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民国8年）版《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载：郯城县有“商号、银号八家，货铺十三，杂货二十五，酒行六十二，油坊十六，中西药房各十一，公司一。输出品：花生米、油栗子、核桃、芝麻；输入品：洋油、洋灰、洋线、红糖、火纸。”
郯城私营商业，自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936年（民国25年）是以马头镇为中心，这期间也是马头商业发展的兴盛期。马头镇位于沂河之滨，当时沂河水路畅通，南下沪宁一线，北上京津等地，商船云集馆舍林立，号称“水旱码头”，颇有重镇气势。故得名码头，后人简化为马头。外地人到马头经商者颇多，到20世纪初，该镇已设有山西、河南诸会馆；冀州、徽州等商邦；省内潍县、青岛等地商号亦多。此时山西铁货、河南中药、冀州土布、江苏杂玩等充斥境内，郯城县银杏、板栗、生姜、大蒜、琅琊草制品等源源外运。到1930年前后，已进入商业全盛期，买卖字号有300家左右，较有名气者达96家。孙寿椿的亚细亚煤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梁夫康的东永昌杂货、西永昌杂货等均获利颇丰。位于繁荣街的聚盛德、和平街的西增圣和胜利街的丰聚园、于恒顺等商店，都直接经手对外贸易；而义丰远、德凤祥、北恒盛、南恒盛等字号往往亦工亦商，土洋兼营。此外还有50余家坊店，200多家面食业户，再加数百家织布户、卷烟户以及大批小商贩、手工业者，以致“商市栉比，医药、梨园、娼妓皆备”，形成颇具特色的马头镇工商业格局。
除马头外，沿沂河重坊、李庄两镇亦成一定规模。重坊镇地处县境西南沂河西岸，当二省三县交界处，四境沃野平川，商品零售额颇为可观。民国时期较大商号即有40余家，如倪绍的恒丰油坊、禚晓峰的义祥杂货，杜士增的兴德金店以及河北人包玉湘的玉龙宫金杂商店均较有名气。此外，还有药店数家，如胡昌文的天元堂，胡克昌的南大园、北大园等。坊店、饮食业亦为兴旺。当时该镇渡口常有十余只大木船停泊，货运皆外地来船，最多时可达50余只。李庄镇亦当边界平野临河之处，其况类于重坊，但规模稍次。
1930年前后，县城商业亦初具规模。最盛时期商店40余家，如源兴诚、东增盛、西增盛等颇有名气。地主颜锡林本人即有商店7座，加之宗族近支，店铺宅第占城近半，号为“颜半城”。此外，饭馆、旅店亦数十家，私商小贩近百户。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繁华程度，民国时期县城商业不仅比马头镇大为逊色，比之重坊、李庄镇亦恐不及。
1938年4月，日军侵入郯城县，大肆掳掠烧杀。对县城、马头所有的商店、字号、民房几乎烧光，财物抢劫一空。当时人民群众称这次罕见的大浩劫为“跑大反”，一等有钱的大商家都跑往上海等大城市去了；中等的商家也逃往别地异乡去了；一般的在当地东窜西跑，四处躲藏。从此，商店倒闭，市场萧条，萎蘼不振，商业陷入绝境，县内商业至解放前终未走出低谷。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驻扎在郯城、马头等重镇，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及其达官显贵与当地的地主、资本家沆瀣一气，蹂躏压榨百姓，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赌局、娼妓盛行，市场混乱，物价暴涨，工农业生产及商业日趋萎缩。
1948年郯城解放后，市场转向正常，物价日趋稳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一方面积极领导人民开展工农业大生产，一方面大力宣传贯彻党的工商政策，帮助小商小贩和私商解除顾虑，恢复营业，促使关门停业的商户重新开张营业。私营商业获得迅速发展，商业网点日益增多。建国前夕，郯城县有大、中、小集市52处，其中上市万人以上的大集市8处，有牲畜、粮食、木料、百货、食品等几十个行业。中、小集市一般千人左右，仅经营食品、蔬菜几个行业。此间郯城县商业基本以集市贸易为主，店铺门面很少，亦设在县城和重点集镇。市场逐渐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建国初期，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大量商品物资和社会资本掌握在私营工商户手中，城乡集贸市场也基本为私营商业所操纵，市场物价连续上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开展了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的斗争，这对改变旧的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发挥正当的私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避免因大批私营商业倒闭或停业而增加社会失业人员，国家于1950年6月及时对工商业进行了第一次调整，这次调整的范围包括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等以及产销关系3个方面。其目的是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共同发展，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同时采取措施，使国营商业在经济范围、市场管理和价格等方面给私营商业以出路。通过这次调整，经济形势、财政状况明显好转。这一时期，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迅速发展，私营商业比重明显下降，详见下表。
