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方党史概述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马头镇爱国青年学生，联合该镇工商业者，为声援北京学生运动，举行罢课、罢市、游行示威，并查封烧毁日货。此为马克思主义在境内传播与日后党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下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 县境为鲁南党组织的发祥地之一。1923年，马头镇人刘之言在私立求是小学校长于霭辰资助下，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次年，经庄龙甲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该校第一届党支部委员。1926年，临沂人孙镇国考入省立一师农科班，刘很快与其结识，并介绍其入党。二人编入一个党小组，积极从事党的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济南形势险恶，刘中断学业，受党委托与孙一起返回家乡开展工作。
1928年3月，受于霭辰之聘，刘到求是小学任教。同年6月，蒋介石“北伐军”来到郯马，求是小学被占为营房，学校被迫停课，刘之言离开家乡，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未遇，又返回求是小学。之后，他以学校为依托，以教学为掩护，本着“共产党员要在斗争中找组织”之原则，秘密进行党的活动。8月，刘之言在求是小学组织“读书会”，入会者均为马头镇及附近小学教师。刘经常向“读书会”成员介绍左翼作家作品，如《呐喊》、《热风》、《煤油》和《唯物史观》等。同时又主持成立“小学教员联合会”，吸收小学教师徐敬石、张云飞、凌云志和北哨小学校长朱次彭等60余人参加。此外，刘还在校外组织“农民协会”，借以团结农村进步力量。
1929年春，孙镇国从临沂受聘到郯城县第一小学任教，并很快与刘之言取得联系。同年秋，宋幼准调任马头三小校长。由于马头三小教师薪水较低，引起三小师生员工极大不满。刘决定以此机会发动师生罢课，并到县教育局请愿。后经县长处理，允为每位教员每月加薪5元而告终。通过该次罢课，刘之言在教师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并发展刘谐和入党。同时，刘之言又通过于霭辰关系，把孙镇国聘到马头三小任教。
1929年秋，孙镇国到马头后，刘之言即在三小成立中共马头三小支部，刘之言任书记，刘谐和任副书记，孙镇国为委员。
发展党员，扩充组织，为此间支部建立后主要工作。时本区建党主线有四：（1）在马头三小和郯城一小、师范讲习所发展；（2）向郯四区长城、四哨一带发展，1931年秋，刘之言主持成立中共四哨区委；（3）孙镇国利用回原籍机会与1930年夏考入临沂五中的学生刘盛华一起在临沂发展，建立临沂五中、临沂三乡师党支部；（4）刘谐和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赴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在该所建立党组织；1932年8月，刘又赴临沂板泉崖小学任教，建立中共板泉崖支部。上四处发展党员和建立组织，统归马头三小支部领导，故三小支部后又被称为“鲁南第一支部”。此间，先后发展三小校长宋幼准、教师马叙卿、学生刘盛华、张慧一（女）、柏静贞（女）等和校外朱次彭、危益民、刘文漪、宋慎之等入党。1930年夏，刘盛华考入临沂五中后，根据支部指示，于1931年春建立五中党支部，同时成立中共四哨区委（又称郯四区区委），先后建立起长城、四哨乡、磨山乡和褚（墩）桥（头）乡党支部。为传播革命思想、团结进步力量，鲁南第一支部组织起“读书会”、“纳凉会”、“围炉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并创办《农民》、《开会方法》、《红色鲁南》、《共产主义浅说》等刊物，翻印《从一个人看新世界》等材料。同时，为强化组织领导，注意与上级党委和下级组织的联系。
在马头三小党支部积极活动的同时，党还有一条线在郯西南地区秘密活动，即1930年10月，中共苏鲁边徐海蚌特委鲁南特派员唐东华在邳县孟家楼孟若梦家中建立掩护点，沿沂河两岸向郯马一带开辟工作。1931年，在郯三区涝沟村建立中共涝沟区委；次年春，又在马头镇建立马头中心区委。193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郯马地区出现了两个署名不同的共产党宣传品，唐、刘双方深感惊异，于是各自进行秘密调查。后唐得知是三小教师刘之言的进步活动，主动会见刘之言，遂接通关系。刘表示接受特派员领导。唐不仅承认刘所发展之党组织，且帮助刘正式组建中共郯城县委，指定刘之言任书记，孙镇国、马叙卿任委员，辖马头、涝沟、四哨、城关4个区委。
县委建立后，在马头三小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唐东华传达了徐海蚌特委指示，指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就是迅速组织武装暴动，发动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围剿”。会议分析郯马地区形势，决定以四哨为中心，组织“郯马暴动”。刘之言和县委的一系列活动，引起国民党县党部警惕。特别是组织学生闹学潮，为举行暴动砍倒电话线杆，更引起国民党县党部对马头三小的仇视。他们先后捕去校长宋幼准、刘之言胞妹刘念喜和王居濯、侯品增、胡庆余、焦矗山、孙镇国和胡维鲁等同志，唐东华亦在重坊被捕。“郯马暴动”计划落空，郯城县委遭受重大损失。在此情况下，刘之言、马叙卿等人被迫离开马头，转移至郯西北地区活动。
