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通币 初，沿清制，境内通使铜钱（“制钱”、铜元）和银锭。稍后，又流通“光绪元宝”、“光绪通宝”等铜板及银元。纪念辛亥革命成功而铸造的“开国纪念币”（上印孙中山头像，县俗称“孙头”）和印有袁世凯头像的“袁大头”银元在境最为通行。此外，“龙洋”、“鹰洋”、“站人”等亦多见。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银元在县为主要之流通货币。“银角”、“铜板”、“制钱”为辅币。
1935年（民国24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禁止银元流通，以中国、中央、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纸币为本位币。嗣后，此类“中央票”便通行境内。同期，山东民生银行所发行“民生票”在县亦多见。县还发行“地方流通券”，城镇大小商号亦争出“门头票”。一时，市场上各“票”充斥，货币陷于混乱。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县流通之各种货币职能票券达127种之多。稍后，汪伪政府又发行“储备票”，国民政府推出“关金券”，特别是1948年发行的“金元券”，因无黄金储备，更加速物价飞涨。至解放前夕，所谓“中央票”已形同废纸。
金属铸币 元宝，清末民初，货币本位取银、钱平行，二者均无限使用。但域内通常巨额交易用银，小额买卖用钱。时银在民间信用最高，故百姓完粮纳赋，官军薪俸兵饷，多以银两充任支付。县内流通最广的为“宝银”（俗称“元宝”）。就其重量、形态大小而言，时大者为“元宝”（又称“马蹄宝”或“两头翘”），重量一般为50两；中者为“中锭”（小元宝），重约10两；小者为“小锭”（小锞子、锞子），重1～5两。1两以下称“散银”（滴珠、福珠）。县内流通元宝多为上海银炉铸造，每枚重量以漕平49两8钱为标准，成色较好纹银可高出5.5%。
银元，在县称“洋钱”、“洋锭”或“大头”、“花边钱”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流入县境。1910年（宣统二年），颁布《币制则例》定为本位币后，遂为县之主币。时定每枚重库平7钱2分，含纯银9成。1933年（民国22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定银元为本位币，限每枚重26.697克，含纯银23.493克，并铸帆船图案“船洋”。1935年（民国24年）币制改革，禁止银元流通。但后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银元在县境实际仍广为流通。
“标金”，为“标准金条”之简称。“标金”为长方形，状如小砖，故亦称“金砖”。多铸有制炼金铺名称、重量、熔造日期和“标金”字样。有上海、天津、北平标金种种，成色重量各不相同。如上海标金每条重为漕平10两，谓之“小金砖”，成色978‰，故又有“978标金”之称。熔7小条为1大条，重漕平70两，称为“平”，亦即“大金砖”，县人有之则视为巨富。
纹银，为标准银，亦称“足纹”。明清至民国初，县民间交易均沿用，但实际成色低于宝银。以“十成足纹”即最好纹银为例，验证成色只有935.37‰，较之宝银成色仍低。故宝银折成纹银须“升水”，即升值。如上海“二七元宝”每枚重漕平50两，折成纹银，可升2两7钱，即可折成纹银52两7钱。
银角、镍币。清末民初，县市场流通之银角，亦称“角子”、“毫子”、“小洋”等，为银辅币通称。始用广东银角，为1890年（光绪十六年）铸币，面额分5角、2角、1角和5分4种，成色为82%，10角为1元。后各省滥铸，成色降低而贬值，需11～12角方可兑换银元1元。民国年间，县市场流通镍币，为1935年（民国24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后采用之辅币，有5分、10分、20分3种。正面为孙中山像，反面为古代布币图案。
