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碑文选
曾子祠记
皇元混一天下，世祖皇帝在位日久，诏书每下郡国，必以勉励学校、敦厚风俗为先。累世相承，教化大敷。又以明经修行取天下士，人心翕然，日趋於道。於是山东临沂县，遂起曾子书院，举秦汉唐宋以来千七百年未有之旷典，何其盛哉！夫天地之道，非圣人则不能久其立；圣人之道，非学者则不能久其传。夫子之道，虽与天地同流，然论圣贤传道之功，则曾子为大。盖颜子於圣人具体而微，然得於心而不示於人，敏於学而不传诸书，又先夫子而没也，志有所未就微。曾子立於斯道绝续之后，则近而思孟，何所据以传？远而周、程，何所溯而得哉？是故周公之道非不大矣。虽施於事者不必尽传於言，而周公之不逮夫子者，曾思为之继也。孟子所谓贤於尧舜，此之谓舆？且曾子之年去夫子悬绝，彼其闻一贯之旨，不可谓不早。则颖悟绝人，何可当哉！故圣门之有曾子，殆天授之，为传道计也。然则曾子有功於圣门如此，而以临沂生圣贤之地，沐礼义之邦，至千七百年而不知设学以祀之。迄於子孙废熄，故宅遗基泯为民居，莽为荆剌。一旦乃有发其良心善性，概然兴起，岂非圣朝道化极威，薰陶涵养之至而后然与？倡是举者，前副提举管文通，独以为己任。和而起者，凡十人有奇。其急义如饥渴之求所欲，而府若州县之循其情，又如影响之应。上下合志，不日而成。得请於朝，省以“曾子书院”为额。呜呼美哉！吾儒幸生极治无事之时，将见车书万里， 育连城。盖将杖策邹鲁，观礼器於曲阜之庙，想春服舞雩之风。而后揖逊周旋，以观书院之新制，究先圣之遗言，补其学之不足，岂非一时千载之遇与！文通今为庐陵县尹，有善政以大治，又修凤山书院、庐县学，其崇教化类如此。由是薰陶所及，闻风兴起。庐陵士又有郭元辅，买书籍若干部，刊曾子所著书若干卷，今皆藏于“曾子书院”云。
（此碑文系元代江西庐陵人刘诜撰。时兴建曾子书院者系庐陵县尹管文通，管为邑人。）
孝妇冢碑记
孝之道大矣哉！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吕氏春秋曰：“凡理国家者必先务本，务本莫过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纪也。执一术而百善至，其道非渺小矣。若汉东海之妇以孝称，非女中之舜参耶？按汉史《于定国传》载东海孝妇，第不知何以失其姓氏。《县志》谓为窦姓者未然也。呜呼，予于此益见孝道之大，而天人相与之际，捷於影响矣。堪舆渺邈，人生其间，海之杯水，仓之稊米耳。若妇尽孝顾蒙不孝之戮，天即为之枯旱三年，及其诬辩而事显也，天立雨。一人之身，其孝至于动天地、感鬼神，道有大于孝者乎？天也人也，高下大小，势若离逖。然逆天则旱，顺则雨，有感必应，无毫发爽。天人之理，果有异乎？因思夫天下之事，常若变两端而已。孔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妇之以不孝死，亦事之至变者也。天道福善祸淫安在哉？虽然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使天道又懵无知焉，逆弗旱，顺弗雨，为善者可怠欤。是故君子为善，惟求尽其分之当然，得失利害之不在我者无恤也。孝妇以诬受戮，人皆冤之。然其心俯仰无愧，亦含笑入地矣，讵之其冤耶？予于此复有说焉。凡祸福之来有所自，君子不恃智以防之，恃其无致祸患之道耳，孝妇之诬所以成之者，人也。姑氏昧于爱，郡守失于察，脱姑氏知守节之可，尚不自毙而昧于爱。郡守知于公之平恕，不偏听而失于察，孝妇何自蒙诬哉？此又可以为古今鉴也。沂二守李君秉玉山人，来署县事，诣冢致祀，惟见冢前有东蕃宪付吉丰公公勖躬书“汉孝妇冢”四大字勒诸石，而其事之颠末无文以载之，还请予余曰：“汉孝妇名与天地相悠久，冢独无文以揭扬之，亦一大缺典也，何以风名教？”予久蓄世道之感，闻而大韪其义。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揣无文，谨为之记。
（此碑文为明代正德甲戌科进士，邑人张景华撰。）
问官祠记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也”。说者，谓圣人谦已以诲人也，自此说行，而天下之人，果以圣为不待学，而人固可不学矣。传载夫子问官之事，据其生年二十有七，殆为委吏，乘田之时，问礼于周，学乐于齐，汲汲然，日为亲师取友为务，观达巷党人之言可见也。则夫前所云者，非其自道欤！其曰：十五志学，三十而立者皆非诬耳。后世望之太高，待之太厚，而所以自望自待者卑，且薄于是学。古道废而贤不肖始相远矣。呜呼！此非所谓不能尽其才者乎！或曰：“生知安行非与？”曰：“否”，孟子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巳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此则夫子无事于问者。郯为沂泗之区，盖圣贤之乡，而使人不能无古今之慨，岂必以他故哉。邑北门有关王庙，近改祠之，即其旧作问官祠。肖像于其中，为之记勒诸石，以风此邦之所谓学者，复为诗遗之，使歌之以奉祝，其词曰：好问之裕，乃德之聚，彼昏而妬。孰升者堂，有楚衣裳，笾豆载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室与人耳。
（此碑文为明代正德年间县令黄琮撰。）
重修倾盖亭记
按史记：孔子适郯，遇程子琰本于途，倾盖相语竟日，甚欢，顾谓子路取束帛以赠。稽其时，鲁昭十七年适郯问官或其时欤。后人筑倾盖亭以永其传。劝尝奉按院檄，查先哲故迹，知此亭在白马河北岸，圮废无踪。遐想圣贤会读景象，宛然在目，诚千百载一方奇观，不可泯没。愿出工费营建，敦迁于南岸高益处。庶贤士大夫宦游过此，便于拜瞻。起工于仲春，告成于季夏。亭构榱题肖像，设门垣，仅草草不失遗址。若恢弘矩度，为先圣贤加志增修，俟后之高明君子出而主张，劝固弗逮云。
皇明万历十一年岁在癸未季夏吉旦。
太医院医士官邑人蒋劝薰沐顿首谨撰立。
官竹寺碑文
寺之设从未旧矣。考之志书，吾县十有七焉，虽不列礼典，而崇而奉之者，在在皆然。以人之信人，不如信佛真也，故建此以劝世，亦犹先王神道设教之意云尔。县西南四十里有官竹寺，即旧名广福寺也。坐镇沂岭，俯视一切。东望仁里，古道犹存，西瞻川流，逝者如斯。入其院，乔木参天，云鹤隐现，觉另一洞天。静坐片时，而名利之心顿释，洵福地也。无何，岁在庚戍，洪水为灾，民室漂流殆尽。而此亦罹其害，雨湿风摆，渐觉倾颓。近村善信，亟欲修整，奈水后室如悬磬，谋生不暇，何暇及此。住持者亦付之浩然长叹已耳。自壬子以后，屡年丰稔，僧人圆果始出募化，远近乐输，兴工於乙卯二月，不三月告成，虽佛力之广大，亦诸檀越之好善也。事竣乞记於余，因之有所感矣。昔唐李翱不铭开元寺钟，其言曰：吾欲明圣人之道，则於释氏无益，敬苟顺释氏之教而述焉，亦何贵予之先觉也。今为浮屠氏而来，亦可以翱之言谢之矣。然而释氏之功，未尝不与吾儒相左右。夫吾儒教人，不过为善去恶，释氏亦本此以立教。人苟知敬佛，将必为善不为恶矣，福由此广，无忝厥名。即以竹论，出土有节，凌云无心。观者亦当顾名而思义焉。余喜其成之速，有合於神道设教之意，故走笔而为记云。
乾隆元年四月初八日谷旦
城武县训导邑贡李廷栏 撰 丁汝铭书丹
重修郯子墓碑
溯郯子生春秋时，食采於郯，子爵，附庸在鲁。周景王二十年秋，郯子朝鲁，昭子问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对曰：“吾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师而鸟名。”孔子闻而学之。
予尝读史至此，慨然曰：“郯子其贤名乎？不然其何以得孔子之往学耶！”
庚申八月，予铨补，得授郯邑，即古郯子国也，心喜之。十月抵任，即访求郯子遗址，适广文曹君，因公入署，揖予而言曰：“邑东南有三圣庙，合祀孔子、郯子、老子。庙迤北二里许，有郯子墓，春秋俎豆。自明万历重修，岁久坍塌，其陵木亦尽凋零，无复存者。邑诸生因积庙地之余租，鸠工加筑，增高一丈，周十丈，巍峨改观。墓地计六亩许，第不可无树木以荫墓地而妥厥灵。”予闻之，欣然而乐输，与曹君暨诸等各捐柏树，共千余株。条理井然，划若列眉。可睹郁葱之像。神惟人依，知郯子在天之灵，实式凭之。而吾因之有感矣。郯子殁于周代，迄今数千百年，其中沧桑屡更，何有一抷杯之土？乃郯邑之人不忘其前代贤君，历历重修，永祀不替。则郯子当年治其国而泽其民者，一何入人之深，以至斯极也。是虽郯子之道，有以致之，而实郯子之德，有以成之也。官斯土者，典型俱在，能无闻风兴起以冀嗣徽猷於万一哉！时墓工告成，曹君请言於予，予谓今日诸生之盛之举，即子郯子昔日亲贤乐利之所留贻也。曹君诸生其以予为知言否耶？是为序。
特授山东沂州府郯城县知县前知山西宁武府宁武县第加一级纪录四次王渤撰 捐树五十株。
大清乾隆六年岁次辛酉四月十九日立石，邑庠生侯长炘书旦。
郯城烈士陵园碑文
这里长眠着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建国以来为谋取民族独立解放、祖国繁荣富强而英勇牺牲之革命烈士。一九二九年十月，刘之言等共产党人在马头三小创建“鲁南第一支部”，并领导了著名的“苍山暴动”，点燃起革命烈火。英雄的郯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推翻三座大山、缔造人民政权、捍卫祖国领土、保卫和平建设之伟大事业，数千名优秀儿女血荐轩辕、为国捐躯，创立惊天地、泣鬼神之丰功伟绩，用生命和鲜血赢得民族解放、祖国振兴、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烈士的崇高精神和光辉业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远彪炳史册，千古流芳。为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开创历史新纪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名浩气，人天共仰。饮水思源，功在先烈。继承伟业，责在后人。迁建此碑，以 永念。
郯城县人民政府
二000年四月四日
（中共郯城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杨玉金撰文
临沂书画院院长徐敏生书写）
第二章 郯城县志序跋选
郯城县志序
颜若愚
昔者先王疆理天下，海宇之广，幅员之内莫不棋布星列，灿乎无容喙矣！郯在春秋为少皞氏苗裔，汉唐为东海郡。山则马陵亘其左，水则沭流经其东。天无旱潦，民无夭扎；士循礼义，俗尚淳庞，岂不侈然称钜邑哉！而何今不然也？是故风会渐流，雅道寝衰，有昔有而今无者，有昔无而今有者，观风者于兹有深慨焉。乃若神主环列，鱼鳞杂袭，成帏成雨，含齿戴发，昔何总总也。今则逋逃，半郊陬矣。章衮相望，址盛蝉连，上之擘画庙堂，下亦不失牧守，昔何累累也。今则青衿多圄滞矣！质值椎鲁勤作力田，陈腐相因，摩肩接踵，昔何融融也。今则淳风大浇漓矣！山川犹故，风景不殊，乃世变江河，增损沿革。月异而岁不同，苟不取而更新之，吾未见其为信史也。顾遍寰宇皆志也，而袭前人之唾余，则嫌于尚同。驾无实之空言，又疑于爽实，迨其甚者，粉饰太过，矜夸所长，譬则饰椟卖珠，羔衣狐袖，只为有识者所鄙耳。史有三长，自古难之，洗垢索瘢，世宁无遗论哉！昔鲍彪校《战国策》，四易稿而后缮写，及重校尚有新得。先哲谓：校书如尘埃风叶，随扫随有。谅哉！郯旧无志。迩来蓝田赵君蛟氏令郯，汇集成书。议者犹谓其侈而不备，华而鲜实，且年来户口粮役视昔有加焉。咸欲复加纂修，以补其所未备。壬午秋，愚自中州东徙，时学博长乐邱君问礼氏，富于艺文，工于摭拾，乃取旧志芟其枝蔓，剪其矜诬，润色以巵言，词不诡于经而意不失于诞。癸未冬始脱稿，无何，而邱君凋谢矣。历下徐君来朝氏自曹擢郯谕，乃订其讹舛，加以藻饰。邑庠彦陈生用宾、张生守规、守范、施生传、唐生尧封数辈，或正其错简，或攻其笔札，皆有成劳焉。呜呼！昔人谭志者有谓：采之足以备史，资之足以宏识，因之足以立政，由之足以适治。是志也，不敢讼言有此数长也。若夫山川田土之等，官师人物之详，赋税户口之数，节孝仙技之流，与夫昔无而今有者，载述无遗焉。俾后之博雅君子欲新是志者，藉以有所考镜也。己愚不侫，夙不能文，谨杀青僭言于简末。
万历十有三秋八月望日
原序
张世则
郯城，不佞祖邱也。往不侫过家上冢，吊古寻幽，慨然叹曰：郯，弹丸地耳，乃尼父俨然而临之，问官倾盖，是获益友；曾子蹑 负簦来学于兹，则所从游亦必郯子、程子类也。
郯固称多贤哉！夫凤一毛，豹一斑，上林一脔，且足以姱美标异，郯多贤如是。是丹穴南山之丛薮，而大官庖也。顾学士大夫，罔艳谈之，则以志典久缺，无所考镜之故。不侫从仕南北，不得执管为役，而私心惋惜久之。今岁秋杪，邑大夫颜使君缄一书致不佞，则裒然郯志两巨帙。千百年寂寥之典故，一旦修明，使君大夫哉！
志纂于博士邱君，而创体命意则使君也。不佞详味其中，谆谆乎轸念民隐，策励人士思进之古先，以勉副今郅隆之会，其大较已，彼郯子熟官职建置之名，是能读八索九邱坟典者，述旧章而为政必无愆忘。当时之膏泽于民可想见矣。故琐尾流离之状，不概见于日寻兵戈之时。
今使君之措注，业已播之民谣，即志中所谭：大都肉骨我穷氓，嘘幽谷而春之。即所称郯子奚让焉。夫世之鼓箧而游挟册而呻吟者，质以里之中故实，则后氏之训诂，诸徐之华藻，籀氏之博洽，若不足多者。缓颊而谈，岂不曰：乡有为尼父友、为曾子师者，其芳躅具在，而使君乃鳃鳃忧勉，以兔园之册博龙标之名，非卑之乎！毋为高论也。晚近世过为矫世之论，辄以烟霞丘壑当之乎。隐居而颓然自放其志，不尔，则藉口道德性命之谈，以文期空腹枯吻，而号于人曰：吾志吾学已，若而人尼父曾子将麾之，即质诸后苍诸君子，诸君子且弁髦之矣。尼父从周，曾子思不出位，假而一圣一贤生于斯，能不漱芳握润，入对大廷而展其用世之志耶！使君之惠我后学，意良厚矣！倘民不勤动而急公家，士或婾窳而谢登庸，宁不负使君与此志哉！此不侫序志意也。一以幸创典，一以冀来辙也。
万历乙酉秋九月望日
康熙志跋
冯可参
可参自承放后，日唯惴惴其慄救过不暇，癸丑初夏，忽邑户张令偕邑中诸绅衿至寓，以郯志属参纂辑，参力辞之，曰：参以幸免之，余自顾惶愧无地，复安敢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以，肩兹重任乎！因谢不敏者数四，乃辞之益力而请之益坚，不得已始取旧志搜阅，窃见志中条款多与新颁条目不合，乃为芟其虚繁，增其末修，可因者因之，宜续者续之。如旧志邱问礼所著，论断胪陈利弊侃侃直言，而组织经史，雅有史材，故一照原文录刻，未敢轻易一字，此参於每条后而继以续论者法前志之成式也。如明世赵蛟、颜若愚以意创立官庄二百余所，开垦荒田，在当时已未能尽推行之利，迄今徒存虚名，无裨国计，恐滋繁冗故宁删之。如兵防河防，事关重务，旧志未载，参於已酉腊因郯民佥呈具诉河夫之累，复闻接壤江南诸边界，间有夜警，蒿目时艰，乃不揣蠡测，爰建河防兵防二议，欲申诸当事。详稿已成，继而恐以僭越贾罪，复以斥革有闻，是以未敢申详。今因上行条目，旧志无考，诸绅衿力请入志，用补遗缺，以遵上行。不得已始勉强附入，深恐采摭旧闻无当于今时之务也。再如风俗一条，旧志未载，亦以事关风化，故增补之。至于事属细微，旧志论之已详，而无庸续入者，则仍其旧而已。若夫田赋户口，一本国朝经制赋役全书登刻，非参所能轻赘，而续论中每多援引往事者，非敢望其力追先代，亦以见世代迁流，递有沿革，初无成法可拘，而因时制宜，变通尽利或可考镜得失云尔。乃若官师之贤否注语与夫节烈孝行事迹，及历年灾祥，皆本之公呈公论，其所记载入志，皆出自诸绅衿之手，参并未加一笔，所以彰公道也。第是志去旧志历年既远，兼以郯邑屡经兵燹残破，其间文献凋谢，史籍散失，苦於采辑未广，考询无征，疏漏之失，度不能辞。若夫志中因革增删条款事宜，皆同诸绅衿共相商榷校阅，然后订定成书，非参一人所敢专也。
时：康熙十二年癸丑孟冬谷旦闽樵川冯可参顿首拜撰
郯城县志序
王植
孔子言：夏殷之礼，致憾於杞宋无征。而推其故曰：文献不足。是知文献所关綦重也。今郡邑之志，其文献之寄乎！古者国皆有史，龙门始 萃为《史记》，而志居史体之一。后此，如《华阳国志》之类，实兼表志论赞之体，与史相埒。故志之为事，无论缺略鄙僿者不足行远。即操觚之家，不难以文章饰吏治，而或浮艳无实，藻缋足以掩真；义例弗严，名器浸以多假；又或体裁不明，纪载繁而未规於正；纲维莫举，部署杂而未就其班其距；简陋者亦复几何！
