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艺文录
从沭河岸边起步的道路
柳杞
沭河之水泛着金波，沭河岸边杨柳依依，沭河渡口人面甜甜，沭河两岸风月无限。1937年冬我告别了沭河穿流的故乡，在国破家亡民族危难的关头，踏上流亡之途。随后走上前线，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年来，不管各地的名山胜水令人留恋，但女不嫌母丑狗不嫌主贫从未忘记故乡。故乡的山水草木永存于记忆。从沭河岸边起步的道路，虽然走得遥远，有时疲困不堪，无憩息的余地；有时歧路捷径难分，有时崎岖坎坷，令人浩然……所幸运的是虽有迷途，尚未为远。虽有失误，尚知检点。更大的幸运是总在走自己的路，为祖国为人民效力的路，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做人的路，开遍友谊之花的路……
我幼年生活在马陵山下沭河东岸的北蔺庄。早年丧母，三个姐姐次第抚养我长大。
沭河，在这一段被当地人称为茅茨河，这大概是上流有个村庄名叫茅茨的缘故吧？河床宽约三四里，全是掺着大小蚌壳的沙滩，冬天，河水在草桥下文静地流过。春秋，雾霭迷漫，野渡横着小船。老船手喝足了渡客的赠酒，能为年轻的妇女背河上岸，能不忌荤腥地畅谈野渡所见。夏天，有时河水涨满了河塘，浩浩荡荡，看不见对岸。它有时舐走了东边的禾苗土地，却在西边淤留了肥美的园田。当地人为争种淤地，时常诉讼不已。这，人称之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故乡，茅茨河滩岸给童年留下了记忆，象是白纸印上了黑字。
在家乡，有一段时间在塾学读书，过着囚禁式的生活，浪费了时光没有获得新知识。1931年在初小，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是受侵略受欺凌的民族，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盗贼四起，民不聊生。
1932年在郯城县立第一高小读书时，语文老师庄梦生给予了现代文学最初的熏陶。
文学爱好的最初养成，除了庄梦生教师引导之外，还有中学时代的教师李仲勋等等，他们不避艰辛，大量印刷《讲义》上课讲解。用古今中美好的篇章熏陶了他们的弟子。这使我眼界顿开，初步领略了美的文字，美的世界，美的心灵。也使我初步认识了语言文学的功能，它可以表达人间的喜怒哀乐、人情世态，倾诉人间的不平。它还可以描写遍存于世界的真、美、善和假、丑、恶……语言文学在万物之中，是应该受尊重的。它可以和千千万万不相识的读者沟通情感，交流思想；可以孤弦自操，畅抒情怀……
1937年1月18日，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我第一篇小说稿《胡子》。此后又连续发表了《钓鱼台》、《九尽杨花开》、《绕梁的歌唱》等文，都是在学生课桌上写下的。它一再鼓励我向文学事业进取。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侵占我国领土。1937年12月27日在临沂师范学校的西角门，和同学十数人随同校长曹香谷一起踏上了流亡之途。辗转兰陵、台儿庄、许昌、方城、老河口，追踪而来的鲁南学生越来越多，一直到武当山下的均州。
1938年春，山东各地的流亡学生和教师云集武当山下的均州郧阳一线，成立了国立中学，并准备退入四川绵阳梓潼一带。这时正面抗日前线，节节败退，半壁山河沦入敌手，临沂、郯城也先后沦陷。
多年来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学生头脑中生根开花促人思考：是上前线？还是退往后方？青年人什么时候什么机遇效力祖国？如果缩居一方，有朝一天抗日战争胜利了，有举手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资格吗？不愧对祖国吗？沿途墙上的大标语写着：“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好男儿英勇上前线！”这类标语类似动员军号，也处处激励人心。正当这时，临沂师范同学张玉德、谢芳春等人秘密发起去陕北的活动，活动到我时，我邀约了禚宝梓、高荫一起同行。这时候八路军在平型关大量歼灭日军的消息早已如雷灌耳，陕北是通向抗日前线的阵地。
1938年7月5日，和谢芳春、张玉德等一行十人从均州出发，徒步穿越秦岭去陕北。行前的7月4日夜，一个秘密送别晚会在城内净乐宫里举行。这是明代帝王建筑的净乐宫，宫内的红墙绿瓦建筑物大部倒塌倾圯，到处是破砖烂瓦野草丛生。这天夜晚，人们脚步轻悄来到宫院的深幽处，大概是秘密串知遮人耳目之故吧？零零星星，三三两两，昏暗中难以看清来了多少人。会场设在一片露天空地上，没有桌凳，没有灯火，更没有欢声笑语。只有飞来飞去的萤火虫打着小灯笼在悄悄地巡行。最先讲话的是曹香谷先生，他在任职临沂师范校长期间，曾奉命查封某些书刊，反对秘密结社。虽也主张男女同校，却在女生宿舍的门额上，用石刻大字标出“秋枫院”。它向人们表明院中红的不是花，是枫叶，是秋风萧瑟的地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变得开明了豁达了。在流亡途中，他不断地感慨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又不断地称颂延安，认为中国不亡，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听说有一批学生不愿随大队退入四川而奔赴陕北，他除了支持资助鼓励之外，还悄悄地前来送行。他在送行的言词中说了一些激昂慷慨的话，也说了一些伤别的话。继老校长讲话之后的还有几个学生。所有的讲话都关联着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这时候全场一片低低的饮泣声，亡国之痛、丧家之痛和伤别之痛凝成的泪珠，像淅沥的秋雨，洒落在寂寞荒凉的宫院……
古人说：“暗然伤魂者，唯别而已矣！”我经历过许多离别，但没有一次象这样暗然伤魂动人心魄。现在想来，这是一场生离死别，经过炮火连天各奔东西的战乱年代，数十年来能重新相会的又有几人？
顶着七月的骄阳，经过秦岭丛山艰险曲折的道路，1938年8月4日到达中国共产党的陕北阵营。吃饭不要钱见面称同志的新生活、新思想、新理论、新任务、新的人际关系也就从此开始。
1938年9月4日汉口《大公报》“战线”副刊发表了我写的秦岭征途记事文《山流》。（现选入《中国现代散文选》第六卷1918年—1949年）
在同一时期，香港《大公报》“文艺”编辑肖乾先生的约稿信，一直追踪到陕北公学第35队的窑洞里。我在陕北枸邑职田镇邮局连续挂号寄发了以膝为桌写下的文稿。1938年9月4日至1939年6月13日香港《大公报》“文艺”连续发表了我写下的《危难的英雄》、《扑在大地上》、《兔子拜月的地方》、《兰田没有玉》、《演员们》、《题给壁画》等十篇作品。当时由于战争分割，未曾看到，这是近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的资料：《延安文学》在香港《大公报》一文中知道的。
