又重返武汉，结果厂方以“共党嫌疑”而开除了她。失业后，立即动身第二次去延安。途中参加华北军政干校，学习两个月，结业后留校工作，并重新入党，担任支部委员。在此结识了朱瑞，并与之结婚。1939年5月与朱瑞来山东工作。开始任山东纵队直属科长，后任中共山东分局妇女委员会委员。1939年7月她被选为山东省妇联执行委员。1940年7月被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议员、山东妇女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41年11月7日，日伪军包围革命根据地大崮山时，因八路军夜间撤退，若克与大队失去联系，不幸被俘。她被敌人押解到沂水城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尽酷刑。若克坚强不屈，坚持绝食。敌人对她毫无办法，于1941年11月26日将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婴儿同时杀害，时年22岁。1953年将烈士遗骨由沂南县东辛庄村迁葬于孟良崮烈士陵园。
刘海涛（1907～1941） 中共党员，东阿县人，1907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去东北谋生。“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春回延安。同年10月被派来山东。曾任山东纵队九支队、六支队司令员，鲁中军区司令员等职。
1941年11月初，日军以五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部队划整为零。18日，刘海涛和社会部长朱玉干等8人，在突围中行至蒙阴县官庄以东杜家林时，被埋伏在那里的伪军包围，不幸被捕。被押送到大旺庄村伪军大队部。敌人用软化手段，妄图诱降。他反而大义凛然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劝说伪军掉转枪口，一致对日。伪军头子石绍武恼羞成怒，施用酷刑，他宁死不屈。敌人黔驴技穷，最后将刘海涛、朱玉干等6人先后惨杀于苏家后和化家洼村。另外2人逃出。
杨万兴（?～1942年） 四川省人，中共党员。十几岁即参加红军，并参加长征。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团长等职。1939年受党中央派遗，从延安来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任鲁中区一旅一团团长。
1942年11月7日晚，杨万兴奉命带领部队执行攻打垛庄伪据点的任务。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曾几次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阵，攻克圩子2个，午夜集中力量，猛攻炮楼，3小时后炸毁炮楼，敌退至三楼，放毒3次。至拂晓，共毙伤敌40余人，生俘40余人；八路军阵亡3人，伤20人。杨万兴团长牺牲。17日《大众日报》发表战报，垛庄战役杨团长殉国。
杨万兴牺牲后。当地军民在垛庄东高家庄召开了追悼大会。建国后，杨万兴烈士的遗骸迁葬于孟良崮烈士陵园。
孟继昌（1880～1967） 原籍莱芜县凤凰岭村。1919年（民国8年）他父亲孟传江领着全家7口人，逃荒要饭来坡里镇丁家庄落户。孟继昌是祖传的铁匠，手艺高明。他有7个儿子（广东、广胜、广才、广晋、广文、广照、广业），都从小随父学艺，个个都是打铁能手。他们既打制和修理各种农具，还能修理各种枪支，远近闻名，人们都喜欢到孟家铁匠铺去打制或购买铁具。
1938年夏，沂蒙山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爱国人士杨荆石经常和一些抗日志士以修车子、买农具为名到孟家铁匠铺开“碰头会”，研究发动群众抗战事宜。驻博山下庄一带的八路军某部参谋李仲彦，曾多次住在孟家，宣传抗日救国，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时间长了，激发了孟氏全家为抗日救国尽力的感情。1939年秋，中共蒙阴县委移住大崮山。民运部长王云祥、职工会长吴金鹏，经常在孟家召开群众会议，发动抗日。孟家铁匠铺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地点。这时，大崮一带抗日武装发展起来，最迫切的问题是收集枪支弹药。但收集到的枪支多是破损或缺件。孟继昌父子便担负了这一艰巨的修理任务。凡是给八路军修理的枪支，一律不收工钱。他们总是说：“我们为抗日出点力是应该的。”1940年国民党蒙阴县长郑小隐驻进丁家庄村，与五十一军相勾结，对大崮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包围、封锁。孟家父子活动在郑小隐、五十一军的控制圈里，处境十分危险。为了支援自己的部队抗日。借“为国军修枪”为名，照常为抗日部队维修枪支，成了八路军设在国统区的修械所。当时，有些旧政府的人员和地主家也来找孟家父子修理枪支，他们就以缺乏原料为由拒绝修理，或加倍收取修理费。
孟继昌父子还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购买的枪支弹药，伪装好，送到抗日部队手中。
1941年冬，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时，得知孟家父子给八路军修枪，将未及转移的孟广东（老大）捕去，用铁丝穿透“锁骨”砸死丢在道旁水井里。并把所有的铁匠工具砸坏，放火将房子烧光。孟继昌和全家人没有被这种悲惨遭遇所压倒，反而更加坚定了“雪国耻，报家仇”的决心。
