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财政体制基本沿用明制，财权高度集中，县只管征收，行丁徭、赋税和军屯制，经费支出由国库。1853年（清咸丰三年），行地丁合一，正税附加等征免权限均在中央，仅杂税杂捐改由地方掌管。1912年（民国元年），临时政府定《国家地方政费标准》，以作编制预算之据，次年又定《国家税地方税草案》，规定国税17种，县税20种，名义划分为各自收支范围并授预决算之权，而郯城县由于连年战乱，基本未实行。1928年（民国17年），公布《划分国家收入与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国家支出与地方支出标准案》，田赋、契税、牙贴、当税、屠宰税及各种杂捐划归地方，大致形成县内财政体制，但仍无具体明细法则。
1940年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时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依战争之需，统一计划，分散经营，各自收支，又相应统收统支。1943年，郯城二次解放，根据地已基本巩固，建立起全县统一财政管理制度，其中心是统收统支，收入全部上缴，支出由上级拨款。当时县财政收入，主要是征收公粮、田赋，其方式是实行合理负担。1945年，执行滨海区《征收救国公粮办法》，基本内容是：按累进法征收，最高不得超过其产量的35％，以全年计算，以每人5分地为起征点，游击区均一律按官亩折合，按人口计算，按亩累进征收。1949年，全县实行“统一政策，分散经营，统一货币，各管收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各项收入集中上缴，支出按月编报经费决算书，报专署财政科核销，实行报帐制度。
1950年，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一切财政收支全部纳入国家预算，除地方各种附加收入、自筹资金外，其他收入全部上解中央，支出由中央统一审核，逐级拨给。干部实行“实物供给制”，县区级属地方财政预算供给，县级统一向上级领报结算。乡镇干部由乡镇财政供给，不足部分由上级补助。1953年，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财政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三级管理体制（即中央、大区、省）。县列入省级财政负责，省对县实行“固定比例，分成收支，支出包干”的管理体制，县则“定收定支，超收上解，结余留用”。1954年，按中央财经会议精神，县地方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印花税、屠宰税、契税等）、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工商所得税、营业税等）和调剂收入三类；其中农业税、货物税、商品流通税25％留地方，工商所得税、营业税按50-55％固定比例分成。1955年，县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停止使用“供给制”。1958年，财政管理体制有较大改革，中央对地方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计划。省对县实行“固定收入，固定分成”和“调剂收入，以收定支”。固定比例收入，国营商业利润按20％；调剂收入，工商统一税按33％，工商营业税按44％，公债按60％，以此比例规定郯城县收入，并量入为支。1962年执行“核实比例，超收分成，收支挂钩”的财政体制。当年总额分成比例为44％。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保证上交，超收分成，结余留用”的收支大包干财政体制，全县超收上交17.7万元，分成比例为77.2％。1975年，执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奖励，支出包干，超支不补，节约归己”体制，总额分成比例为89.22％，全年地方财政分成收入17.4万元，留成收入11万元；超收分成收入6.4万元。1978年，又改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差额补助”，中心是改超额分成为增收分成，即以地方当年实际收入，按相同口径比上年增加部分来确定分成比例，计算应分数额。当年按规定补助170万元，增收分成19.1万元，县办企业分成19.5万元，总计分成208.6万元，比例为24.1％。
1980年，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步伐。地区对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办法，给郯城县划定收入任务485.2万元，支出指标为1193.1万元。并规定完成收入任务才能分配支出指标，如短收多少，支出就得压缩多少。这样，必须量收为支，将过去多年使用的“统收统支”、“吃大锅饭”办法革除，通常称为“分灶吃饭”。1985年继续改革，执行“收入三七分成，不足支出部分依1983年既有财力为基数定额补助，一定五年”的财政体制。1988年开始，地区对郯城县实行定额上缴的管理体制，并以8％的比例递增。1994年1月1日起改革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是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依此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包括分事、分税、分管三层含义。分事是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权，并依此为依据确定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范围；分税是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管是在分事和分权的基础上实行分级财政管理，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税收征管体系和金库体系。1999年，仍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第二节 财政体制
