郯城县自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间，境内共发生严重自然灾害28次，其中旱灾10次、涝灾17次、火灾1次。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旱，小麦黄萎绝产，地亩粮钱免十分之三，同时在县城东门口设粥锅一处，每日每人一碗稀粥，前来领粥者络绎不绝，有不少领粥者饿毙途中。许多灾民只好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民国时期（1912～1949年），县境自然灾害频繁，38年间，共发生大的自然灾害34起，其中涝灾20起、旱灾3起、冰雹灾10起、蝗虫灾1起。1929年（民国18年）夏，郯城遭受蝗灾。全县飞蝗蔽天，所到之处，禾苗皆无。郯城县公署在县城设粥厂2处，对灾民施粥救济。1941年，郯城县成立“山东省公署救灾委员会郯城支会”，负责郯城的救灾事宜。由于国民党政府规定“急赈限于老幼妇孺”，又只限于施粥，加之地方官员腐败，横征暴敛，致使每遭遇灾害发生，广大灾区人民惨罹浩劫，无以为家，被迫辗转流离。
1940年1月，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即把救济列为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组建以黄杰三为负责人的“郯城县优抚救灾委员会”。同年11月，又成立了由全县各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合组公平负担实施委员会”，选王厚甫、朱小三为副主任，并制定27条救灾条例。
建国后，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治山治水，加强对疫病和病虫害防治，全县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但有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仍频频发生。1949～1999年间，县境共发生自然灾害67次，其中旱灾12次、涝灾28次、风灾9次、雪灾1次、雨淞2次、蝗灾3次。每次灾后，县委、县政府均及时组建救灾机构，组织精干救灾队伍奔赴灾区，力求尽快恢复生产，保障人民生活。
1950年4月，红花河东各村降雹，小麦绝产。麦收前后，又干旱无雨，60万亩夏季作物无法播种。7月，又普降大暴雨，沂河决口。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人民打井挖渠，抗旱抢种，达到旱能浇，涝能排。全县共打井1896眼，修大口井250眼，挖排水沟3500余道，以沙换土改良土壤19775亩。
1951年夏季，高粱齐尺，谷苗二、三寸时，一日蝗虫从境西微山湖方向如乌云压顶般铺天盖地而来。入县境后，蝗虫分两路，一路在郯南归昌农场和狼湖村一带着陆；一路在郯北马站农场和周围村庄着陆。饥蝗如暴风骤雨般倾泻而下，未及一日南北两片3万多亩高粱、谷子全成光杆。灾情发生后，县政府组织1万余干部群众赶赴灾区，和当地群众一起，合力扑杀，将蝗虫驱于一处，然后火烧土埋，彻底歼灭。之后，免征3万亩公粮，并发放救济款18.7万元，救济粮43.3万公斤。
1957年7月，连续数日普降大雨，降雨量达352.6毫米。18～19日，平均降雨135毫米，最大降雨量262毫米，200毫米以上暴雨点7个，主要降雨历时30小时。山洪急下，径流急增，沂河连续出现了52次洪峰，李庄以下流量达7830立方米/秒，超过堤防标准。7月20日2点30分，重坊区倪楼村右岸，马头区高大寺左岸相继决口。倪楼决口底宽188米，上宽220米，水深6～7米。高大寺决口底宽70米，上宽80米。山洪如潮涌狂奔苏鲁数县，惊天地撼肺腑令人心碎。县内共淹没村庄34个，冲塌房屋7005间，淹地7万亩，水漫平地2～3米，冲走粮食30.5万公斤，柴草24万公斤，淹死3人，伤260人，淹死大牲畜54头，猪30头。灾情发生后，县政府组织22400人的抢险突击队，解放军驻郯某部全师出动，县委书记单永和任政委、副书记于湘任副政委、副县长李金生任指挥，指挥全县军民抗洪抢险，筑坝固堤。至25日，历时6天方将决口堵复。