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 县称“当铺”，系以物品质押、权作信用之借贷形式，故又称“押当”，实为抵押贷款。据旧志载，早在1734年（雍正十二年），县境即有当铺9家。至清末民初，县城“庆丰典”、马头“丰盛永”、“祥聚”三当铺曾盛极一时。1925年（民国14年）后，相继关闭。
典当多以零星细小之物品作押取款，有衣服、首饰、古玩、器具等。放款抵押数量及其流通多寡，全以当铺“架本”（基金）为限。其消长兴衰，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相关，尤其与农业丰歉相关，常年营业以春秋二季为旺，即所谓“春当、秋赎”。
典当期限，清末多为18～24个月，民国后改为1年左右，逾期宽限多为1月。届时，如当户仍不赎或转利即为满当，俗称“死当”。满当之物按约规定由当铺自由处理，多就地拍卖。典当手续有二，先将质物折成，即当户质物先由当铺估价折成。“庆丰典”按五折，即常说“当半”。折成不一，亦有发生争议，可协商上下浮动。后出据当票，即当铺收物后给予当户之赎物凭证。上写典当铺名称、质物名称、质当钱数额和利率、期限等。“庆丰典”当票系用木刻板印制。上填物品及金额均为形似秘码之象形字体，外人不识。赎取质物，全凭当票，如票遗失，即须挂失。挂失需有铺保，说明当票号码、日期等，方能补票或赎回；如挂失前质物被人冒赎，当铺不负责任。
利息收入为典当业主收入。利息在县均按月计算，名义上多“官二分”，实际上不止此。如“庆丰典”即加收保管费一分，与利息一并收取。
教育基金放款 1927年（民国16年），县设立教育基金委员会。该会由9人组成，设址于城隍庙张公祠内（今县面粉厂处）。用每年征收的地丁捐、呈文捐（行政状纸，每张征收1角）、契纸捐（契纸，每张征2角）、学田租等项2～3万元（银元）作放款基金，贷出获利。
该基金放款对象多为政府官员，平民很难企及。用款自填借约，找富户担保，期限最长不超1年，年息2分。并规定用户每季度缴利息1次，期满利随本清。届时无力偿还，经基金会同意，易以利加本金合为一起重立借约。再次无力偿还，由铺保负责结清（多空文规定，无法实施）。
放款审查时，多以“老同职”、“老同学”为对象，故信用无保证。如1937年（民国26年）徐兆敏、徐元敏兄弟借款1000元，和裁缝工人孙建章合开“德济永”服装店，后亏本无力偿还，基金会诉诸官司，亦只把孙作替罪羊拘留几天废债了事。因借款失信，相当款项放之无回。至1938年，已基本放空。又因日军侵占，用户潜逃，放者哄散，借贷停办，前放之款亦随时过境迁而弃免。
信用合作社 1933年（民国22年），苦于地主豪富高利贷盘剥之苦，县曾组建信用合作社3处，社员95人，股金497元（银元）。时省府实业厅亦曾号召，还派员专程指导工作，但不拨基金，只空头许愿。后因组织无力，资本甚少，业务无法展开，与当时强大高利贷资本相比不堪一击。故仅存月余，无疾而终。
印子钱 又称“折子钱”，为县最常见高利贷。其发放，清末以制钱为主，民国多为银元。期限有“朝发夕收”，也有以五日、十日、百日为限，每天或十日一还，本利合算。发放先收“截头息”，如小商贩借款5元，期限为5天，放债人先收1元所谓“鞋袜费”，实借4元，每天还本1.2元，5天还清。此高利盘剥，用者苦不堪言，故歌曰：“拉纤人来真可怜，绳子勒肉难周全；苦苦奔波有何利？还不尽的印子钱！”该类放贷在县利率月息不低于50%，即大五分。实为杀穷人而不见血之刀！
驴打滚 即利滚利，贷款以一月为限，利率4～5分，到期不还，利息加倍，即按8分到10分算。如此利上加利，越滚越多，谓之“驴打滚”。每借1元，月后还利8角，半年本利照复息计，即达33.98元。如此“高利”，惊人之极！亦有以集为期，每借10元，适集（县5日1集）还2元，6集还清本利，月息20%。
青麦帐 多在农村施行。麦前借高粱1斗，麦收后还小麦1斗；或春借小麦1斗，夏还小麦2斗。时间一般从三月春荒到麦收五、六月间，长不过二、三月，利则原本翻。此式在县极为风行。广大人民尤其农民深受其苦，谓之“阎王帐”、“死命帐”，谈之色变。
民间互利借贷 在县形式多样，有“灶王会”、“标会”、“助丧会”（又称“老人会”）等。一般因婚丧嫁娶、修盖房屋或经商缺本等，邀亲朋好友为“脚”起会。发起人称“会头”，约定每月、每季或年聚会一次，每次交定量会款或实物，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亦有不定日期者，如“助丧会”（“老人会”）以入会人员家中有老人亡故为日，会员凑集股份（粮食等实物或钱款），交该人家中“助丧”，此类方式繁杂，且在一些地方延续建国后未止。