铜元。至清末民初，域内民间交易所用铜元多系各种新式铜币，与传统圆形方孔制钱不同，中间无孔，故谓“铜板”。始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所铸之“光绪元宝”，背有盘龙纹，枚重库平2钱，当制钱10文；百枚换银元1元。此外尚有面额1文、2文、5文和20文等类，但以“光绪元宝”在县流通最广，俗称“单铜板”。其次是20文铜元，称之“双铜板”。北洋军阀间，县铜元种类很多，有当50元者，亦有当100和200元者。因制造过滥，致使铜元贬值，每枚银元兑换铜元数远超过面额，同时行情多变，铜元信誉日跌。1935年（民国24年）后，国民政府亦曾发行新铜辅币，有1分、半分2种，在县流传不广，后与旧铜元和制钱一起，多被手工业者收购熔化成铜，作工业原料或铜材出售。
县币 民国年间，县国民政府所发行以代货币流通之“地方币”类，主要有“流通券”、“县票”、“县库条”等。
流通券，1927年（民国16年），县长陈长举为凑军饷，召集全县名流士绅合议，发行“县流通券”。并成立流通券发行董事会，由马头镇孙寿椿任董事长，44保之保长任董事，县财粮局具体负责经办。面额有红紫色1000文和绿色2000文2种。发放方法，以“流通券”充任军政人员工资和付给商号收购农副产品。县府明令全县商号、百姓不得拒收此券。因其放发无发行基金，为筹集收兑，随之又在财粮局成立“亩捐处”，由马头镇邓月楼任处长，郯城镇吴福配为主任，对全县田赋每亩加征“亩捐”1吊，共出11万吊，折银11000元。并通告纳税交捐可以“流通券”相抵。如此之下，方保“流通券”币值和信誉。次年，县钱粮局发布公告，限期将券收回。
县库条、县票 民国年间，有数任国民党县长以印发“县库条”来弥补亏空。该条春秋两季发行，票面额1000文，可在市场流通，待征收时回收。1935年（民国24年），梁钟亭任县长时，由于军政开支无着，发行票面额为2角绿色的“县票”，允许在市场作辅币流通使用。因无发行基金，不收兑，信用差，不久即废。
民国公债 1914年（民国3年）5月，国民政府发行“六厘公债”（即三年期公债）。次年，又发行“四年内公债”，即从第三年始还本，八年本息还清。上二种在县均有发行，数额不详。1935年（民国24年），国民政府又在县发行“水灾工赈公债”。1940年发行“建设公债”；1942年发行“国币公债”；1943～1947年，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和“短期国库券”。以上债券，虽亦强调信用、管理、收兑等，但面对变幻无常之货币政策和一日千里之通货膨胀，根本无人乐意购买，于是多强硬推行之，具体数额不详。
商业“门头票” 清末民初，县较大商号有200余家，尤以马头镇最为繁盛集中，其经商足迹几遍全国。为其发展，1918年（民国7年），该镇“长发”杂货百货店经理皇甫辰首出“门头票”用以充实资本扩大营业。各商号见其有利可图，纷纷仿效。据不完全统计，至1933年（民国22年），出“门头票”商号，马头镇有43家，郯城镇21家，重坊、涝沟、红花埠亦有10～20家，甚至一些小商贩也效法印刷。
商号出“门头票”，须向当地商会注册登记，验讫发行。县城商号所出面额多为2000文，马头则大多为1000文。所发之票，用以收购农副产品，或以货币形式在市场兑换流通。一些资本雄厚、信誉较好者已流通省外，农民亦当货币储存。繁盛间县内“门头票”多至百余种，几有取代通币之势。但亦有商号为骗取资本，向商会谎报资金，超额数倍、甚至几十倍发行，以至无力收兑，信誉日落。加之商号间相互倾轧，以致“门头票”经营险象环生。1935年（民国24年），县城南关菜市街杨茂德杂货店，因生意萧条，无力收兑其票，全家弃店逃亡；同年县府门前“瑞丰永”金杂货店，亦因信誉低落，持票人蜂拥挤兑，店主吴绍瑞雇4名警察维持秩序，仍未免人群蜂拥而入，将店内货物哄抢一空，吴亦只好逃之夭夭。至后日军侵占，工商萧条，各店所出之票均成废纸弃市。
