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建国后市场物价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物价（1949～1952年）

由于几十年战争破坏，十几年通货膨胀，致县境内工商凋零，农业萎缩，加之形势不稳，匪患猖獗等，经济危机仍笼罩域内。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物价继续波动。除却上因，财政开支增加，对外贸易中断，特别是投机奸商推波助澜，哄抬物价，更造成市场不稳。据此，县仍然采取平仰物价方针，组织城乡互助，发展国营、合作商业，尽快恢复生产，掌握市场。至3月，域内物价即趋平稳。至1952年底，为巩固物价、基本稳定阶段。此间，由于国营、集体商业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和国债发行、国债征收等措施并举，使投机浪潮和重物轻帛活动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很快消失。人民币币值提高，投机商大量抛售所囤商品，以致市场供大于求，物价下跌。出现销地价低于产地价，售价低于成本，市价低于牌价，零卖低于批发等反常现象。1951年11月30日，县工商科《简报》写到“土产品、农副产品价格下落，大豆低于国家牌价每市斤四、五十元（旧人民币，下同）；信托公司收大豆低于牌价三、四十元；板栗仅新沂收3万斤，其它副产品无人买。”时小麦国家牌价每市斤957元，市场物价仅840元；大豆牌价812元，市价720元；花生油牌价3700元，市价3100元；玉米牌价880元，市价560元，其余之农副产品亦多如此。县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总方针，努力发展经济，繁荣市场。到1952年底，工农业生产水平已达到或接近抗战前最好时期，从而使物价稳定建立在可靠基础上。同时，根据“兼顾产、供、销三者利益”之价格政策，建立起相应价格制度，使物价工作走向正轨。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物价（1953～1957年）

1953年，域内物价继续向稳定市场方向努力。当年4月1日，中央批准提高粮价，县面粉由每市斤1200元（旧人民币下同）提至1550元；大米由每市斤1100元提至1200元；玉米由每市斤880元提至940元；小麦由每市斤936元提至1050元；大豆由每市斤847元提至926元。同时调整部分工业品价格。其中糖瓷、肥皂、钢笔、橡胶、毛巾、衬衫、汗衫等降低20%。“剪刀差”缩小，使县市场更趋繁荣，物价日益稳定。1954年9月15日，中央发出“实行棉花统购统销，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同时，对生猪，烟麻等实行派购任务。县财委及时发出通知，要求11～12月间全县合作社零售价和国营牌价取得一致，并严格执行有关价格政策。1955年2月20日，中央颁布《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和回收现行人民币的命令》，规定新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3月1日，新币发行；4月1日，旧币停用。此间，县严格执行国家规定，自2月1日起，冻结物价。10月24日，食用油开始按票计划供应，并对粮食的购销价格进行调整，调整情况如下表：

1957年3月1日，据国务院《关于调整生猪购销价格的通知》，对生猪购价提高11.7%，猪肉提高6%；食盐销价提高16.7%；甲级香烟提高11.6%；乙级香烟提高6.9％；呢绒上调29%，同时，对牛肉、羊肉等部分副食品价格相应上调。此次调整，由于调整面窄、物品丰实，市场无大波动。总之，此间郯城县以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大，可视为建国后第一繁荣期。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物价（1958～1966年）

此间，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失调三个阶段，为艰苦曲折发展时期。因“左”的思想影响，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加上“瞎指挥”、“高指标”和“共产风”、“浮夸风”等冲击，导致全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浪费严重，物价大幅度上涨。1959～1960年间，县物价普遍高于牌价3～5倍，县商品供应短缺。1961～1962年涨势未减，终成“困难时期”，直至1964年方告稳定，但已付出极大代价。1961～1962年间，域内黑市物价已达惊人程度，布票、粮票、油票等种种票证均有高价出售。如布票1尺卖1～1.2元；粮票每市斤卖0.7～0.9元；质量极差的海栗牌丁级香烟每盒牌价0.15元，黑市高达1.2元／盒。肉、蛋等农副产品均有大幅度涨价，有些高达七、八倍之多。为平衡供需，回笼货币，稳定市场，1961年起，对自行车、手表、针织品和烟酒、糖茶等产品高价出售，敞开供应。此类商品一般高出牌价3倍。同年1月，县人民委员会发布《提高猪禽、蛋销售价格的通知》规定：“①生猪每头毛重100～200斤，由现价每斤3角3分调为4角5分；凡200斤以上的加价10%，②鸡蛋由现价每斤6角5分调为8角8分；③公鸡由现价每斤5角9分调为8角1分。”同时，白柳条、果筐等19种土特产品分别提高收购价40～80%。1963年，先从农副产品和部分小商品起，全县物价开始回落，至1965年，高价商品回落到平价，全县物价水平已回落到1957年水平。经过动人心魄的短缺猛涨之后，市场再度繁荣稳定。

“文化大革命”时期物价（1966～1976年）

1966年，县国民经济正进一步好转，许多经济指标已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人们期望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正愈变愈好。恰到此时爆发“文化大革命”，人们又重陷入经济困境之中。1967年，全县生产水平明显降低，成本上升，亏损严重，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下降，市场物资供应紧张，财政出现赤字。但最初几年，虽问题不少，可由于前些年调整和基建投资，职工人数、工资等没出现大问题，物价仍处相对稳定状态。1970年后，形势转坏，市场物价混乱现象已成普遍。1974年，遵全国物价座谈会精神，县着重加强物价管理。但因受“批林批孔”、“反回潮”等冲击，只好告终。次年再组力量，但难顺利进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方面是商品短缺，市场萎缩，农村集市物价上涨40%左右，全县经济处危机状态；另一方面，强制实行冻结物价政策，表面物价相对稳定。