1943年夏，五十一军撤离沂蒙山区，县武装部收集了大批枪支，亟待修好支援前线。武装部长刘太禄给孟氏父子颁发了修枪执照，分担了县修械所部分修枪任务。本县和邻县的地方武装与民兵都到孟家修理枪支，孟家父子日夜奋战，修好一批，运走一批。孟继昌父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共修理步枪2800余支，轻重机枪百余挺，短枪260余支，配制手枪10余支。对保卫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冬，孟继昌的六子孟广照报名参军。被分配到县修械所当了军工。不幸于1948年冬，试放炮弹时，因炮身爆炸而牺牲，年仅22岁。
1947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时，县武装部派人送来一批军用物资和重要文件，交孟继昌妥善保藏。孟继昌带领广才、广晋、广文3个儿子，当夜动手，用两口大缸装好，盖上铁盖封严，埋在东山脚下。敌人虽多次搜山，终未发现。到1948年，这批物资完好地运回了县城。
杨荆石（1902～1943） 原名杨玉珍，本县七区青冶行村（今属沂源县）人。父亲是民间医生。他9岁时，进本村私塾读书，后求学于黄庄高小。18岁考入曲阜二师。1924年考入上海美术学院。那时上海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进步学生到处演讲，宣传民主、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对荆石是极大的教育，这时他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他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7年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军中任连长、营长、少校团副。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杨荆石对此深表愤慨。他在军中揭露反动集团镇压革命的罪恶行径，并大声疾呼：“蒋贼不除，国无宁日”。这些革命言行，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28年4月，他得悉国民党要逮捕他，便脱离部队。以后，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从事木刻活动。1935年到青州四师任教。1936年春，任济南乡师教员。1937年春，济南乡师选送了两批学生去延安学习，但路费不足，无法成行。杨荆石慨解义囊，拿出仅有的20块银元，交党支书高启云作为学生路费。1938年，他参加徂徕山起义。荆石艺术造诣很深，常用警时（荆石二字谐音）署名作画。他的《酒徒之案》、《卧薪尝胆》很有名气。1939年4月他任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教务主任。这时，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给其书画题词中写道：“革命的武器有多种……一幅生动的图画胜过三千支毛瑟枪。”对他的绘画作了高度的评价。后经山东分局民运部长霍士廉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亲属包括他的爱人、子女、侄女等共22人参加革命，有5人为革命牺牲，被称为新的“杨家将”。
1939年秋，杨荆石调回本县。次年7月11日，县参议会在梭庄召开大会，一致通过罢免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县长郑小隐的职务，选举杨荆石任蒙阴县县长。杨被选为县长后，立即发表了就职演说：“大家选我当县长，我决心不负众望，把人民的事情办好。要廉洁奉公，当好人民的公仆，请大家监督，如发现我有违背诺言的行为，可随时罢免我。”他平日工作认真、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人民群众都愿意找他谈心，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庄户县长”。
杨荆石在任县长期间，他首先提倡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事业。另外他关心教育事业，成立冬学促进委员会，到1941年春，办起抗日小学57处，学生1600人，冬学74处，学员3000余人。
1942年2月，杨荆石调鲁中行署教育处工作。次年11月他出外检查工作时，误被枪弹击伤，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刘彬厚（1915～1943） 界牌乡北庄人（原属沂南县）。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小组组长、民兵队长等职。
刘彬厚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他七八岁时即能帮助大人干活。“七七”事变后，他耳闻目睹日军、汉奸抢掠烧杀的暴行，经常和本村青年们在一起议论如何打日本捉汉奸保卫家乡的事。1938年春，党的工作人员到界牌乡一带开辟工作，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刘彬厚成为抗日积极分子，团结带动本村及附近村的青年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工作非常积极。村里成立青抗先、游击小组，他都积极参加。1941年下半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工作更加积极，曾受到上级的多次表扬。