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问题是先秦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周世硕的人性有善有恶论、孟子的性善论和告子人性无善无恶论。荀子则针对孟子的性善论，作《性恶》篇，主张人性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性恶》），“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又说“性”是未经加工、质朴的原始素材，“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性”还包括生理器官的本能和衣食声色之欲。他认为人的这种自然本性是恶的，其所谓恶，是因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孟子主张人性善是混淆了“性伪之分”，“伪”是后天的教化和积习，不能用后天的礼义教化而产生的善行当作人的本性。他认为求取自己没有的东西是人的普遍心理，人之所以欲为善，恰恰证明本性不善。“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性恶》）圣王之所以制作礼义进行人伦教化，恰恰证明人性本恶，人性中本无“礼义”。
化性起伪 荀子在指出人性本恶的同时，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荀子认为人性恶是自然生成的，无法改变，但后天是可改造的，“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人性的改造过程就是“化性起伪”，即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接受教化和磨炼，弃恶向善。他说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不是先天注定的，君子、小人，乃至尧舜与桀跖，其自然本性并没有区别，之所以有君子、小人的不同，关键是后天的“注错习俗”，“君子注错之当，小人注错之过”（《荣辱》）。圣人并不是天生的，“圣可积而致”，“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尽管由于后天的社会环境和经受的磨炼不同，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但不能否认他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性恶》）
荀子强调教育对人性的改造作用，“不教无以理民性”（《大略》），因而十分重视“师法之化”。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教师不仅关系到教育的成败，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国将兴，必贵师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存。国将衰，必贱师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废坏”（《大略》）。荀子把教师和天、地、君、亲同等看待，认为天是生存之本，祖先是种族之本，君师是治国之本，三者缺一不可。他还把教师和礼相提并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修身》）。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荀子非常强调自身的能动性和自觉性。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儒效》）荀子在《劝学》篇和《修身》篇中，一是强调“积”，不断积累，持之以恒，“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断；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学》）。二是强调“自存”、“自省”，“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修身》），把善善、恶恶当成自觉的行动。荀子认为人通过“师法之化”和主观努力，不仅能“化性起伪”，弃恶从善，而且能“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成为君子、圣人。
第二节 性恶论
人性问题是先秦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周世硕的人性有善有恶论、孟子的性善论和告子人性无善无恶论。荀子则针对孟子的性善论，作《性恶》篇，主张人性恶。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性恶》），“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正名》），又说“性”是未经加工、质朴的原始素材，“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性”还包括生理器官的本能和衣食声色之欲。他认为人的这种自然本性是恶的，其所谓恶，是因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孟子主张人性善是混淆了“性伪之分”，“伪”是后天的教化和积习，不能用后天的礼义教化而产生的善行当作人的本性。他认为求取自己没有的东西是人的普遍心理，人之所以欲为善，恰恰证明本性不善。“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性恶》）圣王之所以制作礼义进行人伦教化，恰恰证明人性本恶，人性中本无“礼义”。
化性起伪 荀子在指出人性本恶的同时，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荀子认为人性恶是自然生成的，无法改变，但后天是可改造的，“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人性的改造过程就是“化性起伪”，即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接受教化和磨炼，弃恶向善。他说人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不是先天注定的，君子、小人，乃至尧舜与桀跖，其自然本性并没有区别，之所以有君子、小人的不同，关键是后天的“注错习俗”，“君子注错之当，小人注错之过”（《荣辱》）。圣人并不是天生的，“圣可积而致”，“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尽管由于后天的社会环境和经受的磨炼不同，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但不能否认他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性恶》）
荀子强调教育对人性的改造作用，“不教无以理民性”（《大略》），因而十分重视“师法之化”。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教师不仅关系到教育的成败，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国将兴，必贵师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存。国将衰，必贱师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废坏”（《大略》）。荀子把教师和天、地、君、亲同等看待，认为天是生存之本，祖先是种族之本，君师是治国之本，三者缺一不可。他还把教师和礼相提并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修身》）。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荀子非常强调自身的能动性和自觉性。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儒效》）荀子在《劝学》篇和《修身》篇中，一是强调“积”，不断积累，持之以恒，“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断；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学》）。二是强调“自存”、“自省”，“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修身》），把善善、恶恶当成自觉的行动。荀子认为人通过“师法之化”和主观努力，不仅能“化性起伪”，弃恶从善，而且能“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成为君子、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