第一节 民间信贷
典当 县称“当铺”，系以物品质押、权作信用之借贷形式，故又称“押当”，实为抵押贷款。据旧志载，早在1734年（雍正十二年），县境即有当铺9家。至清末民初，县城“庆丰典”、马头“丰盛永”、“祥聚”三当铺曾盛极一时。1925年（民国14年）后，相继关闭。
典当多以零星细小之物品作押取款，有衣服、首饰、古玩、器具等。放款抵押数量及其流通多寡，全以当铺“架本”（基金）为限。其消长兴衰，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相关，尤其与农业丰歉相关，常年营业以春秋二季为旺，即所谓“春当、秋赎”。
典当期限，清末多为18～24个月，民国后改为1年左右，逾期宽限多为1月。届时，如当户仍不赎或转利即为满当，俗称“死当”。满当之物按约规定由当铺自由处理，多就地拍卖。典当手续有二，先将质物折成，即当户质物先由当铺估价折成。“庆丰典”按五折，即常说“当半”。折成不一，亦有发生争议，可协商上下浮动。后出据当票，即当铺收物后给予当户之赎物凭证。上写典当铺名称、质物名称、质当钱数额和利率、期限等。“庆丰典”当票系用木刻板印制。上填物品及金额均为形似秘码之象形字体，外人不识。赎取质物，全凭当票，如票遗失，即须挂失。挂失需有铺保，说明当票号码、日期等，方能补票或赎回；如挂失前质物被人冒赎，当铺不负责任。
利息收入为典当业主收入。利息在县均按月计算，名义上多“官二分”，实际上不止此。如“庆丰典”即加收保管费一分，与利息一并收取。
教育基金放款 1927年（民国16年），县设立教育基金委员会。该会由9人组成，设址于城隍庙张公祠内（今县面粉厂处）。用每年征收的地丁捐、呈文捐（行政状纸，每张征收1角）、契纸捐（契纸，每张征2角）、学田租等项2～3万元（银元）作放款基金，贷出获利。
该基金放款对象多为政府官员，平民很难企及。用款自填借约，找富户担保，期限最长不超1年，年息2分。并规定用户每季度缴利息1次，期满利随本清。届时无力偿还，经基金会同意，易以利加本金合为一起重立借约。再次无力偿还，由铺保负责结清（多空文规定，无法实施）。
放款审查时，多以“老同职”、“老同学”为对象，故信用无保证。如1937年（民国26年）徐兆敏、徐元敏兄弟借款1000元，和裁缝工人孙建章合开“德济永”服装店，后亏本无力偿还，基金会诉诸官司，亦只把孙作替罪羊拘留几天废债了事。因借款失信，相当款项放之无回。至1938年，已基本放空。又因日军侵占，用户潜逃，放者哄散，借贷停办，前放之款亦随时过境迁而弃免。
信用合作社 1933年（民国22年），苦于地主豪富高利贷盘剥之苦，县曾组建信用合作社3处，社员95人，股金497元（银元）。时省府实业厅亦曾号召，还派员专程指导工作，但不拨基金，只空头许愿。后因组织无力，资本甚少，业务无法展开，与当时强大高利贷资本相比不堪一击。故仅存月余，无疾而终。
印子钱 又称“折子钱”，为县最常见高利贷。其发放，清末以制钱为主，民国多为银元。期限有“朝发夕收”，也有以五日、十日、百日为限，每天或十日一还，本利合算。发放先收“截头息”，如小商贩借款5元，期限为5天，放债人先收1元所谓“鞋袜费”，实借4元，每天还本1.2元，5天还清。此高利盘剥，用者苦不堪言，故歌曰：“拉纤人来真可怜，绳子勒肉难周全；苦苦奔波有何利？还不尽的印子钱！”该类放贷在县利率月息不低于50%，即大五分。实为杀穷人而不见血之刀！
驴打滚 即利滚利，贷款以一月为限，利率4～5分，到期不还，利息加倍，即按8分到10分算。如此利上加利，越滚越多，谓之“驴打滚”。每借1元，月后还利8角，半年本利照复息计，即达33.98元。如此“高利”，惊人之极！亦有以集为期，每借10元，适集（县5日1集）还2元，6集还清本利，月息20%。
青麦帐 多在农村施行。麦前借高粱1斗，麦收后还小麦1斗；或春借小麦1斗，夏还小麦2斗。时间一般从三月春荒到麦收五、六月间，长不过二、三月，利则原本翻。此式在县极为风行。广大人民尤其农民深受其苦，谓之“阎王帐”、“死命帐”，谈之色变。
民间互利借贷 在县形式多样，有“灶王会”、“标会”、“助丧会”（又称“老人会”）等。一般因婚丧嫁娶、修盖房屋或经商缺本等，邀亲朋好友为“脚”起会。发起人称“会头”，约定每月、每季或年聚会一次，每次交定量会款或实物，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亦有不定日期者，如“助丧会”（“老人会”）以入会人员家中有老人亡故为日，会员凑集股份（粮食等实物或钱款），交该人家中“助丧”，此类方式繁杂，且在一些地方延续建国后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