1941年冬，日本侵略者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临（沂）蒙（阴）公路沿线，敌人安设了许多据点，经常抢粮、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当八路军展开反“扫荡”，到处打击敌人，拔除伪据点时，刘彬厚带领游击小组，配合八路军主力，经常出没在沂蒙公路线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1943年春，八路军一部围困垛庄敌伪据点时，北庄民兵负责警戒马头崮至横山一带的敌情，活动在石汪河、石咀子、北庄一带。2月1日拂晓，刘彬厚在石汪河村被敌包围，他不顾一切带领民兵突围，当即遭到数百名敌伪军的截击。这时民兵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有的失散，只剩下刘乃全和刘彬厚两人继续战斗。当他们退到石咀子村时，刘彬厚身负重伤，他忍着剧烈的疼痛，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用最后1颗子弹，打死1个冲在前面的敌人，然后把枪摔烂，壮烈牺牲。1944年2月，沂南县武委会发出通报，表扬刘彬厚的英雄事迹，追认他为民兵英雄，并在界牌乡朝仙桥村树碑纪念。书法家武中奇书写的“民兵英雄”4个大字镌刻在石碑上。
熊方成（1919～1947） 祖居巨山乡石门村。其祖父因生活所迫，逃荒到蒙阴镇徐家沟村。当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父亲熊继昌靠当佃户维持生活。熊方成5岁那年，母亲去世。9岁，父亲、大哥先后去世。他和二哥相依为命，靠出卖劳力过活，受尽了磨难。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熊方成报名参军。在他的带动下，徐家沟村有16名青年踊跃参军。方成参军后，先后参加大小战斗10多次，1947年2月莱芜战役时，1人俘虏了1个排的敌人，荣立二等功，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了蒙山东麓阻击战，在战斗中英勇杀敌，又立二等功。5月参加了孟良崮战役，第三次荣立二等功。7月，在沙土集（荷泽地区）战斗中，他参加了尖刀班，化装成敌人，直插敌团部，俘虏敌团长陈方杰，荣立一等功，并提升为排长。在土山集（嘉祥县）战斗中，他身受重伤，仍指挥战斗，把进攻的敌人击退。由于流血过多，一度昏迷过去。醒来后，发现敌人又反扑过来，他趴在地上，端起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就在这时，敌人的1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熊方成壮烈牺牲。
公毓伟（1899～1955） 字子魁，坡里镇笊篱坪村人。出生在较富裕的家庭。为人诚实，主持正义，爱打不平，好济人之危。乡里亲朋，有困难的找他求助，他有求必应。1928年土匪猖獗，他组织附近村数百户群众到大崮山避匪患，任副寨主，保护了大崮山周围数村人民的生命财产，深受人们的拥护和尊敬。
1932年，毓伟任十字涧乡乡长（旧政权）。这时六区区长、地主豪绅王子连搜刮民财，欺压群众，民怨沸腾，毓伟联合附近几个乡的乡长到省府去告发王子连，打了1年多的官司，总算罢了王子连的官，平了民愤。这次官司，他把自己仅有的40亩土地全部卖光，从此过起了贫困的生活。
1938年春，日军侵入本县，国民党各级政府人员不战而逃，毓伟十分气愤，对自己的子侄10余人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我们要抗日，但抗日要有好的领导，看来国民党这个领导是不能依靠了”。同年8月，中共蒙阴县委派人到十字涧一带开展工作，毓伟及其子侄数人经介绍首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参加了丈量土地的工作，实行合理负担。经过细致的工作，完成了这一任务。
1940年10月，国民党军一一四师六七九团抢占了章子崮、板崮，把中共蒙阴县委和县大队围困在大崮山上，几百人吃不上饭，毓伟到附近村筹措给养，保证了部队的供应。1943年7月，为了粉碎日军大“扫荡”，抢修南北岱崮防御工事时，他带领30多名石工，100多名民工，奋战80多个昼夜，为第一次岱崮保卫战的胜利贡献了力量。保卫战结束后，他带领游击小组除掩护部队撤退外，还在夜间把埋藏在十字涧一带的公粮运出2万余公斤，保证了部队的粮食供应。
1944年12月任大张庄区区长，1945年任沂源县参议长兼司法科长。1947年3月，带领沂源县军工烈属转移到黄河北地区。1951年任鲁中行署劳教所所长，1953年任东海县法院院长，1955年5月病逝于济南。
李正心（1880～1959） 字镜如，垛庄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出生于贫农家庭，从祖辈几代靠开“会友斋”菜馆谋生。他上过几年私塾，因生活所迫，14岁时辍学跟随父亲帮厨学艺。不到3年的时间，他就能单独掌勺，包办酒宴。会友斋菜馆最拿手的名菜有烧烤腊肉、风鸡、鸳鸯汤及用海参、鱼翅、燕窝等制作的名菜几十种。每种菜的风味独特，各有千秋，因之会友斋菜馆在蒙山前后，方圆几百里都享有盛名。无论是名流士绅社会贤达还是官府衙门、地主豪绅，遇有公事，都请李正心去做菜。近的有沂水、临沂、费县、莒县，远的有济南、徐州等地都来人请过。他每次给人做菜，都得到主人的赏识。
李正心做的名菜，确有独特之处，如他做的“鸳鸯汤”，一对“鸳鸯”能在汤盘中“游来游去”。他做的糕点形如大象、仙鹤、庙宇、古刹既美观，又可口，每逢过年过节，人们都争着买去当供品。他用代用品制作的海参，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李正心热心培养下一代，他教授的魏、杨、彭3家徒弟也都打着会友斋的旗号开设分馆。到了晚年，他经常到各分馆走走，指导徒弟们学艺，严格要求徒弟们练就两手硬工夫：一是红案——烹饪的刀口和火候；二是白案——用白面做的各种糕点的技艺。
