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郯城县执行“整顿收支、稳定物价”方针，重点恢复和稳定市场。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之政策。
1949年11月12日，中央财委下达平抑物价指示要求“各地区11月25日起，大量抛售物资，一致行动平抑物价”。并指示“开始抛售时价格要依照市价。在大量抛售的情况下带动市价逐日下降”。“对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的教训。因此，①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背货，呆滞货抛售给投机商，但不可给主要物资；②等到收缩银根与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乘机买进”。
1950年3月，县市场物价已基本稳定。至1952年底，此间物价政策是：“不管是否合理，首先要求平衡；之后，从平稳基础上再对某些不合理价格调整”。中心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颁发物价工作条例，制定物价调查统计报告制度，规定各种差价、比价计算原则和方法，强调物价管理集中统一。
1953年，结合对私商改造，县贯彻“城市微利，城乡合理”原则。在商品价格上，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缩小地区差价。
1954～1957年，新人民币发行，为防止提高工资后冲击市场，规定除残冷变质品、季差特大副食品和新商品外，余之物价一律冻结。
1958年6月，全国物价会议强调，稳定物价是指商品价格总水平的相对稳定，以便使人民币能够保持一个固定的币值，并不是各种商品价格都要固定不变。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由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不合理的价格，应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调整。12月，郯城县农村贸易管理体制实行“两放”（下放人员、资金），“三统”（计划、政策和流动资金统一管理）和“一包”（包财政任务）。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再加一平二调和不等价交换等“跃进”之举。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严重经济危机。
1960年开始，只得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回笼货币。行之三年，1963年后逐步降价。次年适当取消。直到1965年，县经济状况真正好转，最终取消高价。此间，贯彻“在发展工农业生产基础上，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对物价不合理部分，分期分批慎重调整。一要稳定，二要合理。凡供不应求商品均不降价；畅销名牌货贯彻按质论价政策”。
“文化大革命”初，中央规定：“各地必须根据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切实加强市场管理。不合理的价格和地区差价、城乡差价，一律放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各项收费标准，不得自行降低。对集市贸易价格，要认真加强管理；国家统购物资一律不准买卖和交换”。由此，全县市场物价冻结，调整停止。
到1970年，国务院在《关于不得自行调整商品价格的通知》中仍规定：“在商品价格政策尚未统一调整前，各地重要商品，可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方案报中央”，但不得自行调整。与“文化大革命”相始终，县物价基本处冻结状态。
1979年，据中央指示，全国范围大幅度提高粮、棉、油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价格，自11月1日起，郯城县遵照执行。
1982年7月，国务院公布《物价管理暂行条例》，郯城县组织专门宣传，并立即贯彻执行。之后，按上级指示，小商品等价格放开。到1985年，按中央《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村下达农产品统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粮棉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同年4月1日，县猪肉、羊肉、家禽、鲜蛋、水果等商品价格放开。
1987年，在继续放开多种物价的同时，仍贯彻前定总方针：“坚持改革、稳步前进、控制物价、繁荣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年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发布实施，价格管理工作步入法制轨道。
1988～1991年，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及时作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在管理上坚持“既要稳定物价，又要振兴经济”的宗旨，并围绕搞好企业、振兴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大力推进价格改革方针，强化价格调控。
1990年12月27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颁布《山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将收费管理纳入法制化。据此，县物价局为240个收费单位颁发了《收费许可证》，每5年一换证，之后定制。
1991年8月26日，临沂地区行政公署制定《临沂地区企业定价管理办法》，县遵照执行。
1992～1993年，由于前段治理整顿大见成效，价格逐渐回落。此间，本着优化产业、产品结构、理顺价格、放调结合的原则，继续稳妥地调整了部分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如定量供应城镇居民的粮油、棉花、自来水、电力、医疗费等，放开了51种商品价格和卷烟零售价格。
1994～1999年间，国家出台了近10部有关物价管理的法规，以清费、治乱、减负为重点，突出收费管理，监督调控市场物价，贯彻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