余初调兹邑，披阅故牒，有未免如前之所云者。顾地居瘠敝之区，重以积歉之后，荒馑满目，仰屋棘心，方为民请命之不暇，而何暇以文事为？幸值圣天子照临，所至无微不烛，蕞尔一邑，时切轸念，既赈救递加，复允抚臣之请，兴修水利以谋永久。两载以还，饥者苏、流者复、沂河筑、墨河疏，讼狱渐清，民气恬适，意亦徵文考献之一会乎！余迺得假簿书余闲，芟芜益简，慎别严核。且於大目中补《编年》、《附余》两帙。复於细目中详河渠、仓储诸务。其说略具於例言。而余所瞿然勿释於怀者，郯民灾变递经孑遗，幸免之余生，皆余所目击而神怵。其历世以来，所有伤危困厄之已事，又余所披卷而心悉。故是书取以为文者，往往多危语，目以为献者往往多忧思。而不敢使郯子遗黎，僭儗齐鲁名胜之迹，一涉铺扬。
凡以志其实也，虽然官与礼一也，二代之近，其后竟无传；皇初之远，郯子能言之。郯固圣人所尝取裁也。以今天子之所廑念与古圣人之所咨询，皆在是邑。其亦将化瘠区为乐国，讲礼教於边隅，而勿以褊小自阈乎。是非司牧之责，而谁与归？
乾隆十有四年夏五月深泽王植撰
重修郯城县志序
尹嘉铨
郯之见于春秋也，尚矣。溯所自出，郯子为少皞氏苗裔，武王分封茅胙，为鲁附庸，由来最古。夫自古迄今时势递迁，罢侯置邑，变更不可纪极矣。即郯亦尝革於唐宋间，久之，乃得仍旧。君子见其名而兴复古之思，是究是图，则必于志乎取法焉。考诸原书作自前明，殊乖义例，甚至典祀溷入释老，选举杂以蠲赀，春秋严谨之谓何？古圣贤问官倾盖之遗风又安在欤！前令深泽王君慨然厘正。既属草稿，未付梓人。渤海张君嗣宰是邑，百务毕兴，修水利、筑河防、举节孝、育英才，念兹十余年来，可述而志者甚多，是用重修竣事。呜乎！俗吏日校薄书，鲜从事于文教，宁复问志之得失哉？若张君者，可谓知所重矣。汉书循吏传有言，儒者通于事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辄有治理效，君之谓欤。余以观察二东兼摄藩篆，适观新志告成，深幸复古之有人也，於是乎书。
万寿恩科拣撰特用刑部郎中诰授中宪大夫分守济东泰武兼管水利通省驿传道署理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级纪录十七次尹嘉铨撰。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初五日
重印《郯城县志》跋
吾郯县志，自前清乾隆丁卯、庚午间，邑侯深泽王植纂修未竟。癸未张邑侯金城、邑人王庶常恒赓续修成。至嘉庆庚申，阳湖陆先生继辂，缵承而增补之。订为十卷，益臻美备，为张文襄书目答问所称许。故尚论山东名志者，安邱、东阿、新城、泗水而外，咸推是书。盖炳然称良史已。
迄今时势变迁，政治沿革，其间人才继起，或以文学著，或以事功显，与夫孝、义、节、烈、畸行、异迹、逸事、遗文，藉藉可传者，所在多有。乃求之公私著述，书阙有间，无以动人景仰，宁非后起者之责耶？先大父乡贤公屡议续修，以宦游未果。迨先君子解组归里，大惧文史湮没，慨然以兴废继绝为己任。而世际乱离，避地稷门者历十余稔，赍志以终。忠亮仰承先志，不揣梼昧，拟具采访纂修规约，方组合邑人士之好古者，从事搜讨，又以丁时艰厄、屡议屡辍。致百余年来之掌故，终不得搜罗裒辑，著录成编。固时势使然，亦徵文考献者所引为深憾也，嗟乎！时经变乱，世阅沧桑，古今鸿篇钜制，遭离兵火，飘零散佚，徒令人搜求於残编断简而叹息於补缀为难者，曷可胜道。吾邑志乘既骤难谋新，亦惟掇拾丛残，保存旧籍，留为异日考证，以符於守先待后之义。矧原志版早毁废，“陆志”为续增之书，并非全帙，而存者亦鲜。不於此抱残守缺广其流传，将一邑之典章付诸荒榛断碣，听其澌灭无存，岂不益重其咎耶！爰於若绝若续之际，议以原、续二志合为一编，排印若干部，藉永其传。
时南阳熊伯乾阳府绍龙，适治吾郯，极韪斯议。即以捐修文庙余资，汇寄济垣。忠亮又醵而益之，以促其成。复念邑前辈吴小岩先生诗文集，关系吾邑之故事轶闻，足资采证者至钜且，亦一并选订付印。书成寄郯，遵熊明府嘱，分赠捐修文庙各绅耆，庶存书者多，虽遭世变乱，亦不至散失靡遗。后之作者有所取法。则一代之文献书杞宋之足徵，不於斯举有赖也乎！至校雠之责，则旅济同乡冯茂才珍瑞暨杨君舒梅、刘君承坊，皆与有劳焉，法得备书。
民国戊辰七月邑人孙忠亮
第三章 考证
郯国兴亡考略
杨玉金
郯为古地，历史悠久。据境内黑龙潭、安子桥、朱庄、山南头等处文化遗址近年考古发掘，旧石器晚期，已有人类在此活动；氏族社会末期，境内便有人群定居。以上遗址相继出土的旧时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鼎、鬲、陶片、石铲、石凿等文物可以佐证，万年以前，此处当为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区域。当时，这一代为“东夷”之地，太皞氏为东夷一著名氏族首领，少氏为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于此，称炎地。周封炎族首领于境，称炎国，炎，古音亦读（Tan），春秋前后，国名多加“邑”字，从而炎国演化为郯国，时当不晚于西周。其发展如前“建置沿革”所叙，无庸赘言。
郯国之灭，其说不一，概括有四：一说，桓公二年（前684）齐灭郯。其据为《史记·齐太公世家》之“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此说欠妥。（一）公元前684年（即齐桓公二年，鲁庄公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历史名篇《曹刿论战》即记此），胜鲁岂容败师之齐灭其附庸！（二）郯国见之于史籍最早为宣公四年（前605），而齐怎能于其八十年前将其灭掉？（“孔子师郯子”等《春秋》、《左传》中一系列记载皆于此百年之后）。（三）齐伐郯，其因是桓公出走过郯，郯无礼，即位后遂伐之。此实为“念旧恶”之举，“伯（霸）者莫高齐桓”，堂堂五霸之首的齐桓，大概也不会出此拙见吧？！（四）就记载此事而论，《春秋》乃当代史籍，较之《史记》更有可据。故《春秋》所载庄公十年“齐师伐谭”较为可靠。所以《集解》有“徐广曰，一作谭”；《索隐》则认为“春秋鲁庄十年齐师灭潭是也。杜预云，谭国在济南平陵县西南，然此郯乃东海郯县，盖亦不当作郯字也。”可见，此说古已驳之，《史记》之言今不必为信。况同书《越王勾践世家》复提“以聚常、郯之境”，又当此百年之后，可见其说己已难圆。二说，郯国在距秦并六国之前不久为楚所灭。旧《郯城县志》云：“其（郯国）灭于楚，当去秦并六国之年不远”。该书引《史记·楚世家》语：“顷襄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王召问之，彼对，及邹、费、郯、邳比于罗 ”为据，作出顷襄时“郯犹未灭也”的结论。熟不知，在七雄争霸之时，鲁国尚于顷公二十四年（前256）为楚所灭，弱小之郯，鲁之附庸，安能幸存？对此，《续山东考古录》亦云此文不足郯国尚存之证，况所引之文亦为不确：“王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 雁罗 ，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昔者……邹、费、郯、邳者罗 也’。”原文显见，说者是在“讲古”而非“指今”，此“昔者”是很难判明其确指的。三说出自《水经注》，该书引《竹书纪年》载，晋烈公六年（前414），于越子朱句伐郯，以郯子鸪归。四说，周威烈王八年（前418）越灭郯。《历代通鉴辑览》载：“周威烈王八年，越灭郯。少昊之祀，莒及郯司之，楚先灭莒，越复灭郯，少昊遂不祀”。
以上四说较之，后两说为可信。同时，还有其它史书可以佐证。《史记·楚世家》载：“简王元年（前431）”，北伐灭莒”，此可与“楚先灭莒，越复灭郯”相映。《春秋会要》云：“（郯）终春秋世犹存”。实际上，“勾践平吴后，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赐勾践胙，命为伯”。（引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是时，越军横行江淮，号为霸王，此时灭郯，全有可能。故今人钱林书等亦认为郯当在此时为越所灭。《越国迁都琅琊析》、复旦大学1986年版《历史地理研究》、1987年版《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将郯之灭定在公元前414年，该书引《史记·越世家》之索隐判定“越灭郯”，是为可信。
秦郡东海考辨
杜元华
《水经注》云：“郯国故鲁地，东海郡治，秦始皇以为郯郡。”《汉书·地理志》载：“（东海郡）高帝置，属徐州，应劭曰，秦郯郡。”《魏书·地形志》有：“郯郡，秦置。”《元和郡县图志》则具体为“秦置三十六郡，以鲁为薛郡，后分薛郡为郯郡”。诸如此说，似可判定秦置郯郡，故苏鲁旧志也都持“郯郡”说。
《读史方舆纪要》也持郯郡说，但所言是“楚汉间称郯郡”而非“秦为郯郡”。事实上，秦郯郡说，大有可榷之处。
《史记·陈涉世家》载：“陈王初即位，陵人秦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绛侯世家》也说：“项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川、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史记》成书，距秦不过百年，以司马氏之成书诸要素，是不会把郯郡作东海的。稍微比《史记》晚一些的《汉书》亦云：“汉六年，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楚元王传》）。同书之《高帝纪》中说：“东海治郯，楚汉间亦称郯郡也”。《汉志》、《续志》、裴解均无郯郡之说，独一应劭之注人们信之不疑，竟致郯郡之说行于后世。甚至连《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之类的书也记作“秦末，秦嘉、朱鸡石起兵围太守于郯”，硬是去掉“东海”二字，令人不解。
王国维不信应注，他在《秦郡考》中断定为东海郡，并明其为既并天下后所析置。他说：“秦以水德王，故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六六自乘数也；次当增燕齐六郡，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于之数不足者二，则又于内地分置陈、东海二郡，共为四十八郡，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谭其骧在《长水集》中对王氏以东海为后置之郡表示“可信”，唯对郡置于三十三年之说则“殊嫌无据”，并疑《始皇本纪》中所称“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或为东海郡立之年，但憾于“史无明征”。周振鹤在《西汉政区地理》一书中考证出“高帝五年，以秦郡东海、会稽、泗水、薛郡、陈郡置楚国”，与姚鼐、全祖望诸考据相吻合，又回复《史记》、《汉书》，“秦郡东海”得以正名。
郯城地震地质构造综述
黄新忠
郯城地处鲁南苏北的沂沭河流域，位于郯庐地震断裂带的中部，自中生代以来这里曾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有数十次之多。
地震是地壳的局部地区发生快速的颤动，它是由于地壳运动或岩浆活动使地壳内部聚集着巨大能量突然释放而产生的。
地质构造又是地壳运动的产物，人们日常所见到的地壳表层，岩层的起伏变化，弯曲断开错动等均属地壳运动的结果。由于地壳的长期运动，造成岩层的产状和岩层弯曲断开或产生位移的变化，称为地质构造。地震地质构造，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大事，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本文根据国家地震局及地质科技工作者，近年来对郯庐断裂地质构造带的研究成果和有关资料作以下综述，敬请有关专家同仁教正。
一、郯城地震地质构造
据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著的《郯庐断裂》一书中，论述了郯庐断裂构造的基本特征：即“郯庐断裂在中元古代末的中岳运动，曾有过一次较大幅度的左平移运动。平移的平均速度为每年1.06厘米。”中生代是郯庐断裂再次剧烈活动的时期，各类构造形迹保存较好。这里仅以鲁中一段为例，略加说明。
中生代早期，即三叠纪至早、中侏罗世。郯庐断裂所在地区处于隆起状态，仅局部地区低凹，如在潍坊坊子有下、中侏罗统堆积。上侏罗统主要在沂沭带两侧发育，两侧为山间盆地型类，磨拉石河湖相建造，称为蒙阴组；东侧为拗掐型沉积，称为莱阳组，在断裂带内，仅局部开始张开（郯城一带），在类似于鲁西蒙阴组的沉积。到了新生代，这一断裂段一直处于挤压隆起状态，第三系大部缺失。特别第四纪时期，沿郯庐断裂中段新隆起及新逆掩一逆冲断层发育，显示也异常强烈的地震活动背景（向南，北段有减弱的趋势）。在郯城—江苏泗洪一带，地面的拱曲隆起表现为横向上短距离内高度的突然变化、纵向上延伸相当远，如在郯城小埠岭、由中更新统黄皮砾石层组成的二级阶地、海拔高度为49米、横向东延10—12公里至马陵山西坡的泉源一带，同一阶地的海拔高度就达110米，组成马陵山的一个基岩台阶，其上残留有黄皮砾石层。沿马陵山向南至麦坡村东的海拔94米的高地上也残留有黄皮砾石层，厚达6—7米，向南直至江苏的泗洪等地，也残留有这层砾石。而向两侧该砾石层则都被掩埋于平原之下10—20米。
由此表明，中更新统黄皮砾石层沉积后，即自中更新世末或晚更新世初以来，三级阶地呈近南北向拱曲隆起，成为北起临沭岌山、南至泗洪重岗山，断续绵延近200公里的岛状残丘，突出在平原上，这种阶地面的构造拱曲隆起与沿袭老的断裂带产生逆掩一逆冲断层的新活动密切相关。
从以上材料看，郯城地震地质构造的活动频繁，使我们得到这样的认识，即郯庐断裂在中、新生代时期，曾经历了多次的压（压扭）—张（张扭）交替的活动，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构造形迹。因此郯庐断裂带在我国东部是一条巨型，更具有代表性的地震地质构造断裂带，它对区域构造、沉积古地理、岩浆活动、矿产分布和强震活动等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多年来一直为地质、地球物理地震地质工作者所关注。
近年来由国家地震局组织有关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先后有500余人参加了鲁南及邻近地区的地震地质考察，深部地球物理综合探测，地形变测量、区域强化地震观测，历史地震追踪调查，古地震遗迹的开挖、样品采集、室内实验、分析计算等现场调查和室内研究工作。先后完成各类专题研究报告数十篇，专项研究报告及地震区划图等项工作。
二、晚更新世末期—现代的断层活动
在郯庐断裂的中段，据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郯庐断裂》对临沂、郯城、新沂、宿迁、泗洪一带的野外观察和多方资料看，郯城地震断层为一断块间的旷动断层，分段性很强，是一条有不同层次（长度）组成的北北东向右行右阶雁列分布的断层。其横向分布范围严格受地堑老断层的控制，且有的地方其走向与老断层有一定的交角。这期断层活动往往表现为多次断层措动，其地震断层结构简单、断面平直。断层泥厚度薄、变化大。断层内部物质混杂、颗粒粗糙、锐利，并有快速破裂形成的崩积楔、冲击坑、陡崖、滑塌体等，具有明显的粘滑破裂性质。更具有先后相互切割的断层面及断层泥，如在郯城泉源的第四纪断层剖面上，前一次的断层面被后一次的断层切断，前一次断层的断层泥呈紫色，后一次为黄白色、黄绿色，两次活动表现得十分明显。清康熙七年，即1668年7月25日，在郯城发生了一次震动半个中国的巨大地震，据地震史料和有关资料考证，这次地震震级达8.5级，史称“旷古奇灾”，是我国东部地区千年罕遇的一次特大灾难事件。造成的破坏面积约有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纵横八省、一百六十一个县，波及范围达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北至辽宁、南至广东信宜、东至朝鲜半岛、西到山西一带，几乎震动了半个中国。这次地震据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考证，“郯庐断裂及邻近地区震源破裂的优势方向以北北东—北东及北西—北西西向为主。”这两组方向正是郯庐断裂主断裂及其横向构造的方向，它们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的构造应力场与晚新生代以来的区域构造应力场是大体一致的。这样看来对一个地震断裂带，破坏面的选择、不仅与已有的先存构造线方向有关，而且与最新构造作用力的方向和方式也有关。