李正心不但是一代名厨师，而且是拥护革命的积极分子，从1937年开始，“会友斋”菜馆成了党的联络站，共产党员段德甫、李觉如等经常到他家开会，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其妻吴金凤曾任副乡长，1987年已90多岁，尚健在。
胡广义（1880～1964） 垛庄镇沙屋后村人。自幼家境贫寒，聪颖好学。15岁到垛庄赵家药铺当学徒。19岁进裕源和酱园，一直干了32年。那时酱园聘请了章丘县的1个张老师，他虚心向其学习，并一天到晚伺候他。张把自己制酱菜的技术大部传授给他，但由于封建思想影响和张老师的独特性格还留了一手，不予传授。张老师干了三年，回家时，胡广义挑着行李一直送到50里外的明义桥，张老师深受感动，把保留的那一手绝技口授给他，故有“胡广义送老师一去五十里不回头”的说法。
裕源和酱菜，在清朝末年即闻名遐迩。每年要给皇上进贡。届时，沂州府的州官亲来垛庄监督进贡情况，贡品要选上等货，封菜篓200对（200公斤），由州府正堂派员带贡品进京进贡。
在裕源和酱园，他分批带出了成名的徒弟李曰红、石建铎、夏广谦等19人。1931年，胡广义自立门头做酱菜，徒弟就更多了。他的酱菜主要产品有包瓜、磨茄、八宝豆豉、虎皮菜、黄酱油、酱方、酱地环、酱杏仁等共28种。
胡广义从学徒到成为酱园老师，在钻研技术上，艰苦努力，为了观察酱菜的发酵情况，经常睡在车间缸道里，每晚几次起来翻缸、观察，数十年如一日。由于常年制酱菜，手被盐水浸渍，中年时手指甲盖都深陷下去。他对学徒要求十分严格，如制酱方，要求方正，大小一致；制磨茄要做到松软适当，含酱饱满，味道鲜美，吃时筷子一分就开。
胡广义对制酱工艺毫不保守，他常说：“穷兄弟们想吃这碗饭，我就教您，保管教会。”他83岁时才从蒙阴县食品厂退休回家，那时他的身体很弱，步履维艰，但是他还到附近酱园走走，指导青年学艺。
秦元庆（1916～1968） 新泰市新庄人（原属蒙阴县三区）。家中生活较富裕，是独生子。为人正直，主持正义，好济人之危。1938年日军侵入蒙阴，国民党政府不战而逃，敌人走后又回来盘剥人民。元庆对此非常气愤，经常和青年志士谈论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驻沂蒙山区，到处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主张，积极打击敌人，这使元庆顿拨云雾，看到了光明。他主动接近八路军工作人员，积极进行抗日活动，并找到地下党员公兆方（后任三区党委书记）要求工作。1939年2月由公兆方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从事敌占区的秘密工作。
1940年5月下旬，八路军主力一部一举拔除了常路、高都、汶南伪据点，蒙阴三区大部解放。元庆通过关系将原国民党地方武装拉了过来，经过扩充，组成由共产党领导的区中队（当时属蒙阴三区，故称三中队），元庆任队长。在成立三中队初期，数十人的吃、穿、住，都由元庆家中负担。他母亲秦大娘，对人慈祥、善良，通情达理，儿子参加革命，她虽担心，但知道打日伪军是正义的事，故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把家中粮食、衣物献出来供应区中队。
1940年9月下旬，日伪军趁“扫荡”之机，重新占据了汶南、常路等地，三中队孤军作战，形势严峻，他按照县委决定带领三中队爬山越岭。绕过敌伪据点，穿过封锁线，胜利到达大崮山，正式编为蒙阴县大队二连，元庆任连长。同年底二连升级，并入到山东纵队一旅四团，后划归四旅十一团，秦元庆都任连长。1944年底在一次反“扫荡”斗争中，为了掩护同志们脱险，他不幸被捕，在敌人酷刑面前坚贞不屈，后在转移途中跳崖脱险，在群众的掩护下，及时回到部队，受到鲁中军区的通报表扬。1945年在解放蒙阴城的战斗中，荣立一等功。建国前后，秦任山东警备二旅政治部科长、7092部队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1958年转业到浙江省公安厅任劳改局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元庆同志受到诬蔑陷害，于1968年11月15日含冤逝世在隔离室里。1978年12月平反、昭雪。
杨松贵（1885～1968） 回族，垛庄村人。因其丈夫姓彭，人们亲切地称她彭大娘。
1938年1月，日军进犯垛庄，群众被迫逃难到南北两山。时年52岁的彭大娘，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极为愤慨，积极投入抗日工作，受到党政军民的称赞。
“抗日的女英雄，模范的彭大娘”，这是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谱写的歌词中的两句。这支歌曾在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广为流传，是对彭大娘革命事迹的真实评价。1938年秋，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垛庄妇救会长、县参议员、行署参议员等职。
自从八路军到了垛庄，彭大娘的家就成为抗日干部、战士的家。她的家也是入党宣誓的地方。凡是抗日干部到了她家，总是想方设法叫他们吃好住好，一有敌情，就把他们隐蔽起来。1940年9月，一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在红山后山洞里，她得知后，便安排曹大的母亲每天给这位战士送饭吃，直到这位战士养好了伤，她派人将其送回部队。有一战士在反“扫荡”时掉了队。穿着军装找部队目标大，她把老伴的衣服拿来给战士换上。一次她发现了一位牺牲的战士，未及掩埋，她买了领席子，找了几个人，将烈士遗体埋葬好。1941年秋，区青救会长刘继先病了，她和韩大娘昼夜照顾在身边，把自己的老母鸡杀了熬成汤，一口一口地喂，感动得刘继先流下了热泪。敌人大“扫荡”时，她带着一大包军鞋逃到北山，自己的东西什么也没带。她说：妇女们做的拥军鞋，绝不能叫日本鬼子弄了去。彭大娘在整个抗日时期，只要对抗战有利的事她什么都干，动员青年参军，为八路军做军鞋、推米磨面烙煎饼，掩护伤员伺候病号，都是以身作则，处处跑在前头。不仅带领本村的妇女干，还发动邻村的妇女一齐干。彭大娘的抗日行动，被日伪军发现了，到处搜捕她，并出了布告，以500元伪币悬赏逮捕她。