省长赵健民赶赴灾区慰问，人民解放军空军派直升飞机飞抵县境空投救灾物资。之后，全县人民团结一致，相互支援，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958年6月29日至7月5日，全县普降大雨，冲毁水库13座，沂河河堤多处决口，成灾44889亩，绝产2435亩。12月11日，境内普降大雪，平地积雪盈尺。缺粮少衣者甚多，个别村庄甚至出现舍婴卖婴现象，冻饿而死者有七、八起之多（引自［1958］郯救字第3号）。是年疫病流行，流感、麻疹、痢疾、百日咳等蔓延全县，使县内灾民雪上加霜。为此，县成立“救灾办公室”和“防治流感办公室”，指挥全县搞好防病救灾。县委、县政府发出“勤俭持家、节约度荒”的号召，组织开展互借互济和生产自救。次年4月，首先清理库存粮食31234.5公斤，解决3842人生活困难；其次开展互借互济运动，灾民互借粮6493公斤，款4033元，菜6803.5公斤，柴草1077.5公斤，解决1073户、4211人的生活困难。同时发放救济款19.5万元，生活贷款47.657万元，花生预购资金15.3万元，全县粮食发证供应448社、3652户、167896人、473.5万公斤。组织19534人进行副业生产，收益11.5万元，使全县人民度过了生活最困难时期。
1961年5月9日，全县6个公社149个大队遭受风雹袭击，损失小麦250万公斤，春苗2万亩，大风刮毁房屋9024间，家具12600件，伤167人。6～7月间又降3次大暴雨，积水8万亩，倒塌房屋259间，冲毁水库3座、塘坝15处，造成缺粮户18985户、56316人。县政府拨出救济粮43.9万公斤、款1.2万元、棉毯79.5万条、衣服3万余件、棉布91万余尺，棉花1000公斤，修房25700户、87400间。
1963年4～5月，连阴31天，下雨26天。6月又干旱无雨。7月6日至8月5日，连阴雨27天，降暴雨12次。至8月15日，降雨710毫米，境内河流漫溢，农田上水46万亩，形成草荒62万亩。豆虫、玉米螟、稻包虫、钻心虫等虫害相继蔓延10余万亩，成灾41万亩，绝产16万亩，减产三成以上25万亩，小麦单产仅57公斤，全年减产粮食2090万公斤，民房倒塌35471间，砸死淹死14人，伤55人。因灾患病20000人以上，其中水肿病2695人。县政府及时组成121人医疗队，奔赴灾区为灾民治病防病。县区都成立了生产自救办公室，社队均建立生产自救领导小组，组织灾民开展生产自救。县生产自救办公室引导灾民抢种成熟期短、耐旱涝的荞麦、胡萝卜、大白菜等作物8万亩。同时大抓代食品，全县共收集干菜野菜36万斤，并组织150余人奔赴沂水、沂源、沂南以及省外收购各种代食品170万公斤，糖渣2.5万公斤。积极开展群众性互济互助运动，全县互借地瓜干51.095万公斤、菜41.365万公斤，当年除免征公粮1900万公斤外，还下拨统销粮785万公斤，临沂公署下拨救济款58万元，棉布15.14万公尺，棉花3万公斤，棉袄4700件，棉被400床，棉鞋900双，麻袋3600条，以工代赈得运输款68149元。
1964年春，全县87个大队遭受暴风骤雨和冰雹袭击，刮倒房屋3万余间，11万亩春田缺苗5.4万亩，重种2万亩，损失粮食60万公斤，有10人受伤。县政府下派5432名干部到灾区，帮助灾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1974年，先旱后涝，6月干旱无雨；7月雨日20天；8月12～13日降水279毫米，14日沂河流量10600立方米/秒，沭河流量（大官庄）4360立方米/秒，客水加内涝，受淹农田65万亩，成灾48万亩，绝产15万亩，倒塌房屋3万余间，淹死2人，伤28人。县政府拨出大批粮款救灾，并组织10万人抗洪抢险，驻郯部队悉数出动投入抢险救灾。
1984年7月25～26日，连降暴雨并伴有8级大风，华埠沂河左岸滑坡120米，裂庄、黄圈小水库亦造成滑坡。7月28日，大尚庄乡姚马村沭河渡口，发生一起违章超载沉船恶性事故，23人溺水死亡，地委副书记刘兴武亲临现场安排处理善后工作。
1989年6月10～15日，连降大雨，小麦霉烂，夏苗被淹。7月15日至8月24日，又无雨，出现人畜饮水困难，禾苗干枯，全县受灾面积84万亩，重灾58万亩，直接经济损失6000万元。8月25日，山东省副省长王乐泉、地委书记王渭田等赴郯慰问，指挥生产救灾。
第一节 救灾