1938年，为响应号召到敌人后方去，我告别了同行到陕的9位同学，随队东渡黄河，到达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我主动放弃了个人的爱好。当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舒同主任找我个别谈话问：你熟悉那种工作？你愿意做那种工作？回答说：我是学生，没有做过工作，战争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在当年的《抗敌三日刊》编辑部工作了数月。因为不习惯坐办公室，更因为想到前线和敌人见面。经过争取，被分配到第一团政治处工作。这个团的连以上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战斗顽强，作风勇猛，因战斗伤亡减员，连队的成员每年要更新大半。在这个团我经受了血和火的锻炼。1940年调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工作，这是以狼牙山为依托的广阔抗日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经受了万般艰险困苦的考险，认识了山地抗日战争，也认识了平原抗日战争，结识了当地人民。
在敌后，我的第一个农民友人是完县境内石漕山庄的臧春林，1940年11月在日军进攻扫荡中，因病和部队失去联系。一个无亲无故千里遥远的外乡人，凭一身粗布军衣作介绍，在他家挤在一条坑上避难19天。此后数十年他家的孩子一直称我为盟叔。由此我深切理解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含义，民族危亡军民联盟的含义。
日本投降前夕，我在冀察军区司令部工作，司令员是后来受衔的郭天民上将。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我从未接触过的思想意识领域。也第一次知道作战部门是如何工作的。日本投降后，先后在冀察军区政治部、华北第二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部长工作，纵队是野战部队，在解放战争中，真正是戌马倥偬，居无定处，日夜翻转来过，人少事多，日夜忙迫。仅就二纵队在华北作战的战斗动员令，除了太原之役外，全部是我执笔起草又经过反复讨论进行的。有时交付印刷时，已是鸡声报晓霜花满地了。在此情况下，不仅无暇文学写作，连一直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也被迫一度中断了。
1949年初北京解放时，由于喝酒过多，又骑马比赛越野赛跑，乐极生悲，突然吐血患肺结核病。先后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北戴河疗养院治疗，结识了一些医学界友人，略知人生和养生之道。病愈后，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后来几次想从事文学专业工作，主动提出去基层体验生活，如到保定军分区邯郸分区任职，总因为政治运动和形势变化白浪费了时光。
自从1938年奔赴陕北又东渡黄河至今，全部生涯在军队。应该说我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最好的时光献给了民族、人民战争事业。战后，我力避行政工作但又忙于行政工作应付运动。文学专业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写作成绩微不足道。回顾往昔，最大的感慨是：似水流年，岁月苦短，从沭河岸边起步的道路虽然走得遥远，但可供回顾的足印却十分有限，除了学生时代和战争年代写下若干短篇散文和文艺通讯外，全国解放后集结出版的作品有：《好年胜景》、《长城烟尘》、《战争奇观》、《苍苔履痕》和已发表待结集出版的《山径崎岖》等。大部分是业余时间写下的。其中若干篇章渗透着自己的亲身经历，抒发了对生活对战争的真情实感。可以设想假如不抒发这些，我将感到人生无限的遗憾和寂寞！
同是郯城高小同学，先后从沭河岸边起步，先后奔赴陕北走向抗日前线的有：坡里村的曹景芳（改名曹枫），黄楼村的杜丕盈，曹村的苏永祥（苏雷）。1942年秋在河北易县岭东村，在枪炮声中，曾和曹枫有过会面。1946年他在大清河畔牺牲了，按照他分手的留言，我写了一篇《他乡之土》悼念他。全国解放后，通知他的家中，托人办了烈士证明。和杜丕盈的最后一面，是在陕北枸邑田家洞征途。我们在月下偶遇，绕村漫步，不胜离情。1983年秋和定居内蒙呼市的苏雷在北京西山会面，共同回忆过这段往事。日记为证，分手时，杜确是和苏雷一起随队去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数十年过去了，他音讯渺茫，生死不明，正如古诗所说：“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如今留在我身边的，只是在陕北的一张合影小照而已。如果他能健在，也许对着照片，也难以认识自己了。
生者空惆怅，逝者长已矣，沭河岸边再难留下他们的脚印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改稿
郯城人民在支前中
傅伯达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我华中野战军在陈毅和粟裕同志率领下，主动从苏北向山东进行战略转移，以期在运动战中相机歼敌有生力量。为了积极配合华中野战军的战略行动，郯城县广大人民群众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做出了显著成绩，多次受到陈毅同志和山东省支前司令部总指挥郭子化等领导同志的嘉奖和表扬。回忆当年这段动人历史，对于恢复、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对于动员全县人民同心同德实现“四化”大业，是不无裨益的。
（一）
从蒋介石发动进攻开始，我华中野战军在苏北平原上，进行了威慑敌胆的苏北战役，予蒋军以重创。五花顶战斗是苏北七战七捷的最后一仗，战斗开始前，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同志亲临郯城县委，传达了野战军首长的指示，要求我县连夜组织六千副担架，转运伤病员，组织一个千人以上的民兵团，押送俘虏；连续五天每天供给前线熟给养五十万斤，并要有些简便的小菜。要求担架队、民兵团两天后到达指定地点，熟给养两天后开始供给。最后，陈士榘同志问我们完成任务有何困难，我们当即表示：战斗需要就是我们的任务，请首长放心。
这次支前，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连夜研究部署。民兵团和担架不算大问题，因为我们有县独立团和十个区中队，大部分乡、村政府都有民兵组织，这些都是骨干力量，困难的是每天供应五十万斤熟给养和小菜。县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取三个办法，一是发动全县人民，家家户户赶做煎饼、油饼、馒头和窝头；二是发挥全县大小饭铺和饭食生意人的作用，黑白不停加工各种熟干粮，政府供给粮食，付加工费；三是郯城、马头、红花埠都有地主开的酱园，除要他们拿出一部分咸菜外，再组织各饭铺代为加工一些油条、炸菜和动员群众献一些咸菜、酱豆、萝卜干。意见统一后，我们又作了分工：我组织担架队，县办公室主任李振洲搞给养，县人民武装部长于树楷抓民兵团。并决定上述工作就绪后，由我全盘负责支前工作。接着，我们就按照分工投入了紧张行动。