民主政府货币 1938年，山东解放区于胶东成立北海银行，并发行“北海票”以粉碎敌人经济掠夺与进攻。次年，该票流入县境。1942年底，省民主政府通令宣布以“北海票”为本位币后，境内流通日益广泛。直至建国前夕人民币发行以取代。同期，县内还流行少量“华中币”等，仅短期内见之于根据地间。至人民币发行，各民主政府所出货币一律收兑废止，唯人民币成域内唯一合法货币。
附：货币斗争
1938年，日军侵占郯城后，通过汪伪政权，大量强制发行伪储备票，以据点为基点向外层层扩展流通领域，以图在经济上扼杀抗日根据地。其主要方式：①先行法币登记，规定法币1元折换伪钞0.4元，强行收兑；②限定伪钞为唯一合法货币，见有持用它币者轻则撕毁、没收，重则毒打、逮捕；③实行并集，强将据点外集市迁入据点内合并，以便强制推行伪币；④征收捐税、筹集军饷等，以伪钞为算，它币拒收。
针对敌伪金融掠夺政策，根据地亦取相应对策：①由民主政府通令禁用伪钞；②动员群众设立分散小型集市；③发展根据地工商业，吸收法币，扩展北海票使用空间。
至1942年秋，马陵山区、沂河两岸根据地，伪钞已基本绝迹。
抗战胜利后，北海票在县内基本占领市场，由于解放区施行平抑物价等一系列措施，其信用日高。内战爆发后，人民政府公开宣布“蒋币”、“伪币”为非法，域内禁用。1947年国民党占县，强制推行法币，但信用极差，币值猛跌，很快崩溃。在解放区军民迅猛打击下，至1948年6月，万元以下“蒋币”人们已拒绝使用。时“关金券”在县币值是“一千、两千（元），吸支香烟；一万、两万（元），喝碗稀饭”，实已同于废纸。境内25万元面额一张之大票比比皆是，至县城解放。不少群众竟以此充纸糊墙或遗弃公厕。
第一节 建国前货币
民国通币 初，沿清制，境内通使铜钱（“制钱”、铜元）和银锭。稍后，又流通“光绪元宝”、“光绪通宝”等铜板及银元。纪念辛亥革命成功而铸造的“开国纪念币”（上印孙中山头像，县俗称“孙头”）和印有袁世凯头像的“袁大头”银元在境最为通行。此外，“龙洋”、“鹰洋”、“站人”等亦多见。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银元在县为主要之流通货币。“银角”、“铜板”、“制钱”为辅币。
1935年（民国24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禁止银元流通，以中国、中央、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纸币为本位币。嗣后，此类“中央票”便通行境内。同期，山东民生银行所发行“民生票”在县亦多见。县还发行“地方流通券”，城镇大小商号亦争出“门头票”。一时，市场上各“票”充斥，货币陷于混乱。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县流通之各种货币职能票券达127种之多。稍后，汪伪政府又发行“储备票”，国民政府推出“关金券”，特别是1948年发行的“金元券”，因无黄金储备，更加速物价飞涨。至解放前夕，所谓“中央票”已形同废纸。
金属铸币 元宝，清末民初，货币本位取银、钱平行，二者均无限使用。但域内通常巨额交易用银，小额买卖用钱。时银在民间信用最高，故百姓完粮纳赋，官军薪俸兵饷，多以银两充任支付。县内流通最广的为“宝银”（俗称“元宝”）。就其重量、形态大小而言，时大者为“元宝”（又称“马蹄宝”或“两头翘”），重量一般为50两；中者为“中锭”（小元宝），重约10两；小者为“小锭”（小锞子、锞子），重1～5两。1两以下称“散银”（滴珠、福珠）。县内流通元宝多为上海银炉铸造，每枚重量以漕平49两8钱为标准，成色较好纹银可高出5.5%。
