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棉花

高唐种植棉花较早，明代已大面积种植，棉花成为明朝廷向农民征收的主要实物。万历《东昌府志》载：“东昌府高、恩两县土宜植棉，江淮贾客贸易，居人以此致富。”植棉业的发展也促进市场的繁荣，提高了高唐的知名度，因此得“金高唐”之美称。

清初，高唐植棉业又有发展，棉花市场进一步繁荣。1712年(康熙51年)，高唐知州龙图跃在他主修的《高唐州志》中曾赋《秋棉成市》诗：“秋村棉絮落纷纷，入市千堆映日曛。白比峨嵋山后雪，多于宏景岭头云。用添士女三冬足，功报耕耘一岁勤。纺绩有声能不断，弦歌何必满城闻。”

1836年(道光16年)，在高唐知州徐宗干主修的《高唐州志》中，称高唐棉花“甲于齐鲁”、“棉为州民恒产”。曾写下《唐寺棉市》一诗：“皓皓齐纨价益增，鹧鸪飞罢满秋塍。一肩黄雪输厘市，万朵银花拥佛灯。巷口车声金勒马，塔前人影白头僧。当年甘碧今何在，耕织原来最上乘”。

1836年《高唐州志》卷首《图考》中有“采棉图”和“唐寺棉市图”，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足以说明古高唐植棉已闻名遐迩。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洋务运动的影响和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国内纺织厂纷纷建立，国外优良棉种源源不断地引进。19世纪90年代，东昌知府魏家骅也引进国外优良棉种，在高唐、茌平等地种植。棉花良种的使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推动了高唐棉花生产的发展，也带动了高唐纺织业的发展。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半个世纪里，高唐县的棉业基本上是稳定发展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高唐，高唐的棉花生产每况愈下。1943年大旱，收成低微的棉花被日寇掠夺一空，广大棉农连棉仁饼也吃不上，全县冻饿而死者不下三万之众。

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广大贫苦农民分到土地，高唐的棉花生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建国后，农民在“爱国家、种棉花”的号召下，积极种植棉花，并连年获得好收成。1956年，高唐植棉488000亩，总产皮棉12415吨，创历史新纪录。高唐植棉重振名声，各地纷纷要求高唐派人传播植棉经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魏振卿等赴烟台、牟平、诸城、高密、五莲、即墨等县指导植棉。1957年、1958年两次全国棉花工作会议，高唐均派人参加，魏振卿在大会上做典型发言和示范操作，详细介绍高唐的植棉经验，受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表彰。

1958～1962年，高唐棉花生产落于低潮，1963年以后，有所恢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唐的棉花生产又创造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好水平。1983年，高唐成为全国36个提前翻番的县份之一。1984年，高唐棉田增加到54.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7%。亩产皮棉74.5公斤，是1949年亩产皮棉14公斤的5倍多。总产4.05万吨，是1949年总产量的10倍多，单产、总产都创历史最高水平。1987年，又创皮棉单产79公斤的新纪录。

一、自然条件

土壤境内多为壤土。耕层质地良好的轻壤和中壤，有73.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61.86%。根据棉花生物学特性，分析地貌及土壤质地条件，最适宜植棉面积60万亩，另外较适宜植棉面积30万亩。

热量棉花是一种喜温、喜光，需要土地湿润、气候干燥的作物，全生育期二百天左右，本县热量资源能满足棉花生长的需要。但由于有些年份热量前期优于后期，8月中旬出现连阴雨、低温，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20℃的终日较早(9月13日)，初霜冻也较早(10月26日)，因而造成蕾铃脱落、棉铃僵烂、花絮降质的现象。

光照棉花是喜光、短日照作物，强光照射对生长有利。全生育期需要光照1400～1600小时，高唐县棉花生育期总日照时数为1604小时，占全年的60.2%，平均每天8.1小时，太阳总幅射量为82.5千卡/CM2，占全年的66.4%，8、9月份常由于阴雨连绵造成光照不足，影响棉花生长发育。

水分棉花根系发达，具有抗旱能力，但蒸腾率高，因此对水分反应特别敏感。棉花全生育期需要水量为600mm左右，其中蕾铃期占70%以上，这是棉花需水的关键期。高唐县棉花全生育期总降雨量为512.9mm，80%的保证率为398mm，自然降水仅能使23%的年份满足棉花的需要。解放后，由于治理河流、修渠、打井，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弥补了降水不足，基本满足棉花生长需要。