第四纪断层断裂的新活动是在老断裂特别是在中生代断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断裂的新活动有明显的分段性，第四纪断裂活动与老断裂的关系在形式上或分布方向仍保持一致的活动方式，其性质、强度及组合形态有别于老断裂，第四纪断裂活动是在北东向区域主压应力场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北东东向第四纪断裂主要表现为右旋逆走滑，而北西向断裂具左旋张扭的特征。全新世以来，沂沭断裂带的新活动，极大多数在马陵山西侧，从临沭岌山到郯城归义的窑上，有一条约30公里长的逆掩白，垩系王氏组砂页岩逆掩于中一晚更新统泉源砾石层和钙结核黄土层，全新统冲积，残坡积层之上，以郯城纪庄附近断层剖面最为典型，并显示出具有二次活动的迹象。
三、地震地质构造给郯城带来的危害
从1400年到1986年，郯庐地震带5级以上地震的总数为62次，对郯城危害极重的即是1668年7月25日戌时发生的8.5级大地震，史称“旷世奇灾”。地震断层沿莒县、莒南一直延伸到郯城马陵山西坡，南端到宿迁、北端到诸城，总长度达230公里。据史料记载：这次地震引起了山崩、山劈、山裂的有十五处，尤以莒县东南最为集中，地震裂缝主要分布在鲁中及苏北一带，面积达十七万四千平方公里，同时伴有喷水、冒砂现象，尤以郯城一带为重。据郯城县志记载：郯城“康熙七年六月十日戌时地震，有声自西北来，一时楼房树木皆前俯后仰，以顶至地者连二、三次，遂一颤即倾，城楼垛口、官舍民房并村落寺观一时俱倒塌如平地，打死男妇子女八千七百有奇、查上册人丁打死一千五百有奇，地裂泉涌，上喷二、三丈，遍地流水，沟绘皆盈，移时化为乌有。地裂处或缝宽不可越，或缝深不可视，其陷塌处皆如阶级，有层次，裂缝皆有淤泥细沙，深浅宽狭形状难以备述”。
经实地调查访问，这次大地震留下的地震裂缝痕迹尤存。形成的长达15公里的官庄—葛湖北西向地裂缝带以及错开马陵山脊的西北向断层，这些断裂使沿北北东向断裂南流的沭河在马陵山东坡突然拐向西坡。据地质专家考证，认为造成沭河在马陵山的改道，很可能是1668年大地震时造成的，沭河在马陵山东坡山左口往南与岔流河上游之间有残留河道遗迹，为沭河改道前，循岔流河南流的自然河道，沭河由山左口沿北西向断裂破碎，穿过马陵山低分水岭，循马陵山西坡南流，沿袭旧黄墩河河道，并在归义袭夺白马河上游，使白马河腰断为二，主流在郯城西、上游在郯城东流入沭河，至今两河仍都各保留着白马河的名字，遥相呼应，说明仍是近期的变化。
四、郯城地震地质构造科研成果
郯城地震是我国东部最大的地震，即（1668年7月25日戌时发生的8.5级地震）。先后有1960年李善帮先生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首次将其命名为郯城、莒县地震，同时，梅世容还研究了郯城地震前后的地震活动图象。其中1971年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1983年顾功叙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称这次地震为莒县—郯城地震。根据郯城地震各裂度区的面积，计算了郯城地震和震级为8.5级，利用量板法确定了震源深度，为36公里左右。1987年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根据郯城地震的史料，对郯城一庐江断裂带进行较系统、全面的调研，特别是研究新构造活动与现代强震活动关系的专门论著，反映了郯庐断裂的现今研究状况。国家地震局《鲁南地震区划图说明书》及有关资料证实“7级以上的强震往往是在一种间歇性的地震活动持续几百年至上千年的背景上发生的，7.5级以上地震的重复间隔均达几百年或几千年的量级范围。”
近年来根据地震科技工作者对野外考察和对断层活动性及古地震地质构造的研究，认为鲁南地区在未来几百年内不可能发生8级以上地震，这一成果已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全国地震区划第二次工作会议上加以论证。
1997年国家地震局已将郯城—临沂一带确定为我国东部大陆百年内唯一的8级地震危险区，震中裂度为10度以上。1984年7月，根据有关专家的建议，由国家地震局联同山东省科委共同对鲁南震区重新开展研究评定工作，曾经先后选派500多名专业科技工作者投入地震地质的野外考察，在临沂、郯城、临沭三县交界处，对原地震震中的定位作了纠正，为划定鲁南在震源区提供了新的资料和重要依据。通过对古地震的研究分析，了解到过去一万二千年共发生8级以上的地震4次，在一万一百年前一次，六七千年一次，三四千年一次，最后一次即1668年。大震的间隔时间平均3500年左右，同时又用各种研究和探测的结果及物理的参数，通过地震的量释放—积累—再释放的数理模型，估算出8级以上地震的复发周期大约为2000年左右，而1668年大地震距今只有320多年，故此鲁南地震区指（郯庐断裂带）郯城段，至少在几百年内后或者更长的时间后，可能会发生8级以上地震，其地震的裂度将明显降低。但在郯庐断裂带郯城段的麦坡村东，在马陵山西坡至今仍保留着第四纪活动断层的地貌景观，从裂陷观察，其中生代紫红色和第四纪的红色，给人一种很直观更能说明问题的地层时代的差别，如泉源乡纪庄村东的逆冲活断层露头及槽探，归义乡窑上逆掩活断层露头都很明显的证实，应为地震地质构造等现象所造成这一景观，将对研究中生代、新生代地震地质、地质构造、古地理、古气候和自然人文景观的开发利用、均能提供可靠的实物依据。
孝妇冢与《窦娥冤》
李辉 曹景艺
孝妇，姓名不详，汉代东海郡郯人，死后葬在城东2.5公里葛庄西，即现在的孝妇冢。冢高五六米，周长80余米。墓前有石碑两座，一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按察佥事涂铨立，一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所建。当年，墓地约五六亩，冢前设石桌、石瓶、石香炉等祭祀器物，墓周围遍植松柏，庄严肃穆。后因战乱，石碑、供器、林木均遭破坏。
有关孝妇事迹，最早见于《汉书·于定国传》记载：“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缢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固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当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乾隆二十八年重修《郯城县志》，依据《汉书》、《通志》也撰文作了类似记述。
东晋干宝志怪小说《搜神记》对孝妇的记载，除引述《汉书》外，又附记民间传闻，“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折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流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村。又缘幡而下云。”给孝妇事迹蒙上了神圣的色彩。至宋眆等撰《太平御览》，对孝妇事迹除仍以《搜神记》作蓝本外，并再次啬民间传说，演化成一上完整的故事。说孝妇“母以女许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获成礼，求青母见青，以父母为属，青许之。俄而命终，青为供养十余年。……公姑劝令更嫁，青不可。公姑皆自杀……。”至此孝妇事迹与史载迥然不同。以后元人王实甫、梁进之、王仲之三家，先后编成《于公高门》。而后关汉卿又演化成为杂剧《窦娥冤》的故事，使孝妇事迹在历史上得以长期流传。
孝妇一案，乃千古奇冤。人们悯其以纯孝反蒙不孝之诛，无罪而遭有罪之祸，感其孝行为人，遂在城南1公里许御路西侧建孝妇祠，绘影、塑身、立碑记述，旌表其事，供世人瞻仰缅怀。历代对其墓冢多次修葺，并勒石记之。明清以来，有邑令席书的《祭孝妇冢文》、邑人张景华的《孝妇冢碑记》。清康熙三十四年《修葺东海孝妇冢记》、《大清防护东海孝妇碑》。这些冢文碑记所撰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感于孝妇之行，而悲其无罪之冤；二是，责守令昏愦不察，而成千古冤狱；三是，嘉于公之决明，而为孝妇昭雪，明孝妇之沉冤。一些文人还留下了许多凭吊诗文，载于《县志》。此外，关于孝妇事迹，还被民间艺人编成剧目流行于世。京剧《于公高门》、《感天动地窦娥冤》、《六月雪》，近代临沂人王慎斋写的柳琴戏《孝妇冤》等，已广为流传。清太仓王曦所编的《东海孝妇记》虽所传不广，但考其内容，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郯国故址考
柏汉光 辛洪义
现郯城城北之北老城，为春秋郯国故址。清末以下，国事日蹙，社会混乱，故城遗址惨遭破坏。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故城东北隅立有“省重点文物保护”碑记。另据有关典籍记载，古郯国故址在郯城县西南，或有与历城县之西南谭国相混者，非也。现就民国初年故城遗址和乡老耆宿记忆，并搜集民间传说，参阅史料，略作考证。
郯为周初封国，后为鲁国的附庸，传为东夷少昊氏后裔。少昊氏为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传说人物，已姓，名挚，因此，郯城亦为已姓。另据《汉书·地理志》载：“少昊后，盈姓。”盈即“嬴”，因此，一说郯为嬴姓。郯是个文化较发达的小国。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鲁，昭公设宴招待，鲁大夫昭子问他少昊氏为何用“鸟”名官。他回答说，以前黄帝受命时，有祥云之瑞，所以以云纪事，以云名官；同样的原因，炎帝以火纪事，以火名官；共工氏以水纪事，以水名官；太昊以龙纪事，以龙名官；少昊挚即位时，凤鸟适至，所以以鸟纪事，以鸟名官。接着，郯子历述了各种用鸟所名之官的职责：凤鸟氏为历正，掌历法；玄鸟氏掌春分、秋分；伯赵氏掌夏至、冬至；青鸟氏司季节的开始；丹鸟氏司季节的终结；祝鸠氏为司徒，掌教化； 鸠氏为司马，掌法制；鸬鸠氏为司空，掌工程；爽鸠氏为司寇，主刑罚……。这件事被孔子知道了，那时他才27岁，便趋访求教。孔子对郯子的议论非常佩服，对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意思是说，周室衰微典章制度已经残阙，而像郯这样的偏远小国，却能把一些传统文化知识保存下来。而郯子所说的实际上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一中图腾崇拜现象。
郯国灿烂的文化，吸引了一些学者涉足其地。据《孔子家语》载：“孔子之郯，遭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甚亲，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以送先生。’”程子，名本，春秋时晋人，聚徒著书，名闻于诸侯。郯城北5公里处，原有倾盖亭，附近跨白马河有倾盖桥，名称都是由此而来。春秋之世长期游郯的名人还有曾子。郯城县西北之磨山，有曾子书院遗迹。传说曾子授徒于此。清时，书院倾圮，移建于城内，额题“一贯书院”，现亦不存。曾子，名参，字子舆，南武城（今山东省平邑县境）人，孔子的学生，后世尊为“宗圣”，而其在郯授徒，足见当时郯国人文之盛。
郯国在春秋之世，很少参与会盟、征伐等政治军事活动。有一段时间，郯国与莒国不和，鲁宣公四年（前605年），齐、鲁共同为它们调解，莒国不同意，鲁宣公出兵伐莒，攻取向邑。据史料记载，郯国唯一参加的一次征战是在鲁哀公十年（前485年），它和邾国随同鲁、吴联合伐齐。那时，是春秋末期，邾、郯势力更加衰微，不列于诸侯，那次征战，当为吴、鲁胁迫参加，因此，《春秋》只记“公会吴伐齐”，而不提邾、郯。
根据《竹书纪年》载，郯国是晋烈公四年，即越子朱句三十五年（前412年），为越所灭。郯国从周初封国到战国初期灭亡，历时约700余年。
郯国故城在战国之后，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曾长期为鲁南的一个重要都邑。秦汉至南北朝，都在此设治，元时，在旧城南另修新城，故城遂废。郯国故城位于今郯城县北关外，占地较大，城廓故址周长4670米，墙基厚40米，顶部宽15米，墙高40米。各项建筑遗址为：
一、四门。北门，郯国地处南北要冲，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学者皆来郯考察过。如孔子两次来郯，足以证明郯国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现官路口村南故城存一缺口，即系北门遗址。官路口北距城2.5公里处，有五里墩；5公里处有十里堡，这都是外围的军事设施。西门，在郯一上南、工农大桥以西马家河偏南处。解放前尚有青石门基存在。东门，在原天齐庙（东岳庙）前偏东处，民国初年尚有红石基。南门，在原火神庙东侧，面向新城河。民国初年尚有门基。城南3.5公里有南烟墩。
二、槽子路。在北老城里。路面低于地面，一般低五六米；最低者在10米以下。最低之槽子路多与四门相通。其他一些小型道路，也都低于地面。几十个村庄分布于错综复杂形似蛛网的地面上。以此证明，非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不能构成这样的“地貌”。
三、社稷坛。社稷是国君祭祀之处。现北关胡庄前，原有坛地一块，计2亩，历系“约地”（地保）耕种，不向官府纳粮。即系社稷坛故址。
四、邑厉坛。清修《郯城县志》载：“邑厉坛每年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祭无祀鬼神于城之北郊。祭时有告城隍文”（雍正二年部行）。这个坛的地址，现在北关七街东；原后堂子庙前有石碑，今已毁掉。无祀鬼神就是未列入祭典的鬼神。旧社会有烧孤坟纸的人，即系祭祀无祀鬼神之迷信举动。
五、郯国宫殿故址。据传说，现北关二街鬼汪南涯系古郯国宫殿故址。在鬼汪南涯一带发现古钱和古残砖瓦可以为证；另据明、清县志图绘有北学一处。夏、商、周各代皆设有国学（大学、小学）。其学校位置，有的小学在国内，大学在郊西，有的位置相反，但都设于宫室西侧。据此判明，郯宫殿位置在现鬼汪南涯一带，确凿地块还需进一步考证。
六、东仓。现在北关五街，原天齐庙北一带地区，群众习称为东仓，系古仓房故址。有人在此曾挖出钱范、古钱币等古物。由此证明古仓房不但储藏粮食，而且储其他物资。
七、帅军台。故城外东北隅现公墓一带沙丘，是郯国统治者阅兵之处，号曰“帅军台”（俗称沙台）。这一地区后靠古墨泉，墨河西侧紧临故城，前面是由东门向东的大道。该处后高前低，前面平坦开阔，为天然形成的阅兵好场所。
八、先农坛。故城东南约一华里处，现八蜡庙村，其村之西北隅，原有二三十米高之土台，先名“迎春台”，是国君祭农神之处，故又名先农坛。每年立春日，郯子率群臣百官，举迎春礼于其上，并与群臣分别扶梨破土，以示农事将至，劝农勤于耕，夺取全年丰收。后建八蜡庙于台上。八蜡庙即农神庙。《礼记》载有：“天子大蜡八……蜡子索也，岁十二月合万物聚而索享之也。”就是祭诸神以祈来岁之丰稔也。
