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国后货币发行及流通

货币发行

1948年11月，县境解放，北海银行郯城办事处随军进城后，即向市场投放北海币。时县市场流通货币以此为主，尚有华中、冀南、晋察冀等各地方币，均按比价与之兑换流通。东北币、中州币可与北海币兑换，但不能在市场流通。此种币制，对便利商民往来及物资交流颇有好处，但在货币管理上却存在种类复杂、票样繁多、印术不精、易于伪造、真假难识、折算困难等弊端。办事处大部人员从事出纳犹感不足，影响货币周转速度。致银元在市场公开流通，成为中间货币。鉴此，1949年2月，按省政府公告，以人民币为主币，北海币、冀南币、华中币和晋察冀币为辅币；并对各币按固定比价长期稳定兑换，逐渐收回，最后成人民币单一货币。

时公布比价：人民币1元，等于中州币2元；等于北海币、冀南币、华中币100元；等于晋察冀边币、东北流通券、长城流通券、热河流通券1000元；等于西农币2000元；等于晋热辽边币5000元。

人民币币值高于各币，其原因主要是各币发行数年至10余年间，物价上涨，币值被贬。如冀南币500元只抵抗战前5分。为便商品流通和货币计算、保管等，故将人民币币值提高。1948年12月人民银行所发人民币面额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7种；1950年1月，又发大面额500元、1000元、5000元、1万元和5万元5种。人民币大面额票发行后，县当年即投入使用，市场小票流入农村，银行停止投放百元以下票券。为适应形势需要，1955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发行新币，并回收旧币。新币共分11种，其中主币5种，为1、2、3、5、10元面额；辅币6种，为1、2、5角和1、2、5分。兑换比率为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发行新币时，县人行在全县组织15个兑换组，有46人参加，分布全县9区1镇。同时，储户存款，由银行代办折算。自3月1日起兑，4月1日即停止在市场流通，5月1日银行停止收兑。至9月底，全县共回收旧币1191亿元，计2638440张。10月12日和11月21日分两批在监全部销毁。

1957年12月，人民银行又发行1、2、5分硬币，此3种硬币与同面额纸币相等混合流通。至月底，全县共投放该类硬币10110元。

1964年4月10日，据省行指示，县人行对外公开宣传，收回苏印3种票券人民币，即1953年版黑色“工农”图案10元券、酱紫色“民族大团结”图案5元券和深绿色“井岗山”图案3元券。至5月14日停兑，共收回金额102459950元。

1980年1月1日，按总行规定在县发行金属币，面额有1、2、5角和1元4种。

1987年4月27日起，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发行第四套人民币，纸币面值分别为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共9种券别，年号均为1980年，因此称为“八〇版”。首先发行的是50元券和5角券两种，县内各银行于当日向社会公开兑换。1988年5月10日起又发行了100元券、2元券、1元券和2角券；同年9月22日起发行了10元券、5元券和1角券，至此9种券别全部发行，与第三套人民币同时混合流通。

自“八〇版”100元和50元大面额钞票发行后，市场相继发现这些面额的假币，由于缺乏防伪及鉴别知识，一些群众怕收大票，银行也时常收缴假币。

1991年3月10日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第三套人民币中的六〇年版2元券、七二年版5角券开始人民银行发行库只收不付。此后，第三套人民币部分面值渐淡出市场。

1992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1角、5角和1元3种金属人民币，县内虽然投放较少，但回笼量很大，尤以1角、1元硬币回笼多，县人行发行库经常积压。

1992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发行了1990年版100元和50元带安全线的钞票，此种钞票增加了防伪措施，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较容易地识别假人民币。同年人民银行还发行了1990年版1元券、2元券。

199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五套人民币，面额有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5角和1角8个券别。首先发行100元券并陆续发行其它券别，与现行人民币等值流通。第五套人民币的印制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尤其防伪效果极佳。第五套人民币发行当日，全县各家银行的营业网点均公开兑换，但因投放量较小，群众常有拒收行为，后经广泛宣传，才正常流通。