郯城人民对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久已切齿痛恨，听说陈老总率兵在五花顶狠揍“刮民党”，真是万分高兴。当时我们提的口号是：咬牙坚持五天，全力支援前线，夺取战斗胜利，痛打老蒋坏蛋！群众却说：别说五天，就是五个月也行。当时郯城人民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可是听说支援前线打老蒋，宁肯自己吃地瓜叶和野菜，也要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大埠村有一个姓鲍的，老夫妻俩都六十多岁了，他们把家里仅有的五十斤小麦和一百二十斤高粱，全部拿出来做成煎饼，送到了村政府，自己和四个儿子吃地瓜干和地瓜叶充饥。他自己的粮食加工完了，还没白没夜地为政府和忙不过来的乡亲推煎饼，磨面粉。后来他又把三个儿子送到部队，最小的一个也让他参加了担架队。泉源区一个姓李的老大爷，虽然生活很困难，却把自己二百多斤重的肥猪杀了送到村政府，干部劝他留着卖钱维持生活，他却吵着说：“我又不是送给你吃的，你管我干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真是家家烙煎饼，户户忙磨面，青壮上前线了，老弱妇幼就挑起赶做熟食的重担。五、六十岁的老妈妈，坐在鏊子前忙个不停，十一、二岁的儿童，也抱起了推磨棍干个没完。人民群众除了献出咸菜、萝卜干等简便小菜外，为了让子弟兵吃得更好，还把准备换钱买油称盐的鸡蛋、鸭蛋，也煮熟了送上前线。有的群众不听干部的一再劝阻，又杀鸡鸭，又宰猪羊。第七区一个只有两千来口人的集镇红花埠，连续五天，每天都为前线送去熟给养三万斤以上。
在那紧张、繁忙而又令人心情振奋的支前热潮中，郯城人民供给前线熟给养三百余万斤，咸菜七万斤，鸡鸭蛋十五万三千个，猪羊肉八千一百斤。出动担架六千副，各种车辆一千多辆，还组织了一千三百人的民兵团随军行动。在整个战斗中，各种支前物资源源不断地按时送到指定地点，伤病员迅速转到后方，俘虏全部及时押下来。有一次担架队遭到敌机袭击时，我担架队员舍生忘死掩护伤员，有八人负伤，而伤病员却没有一人重新挂花。县民兵团虽然只有一千三百人，却能一次押俘三千二百人，且无一名战俘逃掉。
五花顶一仗，蒋军三十九师全部被歼，挫伤了敌人锐气，打乱了敌人重点进犯我山东解放区的战略部署。战斗结束后，华中野战军又在郯城县进行了休整，补充给养和兵员。全县有四千名青年斗志昂扬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奔赴了解放战争的最前线。
（二）
五花顶战斗后蒋介石在苏北战皆败，进犯山东又受到了沉重打击，恼羞成怒，于十一月底，令全副美式装备的快速纵队，从徐州直插鲁南，欲乘我军数月连战后在郯休整之机，断我后路，再由苏北正面出兵，两路夹击，吃掉我华中野战军，以除其七战七败之辱。我军闻讯后，决定先敌一步抢渡沂河，在苍山县境内的糖稀湖摆好战势，布下口袋，待敌入瓮。回忆糖稀湖战斗前，我郯城人民遵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在朔风咆哮的隆冬季节，顽强奋战三天三夜，抢建沂河大桥的事迹，至今铭刻在心。
那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傍晚，我刚从野战军第三纵队何以祥司令员处回到县府，迎面碰上县委书记张振华同志。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火烧火燎地说：“你可回来了，今天早饭后，野战军司令部打来电话，传达了首长指示，要我们在咱县三区高庄东头的沂河道上，建一座宽六米、承重能力在三吨以上的大桥，并限期三至五天完成，还派来一名作战参谋和一名桥梁技术人员协助我们。这两位同志已在我处。”振华同志说到这里，我已经急得坐不住了，心里这样反复思索着：“宽六米，承重三吨以上，三至五天完成……难呀！”但转念一想，失却战机，我军将两面受敌，任务虽然艰巨，却是野战军首长对我郯城人民的莫大信任。想到这里，一切为难发愁的情绪，飞之九霄云外，我使劲地把手一挥：“干！只能提前，不能拖后，力争三天建成，确保我军及其辎重安然过河，及时歼灭敌人。”
经过我们和部队派来的二位同志研究，认为完成这个任务有利条件较多：一是我军连战皆捷，群众情绪高涨；二是郯三区群众基础较好；三是此处河窄水浅，地势隐蔽；四是附近大树极多，木制大圩门各庄都有；五是沿岸船只、水手、铁木泥瓦工匠多；六是抗战时我破坏敌轨道运来的许多铁轨，也埋在该地附近。不利处就是时值隆冬，水上作业困难。再者，如此大的木桥，我们从未建过，技术欠缺，好在有部队派来的同志协助，一定能完成任务。
建桥，已成为当时工作中心的中心，县委决定从七名县委委员中抽出四人组成建桥指挥长、三名区委书记、八名科局长作为建桥指挥部成员。当天晚上，我们召集上述人员开了紧急会议，连夜分头行动。第二天早饭前，三百名木工、二百名铁匠、一百名泥瓦工和一千二百名青年架桥突击队员，就各带工具按时到达建桥地点。
十二月二日早饭后，抢修沂河大桥的工程有条不紊地全面展开了。工地上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景象：三百名木工伐树、截桩、解板，二百名铁匠支炉赶制铁部件，一百名泥瓦工赶制料石，一千二百名突击队员一路承担运输任务，一路预备船只，附近群众抢铺两侧沙滩引桥，真是白天望去人海一片，夜晚望去灯火通明，各路人马昼夜奋战。
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准备工作，十二月三日一早，建桥关键战斗——打桩开始了。数九寒天，刺骨的北风卷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在空旷的河道里更加凶猛地呼啸着。两千余名郯城儿女，为了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顶风雪，冒严寒，在无遮无盖的沙滩上，顽强奋战着。铁锤的敲击声，激昂的号子声，雄壮的歌声，此起彼落，汇成一曲威武雄壮的交响乐，在河滩上空回荡着。“赶紧建成沂河桥，过咱汽车和大炮，早日打倒蒋秃头，人民安生乐陶陶”的号子，一人唱百人和。
三区区长任士坤，带领三百名突击队员，轮番打桩。一百只木船并联起来，搭成一座水上浮桥。每只船上放一只大八仙桌，上站一位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手挥一把五十三斤重的大铁锤，对准木桩，打个不停。尽管寒风刺骨，突击队员却个个光着脊梁，汗流浃背。水下，掌桩的人不顾河水刺骨，冰凌割腿，把木桩掌得稳稳当当，不偏不斜。腿冻麻了，膝盖被冰凌划破了也不声不响。任士坤同志更是身先士卒，他脱去棉裤，下到水中，仔细检查木桩是否牢固、正当。别人换班了，他依然在水中工作，一干就是几个钟头。有一次，因时间太长，劳累过度，竟“扑通”一下坐在水里。
沿河群众听说陈老总要抢渡沂河歼灭敌人，纷纷赶来加入建桥行列，争做贡献。重坊街的王大娘，已五十多岁了，她主动组织一百多名妇女，连续两天挑土抢铺引桥。黄家村的老党员黄大娘，发动群众自动赶制食品，带着鸡鱼肉蛋和烧酒、香烟，每天涉水过河送到建桥工地。建桥所需柴草和木料，沿河广大群众不顾劝阻，争相捐献。很多人把大树伐倒，用牛车直接送到工地，一些老年人不惜献出准备用作寿木的大树和木料。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争时间，快建桥，为打老蒋做贡献。
日落月升，昼去夜来，在送走第三个落日的时候，一座完全符合要求的沂河大桥建成了。当我军的汽车、重炮从桥上隆隆而过的时候，一只只木船依然载着我建桥突击队员，警惕地守卫在大桥两侧，以防出现万一。每当某些桥面发生异常，我突击队员即迅速跳入水中，用铁的肩膀，牢牢顶起，让我军的汽车、重炮安然而过。
糖稀湖战斗打响了，快速纵队全军覆没了！我们胜利了！陈毅同志责成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写信感谢郯城人民，这使已经沉浸在欢乐之中的郯城人民，又增添了难以形容的欢乐。
（三）
