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协会 1928～1930年间，在刘之言等创建中共鲁南第一支部的同时，就在马头镇周围农村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供以团结农村进步力量。之后，农会组织向全县发展。1932年春，为扩大党的影响和借以发动群众。中共涝沟区委组建“短工会”。其主要成员为贫雇农和农村无产者。中共党员张鲁峰任会长。
涝沟短工会成立后，写出布告，张贴标语，积极从事发动群众工作。不久，郯东南高峰头村在该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亦成立村短工会，中共党员侯品增任会长，并刻制“高峰头短工会”公章一枚，利用农忙地主雇工之机，由短工会统一制定割麦、锄地等农活用工日价。
1933年，“苍山暴动”失败后，郯城县农会活动进入低潮。会员有的远走他乡参加革命或隐蔽藏身，有的则留在本地秘密活动以等待革命高潮来临。
抗日战争爆发后，县内农民运动又复活跃，农会组织日趋发展。1939年2月中共临郯县委成立后，重视农民运动。下设农救会，赵广俭任会长。此后，特别是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入郯马地区后，至1941年10月，郯城县农会组织进入全面大发展的黄金时代。此间，县、区、村农会组织普遍建立。在中共郯马工委等党组织领导下，农救会着重组织发动贫雇农，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以及反“扫荡”等工作。
1941年10月10日，日军调集1万多人，对临郯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双十大扫荡”。之后，县境大部伪化，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农民运动亦转入低潮。农会组织由公开转向地下。
1943年1月，一一五师攻克郯城，中共郯城县委成立后，农民运动又复高涨。之后，直至抗战胜利，农会组织处于发展兴盛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展农民运动被列为当务之急和重要大事，中共郯城县委集中精力抓此工作。先发动7万农民反奸诉苦，对保卫抗战胜利成果和稳定人民革命政权均有重大意义；后鉴于农民迫切要求土地，又在全县范围内发动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特别是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县内土改工作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更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时全县806个自然村中，有751村开展此运动。共没收523户大地主的129000亩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通过反奸诉苦、土地改革等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会组织亦因此得到巩固与发展。全县农民参军积极性空前高涨。1948年8月，宿北战役中，全县支前民工13000多人，粮食150多万公斤，担架6000多副。同年12月鲁南战役，为保证华东野战军过沂河2000多民工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仅用3天时间即架起一座可通行坦克、重炮的大木桥，受到陈毅将军的表扬。淮海战役期间，全县农民竭尽全力支前。仅民工即有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几乎家家都有支前者。全县支前粮食300万公斤、担架1万余副、大车1千多辆。在解放战争期间，全县牺牲的人数没有具体数字，但抚恤烈士家属即有2000余人，而同期参军的农民要达万人以上。
1947年2月1日，国民党七十四师占领郯城。之后，全县农民运动复入低潮，农会组织又转入地下。国民党军占领后，勾结地主、还乡团等对解放区农会干部群众进行疯狂报复。全县被杀、活埋达2000多人，其中党员村干部、土改和农会积极分子即达1400人以上。
1948年11月，县境解放，农会组织复转公开。至建国，此间主要任务仍是发动群众支前参军、土地改革。
贫下中农协会 1963年县委结合社教运动，在马头、城关、大卜等区建立了贫协组织。1965年3月，郯城县贫下中农协会筹备成立，到会委员34人。自此，全县12个区成立了贫协工委，配备了12名专职干部、103个公社、817个大队均成立了贫协筹委会或代表小组，4273个生产队亦成立了贫协组织。此间，贫协主要是按照“贫协条例”二十三条的规定，协助党组织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同资本主义、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协助和监督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办好集体经济；对贫农、下中农及其他农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到1966年8月共发展新会员92904人，成立生产大队贫协447个。
1975年7月郯城县召开了第二次贫协代表会议，到会委员1094名。此间，“贫协”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配合“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三管一教”（即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商店、合作医疗、教育城市回乡知识青年）等活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联户承包责任制，贫协组织随之解体。
第六节 农民团体
