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郯城县市场大部为地方势力把持。有固定店铺门面的集镇，由商会或其它联合组织负责管理；无店铺的零碎摊贩，政府亦不派专人看管，而由地方势力以行会形式主办。各集市为一总行，下分若干小行。总行主持历由大地主士绅担任，小行行主则为小地主或地痞流氓恶霸垄断。总行之上还有中心总行，即若干集市之中心集镇。时全县有马头、城关、红花埠、涝沟、重坊等几处，代管周围中小集市。从县到各级行会，均以“卖行”形式决定行主，故无钱无势者只好任人宰割。县政府卖行，民国初期每5年1次，后期限缩短，至抗战前改为3年1次。
卖行方式，初由地方豪强勾通县衙，以行贿等方式，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中渔利。因其利甚为可观，故豪强争相夺取，不可开交，政府亦只得变换方式。民国初改为投标方式，即将某集市定价若干，设箱投票，谁投钱最多归谁。此法尽管穷人仍无法企及，但比之贿买毕竟进步，故后多沿袭。
时总行下设主要为猪、牛、斗、称四大行。称行最大，其下有蔬菜、油料、煤炭、石灰等数十个小行。猪、牛行，亦称“武行”或“年行”，虽规模不及称行，但油水大，四季不衰，为总行中之主行。该行卖出，多为地痞恶霸独占。买者据行，又称“猪牛经纪”，往往亲自下手，恐油水他流，行中交易不用秤斗，只凭嘴说，“上集带着一张嘴，猪牛群里跑个腿，两面三刀不费劲，捞到一腰大铜子（铜钱）”。据马头牛行老人兰佃英讲，有一年他们5人合伙以400元银洋买下该镇牛行，年终盘结，每人净赚千元。
斗行，俗称“抹斗”，又叫“吃合子”。系以木制斗、升量具做粮食交易之行业。升、斗域内数量不一，但多十合为升、十升为斗。按照所定，麦、豆等吃三合，即每斗交易3%归行主；谷子、高粱等“斗吃半升”，收取行费5%，实际上费用远不止此。交易时粮入升斗，不满买者不许，过满则以手抹平，抹下之粮称“合子粮”，尽归行主，此即“吃合子”、“抹斗”之名由来。该行夏秋两季最旺，冬春冷落。据重坊镇唐宗武讲，当年他在重坊集抹斗，旺时每集抹下的合子粮1000公斤以上。重坊街徐会林，从大地主刘警成手中买下斗行，又转卖别人，股分二成，每集下来，不费吹灰之力，净得粮食200余公斤。
除以上几行外。集镇还有“看集的”、“花子行”等。“花子行”，又称“要饭的”、“叫花子”等，多为地痞流氓无赖乌合之众。上集提着个大篮子，或背着个大口袋等。有的在集市中见物就拿，有的在集市口“雁过拔毛”，稍有不意，或躺下耍赖，或拳脚攻之。更有那“唱莲花落”的、“犁（割）破头”的……社会渣滓，举不胜举。
至于“看集的”，县内各集镇都有。如马头、李庄等，每集不下数百人。名为“看集”，实为“官偷”。据重坊镇调查，抗战前该镇有个“看集的”首领叫耿玉才，手下聚徒百余，镇上大小字号每集交钱两吊供其支使，名曰“看集钱”。他们大吃大喝后，即赴集市各展其凶。团伙设有帐先生，行窃打援各有分工，埋伏截击划有地段。所偷钱财交帐入伙，按“功”行赏。此类组织，已具黑社会性质，群众唯恐避之不及。
建国前，县古会较多，盛极一时。但多为庙会，俗称香火会，群众以烧香还愿为主，兼带物资交流。其中多数因平日无集，年会仅一、二次，随岁月推移多数自行消亡；有些则据地利天时，不断繁盛更新，延续至今。如郯城会、丁屯会、新村会等，上市人数可达10万之众，买卖兴隆蔚为壮观。1949年丁屯解放后四月初八首开古会，为维护会场秩序，人民政府调集500余名民兵荷枪上岗；食品供应除当地竭力保证外，政府还从外地调运熟食7.5万公斤，可见盛况一斑。
抗日战争爆发后，县集市贸易发生巨变，凡被日、伪、顽军盘踞之地，集市急剧衰落甚至消亡；而根据地乡村小集，则发展兴盛。针对此况，1943年7月，共产党领导组建临郯工商管理支局，并设丁沟、涝沟等18处事务所和检查站。除领导和管理当地工商业外，重点控制集市，发动群众以应战争之需。所辖区内，一扫“行主”、“集霸”等旧日污泥浊水，而代之以买卖公平、明买明卖等新型市管体制。
解放区市场管理，主要通过集市征税和交通要道盘查实现。时征税以粮食、牲畜和布匹、杂货为主。征收所用票据由省以上民主政府统一印制，面额分万元、百元或元、角、分不等，用票据收税多少剪去相应票面。此时市场为开放式自由市场，除鸦片和枪支弹药等少数几种不准上市外，余之均可在集市上自由买卖。且鼓励行商将解放区土特产运销外地，再从敌占区购回根据地所需物品。