一九四八年冬，继辽沈战役后，我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平原上，组织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其间，在山东省支前司令部的领导和关怀下，我郯城县全党全民总动员，参军参战，奋勇支前，竭尽全力支援淮海战役。战役开始前，山东省支前司令部驻进我县，郭子化亲自向我们布置了任务，要求立即筹集五百万斤粮食，三十万斤马草，组织支前民工五万人。战役打响后，还要准备接纳我军十四个野战医院。他布置完任务，关切地问我们：“任务是否有些艰巨？郯城人民能否支持得住？”我们当即表示：“为了争取淮海战役的胜利，郯城人民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
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两年解放战争，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蒋军对郯城的残酷蹂躏，群众的生活比黄连还要苦三分。五百万斤粮食的支前任务，县府粮库充其量能拿出一百万斤，除此外，全县每人平均要拿十斤粮以上，这在当时来说，真是个惊人的数字。但是，郯城人民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一听说支援淮海战役打老蒋，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真是心花怒放，群情振奋，纷纷表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物有物，砸锅卖铁也要支援前线！特别是那些老区的群众，更是跑在全县前头。他们自己煮野菜，吃树叶，却把一袋袋，一车车粮食，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同时，我们还和地主、富农展开坚决的斗争，哪怕他们把粮食藏在天边、地下，也要挖出来送给自己的子弟兵。二区群众挖墓找粮的故事，至今还在郯城人民中间广为传颂。当时这个区的一些反动地主，千方百计地转移和隐藏大批粮食，拒不交出，有的地主甚至把粮食埋在坟墓里边，或者假装家里死人，把粮食埋成新坟。房庄村的群众，就是在清末一个名叫王翰林家的林地和坟墓中，挖出粮食好几万斤。据不完全统计，全区人民从地方、富农手里就夺回粮食五十余万斤，送到了前线。
我记得在运粮时，还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三区支前运输队员，青年民兵李荣祥，在途中带的地瓜叶窝头吃光了，就啃咸菜、喝白水充饥，当他推着几百斤重的木轮车行至苏北的草桥镇西边时，竟饿昏过去。他醒来后，面对满车干粮，仍舍不得吃，又啃了几口咸菜，喝了几口水，顽强行进在支前路上。
由于人民群众充分发扬了宁肯饿肚子，也要让子弟兵吃饱的革命精神，我们超额近百万斤，胜利完成了支前任务。此外，还支持前线肥猪三千多头，银杏十万余斤，外加板栗、核桃、花生米、香烟、食油和鸡鱼肉蛋等。在筹集三十万斤马草的过程中，很多群众把秋后刚苫到屋上的谷草，也拆了下来送到前线。
战役打响后，在我县早已做好准备的十四个野战医院，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随之更加繁忙了。住院伤病员、医院工作人员和来往不断的担架队，每天不下一万六千人以上，怎样让伤病员吃得饱、吃得好，实是一大难题。特别是许多南方籍吃惯了大米的战士，来此吃饭不习惯，有时不禁风趣地说：“江南同志到山东，吃不来煎饼卷大葱。”平时还好，一旦负伤、生病，谁不想吃适合胃口的饭菜呢！可是，地处从未种过水稻的郯城，何处找大米呢？说来也巧，县独立团在一次攻打新安镇的战斗中，缴敌大米五万斤，面粉十万斤，这真是如获至宝，这些米面我们一两未动，马上送到各医院给伤病员同志们吃。当那些南方籍的同志吃上大米、红枣、板栗、银杏混合做成的稀饭、米饭时，激动得热泪一颗接一颗地落在饭碗里。
人民群众热爱子弟兵，对伤病员如同亲人。沭河区一个村的妇联主任孙大嫂，自从家里住上伤病员后，八只老母鸡下的蛋自己从不卖一个，吃一个。每天早上，她不是把香气扑鼻的蛋汤送到伤员手里，就是把热气腾腾的荷包蛋一口口地喂到他们的嘴里。她和儿媳把伤病员的护理工作全部包下来，拆洗缝补，擦屎括尿，不厌其烦。当第三批伤病员住进孙大嫂家时，偏巧儿媳妇生头胎，大嫂不但没了帮手，还要护理同志，照顾儿媳妇，真是忙得团团转。这还不说，特别是儿媳妇和伤病员都得吃鸡蛋，鸡蛋不多，买又无钱，大嫂更为难。她跟儿媳妇商量：“孩子，咱少吃一些吧，同志更要紧。”儿媳妇当然同意，因此，整个月子里，她只吃了三天鸡蛋，三天中，也只是每早晨吃两三个。五天后，她就下床和婆婆一起为同志们忙开了。这婆媳两人的动人事迹，在全县一时传为佳话。
一九四八年春节来临了，郯城人民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让伤病员同志过一个愉快欢乐的春节。从腊月初开始，地方机关慰问团、贫农协会慰问团、民兵青年慰问团等等，就接二连三到各医院进行慰问。各种春节物资，更是应有尽有，单是馓子，全县就送去了三万一千多斤。春节那天，更是热闹非凡，高跷队、秧歌队、狮子旱船，纷纷来到医院，红绸翩翩，歌声扬扬。医院驻地群众，有的热情地帮助医生、护士包饺子，有的把煮好的水饺亲自送到伤病员手里，更有的群众跑到医院，硬把同志们拉到家中，敬上三杯烧酒表心意。
在那近一百二十个紧张的繁忙而又令人振奋的日子里，郯城儿女大车小辆，驴驮担担，在敌机狂轰滥炸，俯冲扫射下，不顾生命危险，昼夜兼程抢运支前物资。在战斗发展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我军打到哪里，支前物资就送到哪里，五万人的担架和山东一百四十万支前大军一道，转战半年。他们在支前过程中，还赤手空拳俘敌三百余人。一千五百名民兵既参战，又押俘，一个不足四十万人口的县，支前民工达六万多人，占山东支前民工的二十分之一。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郯城县光荣地被评为滨海区支前工作完成较好的单位，受到山东省支前司令部总指挥部的表扬，华东野战军供给部也高度赞扬了郯城人民对广大伤病员的关怀和对医院工作的有力支持。英雄的郯城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不仅载入革命斗争的史册，而且也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四化”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转载《忆沂蒙》原文稍有改动）
一一五师在鲁南（节录）
梁必业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妄图以武力吞并我国大好山河。在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我党于事变的第二天郑重发表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极力压抑爱国军队和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推行其妥协退让政策，致使日寇的铁蹄迅速踏进北平、天津等地。