彭大娘家一家是抗日的一家，4个儿子都是党政军的干部，大儿媳接婆的班，任垛庄妇救会长。
王兴廷（1893～1972） 字献宸，蒙阴镇人。他生于岐黄之家，其父擅长针灸，善治白喉、羊痫风等症。他五岁入家塾，10岁开始读医书，18岁时已熟读中医四大经典（《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旁及历代医家名著。20岁时，已系统地掌握了中医理论，较熟练地为病人诊病处方。他以慈善为本，以济世活人为座右铭。当时社会上有的庸医，以治伤寒之法，疗温热之疾，死者无算。为此，他发奋精研温病，救活不少危重病人。出诊时，不论远近，从不在病家就餐，也从不收受谢礼。遇有贫家病人，他常是施医舍药，予以救济。他常说：“家有病人，如火烧心，让人招待，于心何忍？”在行医的同时，他曾参政数年。1921年被选为省候补议员。1922年任蒙阴县城区区长。同年赎回胶济铁路主权时，为谈判代表团随员，发言时慷慨激昂，力争国权，为时人所诵。1923年被补为省议员。1927年续任山东省第三届省议会议员。从1929年开始，兴廷先后在济南、新泰、蒙阴北乡、县城等地行医。1955年任蒙阴县城关镇联合诊所中医师。1958年任城郊区卫生院中医师。到了晚年，他自感体力日衰，即开始整理验方，撰成《瘟病治验》、《验方集锦》二稿，但“文化大革命”中散失无存。1962年，积劳成疾，从此卧床10载。在病中仍继续给人诊病。最后他不能执笔处方时，由儿媳公茂梅代笔。他有时昏迷过去，醒来再诊，从不辞掉病人，致使不少患者手捧处方，热泪盈眶。他为病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一直为人们传诵。1972年1月16日逝世。
薛其彬（1921～1973） 亦名薛迈，高都乡高都村人。1929年他8岁时在本村上私塾。1933年11月到县城上小学。这时听到日军对中国人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的消息，心里种下了反日的种子。1936年考入山东省立泰安中学。“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停课，临离开学校时老师给上了最后一课：日军侵略中国，屠杀我们的父老兄妹，日机到处狂轰乱炸，国民党军不抵抗，节节后退，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抗日，首战平型关，大败日军，凡是中国人都应起来抗日。他听了感动得泪流满面，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抗日的道路。
1938年1月，其彬投奔在山东抗日游击队四支队工作的梁竹航，经梁介绍，参加了革命，6月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调山东纵队训练班学习业务，结业后留司令部任电台报务员。1939年8月，八路军一支队来到本县的旧寨、莫庄、蔡庄、高都一带开辟工作。组织上派他回本县任第三区（汶南常路一带）区长，协助一支队开辟新区，扩大武装，巩固根据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动200多青年参军，开赴前线，还动员60名新兵，编为三中队。
1939～1945年，他先后任三区、旧寨、高都等区区长，带领群众，打汉奸，除恶霸，壮大地方武装，减租减息，组织大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国民党蒙阴县长郑小隐曾多次派人抓捕他，均未得逞，最后将他父亲抓去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妄图要他投降，换回他父亲。他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坚决与郑小隐斗争到底。
1945年10月，任本县文教科长。1948年1月去华东党校学习，结业后调任潍坊市委组织部长。1949年任上海市新市区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农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南方6省防治血吸虫病办公室主任，上海市爱委会办公室主任等职。1973年在去市委开会途中发生车祸，不幸殉难。
杜在农（1923～1979） 坦埠镇坦埠村人。其父是私塾教师。自幼随父求学，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所读篇章，皆能背诵。1933年其父因病休馆，他又投奔姑母家求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办，他失学在家。当时国民党游击队、保安队等杂牌军，都打着抗日招牌，到处抓人抢粮，弄得民不聊生。他目睹这一切，心里极为反感。1938年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坦埠村宣传抗日，和老百姓亲如一家。两相比较，他认定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同年7月，他到八路军驻蒙阴办事处参加革命工作，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杜在农任县大队特务队分队长。1940年12月任县大队保卫委员、特务队副指导员。后任蒙阴县公安局第二科长兼政卫队指导员。1943年底任大崮区公安特派员。在大崮、野店、高都等地除奸反特，在各路口埋设地雷，打击日伪的抢粮队。被县武委会命名爆炸模范。