建国初期，因物资匮乏，市场萧条，物价不稳，城乡物资交流处停滞状态。为改变此况，先从稳定物价入手，尔后大力发展生产，集中打击投机倒把等不法分子，彻底改变解放前市场混乱局面，迅速形成社会主义新型运营机制。至1952年，县物价即基本稳定，城乡市场均始繁荣。此间，先后建立的县百货公司、花纱布公司、粮油公司、烟酒专卖公司等国营和县供销联社等集体商业企业发挥重要作用。该类组织着力控制重要物资，根据市场动态，对一些国计民生急需或能左右市场商品，实行有计划吞吐调配，从而平仰住物价，达到稳定繁荣市场目的。同时县政府工商科在马头等经济重镇设立市场管理所，厉行市场整顿，对经商人员普行宣传教育，对不法分子严厉处置打击。至1953年冬，粮食统购统销、棉布包购包销后，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型市场体制终告确立。
1956年7月，依据市场发展之需，县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县长许传经兼职主任，连续发布市场管理《布告》、《通告》等文，具体规定产品上市时间、范围、价格等，并检查和处理打击不法分子套购抢购、投机倒把、黑市贩运等活动，进一步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完善。同时，还教育动员个体工商业者走合作道路，组建合作社、合作店等；加之农村政策放宽，允许农民在集市上出售自产农副产品，使市场经济更趋繁荣活跃。
1958年“大跃进”，追求“高”、“大”、“公”等极“左”形式。小商店并进大商店，小集体强组大集体，个体工商业更被强令取消；农副产品市场关闭，商品流通渠道堵塞，仅存国营商业和集体供销网点，经济单一，品种单调，物品缺乏，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和困难。之后，1959～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又至，黑市活动猖獗，物价成倍增长，计划经济失控。此间国家管理的一、二类物资黑市亦有销售，但售价高出牌价竟至10倍以上。无奈之时，只好采取凭票定量供应措施，对烟、酒、糖、茶、肉、蛋、布匹等几十种商品发放票证限购。同时，还采取换购、派购、奖售和高价出售等措施，以求繁荣市场，渡过难关。至1964年，县经济始告复苏，市场再度繁荣。
1966～1976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县市场管理前期处无政府状态，后期则被取消。以1967年9月1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15日《大众日报》社论《狠狠打击投机倒把分子》中说：“有一个严惩一个，有两个法办一双”，县市场农副产品贸易基本冻结。
1968年，全县范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打击投机倒把”，实际“左”倾扩大，致县市场贸易更趋冷落。时群众私下买卖农副产品，一律以“黑市交易”论处，列入严厉“打击”之列。形势逼得人们铤而走险，致境内“黑市交易”、“集外集”越来越多。1971年“打击”范围愈广，市场上卖面食的、卖豆腐的、卖花生米的等等一律强行取缔。一时集成空场，致外出之人“吃饭”竟成一大难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此风未止。1977年10月，县革委仍决定全县统一集日为农历五、十，余之时间不准逢集；同时取消集市20余处，占全县集市总数50%以上；古会则全部取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执行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路线，郯城县在抓市场管理同时，集中力量搞市场建设。市场建设中，县采取长远规划、中期计划和短期实施并举方针，本着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美观大方、经济实用原则，并考虑风俗习惯、交通条件等因素，先城镇，后乡村，先重点，后一般，逐渐由低级向高级过渡。经费来源则“取于市场，用于市场”。1981年，首先建成城关西关固定牲畜市场1处，面积12000平方米。1984年，又建成南关木料市场1处，面积18800平方米以上。1985年，投资近67万元建成省内最大的棚式商场——郯城县人民商场，同时扩建县城商业街道6条，总面积38万余平方米。乡镇新辟市场街道19条，总面积17.9万平方米。至此，县市场建设基础奠就，经营管理随之步入新阶段。至1999年底，全县共投资3.1亿元，新建、扩建城乡综合、专业市场85处，总面积90多万平方米，年成交额达到9.8亿元。