据《礼记·郊特姓》载，蜡祭诸神，即八蜡诸神：“先啬一（神农）、司啬（后稷）、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非为国都不能有此建置，郯国虽偏小，其各种设施与大国无异。
九、校场。在故城西南约里许，现拖拉机站一带。宋仁宗时设武学于武帝庙，为习武学子演武之处。清各县设有武学，有专人教武子练武。民国初年废弃，改为苗圃园，现为拖拉机站。
十、古物发现。郯国为春秋古国，不但地面上有各种建筑物可以证明，即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各种器物也可作证。20世纪50年代，社员耕作或建筑时，不断发现古钱、瓦当、大砖、陶片、陪葬罐等古物。钱币有刀币、货泉、五铢、半刃、大泉五十、小泉之一，间有少数蚁鼻钱等。民国初年还发现王莽印章一块，后不知落于何处。
古墓发掘：天齐庙南有古墓一座，俗称“墓子口”，为不知年代的古墓。民国初年有獐从墓东部坍陷之洞穴处进入，但从未发现墓葬物。亦无其他随葬物，仅发现30厘米高铜佛像一个，现下落不明。
十一、名胜。古城东北隅外，系墨泉遗址。南面离故城约100米，北与杨汪相邻，现存部分约数百平方米。据说该泉为墨河发源地，泉水流出后，沿帅军台东南而下，经颜场、白溪汪、归昌、杨集流入江苏省。墨河流水中央形成墨线一条，色如墨汁，直至江苏省砚台村始散，可谓当时一在名胜，可惜该泉后来淤塞干涸。
为考察古郯遗址，解放前曾两次挖掘寻找。第一次约在民国十年前后，那次发动的民工较少，未发现什么线索，仅挖出一些铁锅（据当地老人薛清标说）。第二次在民国十七八年，以工代赈，发动民工较多发掘时间较长，虽发现有黑水流出，但不是墨水，后雨季来临遂即停工。
解放后，在故城遗址上，新建中学、完小各一所县农业机械局、教育局、林业局、车辆监理站、城关粮管所等单位，均建于故城内。益新公路，从县城东纵穿而过，更使故城生辉。
齐魏马陵之战故址考
王焕春
魏齐马陵在何处之战故址？历来众说纷云，如：新郑马陵，元城马陵、鄄城马陵，但我认为诸说均不可靠，根据是：
一、马陵之战是魏发动的伐齐之役，其战场自应在齐。据《战国策补注·魏》曰：“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竹书纪年》载：“二十八年，与齐田肹战于马陵。”《孟子·尽心章》“不仁哉梁惠王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可见该战是魏发起的。齐在东，韩在南，魏伐齐自应向东，岂有绕道至韩的道理？故韩国新郑马陵说是不能成立的。
二、魏东伐齐，出大梁，过外黄，向莒。马陵当在外黄与莒之间。《战国策补注·宁卫》载：“魏太子申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遂行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证明魏过宋地入齐，未及莒而战于马陵。宋、齐地界，东近徐州，北看近薛城，与元城马陵和鄄城马陵根本没在一个方向，且相距250公里之遥。实地考察元城马陵和鄄城马陵均系平原，既无册林涧谷、隘塞死地等伏击魏10万大军的客观条件，又无庙、墓、冢、碑等遗迹物证，故元城马陵与鄄城马陵之说也不可信。马陵当在今山东省郯城县马陵山的马陵道，理由有二：
（一）郯城是魏伐齐“大胜并莒”的必经之道，马陵山具备覆魏10万之军的险要地形和重要战略地位。《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说顷襄王“膺击郯国、大梁可得而有也。”马陵山恰在魏由薛、徐入齐，北上莒的必经之路，故齐于此伏击魏军是自然的。《史记·孙子吴超列传》写得清楚：“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载：“可。用此者，所以应猝窘隘塞死地之也。是吾所以取庞而擒太子申也。”《八阵》篇云：“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吕氏春秋·自知》载：“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险隘”、“死地”、“厄”均表示于山涧、峻谷险地之中。《沂州志·山川志》记载：“马陵山在州东九十里，与郯城接，状如奔马，直抵宿迁。……齐战魏，孙子胜庞涓于此。”该山绵亘数百里，通北有三条路；山以东、以西为原平道，山中间山岭道谓马陵道，是古战场，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郯城马陵山具有伏击的地形和便于大规模伪装，不易暴露等因素，同时与诸史书所记述的路线、方位、境况完全相符。
（二）郯城自古至今流传着孙膑、庞涓大战的故事和遗迹。《郯城县志》云：郯城县唐虞时为徐州之域，《禹贡》“海岱及徐州，淮沂又是也。”马陵山，也叫马岭山，又名马连山，相传由当年孙膑大战庞涓，战马相连而得名。大战由南至北，历经整个马陵山区。庞涓在古寨口北中箭，挂箭北逃，至独龙涧卸掉盔甲，起下箭，挂箭区、卸甲营即由此得名。独龙涧还有庞涓二次上马的上马石。庞涓继续北行，复向莒逃，死于莒县。马陵山北段的群山，山顶有庞涓墓。墓下，山前古有“安子庙”，传系孙膑念与庞涓同学为庞而建。解放后，庙北还有一无字红石碑。1980年文物普查时，群众反映曾在这一带拣到不少铜制和铁制的古箭头。
马陵之战战址在山东郯城孙膑智斗庞涓处被确认
据新华社济南电 一个被历史风云湮没两千多年的悬案有了确切的解释。近日在山东省临沂市结束的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上，来自海内外的100多名专家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和学术讨论形成共识：齐魏马陵之战战址应在山东郯城县马陵山。
齐魏马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1年，这场战役创造了山地伏击的典范。
——载1992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孙膑智斗庞涓处被确认
一个被历史风云湮没两千多年的悬案日前有了确切的解释。来自海内外的100多名专家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和学术讨论形成共识：齐魏马陵之战战址应在山东郯城县马陵山，齐魏马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1年。
——载1992年9月25日《光明日报》
马陵战址在何处
“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战址学术讨论会”论点摘要齐魏马陵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发生在战国时期的一次著名的战争。马陵战址在何处？说法不一。日前在山东临沂市召开的“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战址学术讨论会”上，诸方学者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谜案。
在古籍及当代撰写的《中国古代史》中，记载马陵之战战址的，有河北大名、元城说，山东莘县说，以及山东郯城说。前两种说法由晋代的虞喜和徐广提出，被裴马因、司马贞、张守节引入对《史记》所作的注文中。第三说提出较晚，且又出自地方志，因此很少受到重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学者们注意到书中《陈忌问垒》篇所记马陵之战战场地形及齐方主将，不同于《史记》及其三家注所记，开始重视山东郯城说。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一致认为，马陵之战战址在郯城马陵山有较多的证据。
其一，关于齐魏马陵之战的起因，《战国策》有秦卫鞅劝魏伐齐及魏起兵伐齐的记载，《孟子·尽心》篇亦有魏为复桂陵之战战败之仇，主动起兵伐齐之说。魏军决定由大梁经东南方宋国外黄，再折向东，经徐、下邳，再向东，北进马陵山，战略目标是并莒，以威胁齐之侧翼，《战国策》及《史记》对此均有记载。从这一进军路线来看，马陵应为郯城的马陵山。
其二，《孙膑兵法》明白地说，战场是“隘塞死地”。与会的学者指出，齐军伏击魏十万大军而全歼之，没有“隘塞死地”的地形条件是不可能的。隘塞死地的特点是便于设伏，且战场容量需求大。孙膑把“隘塞”和“死地”连起来，就是说它具有“隘塞”和“死地”的全部特征。而几处战址中，只有郯城马陵山具备这种地形条件。
其三，郯城马陵山在俗传齐魏交战处，自1958年到1976年间先后出土数千枚铜箭头；最近收集到的，经国家及省文物单位鉴定为战国时兵器。近年还挖出多处锅灶坑及铜剑、铜刺。据考证，战国时期，此地除马陵之战外未发生其他较大规模的战争。最有价值的是1987年大尚庄（在马陵山内）粮所出土的一件铜戈，上有阴铸铭文“郤氏左”三字。据考古学学鉴定，为战国时所铸。“ ”为地名，战国时属魏之河内。魏国兵器出土于郯城，而且非墓葬出土，很有可能是马陵之战中遗弃于战场的。
其四，郯城马陵山中有一系列与齐魏马陵之战有关的地名，如孙膑养马的马场，齐军射庞涓的社子，庞涓中伏之独龙涧（庞涓沟），庞涓一次上马石、二次上马石，魏军卸甲之卸甲营，庞涓自杀之恨谷崖等。这些地名的出现，无疑与古代人民流传的口碑有关。
——载1992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
马陵之战战址之谜揭开
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9月19～21日在山东临沂市召开。100多代表就《孙膑兵法》和马陵之战等专题交流了观点和实地考察，对齐魏马陵之战战址究竟在何处，这一争论千年的历史悬案取得了共识，认为此战的主战场应在郯城马陵山一带。
1、历史上究竟有无马陵之战？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马陵之战与桂陵之战实为一次战役。因为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已经被俘，他不可能再到马陵之战中充当魏军主将。太史公是把桂陵之战安到马陵之战上去的。与会者认为，史籍中有关马陵之战的记载虽比较混乱，但区别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是两次战役而非一次战役的证据还是十分明显的：《孙膑兵法》“禽庞涓”之“禽”字，不仅有俘虏、捉获之义，而且有制服的含义；从有关记载看，庞涓在桂陵之战中既没有被杀或自杀，也没有被俘，而是在战败（被制服）后被迫与太子申去赵国当了人质。
2、马陵之战战址何在？关于马陵之战的战址，向有河北元城（属大名）、山东莘县和河南新郑等多种说法。与会专家在对郯城马陵山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和分析了有关文献资料，并将各种观点进行了全面比较，一致认为：马陵之战战址郯城说较之其他诸说材料更为丰富，证据更为充分，因而也就更为可信。从地形特点看，郯城马陵山北接兰山，南达宿迁，绵亘数百里，沟壑纵横，平险相间，地形复杂，正与文献中“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和“用此者，所以应卒窘处隘塞死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涓而禽太子申”的记载相符。马陵之战是古代一次典型的大规模的山地伏击战，大规模山地伏击战所需要的正是郯城马陵山这样的地形条件。从出土文物看，郯城马陵山一带为一古代战场无疑。自50年代起，这里先后发现了大量战国时代的兵器，如铜剑、铜刺、箭头等。其中尤以箭头为多，累计已达数千枚。而1987年出土的三晋兵器“郤氏左”戈，更为有力佐证。从古代交通看，郯城马陵山及沂、沭流域是魏军“过宋外黄”、“大胜并莒”的必经之路。而此地也确有古道自南而北蜿蜒通过：一为岭岗道，位于马陵山较为低矮之岭背上，至今仍称马陵道，残存遗迹依然清晰可辨；一为谷底道，位于马陵山下，沭河岸边，今已湮没不见。清代乾隆年间撰修的《沂州志》载曰：“齐伐魏，孙子胜庞涓于此。”此外，郯城马陵山一带大量村名、地名、传说与马陵之战有关。专家们认为，关于马陵之战的战址，所以会出现多种说法，盖因史籍所记杂乱错综而后人又未能认真考辨所致；郯城说虽出现较晚，但却较其他各说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载1992年10月21日《文汇报》
马陵战址有新发现
海峡两岸《孙膑兵法》及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召开由山东省社联、省历史学会、临沂地区社联与郯城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于9月下旬在山东临沂举行。
与会者认为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了《孙膑兵法》竹简后，人们再不怀疑孙膑及其兵法的存在。《孙膑兵法》不仅体现了孙膑的军事思想和战争观，而且为马陵之战和齐鲁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可靠的研究材料。
与会者就马陵之战发表见解：（一）马陵之战的有无。有人据《孙膑兵法》未提到马陵之战，且在桂陵之战即已擒了庞涓，因此界定文献记载之马陵之战擒杀庞涓再无可能，它其实是桂陵之战的误植。但有的学者认为，《孙膑兵法》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十九篇，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只有三十篇。汉简未提到马陵之战，不等于《孙膑兵法》中没有记载。有的学者认为，汉简《孙膑兵法》虽无马陵之词，但却有马陵之战的论述。其中《陈忌问垒》说的就是马陵之战。如“处隘塞死地之中”，“此吾所以取庞□（涓）而禽太子申也。”这说明孙膑在桂陵战中擒了庞涓，可能是放回后，庞涓又为魏王将参加了马陵之战。有的学者用历史上多有擒纵事例说明，桂陵之战后，庞涓仍为魏将。从文字训诂看，“擒”有“俘获”之意，且也作“制服”解。只有“取”，才明确是杀死之意。有人指出：桂陵之战魏国败后，与赵国订有“漳水之盟”，以魏国归还侵占之赵都邯郸和以太子申及庞涓为质于赵为条件。《战国策·魏策》载：“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韩非子》同，只是庞葱写作庞恭。庞葱、庞恭是一个人，也就是庞涓。因而，以《孙膑兵法》有擒庞涓于桂陵的记载，而否认马陵之战的存在是难成立的。（二）战场在哪里？历史上存在：韩地，今河南新郑马陵岗说；卫地元城，今河北大名说；濮州鄄城东北，今山东莘县（历史上该地还曾隶属范县、濮县、鄄城，因此又有河南范县、濮县和山东鄄城诸）说；齐地郯邑今山东郯城说等。与会者亲赴各说实地进行了查勘，认为只有郯城马陵山具备几十万大军决战的战场形势和“处隘塞死地”之中进行大军设伏诱敌歼之的地理条件，因为新郑之“马陵”是“焉陵”之误，在那里发过魏韩之战，与马陵之战无关。大名有马陵村六个和马陵道一条，莘县的地形与大名近似，只有一条河水冲沟，决不是大军伏击作战的战场。而郯城马陵山纵贯南北，绵延百余里，马陵古道，沿山岭而行。两边山崖陡削，谷深林密，易进难出，正是“隘塞死地”，宜大军设伏。当地还有与古战场相关的地名、村寨和传说，皆与马陵之战有关。且在马陵山麓、沟壑中发现大量战国兵器，最有说服力的是有铭文的“氏左”戈。此戈为战国魏国氏地区所造，这些兵器为马陵战址诸说中独有，且出土相当集中。若非当年大军激战战场，不会有此奇迹。