平、津失陷后，日寇又沿津浦铁路向南进犯。徐州失守后，山东完全沦为敌人后方。留驻山东的日寇和伪军，总数近五万人，主要是控制城市、重要港口及铁路交通线，还无力向广大城乡进攻。由于我党坚持抗日的主张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广大人民救亡图存的要求异常迫切。我党领导的山东人民，纷纷发动武装起义，组建了人民抗日武装，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并于一九三八年底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纽带，可以由此南下华中，北逼平津，且与晋察冀和太行根据地成鼎足之势，对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迅速发展山东地区的游击战争，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派兵去山东。”罗荣恒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央军委又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指示十八集团军总部，令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进入山东、淮北的新老黄河间，包括津浦铁路东、西，胶济铁路路南、北的广大地区。当时任一一五师政委的罗荣桓同志和代理师长孙光同志率领师部及六八六团于十二月由晋西出发，向山东挺进。一路上我们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痛击日寇，粉碎了泰（山）西敌人的九路围攻，取得了梁山歼灭战的重大胜利。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开始，师部率六八六团主力分批由泰西地区，东越津浦路，进入新泰、蒙阴、费县、泗水等县的边区，十月进入费县南部的抱犊崮山区，并与由我党发动和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会师。从此，我军打开了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在此期间，一一五师的三四四旅和三四三旅的六八五团，则由军委和集总直接指挥，分别进入鲁、豫、苏、皖地区。肖华同志则率三四三旅一部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进入冀鲁边地区。
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和教导大队一部，早在一九三七年冬平型关战斗后，由聂荣臻政委率领去晋察冀根据地，坚持抗战。
（三）
郯马平原是苏鲁边境上最富庶的地区，是联系山东和苏北、华中的枢纽。它控制沂、沭两条河流的中段，直接逼近陇海铁路。因此南下郯马对于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当时郯马地区的形势是相当复杂的。日伪军为了在郯马一带站住脚跟，一面修筑临沂至郯城、郯城至马头两条公路，一面在郯城、马头、李家庄、傅庄、华岩寺等地设置据点，建立伪政权。这些据点多由伪兴亚救国军、伪保安队等占据。国民党顽固派梁仲亭、阎丽天之流，勾结敌伪，进攻我军，肆无忌惮地镇压人民抗日运动，致使人民苦难深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三九年十月，我军配合山东纵队的陇海南进支队攻克了临郯公路上的伪军据点李家庄，接着于十一月底又向顽固派所盘踞的马头镇进行反击。阵阵寒风袭击着行进的队伍，许多同志还没有穿上棉衣，但战士们抗日救国的热忱，打汉奸、解放老百姓的求战精神战胜了寒冷。经过急行军后，我们于拂晓时渡过了沂河。一过河就是马头镇，先头部队以猛烈的炮火压住敌人，机关枪吐着愤怒的火舌，地方武装也早已包抄了敌人的侧翼，在我军猛烈的打击下，敌人崩溃了，逃窜了。
我军占领马头镇后，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这时《鲁南时报》也油印出版了。民运工作干部配合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提出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实行合理负担”的号召，群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出现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许多青壮年人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许多知识青年纷纷参加了当时我军举办的“鲁迅艺术大队”。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唱起了抗日的战歌。
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经过处心积虑的策划之后，趁黑夜偷袭马头镇，我们早有准备，师直机关和地方武装手持武器进入战斗岗位，迎战来犯之敌。一支援军从湖西横跨南阳湖、越过津浦路，以急行军赶到郯马地区。这样进攻我们的敌人，又被我军包围，除部分被我军歼灭外，大部分逃散了。这支援军，是由我军六八五团一部所发展编成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他们赶到郯马地区以前，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费（县）滕（县）公路上之兑头沟伏击日军运输队，歼敌六十余名。
一九四○年一月，我军一度攻克了郯城，缴获了大量武器，武装了自己。
回忆当时，活跃在反“扫荡”、反投降斗争第一线的抗日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显示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我曾记得，有一次当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占领郯城马头后，动用十二辆坦克和六辆汽车，在马头西北的层山周围十几里内，活动了一天一夜，妄图消灭我主力部队的地方武装。但就在这一昼夜里，我抗日民主政权，发动了广大民众，在公路上挖了一些纵横交错，又深又宽的“抗日沟”，破坏了桥梁，致使敌人的机动车辆，进退无路，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我地方武装曾连续攻克了日伪盘踞的西哨、南哨等据点（在马头镇西北）。敌人恼羞成怒，先后五次疯狂地进攻庄坞，妄图摧毁当地的抗日民主政权，但在我地方武装的打击下，节节败退。我缴获敌步枪四十余支、毙伤敌伪二百余人。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郯马地区相继成立了各级行政委员会，民主选出了在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区长、乡长，先后成立了几百个农民救国会和青年抗日先锋队。在马头、层山、涌泉等战斗中，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作战，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九四○年三月八日，鲁南妇女联合会宣告成立，郯马地区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到三月底，便成立了几十个区分会，这是郯马妇运工作空前的壮举。广大妇女在慰劳、募捐等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六）