1932年8月，刘之言以经商为掩护，在临郯边界地区开展工作，并在西大埠村建立掩护点。刘化名“张新铭”，自称“张三”，白天卖酒，晚上办夜校、印传单。此间，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宋鸣时已在杨官庄、小屯一带建立中共小屯特别支部，刘与宋接通关系，宋将特支交与刘领导。至此，中共郯城县委将临、郯、费、峄和莒、邳部分地区各级党组织全部统一。9月，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刘之言召开县委会议，决定将中共郯城县委改称临（沂）郯（城）县委，隶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并充实赵叙五、郭云舫、田英为县委委员。
1933年春，临郯县委活动范围已发展至临、郯、费、峄四县全境和莒、邳二县局部地区。成为该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据《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所载：1932年10月2日，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为领导上便利起见，已开始成立下列中心县委：临郯县委，管理郯城、临沂、峄县……”。有党员350人，辖4个区委、31个支部和110多个党小组。其间，刘之言、马叙卿、刘谐和召开县委会议，决定再次举行暴动，时间定为7月10日。暴动地点选择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苍山一带，该地系郯城县伸入临沂县境之“插花地”，历为贫穷多难之区，革命基础亦较好。暴动队伍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郭云舫任司令员，刘之言任政委。郯马一带沂武河区张鲁峰、徐腾蛟根据县委部署，在临峄公路以南组建4个暴动大队，与苍山地区暴动策应行动。
5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来鲁南检查工作，在尚岩小学会见刘之言，同意县委暴动计划。
7月2日，因走漏消息，暴动在郯三区赵楼村先期发动，凌云志、张鲁峰等在暴动中牺牲。4日，刘之言得闻赵楼先期举事消息后，在小岭立即召开县委紧急会议，决定将暴动日期由7月10日提前为6日。
1933年7月6日，刘之言、郭云舫在苍山大圩子集合300余人，夺取地主枪支，镇压恶霸地主刘三父子，成立苏维埃政权。但因仓促应变，人力物力均不凑手，各处力量未能迅速集合，使暴动力量减弱。敌众我寡悬殊，暴动再告失败。刘之言、郭云舫壮烈牺牲。
“苍山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的大搜查、大逮捕、大屠杀政策，该区先后有50余名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遭杀害。同年8月18日，唐东华、孙镇国、孙镇东等9人在济南泺口遇难，被誉为“泺口九君子”。
“苍山暴动”失败后，中共临郯县委及所属组织遭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转入低潮，但亦有少数未暴露的中共党员仍在坚持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9年冬，县内迅速兴起民众爱国运动，各级党组织在抗日救亡中重新建立并发展。此间，有三条线在域内建党：（1）郭子化领导的苏鲁豫皖特委进入抱犊崮山区后，向临郯地区开辟工作；（2）东北军51军从西安东进抗日，1937年6月到达临郯，中共51军地下工委随军到达；（3）中共山东省委1937年底派李仲林到临郯，建立中共临沂特别支部。其间，党所恢复的主要对象是参加“苍山暴动”的老党员。
在此之前，临郯地区老党员早已开始活动。他们首先在郯四区宋庄建立“抗日民族解放促进委员会”，随后又建成以宋庄为中心的抗日联络网。与此同时，临沂涑河乡共产党员董少白，从延安抗大返回家乡后，在当地建立“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4月，日军侵入县境，国民党军弃城南逃。但因台儿庄战役胜利及日军重点向南进攻，敌在郯设防三月后又退守临沂，局势一度相对稳定，临郯党组织用此时机，积极展开工作。中共临沂特别支部书记韩去非与董少白取得联系，并将沈林甫、朱次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促进委员会”与董少白建立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为“第五战区临郯青年救国团”，公开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至5月，又宣告成立临郯青年救国团总团，下设40多个分团，丁梦孙为主要负责人。同时，苏鲁豫皖特委决定，以韩去非、丁梦孙、郑仃云、朱次彭、王以仁5人为主，组成中共临郯县委，韩为书记。县委成立后，即着手恢复组织。首先以苍山暴动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党员为基础组建马头、老屯、北哨、芦汪子等14个党支部。6月，临郯县委改组，刘剑任书记，韩去非、朱次彭等6人任委员，下设组织、宣传、军事、青年4部。此时，县委主要工作仍是恢复整顿基层组织，训练干部，发展武装，广泛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工作，又恢复建立6个党支部。