二、棉花生产及消长情况

植棉面积及产量解放前，已有相当大的面积，但由于天灾人祸、耕作粗放、技术落后、缺少水肥、品种混杂等原因，产量低而不稳。植棉20万亩左右，亩产10余公斤，总产200多万公斤。高唐解放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植棉28.5万亩，亩产皮棉14公斤，全县总产399万公斤。建国后，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植棉技术的普及更新和国家收购政策的不断调整，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两次出现低潮外，本县棉花生产一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唐县棉花生产一年一个新台阶。

棉花生产的消长情况

建国以来，按照高唐棉花消长的实际情况，大体分为六个阶段。

• 1949～1957年，国家根据棉纺需要，在计划经济指导下，采取粮棉比价和预付定金的办法。当时粮棉比价为1：8左右，同时在春季落实植棉计划时，预付总产五分之一的定金，解决棉农春季生产中资金不足的困难，促进了棉花生产的发展。
• 1958～1962年，因3年自然灾害，口粮紧张，棉粮实际比价发生变化，政府停发预付定金，棉花生产急转直下。
• 1962～1966年，恢复了预付定金，豁免了陈欠，省政府实行了棉粮统筹奖售政策，实行二、三、四保七、八、九（每个棉农交售商品棉20、30、40斤，保证供应每人每日口粮7两、8两、9两）。1963年棉价提高10%。到1965年，植棉面积比1962年增加36万亩，单产增加16.5公斤，总产增加931.5万公斤。
• 1967～1978年，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粮食价格大幅度提高，棉粮比价缩小，棉花种植面积缩小，产量下降。
• 1979～1984年，全县亩产皮棉125～150公斤的地块几乎乡乡有、村村有。这一时期，一是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二是棉价提高10%，又加5%的补贴。同时，在三年平均产量的基础上，每增产0.5公斤皮棉加价30%，奖售1公斤粮食、0.5公斤化肥（山东省从1979年起另加1公斤，1982年取销）。三是普及了高产品种鲁棉1号，推广了先进植棉技术。四是增加投入。1984年，高唐植棉达历史高峰。
• 1985年，国家对棉花收购工作做了调整，实行订购合同。高唐县收购合同为25000吨。奖励政策由“斤棉斤肥、1斤棉花2斤粮食”，改为“每百斤棉花70斤化肥、每斤粮食折成6分钱作为补贴”，农民的植棉积极性有所受挫。1986年，对棉花实行敞开收购，棉花生产有所恢复。1987年，政府采取鼓励种棉的措施，高唐县植棉44.48万亩，总产35000吨，单产79公斤，又创历史新水平。

三、棉花的种植

精细整地 “深耕细耙，旱涝不怕”。深秋封冻前，将棉田深耕30厘米，开春施入粗肥，顶凌耙地，春季有雨重翻二犁，进行耙耢，达到上虚下实，保住墒情。随着黄灌面积扩大，现采取开冻后灌水造墒之法。对盐碱地旱、地晚耕晚耙、晒垡养坷垃，培养土壤团粒结构，减少水份蒸发泛碱。重碱地起垅开沟躲碱或大水压碱。

重施底肥 “三追不如一底”，这是高唐棉农的经验谈。冬耕之前将有机肥运入田间，分撒之后，立即耕翻。

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农民植棉增加了投入，一般亩施底肥：粪肥2方，饼肥40～50公斤，磷肥40～50公斤，氢铵50公斤。

适时播种 历年来，多采用物候法和节气确定播种期。“枣芽发，种棉花”；“谷雨前后，撒花种豆”；“清明早，立夏迟，谷雨播种正适时”。近年，群众逐步掌握了根据土壤温度和湿度确定播期的方法。在5厘米地温稳定通过14℃，土壤含水量超过14％时即可播种，一般年份在清明后第五天开播。

疏苗定苗 棉花出苗后，棉苗拥挤，如果不及时疏苗，影响发育，形成高脚苗。疏苗要留大去小、留健去弱、留纯去杂、留好去坏，把棉苗疏稀、疏匀。

定苗。 本县植棉习惯偏稀，每亩2000株左右，不能高产。建国后密度增加，每亩4000～5000株，产量提高。后推广小棵密植，亩定苗8000～10000棉树，有一定增产效果。实行土地承包后，定苗时要求薄地稠、肥地稀，旱地稠、水地稀，缺肥稠、足肥稀，因地制宜，每亩3500～4500棉树。

中耕 棉花播种后，要“锄梦花”。出苗后，旱锄保墒，雨后放墒，旺锄抑长，锄草灭荒，到棉花封垅，中耕需五遍之多。“棉花锄五遍，棉桃赛鸭蛋”。魏振卿对中耕的要求是：头遍浅，二遍深，三遍不怕闷，四遍五遍莫伤根。

