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粉碎敌人的阴谋
高唐伪县长李采题(李九)和伪县大队长李金海，都是大地主、大恶霸出身。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可以说同共产党、八路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只要听说谁有通八路之嫌，轻者倾家荡产坐牢，重者全家处死。我村祁寨有个大地主，伪大乡长王汝懋(号勖斋)，发现王建屏同志有点可疑，以通八路之嫌报告给李九，李派县大队在一天的黎明包围了祁寨，把王建屏同志抓到伪县政府，李九亲自坐堂审问，摇晃着秃脑袋绛红着驴脸怒气冲冲地说：“妈的！有人告你通共产党、八路军，要从实招来。”王建屏同志坚定地回答：“不知道”。他便命令部下打手狠狠抽打了建屏同志六百多皮鞭。建屏被打得死去活来，仍然矢口否认。这时李九象一条疯狗，狂奔到建屏同志身边，脱下鞋子，用鞋子亲自毒打一顿泄恨。在没有证据，没有口供的情况下，只好将王建屏同志押入监牢，关押将近一年，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营救作保释放。敌人阴谋通过逮捕王建屏同志破坏我党组织的计划未能得逞。
1941年秋，原三地委房雪蓑调鲁西区党委宣传队工作，因与该队一女同志小马(秀文)搞对象，组织不批准，私自携小马开小差回到高唐房庙家中。伪县长李九不知怎么知道了，就命令伪县大队长李金海于一天黎明带伪军数百人，乘人们熟睡之机，突然包围了房庙村，严加搜捕，房雪蓑乘敌人进院混乱之机，钻到院里靠墙戳立秫秸堆里，躲避开了敌人这次的搜捕。敌人一把抓住小马，逼问房去哪里？她坚持说：“不知道”。敌人无奈，押解小马回县城。因房系高唐房庙村人，原在三地委工作时住在高、平边区一带村庄，对唐北党的基层组织和许多共产党员都比较熟悉，这件事事关重大，必须周密、慎重地处理，以防万一。于是我们派房的弟弟共产党员房士龄做他的工作，他答应离开高唐回根据地。敌人以小马为钓饵，放出空气：“只要房雪蓑来城里，从宽处理，给工作，放小马”。房不听我们的劝告，暗地里跑到城内向敌人自首。日寇和李九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妄想从房这里打开缺口顺藤摸瓜，一网打尽高唐的地下党组织。房雪蓑自首后，李九待如上宾，马上放了小马，让房当上了高唐县伪新民会副会长。敌人看他上了钩，今天叫他写材料，明天叫他交待高唐境内的共产党名单。我们通过其弟警告他，万不得已只能向敌人讲在外地公开身份，推说不了解本地情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工作，房自量不可造次，收到一些效果。敌人一计不成，又要房到临清电台做自首广播。我们通过房庙地下党员和其弟多方工作，共同密谋，房开始以病推托，进而装疯卖傻，拿煤油当酒喝，敌人慢慢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三个月后他夫妇二人乘机逃出城外，远走高飞。日寇、李九的毒计落空，我们如释重负，取得了斗争胜利。
1942年初，打入特务系的王洪达和刘本贵同志，利用姚俊堂是个外地人，在高唐上无靠山下无心腹，于是主动和姚拉关系，逐步取得姚的信任。一天特务系搞了个“高唐县共产党嫌疑名单”，姚征求王洪达的看法，洪达见上面有我们同志的名字，即不露声色地说：“我看了人名单，据本人所知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是些小青年、小教员，不可能是共产党吧！共产党要这些小毛孩子干什么。”姚点了点头，迟疑了一会，没说什么，而后，洪达机智地将情报送给县委。姚将名单送到伪县长李九手里后，李自己不好下决断。一天，请他的高级参谋县棉花采种圃主任韩松亭共同商量。韩看名单上有儿子韩心田、侄子韩心敏、弟弟韩金珍的名字，便故作镇静地说：“是否是共产党，请九爷明察。”李九忙说：“恭听老兄高见。”韩一反常态气愤地说：“上面都是些青年学生，哪来这么多共产党？”又说：“这里边还有我韩家三人，内有儿子、侄子，分明是陷害我，要灭我韩门，以邀功请赏。”沉吟了半天又说：“这里恐怕要借此毁掉九爷模范县也是有的。”李九对这个名单产生了怀疑，追问姚这个名单的来路，姚吱吱唔唔说不可靠，李九气愤地责骂：“妈的，无用！妈的，无用。”这样，我们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又闯过这一关。
当然，日寇、汉奸、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我党的目的一天达不到，他们一天也不会睡大觉。敌人越失败越要变本加厉地对付我们。后来禹城日寇和济南日军宪兵队，发觉车站棉花行店员我地下党员王麟祥同志，经常往返于高唐禹城行动可疑，马上逮捕到宪兵队，采用严刑拷打、洋狗乱咬、人装麻袋、硬压油篓等等惨无人道暴刑，要他供出党的组织。麟祥同志咬紧牙关，粉身碎骨不低头。日寇无奈，押送麟祥同志到济南，后被非法运到日本做挖煤苦力(日本投降后回国，分配在高唐工作)。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靠党的正确领导，靠同志们钢铁般的意志，靠烈士们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粉碎了敌人接二连三的破坏。