1938年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派红军干部石世良到县委任军事部长，后以石为首成立“临郯青年抗日义勇大队”。该抗日武装以早期共产党员陈信亭之武装为基础，很快发展到数百人。8月，县委在郯西北兰山举行起义，成立“八路军临郯独立团”，薛浩任团长，唐涛、韩去非先后任政委。境内抗日武装已具规模。
9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将中共临郯县委改组扩建为临郯中心县委，领导临沂县委、临郯县委原辖区域和峄县县委、临郯费峄边联县委工作，并负责开辟东海、沭阳、赣榆等地区。刘剑仍任书记，韩去非任组织部长，周楠任宣传部长，丁梦孙任青年部长，朱道南任统战部长，杨士法任民运部长，石世良任军事部长。
中心县委成立后，在继续抓培训干部、组织武装的同时，积极发展党员和进行组织整顿。县委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建立分区委，由以前县委直接领导支部，改为领导分区委。此间，新建分区委有层山、长城、道桥和庄坞4处，并组建马头镇、马家石河特支。
1939年2月，中共鲁南特委成立，刘剑调任特委组织部长。同时，临郯中心县委撤销，恢复中共临郯县委，王永福任书记，王子通、刘子见、丁梦孙、赵永萼、许峰分任组织、宣传、统战、军事、青年部长，朱安甫任职工会长，赵广俭任农救会长，何毅任妇女会长。县委领导庄坞、道桥、长城、沂东、兰陵5个分区和马头镇特支。
1939年10月至1941年10月，为郯城县党组织发展兴盛时期。
1939年8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入鲁之后，10月即派主力一部进入县境。在攻克李家庄日军据点后，11月解放马头镇。同时，一一五师苏鲁支队4大队在大队长梁兴初率领下，亦进入郯马。
1940年1月26日，八路军一一五师攻克郯城。同月，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马头镇成立，翟新亚任县长。此为郯城县首届民主政府。亦为共产党在鲁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县级政权之一。同时，为开辟抗日根据地，还建立郯东北第一办事处（即临沭县人民政府前身），王卓仁任主任；成立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即动委会），高赞非任主任；成立县参议会，颜赞臣任参议长。
3月，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中共鲁南四地委决定撤销郯城县委，成立中共郯马工作委员会（简称郯马工委，即县委），崔光润任书记。工委沿用当时县行政区划，在郯一、二、三区建立分区委，共有党员930余人。
工委和县政府建立后，县境所属各区乡亦均设立民主政权机构，同时各抗日民众团体亦相继建立。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此为全县抗日工作大发展时期，亦为中共郯城地方组织建设发展的兴旺时期，郯城一度成为鲁南抗日根据地中心，故被称之曰“郯马的黄金时代”。期间，罗荣桓、陈光和赵啰等曾到马头镇检查指导工作，中共鲁南区党委、鲁南三地委、四地委和鲁南专署、鲁南一行署也辗转相继驻扎境内。7月，陶有亮调任郯马工委书记。
1941年冬至1943年初，郯城县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时期，党的工作亦进入艰难岁月。其间，党的中心任务是扭转抗日战争的严重困难局面。郯马一带抗日工作大发展，成为日军心腹之患。1940年10月，日军集中大批兵力，分三路从新安镇、大埠、重坊向郯马地区进行“铁壁合围”、“拉网大扫荡”。由于八路军一一五师驻郯马部队撤出和地方武装编入教五旅南下，郯马地区再度被敌占领。敌在县城、马头以及周围十余村镇遍设据点，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为坚持长期抗战，县、区党组织转移到马陵山和沂沭河两岸，与敌展开游击战争。
1941年2月，中共鲁南三地委决定撤销郯马工委，县抗日民主政府亦同时撤销。“双十大扫荡”后，临郯平原地区全部伪化，中共鲁南区党委和郯、邳等县党组织被压缩到郯东北泉源头一带马陵山周围狭小地区，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间，县委机构一度中断，但其领导成员仍散开分别组织小型游击队，党的工作仍一刻未停。
在郯西北、临沂县和江苏邳县接壤地区，成立中共临邳工委，原郯马工委陶有亮任书记；至1942年4月，临邳工委改建成临邳县委，孙哲南任书记；同年8月，又撤销临邳县委，成立临郯邳中心县委，孙仍任书记，直至11月中共沂河地委成立，中心县委同时撤销。
在郯东北地区，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1942年3月，中共滨海地委成立，县境沂河以东归其领导。同时，为开辟郯马工作，滨海地委决定成立中共马陵工委，王子通任书记。同时，设立马陵办事处，傅伯达任主任。还建立地方抗日武装马陵大队，傅兼任大队长，王兼任政委。4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路经泉源头。