浇水施肥 60年代，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一改棉田不浇水的旧习，实行灌溉，一般浇3～5遍为宜。

棉花是一种需水量大而又需气候干燥的作物。“夜晚下雨，白天晴，收得棉花没处盛”；“旱年水田，棉花丰年”；灌溉得当，棉花就有明显的增产效果。第一，应浇好播前造墒水，实现底墒足、口墒好，达到一播全苗。第二，浇好蕾期发棵水，实现稳长，搭好丰产架子。第三，浇好花铃期的攻桃水，争取多坐庚桃。第四，浇好后期防衰水，防止棉花早衰，增铃重，增秋桃。

对盐碱地，应特别注意播种前大水压碱和幼苗期浇水压碱保苗。“种棉在盐碱，逮苗保苗难”。根据碱随水来、碱随水去的道理，此间增加灌水量，降低表土盐碱浓度，是保全苗的有效措施。

棉花要丰产，肥料是关键。据本地棉农经验，提倡重施底肥，要求“三个一”，即在施足土肥的基础上，每亩棉田施饼肥、磷肥、氢铵各100斤。追肥时，应轻施提苗肥，稳施花蕾肥，重施花铃肥，补施盖顶肥。各个生育期的追肥比例是：苗期为1，蕾期为1.5，铃期为7，盖顶期为3。

整枝打杈，精细修棉 目的有三。一，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水分消耗，多结铃、结大铃，达到增产目的。二，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减少棉田阴闭，提高棉花品质。三，减少病虫危害。

打顶： 为高唐县最早掌握的整枝技术，是控制棉花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化的关键措施，以实现棉管过程中“促”与“控”的辩证统一。传统方法根据季节打顶：初伏打旺心，中伏打平心，“立了秋，一把揪”。实践证明此时打顶偏晚。70年代根据棉花长势打顶，即“凹打早，凸打迟，平顶打心正适时”；“枝到不等时，时到不等枝”。一般在7月中旬“一把揪”，较前提早15～20天。

去老叶： 现蕾后，将棉花第一果枝以下的老叶全部去掉。打顶以后，将果枝基部的老叶去掉，以利通风透光，减轻病腐。

去赘芽： 肥沃棉田，棉花盛长期第一果枝以下、果枝腋口、棉铃腋部徒长枝芽，若任其发展，形成疯长，蕾铃难保。因此，去赘芽要随发现、随去掉，越早越好。

打边心： 根据土地肥力、棉田阴闭情况和农时季节，将开花不能结果的果枝边心打掉，以保证棉花质量，减少养分浪费。

剪空枝： 高产棉田枝叶繁茂，后期阴雨连绵，棉田阴闭，通风透光很差，往往造成下部棉铃僵烂，降低棉花质量。因此，除剪掉老叶外，还要将一些空枝剪掉，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推株并垄： 群众称这种方法为“开天窗”。在阴闭高产棉田，八月下旬棉铃基本长成，因通风透光特别差，不仅造成烂铃，而且棉铃迟迟不能开放。棉农结合中耕培土，将两行棉花推并一垄，增强棉田透光通风，促使棉花开放，提高质量。采取上述措施时，为了减少病虫害，要将剪掉的枝叶随时带出田间，或以火焚之，或沤作肥料。

病害及防治

棉花主要病害是：黄萎病、枯萎病、炭疽病和立枯病。

高唐原无枯黄萎病。由于引种外棉，1958年在河乡赵庄村发现三株黄萎病棉，经挖土消毒，改种禾本科植物，已彻底根除。1965年，县棉花原种场从江苏启东县调入棉种，带入枯黄萎病，在梁村棉花原种场和梁村镇杨庄发病。由于逐年扩散蔓延，梁村棉花原种场被迫于1977年改为粮食良种场。林庄、中屯、张井、武花园、小李六、小李楼等村的棉花都发生此病。到70年代，发病达1000亩以上。1981年后，由于从临清大量调入鲁棉一号棉种，棉花枯萎病逐年扩大。1981年2400亩。1982年发展到41194亩，其中绝产的就有1079亩。1984年达到77300亩。防治枯、黄萎病的措施是： (1)种植抗病品种鲁抗1号、86-1； (2)发病地块实行与禾本科作物轮作换茬； (3)零星病地块拔除病株，铲除病土，或用“402”、二溴乙烷土壤处理； (4)建立无病良种繁育基地，繁育无病良种； (5)严格检疫，控制病种传播； (6)对棉种进行硫酸脱绒、“402”浸种。

