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无专门护林机构和成文护林法规。只有少量官地、官道之树由政府统一管理。据1923年（民国12年）版《山东各县劝业所十一年度成绩报告书》载，郯城县清明节“由县谕令沿路庄长，督率近路地主于路旁每米植树一株，共植杨柳榆等树9万株，即以各庄旧有之看青人兼充林业警察，不时巡逻，以资保护。”“城垣附近，有义地九段，共52.9亩，共植树5047棵，请县转饬警察署妥为保护。”当时县内树木大部为私有，均由自己管护，一般人家树木不多，多用劳动之余兼行护林；一些官吏、地主林木较多者雇人看管。
建国后，随着林业发展，公有林木增多，为保护林木资源，县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了林木管理。
护林法规 1957年3月19日，县人民委员会发布通告，要求公路沿线各区乡加强护林宣传教育，并划分路段组织就近村社负责看护管理，严肃处理毁林案件和严惩犯罪分子。
1957年11月1日，县人民委员会又公布《关于加强林木采伐管理和木材市场管理的通知》，决定实行林木有证采伐采购。通知要求凡到市场收购或到林地采伐，均需取得县商业局或木材公司许可，并经林政部门批准取得证件者方可行事。否则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采伐收购或扣留其木材，对违反规定者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1958年2月5日至11月8日，县人民委员会连续发出5个关于加强林木管理的通知，其中有2月5日《关于严格控制木材外流的通知》、5月6日《关于加强林木管理和批准采伐权限的通知》、8月6日《关于木材实行统一收购、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供应的通知》、8月10日《关于林木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补充通知》、11月8日《关于树木采伐管理工作的通知》。
1961年11月30日，中共郯城县委、郯城县人委发布《关于发展林业生产和保护林木的几项政策规定》。针对“大跃进”之后县内林木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规定》要求“凡有成片林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都要组织专业护林组”该《规定》还要求订立护林公约、加强护林教育以及奖励护林有功者和惩处毁坏林木者等。此为建国后郯城县所制订的最早的有关林木的地方法规之一。
1982年11月23日，县人民政府为贯彻上级有关指示，发出《关于保护林木加强木材管理的紧急通知》，责成县林业局、公安局、法院联合组织宣传，制止土地承包后毁林之风蔓延。
1983年5月6日，县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发展林业生产的决议》，提出“以法治林，以法护林，坚决煞住破坏林木的歪风”；并要求“对于破坏林木的案件，有关部门要从快、从严、从重查处。发生一起，处理一起，不留后患”。
1993年，郯城县被国家林业部评为全国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先进单位。
护林组织 建国后，在有计划、有组织植树造林的同时，护林组织普遍建立。特别是1976年后，接受“文化大革命”中毁林教训，全县各公社、大队都建立护林组织。公社有护林领导小组，大队有护林专业队，每片林地和道路沟渠林网都有固定专职护林员，并同护林建筑设施、林木资源等一同建卡立档。
在建立健全护林组织的同时，各地都通过民主讨论制订出护林公约，其主要内容大都是通过思想教育建设形成护林约束机制，并有相应奖罚措施，如全县较流行的“一、三、五制度”，即“毁树一棵，补栽三棵，罚款五元”，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公约条文。1982年设立林业派出所，1996年11月改为林业公安科，为加强林业生产的治安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确权发证 建国后，县内林木占有形式有所变更。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林木所有制形式被打乱，公私所有的树木都可随意砍伐。1961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林业十八条》，1964年郯城县进行林木确权发证工作，确定了林木的所有权和宜林地的使用权，对医治“大跃进”创伤起到积极作用。1979年后林木占有形式又发生了变化，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1～1982年重新进行林木确权发证，对促进林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依法治林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县乡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坚持依法治林，对毁林案件按照国家法律予以处理，使林木保护得到切实保障。1976年，县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庙山公社大埠二大队偷砍林木106株的犯罪分子。1981年，依法逮捕哄抢国营马陵山林场的首要分子，对教育群众起到明显作用。1982年，在全县林木滥伐风再起的情况下，县委、县纪委严肃处理了一批严重失职的社队党员干部，很快煞住了毁林风。据不完全统计，仅1980～1982年间，全县即查处大型毁林案件37起，逮捕8人，拘留15人，受党纪处分10人，对有关责任人罚款共25万元。
198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实施，全县各级加大《森林法》宣传、执行力度，认真查处各种形式的毁林案件，林业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第一节 管理措施