1943年1月至抗日战争结束，为郯城县党组织的胜利发展阶段。其标志是1943年1月的“郯城大捷”。之后，战场形势好转，县内根据地恢复发展并逐步进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阶段。
1943年1月，为制止敌人“蚕食”和策应冀鲁边区反“扫荡”作战，八路军一一五师再次攻克郯城。后又乘胜攻克马头镇、小马头、高峰头、归义、榆林等城周围18处敌伪据点，计歼灭敌伪1000余人，是为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郯城大捷”。大捷后，中共马陵工委改称中共郯城县委，王子通、董方明先后任书记；马陵办事处改称郯城县人民政府，傅伯达任县长；马陵大队改称郯城县大队，傅伯达兼任大队长，董方明兼政委。1944年2月，县大队扩编为独立营，王义富任营长，董方明兼政委。8月，又扩大为独立团，傅伯达兼团长，申子文任政委。至1945年初，县内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泉源、挂剑、徐桃和郯一、二、三共6个区，全县党组织相应分为6个区委、27个党支部、70个党小组，有党员329人。
1945年6月22日，为打通鲁南地区与滨海南部联系，孤立临沂之敌，配合胶济铁路东段八路军攻势，鲁南军区五团配合滨海区四团及二军分区独立二团、郯城独立营共8000余人，对盘踞在郯南王海子一带之顽匪国民党挺进第十七纵队梁钟亭部发起攻势。7月12日，讨梁战役胜利，生擒化装逃窜之匪首梁钟亭，攻克王海子据点，歼灭敌顽500余人。随后，马头镇敌据点亦告克复，全歼日军1个小队，伪军500余人。20日乘胜紧缩包围郯城，并展开强大政治攻势。23日，敌弃城逃窜，八路军第三次解放郯城。至此，县全境解放，县委已辖泉源、挂剑、沭河、徐桃和郯一、二、三、四、五、六共10个区委，马头、城关2个镇委，共有党员1373人。
解放战争时期 日本投降至1947年初，为郯城县抗日战争转入解放战争之过渡时期。郯城县党组织按照上级指示精神，一手拿枪，一手种田，发展生产，巩固和保卫解放区。为支持东北人民解放事业，县委派出大批干部和地方武装，于1945年9月即随罗荣桓去东北工作。之后，县委抽调积极分子500多人，由副书记杨荣杰、宣传部长陈岩生带领，在新解放区和边缘区发动7万多人开展反奸诉苦运动；在根据地，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使93%以上的村庄完成土地改革运动。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参军运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之后，土改工作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全县共没收清算523户大地主的12.9万亩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土改运动和反奸诉苦运动的开展，激发起广大农民保家保田、支前参战的热潮。值新四军主力从江苏北移山东集结境内，12月中旬，宿北战役开始，全县一次参军即达5000多人，并贡献支前粮食300万斤，民工1.3万人，担架6000多副。战役后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与粟裕、谭震林所率华中野战军在褚墩镇碑住村会合，并在此驻扎指挥了著名的鲁南战役。是役中，郯城人民又踊跃支前。为保证大军通过沂河，两千民工在朔风咆哮的隆冬季节，仅用3天时间即在沂河上架起一座近千米长的大木桥，得到陈毅表扬。
1947年1月下旬，为统一和加强华东全军指挥，新四军、山东军区、华中军区遵中央军委之令撤销番号，在碑住村合编成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此间，郯城县在参军参战、配合主力部队迎击国民党武装进攻的同时，县委领导进行了摧毁伪政权、建立人民政府、恢复发展教育，开展工商贸易、发放救济物资、培训领导干部等工作，通过举办县学、训练班等形式，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发展壮大了党组织。
1946年冬至1948年秋，为郯城县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阶段。其间，以1947年1月国民党25万大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为标志，县内党的工作围绕如何粉碎国民党进攻而展开。
1947年1月鲁南战役后，境内军民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指示，主动撤离县城向郯北、郯东北山区转移。2月6日，国民党七十四师占领郯城。
国民党军占领郯城解放区后，地主、还乡团和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对解放区干部、群众进行疯狂报复。1947～1948年间，全县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杀、活埋达2200人以上，其中党员、村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即有1400多人。