载1992年12月3日《社会科学报》
附录一
第一章 碑文选
曾子祠记
皇元混一天下，世祖皇帝在位日久，诏书每下郡国，必以勉励学校、敦厚风俗为先。累世相承，教化大敷。又以明经修行取天下士，人心翕然，日趋於道。於是山东临沂县，遂起曾子书院，举秦汉唐宋以来千七百年未有之旷典，何其盛哉！夫天地之道，非圣人则不能久其立；圣人之道，非学者则不能久其传。夫子之道，虽与天地同流，然论圣贤传道之功，则曾子为大。盖颜子於圣人具体而微，然得於心而不示於人，敏於学而不传诸书，又先夫子而没也，志有所未就微。曾子立於斯道绝续之后，则近而思孟，何所据以传？远而周、程，何所溯而得哉？是故周公之道非不大矣。虽施於事者不必尽传於言，而周公之不逮夫子者，曾思为之继也。孟子所谓贤於尧舜，此之谓舆？且曾子之年去夫子悬绝，彼其闻一贯之旨，不可谓不早。则颖悟绝人，何可当哉！故圣门之有曾子，殆天授之，为传道计也。然则曾子有功於圣门如此，而以临沂生圣贤之地，沐礼义之邦，至千七百年而不知设学以祀之。迄於子孙废熄，故宅遗基泯为民居，莽为荆剌。一旦乃有发其良心善性，概然兴起，岂非圣朝道化极威，薰陶涵养之至而后然与？倡是举者，前副提举管文通，独以为己任。和而起者，凡十人有奇。其急义如饥渴之求所欲，而府若州县之循其情，又如影响之应。上下合志，不日而成。得请於朝，省以“曾子书院”为额。呜呼美哉！吾儒幸生极治无事之时，将见车书万里， 育连城。盖将杖策邹鲁，观礼器於曲阜之庙，想春服舞雩之风。而后揖逊周旋，以观书院之新制，究先圣之遗言，补其学之不足，岂非一时千载之遇与！文通今为庐陵县尹，有善政以大治，又修凤山书院、庐县学，其崇教化类如此。由是薰陶所及，闻风兴起。庐陵士又有郭元辅，买书籍若干部，刊曾子所著书若干卷，今皆藏于“曾子书院”云。
（此碑文系元代江西庐陵人刘诜撰。时兴建曾子书院者系庐陵县尹管文通，管为邑人。）
孝妇冢碑记
孝之道大矣哉！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吕氏春秋曰：“凡理国家者必先务本，务本莫过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纪也。执一术而百善至，其道非渺小矣。若汉东海之妇以孝称，非女中之舜参耶？按汉史《于定国传》载东海孝妇，第不知何以失其姓氏。《县志》谓为窦姓者未然也。呜呼，予于此益见孝道之大，而天人相与之际，捷於影响矣。堪舆渺邈，人生其间，海之杯水，仓之稊米耳。若妇尽孝顾蒙不孝之戮，天即为之枯旱三年，及其诬辩而事显也，天立雨。一人之身，其孝至于动天地、感鬼神，道有大于孝者乎？天也人也，高下大小，势若离逖。然逆天则旱，顺则雨，有感必应，无毫发爽。天人之理，果有异乎？因思夫天下之事，常若变两端而已。孔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妇之以不孝死，亦事之至变者也。天道福善祸淫安在哉？虽然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使天道又懵无知焉，逆弗旱，顺弗雨，为善者可怠欤。是故君子为善，惟求尽其分之当然，得失利害之不在我者无恤也。孝妇以诬受戮，人皆冤之。然其心俯仰无愧，亦含笑入地矣，讵之其冤耶？予于此复有说焉。凡祸福之来有所自，君子不恃智以防之，恃其无致祸患之道耳，孝妇之诬所以成之者，人也。姑氏昧于爱，郡守失于察，脱姑氏知守节之可，尚不自毙而昧于爱。郡守知于公之平恕，不偏听而失于察，孝妇何自蒙诬哉？此又可以为古今鉴也。沂二守李君秉玉山人，来署县事，诣冢致祀，惟见冢前有东蕃宪付吉丰公公勖躬书“汉孝妇冢”四大字勒诸石，而其事之颠末无文以载之，还请予余曰：“汉孝妇名与天地相悠久，冢独无文以揭扬之，亦一大缺典也，何以风名教？”予久蓄世道之感，闻而大韪其义。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揣无文，谨为之记。
（此碑文为明代正德甲戌科进士，邑人张景华撰。）
问官祠记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也”。说者，谓圣人谦已以诲人也，自此说行，而天下之人，果以圣为不待学，而人固可不学矣。传载夫子问官之事，据其生年二十有七，殆为委吏，乘田之时，问礼于周，学乐于齐，汲汲然，日为亲师取友为务，观达巷党人之言可见也。则夫前所云者，非其自道欤！其曰：十五志学，三十而立者皆非诬耳。后世望之太高，待之太厚，而所以自望自待者卑，且薄于是学。古道废而贤不肖始相远矣。呜呼！此非所谓不能尽其才者乎！或曰：“生知安行非与？”曰：“否”，孟子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巳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此则夫子无事于问者。郯为沂泗之区，盖圣贤之乡，而使人不能无古今之慨，岂必以他故哉。邑北门有关王庙，近改祠之，即其旧作问官祠。肖像于其中，为之记勒诸石，以风此邦之所谓学者，复为诗遗之，使歌之以奉祝，其词曰：好问之裕，乃德之聚，彼昏而妬。孰升者堂，有楚衣裳，笾豆载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室与人耳。
（此碑文为明代正德年间县令黄琮撰。）
重修倾盖亭记
按史记：孔子适郯，遇程子琰本于途，倾盖相语竟日，甚欢，顾谓子路取束帛以赠。稽其时，鲁昭十七年适郯问官或其时欤。后人筑倾盖亭以永其传。劝尝奉按院檄，查先哲故迹，知此亭在白马河北岸，圮废无踪。遐想圣贤会读景象，宛然在目，诚千百载一方奇观，不可泯没。愿出工费营建，敦迁于南岸高益处。庶贤士大夫宦游过此，便于拜瞻。起工于仲春，告成于季夏。亭构榱题肖像，设门垣，仅草草不失遗址。若恢弘矩度，为先圣贤加志增修，俟后之高明君子出而主张，劝固弗逮云。
皇明万历十一年岁在癸未季夏吉旦。
太医院医士官邑人蒋劝薰沐顿首谨撰立。
官竹寺碑文
寺之设从未旧矣。考之志书，吾县十有七焉，虽不列礼典，而崇而奉之者，在在皆然。以人之信人，不如信佛真也，故建此以劝世，亦犹先王神道设教之意云尔。县西南四十里有官竹寺，即旧名广福寺也。坐镇沂岭，俯视一切。东望仁里，古道犹存，西瞻川流，逝者如斯。入其院，乔木参天，云鹤隐现，觉另一洞天。静坐片时，而名利之心顿释，洵福地也。无何，岁在庚戍，洪水为灾，民室漂流殆尽。而此亦罹其害，雨湿风摆，渐觉倾颓。近村善信，亟欲修整，奈水后室如悬磬，谋生不暇，何暇及此。住持者亦付之浩然长叹已耳。自壬子以后，屡年丰稔，僧人圆果始出募化，远近乐输，兴工於乙卯二月，不三月告成，虽佛力之广大，亦诸檀越之好善也。事竣乞记於余，因之有所感矣。昔唐李翱不铭开元寺钟，其言曰：吾欲明圣人之道，则於释氏无益，敬苟顺释氏之教而述焉，亦何贵予之先觉也。今为浮屠氏而来，亦可以翱之言谢之矣。然而释氏之功，未尝不与吾儒相左右。夫吾儒教人，不过为善去恶，释氏亦本此以立教。人苟知敬佛，将必为善不为恶矣，福由此广，无忝厥名。即以竹论，出土有节，凌云无心。观者亦当顾名而思义焉。余喜其成之速，有合於神道设教之意，故走笔而为记云。
乾隆元年四月初八日谷旦
城武县训导邑贡李廷栏 撰 丁汝铭书丹
重修郯子墓碑
溯郯子生春秋时，食采於郯，子爵，附庸在鲁。周景王二十年秋，郯子朝鲁，昭子问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对曰：“吾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师而鸟名。”孔子闻而学之。
予尝读史至此，慨然曰：“郯子其贤名乎？不然其何以得孔子之往学耶！”
庚申八月，予铨补，得授郯邑，即古郯子国也，心喜之。十月抵任，即访求郯子遗址，适广文曹君，因公入署，揖予而言曰：“邑东南有三圣庙，合祀孔子、郯子、老子。庙迤北二里许，有郯子墓，春秋俎豆。自明万历重修，岁久坍塌，其陵木亦尽凋零，无复存者。邑诸生因积庙地之余租，鸠工加筑，增高一丈，周十丈，巍峨改观。墓地计六亩许，第不可无树木以荫墓地而妥厥灵。”予闻之，欣然而乐输，与曹君暨诸等各捐柏树，共千余株。条理井然，划若列眉。可睹郁葱之像。神惟人依，知郯子在天之灵，实式凭之。而吾因之有感矣。郯子殁于周代，迄今数千百年，其中沧桑屡更，何有一抷杯之土？乃郯邑之人不忘其前代贤君，历历重修，永祀不替。则郯子当年治其国而泽其民者，一何入人之深，以至斯极也。是虽郯子之道，有以致之，而实郯子之德，有以成之也。官斯土者，典型俱在，能无闻风兴起以冀嗣徽猷於万一哉！时墓工告成，曹君请言於予，予谓今日诸生之盛之举，即子郯子昔日亲贤乐利之所留贻也。曹君诸生其以予为知言否耶？是为序。
特授山东沂州府郯城县知县前知山西宁武府宁武县第加一级纪录四次王渤撰 捐树五十株。
大清乾隆六年岁次辛酉四月十九日立石，邑庠生侯长炘书旦。
郯城烈士陵园碑文
这里长眠着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建国以来为谋取民族独立解放、祖国繁荣富强而英勇牺牲之革命烈士。一九二九年十月，刘之言等共产党人在马头三小创建“鲁南第一支部”，并领导了著名的“苍山暴动”，点燃起革命烈火。英雄的郯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推翻三座大山、缔造人民政权、捍卫祖国领土、保卫和平建设之伟大事业，数千名优秀儿女血荐轩辕、为国捐躯，创立惊天地、泣鬼神之丰功伟绩，用生命和鲜血赢得民族解放、祖国振兴、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烈士的崇高精神和光辉业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远彪炳史册，千古流芳。为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开创历史新纪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名浩气，人天共仰。饮水思源，功在先烈。继承伟业，责在后人。迁建此碑，以 永念。
郯城县人民政府
二000年四月四日
（中共郯城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杨玉金撰文
临沂书画院院长徐敏生书写）
第二章 郯城县志序跋选
郯城县志序
颜若愚
昔者先王疆理天下，海宇之广，幅员之内莫不棋布星列，灿乎无容喙矣！郯在春秋为少皞氏苗裔，汉唐为东海郡。山则马陵亘其左，水则沭流经其东。天无旱潦，民无夭扎；士循礼义，俗尚淳庞，岂不侈然称钜邑哉！而何今不然也？是故风会渐流，雅道寝衰，有昔有而今无者，有昔无而今有者，观风者于兹有深慨焉。乃若神主环列，鱼鳞杂袭，成帏成雨，含齿戴发，昔何总总也。今则逋逃，半郊陬矣。章衮相望，址盛蝉连，上之擘画庙堂，下亦不失牧守，昔何累累也。今则青衿多圄滞矣！质值椎鲁勤作力田，陈腐相因，摩肩接踵，昔何融融也。今则淳风大浇漓矣！山川犹故，风景不殊，乃世变江河，增损沿革。月异而岁不同，苟不取而更新之，吾未见其为信史也。顾遍寰宇皆志也，而袭前人之唾余，则嫌于尚同。驾无实之空言，又疑于爽实，迨其甚者，粉饰太过，矜夸所长，譬则饰椟卖珠，羔衣狐袖，只为有识者所鄙耳。史有三长，自古难之，洗垢索瘢，世宁无遗论哉！昔鲍彪校《战国策》，四易稿而后缮写，及重校尚有新得。先哲谓：校书如尘埃风叶，随扫随有。谅哉！郯旧无志。迩来蓝田赵君蛟氏令郯，汇集成书。议者犹谓其侈而不备，华而鲜实，且年来户口粮役视昔有加焉。咸欲复加纂修，以补其所未备。壬午秋，愚自中州东徙，时学博长乐邱君问礼氏，富于艺文，工于摭拾，乃取旧志芟其枝蔓，剪其矜诬，润色以巵言，词不诡于经而意不失于诞。癸未冬始脱稿，无何，而邱君凋谢矣。历下徐君来朝氏自曹擢郯谕，乃订其讹舛，加以藻饰。邑庠彦陈生用宾、张生守规、守范、施生传、唐生尧封数辈，或正其错简，或攻其笔札，皆有成劳焉。呜呼！昔人谭志者有谓：采之足以备史，资之足以宏识，因之足以立政，由之足以适治。是志也，不敢讼言有此数长也。若夫山川田土之等，官师人物之详，赋税户口之数，节孝仙技之流，与夫昔无而今有者，载述无遗焉。俾后之博雅君子欲新是志者，藉以有所考镜也。己愚不侫，夙不能文，谨杀青僭言于简末。
万历十有三秋八月望日
原序
张世则
郯城，不佞祖邱也。往不侫过家上冢，吊古寻幽，慨然叹曰：郯，弹丸地耳，乃尼父俨然而临之，问官倾盖，是获益友；曾子蹑 负簦来学于兹，则所从游亦必郯子、程子类也。
郯固称多贤哉！夫凤一毛，豹一斑，上林一脔，且足以姱美标异，郯多贤如是。是丹穴南山之丛薮，而大官庖也。顾学士大夫，罔艳谈之，则以志典久缺，无所考镜之故。不侫从仕南北，不得执管为役，而私心惋惜久之。今岁秋杪，邑大夫颜使君缄一书致不佞，则裒然郯志两巨帙。千百年寂寥之典故，一旦修明，使君大夫哉！
志纂于博士邱君，而创体命意则使君也。不佞详味其中，谆谆乎轸念民隐，策励人士思进之古先，以勉副今郅隆之会，其大较已，彼郯子熟官职建置之名，是能读八索九邱坟典者，述旧章而为政必无愆忘。当时之膏泽于民可想见矣。故琐尾流离之状，不概见于日寻兵戈之时。
今使君之措注，业已播之民谣，即志中所谭：大都肉骨我穷氓，嘘幽谷而春之。即所称郯子奚让焉。夫世之鼓箧而游挟册而呻吟者，质以里之中故实，则后氏之训诂，诸徐之华藻，籀氏之博洽，若不足多者。缓颊而谈，岂不曰：乡有为尼父友、为曾子师者，其芳躅具在，而使君乃鳃鳃忧勉，以兔园之册博龙标之名，非卑之乎！毋为高论也。晚近世过为矫世之论，辄以烟霞丘壑当之乎。隐居而颓然自放其志，不尔，则藉口道德性命之谈，以文期空腹枯吻，而号于人曰：吾志吾学已，若而人尼父曾子将麾之，即质诸后苍诸君子，诸君子且弁髦之矣。尼父从周，曾子思不出位，假而一圣一贤生于斯，能不漱芳握润，入对大廷而展其用世之志耶！使君之惠我后学，意良厚矣！倘民不勤动而急公家，士或婾窳而谢登庸，宁不负使君与此志哉！此不侫序志意也。一以幸创典，一以冀来辙也。
万历乙酉秋九月望日
康熙志跋
冯可参
可参自承放后，日唯惴惴其慄救过不暇，癸丑初夏，忽邑户张令偕邑中诸绅衿至寓，以郯志属参纂辑，参力辞之，曰：参以幸免之，余自顾惶愧无地，复安敢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以，肩兹重任乎！因谢不敏者数四，乃辞之益力而请之益坚，不得已始取旧志搜阅，窃见志中条款多与新颁条目不合，乃为芟其虚繁，增其末修，可因者因之，宜续者续之。如旧志邱问礼所著，论断胪陈利弊侃侃直言，而组织经史，雅有史材，故一照原文录刻，未敢轻易一字，此参於每条后而继以续论者法前志之成式也。如明世赵蛟、颜若愚以意创立官庄二百余所，开垦荒田，在当时已未能尽推行之利，迄今徒存虚名，无裨国计，恐滋繁冗故宁删之。如兵防河防，事关重务，旧志未载，参於已酉腊因郯民佥呈具诉河夫之累，复闻接壤江南诸边界，间有夜警，蒿目时艰，乃不揣蠡测，爰建河防兵防二议，欲申诸当事。详稿已成，继而恐以僭越贾罪，复以斥革有闻，是以未敢申详。今因上行条目，旧志无考，诸绅衿力请入志，用补遗缺，以遵上行。不得已始勉强附入，深恐采摭旧闻无当于今时之务也。再如风俗一条，旧志未载，亦以事关风化，故增补之。至于事属细微，旧志论之已详，而无庸续入者，则仍其旧而已。若夫田赋户口，一本国朝经制赋役全书登刻，非参所能轻赘，而续论中每多援引往事者，非敢望其力追先代，亦以见世代迁流，递有沿革，初无成法可拘，而因时制宜，变通尽利或可考镜得失云尔。乃若官师之贤否注语与夫节烈孝行事迹，及历年灾祥，皆本之公呈公论，其所记载入志，皆出自诸绅衿之手，参并未加一笔，所以彰公道也。第是志去旧志历年既远，兼以郯邑屡经兵燹残破，其间文献凋谢，史籍散失，苦於采辑未广，考询无征，疏漏之失，度不能辞。若夫志中因革增删条款事宜，皆同诸绅衿共相商榷校阅，然后订定成书，非参一人所敢专也。
时：康熙十二年癸丑孟冬谷旦闽樵川冯可参顿首拜撰
郯城县志序
王植
孔子言：夏殷之礼，致憾於杞宋无征。而推其故曰：文献不足。是知文献所关綦重也。今郡邑之志，其文献之寄乎！古者国皆有史，龙门始 萃为《史记》，而志居史体之一。后此，如《华阳国志》之类，实兼表志论赞之体，与史相埒。故志之为事，无论缺略鄙僿者不足行远。即操觚之家，不难以文章饰吏治，而或浮艳无实，藻缋足以掩真；义例弗严，名器浸以多假；又或体裁不明，纪载繁而未规於正；纲维莫举，部署杂而未就其班其距；简陋者亦复几何！