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指示要山东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年内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十五万人、枪。一一五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还要组训十倍于军队的抗日自卫军，极力争取山东的大部政权。我一一五师坚决执行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为部队的大发展，作了顽强的斗争。
四月间，一一五师为适应鲁南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统一鲁南部队的领导，决定将六八六团和由冀鲁边区转移来的第六支队第七团合编为鲁南支队，将原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扩编为东进支队。当年秋，一一五师原留在晋西的独立支队司令陈士榘，主任王麓水同志率第一团到达鲁南，随即进入滨海地区（团长杨尚儒，政委曾明桃）。
九月，师部在鲁南的桃峪（费县西北）召开支队和旅级干部会议，罗荣桓政委向部队提出了建立模范党军的号召，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次会议还总结了在鲁南发动、组织群众同日寇、汉奸以及地方顽固派势力作斗争的六字方针和经验，即“插、争、挤、打、统、反。”这对指导后来我军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桃峪高干会议后，一一五师分别在鲁南、滨海、鲁西、鲁西南、冀鲁边和苏鲁豫坚持抗战的主力部队实行统一编制，编为七个教导旅，共七万余人。一年来，在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下，我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地区的主力部队，先后开辟和扩大了冀鲁边、鲁西、湖西、苏鲁豫皖和鲁南等抗日根据地，还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五十九个县政权，九个专员公署，一个行政公署，为地方训练了大批干部，与鲁南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成为我党坚持山东抗战的骨干力量。
山东纵队，这个时期也有很大发展。一九四○年九月编成五个旅和两个支队，近五万人。
一九四一年初，根据中央指示，为了统一山东我军的指挥，一一五师的领导机关离开鲁南，转移到沂蒙、滨海地区，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靠拢。但一一五师的一些部队仍旧留在鲁南，继续坚持斗争，并和鲁南人民共同渡过了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的更加艰苦的战斗岁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实行一元化领导，成立山东军区，罗荣桓同志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仍是一一五师代理师长兼政治委员），黎玉同志为军区副政治委员。八月，罗荣桓同志又任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在山东军区的正确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有力的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整个山东又处于新的上升和发展时期。斗争的新局面和取得的新胜利，为山东抗战的最后胜利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那时大家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军民经常高兴地唱着：
沂蒙山脉的高峰耸出了云天，
沂沭河流的碧水泛起了漪涟。
这里是我们祖国美好的土地，
这里是我们世代相传的家园。
军民团结相依为命坚持抗战，
共产党为人民建立民主政权。
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进攻，
我们一定要争取灿烂的明天。
（原载《星火燎原》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姜湖贡米的传说
徐敏钊
在鲁南地区郯城县西南部有一个以盛产水稻和稻田养蟹而闻名遐迩的乡镇——归昌乡。据史料记载归昌乡古时称为兴隆镇，周代周文王姬昌曾带兵在此作过长时间的休整，后为纪念文王（姬昌）访贤归来，更名为归昌，后又因该乡盛产水稻而改称稻田乡。在乡驻地东南2公里处，有一片低凹涝渍地，当地人称之为姜湖。传说姜子牙曾在此以直钩垂钓（惑者问之，答曰：“愿者上钩，不愿上钩顺水流”），姜湖由此而得名。当初姜湖方圆几十里都是一片涝渍地，水深处深及几人，水浅处没及脚面，五谷不生，长年生长着“樟巴”、“荸荠”、“老鸹爪”（当地俗名）等浅水植物，每当秋、冬季节，老百姓便手挽提篮到田里挖采其根茎充饥。传说有一年冬天，王婆正在姜湖边上挖采樟巴，忽听身后有一男子道：“老人家，你挖这些草根作何用处？”王婆答曰：“此处五谷不生，家无隔夜之粮，挖些樟巴聊以充饥也。”男子道：“此根虽可食，无奈只解一时之饥也。”说罢从怀中掏出一粒红芒稻（稻粒长1厘米左右）交与王婆，告之曰：“明年春天你可把这粒红芒稻撒到地中，秋季收获，去其糟壳，便可煮食，食之神清气爽，可保半年不饿”。随即那男子又从怀中掏出一粒大米掐其一半交与王婆，嘱其饥荒时食之。王婆将信将疑，待再欲细问，那男子已飘然而去。此时，王婆方醒悟，那男子原是一位仙人。王婆牢记仙人嘱咐，第二年秋天果然收获了许多稻米，这片涝洼地从此结束了只长水草不生五谷的历史，并在全乡范围内逐渐繁育起来。
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1752年，乾隆皇帝南巡时进驻郯城后曾微服私访来到姜湖边上，当时已是夕阳西下，乾隆发现有一茅舍正冒着袅袅炊烟。于是乾隆和侍卫便向茅舍奔去，待扣开篱笆门，迎出一位白发苍苍的清秀老人，乾隆说是过路商人想讨碗水喝，老人十分盛情地招待了乾隆。茶罢，老人说：“天色已晚，想必二位一定饿了，吃碗米饭再走吧？”此时主仆二人确已饥肠辘辘，因此也没多推辞。一来二人走得又累又饿，二来姜湖之米清香怡人，因此乾隆吃得特别香甜，边吃边赞不绝口。吃罢命侍卫拿出一锭银子付给老人，老人坚辞不受，最后不得已而收之。老人千恩万谢，并说：“二位既是诚心夸俺饭香，如不嫌弃，今晚就在俺这儿歇宿一休，待明天，俺做更好吃的米饭给二位尝尝”。乾隆一时兴起，便真的住了下来。夜间乾隆向老人详细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老人一一告之，并向乾隆详细讲述了郯城1668年大地震的惨景和关于姜湖米的传说。乾隆听得津津有味，他们直谈到鸡叫方才歇息。第二天起来，老人早已把米饭做好。乾隆本不相信老人今天会做出什么更好吃的米饭，可来到饭桌前一看，碗中米粒晶莹剔亮，香气扑鼻，其中还有一种粉白色的豆子，食之，其味确实比昨晚上的米饭更加好吃。乾隆问这白豆子叫什么？哪里来的？老人回答说：“这白豆子是我在姜湖边上采的，我也不知它叫什么”。［这便是我们今天说的姜豆］。乾隆皇帝因与姜湖米有着这段奇缘，因此命当地县令每年以姜湖米进贡朝廷，从此便有了姜湖贡米之说。
编后记