县委、县政府撤离县城移至马陵山区后，为加强对敌斗争，县委建立武装总指挥部，县长傅伯达任总指挥，熊飞任副总指挥，县委书记张振华任政委。县委和总指挥部下辖郯北、郯南两个工委和两个指挥部。郯北工委书记杨荣杰，指挥李振洲；郯南工委书记李鸿儒，指挥王佑振。在与敌斗争中，郯一区区委书记李若愚、徐桃区区委书记甄兆智、城关镇镇委书记万维同壮烈牺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县委领导全县军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与敌展开游击战、地雷战等多种形式战斗，完成了钳制敌军的艰巨任务，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正面作战。
1948年10月10日，临沂国民党守军王洪九带领残部弃城南逃至郯城。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滨海军区一、二、三团配合鲁南军区十七、十九团，在解放马头后，合力进攻郯城。经两天一夜激战，全歼王洪九部2000余人。8日，郯城第四次解放。
县境解放后，县委、县政府除继续做好支前工作外，还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包括县委书记张振华、县长傅伯达、魏瑗（魏在接任傅伯达县长职务后3天即南下，1951年在浙江黄岩剿匪时牺牲）在内的100余名干部南下，支援江南新区工作。南下后，县委书记由高凤林接任，县长由庞宗义接任。这时，全县党委有10区1镇，党员总数2639人。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郯城的党组织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压境，郯城县作为山东南大门，既是首先被占领又是最后获解放。全县人民在与境内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摧垮农村封建势力的同时，又抽出大量人力、物力、支援苏中、鲁南、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仅淮海一战，全县支前民工即达6万余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全县几乎家家都有支前者。同时，贡献支前粮食600万斤、担架1万副、大车千余辆。另有1500余名民工既参战又配合部队押解俘虏。全部解放战争期间，县内牺牲人数已难以精确统计，仅抚恤烈士家属即有2000多人。
建国后十七年 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组织完全公开化，并逐步健全。建国初，县委隶属滨海地委。1950年4月，滨海地委撤销，建立中共临沂地委。县委隶属临沂地委。此间，高凤林、徐迅、刘维理、董观涛、汲子玉、单永和、薛亭相继任县委书记。1958年6月，县委设立书记处，薛亭任县委第一书记；1959年7月，刘继先任县委第一书记；1961年4月，于湘继任此职。至次年11月，书记处撤销，于湘任县委书记。到1965年底，全县设12区委，共有党员9221人。
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发生前的十七年，全县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地委指示，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入有计划、按比例地较高速度发展。此间，全县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不畏艰难，战天斗地。特别是兴修水利和改造涝洼，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举甩掉十年九灾、洪涝压境的低产县帽子，多次受省、地委表彰。1960年，又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使各项事业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不断得到发展。但由于以上工作都是在无先例可循的摸索中前进，亦几次出现失误，党的组织也经历了相应的曲折发展过程。其中最严重的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前者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而造成了不幸后果，后者则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反成“欲速则不达”之结局。1959年及其后反“右”倾、“拔白旗”，也伤害了一些干部。1963年冬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因把不同性质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特别是1965年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论点后，使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处分和打击，影响了正常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郯城县和全国一样，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其间，党的各级组织和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遭建国以来最严重挫折和损失。