银元，在县称“洋钱”、“洋锭”或“大头”、“花边钱”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流入县境。1910年（宣统二年），颁布《币制则例》定为本位币后，遂为县之主币。时定每枚重库平7钱2分，含纯银9成。1933年（民国22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定银元为本位币，限每枚重26.697克，含纯银23.493克，并铸帆船图案“船洋”。1935年（民国24年）币制改革，禁止银元流通。但后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银元在县境实际仍广为流通。
“标金”，为“标准金条”之简称。“标金”为长方形，状如小砖，故亦称“金砖”。多铸有制炼金铺名称、重量、熔造日期和“标金”字样。有上海、天津、北平标金种种，成色重量各不相同。如上海标金每条重为漕平10两，谓之“小金砖”，成色978‰，故又有“978标金”之称。熔7小条为1大条，重漕平70两，称为“平”，亦即“大金砖”，县人有之则视为巨富。
纹银，为标准银，亦称“足纹”。明清至民国初，县民间交易均沿用，但实际成色低于宝银。以“十成足纹”即最好纹银为例，验证成色只有935.37‰，较之宝银成色仍低。故宝银折成纹银须“升水”，即升值。如上海“二七元宝”每枚重漕平50两，折成纹银，可升2两7钱，即可折成纹银52两7钱。
银角、镍币。清末民初，县市场流通之银角，亦称“角子”、“毫子”、“小洋”等，为银辅币通称。始用广东银角，为1890年（光绪十六年）铸币，面额分5角、2角、1角和5分4种，成色为82%，10角为1元。后各省滥铸，成色降低而贬值，需11～12角方可兑换银元1元。民国年间，县市场流通镍币，为1935年（民国24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后采用之辅币，有5分、10分、20分3种。正面为孙中山像，反面为古代布币图案。
铜元。至清末民初，域内民间交易所用铜元多系各种新式铜币，与传统圆形方孔制钱不同，中间无孔，故谓“铜板”。始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所铸之“光绪元宝”，背有盘龙纹，枚重库平2钱，当制钱10文；百枚换银元1元。此外尚有面额1文、2文、5文和20文等类，但以“光绪元宝”在县流通最广，俗称“单铜板”。其次是20文铜元，称之“双铜板”。北洋军阀间，县铜元种类很多，有当50元者，亦有当100和200元者。因制造过滥，致使铜元贬值，每枚银元兑换铜元数远超过面额，同时行情多变，铜元信誉日跌。1935年（民国24年）后，国民政府亦曾发行新铜辅币，有1分、半分2种，在县流传不广，后与旧铜元和制钱一起，多被手工业者收购熔化成铜，作工业原料或铜材出售。
县币 民国年间，县国民政府所发行以代货币流通之“地方币”类，主要有“流通券”、“县票”、“县库条”等。
流通券，1927年（民国16年），县长陈长举为凑军饷，召集全县名流士绅合议，发行“县流通券”。并成立流通券发行董事会，由马头镇孙寿椿任董事长，44保之保长任董事，县财粮局具体负责经办。面额有红紫色1000文和绿色2000文2种。发放方法，以“流通券”充任军政人员工资和付给商号收购农副产品。县府明令全县商号、百姓不得拒收此券。因其放发无发行基金，为筹集收兑，随之又在财粮局成立“亩捐处”，由马头镇邓月楼任处长，郯城镇吴福配为主任，对全县田赋每亩加征“亩捐”1吊，共出11万吊，折银11000元。并通告纳税交捐可以“流通券”相抵。如此之下，方保“流通券”币值和信誉。次年，县钱粮局发布公告，限期将券收回。