《郯城县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2年5月，历经宣传发动、搜集资料、编写专业志、总纂合成、评审和修订等阶段，至2001年定稿付梓，历时19年。它是在中共郯城县委、郯城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县史志工作者锲而不舍、辛勤努力的结晶。它的问世，填补了自1810年以来本县地方志书的空白，为全县人民增添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郯城县第一部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纂而成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它汇集了丰富的县情资料，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功能，必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盛世修志，势在必行。1982年5月，县委、县政府在国内新方志编修活动初兴之时，作出了编修《郯城县志》的决定。县志编纂委会员及其办公室成立后，首先开展了宣传发动、征集资料和部门史志的编写工作。县志办制定了编志工作方案和县志篇目，印发了编志工作宣传提纲和征集资料启事，并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外出调查，广泛征集史志资料。县志编委会多次召开全县史志工作会议，对县直部门史志工作统一进行部署，落实了部门志、专业志编写任务。县志办通过举办培训班和分类指导，推动了部门志、专业志编写工作。至1988年，县志办共搜集2000多万字的资料，县直各部门的编志工作也相继完成，为县志编纂奠定了基础。
1989年7月，确定了杜元华为县志主编，县志总纂开始。杜元华负责《建置》、《地理》、《人口》、《农业》、《工业》、《商业》、《城乡建设》、《政党》、《政权》、《经济管理》、《政法》、《军事》，凌思本负责《文化》，徐国华负责《社会》，秦士杰负责《人物》，李凤云、李荣玉、陈伯铭、夏清华、孙月楼为助理编辑，为主撰人员提供资料搜集、校对文稿等工作。编撰人员经3年奋战，于1992年底完成了230万字的县志稿，并于1993年打印成册，分发全县各部门征求意见。该县志稿断限上起1840年，下至1982、1985、1989年不等，共十五编，为大编结构。此后，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该志稿未能评审，县志编纂工作陷于停滞状态，直至在全省处于落后地位。
1999年1月，县委、县政府调整充实了县志办领导班子，加强了对史志工作的领导，王克俊任主任，徐敏超、刘卫星任副主任，重新确定刘卫星为县志主编，徐敏超、秦士杰为县志副主编。县志办领导班子团结务实，勇于开拓进取，再创县志编纂工作新局面。县志办公室全体编辑人员同心同德，顽强拼搏，用倒计时的方式安排编纂进度，以确保在2000年底编纂工作告竣，其工作方案是：调整志书篇目，改大编式为小编式，志书断限下延至1999年，大事记下延至2000年，以充分反映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将原志稿拆开分送各有关部门，修改补充，限期完成，再由县志办统一修订。1999年10月，县志编委会召开全县史志会议，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杨玉金同各部门负责人签定责任书。县志办举办了各部门编写人员培训班，落实了任务。2000年初，各部门的补充修改稿陆续收齐，县志办编辑人员即投入紧张的总纂合成。总纂人员具体分工是，刘卫星负责《凡例》、《概述》、《行政区划》、《邮电》、《财税》、《金融保险》、《经济管理》、《城乡建设》、《劳动人事》、《卫生医药》、《体育》、《方言谣谚》、《附录》，徐敏超负责《电业》、《交通》、《商业》、《粮油》、《政党群团》、《政权政协》、《政法》、《军事》、《文化》，秦士杰负责《自然环境》、《农业》、《林业》、《水利》、《人物》，宋保武负责《政党群团》、《政权政协》，凌思本负责《教育》、《科技》，徐国华负责《风俗宗教》，孙丕润负责《工业》、《民政》，孙月楼负责《大事记》、《人口》，王克俊、李凤云负责部分打印稿的校对工作。经半年多的日夜奋战，终于完成了评审稿。2000年9月，《郯城县志》稿顺利通过了省、市、县三级评审。嗣后，县志主编刘卫星、副主编徐敏超、秦士杰及特邀编辑宋保武又根据评审会意见，对评审稿进行了认真地加工修改，最后由刘卫星负责统改志稿，于2000年12月底完成送审稿。2001年3月，送审稿通过市史志办公室审批。随后，主编、副主编根据审批意见，对志稿又作进一步修改。志稿排印后，又组织6人对排印稿进行校对和修改。2001年7月送出版社出版。
《郯志县志》的编纂工作，始终是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为切实加强对县志工作的领导，历届编委会大都随着领导班子换届及时进行调整，县委、县政府多次下发文件部署修志任务，号召全县各部门关心支持史志工作。这些都是对修志工作不断推进的有力保证。1985年县人大关于加强史志工作的决议、县政府［1985］46号文，对推动全县史志工作起了巨大作用。历届编委会领导关心史志工作，并从多方面关怀史志工作者，激励着修志人员，不畏清苦，潜心修志，也是县志终能成书的重要因素。多年来，省、市史志部门的领导对郯城修志工作不断给予指导帮助，省史志办领导孙邦信、王文恒两次来郯指导工作，市史志办领导李兴河、张理田、赵丹峰多次帮助修订篇目、提出修改意见，这些都是郯城县志得以完成的重要保证。
在长达19年的编志过程中，国内各级图书馆、档案馆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许多熟悉郯城县情的各界人士提供了重要的口碑资料，这些都是编修县志的重要前提。曾经在县志办工作过的许多同志，在县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撰稿等方面都做过大量工作，他们的贡献与这部志书同存于世。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杨玉金直接参与志稿编写并统审志稿。枣庄师专教授、山东省方言志副主编王希文，1985年曾应邀来郯城进行方言调查，并著《郯城方言志》一书出版，尔后又受聘为郯城县志方言篇撰稿，为《郯城县志》的编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为《郯城县志》题写了书名。原郯城县政协副主席、高级农艺师管新野为《农业》、《林业》卷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县直各部门史志工作者认真查找资料，数年间笔耕不辍，编写了数十部专业志、部门志，不仅为县志编修奠定了基石，而且为志苑增添了新作。县志之为巨著非一人数人之功，它凝聚着全县修志人员的心血。
编修县志，是一项浩繁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横及百科，涉及面广。此次首创新志，断限之长，收集资料难度之大，增加的工作量之多，非常人所思。由于修志人员水平有限，经验缺乏，加之总纂时间仓促且时断时续，另有资料数据提供不详，书中疏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1年7月1日
郯城县历届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第一届（1982.3～1985.1）