运动先从县属几所中等学校开始，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破四旧立四新”，发展到造反派立山头、拉队伍，成立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继而“踢开党委闹革命”，“罢官”之风愈演愈烈，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各级党的组织全部瘫痪。至1966年底，广大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全县一片混乱。
1967年2月，全县上至县委，下至支部，各级党政组织均被造反派夺权。1968年2月，成立了由军代表、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所谓“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统揽全县党政财文大权，完全将“文化大革命”前之县委、县人委取代。同时，在全县开展所谓“反逆流、反复辟、反复旧”运动，造反派利用手中所掌权力，大搞打、砸、抢、抓、抄，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制造了数起骇人听闻的武斗事件。一度成为有名的“文化大革命”重灾县。
1969年11月，县革命委员会进行“补台”；次年2月，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吴海熙任组长，于湘任副组长。此后，所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亦相继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的组织生活开始恢复，党的各项工作始得开展。
1971年8月，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出新一届郯城县委，吴海熙任书记。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同时撤销。县委建立后，全县形势有所稳定，各级党组织亦逐步恢复并开展工作。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县委按照中央指示，在全县开展批林整风、批判无政府主义运动，解放安排一批老干部，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10月，于湘复任县委书记。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县内再次形成“山头”，干部群众分裂对立，各级党组织再受冲击，形势又出现混乱。直至次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的指示，使县内政治、经济形势趋于好转。7月，于湘调走，于松云任县委书记。
1976年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波及境内，全县始告稳定的形势又出现动荡。直至本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县内形势才发生根本变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县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揭批“四人帮”，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拨乱反正。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全面完成拨乱反正任务。1980年9月，县第五次党代会后，县委根据中央指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试点成功基础上，全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起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1984年2月，县级机构进行改革，张敬涛任县委书记。5月，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关于各级领导班子要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对乡镇和县直各部门领导班子作了较大调整，一批年富力强、有知识、有能力的干部走向领导岗位，使各级领导机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有较大提高。同时，一批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予以妥善安置。