郯城县自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间，境内共发生严重自然灾害28次，其中旱灾10次、涝灾17次、火灾1次。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旱，小麦黄萎绝产，地亩粮钱免十分之三，同时在县城东门口设粥锅一处，每日每人一碗稀粥，前来领粥者络绎不绝，有不少领粥者饿毙途中。许多灾民只好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民国时期（1912～1949年），县境自然灾害频繁，38年间，共发生大的自然灾害34起，其中涝灾20起、旱灾3起、冰雹灾10起、蝗虫灾1起。1929年（民国18年）夏，郯城遭受蝗灾。全县飞蝗蔽天，所到之处，禾苗皆无。郯城县公署在县城设粥厂2处，对灾民施粥救济。1941年，郯城县成立“山东省公署救灾委员会郯城支会”，负责郯城的救灾事宜。由于国民党政府规定“急赈限于老幼妇孺”，又只限于施粥，加之地方官员腐败，横征暴敛，致使每遭遇灾害发生，广大灾区人民惨罹浩劫，无以为家，被迫辗转流离。
1940年1月，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即把救济列为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组建以黄杰三为负责人的“郯城县优抚救灾委员会”。同年11月，又成立了由全县各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合组公平负担实施委员会”，选王厚甫、朱小三为副主任，并制定27条救灾条例。
建国后，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治山治水，加强对疫病和病虫害防治，全县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但有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仍频频发生。1949～1999年间，县境共发生自然灾害67次，其中旱灾12次、涝灾28次、风灾9次、雪灾1次、雨淞2次、蝗灾3次。每次灾后，县委、县政府均及时组建救灾机构，组织精干救灾队伍奔赴灾区，力求尽快恢复生产，保障人民生活。
1950年4月，红花河东各村降雹，小麦绝产。麦收前后，又干旱无雨，60万亩夏季作物无法播种。7月，又普降大暴雨，沂河决口。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人民打井挖渠，抗旱抢种，达到旱能浇，涝能排。全县共打井1896眼，修大口井250眼，挖排水沟3500余道，以沙换土改良土壤19775亩。
1951年夏季，高粱齐尺，谷苗二、三寸时，一日蝗虫从境西微山湖方向如乌云压顶般铺天盖地而来。入县境后，蝗虫分两路，一路在郯南归昌农场和狼湖村一带着陆；一路在郯北马站农场和周围村庄着陆。饥蝗如暴风骤雨般倾泻而下，未及一日南北两片3万多亩高粱、谷子全成光杆。灾情发生后，县政府组织1万余干部群众赶赴灾区，和当地群众一起，合力扑杀，将蝗虫驱于一处，然后火烧土埋，彻底歼灭。之后，免征3万亩公粮，并发放救济款18.7万元，救济粮43.3万公斤。
1957年7月，连续数日普降大雨，降雨量达352.6毫米。18～19日，平均降雨135毫米，最大降雨量262毫米，200毫米以上暴雨点7个，主要降雨历时30小时。山洪急下，径流急增，沂河连续出现了52次洪峰，李庄以下流量达7830立方米/秒，超过堤防标准。7月20日2点30分，重坊区倪楼村右岸，马头区高大寺左岸相继决口。倪楼决口底宽188米，上宽220米，水深6～7米。高大寺决口底宽70米，上宽80米。山洪如潮涌狂奔苏鲁数县，惊天地撼肺腑令人心碎。县内共淹没村庄34个，冲塌房屋7005间，淹地7万亩，水漫平地2～3米，冲走粮食30.5万公斤，柴草24万公斤，淹死3人，伤260人，淹死大牲畜54头，猪30头。灾情发生后，县政府组织22400人的抢险突击队，解放军驻郯某部全师出动，县委书记单永和任政委、副书记于湘任副政委、副县长李金生任指挥，指挥全县军民抗洪抢险，筑坝固堤。至25日，历时6天方将决口堵复。