郯城县1953～1955年三种所有制商品对照表
表 11-1
┏━━━━┳━━━━━━━━━━┳━━━━━━━━━━┳━━━━━━━━━━┓
┃ ┃1953年一季度 ┃1954年一季度 ┃1955年一季度 ┃
┃部 ┃零售额 ┃零售额 ┃零售额 ┃
┃ ┣━━━━━┳━━━━╋━━━━━┳━━━━╋━━━━━┳━━━━┫
┃别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
┃ ┃（元） ┃ ┃（元） ┃ ┃（元） ┃ ┃
┣━━━━╋━━━━━╋━━━━╋━━━━━╋━━━━╋━━━━━╋━━━━┫
┃合计 ┃953092 ┃ 100 ┃1692659 ┃ 100 ┃ 2149517 ┃ 100 ┃
┣━━━━╋━━━━━╋━━━━╋━━━━━╋━━━━╋━━━━━╋━━━━┫
┃国营 ┃ ┃ ┃ ┃ ┃ ┃ ┃
┃商业 ┃ 156650 ┃ 16.5 ┃ 455691 ┃ 27.0 ┃ 369288 ┃ 17.2 ┃
┣━━━━╋━━━━━╋━━━━╋━━━━━╋━━━━╋━━━━━╋━━━━┫
┃ 合作 ┃ ┃ ┃ ┃ ┃ ┃ ┃
┃ 社商 ┃297668 ┃ 31.2 ┃ 784529 ┃46.3 ┃1423553 ┃ 66.2 ┃
┃业 ┃ ┃ ┃ ┃ ┃ ┃ ┃
┣━━━━╋━━━━━╋━━━━╋━━━━━╋━━━━╋━━━━━╋━━━━┫
┃私营 ┃498774 ┃ 52.2 ┃ 452439 ┃26.7 ┃ 356676 ┃ 16.6 ┃
┃商业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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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下半年全面展开了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工作。中共郯城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县供销社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领导全县“商改”工作。1955年对私营商业的改造进入高潮。按照中央规定：对民族资本家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小商小贩实行“团结、教育和组织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政策。1956年初，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小商小贩积极要求组织起来，有的申请参加公私合营，有的要求参加合作商店或代购代销，1956年2月，有私营商户341人过渡到供销社，纳入其它各种改造形式的私商占其从业人员总数的93%，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商店79个540人，代销店251户263人，经销业141户157人。此外，还有自营者147户147人，饮食业合作组94个206人。这些从业人员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觉悟普遍提高，新的经营作风基本树立。年底，通过私商改造和商业网点调整，全县95%以上的村庄已实现“小买卖不出村”，给群众生活以极大便利。
根据“加强改造，继续安排”的方针，1956年下半年召开两次区社主任会议，专门检查私商改造工作。全县普遍实行对小商贩定额包税，有411户困难商贩给予贷款维持经营。贷款额总计29910元。另有12户给予救济，使90%以上困难户得到解决。之后，全县商户经营情绪高涨，城乡市场空前活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商品流通流域受到严重破坏。对有证个体商业的网点、人员、经营范围、货源供应以及税收等方面限制过严，管得过死，使他们正当的经营活动非但得不到保护，反而受到岐视和打击，致使个体商业逐渐下降。到1976年，全县私营商业几乎绝迹。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提倡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个体商业开始复苏。1981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国家物价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对城镇个体工商户货源供应等问题的通知》，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共郯城县委，县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上述政策，使全县的个体商业迅速发展。随着改革深入，一些国有企业破产改制，人员下岗分流，从事个体商业的人员日益增多。至1999年底全县个体商业达到42160户，从业人员91547人。
第一章 私营商业
1919年（民国8年）版《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载：郯城县有“商号、银号八家，货铺十三，杂货二十五，酒行六十二，油坊十六，中西药房各十一，公司一。输出品：花生米、油栗子、核桃、芝麻；输入品：洋油、洋灰、洋线、红糖、火纸。”