余初调兹邑，披阅故牒，有未免如前之所云者。顾地居瘠敝之区，重以积歉之后，荒馑满目，仰屋棘心，方为民请命之不暇，而何暇以文事为？幸值圣天子照临，所至无微不烛，蕞尔一邑，时切轸念，既赈救递加，复允抚臣之请，兴修水利以谋永久。两载以还，饥者苏、流者复、沂河筑、墨河疏，讼狱渐清，民气恬适，意亦徵文考献之一会乎！余迺得假簿书余闲，芟芜益简，慎别严核。且於大目中补《编年》、《附余》两帙。复於细目中详河渠、仓储诸务。其说略具於例言。而余所瞿然勿释於怀者，郯民灾变递经孑遗，幸免之余生，皆余所目击而神怵。其历世以来，所有伤危困厄之已事，又余所披卷而心悉。故是书取以为文者，往往多危语，目以为献者往往多忧思。而不敢使郯子遗黎，僭儗齐鲁名胜之迹，一涉铺扬。
凡以志其实也，虽然官与礼一也，二代之近，其后竟无传；皇初之远，郯子能言之。郯固圣人所尝取裁也。以今天子之所廑念与古圣人之所咨询，皆在是邑。其亦将化瘠区为乐国，讲礼教於边隅，而勿以褊小自阈乎。是非司牧之责，而谁与归？
乾隆十有四年夏五月深泽王植撰
重修郯城县志序
尹嘉铨
郯之见于春秋也，尚矣。溯所自出，郯子为少皞氏苗裔，武王分封茅胙，为鲁附庸，由来最古。夫自古迄今时势递迁，罢侯置邑，变更不可纪极矣。即郯亦尝革於唐宋间，久之，乃得仍旧。君子见其名而兴复古之思，是究是图，则必于志乎取法焉。考诸原书作自前明，殊乖义例，甚至典祀溷入释老，选举杂以蠲赀，春秋严谨之谓何？古圣贤问官倾盖之遗风又安在欤！前令深泽王君慨然厘正。既属草稿，未付梓人。渤海张君嗣宰是邑，百务毕兴，修水利、筑河防、举节孝、育英才，念兹十余年来，可述而志者甚多，是用重修竣事。呜乎！俗吏日校薄书，鲜从事于文教，宁复问志之得失哉？若张君者，可谓知所重矣。汉书循吏传有言，儒者通于事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辄有治理效，君之谓欤。余以观察二东兼摄藩篆，适观新志告成，深幸复古之有人也，於是乎书。
万寿恩科拣撰特用刑部郎中诰授中宪大夫分守济东泰武兼管水利通省驿传道署理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级纪录十七次尹嘉铨撰。
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初五日
重印《郯城县志》跋
吾郯县志，自前清乾隆丁卯、庚午间，邑侯深泽王植纂修未竟。癸未张邑侯金城、邑人王庶常恒赓续修成。至嘉庆庚申，阳湖陆先生继辂，缵承而增补之。订为十卷，益臻美备，为张文襄书目答问所称许。故尚论山东名志者，安邱、东阿、新城、泗水而外，咸推是书。盖炳然称良史已。
迄今时势变迁，政治沿革，其间人才继起，或以文学著，或以事功显，与夫孝、义、节、烈、畸行、异迹、逸事、遗文，藉藉可传者，所在多有。乃求之公私著述，书阙有间，无以动人景仰，宁非后起者之责耶？先大父乡贤公屡议续修，以宦游未果。迨先君子解组归里，大惧文史湮没，慨然以兴废继绝为己任。而世际乱离，避地稷门者历十余稔，赍志以终。忠亮仰承先志，不揣梼昧，拟具采访纂修规约，方组合邑人士之好古者，从事搜讨，又以丁时艰厄、屡议屡辍。致百余年来之掌故，终不得搜罗裒辑，著录成编。固时势使然，亦徵文考献者所引为深憾也，嗟乎！时经变乱，世阅沧桑，古今鸿篇钜制，遭离兵火，飘零散佚，徒令人搜求於残编断简而叹息於补缀为难者，曷可胜道。吾邑志乘既骤难谋新，亦惟掇拾丛残，保存旧籍，留为异日考证，以符於守先待后之义。矧原志版早毁废，“陆志”为续增之书，并非全帙，而存者亦鲜。不於此抱残守缺广其流传，将一邑之典章付诸荒榛断碣，听其澌灭无存，岂不益重其咎耶！爰於若绝若续之际，议以原、续二志合为一编，排印若干部，藉永其传。
时南阳熊伯乾阳府绍龙，适治吾郯，极韪斯议。即以捐修文庙余资，汇寄济垣。忠亮又醵而益之，以促其成。复念邑前辈吴小岩先生诗文集，关系吾邑之故事轶闻，足资采证者至钜且，亦一并选订付印。书成寄郯，遵熊明府嘱，分赠捐修文庙各绅耆，庶存书者多，虽遭世变乱，亦不至散失靡遗。后之作者有所取法。则一代之文献书杞宋之足徵，不於斯举有赖也乎！至校雠之责，则旅济同乡冯茂才珍瑞暨杨君舒梅、刘君承坊，皆与有劳焉，法得备书。
民国戊辰七月邑人孙忠亮
第三章 考证
郯国兴亡考略
杨玉金
郯为古地，历史悠久。据境内黑龙潭、安子桥、朱庄、山南头等处文化遗址近年考古发掘，旧石器晚期，已有人类在此活动；氏族社会末期，境内便有人群定居。以上遗址相继出土的旧时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鼎、鬲、陶片、石铲、石凿等文物可以佐证，万年以前，此处当为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区域。当时，这一代为“东夷”之地，太皞氏为东夷一著名氏族首领，少氏为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于此，称炎地。周封炎族首领于境，称炎国，炎，古音亦读（Tan），春秋前后，国名多加“邑”字，从而炎国演化为郯国，时当不晚于西周。其发展如前“建置沿革”所叙，无庸赘言。
郯国之灭，其说不一，概括有四：一说，桓公二年（前684）齐灭郯。其据为《史记·齐太公世家》之“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此说欠妥。（一）公元前684年（即齐桓公二年，鲁庄公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历史名篇《曹刿论战》即记此），胜鲁岂容败师之齐灭其附庸！（二）郯国见之于史籍最早为宣公四年（前605），而齐怎能于其八十年前将其灭掉？（“孔子师郯子”等《春秋》、《左传》中一系列记载皆于此百年之后）。（三）齐伐郯，其因是桓公出走过郯，郯无礼，即位后遂伐之。此实为“念旧恶”之举，“伯（霸）者莫高齐桓”，堂堂五霸之首的齐桓，大概也不会出此拙见吧？！（四）就记载此事而论，《春秋》乃当代史籍，较之《史记》更有可据。故《春秋》所载庄公十年“齐师伐谭”较为可靠。所以《集解》有“徐广曰，一作谭”；《索隐》则认为“春秋鲁庄十年齐师灭潭是也。杜预云，谭国在济南平陵县西南，然此郯乃东海郯县，盖亦不当作郯字也。”可见，此说古已驳之，《史记》之言今不必为信。况同书《越王勾践世家》复提“以聚常、郯之境”，又当此百年之后，可见其说己已难圆。二说，郯国在距秦并六国之前不久为楚所灭。旧《郯城县志》云：“其（郯国）灭于楚，当去秦并六国之年不远”。该书引《史记·楚世家》语：“顷襄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王召问之，彼对，及邹、费、郯、邳比于罗 ”为据，作出顷襄时“郯犹未灭也”的结论。熟不知，在七雄争霸之时，鲁国尚于顷公二十四年（前256）为楚所灭，弱小之郯，鲁之附庸，安能幸存？对此，《续山东考古录》亦云此文不足郯国尚存之证，况所引之文亦为不确：“王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 雁罗 ，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昔者……邹、费、郯、邳者罗 也’。”原文显见，说者是在“讲古”而非“指今”，此“昔者”是很难判明其确指的。三说出自《水经注》，该书引《竹书纪年》载，晋烈公六年（前414），于越子朱句伐郯，以郯子鸪归。四说，周威烈王八年（前418）越灭郯。《历代通鉴辑览》载：“周威烈王八年，越灭郯。少昊之祀，莒及郯司之，楚先灭莒，越复灭郯，少昊遂不祀”。
以上四说较之，后两说为可信。同时，还有其它史书可以佐证。《史记·楚世家》载：“简王元年（前431）”，北伐灭莒”，此可与“楚先灭莒，越复灭郯”相映。《春秋会要》云：“（郯）终春秋世犹存”。实际上，“勾践平吴后，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赐勾践胙，命为伯”。（引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是时，越军横行江淮，号为霸王，此时灭郯，全有可能。故今人钱林书等亦认为郯当在此时为越所灭。《越国迁都琅琊析》、复旦大学1986年版《历史地理研究》、1987年版《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将郯之灭定在公元前414年，该书引《史记·越世家》之索隐判定“越灭郯”，是为可信。
秦郡东海考辨
杜元华
《水经注》云：“郯国故鲁地，东海郡治，秦始皇以为郯郡。”《汉书·地理志》载：“（东海郡）高帝置，属徐州，应劭曰，秦郯郡。”《魏书·地形志》有：“郯郡，秦置。”《元和郡县图志》则具体为“秦置三十六郡，以鲁为薛郡，后分薛郡为郯郡”。诸如此说，似可判定秦置郯郡，故苏鲁旧志也都持“郯郡”说。
《读史方舆纪要》也持郯郡说，但所言是“楚汉间称郯郡”而非“秦为郯郡”。事实上，秦郯郡说，大有可榷之处。
《史记·陈涉世家》载：“陈王初即位，陵人秦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绛侯世家》也说：“项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川、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史记》成书，距秦不过百年，以司马氏之成书诸要素，是不会把郯郡作东海的。稍微比《史记》晚一些的《汉书》亦云：“汉六年，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楚元王传》）。同书之《高帝纪》中说：“东海治郯，楚汉间亦称郯郡也”。《汉志》、《续志》、裴解均无郯郡之说，独一应劭之注人们信之不疑，竟致郯郡之说行于后世。甚至连《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之类的书也记作“秦末，秦嘉、朱鸡石起兵围太守于郯”，硬是去掉“东海”二字，令人不解。
王国维不信应注，他在《秦郡考》中断定为东海郡，并明其为既并天下后所析置。他说：“秦以水德王，故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六六自乘数也；次当增燕齐六郡，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北置九原，其于之数不足者二，则又于内地分置陈、东海二郡，共为四十八郡，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谭其骧在《长水集》中对王氏以东海为后置之郡表示“可信”，唯对郡置于三十三年之说则“殊嫌无据”，并疑《始皇本纪》中所称“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或为东海郡立之年，但憾于“史无明征”。周振鹤在《西汉政区地理》一书中考证出“高帝五年，以秦郡东海、会稽、泗水、薛郡、陈郡置楚国”，与姚鼐、全祖望诸考据相吻合，又回复《史记》、《汉书》，“秦郡东海”得以正名。
郯城地震地质构造综述
黄新忠
郯城地处鲁南苏北的沂沭河流域，位于郯庐地震断裂带的中部，自中生代以来这里曾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有数十次之多。
地震是地壳的局部地区发生快速的颤动，它是由于地壳运动或岩浆活动使地壳内部聚集着巨大能量突然释放而产生的。
地质构造又是地壳运动的产物，人们日常所见到的地壳表层，岩层的起伏变化，弯曲断开错动等均属地壳运动的结果。由于地壳的长期运动，造成岩层的产状和岩层弯曲断开或产生位移的变化，称为地质构造。地震地质构造，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大事，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本文根据国家地震局及地质科技工作者，近年来对郯庐断裂地质构造带的研究成果和有关资料作以下综述，敬请有关专家同仁教正。
一、郯城地震地质构造
据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著的《郯庐断裂》一书中，论述了郯庐断裂构造的基本特征：即“郯庐断裂在中元古代末的中岳运动，曾有过一次较大幅度的左平移运动。平移的平均速度为每年1.06厘米。”中生代是郯庐断裂再次剧烈活动的时期，各类构造形迹保存较好。这里仅以鲁中一段为例，略加说明。
中生代早期，即三叠纪至早、中侏罗世。郯庐断裂所在地区处于隆起状态，仅局部地区低凹，如在潍坊坊子有下、中侏罗统堆积。上侏罗统主要在沂沭带两侧发育，两侧为山间盆地型类，磨拉石河湖相建造，称为蒙阴组；东侧为拗掐型沉积，称为莱阳组，在断裂带内，仅局部开始张开（郯城一带），在类似于鲁西蒙阴组的沉积。到了新生代，这一断裂段一直处于挤压隆起状态，第三系大部缺失。特别第四纪时期，沿郯庐断裂中段新隆起及新逆掩一逆冲断层发育，显示也异常强烈的地震活动背景（向南，北段有减弱的趋势）。在郯城—江苏泗洪一带，地面的拱曲隆起表现为横向上短距离内高度的突然变化、纵向上延伸相当远，如在郯城小埠岭、由中更新统黄皮砾石层组成的二级阶地、海拔高度为49米、横向东延10—12公里至马陵山西坡的泉源一带，同一阶地的海拔高度就达110米，组成马陵山的一个基岩台阶，其上残留有黄皮砾石层。沿马陵山向南至麦坡村东的海拔94米的高地上也残留有黄皮砾石层，厚达6—7米，向南直至江苏的泗洪等地，也残留有这层砾石。而向两侧该砾石层则都被掩埋于平原之下10—20米。
由此表明，中更新统黄皮砾石层沉积后，即自中更新世末或晚更新世初以来，三级阶地呈近南北向拱曲隆起，成为北起临沭岌山、南至泗洪重岗山，断续绵延近200公里的岛状残丘，突出在平原上，这种阶地面的构造拱曲隆起与沿袭老的断裂带产生逆掩一逆冲断层的新活动密切相关。
从以上材料看，郯城地震地质构造的活动频繁，使我们得到这样的认识，即郯庐断裂在中、新生代时期，曾经历了多次的压（压扭）—张（张扭）交替的活动，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构造形迹。因此郯庐断裂带在我国东部是一条巨型，更具有代表性的地震地质构造断裂带，它对区域构造、沉积古地理、岩浆活动、矿产分布和强震活动等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多年来一直为地质、地球物理地震地质工作者所关注。
近年来由国家地震局组织有关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先后有500余人参加了鲁南及邻近地区的地震地质考察，深部地球物理综合探测，地形变测量、区域强化地震观测，历史地震追踪调查，古地震遗迹的开挖、样品采集、室内实验、分析计算等现场调查和室内研究工作。先后完成各类专题研究报告数十篇，专项研究报告及地震区划图等项工作。
二、晚更新世末期—现代的断层活动
在郯庐断裂的中段，据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郯庐断裂》对临沂、郯城、新沂、宿迁、泗洪一带的野外观察和多方资料看，郯城地震断层为一断块间的旷动断层，分段性很强，是一条有不同层次（长度）组成的北北东向右行右阶雁列分布的断层。其横向分布范围严格受地堑老断层的控制，且有的地方其走向与老断层有一定的交角。这期断层活动往往表现为多次断层措动，其地震断层结构简单、断面平直。断层泥厚度薄、变化大。断层内部物质混杂、颗粒粗糙、锐利，并有快速破裂形成的崩积楔、冲击坑、陡崖、滑塌体等，具有明显的粘滑破裂性质。更具有先后相互切割的断层面及断层泥，如在郯城泉源的第四纪断层剖面上，前一次的断层面被后一次的断层切断，前一次断层的断层泥呈紫色，后一次为黄白色、黄绿色，两次活动表现得十分明显。清康熙七年，即1668年7月25日，在郯城发生了一次震动半个中国的巨大地震，据地震史料和有关资料考证，这次地震震级达8.5级，史称“旷古奇灾”，是我国东部地区千年罕遇的一次特大灾难事件。造成的破坏面积约有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纵横八省、一百六十一个县，波及范围达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北至辽宁、南至广东信宜、东至朝鲜半岛、西到山西一带，几乎震动了半个中国。这次地震据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考证，“郯庐断裂及邻近地区震源破裂的优势方向以北北东—北东及北西—北西西向为主。”这两组方向正是郯庐断裂主断裂及其横向构造的方向，它们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的构造应力场与晚新生代以来的区域构造应力场是大体一致的。这样看来对一个地震断裂带，破坏面的选择、不仅与已有的先存构造线方向有关，而且与最新构造作用力的方向和方式也有关。