建国前无专门护林机构和成文护林法规。只有少量官地、官道之树由政府统一管理。据1923年（民国12年）版《山东各县劝业所十一年度成绩报告书》载，郯城县清明节“由县谕令沿路庄长，督率近路地主于路旁每米植树一株，共植杨柳榆等树9万株，即以各庄旧有之看青人兼充林业警察，不时巡逻，以资保护。”“城垣附近，有义地九段，共52.9亩，共植树5047棵，请县转饬警察署妥为保护。”当时县内树木大部为私有，均由自己管护，一般人家树木不多，多用劳动之余兼行护林；一些官吏、地主林木较多者雇人看管。
建国后，随着林业发展，公有林木增多，为保护林木资源，县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了林木管理。
护林法规 1957年3月19日，县人民委员会发布通告，要求公路沿线各区乡加强护林宣传教育，并划分路段组织就近村社负责看护管理，严肃处理毁林案件和严惩犯罪分子。
1957年11月1日，县人民委员会又公布《关于加强林木采伐管理和木材市场管理的通知》，决定实行林木有证采伐采购。通知要求凡到市场收购或到林地采伐，均需取得县商业局或木材公司许可，并经林政部门批准取得证件者方可行事。否则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采伐收购或扣留其木材，对违反规定者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1958年2月5日至11月8日，县人民委员会连续发出5个关于加强林木管理的通知，其中有2月5日《关于严格控制木材外流的通知》、5月6日《关于加强林木管理和批准采伐权限的通知》、8月6日《关于木材实行统一收购、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供应的通知》、8月10日《关于林木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的补充通知》、11月8日《关于树木采伐管理工作的通知》。
1961年11月30日，中共郯城县委、郯城县人委发布《关于发展林业生产和保护林木的几项政策规定》。针对“大跃进”之后县内林木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规定》要求“凡有成片林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都要组织专业护林组”该《规定》还要求订立护林公约、加强护林教育以及奖励护林有功者和惩处毁坏林木者等。此为建国后郯城县所制订的最早的有关林木的地方法规之一。
1982年11月23日，县人民政府为贯彻上级有关指示，发出《关于保护林木加强木材管理的紧急通知》，责成县林业局、公安局、法院联合组织宣传，制止土地承包后毁林之风蔓延。
1983年5月6日，县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发展林业生产的决议》，提出“以法治林，以法护林，坚决煞住破坏林木的歪风”；并要求“对于破坏林木的案件，有关部门要从快、从严、从重查处。发生一起，处理一起，不留后患”。
1993年，郯城县被国家林业部评为全国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先进单位。
护林组织 建国后，在有计划、有组织植树造林的同时，护林组织普遍建立。特别是1976年后，接受“文化大革命”中毁林教训，全县各公社、大队都建立护林组织。公社有护林领导小组，大队有护林专业队，每片林地和道路沟渠林网都有固定专职护林员，并同护林建筑设施、林木资源等一同建卡立档。
在建立健全护林组织的同时，各地都通过民主讨论制订出护林公约，其主要内容大都是通过思想教育建设形成护林约束机制，并有相应奖罚措施，如全县较流行的“一、三、五制度”，即“毁树一棵，补栽三棵，罚款五元”，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公约条文。1982年设立林业派出所，1996年11月改为林业公安科，为加强林业生产的治安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确权发证 建国后，县内林木占有形式有所变更。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林木所有制形式被打乱，公私所有的树木都可随意砍伐。1961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林业十八条》，1964年郯城县进行林木确权发证工作，确定了林木的所有权和宜林地的使用权，对医治“大跃进”创伤起到积极作用。1979年后林木占有形式又发生了变化，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1～1982年重新进行林木确权发证，对促进林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依法治林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县乡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坚持依法治林，对毁林案件按照国家法律予以处理，使林木保护得到切实保障。1976年，县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庙山公社大埠二大队偷砍林木106株的犯罪分子。1981年，依法逮捕哄抢国营马陵山林场的首要分子，对教育群众起到明显作用。1982年，在全县林木滥伐风再起的情况下，县委、县纪委严肃处理了一批严重失职的社队党员干部，很快煞住了毁林风。据不完全统计，仅1980～1982年间，全县即查处大型毁林案件37起，逮捕8人，拘留15人，受党纪处分10人，对有关责任人罚款共25万元。
198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正式实施，全县各级加大《森林法》宣传、执行力度，认真查处各种形式的毁林案件，林业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