“文化大革命”后期物价（1977～1978年）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两年多的时间初步恢复和加强了物价管理工作，对不合理的价格作了局部调整，但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还未得到纠正，不合理的价格及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没有大的改变。因此，此间市场物价能维持在人为“稳定”状态中，其表现在零售价格总水平1978年仅比1977年上升了0.9%。物价指数变化不大，并不是生产发展，市场商品供求平衡和人民生活安定的反映，而是商品短缺、很多重要生活必需品实行凭证定量供应，压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实现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物价（1979～1999年）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此间，市场物价经历了由平稳趋于暴涨阶段，也经历了市场疲软，物价涨幅逐步回落阶段。

①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价格改革时期（1979～1984）。1979年后，为解决价格扭曲和权限过分集中的问题，国家首先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平均提价达20%，稍后，又提高猪肉等8类副食品价格。同时给职工每人每月5元副食品补贴，使工农产品结构不合理状况有所缓和，同期工业内部结构亦作调整，如原煤提价30.5%，生铁提价30%，钢材提价20%，与其相适应的质量差价，地区差价、季节差价也开始提升。1981年，按省政府通知精神，“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同年开始经营议价粮油。其价格“随行就市，比市场略低”，并适当降低涤棉价格和提高烟价格。涤棉价格平均每米降低0.66元，150种牌号纸烟价上调，56种名酒提价。次年，国产机械手表每只降低10%～15%，黑白电视机降低15%，半导体收音机降价10%，弹力呢等涤纶降价15%。1983年，对涤棉布每米降价1.2元，同时棉布价格平均每米上调0.3元。1984年，改革粮、棉、油收购加价方法。由“基础加价”改为“比例加价”。各种粮食收购量的30%按牌价，20%按加价，加价率为50%。并依次规范了理发、洗澡、旅馆等服务性行业的收费标准。经过调整改革，工农产品、基础产品与加工产品之间的差价过大的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初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形成了国家定价、浮动价格，最高限价和最低保护价、市场价等多种价格形式。社会零售价格水平除1979年因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提高8类副食品销售价有所上涨外，其它年度保持了基本稳定。

②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时期（1985～1990）。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郯城县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调整重要商品价格的同时，重点进行了以放开价格为主的价格管理体制改革。1985年4月1日，取消了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同时调整粮油购销价格，改变购销倒挂的不合理状况。合同定购的品种如小麦、稻谷、玉米。合同定购以内的粮食实行“倒三七”比例计价收购（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购价）。合同定购的花生，收购价格按倒“四六”比例计价；定购数量以外的和不实行合同定购的其它品种由农民自行处理，自由购销。棉花合同定购数量以内的，由“倒二八”改为“倒三七”比例计价，1986年又改为“倒四六”的比例计价，合同定购以外的棉花自由购销。并对工业用粮一律改为议价供应。同年5月1日，取消了生猪派购，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放开了牛羊肉、海水鱼、鲜蛋等鲜活商品的价格。生产者和集体、个体经营者可以根据市场供求，有涨有落，自由成交，但不准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同时放开了国产手表，家用电风扇、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永久、凤凰、飞鸽自行车暂未放开）等供求平衡的商品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自行定价。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亦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自行定价，议购议销。1986年，为进一步搞活经济，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扩大，又先后放开了黑白电视、名牌自行车、电冰箱、洗衣机、收音机和80支以上纯棉纱及其织品、中长纤维布等7种工业品价格，由企业自行定价。此外，还扩大了实行浮动价格的品种。如铁锅、白酒、铁丝、元钉、丝绸、农机产品、中成药、火柴等。可在国家规定的价格上下浮动10～20%，缩小了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扩大了企业定价的权限。

为解决烟酒价格中存在的问题，1988年7月放开了茅台酒、五粮液、郎酒、剑南春、董酒等13种名酒价格；放开了云烟、红山茶、中华、上海红双喜等名烟价格。

③深化价格改革，加强宏观调控时期（1991～1999）。九年间，从市场物价的波动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1993）由于前几年治理整顿大见成效，上涨的价格逐渐回落，基本处于平稳运行态势。此间，治理整顿措施进一步落实，本着“既要稳定物价，又要振兴经济”的宗旨，一方面加强了对物价的管理；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调整了一些突出不合理的价格，解决了一些积聚已久的矛盾。1991年5月，提高了城镇居民粮油价格，标准粉由每500克0.178元调为0.28元，花生油由500克0.79元调为2.31元。1992年经过两次调整后，供应城镇居民的粮油价格彻底放开。对生产资料价格制定了最高限价，对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对彩色电视机实行专营并征特别消费税，同时下调了13种名酒价格，整顿了棉纺织品价格及铁锅、铝锅、保温瓶、毛线等日用工业品价格。1992～1993年，是全面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此间，共放开了1023种（类）商品价格，除中央管理的107种（类），省管理的70种（类）及省地管理的21种（类）商品和少数价格外，其余商品价格全部放开，完全由市场调节。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放开价格已占95%，基本上形成了企业以市场需求为主的价格机制。但这两年的物价指数变化幅度较小，分别为104.3和110.3。第二阶段（1994～1999年），此间，在价格管理上采取“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对市场物价实行监管调控，抓住价格低幅运行的时机，积极稳妥疏导了一些价格矛盾，调整理顺了部分不合理的价格，加强了对食盐、猪肉、自来水、粮食等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主要商品价格管理。6年间，共调整粮食定购价格3次，小麦定购价由1994年每500克0.54元，调至1999年的每500克0.63元；玉米由1994年的每500克0.41元调至1999年的每500克0.54元，粳稻由1994年每500克0.56元，调至1999年的每500克0.60元，同时放开了供应城镇居民的粮油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