第四纪断层断裂的新活动是在老断裂特别是在中生代断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断裂的新活动有明显的分段性，第四纪断裂活动与老断裂的关系在形式上或分布方向仍保持一致的活动方式，其性质、强度及组合形态有别于老断裂，第四纪断裂活动是在北东向区域主压应力场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北东东向第四纪断裂主要表现为右旋逆走滑，而北西向断裂具左旋张扭的特征。全新世以来，沂沭断裂带的新活动，极大多数在马陵山西侧，从临沭岌山到郯城归义的窑上，有一条约30公里长的逆掩白，垩系王氏组砂页岩逆掩于中一晚更新统泉源砾石层和钙结核黄土层，全新统冲积，残坡积层之上，以郯城纪庄附近断层剖面最为典型，并显示出具有二次活动的迹象。
三、地震地质构造给郯城带来的危害
从1400年到1986年，郯庐地震带5级以上地震的总数为62次，对郯城危害极重的即是1668年7月25日戌时发生的8.5级大地震，史称“旷世奇灾”。地震断层沿莒县、莒南一直延伸到郯城马陵山西坡，南端到宿迁、北端到诸城，总长度达230公里。据史料记载：这次地震引起了山崩、山劈、山裂的有十五处，尤以莒县东南最为集中，地震裂缝主要分布在鲁中及苏北一带，面积达十七万四千平方公里，同时伴有喷水、冒砂现象，尤以郯城一带为重。据郯城县志记载：郯城“康熙七年六月十日戌时地震，有声自西北来，一时楼房树木皆前俯后仰，以顶至地者连二、三次，遂一颤即倾，城楼垛口、官舍民房并村落寺观一时俱倒塌如平地，打死男妇子女八千七百有奇、查上册人丁打死一千五百有奇，地裂泉涌，上喷二、三丈，遍地流水，沟绘皆盈，移时化为乌有。地裂处或缝宽不可越，或缝深不可视，其陷塌处皆如阶级，有层次，裂缝皆有淤泥细沙，深浅宽狭形状难以备述”。
经实地调查访问，这次大地震留下的地震裂缝痕迹尤存。形成的长达15公里的官庄—葛湖北西向地裂缝带以及错开马陵山脊的西北向断层，这些断裂使沿北北东向断裂南流的沭河在马陵山东坡突然拐向西坡。据地质专家考证，认为造成沭河在马陵山的改道，很可能是1668年大地震时造成的，沭河在马陵山东坡山左口往南与岔流河上游之间有残留河道遗迹，为沭河改道前，循岔流河南流的自然河道，沭河由山左口沿北西向断裂破碎，穿过马陵山低分水岭，循马陵山西坡南流，沿袭旧黄墩河河道，并在归义袭夺白马河上游，使白马河腰断为二，主流在郯城西、上游在郯城东流入沭河，至今两河仍都各保留着白马河的名字，遥相呼应，说明仍是近期的变化。
四、郯城地震地质构造科研成果
郯城地震是我国东部最大的地震，即（1668年7月25日戌时发生的8.5级地震）。先后有1960年李善帮先生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首次将其命名为郯城、莒县地震，同时，梅世容还研究了郯城地震前后的地震活动图象。其中1971年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1983年顾功叙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称这次地震为莒县—郯城地震。根据郯城地震各裂度区的面积，计算了郯城地震和震级为8.5级，利用量板法确定了震源深度，为36公里左右。1987年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根据郯城地震的史料，对郯城一庐江断裂带进行较系统、全面的调研，特别是研究新构造活动与现代强震活动关系的专门论著，反映了郯庐断裂的现今研究状况。国家地震局《鲁南地震区划图说明书》及有关资料证实“7级以上的强震往往是在一种间歇性的地震活动持续几百年至上千年的背景上发生的，7.5级以上地震的重复间隔均达几百年或几千年的量级范围。”
近年来根据地震科技工作者对野外考察和对断层活动性及古地震地质构造的研究，认为鲁南地区在未来几百年内不可能发生8级以上地震，这一成果已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全国地震区划第二次工作会议上加以论证。
1997年国家地震局已将郯城—临沂一带确定为我国东部大陆百年内唯一的8级地震危险区，震中裂度为10度以上。1984年7月，根据有关专家的建议，由国家地震局联同山东省科委共同对鲁南震区重新开展研究评定工作，曾经先后选派500多名专业科技工作者投入地震地质的野外考察，在临沂、郯城、临沭三县交界处，对原地震震中的定位作了纠正，为划定鲁南在震源区提供了新的资料和重要依据。通过对古地震的研究分析，了解到过去一万二千年共发生8级以上的地震4次，在一万一百年前一次，六七千年一次，三四千年一次，最后一次即1668年。大震的间隔时间平均3500年左右，同时又用各种研究和探测的结果及物理的参数，通过地震的量释放—积累—再释放的数理模型，估算出8级以上地震的复发周期大约为2000年左右，而1668年大地震距今只有320多年，故此鲁南地震区指（郯庐断裂带）郯城段，至少在几百年内后或者更长的时间后，可能会发生8级以上地震，其地震的裂度将明显降低。但在郯庐断裂带郯城段的麦坡村东，在马陵山西坡至今仍保留着第四纪活动断层的地貌景观，从裂陷观察，其中生代紫红色和第四纪的红色，给人一种很直观更能说明问题的地层时代的差别，如泉源乡纪庄村东的逆冲活断层露头及槽探，归义乡窑上逆掩活断层露头都很明显的证实，应为地震地质构造等现象所造成这一景观，将对研究中生代、新生代地震地质、地质构造、古地理、古气候和自然人文景观的开发利用、均能提供可靠的实物依据。
孝妇冢与《窦娥冤》
李辉 曹景艺
孝妇，姓名不详，汉代东海郡郯人，死后葬在城东2.5公里葛庄西，即现在的孝妇冢。冢高五六米，周长80余米。墓前有石碑两座，一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按察佥事涂铨立，一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所建。当年，墓地约五六亩，冢前设石桌、石瓶、石香炉等祭祀器物，墓周围遍植松柏，庄严肃穆。后因战乱，石碑、供器、林木均遭破坏。
有关孝妇事迹，最早见于《汉书·于定国传》记载：“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缢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固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当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乾隆二十八年重修《郯城县志》，依据《汉书》、《通志》也撰文作了类似记述。
东晋干宝志怪小说《搜神记》对孝妇的记载，除引述《汉书》外，又附记民间传闻，“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折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流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村。又缘幡而下云。”给孝妇事迹蒙上了神圣的色彩。至宋眆等撰《太平御览》，对孝妇事迹除仍以《搜神记》作蓝本外，并再次啬民间传说，演化成一上完整的故事。说孝妇“母以女许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获成礼，求青母见青，以父母为属，青许之。俄而命终，青为供养十余年。……公姑劝令更嫁，青不可。公姑皆自杀……。”至此孝妇事迹与史载迥然不同。以后元人王实甫、梁进之、王仲之三家，先后编成《于公高门》。而后关汉卿又演化成为杂剧《窦娥冤》的故事，使孝妇事迹在历史上得以长期流传。
孝妇一案，乃千古奇冤。人们悯其以纯孝反蒙不孝之诛，无罪而遭有罪之祸，感其孝行为人，遂在城南1公里许御路西侧建孝妇祠，绘影、塑身、立碑记述，旌表其事，供世人瞻仰缅怀。历代对其墓冢多次修葺，并勒石记之。明清以来，有邑令席书的《祭孝妇冢文》、邑人张景华的《孝妇冢碑记》。清康熙三十四年《修葺东海孝妇冢记》、《大清防护东海孝妇碑》。这些冢文碑记所撰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感于孝妇之行，而悲其无罪之冤；二是，责守令昏愦不察，而成千古冤狱；三是，嘉于公之决明，而为孝妇昭雪，明孝妇之沉冤。一些文人还留下了许多凭吊诗文，载于《县志》。此外，关于孝妇事迹，还被民间艺人编成剧目流行于世。京剧《于公高门》、《感天动地窦娥冤》、《六月雪》，近代临沂人王慎斋写的柳琴戏《孝妇冤》等，已广为流传。清太仓王曦所编的《东海孝妇记》虽所传不广，但考其内容，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郯国故址考
柏汉光 辛洪义
现郯城城北之北老城，为春秋郯国故址。清末以下，国事日蹙，社会混乱，故城遗址惨遭破坏。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故城东北隅立有“省重点文物保护”碑记。另据有关典籍记载，古郯国故址在郯城县西南，或有与历城县之西南谭国相混者，非也。现就民国初年故城遗址和乡老耆宿记忆，并搜集民间传说，参阅史料，略作考证。
郯为周初封国，后为鲁国的附庸，传为东夷少昊氏后裔。少昊氏为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传说人物，已姓，名挚，因此，郯城亦为已姓。另据《汉书·地理志》载：“少昊后，盈姓。”盈即“嬴”，因此，一说郯为嬴姓。郯是个文化较发达的小国。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朝鲁，昭公设宴招待，鲁大夫昭子问他少昊氏为何用“鸟”名官。他回答说，以前黄帝受命时，有祥云之瑞，所以以云纪事，以云名官；同样的原因，炎帝以火纪事，以火名官；共工氏以水纪事，以水名官；太昊以龙纪事，以龙名官；少昊挚即位时，凤鸟适至，所以以鸟纪事，以鸟名官。接着，郯子历述了各种用鸟所名之官的职责：凤鸟氏为历正，掌历法；玄鸟氏掌春分、秋分；伯赵氏掌夏至、冬至；青鸟氏司季节的开始；丹鸟氏司季节的终结；祝鸠氏为司徒，掌教化； 鸠氏为司马，掌法制；鸬鸠氏为司空，掌工程；爽鸠氏为司寇，主刑罚……。这件事被孔子知道了，那时他才27岁，便趋访求教。孔子对郯子的议论非常佩服，对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意思是说，周室衰微典章制度已经残阙，而像郯这样的偏远小国，却能把一些传统文化知识保存下来。而郯子所说的实际上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一中图腾崇拜现象。
郯国灿烂的文化，吸引了一些学者涉足其地。据《孔子家语》载：“孔子之郯，遭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甚亲，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以送先生。’”程子，名本，春秋时晋人，聚徒著书，名闻于诸侯。郯城北5公里处，原有倾盖亭，附近跨白马河有倾盖桥，名称都是由此而来。春秋之世长期游郯的名人还有曾子。郯城县西北之磨山，有曾子书院遗迹。传说曾子授徒于此。清时，书院倾圮，移建于城内，额题“一贯书院”，现亦不存。曾子，名参，字子舆，南武城（今山东省平邑县境）人，孔子的学生，后世尊为“宗圣”，而其在郯授徒，足见当时郯国人文之盛。
郯国在春秋之世，很少参与会盟、征伐等政治军事活动。有一段时间，郯国与莒国不和，鲁宣公四年（前605年），齐、鲁共同为它们调解，莒国不同意，鲁宣公出兵伐莒，攻取向邑。据史料记载，郯国唯一参加的一次征战是在鲁哀公十年（前485年），它和邾国随同鲁、吴联合伐齐。那时，是春秋末期，邾、郯势力更加衰微，不列于诸侯，那次征战，当为吴、鲁胁迫参加，因此，《春秋》只记“公会吴伐齐”，而不提邾、郯。
根据《竹书纪年》载，郯国是晋烈公四年，即越子朱句三十五年（前412年），为越所灭。郯国从周初封国到战国初期灭亡，历时约700余年。
郯国故城在战国之后，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曾长期为鲁南的一个重要都邑。秦汉至南北朝，都在此设治，元时，在旧城南另修新城，故城遂废。郯国故城位于今郯城县北关外，占地较大，城廓故址周长4670米，墙基厚40米，顶部宽15米，墙高40米。各项建筑遗址为：
一、四门。北门，郯国地处南北要冲，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学者皆来郯考察过。如孔子两次来郯，足以证明郯国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现官路口村南故城存一缺口，即系北门遗址。官路口北距城2.5公里处，有五里墩；5公里处有十里堡，这都是外围的军事设施。西门，在郯一上南、工农大桥以西马家河偏南处。解放前尚有青石门基存在。东门，在原天齐庙（东岳庙）前偏东处，民国初年尚有红石基。南门，在原火神庙东侧，面向新城河。民国初年尚有门基。城南3.5公里有南烟墩。
二、槽子路。在北老城里。路面低于地面，一般低五六米；最低者在10米以下。最低之槽子路多与四门相通。其他一些小型道路，也都低于地面。几十个村庄分布于错综复杂形似蛛网的地面上。以此证明，非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不能构成这样的“地貌”。
三、社稷坛。社稷是国君祭祀之处。现北关胡庄前，原有坛地一块，计2亩，历系“约地”（地保）耕种，不向官府纳粮。即系社稷坛故址。
四、邑厉坛。清修《郯城县志》载：“邑厉坛每年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祭无祀鬼神于城之北郊。祭时有告城隍文”（雍正二年部行）。这个坛的地址，现在北关七街东；原后堂子庙前有石碑，今已毁掉。无祀鬼神就是未列入祭典的鬼神。旧社会有烧孤坟纸的人，即系祭祀无祀鬼神之迷信举动。
五、郯国宫殿故址。据传说，现北关二街鬼汪南涯系古郯国宫殿故址。在鬼汪南涯一带发现古钱和古残砖瓦可以为证；另据明、清县志图绘有北学一处。夏、商、周各代皆设有国学（大学、小学）。其学校位置，有的小学在国内，大学在郊西，有的位置相反，但都设于宫室西侧。据此判明，郯宫殿位置在现鬼汪南涯一带，确凿地块还需进一步考证。
六、东仓。现在北关五街，原天齐庙北一带地区，群众习称为东仓，系古仓房故址。有人在此曾挖出钱范、古钱币等古物。由此证明古仓房不但储藏粮食，而且储其他物资。
七、帅军台。故城外东北隅现公墓一带沙丘，是郯国统治者阅兵之处，号曰“帅军台”（俗称沙台）。这一地区后靠古墨泉，墨河西侧紧临故城，前面是由东门向东的大道。该处后高前低，前面平坦开阔，为天然形成的阅兵好场所。
八、先农坛。故城东南约一华里处，现八蜡庙村，其村之西北隅，原有二三十米高之土台，先名“迎春台”，是国君祭农神之处，故又名先农坛。每年立春日，郯子率群臣百官，举迎春礼于其上，并与群臣分别扶梨破土，以示农事将至，劝农勤于耕，夺取全年丰收。后建八蜡庙于台上。八蜡庙即农神庙。《礼记》载有：“天子大蜡八……蜡子索也，岁十二月合万物聚而索享之也。”就是祭诸神以祈来岁之丰稔也。
