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时期“天命论”在政治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春秋末年的孔子、墨子和战国时期的孟子也以“天”为最高主宰，没有摆脱“天命论”的束缚。荀子继承前人对天的认识的积极因素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建立了唯物主义自然观。
“天行有常” 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本身，“万物同宇而异体”（《荀子·富国》，以下凡引《荀子》只注篇名），天地万物同处于物质世界之中。“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天论》），各种事物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变化，都源于自然界本身，没有神灵主宰。他说：“列星旋转，日月递火召，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谓之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天论》）这里说的“神”是指自然界自身的生机和功能，而不是有意志的“天”的主宰。
荀子继承宋、尹学派的“精气”说和庄子学派“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的构成均来源于“气”。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
荀子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他用“天道”来表述自然界的规律性，“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天论》）。自然界的规律不因人的品质的好坏和人对它的好恶而有所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论》）。国家的治乱兴废也与自然界无关，禹和桀所处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禹以治，桀以乱”（《天论》），原因来自当政者自身。“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修（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天论》）。荀子还认为天不能主宰吉凶祸福，决定富贵贫贱。只要人们勤于耕作，又节省开支，天不能使人贫穷；衣食足而又注意锻炼身体，天不能使人病。反之，荒废农业生产而又奢侈浪费，天不能使人富裕；衣食不足而又不锻炼身体，天不能使人健康。
荀子反对“营于巫祝，信 祥”（《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认为“天地之变”不可畏。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如“星队（坠）、木鸣”，“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傥，偶也）见”，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是自然界自身的变化而产生的现象，可怪而不可畏。而真正可畏的则是人为的灾祸，“人袄则可畏也”（《天论》）。荀子反对天旱时用“雩”舞求雨，出现了日食、月食，去击鼓救日、月，以及通过卜筮决定大事。他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天论》）自然界的现象受客观规律支配，企图用某种仪式祈求改变，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宗教仪式只是一种文饰的手段，而不是因为真正有神。
荀子反对相术，认为人的吉凶祸福和富贵贫贱不是由人的形相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后天的“择术”。“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象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象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非相》）
明于天人之分与制天命而用之 “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是荀子自然观的中心思想。“天人之分”是指天和人有特定的职分和功能，不能相互代替。“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论》）。天的职分是“不为而求，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天论》）。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既不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也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自然界自身运动变化功能的体现。人的职分是“人有其治”，人不能越出自己的职分范围把主观意志强加给自然界，“不与天争职”（《天论》）。但荀子认为天和人又是相互影响的。自然界的物类相生相养，人类必须利用自然界适于自身生存的条件，才可保证生存和发展，“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天论》）。天不能干预人事，但人的生存和发展却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
荀子认为人对自然界不能只是消极适应，无所作为，而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人不能消极等待天的恩赐，而必须积极地掌握自然规律和各种自然条件，向自然界夺取财富、增加生产。
第一节 天论
殷周时期“天命论”在政治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春秋末年的孔子、墨子和战国时期的孟子也以“天”为最高主宰，没有摆脱“天命论”的束缚。荀子继承前人对天的认识的积极因素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建立了唯物主义自然观。
“天行有常” 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本身，“万物同宇而异体”（《荀子·富国》，以下凡引《荀子》只注篇名），天地万物同处于物质世界之中。“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天论》），各种事物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变化，都源于自然界本身，没有神灵主宰。他说：“列星旋转，日月递火召，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谓之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天论》）这里说的“神”是指自然界自身的生机和功能，而不是有意志的“天”的主宰。
荀子继承宋、尹学派的“精气”说和庄子学派“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的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的构成均来源于“气”。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
荀子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他用“天道”来表述自然界的规律性，“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天论》）。自然界的规律不因人的品质的好坏和人对它的好恶而有所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论》）。国家的治乱兴废也与自然界无关，禹和桀所处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禹以治，桀以乱”（《天论》），原因来自当政者自身。“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修（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天论》）。荀子还认为天不能主宰吉凶祸福，决定富贵贫贱。只要人们勤于耕作，又节省开支，天不能使人贫穷；衣食足而又注意锻炼身体，天不能使人病。反之，荒废农业生产而又奢侈浪费，天不能使人富裕；衣食不足而又不锻炼身体，天不能使人健康。
荀子反对“营于巫祝，信 祥”（《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认为“天地之变”不可畏。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如“星队（坠）、木鸣”，“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傥，偶也）见”，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是自然界自身的变化而产生的现象，可怪而不可畏。而真正可畏的则是人为的灾祸，“人袄则可畏也”（《天论》）。荀子反对天旱时用“雩”舞求雨，出现了日食、月食，去击鼓救日、月，以及通过卜筮决定大事。他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天论》）自然界的现象受客观规律支配，企图用某种仪式祈求改变，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宗教仪式只是一种文饰的手段，而不是因为真正有神。
荀子反对相术，认为人的吉凶祸福和富贵贫贱不是由人的形相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后天的“择术”。“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象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象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非相》）
明于天人之分与制天命而用之 “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是荀子自然观的中心思想。“天人之分”是指天和人有特定的职分和功能，不能相互代替。“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论》）。天的职分是“不为而求，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天论》）。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既不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也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自然界自身运动变化功能的体现。人的职分是“人有其治”，人不能越出自己的职分范围把主观意志强加给自然界，“不与天争职”（《天论》）。但荀子认为天和人又是相互影响的。自然界的物类相生相养，人类必须利用自然界适于自身生存的条件，才可保证生存和发展，“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天论》）。天不能干预人事，但人的生存和发展却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
荀子认为人对自然界不能只是消极适应，无所作为，而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人不能消极等待天的恩赐，而必须积极地掌握自然规律和各种自然条件，向自然界夺取财富、增加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