199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第三套人民币停止流通的公告”，公告称，自2000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人民银行限期兑换，自2000年7月1日起，第三套人民币停止流通。自此，县市场流通货币为第四套与第五套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10月1日发行首套流通纪念币——建国35周年纪念币。后又陆续发行了国际和平年纪念币、中国人民银行建行40周年纪念币、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大熊猫纪念币等流通纪念币。至1999年12月20日发行澳门回归流通纪念币止，已发行39套、51枚。为庆祝建国50周年还首次发行了50元面额的纪念钞。此外，国际儿童节、奥林匹克运动会、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香港回归等特种纪念币县内亦有发行。以上纪念币均与现行人民币等值流通。但在郯城县发行量较小，少有流通，多为钱币爱好者所收藏。

货币流通

建国初，县货币流通历经扩大——缩小——稳定过程。先行扩大货币投放，意在消除旧中国所遗留之恶性通货膨胀。之后依靠壮大国营经济、加强市场管理等措施，逐步缩小货币投放，最后达到稳定货币。1950～1952年间，全县货币总收入1355万元，总支出1331万元，差额回笼24万元。

“一五”间，县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3%，社会商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7.8%，1957年末达1447万元。时物价稳定，市场繁荣，货币流通基本正常。

“二五”间，县国民经济发展有起有落。1958年“左”倾思想抬头，否定流通平衡，提倡留有缺口的所谓“积极平衡”，导致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造成1960～1962年间商品供应紧张，集市物价猛涨。针对物价不稳，县认真贯彻中央指示，重点控制财政支出、控制货币投放，适当提高部分商品价格，使货币流通至1962年末方趋于稳定。

1960～1965年，全县共回笼货币716万元，将过去数年间投放之货币基本收回。到1963年春，货币流通基本正常。据当年4月12日银行对县城市场物价调查：仔猪每公斤1.4～1.8元，比1962年同期下降50%左右；猪肉每公斤2.2元，下降66%；鲜蛋每个平均1角，下降约40%；生姜每公斤4角，下降80～90%；肉鸡每公斤1.8元，下降55～60%以上；小麦每公斤1元多，下降约70%；玉米每公斤8角，下降55～60%……其它农副产品价格下降40～90%不等；工业品及多数商品价格亦有所下降，县市场复入繁荣。

“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受阻，县市场货币偏多问题再度暴露，并使货币流通速度变慢。对此，“文化大革命”后在回笼货币之前，先由银行重点对市场购买力情况调查分析。通过现金计划执行情况研究，找到市场货币过多因由：①个人欠公款甚多，形成购买力加大，增添市场压力；②公有事业现金收入减少，本应通过非商品渠道回笼之现金，亦涌向市场，加大商品供求矛盾；③储蓄机构过少，群众持币待购现象普遍。对此，县采取相应措施，收效显著。1977年，全县净回笼货币382万元，该数超过之前任何一年。

1980年后，重点贯彻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指示。针对农村生产责任制后形势发展，采取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措施，着力组织商品交换和非商品货币回笼。但其间因一些工商产品货不对路，购买力与可供商品之间仍有较大差额，市场流通货币仍偏多。1980～1984年，全县货币投放差额152万元。

1986年以后，县人行开始正式履行管理货币流通，调控货币供应量职能。根据央行指示适时采取适当货币政策：1985年紧缩，1986年开始有区别地松动；1987年执行紧中有活货币政策；1988年四季度开始紧缩货币，至1990年才适度放松；1993年上半年，由于经济过热，乱集资、乱拆借、乱建开发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此，1993年7月，国务院开始全面清理“三乱”，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全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与此时货币政策相适应，人行现金投放回笼不断变化，基本适应当时经济发展需要。1999年初，中央银行提出“执行适当货币政策”，数次降低银行利率，增加现金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