1985年5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在全县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进行整党。通过整党，基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余毒及派性造成的影响，达到党内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要求。但因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及思想发动，一些单位存有“走过场”等缺陷，使整党质量有所降低。此间，在经济工作中，县委在重点抓好县办工业企业的同时，特别注意抓乡镇工业发展，制定相应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下乡镇、下农村，使全县经济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好形势。1985年9月，地委扶贫工作队来县，县委亦组织扶贫工作组，共同深入部分乡镇贫困村，帮助农民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取得明显效果。
1987年2月，县委领导班子调整，张传林任书记。8月，中共郯城县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张传林当选为县委书记。县委在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和大力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对社会不正之风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研究，以解决县产化肥分配供应、狠刹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及请客送礼等歪风邪气为突破口，扎扎实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在县内初步形成廉洁从政的良好风气，得到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好评，亦得到中央和省、地委的肯定与表扬。
1989年，县委提出了郯城县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强化农业这个基础，突出工业这个重点，搞好商品流通这个关键，实现种、养、加三个突破”。同年5～6月份，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暴乱，维护了全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90年4月，中共郯城县第八次党代会召开，张传林再次当选为县委书记。1991年3月张传林离职，蔺景何接任县委书记。
1992年，按照省、地统一部署和要求，全县开始县乡机构改革和推行公务员制度工作。是年9月19日，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郯城银杏节和“齐魏马陵之战研讨会”。
1993年1月，蔺景何离职，孙炳贤接任县委书记。12月，完成县乡机构改革。县委原有副科级以上党群机构15个，撤销、合并8个；县级党政群机关人员由941人减少到674人；乡镇党政群机关人员由951人减少到768人。
1994年12月，临沂地区撤销，设立地级市，中共临沂地委改称中共临沂市委，县委隶属临沂市委。1995年5月，中共郯城县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孙炳贤当选为县委书记。是年，县委提出了“九龙腾飞，八虎争雄，三强一大，外向突破，全面振兴”的二十字工作思路。在具体工作中，即培植九大农业支柱产业，壮大八大骨干工业企业，建设强乡镇、强村街、强企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外向型经济实现突破。
1996年9月至1997年上半年，全县初步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全县县乡确定为首批参加国家公务员制度过渡的1402人，经过模拟考试，民主评议和工作考核，全部达到合格标准。其中过渡为国家公务员的858人，过渡为机关工作者的544人。
1997年，县委实施了以壮大重点骨干企业，培植乡镇支柱产业，发展膨胀专业村户，加快全县共同富裕为内涵的富民、富乡、富县“三富工程”。1997年12月，孙炳贤离职，姜和良接任县委书记。
1998年3月，中共郯城县第十次党代会召开，姜和良当选为县委书记。1999年7月，姜和良离职，刘彦祥接任县委书记。是年，根据上级部署，全县开展了对“法轮功”练习者的教育工作，使全县419名练习者先后脱离这一邪教组织。
为加强全县农村工作，县委分别于1989～1994年选派6批工作组，计1480人次，进驻全县165个村，进行总结经验和帮助工作。1995、1996、1998年连续三次，分别选派35名、25名、26名年轻干部，到86个软弱、瘫痪的后进村任党支部书记，为改变这些村的落后面貌，起到了较好作用。1998、1999两年，又派出两批工作人员，计584人次，进驻194个落后村帮助工作，绝大多数村改变了落后状况，有些村一跃成为先进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