农民协会 1928～1930年间，在刘之言等创建中共鲁南第一支部的同时，就在马头镇周围农村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供以团结农村进步力量。之后，农会组织向全县发展。1932年春，为扩大党的影响和借以发动群众。中共涝沟区委组建“短工会”。其主要成员为贫雇农和农村无产者。中共党员张鲁峰任会长。
涝沟短工会成立后，写出布告，张贴标语，积极从事发动群众工作。不久，郯东南高峰头村在该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亦成立村短工会，中共党员侯品增任会长，并刻制“高峰头短工会”公章一枚，利用农忙地主雇工之机，由短工会统一制定割麦、锄地等农活用工日价。
1933年，“苍山暴动”失败后，郯城县农会活动进入低潮。会员有的远走他乡参加革命或隐蔽藏身，有的则留在本地秘密活动以等待革命高潮来临。
抗日战争爆发后，县内农民运动又复活跃，农会组织日趋发展。1939年2月中共临郯县委成立后，重视农民运动。下设农救会，赵广俭任会长。此后，特别是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入郯马地区后，至1941年10月，郯城县农会组织进入全面大发展的黄金时代。此间，县、区、村农会组织普遍建立。在中共郯马工委等党组织领导下，农救会着重组织发动贫雇农，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以及反“扫荡”等工作。
1941年10月10日，日军调集1万多人，对临郯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双十大扫荡”。之后，县境大部伪化，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农民运动亦转入低潮。农会组织由公开转向地下。
1943年1月，一一五师攻克郯城，中共郯城县委成立后，农民运动又复高涨。之后，直至抗战胜利，农会组织处于发展兴盛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后，开展农民运动被列为当务之急和重要大事，中共郯城县委集中精力抓此工作。先发动7万农民反奸诉苦，对保卫抗战胜利成果和稳定人民革命政权均有重大意义；后鉴于农民迫切要求土地，又在全县范围内发动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特别是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县内土改工作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更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时全县806个自然村中，有751村开展此运动。共没收523户大地主的129000亩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通过反奸诉苦、土地改革等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会组织亦因此得到巩固与发展。全县农民参军积极性空前高涨。1948年8月，宿北战役中，全县支前民工13000多人，粮食150多万公斤，担架6000多副。同年12月鲁南战役，为保证华东野战军过沂河2000多民工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仅用3天时间即架起一座可通行坦克、重炮的大木桥，受到陈毅将军的表扬。淮海战役期间，全县农民竭尽全力支前。仅民工即有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几乎家家都有支前者。全县支前粮食300万公斤、担架1万余副、大车1千多辆。在解放战争期间，全县牺牲的人数没有具体数字，但抚恤烈士家属即有2000余人，而同期参军的农民要达万人以上。
1947年2月1日，国民党七十四师占领郯城。之后，全县农民运动复入低潮，农会组织又转入地下。国民党军占领后，勾结地主、还乡团等对解放区农会干部群众进行疯狂报复。全县被杀、活埋达2000多人，其中党员村干部、土改和农会积极分子即达1400人以上。
1948年11月，县境解放，农会组织复转公开。至建国，此间主要任务仍是发动群众支前参军、土地改革。
贫下中农协会 1963年县委结合社教运动，在马头、城关、大卜等区建立了贫协组织。1965年3月，郯城县贫下中农协会筹备成立，到会委员34人。自此，全县12个区成立了贫协工委，配备了12名专职干部、103个公社、817个大队均成立了贫协筹委会或代表小组，4273个生产队亦成立了贫协组织。此间，贫协主要是按照“贫协条例”二十三条的规定，协助党组织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同资本主义、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协助和监督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办好集体经济；对贫农、下中农及其他农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到1966年8月共发展新会员92904人，成立生产大队贫协447个。
1975年7月郯城县召开了第二次贫协代表会议，到会委员1094名。此间，“贫协”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配合“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三管一教”（即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商店、合作医疗、教育城市回乡知识青年）等活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联户承包责任制，贫协组织随之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