省长赵健民赶赴灾区慰问，人民解放军空军派直升飞机飞抵县境空投救灾物资。之后，全县人民团结一致，相互支援，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958年6月29日至7月5日，全县普降大雨，冲毁水库13座，沂河河堤多处决口，成灾44889亩，绝产2435亩。12月11日，境内普降大雪，平地积雪盈尺。缺粮少衣者甚多，个别村庄甚至出现舍婴卖婴现象，冻饿而死者有七、八起之多（引自［1958］郯救字第3号）。是年疫病流行，流感、麻疹、痢疾、百日咳等蔓延全县，使县内灾民雪上加霜。为此，县成立“救灾办公室”和“防治流感办公室”，指挥全县搞好防病救灾。县委、县政府发出“勤俭持家、节约度荒”的号召，组织开展互借互济和生产自救。次年4月，首先清理库存粮食31234.5公斤，解决3842人生活困难；其次开展互借互济运动，灾民互借粮6493公斤，款4033元，菜6803.5公斤，柴草1077.5公斤，解决1073户、4211人的生活困难。同时发放救济款19.5万元，生活贷款47.657万元，花生预购资金15.3万元，全县粮食发证供应448社、3652户、167896人、473.5万公斤。组织19534人进行副业生产，收益11.5万元，使全县人民度过了生活最困难时期。
1961年5月9日，全县6个公社149个大队遭受风雹袭击，损失小麦250万公斤，春苗2万亩，大风刮毁房屋9024间，家具12600件，伤167人。6～7月间又降3次大暴雨，积水8万亩，倒塌房屋259间，冲毁水库3座、塘坝15处，造成缺粮户18985户、56316人。县政府拨出救济粮43.9万公斤、款1.2万元、棉毯79.5万条、衣服3万余件、棉布91万余尺，棉花1000公斤，修房25700户、87400间。
1963年4～5月，连阴31天，下雨26天。6月又干旱无雨。7月6日至8月5日，连阴雨27天，降暴雨12次。至8月15日，降雨710毫米，境内河流漫溢，农田上水46万亩，形成草荒62万亩。豆虫、玉米螟、稻包虫、钻心虫等虫害相继蔓延10余万亩，成灾41万亩，绝产16万亩，减产三成以上25万亩，小麦单产仅57公斤，全年减产粮食2090万公斤，民房倒塌35471间，砸死淹死14人，伤55人。因灾患病20000人以上，其中水肿病2695人。县政府及时组成121人医疗队，奔赴灾区为灾民治病防病。县区都成立了生产自救办公室，社队均建立生产自救领导小组，组织灾民开展生产自救。县生产自救办公室引导灾民抢种成熟期短、耐旱涝的荞麦、胡萝卜、大白菜等作物8万亩。同时大抓代食品，全县共收集干菜野菜36万斤，并组织150余人奔赴沂水、沂源、沂南以及省外收购各种代食品170万公斤，糖渣2.5万公斤。积极开展群众性互济互助运动，全县互借地瓜干51.095万公斤、菜41.365万公斤，当年除免征公粮1900万公斤外，还下拨统销粮785万公斤，临沂公署下拨救济款58万元，棉布15.14万公尺，棉花3万公斤，棉袄4700件，棉被400床，棉鞋900双，麻袋3600条，以工代赈得运输款68149元。
1964年春，全县87个大队遭受暴风骤雨和冰雹袭击，刮倒房屋3万余间，11万亩春田缺苗5.4万亩，重种2万亩，损失粮食60万公斤，有10人受伤。县政府下派5432名干部到灾区，帮助灾民恢复和发展生产。
1974年，先旱后涝，6月干旱无雨；7月雨日20天；8月12～13日降水279毫米，14日沂河流量10600立方米/秒，沭河流量（大官庄）4360立方米/秒，客水加内涝，受淹农田65万亩，成灾48万亩，绝产15万亩，倒塌房屋3万余间，淹死2人，伤28人。县政府拨出大批粮款救灾，并组织10万人抗洪抢险，驻郯部队悉数出动投入抢险救灾。
1984年7月25～26日，连降暴雨并伴有8级大风，华埠沂河左岸滑坡120米，裂庄、黄圈小水库亦造成滑坡。7月28日，大尚庄乡姚马村沭河渡口，发生一起违章超载沉船恶性事故，23人溺水死亡，地委副书记刘兴武亲临现场安排处理善后工作。
1989年6月10～15日，连降大雨，小麦霉烂，夏苗被淹。7月15日至8月24日，又无雨，出现人畜饮水困难，禾苗干枯，全县受灾面积84万亩，重灾58万亩，直接经济损失6000万元。8月25日，山东省副省长王乐泉、地委书记王渭田等赴郯慰问，指挥生产救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