县库条、县票 民国年间，有数任国民党县长以印发“县库条”来弥补亏空。该条春秋两季发行，票面额1000文，可在市场流通，待征收时回收。1935年（民国24年），梁钟亭任县长时，由于军政开支无着，发行票面额为2角绿色的“县票”，允许在市场作辅币流通使用。因无发行基金，不收兑，信用差，不久即废。
民国公债 1914年（民国3年）5月，国民政府发行“六厘公债”（即三年期公债）。次年，又发行“四年内公债”，即从第三年始还本，八年本息还清。上二种在县均有发行，数额不详。1935年（民国24年），国民政府又在县发行“水灾工赈公债”。1940年发行“建设公债”；1942年发行“国币公债”；1943～1947年，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和“短期国库券”。以上债券，虽亦强调信用、管理、收兑等，但面对变幻无常之货币政策和一日千里之通货膨胀，根本无人乐意购买，于是多强硬推行之，具体数额不详。
商业“门头票” 清末民初，县较大商号有200余家，尤以马头镇最为繁盛集中，其经商足迹几遍全国。为其发展，1918年（民国7年），该镇“长发”杂货百货店经理皇甫辰首出“门头票”用以充实资本扩大营业。各商号见其有利可图，纷纷仿效。据不完全统计，至1933年（民国22年），出“门头票”商号，马头镇有43家，郯城镇21家，重坊、涝沟、红花埠亦有10～20家，甚至一些小商贩也效法印刷。
商号出“门头票”，须向当地商会注册登记，验讫发行。县城商号所出面额多为2000文，马头则大多为1000文。所发之票，用以收购农副产品，或以货币形式在市场兑换流通。一些资本雄厚、信誉较好者已流通省外，农民亦当货币储存。繁盛间县内“门头票”多至百余种，几有取代通币之势。但亦有商号为骗取资本，向商会谎报资金，超额数倍、甚至几十倍发行，以至无力收兑，信誉日落。加之商号间相互倾轧，以致“门头票”经营险象环生。1935年（民国24年），县城南关菜市街杨茂德杂货店，因生意萧条，无力收兑其票，全家弃店逃亡；同年县府门前“瑞丰永”金杂货店，亦因信誉低落，持票人蜂拥挤兑，店主吴绍瑞雇4名警察维持秩序，仍未免人群蜂拥而入，将店内货物哄抢一空，吴亦只好逃之夭夭。至后日军侵占，工商萧条，各店所出之票均成废纸弃市。
民主政府货币 1938年，山东解放区于胶东成立北海银行，并发行“北海票”以粉碎敌人经济掠夺与进攻。次年，该票流入县境。1942年底，省民主政府通令宣布以“北海票”为本位币后，境内流通日益广泛。直至建国前夕人民币发行以取代。同期，县内还流行少量“华中币”等，仅短期内见之于根据地间。至人民币发行，各民主政府所出货币一律收兑废止，唯人民币成域内唯一合法货币。
附：货币斗争
1938年，日军侵占郯城后，通过汪伪政权，大量强制发行伪储备票，以据点为基点向外层层扩展流通领域，以图在经济上扼杀抗日根据地。其主要方式：①先行法币登记，规定法币1元折换伪钞0.4元，强行收兑；②限定伪钞为唯一合法货币，见有持用它币者轻则撕毁、没收，重则毒打、逮捕；③实行并集，强将据点外集市迁入据点内合并，以便强制推行伪币；④征收捐税、筹集军饷等，以伪钞为算，它币拒收。
针对敌伪金融掠夺政策，根据地亦取相应对策：①由民主政府通令禁用伪钞；②动员群众设立分散小型集市；③发展根据地工商业，吸收法币，扩展北海票使用空间。
至1942年秋，马陵山区、沂河两岸根据地，伪钞已基本绝迹。
抗战胜利后，北海票在县内基本占领市场，由于解放区施行平抑物价等一系列措施，其信用日高。内战爆发后，人民政府公开宣布“蒋币”、“伪币”为非法，域内禁用。1947年国民党占县，强制推行法币，但信用极差，币值猛跌，很快崩溃。在解放区军民迅猛打击下，至1948年6月，万元以下“蒋币”人们已拒绝使用。时“关金券”在县币值是“一千、两千（元），吸支香烟；一万、两万（元），喝碗稀饭”，实已同于废纸。境内25万元面额一张之大票比比皆是，至县城解放。不少群众竟以此充纸糊墙或遗弃公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