自1945年7月至1949年5月杜先后任鲁中军区警备二旅五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华野八纵23师67团政治处保卫股长，26军77师229团政治处保卫股长等职。在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其中有著名的莱芜、沙土集、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上海战役中，他荣立二等功。1950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立三等功和二等功各1次。
1953年6月任26军77师军法处副处长，后任战车团政委。1958年后相继任77师282团政委、济南军区守备6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政委等职。1978年5月任26军副政委。1979年7月3日由于长期劳累，突然发病，逝世于工作岗位上。后上级批准为烈士。《大众日报》于7月13日为杜在农逝世发出讣告：“……杜在农是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的好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王忠（1963～1985） 巨山乡曹庄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8岁上小学。他学习认真，守纪律，爱劳动，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放学回家后，经常帮助别人拉车、推碾、抬水等，人们都夸他是个好孩子。有一次他拾到一个钱包，里面有30多元钱和粮票、存款折等，立即交给学校老师，很快归还了失主。受到学校的表扬。
1981年王忠高中毕业。1982年秋，王忠到县农具厂当临时工。在老师傅的指导下很快成为优秀的镗床工，年底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84年1月，他应征入伍。1985年3月随部队奔赴老山前线。经过短训之后，他接受了任务：负责连指挥所与908、145、255等8个高地的有线通讯联络。这些高地全部处在阵地前沿，目标明显，易受攻击，任务十分艰巨。从5月11日到8月7日的80多天里，王忠冒雨顶风，穿山越谷，在枪林弹雨下单独查线、接线370多次，保证了通讯联络畅通无阻，为歼敌一个加强团1400多人创造了条件，出色地完成了前线通讯任务。
1985年8月7日，部分值勤人员奉命撤到安全地带休整，连长安排王忠在指挥所休息。他见指挥所人员少，就主动要求担任警戒。上岗不到1小时，敌方飞来1颗炮弹，王忠光荣牺牲。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并追记一等功。中共蒙阴县委做出决定，号召全县人民向王忠学习。
公衍进（1964～1985） 蒙阴镇公家城子村人。1964年10月26日出生在农民家庭里。自幼聪明，5岁时面对墙上贴的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英雄画像，一口气能叫出十几个名字。1980年高中毕业后，他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在家乡将学得的知识用于发展农业生产。1984年他应征入伍，在35282部队当战士，他勤学苦练军事技术，不久被提升为班长。
1985年春，他随部队开赴老山前线。他在紧张的训练间隙，在硝烟弥漫的猫耳洞里，他先后两次给家乡县政府写信，表示决心保卫边疆。同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85年12月2日，老山前线笼罩在雨雾中，部队出击968高地的战斗开始时，公衍进率领的突击队，越过敌军设下的数道“生死线”和雷区，冲向盘踞在968主峰604阵地的敌人。604阵地突出部位没有植被，敌防周密，暗火力点多，如果拿不下来，将影响整个战斗的进行，面对这种情况，公衍进毫无惧色，率队猛冲，出敌不意占领了604阵地，前后只用了17分钟。他抓紧时间，扩大战果，当发现604阵地右前侧有个暗火力点，随命令两名战士用火力牵制敌人，自己悄悄逼近敌火力点，用手榴弹消灭了3个敌人，接着他又发现两名越军从洞口爬出，他举枪击毙1名，另1名向他开枪，子弹打穿公衍进右下腹。他忍着剧痛，带上炸药包，向敌弹药储存所爬去。一声巨响，敌人的弹药储存所爆炸了。顷刻之间，突击队员们向968高地发起猛攻，很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968高地。
公衍进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师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蒙阴县人民政府发出了学习公衍进烈士事迹的文件。《解放军报》、《大众日报》先后登载公衍进烈士的事迹。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记录片《老山魂》也介绍了公衍进烈士的英雄事迹。
肖航（1920～1986） 原名崔淑良，又名萧航、林杰，蒙阴镇小东关人。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39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太行区抗大一分校学习。以后历任山西壶关《反扫荡报》负责人、《太南日报》、《太南人民报》、《华北新华日报》编辑、编委。1941年至1945年，先后任《太行新华日报》和《冀鲁豫日报》编委。1946年，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临时总社编辑。1948年任《华北人民日报》记者。全国解放后，先后任《人民日报》编辑、编委，《人民晚报》编辑部负责人。1958年至1962年任《新闻战线》主编。此后，历任《人民日报》编委、常委，理论部、评论部、记者部等部门的主任。1982年离休。