第五节 物价政策
建国初，郯城县执行“整顿收支、稳定物价”方针，重点恢复和稳定市场。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之政策。
1949年11月12日，中央财委下达平抑物价指示要求“各地区11月25日起，大量抛售物资，一致行动平抑物价”。并指示“开始抛售时价格要依照市价。在大量抛售的情况下带动市价逐日下降”。“对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的教训。因此，①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背货，呆滞货抛售给投机商，但不可给主要物资；②等到收缩银根与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乘机买进”。
1950年3月，县市场物价已基本稳定。至1952年底，此间物价政策是：“不管是否合理，首先要求平衡；之后，从平稳基础上再对某些不合理价格调整”。中心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并颁发物价工作条例，制定物价调查统计报告制度，规定各种差价、比价计算原则和方法，强调物价管理集中统一。
1953年，结合对私商改造，县贯彻“城市微利，城乡合理”原则。在商品价格上，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缩小地区差价。
1954～1957年，新人民币发行，为防止提高工资后冲击市场，规定除残冷变质品、季差特大副食品和新商品外，余之物价一律冻结。
1958年6月，全国物价会议强调，稳定物价是指商品价格总水平的相对稳定，以便使人民币能够保持一个固定的币值，并不是各种商品价格都要固定不变。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由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不合理的价格，应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调整。12月，郯城县农村贸易管理体制实行“两放”（下放人员、资金），“三统”（计划、政策和流动资金统一管理）和“一包”（包财政任务）。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再加一平二调和不等价交换等“跃进”之举。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严重经济危机。
1960年开始，只得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回笼货币。行之三年，1963年后逐步降价。次年适当取消。直到1965年，县经济状况真正好转，最终取消高价。此间，贯彻“在发展工农业生产基础上，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对物价不合理部分，分期分批慎重调整。一要稳定，二要合理。凡供不应求商品均不降价；畅销名牌货贯彻按质论价政策”。
“文化大革命”初，中央规定：“各地必须根据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切实加强市场管理。不合理的价格和地区差价、城乡差价，一律放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各项收费标准，不得自行降低。对集市贸易价格，要认真加强管理；国家统购物资一律不准买卖和交换”。由此，全县市场物价冻结，调整停止。
到1970年，国务院在《关于不得自行调整商品价格的通知》中仍规定：“在商品价格政策尚未统一调整前，各地重要商品，可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方案报中央”，但不得自行调整。与“文化大革命”相始终，县物价基本处冻结状态。
1979年，据中央指示，全国范围大幅度提高粮、棉、油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价格，自11月1日起，郯城县遵照执行。
1982年7月，国务院公布《物价管理暂行条例》，郯城县组织专门宣传，并立即贯彻执行。之后，按上级指示，小商品等价格放开。到1985年，按中央《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村下达农产品统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粮棉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同年4月1日，县猪肉、羊肉、家禽、鲜蛋、水果等商品价格放开。
1987年，在继续放开多种物价的同时，仍贯彻前定总方针：“坚持改革、稳步前进、控制物价、繁荣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年9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发布实施，价格管理工作步入法制轨道。
1988～1991年，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及时作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在管理上坚持“既要稳定物价，又要振兴经济”的宗旨，并围绕搞好企业、振兴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大力推进价格改革方针，强化价格调控。
1990年12月27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颁布《山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将收费管理纳入法制化。据此，县物价局为240个收费单位颁发了《收费许可证》，每5年一换证，之后定制。
1991年8月26日，临沂地区行政公署制定《临沂地区企业定价管理办法》，县遵照执行。
1992～1993年，由于前段治理整顿大见成效，价格逐渐回落。此间，本着优化产业、产品结构、理顺价格、放调结合的原则，继续稳妥地调整了部分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如定量供应城镇居民的粮油、棉花、自来水、电力、医疗费等，放开了51种商品价格和卷烟零售价格。
1994～1999年间，国家出台了近10部有关物价管理的法规，以清费、治乱、减负为重点，突出收费管理，监督调控市场物价，贯彻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