炭疽病和立枯病是棉花苗期病害，多发生在气温低的年份，土壤湿度大的地块发生严重，造成棉苗死亡。防治此病，60年代用“五贵合剂”、五西合剂拌种，“401”浸种杀菌。80年代用“多菌灵”拌种，均有一定防效。同时，对发病棉田及时中耕松土，散墒提温能减轻病害。

虫害及防治

棉蚜：是一种繁殖率最高、为害最重、为害期最长的虫害。建国前，一般年份点片发生，并有旱年重、涝年轻、早期重、中期轻的特点。建国后逐年加重。70年代后，虫害更为猖獗，苗蚜、伏蚜持续为害长达百日之久。自1970年到1984年15年间，全县大面积发生过10次。原因是：(1)大量使用化学农药，杀伤了天敌，破坏了生态平衡。(2)蚜虫的抗药性能增强。(3)肥水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棉蚜的发生。

棉铃虫：明朝中期就有防治记载。自1965年始，多数年份严重。此虫在本县每年发生四代。一代发生在5月上旬为害小麦；二代发生在6月下旬，为害棉花蕾；三代发生在7月下旬、8月上旬，为害棉花蕾铃；四代发生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为害晚发棉田。棉铃虫发生逐年加重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棉花生产条件的改善，棉花长势好，田间郁闭程度增加，有利于棉铃虫繁殖。80年代后，棉铃虫危害日甚，成为棉花生产之大敌，棉农为灭虫耗费巨大。

红铃虫：本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危害严重。自1955年农业合作化以后，生产队集中存放棉种，统一处理仓库，加强了冬防措施，消除了越冬虫源。加之棉田用药增多，红铃虫急骤下降。80年代以后，由于棉花、棉籽农户分存，冬防不力，红铃虫危害又有抬头。

红蜘蛛：是一种身体很小的螨类，在久旱无雨、气温高燥的情况下，蔓延快、为害重。建国前，往往造成棉田枯干绝产。60年代以后，由于化学防治频繁和水利条件的改善，基本上控制了此虫害。

其他棉花害虫：有造桥虫、蓟马、地老虎、象鼻虫等。这些害虫一般年份构不成大危害，个别年份防治不力也能造成严重危害。如：1978年蓟马、造桥虫大发生，对棉花早发、棉铃吐絮影响较大。地老虎在麦棉间作地块发生尤为严重。

建国前，人们对棉花虫害的防治受到迷信思想的束缚，发生灾害认为是“天疫”，产生听天由命的思想。

建国后，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知识，防治虫害由被动变主动。建国初期，认真贯彻“以人工捕打为主，重点使用药械”的植保方针，采用了植物性、矿物性农药防治虫害。1954～1960年，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采用有机氯、有机汞防治病虫害。1961～1974年，大力推广使用有机磷、有机氟农药。80年代使用有机氨和拟除虫菊脂类农药防治虫害。对棉铃虫采取了枝诱蛾、人工捕捉幼虫和药物喷杀的综合防治措施。

1958、1959和1964年，农业部和中国民航总局帮助高唐县用飞机喷撒5％的六六六粉，5%的DDT粉和25%的DDT乳剂，防治棉田虫害。1958年防治9万亩，1959年防治12.5万亩。

选种及原良种繁育

高唐农民在多年的植棉实践中，积累了一些选种方法，如片选（最能显示品种高产特性的地段）、喷选（中喷棉）、株选、粒选，单收单放，个别处理。

1965年，县建800亩地的棉花原种场，对推广的棉花良种进行提纯、复壮，繁育棉花原种，防止退化。

技术开发

喷洒激素：从60年代开始，棉田相继试用“矮壮素”、“九·二0”、“乙烯利”、“缩节胺”、“三十脘醇”等生长刺激素。除“缩节胺”应用较广外，其他激素皆因施用技术高、掌握不准、易起副作用、影响棉花品质而没有大面积应用。

地膜覆盖：1982年进行试验示范推广的一项新技术，到1984年扩大到1000多亩，一般每亩增产25～35公斤皮棉。1983年，高唐镇地膜覆盖棉田549亩，采取了双行平覆盖小行，先播种后盖膜，打孔放苗的方法。采用地膜覆盖后，棉花早发棵12～18天，增产20％～30%。地膜覆盖有很多好处。第一，提前播种，延长生长期。第二，棉苗齐全壮。第三，保水保肥保根系。第四，能防碱防病。盖膜对棉花的黄萎病、枯萎病防治效果也比较明显，在历年发病较重的地块，盖膜后，黄、枯萎病发生减轻。但地膜覆盖投资较大、用工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