肖航忠于党的新闻事业，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孜孜不倦地钻研党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自学成才，在编、采、评等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他在离休后，仍坚持读书学习，研究新闻理论和党报历史，总结自己工作中的经验，写出了近百万字的文章和笔记。
1986年10月21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王明俊（1921～1987） 又名王铭俊，坡里镇褚里村人。1938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山东抗敌自卫军参谋。1943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乡党支部书记、区宣传委员、代理区委书记、特务连指导员、115师686团连长、县敌工站站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副科长、渤海军区俘管处教育长、华东军区教导总团行政处长、总团第三团副团长。1949年5月调地方工作，先后任南京军管会处长、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人委秘书长、副市长、江苏省供销合作社主任。1965年1月调对外贸易部任副局长、局长。1973年10月任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1982年2月任中国丝绸公司总经理。
王明俊在革命战争年代，机智勇敢，英勇善战，对敌作战中曾身负重伤，顽强不屈。他曾奉命潜入敌营抢救被俘的同志，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特殊任务，在日照一带成为传奇式人物，多次受到上级通报嘉奖。建国后，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满腔热诚地为党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敢于抵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主持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期间，勤勤恳恳，积极工作，对扩大纺织品出口，做出了显著成绩。终因积劳成疾，于1987年１月13日在北京逝世。
石增福（1894～1938） 乳名叫“贵”。从小务农，没上过学。其父母早亡。他祖辈几代都给人家当长工，是桃墟村出了名的穷户。
石增福膀宽腰圆，力大过人。他整年整月给地主家干活，可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被逼得无路可走，于1919年（民国8年）跑出去当了兵，两年后回家。当时军阀混战，土匪蜂起、民不聊生。为了防范土匪抢劫，各地有钱有势的人家，都把自己住的村子修起圩子，雇人防守。朱家店子村地主石玉珠修起圩子后，找人站岗放哨。那时石增福正年轻力壮，又当过兵，会使枪弄炮，正想找个差事混饭吃，经人介绍，他就到朱家店子村为地主持枪值班站岗。除管吃外，每月还挣点粮食养家。
石增福在地主石玉珠家出力不少，但吃的是粗菜淡饭。有一天吃饭时，拿了几个煎饼出去买了点菜吃。被地主发现，大发雷霆，骂石增福偷他的煎饼。他与地主吵了一阵，从此结下了更深的怨恨。为此，石增福想另谋出路。1923年，有一天换岗时，他和同伙王颜臣商量说：“咱别在这里受窝囊气了，南山来了马子（土匪别名），咱俩去干怎么样？还不图个痛快？”王胆小怕事，推辞不干。石增福为人疑心大，认为王颜臣会向地主报告他，便一不做二不休，把王颜臣推到桥下，用棍子把王的腿打断。扛着枪逃奔刘黑七匪部当了土匪。不久被提升为匪连长。1924年，他利用时机把他所辖的几十个人拉出来，占据了桃墟一带，脱离了刘黑七，自称队长，独霸一方。
石增福的土匪队刚拉起不久，于5月的一天夜里，带着五六个人，扛着梯子，攻破了朱家店子村圩子，先把王颜臣砸死，又把地主石玉珠兄弟2人绑了票，押回匪部，将石玉珠弟弟的耳朵割下来交来人带回报信，限7天内交钱1万元。他又亲自把石玉珠上眼皮穿上铁丝，挂上铜钱，指着铜钱问：“这是什么？”石玉珠答：“这是钱”。石增福说：“你就是看见钱啦！”后来石玉珠兄弟2人倾家荡产，筹足了款，才被赎回。
石匪发展到三四百人，除“绑票”外，还攻破了不少山寨圩子，凡打开一个地方，即杀人放火，抢劫一空。1926年6月14日夜，石率匪众袭击苏家庄圩子，杀死3人，劫去男女老幼42人。1928年1月27日夜攻破凤凰山寨，残杀男女10余人。赵久清之女怒骂石匪，其死尤惨。1929年5月21日夜袭黄阳顶寨，杀10余人，掳30余人。1930年1月5日，攻破黄鹿山寨，枪杀寨主赵传悌等男女13人。4月石匪窜到沂水县境，洗劫了崔家峪，并击溃沂水县警备队于郭庄。在蒙阴的响水庄村被大刀会突袭，石匪伤亡近200人。从此石匪没再到沂水县。9月20日夜，攻破下旺村圩子，杀死30余人，掳去50人，放火烧毁全村房屋。
1931年春，石增福被招安，受鲁南民团军指挥谢书贤节制，改编为1个营。谢指定他到桃墟驻防。