郯城私营商业，自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936年（民国25年）是以马头镇为中心，这期间也是马头商业发展的兴盛期。马头镇位于沂河之滨，当时沂河水路畅通，南下沪宁一线，北上京津等地，商船云集馆舍林立，号称“水旱码头”，颇有重镇气势。故得名码头，后人简化为马头。外地人到马头经商者颇多，到20世纪初，该镇已设有山西、河南诸会馆；冀州、徽州等商邦；省内潍县、青岛等地商号亦多。此时山西铁货、河南中药、冀州土布、江苏杂玩等充斥境内，郯城县银杏、板栗、生姜、大蒜、琅琊草制品等源源外运。到1930年前后，已进入商业全盛期，买卖字号有300家左右，较有名气者达96家。孙寿椿的亚细亚煤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梁夫康的东永昌杂货、西永昌杂货等均获利颇丰。位于繁荣街的聚盛德、和平街的西增圣和胜利街的丰聚园、于恒顺等商店，都直接经手对外贸易；而义丰远、德凤祥、北恒盛、南恒盛等字号往往亦工亦商，土洋兼营。此外还有50余家坊店，200多家面食业户，再加数百家织布户、卷烟户以及大批小商贩、手工业者，以致“商市栉比，医药、梨园、娼妓皆备”，形成颇具特色的马头镇工商业格局。
除马头外，沿沂河重坊、李庄两镇亦成一定规模。重坊镇地处县境西南沂河西岸，当二省三县交界处，四境沃野平川，商品零售额颇为可观。民国时期较大商号即有40余家，如倪绍的恒丰油坊、禚晓峰的义祥杂货，杜士增的兴德金店以及河北人包玉湘的玉龙宫金杂商店均较有名气。此外，还有药店数家，如胡昌文的天元堂，胡克昌的南大园、北大园等。坊店、饮食业亦为兴旺。当时该镇渡口常有十余只大木船停泊，货运皆外地来船，最多时可达50余只。李庄镇亦当边界平野临河之处，其况类于重坊，但规模稍次。
1930年前后，县城商业亦初具规模。最盛时期商店40余家，如源兴诚、东增盛、西增盛等颇有名气。地主颜锡林本人即有商店7座，加之宗族近支，店铺宅第占城近半，号为“颜半城”。此外，饭馆、旅店亦数十家，私商小贩近百户。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繁华程度，民国时期县城商业不仅比马头镇大为逊色，比之重坊、李庄镇亦恐不及。
1938年4月，日军侵入郯城县，大肆掳掠烧杀。对县城、马头所有的商店、字号、民房几乎烧光，财物抢劫一空。当时人民群众称这次罕见的大浩劫为“跑大反”，一等有钱的大商家都跑往上海等大城市去了；中等的商家也逃往别地异乡去了；一般的在当地东窜西跑，四处躲藏。从此，商店倒闭，市场萧条，萎蘼不振，商业陷入绝境，县内商业至解放前终未走出低谷。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驻扎在郯城、马头等重镇，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及其达官显贵与当地的地主、资本家沆瀣一气，蹂躏压榨百姓，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赌局、娼妓盛行，市场混乱，物价暴涨，工农业生产及商业日趋萎缩。
1948年郯城解放后，市场转向正常，物价日趋稳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一方面积极领导人民开展工农业大生产，一方面大力宣传贯彻党的工商政策，帮助小商小贩和私商解除顾虑，恢复营业，促使关门停业的商户重新开张营业。私营商业获得迅速发展，商业网点日益增多。建国前夕，郯城县有大、中、小集市52处，其中上市万人以上的大集市8处，有牲畜、粮食、木料、百货、食品等几十个行业。中、小集市一般千人左右，仅经营食品、蔬菜几个行业。此间郯城县商业基本以集市贸易为主，店铺门面很少，亦设在县城和重点集镇。市场逐渐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建国初期，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大量商品物资和社会资本掌握在私营工商户手中，城乡集贸市场也基本为私营商业所操纵，市场物价连续上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家开展了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的斗争，这对改变旧的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发挥正当的私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避免因大批私营商业倒闭或停业而增加社会失业人员，国家于1950年6月及时对工商业进行了第一次调整，这次调整的范围包括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等以及产销关系3个方面。其目的是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共同发展，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同时采取措施，使国营商业在经济范围、市场管理和价格等方面给私营商业以出路。通过这次调整，经济形势、财政状况明显好转。这一时期，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迅速发展，私营商业比重明显下降，详见下表。
郯城县1953～1955年三种所有制商品对照表
表 11-1
┏━━━━┳━━━━━━━━━━┳━━━━━━━━━━┳━━━━━━━━━━┓
┃ ┃1953年一季度 ┃1954年一季度 ┃1955年一季度 ┃