清代财政体制基本沿用明制，财权高度集中，县只管征收，行丁徭、赋税和军屯制，经费支出由国库。1853年（清咸丰三年），行地丁合一，正税附加等征免权限均在中央，仅杂税杂捐改由地方掌管。1912年（民国元年），临时政府定《国家地方政费标准》，以作编制预算之据，次年又定《国家税地方税草案》，规定国税17种，县税20种，名义划分为各自收支范围并授预决算之权，而郯城县由于连年战乱，基本未实行。1928年（民国17年），公布《划分国家收入与地方收入标准案》和《国家支出与地方支出标准案》，田赋、契税、牙贴、当税、屠宰税及各种杂捐划归地方，大致形成县内财政体制，但仍无具体明细法则。
1940年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时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依战争之需，统一计划，分散经营，各自收支，又相应统收统支。1943年，郯城二次解放，根据地已基本巩固，建立起全县统一财政管理制度，其中心是统收统支，收入全部上缴，支出由上级拨款。当时县财政收入，主要是征收公粮、田赋，其方式是实行合理负担。1945年，执行滨海区《征收救国公粮办法》，基本内容是：按累进法征收，最高不得超过其产量的35％，以全年计算，以每人5分地为起征点，游击区均一律按官亩折合，按人口计算，按亩累进征收。1949年，全县实行“统一政策，分散经营，统一货币，各管收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各项收入集中上缴，支出按月编报经费决算书，报专署财政科核销，实行报帐制度。
1950年，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一切财政收支全部纳入国家预算，除地方各种附加收入、自筹资金外，其他收入全部上解中央，支出由中央统一审核，逐级拨给。干部实行“实物供给制”，县区级属地方财政预算供给，县级统一向上级领报结算。乡镇干部由乡镇财政供给，不足部分由上级补助。1953年，供给财政转向建设财政。财政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三级管理体制（即中央、大区、省）。县列入省级财政负责，省对县实行“固定比例，分成收支，支出包干”的管理体制，县则“定收定支，超收上解，结余留用”。1954年，按中央财经会议精神，县地方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印花税、屠宰税、契税等）、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工商所得税、营业税等）和调剂收入三类；其中农业税、货物税、商品流通税25％留地方，工商所得税、营业税按50-55％固定比例分成。1955年，县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停止使用“供给制”。1958年，财政管理体制有较大改革，中央对地方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计划。省对县实行“固定收入，固定分成”和“调剂收入，以收定支”。固定比例收入，国营商业利润按20％；调剂收入，工商统一税按33％，工商营业税按44％，公债按60％，以此比例规定郯城县收入，并量入为支。1962年执行“核实比例，超收分成，收支挂钩”的财政体制。当年总额分成比例为44％。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保证上交，超收分成，结余留用”的收支大包干财政体制，全县超收上交17.7万元，分成比例为77.2％。1975年，执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奖励，支出包干，超支不补，节约归己”体制，总额分成比例为89.22％，全年地方财政分成收入17.4万元，留成收入11万元；超收分成收入6.4万元。1978年，又改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差额补助”，中心是改超额分成为增收分成，即以地方当年实际收入，按相同口径比上年增加部分来确定分成比例，计算应分数额。当年按规定补助170万元，增收分成19.1万元，县办企业分成19.5万元，总计分成208.6万元，比例为24.1％。
1980年，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步伐。地区对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办法，给郯城县划定收入任务485.2万元，支出指标为1193.1万元。并规定完成收入任务才能分配支出指标，如短收多少，支出就得压缩多少。这样，必须量收为支，将过去多年使用的“统收统支”、“吃大锅饭”办法革除，通常称为“分灶吃饭”。1985年继续改革，执行“收入三七分成，不足支出部分依1983年既有财力为基数定额补助，一定五年”的财政体制。1988年开始，地区对郯城县实行定额上缴的管理体制，并以8％的比例递增。1994年1月1日起改革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是将国家的全部税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依此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包括分事、分税、分管三层含义。分事是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权，并依此为依据确定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范围；分税是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管是在分事和分权的基础上实行分级财政管理，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税收征管体系和金库体系。1999年，仍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