1933年春，股匪百余人攻占了瞭阳崮山。谢指挥率队围攻此山，并调石增福参加剿匪，两月后，攻破了瞭阳崮，崮上土匪全被击毙。从此，沂蒙山区匪患平息。1934年，石增福奉令开到胶东地区，参加了消灭军阀刘珍年的战斗。石增福匪性不改，仍抢劫掳掠，民愤甚大，被国民党军张步云部逮捕，于1938年6月处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公巍东（1864～1946） 字禹臣，外号“东天霸”。坦埠镇坦埠村人。其祖父一代，家道小康。有一天他祖父到饭店中闲逛，见一客人吃饭后无钱支付饭帐，饭店老板要扒那客人的衣服，他祖父慷慨解囊，替那客人代支饭帐。这客人后来当了土匪头，抢劫很多财物，大都帮助了他祖父，因此，成了大财主。公巍东20余岁时，家境已经没落，只好经营小商业。在行商中，他善于钻营，谋取暴利。30余岁时，便发了家，置地300亩，有佃户十几家，成了附近有名的大地主。在坦埠镇他经营的商业，有南北油坊、南北酒店，源泰昌杂货店，号称“五大源涌”。另外还有益寿堂药铺。1924年4月，成立缫丝厂，西高都设有分厂，共有长短雇工200多人。1929年左右，是他商业的极盛时代，只缫丝厂，就有工人120名，资本5万元。每年收蚕茧5万公斤，盈利4万元。
公巍东成了大地主后，便踏入旧政界，曾任坦埠区区长，县议员。1918年成立县保卫团，他任团总。沂蒙山区闹土匪时，任联庄会长。并在坦埠集上包揽官税，横征暴敛。指示家人开赌场、大烟馆，把中山、锞山、长福山、东西河滩的芦苇、树木、柳子霸为己有，穷人家去拾点柴烧，即派人抓去罚款，拿不起钱的就毒打。他养家丁10余人，长短枪10余支（称局子）。对穷人抓、押、绑、打、杀是常事。农民公茂恒之弟到他地里拾柴，他即抓捕了公茂恒，给公茂恒戴上手铐、脚镣等刑具。旧寨乡东彭吴村的牛贩子赵国凯牵着1头牛路过坦埠镇，被他的家丁逮住，押在局子里。他的儿子公方鑫对赵国凯进行审问，说赵是土匪探子。赵反驳几句，公方鑫火冒三丈，立即用手枪将赵国凯打死，把牛据为己有。1930年春，有两个南方来坦埠集卖蒜的小贩，被公巍东发现，令家丁抓来，硬说是土匪，将他两人枪毙。故县村贫苦农民公茂西，有1亩多地在河边上，公巍东修堤坝护地，放水冲了公茂西的地。公茂西找他评理，他二话没说，呵令手下人，用石头把公茂西活活砸死。
1927年秋，坦埠镇的农民协会成立后，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公巍东派人把农民协会的办公室抄了，又把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公茂修、公方旬抓去，戴上全部刑具押起来。农民协会的吴凤翔、公玉方、公茂良等人连夜逃跑，常年在外流浪，不敢回家。1944年8月，坦埠镇周围20几个村的人民群众1500余人，在党的领导下，向公巍东进行说理斗争，当年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东天霸，向人民群众低下了头。1946年7月，公巍东病死。
郑小隐（1898～1977） 原名郑墩坡，字笑吾，东平县人。幼年就读马公祠小学，毕业后努力自学，先后考入国立北洋大学、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法律。1928年，任阳谷县承审员，后任县政府秘书。1937年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三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1938年6月，任蒙阴县县长。他上任时，带着自己拼凑的班底：秘书、会计、监印、收发、警长及家属共30余人。他上任不久，即暴露了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沂蒙山区有两个干部学校同时招生：一是八路军边区省委在岸堤（现属沂南县）开办的山东省抗日军政干校；另一个是国民党山东省府主办的山东省政府干部学校，校址在鲁村（现属沂源县）。郑小隐以县长的身份，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到鲁村去。说那是正统、正牌子，有前途；不让青年到岸堤去，说那是非正统、杂牌子，没前途。凡坚持到岸堤去的学生，他都百般刁难，如不开介绍信等。学习回来的则指为赤色分子，加以排斥，剥夺了他们参加抗日活动的权利。对到国民党政府干校学习回来的人，则另眼看待，优先分配工作。
郑小隐违背抗日统一战线，摧残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7月，他率队包围共产党领导的四区区公所，绑架区助理员等多人，缴去长枪20支。同年8月，蔡庄乡乡长李春山带领乡分队员刘有岱、徐祗囤、徐训勤等10人到旧寨开会，行至莫庄河南时，遭郑小隐埋伏逮捕，后被其全部杀害，“时称蔡庄惨案”。
郑小隐大搞所谓“曲线救国”。1939年秋，他对蒙阴城的伪军采取拉拢的办法，与伪警备队小队长王东德、夏文安秘密接头，口授他们：“只要日军撤退时保住县城，不叫八路军抢先进城，就是为国立功”。当时伪军王立庆部驻青山埠、桃墟，石绍武部驻大旺庄、店子，公万东部驻类家城子，苏国章部驻汶南。他对这些伪军头目秘密加封。委王立庆为五营营长、石绍武为副营长、公万东为六营营长、苏国章为七营营长。郑到这些地方活动，先向他们打招呼。真正做到了“蒋、敌、伪”合流。
郑小隐在蒙阴县4年多时间，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家属多人。除上述“蔡庄惨案”外，还有共产党员公茂音、公茂宪、李振标、李瑞村等21人全部被杀害。另外以“共党”嫌疑遭惨杀的群众就更多了。如旧寨的公润东、刘汉文、宋佃可，野店村的开明士绅卜兆瑞，旧寨区青救团长石德俊等共50余人。
郑小隐反共反人民，深受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赏识，于1941年10月提升为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947年8月，任浙江省四明区绥靖办事处处长，后任浙江省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在此期间郑小隐曾惨杀共产党员朱洪山等多人。1949年去台湾。1977年2月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