┃部 ┃零售额 ┃零售额 ┃零售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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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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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53092 ┃ 100 ┃1692659 ┃ 100 ┃ 2149517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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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 ┃ ┃ ┃ ┃ ┃ ┃ ┃
┃商业 ┃ 156650 ┃ 16.5 ┃ 455691 ┃ 27.0 ┃ 369288 ┃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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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 ┃ ┃ ┃ ┃ ┃ ┃ ┃
┃ 社商 ┃297668 ┃ 31.2 ┃ 784529 ┃46.3 ┃1423553 ┃ 66.2 ┃
┃业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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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 ┃498774 ┃ 52.2 ┃ 452439 ┃26.7 ┃ 356676 ┃ 16.6 ┃
┃商业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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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下半年全面展开了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工作。中共郯城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县供销社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领导全县“商改”工作。1955年对私营商业的改造进入高潮。按照中央规定：对民族资本家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小商小贩实行“团结、教育和组织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政策。1956年初，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小商小贩积极要求组织起来，有的申请参加公私合营，有的要求参加合作商店或代购代销，1956年2月，有私营商户341人过渡到供销社，纳入其它各种改造形式的私商占其从业人员总数的93%，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商店79个540人，代销店251户263人，经销业141户157人。此外，还有自营者147户147人，饮食业合作组94个206人。这些从业人员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觉悟普遍提高，新的经营作风基本树立。年底，通过私商改造和商业网点调整，全县95%以上的村庄已实现“小买卖不出村”，给群众生活以极大便利。
根据“加强改造，继续安排”的方针，1956年下半年召开两次区社主任会议，专门检查私商改造工作。全县普遍实行对小商贩定额包税，有411户困难商贩给予贷款维持经营。贷款额总计29910元。另有12户给予救济，使90%以上困难户得到解决。之后，全县商户经营情绪高涨，城乡市场空前活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商品流通流域受到严重破坏。对有证个体商业的网点、人员、经营范围、货源供应以及税收等方面限制过严，管得过死，使他们正当的经营活动非但得不到保护，反而受到岐视和打击，致使个体商业逐渐下降。到1976年，全县私营商业几乎绝迹。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提倡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个体商业开始复苏。1981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国家物价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对城镇个体工商户货源供应等问题的通知》，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共郯城县委，县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上述政策，使全县的个体商业迅速发展。随着改革深入，一些国有企业破产改制，人员下岗分流，从事个体商业的人员日益增多。至1999年底全县个体商业达到42160户，从业人员9154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