主 任：孟宪荣
副主任：孟昭义 孙洪志 孙仁信
王庚年 娄良昶 杜信增
田林果
委 员：翟悟民 庄立成 英广义 唐才德
肖瑞三 王家松 马景蕊 苏丙芳
孙彩霞 左玉梅 徐保民 苑振熙
刘永恒 刘玉岷 徐少泉 魏永和
李庆德 丁念华 李学谦 肖成林
杜培训 江 天 张立民 崔相生
张连仲
第二届（1985.1～1985.9）
主 任：莫西云
副主任：田庆淮
委 员：刘开林 李 平 姜善良 李庆德
赵本厚 高金瑞 杨继连 孙文杰
孙仁信 张志茂 娄良昶 刘晓东
马景蕊 杜培训 叶全荣 孙成吉
朱景富 张士学 王光明 丁念华
秦士杰
第三届（1985.9～1987.7）
主 任：莫西云
副主任：杜全利 田庆淮 单云鹏 马永海
王继法 杨玉金 胡金龙
委 员：张广法 杨继连 孙文杰 张志茂
娄良昶 刘晓东 叶全荣 英广义
潘金玉 张树桐 孙成吉 王士俊
张士学 高金瑞 李庆德 赵本厚
臧恒祥 马景蕊 丁念华 王光明
杜培训 刘开林 秦士杰 杜元华
第四届（1987.7～1990.10）
主 任：马鸣皋
副主任：胡明义 杜全利 芦振英 马永海
吴传玺 杨玉金 刘兴斌
委 员：张广法 杨继连 张宪君 张志茂
密士明 仇景阳 潘金玉 孟凡信
孙成吉 王士俊 张士学 田友梅
刘成民 李敬亮 王光明 杜培训
刘开林 秦士杰 杜元华
第五届（1990.10～1996.12）
主 任：蔺景何
副主任：王继法 王翠兰 韩治山 徐祗聪
徐祗奎 杨玉金 刘兴斌
委 员：杜元华 杨继连 郑华祥 张连仲
田全志 刘晓东 密士明 姜善良
李轩吉 孟祥群 孟凡信 孙成吉
王士俊 张士学 李明道 闻宗传
徐庆宪 李茂堂 申友芳 赵兰庭
刘开林 孔祥达 秦士杰 陈景堂
第六届（1996.12～1999.9）
主 任：慕增利
副主任：徐祗聪 王东升 杨玉金 刘子和
张广法 马永海 孔祥达
委 员：王成春 徐勤功 李轩吉 赵荣会
申友芳 石玉亭 王彦法 赵洪春
杜元华 秦士杰
第七届（1999年9月2日公布）
主 任：杜甲普
副主任：杨玉金 张红光 迟明丛 张广法
徐祗聪 孔祥达 王克俊
委 员：陆 玲 王成春 张学玉 徐从贞
胡福顺 张德胜 赵荣会 梁绍乾
王幼红 高树杰 孙成迎 徐成旺
李 斌 汪富刚 石玉亭 王彦法
杜 伟 李 卯 赵洪春 蒋传国
徐敏超 刘卫星 秦士杰
郯城县志办公室人员名录
主 任：胡金龙(1985.1～1986.8）
刘兴斌（1986.8～1991.5）
王廷民（1992.5～1995.5）
孔祥达（兼，1996.8～1999.1）
王克俊（1999.1～ ）
副主任：江 天（1982.4～1984.10）
秦士杰（副主编，1984.10～1999.1）
杜元华（主 编，1985.1～1999.1）
陈景堂（1989.9～1995.12）
徐敏超（副主编，1999.1～ ）
刘卫星（主编，1999.1～ ）
副主任科员：秦士杰（1999.1～ ）
工作人员：江 天（1982.4～1984.10）
李凤云（1982.4～ ）
杨友田（1982.7～1984.5）
杜元华（1982.9～1999.1）
秦士杰（1982.10～ ）
贡廷芳（1983.3～1985.6）
韩相林（1983.6～1987.6）
徐国华（1984.10～1989.5）
胡金龙（1985.1～1986.8）
孙丕润（1985.3～ ）
凌思本（1985.9～1999.10）
刘兴斌（1986.8～1991.5）
陈景堂（1989.9～1995.12）
孙月楼（1990.7～ ）
刘马林（1990.12～1992.9）
王廷民（1992.5～1995.5）
马宝华（1992.5～1994.5）
王克俊（1999.1～ ）
徐敏超（1999.1～ ）
刘卫星（1999.1～ ）
郯城县志办公室借调人员名录
李荣玉 刘文涛 于 超 刘承贤
陈伯铭 李保东 李永锭 夏清华
马洪儒 王士佩 徐响勤
为《郯城县志》提供资料人员名录（排名不分先后）
管新野 赵本厚 葛兴仁 公冶衡 曹景艺
李 辉 朱广栋 高金瑞 申友芳 许继民
马继春 孙兰先 文 华 徐开梅 王绍强
于云飞 吴兴彩 刘文芳 李 峰 张 峰
倪秀利 黄夫群 徐祗奎 王自广 鲁香武
赵运生 李再宁 陈瑞庭 刘汉中 王月阳
吴士元 魏涵之 赵玉忠 秦强中 徐希鹏
颜景平 马维明 张 明 郝玉彬 曲 坚
维 歧 杨武文 王献彬 周景强 郭家森
王 健 房树洁 刘登山 薛金坤 张 强
赵维俭 陈继鲁 赵继顺 王开宏 杨加奎
邓增宝 张卫华 徐晓峰 魏宽信 张贵军
杜仲先 张则华 王占顺 王培耀 马新迎
杜献志 汲 文 马启红 刘 莉 杜培谦
郑建忠 杨承相 李广平 王洪道 王江岩
徐祗信 谢印生 林森祥 魏 林 冯应春
李凯华 马新月 房兴富 张振学 远传高
尹茂安 邵长久 林振峰 谢印典 张则雷
葛振先 胡彦学 邵应国 罗艳菊 徐志明
阚家华 李锡源 刘庆玉 薛守义 马洪儒
刘泉发 汤元江 李明山 侯大平 藏寿年
田 华 路兆瑞 程永风 王继文 杨东磊
周家胜 杨西成 李景祥 李剑平 翟雪霞
魏 欣 刘志强 张现玉 伏广金 杨西功
朱兆金 宋维敬 冀贞玖 卞清云 徐丽华
赵 健 王 品 李景泰 王广华 谷成文
梁习朴 袁逸农 霍棣华 卜凡友 吕兴武
桂瑞云 韩效启 杜俊涛 杨 洲 李荣晟
郑兰康 王明善 刘 震 李维爱 张秀慧
胡守忠 徐 介 王晓东 贺方强 冯 斌
马西军 魏新春 李守祥 解 清 周士战
葛兆臣 赵 林 侯 斌 魏 飞 高俊峰
朱锡瑞 王富国 武玉波 许宝江 朱振玉
张崇文 化秀山 孟宪泉 赵开然 郑桂然
石启立 侯九环 张金智 李宗敏 林朝明
王希文 黄新忠 范仁灵 石法德 许传伟
刘亚洲 张凤启 申 磊 张学利
郯城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杜甲普
副主任：杨玉金 张红光 迟明丛 张广法 徐祗聪 孔祥达
王克俊
委 员：陆 玲（女） 王成春 张学玉 徐从贞 胡福顺
张德胜 赵荣会 梁绍乾 王幼红 高树杰 孙成迎
徐成旺 李 斌 汪富刚 石玉亭 王彦法 杜 伟
李 卯 赵洪春 蒋传国 徐敏超 刘卫星 秦士杰
郯城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 任：王克俊
副主任：徐敏超 刘卫星
副主任科员：秦士杰
《郯城县志》编审人员
主 审：杨玉金
副主审：王克俊
主 编：刘卫星
副主编：徐敏超 秦士杰
编 辑：刘卫星 徐敏超 秦士杰 宋保武（特邀） 凌思本
徐国华 孙丕润 孙月楼 李凤云（女）
郯城县志
山东省郯城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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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国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淄博海天广告制版有限公司承印
淄博海天广告制版有限公司激光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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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1092毫米1／16开本
52插页 65.625印张 1560千字
2001年9月第一版 200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962—85839—1—3
定价：18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