据《礼记·郊特姓》载，蜡祭诸神，即八蜡诸神：“先啬一（神农）、司啬（后稷）、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非为国都不能有此建置，郯国虽偏小，其各种设施与大国无异。
九、校场。在故城西南约里许，现拖拉机站一带。宋仁宗时设武学于武帝庙，为习武学子演武之处。清各县设有武学，有专人教武子练武。民国初年废弃，改为苗圃园，现为拖拉机站。
十、古物发现。郯国为春秋古国，不但地面上有各种建筑物可以证明，即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各种器物也可作证。20世纪50年代，社员耕作或建筑时，不断发现古钱、瓦当、大砖、陶片、陪葬罐等古物。钱币有刀币、货泉、五铢、半刃、大泉五十、小泉之一，间有少数蚁鼻钱等。民国初年还发现王莽印章一块，后不知落于何处。
古墓发掘：天齐庙南有古墓一座，俗称“墓子口”，为不知年代的古墓。民国初年有獐从墓东部坍陷之洞穴处进入，但从未发现墓葬物。亦无其他随葬物，仅发现30厘米高铜佛像一个，现下落不明。
十一、名胜。古城东北隅外，系墨泉遗址。南面离故城约100米，北与杨汪相邻，现存部分约数百平方米。据说该泉为墨河发源地，泉水流出后，沿帅军台东南而下，经颜场、白溪汪、归昌、杨集流入江苏省。墨河流水中央形成墨线一条，色如墨汁，直至江苏省砚台村始散，可谓当时一在名胜，可惜该泉后来淤塞干涸。
为考察古郯遗址，解放前曾两次挖掘寻找。第一次约在民国十年前后，那次发动的民工较少，未发现什么线索，仅挖出一些铁锅（据当地老人薛清标说）。第二次在民国十七八年，以工代赈，发动民工较多发掘时间较长，虽发现有黑水流出，但不是墨水，后雨季来临遂即停工。
解放后，在故城遗址上，新建中学、完小各一所县农业机械局、教育局、林业局、车辆监理站、城关粮管所等单位，均建于故城内。益新公路，从县城东纵穿而过，更使故城生辉。
齐魏马陵之战故址考
王焕春
魏齐马陵在何处之战故址？历来众说纷云，如：新郑马陵，元城马陵、鄄城马陵，但我认为诸说均不可靠，根据是：
一、马陵之战是魏发动的伐齐之役，其战场自应在齐。据《战国策补注·魏》曰：“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竹书纪年》载：“二十八年，与齐田肹战于马陵。”《孟子·尽心章》“不仁哉梁惠王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可见该战是魏发起的。齐在东，韩在南，魏伐齐自应向东，岂有绕道至韩的道理？故韩国新郑马陵说是不能成立的。
二、魏东伐齐，出大梁，过外黄，向莒。马陵当在外黄与莒之间。《战国策补注·宁卫》载：“魏太子申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遂行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证明魏过宋地入齐，未及莒而战于马陵。宋、齐地界，东近徐州，北看近薛城，与元城马陵和鄄城马陵根本没在一个方向，且相距250公里之遥。实地考察元城马陵和鄄城马陵均系平原，既无册林涧谷、隘塞死地等伏击魏10万大军的客观条件，又无庙、墓、冢、碑等遗迹物证，故元城马陵与鄄城马陵之说也不可信。马陵当在今山东省郯城县马陵山的马陵道，理由有二：
（一）郯城是魏伐齐“大胜并莒”的必经之道，马陵山具备覆魏10万之军的险要地形和重要战略地位。《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说顷襄王“膺击郯国、大梁可得而有也。”马陵山恰在魏由薛、徐入齐，北上莒的必经之路，故齐于此伏击魏军是自然的。《史记·孙子吴超列传》写得清楚：“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载：“可。用此者，所以应猝窘隘塞死地之也。是吾所以取庞而擒太子申也。”《八阵》篇云：“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吕氏春秋·自知》载：“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险隘”、“死地”、“厄”均表示于山涧、峻谷险地之中。《沂州志·山川志》记载：“马陵山在州东九十里，与郯城接，状如奔马，直抵宿迁。……齐战魏，孙子胜庞涓于此。”该山绵亘数百里，通北有三条路；山以东、以西为原平道，山中间山岭道谓马陵道，是古战场，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郯城马陵山具有伏击的地形和便于大规模伪装，不易暴露等因素，同时与诸史书所记述的路线、方位、境况完全相符。
（二）郯城自古至今流传着孙膑、庞涓大战的故事和遗迹。《郯城县志》云：郯城县唐虞时为徐州之域，《禹贡》“海岱及徐州，淮沂又是也。”马陵山，也叫马岭山，又名马连山，相传由当年孙膑大战庞涓，战马相连而得名。大战由南至北，历经整个马陵山区。庞涓在古寨口北中箭，挂箭北逃，至独龙涧卸掉盔甲，起下箭，挂箭区、卸甲营即由此得名。独龙涧还有庞涓二次上马的上马石。庞涓继续北行，复向莒逃，死于莒县。马陵山北段的群山，山顶有庞涓墓。墓下，山前古有“安子庙”，传系孙膑念与庞涓同学为庞而建。解放后，庙北还有一无字红石碑。1980年文物普查时，群众反映曾在这一带拣到不少铜制和铁制的古箭头。
马陵之战战址在山东郯城孙膑智斗庞涓处被确认
据新华社济南电 一个被历史风云湮没两千多年的悬案有了确切的解释。近日在山东省临沂市结束的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上，来自海内外的100多名专家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和学术讨论形成共识：齐魏马陵之战战址应在山东郯城县马陵山。
齐魏马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1年，这场战役创造了山地伏击的典范。
——载1992年10月3日《人民日报》
孙膑智斗庞涓处被确认
一个被历史风云湮没两千多年的悬案日前有了确切的解释。来自海内外的100多名专家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和学术讨论形成共识：齐魏马陵之战战址应在山东郯城县马陵山，齐魏马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1年。
——载1992年9月25日《光明日报》
马陵战址在何处
“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战址学术讨论会”论点摘要齐魏马陵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发生在战国时期的一次著名的战争。马陵战址在何处？说法不一。日前在山东临沂市召开的“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战址学术讨论会”上，诸方学者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谜案。
在古籍及当代撰写的《中国古代史》中，记载马陵之战战址的，有河北大名、元城说，山东莘县说，以及山东郯城说。前两种说法由晋代的虞喜和徐广提出，被裴马因、司马贞、张守节引入对《史记》所作的注文中。第三说提出较晚，且又出自地方志，因此很少受到重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学者们注意到书中《陈忌问垒》篇所记马陵之战战场地形及齐方主将，不同于《史记》及其三家注所记，开始重视山东郯城说。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一致认为，马陵之战战址在郯城马陵山有较多的证据。
其一，关于齐魏马陵之战的起因，《战国策》有秦卫鞅劝魏伐齐及魏起兵伐齐的记载，《孟子·尽心》篇亦有魏为复桂陵之战战败之仇，主动起兵伐齐之说。魏军决定由大梁经东南方宋国外黄，再折向东，经徐、下邳，再向东，北进马陵山，战略目标是并莒，以威胁齐之侧翼，《战国策》及《史记》对此均有记载。从这一进军路线来看，马陵应为郯城的马陵山。
其二，《孙膑兵法》明白地说，战场是“隘塞死地”。与会的学者指出，齐军伏击魏十万大军而全歼之，没有“隘塞死地”的地形条件是不可能的。隘塞死地的特点是便于设伏，且战场容量需求大。孙膑把“隘塞”和“死地”连起来，就是说它具有“隘塞”和“死地”的全部特征。而几处战址中，只有郯城马陵山具备这种地形条件。
其三，郯城马陵山在俗传齐魏交战处，自1958年到1976年间先后出土数千枚铜箭头；最近收集到的，经国家及省文物单位鉴定为战国时兵器。近年还挖出多处锅灶坑及铜剑、铜刺。据考证，战国时期，此地除马陵之战外未发生其他较大规模的战争。最有价值的是1987年大尚庄（在马陵山内）粮所出土的一件铜戈，上有阴铸铭文“郤氏左”三字。据考古学学鉴定，为战国时所铸。“ ”为地名，战国时属魏之河内。魏国兵器出土于郯城，而且非墓葬出土，很有可能是马陵之战中遗弃于战场的。
其四，郯城马陵山中有一系列与齐魏马陵之战有关的地名，如孙膑养马的马场，齐军射庞涓的社子，庞涓中伏之独龙涧（庞涓沟），庞涓一次上马石、二次上马石，魏军卸甲之卸甲营，庞涓自杀之恨谷崖等。这些地名的出现，无疑与古代人民流传的口碑有关。
——载1992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
马陵之战战址之谜揭开
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9月19～21日在山东临沂市召开。100多代表就《孙膑兵法》和马陵之战等专题交流了观点和实地考察，对齐魏马陵之战战址究竟在何处，这一争论千年的历史悬案取得了共识，认为此战的主战场应在郯城马陵山一带。
1、历史上究竟有无马陵之战？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马陵之战与桂陵之战实为一次战役。因为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已经被俘，他不可能再到马陵之战中充当魏军主将。太史公是把桂陵之战安到马陵之战上去的。与会者认为，史籍中有关马陵之战的记载虽比较混乱，但区别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是两次战役而非一次战役的证据还是十分明显的：《孙膑兵法》“禽庞涓”之“禽”字，不仅有俘虏、捉获之义，而且有制服的含义；从有关记载看，庞涓在桂陵之战中既没有被杀或自杀，也没有被俘，而是在战败（被制服）后被迫与太子申去赵国当了人质。
2、马陵之战战址何在？关于马陵之战的战址，向有河北元城（属大名）、山东莘县和河南新郑等多种说法。与会专家在对郯城马陵山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和分析了有关文献资料，并将各种观点进行了全面比较，一致认为：马陵之战战址郯城说较之其他诸说材料更为丰富，证据更为充分，因而也就更为可信。从地形特点看，郯城马陵山北接兰山，南达宿迁，绵亘数百里，沟壑纵横，平险相间，地形复杂，正与文献中“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和“用此者，所以应卒窘处隘塞死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涓而禽太子申”的记载相符。马陵之战是古代一次典型的大规模的山地伏击战，大规模山地伏击战所需要的正是郯城马陵山这样的地形条件。从出土文物看，郯城马陵山一带为一古代战场无疑。自50年代起，这里先后发现了大量战国时代的兵器，如铜剑、铜刺、箭头等。其中尤以箭头为多，累计已达数千枚。而1987年出土的三晋兵器“郤氏左”戈，更为有力佐证。从古代交通看，郯城马陵山及沂、沭流域是魏军“过宋外黄”、“大胜并莒”的必经之路。而此地也确有古道自南而北蜿蜒通过：一为岭岗道，位于马陵山较为低矮之岭背上，至今仍称马陵道，残存遗迹依然清晰可辨；一为谷底道，位于马陵山下，沭河岸边，今已湮没不见。清代乾隆年间撰修的《沂州志》载曰：“齐伐魏，孙子胜庞涓于此。”此外，郯城马陵山一带大量村名、地名、传说与马陵之战有关。专家们认为，关于马陵之战的战址，所以会出现多种说法，盖因史籍所记杂乱错综而后人又未能认真考辨所致；郯城说虽出现较晚，但却较其他各说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载1992年10月21日《文汇报》
马陵战址有新发现
海峡两岸《孙膑兵法》及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召开由山东省社联、省历史学会、临沂地区社联与郯城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学术讨论会于9月下旬在山东临沂举行。
与会者认为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了《孙膑兵法》竹简后，人们再不怀疑孙膑及其兵法的存在。《孙膑兵法》不仅体现了孙膑的军事思想和战争观，而且为马陵之战和齐鲁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可靠的研究材料。
与会者就马陵之战发表见解：（一）马陵之战的有无。有人据《孙膑兵法》未提到马陵之战，且在桂陵之战即已擒了庞涓，因此界定文献记载之马陵之战擒杀庞涓再无可能，它其实是桂陵之战的误植。但有的学者认为，《孙膑兵法》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十九篇，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只有三十篇。汉简未提到马陵之战，不等于《孙膑兵法》中没有记载。有的学者认为，汉简《孙膑兵法》虽无马陵之词，但却有马陵之战的论述。其中《陈忌问垒》说的就是马陵之战。如“处隘塞死地之中”，“此吾所以取庞□（涓）而禽太子申也。”这说明孙膑在桂陵战中擒了庞涓，可能是放回后，庞涓又为魏王将参加了马陵之战。有的学者用历史上多有擒纵事例说明，桂陵之战后，庞涓仍为魏将。从文字训诂看，“擒”有“俘获”之意，且也作“制服”解。只有“取”，才明确是杀死之意。有人指出：桂陵之战魏国败后，与赵国订有“漳水之盟”，以魏国归还侵占之赵都邯郸和以太子申及庞涓为质于赵为条件。《战国策·魏策》载：“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韩非子》同，只是庞葱写作庞恭。庞葱、庞恭是一个人，也就是庞涓。因而，以《孙膑兵法》有擒庞涓于桂陵的记载，而否认马陵之战的存在是难成立的。（二）战场在哪里？历史上存在：韩地，今河南新郑马陵岗说；卫地元城，今河北大名说；濮州鄄城东北，今山东莘县（历史上该地还曾隶属范县、濮县、鄄城，因此又有河南范县、濮县和山东鄄城诸）说；齐地郯邑今山东郯城说等。与会者亲赴各说实地进行了查勘，认为只有郯城马陵山具备几十万大军决战的战场形势和“处隘塞死地”之中进行大军设伏诱敌歼之的地理条件，因为新郑之“马陵”是“焉陵”之误，在那里发过魏韩之战，与马陵之战无关。大名有马陵村六个和马陵道一条，莘县的地形与大名近似，只有一条河水冲沟，决不是大军伏击作战的战场。而郯城马陵山纵贯南北，绵延百余里，马陵古道，沿山岭而行。两边山崖陡削，谷深林密，易进难出，正是“隘塞死地”，宜大军设伏。当地还有与古战场相关的地名、村寨和传说，皆与马陵之战有关。且在马陵山麓、沟壑中发现大量战国兵器，最有说服力的是有铭文的“氏左”戈。此戈为战国魏国氏地区所造，这些兵器为马陵战址诸说中独有，且出土相当集中。若非当年大军激战战场，不会有此奇迹。
载1992年12月3日《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