第二节 市场管理
建国前，郯城县市场大部为地方势力把持。有固定店铺门面的集镇，由商会或其它联合组织负责管理；无店铺的零碎摊贩，政府亦不派专人看管，而由地方势力以行会形式主办。各集市为一总行，下分若干小行。总行主持历由大地主士绅担任，小行行主则为小地主或地痞流氓恶霸垄断。总行之上还有中心总行，即若干集市之中心集镇。时全县有马头、城关、红花埠、涝沟、重坊等几处，代管周围中小集市。从县到各级行会，均以“卖行”形式决定行主，故无钱无势者只好任人宰割。县政府卖行，民国初期每5年1次，后期限缩短，至抗战前改为3年1次。
卖行方式，初由地方豪强勾通县衙，以行贿等方式，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中渔利。因其利甚为可观，故豪强争相夺取，不可开交，政府亦只得变换方式。民国初改为投标方式，即将某集市定价若干，设箱投票，谁投钱最多归谁。此法尽管穷人仍无法企及，但比之贿买毕竟进步，故后多沿袭。
时总行下设主要为猪、牛、斗、称四大行。称行最大，其下有蔬菜、油料、煤炭、石灰等数十个小行。猪、牛行，亦称“武行”或“年行”，虽规模不及称行，但油水大，四季不衰，为总行中之主行。该行卖出，多为地痞恶霸独占。买者据行，又称“猪牛经纪”，往往亲自下手，恐油水他流，行中交易不用秤斗，只凭嘴说，“上集带着一张嘴，猪牛群里跑个腿，两面三刀不费劲，捞到一腰大铜子（铜钱）”。据马头牛行老人兰佃英讲，有一年他们5人合伙以400元银洋买下该镇牛行，年终盘结，每人净赚千元。
斗行，俗称“抹斗”，又叫“吃合子”。系以木制斗、升量具做粮食交易之行业。升、斗域内数量不一，但多十合为升、十升为斗。按照所定，麦、豆等吃三合，即每斗交易3%归行主；谷子、高粱等“斗吃半升”，收取行费5%，实际上费用远不止此。交易时粮入升斗，不满买者不许，过满则以手抹平，抹下之粮称“合子粮”，尽归行主，此即“吃合子”、“抹斗”之名由来。该行夏秋两季最旺，冬春冷落。据重坊镇唐宗武讲，当年他在重坊集抹斗，旺时每集抹下的合子粮1000公斤以上。重坊街徐会林，从大地主刘警成手中买下斗行，又转卖别人，股分二成，每集下来，不费吹灰之力，净得粮食200余公斤。
除以上几行外。集镇还有“看集的”、“花子行”等。“花子行”，又称“要饭的”、“叫花子”等，多为地痞流氓无赖乌合之众。上集提着个大篮子，或背着个大口袋等。有的在集市中见物就拿，有的在集市口“雁过拔毛”，稍有不意，或躺下耍赖，或拳脚攻之。更有那“唱莲花落”的、“犁（割）破头”的……社会渣滓，举不胜举。
至于“看集的”，县内各集镇都有。如马头、李庄等，每集不下数百人。名为“看集”，实为“官偷”。据重坊镇调查，抗战前该镇有个“看集的”首领叫耿玉才，手下聚徒百余，镇上大小字号每集交钱两吊供其支使，名曰“看集钱”。他们大吃大喝后，即赴集市各展其凶。团伙设有帐先生，行窃打援各有分工，埋伏截击划有地段。所偷钱财交帐入伙，按“功”行赏。此类组织，已具黑社会性质，群众唯恐避之不及。
建国前，县古会较多，盛极一时。但多为庙会，俗称香火会，群众以烧香还愿为主，兼带物资交流。其中多数因平日无集，年会仅一、二次，随岁月推移多数自行消亡；有些则据地利天时，不断繁盛更新，延续至今。如郯城会、丁屯会、新村会等，上市人数可达10万之众，买卖兴隆蔚为壮观。1949年丁屯解放后四月初八首开古会，为维护会场秩序，人民政府调集500余名民兵荷枪上岗；食品供应除当地竭力保证外，政府还从外地调运熟食7.5万公斤，可见盛况一斑。
抗日战争爆发后，县集市贸易发生巨变，凡被日、伪、顽军盘踞之地，集市急剧衰落甚至消亡；而根据地乡村小集，则发展兴盛。针对此况，1943年7月，共产党领导组建临郯工商管理支局，并设丁沟、涝沟等18处事务所和检查站。除领导和管理当地工商业外，重点控制集市，发动群众以应战争之需。所辖区内，一扫“行主”、“集霸”等旧日污泥浊水，而代之以买卖公平、明买明卖等新型市管体制。
解放区市场管理，主要通过集市征税和交通要道盘查实现。时征税以粮食、牲畜和布匹、杂货为主。征收所用票据由省以上民主政府统一印制，面额分万元、百元或元、角、分不等，用票据收税多少剪去相应票面。此时市场为开放式自由市场，除鸦片和枪支弹药等少数几种不准上市外，余之均可在集市上自由买卖。且鼓励行商将解放区土特产运销外地，再从敌占区购回根据地所需物品。
建国初期，因物资匮乏，市场萧条，物价不稳，城乡物资交流处停滞状态。为改变此况，先从稳定物价入手，尔后大力发展生产，集中打击投机倒把等不法分子，彻底改变解放前市场混乱局面，迅速形成社会主义新型运营机制。至1952年，县物价即基本稳定，城乡市场均始繁荣。此间，先后建立的县百货公司、花纱布公司、粮油公司、烟酒专卖公司等国营和县供销联社等集体商业企业发挥重要作用。该类组织着力控制重要物资，根据市场动态，对一些国计民生急需或能左右市场商品，实行有计划吞吐调配，从而平仰住物价，达到稳定繁荣市场目的。同时县政府工商科在马头等经济重镇设立市场管理所，厉行市场整顿，对经商人员普行宣传教育，对不法分子严厉处置打击。至1953年冬，粮食统购统销、棉布包购包销后，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型市场体制终告确立。
1956年7月，依据市场发展之需，县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县长许传经兼职主任，连续发布市场管理《布告》、《通告》等文，具体规定产品上市时间、范围、价格等，并检查和处理打击不法分子套购抢购、投机倒把、黑市贩运等活动，进一步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完善。同时，还教育动员个体工商业者走合作道路，组建合作社、合作店等；加之农村政策放宽，允许农民在集市上出售自产农副产品，使市场经济更趋繁荣活跃。
1958年“大跃进”，追求“高”、“大”、“公”等极“左”形式。小商店并进大商店，小集体强组大集体，个体工商业更被强令取消；农副产品市场关闭，商品流通渠道堵塞，仅存国营商业和集体供销网点，经济单一，品种单调，物品缺乏，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和困难。之后，1959～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又至，黑市活动猖獗，物价成倍增长，计划经济失控。此间国家管理的一、二类物资黑市亦有销售，但售价高出牌价竟至10倍以上。无奈之时，只好采取凭票定量供应措施，对烟、酒、糖、茶、肉、蛋、布匹等几十种商品发放票证限购。同时，还采取换购、派购、奖售和高价出售等措施，以求繁荣市场，渡过难关。至1964年，县经济始告复苏，市场再度繁荣。
1966～1976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县市场管理前期处无政府状态，后期则被取消。以1967年9月13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15日《大众日报》社论《狠狠打击投机倒把分子》中说：“有一个严惩一个，有两个法办一双”，县市场农副产品贸易基本冻结。
1968年，全县范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打击投机倒把”，实际“左”倾扩大，致县市场贸易更趋冷落。时群众私下买卖农副产品，一律以“黑市交易”论处，列入严厉“打击”之列。形势逼得人们铤而走险，致境内“黑市交易”、“集外集”越来越多。1971年“打击”范围愈广，市场上卖面食的、卖豆腐的、卖花生米的等等一律强行取缔。一时集成空场，致外出之人“吃饭”竟成一大难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此风未止。1977年10月，县革委仍决定全县统一集日为农历五、十，余之时间不准逢集；同时取消集市20余处，占全县集市总数50%以上；古会则全部取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执行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路线，郯城县在抓市场管理同时，集中力量搞市场建设。市场建设中，县采取长远规划、中期计划和短期实施并举方针，本着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美观大方、经济实用原则，并考虑风俗习惯、交通条件等因素，先城镇，后乡村，先重点，后一般，逐渐由低级向高级过渡。经费来源则“取于市场，用于市场”。1981年，首先建成城关西关固定牲畜市场1处，面积12000平方米。1984年，又建成南关木料市场1处，面积18800平方米以上。1985年，投资近67万元建成省内最大的棚式商场——郯城县人民商场，同时扩建县城商业街道6条，总面积38万余平方米。乡镇新辟市场街道19条，总面积17.9万平方米。至此，县市场建设基础奠就，经营管理随之步入新阶段。至1999年底，全县共投资3.1亿元，新建、扩建城乡综合、专业市场85处，总面积90多万平方米，年成交额达到9.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