九、智斗暗杀团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高唐县的国民党顽杂军和日寇、汉奸、二鬼子(伪军)进一步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涂炭人民，摧残进步人士，杀害共产党人。国民党在高唐县知识界、小学教员中强行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以“不国即共”的帽子来压不同意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知识青年和进步小学教员，压而不服者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借以扩大反动势力，孤立我们，企图摧毁我地下党组织。在他们顽军势力范围之内，特务如毛，以反共反人民作为第一桩大事。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说话稍有不慎，就以“奸匪、奸党”或私通八路之嫌，重者遭到逮捕入狱，轻者亦被监视，剥夺当小学教师的资格，撵回老家。参加了国民党、三青团的就可飞黄腾达。以保送去大后方为诱饵，不断集中受骗者，经济南曹静瑜国民党秘密联络站转安徽阜阳，再去四川。在县境内日伪占领区，他们感到单靠和日伪配合杀害我们还不能随心如愿，于是，又采取了新的阴谋。在高唐七、八区国民党控制地区，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顽军头子邓协忱直接领导组织了一个暗杀团。暗杀团长由长期潜伏在县城东关开西药房的副经理国民党员任怀训担任。他对敌伪占领军情况熟悉，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我地下党员活动积极者也略猜知一二，妄想暗杀团活动起来，可以得心应手地摧毁敌伪占领区的我地下党，这一招十分毒辣。这个阴险的计划，开始即被我们打入到县城内同生药房国民党秘密联络点的王昀同志得知。他及时把这个情报送到成丰车行，并附有一张十大暗杀目标的名单，其中有王建屏、于时英、鞠学诗、王育民、解金声、王兰祥、李曰坦、李华卿同志等十人。县委经过研究，一方面乘任怀训招兵买马之际，通过关系将祁寨支部党员王汉同志打入暗杀团，秘密了解暗杀团的活动计划和行动。一方面在区委以上党员中部署了对付暗杀活动的措施。但是，由于暗杀团行动狡猾、诡诈，有时也猝不及防。在1942年秋季的一天，暗杀团枪杀了我地下党员鞠学诗同志，并在烈士尸体上放了一张纸条，上写“枪毙奸匪鞠学诗”。据王汉同志的情报，得知暗杀团活动多在每天黎明前的清晨或太阳西落黄昏，每次派一个小组两人身配匣枪骑自行车，人多时他们不敢动手。提醒我们不要一人出远门，不要单人活动。根据这个情报，我们做了相应的部署。不久，暗杀团进一步下了毒手，派两人于一天黄昏骑自行车到一区傅堂村突然闯进小学，搜捕王育民同志。因育民同志不在，暗杀阴谋未能得逞，两个家伙怏怏而去。原来，这天正值王育民同志和我在城内成丰车行开会。当天戏院演出京剧，会后育民同志看了一会戏，躲过黄昏这段时间，回去时敌人已走，使这场灾难得以幸免。而后，县委很快将育民同志转移到运西根据地工作去了。后又得到情报，暗杀团扩大活动范围，主要由城内国民党秘密联络站指挥配合，特别是三青团头子赵多三活动猖狂，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戚镇三亲自给赵多三写信，被我成丰联络站发现，他们发出狂言，决心杀掉我地下党员、区负责同志，先把我党领导机关搞瘫痪，而后斩尽杀绝共产党。
为了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沉重地打击敌人，县委及时召开会议研究了反暗杀的措施，分析了暗杀团所以能这样猖狂活动，主要是有城内同生药房国民党秘密联络站的配合，特别是三青团书记赵多三，这个人心狠手毒，是暗杀团活动出谋划策的主要帮凶人物，绰号叫“赵三鬼”，他的公开身份是县城南关小学校长，除掉这个魔鬼，无疑是对暗杀团的沉重打击。当时决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他干掉。经过缜密的研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王光照同志，在赵多三早晚上下班的路上除掉他。光照同志接受任务后，即开始跟踪侦察，第一天侦察到赵上下班的时间、经过的路线。第二天又作了验证，选好了在西南角城墙外动手的地点和撤离的路线。第三天光照同志化装潜伏到预定地点，等了很久却不见赵多三的影子，原来这个作恶多端的反共魔鬼行动无常，经常改变路线，这天正巧他不走城外，绕道走城内，故未能除掉他。接着庞均同志来了，经过再三研究，觉得除赵是对的，但采取暗杀不是好的办法，要我们另想办法。事也凑巧，不久王昀向解宝成反映，赵三多常到高唐县师范学校来勾搭一个女教师，师范校长杨树东为此也和赵有矛盾。我得到这个情报，在成丰车行开了一个会，决定利用这个矛盾。于是制定了除赵方案--捉鬼计。布置师范的地下党员刘承木在学生中散布赵多三勾引女教师的舆论，组织学生会的同学趁赵晚上来校鬼混之机捉住他，送伪县政府要求严惩。布置后没多久事件暴发，赵被同学们当场捉住。顿时赵多三依仗权势欺压女教师的舆论，在学校和社会上掀起喧然大波，引起公愤。杨树东便联合教育界人士，以赵多三败坏学校名誉，玷污师道尊严，要求伪县政府严厉查办。伪县长李九怕引起学潮，不好收拾，只好将赵多三关进监狱。赵多三被捕入狱，乱了同生药房国民党秘密联络点的活动，打击了这一伙反共顽固分子，大大消弱了他们的活动能量。这个办法真灵，以后暗杀团的活动有所收敛，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消声匿迹了。
十、攻不破的堡垒
1942年末，唐北地下党的工作越来越艰苦了。鲁西北地区遇上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秋收无几，人民群众家家户户缺柴断粮，挣扎在死亡线上。敌伪和国民党顽杂军的反动家伙们，认为是发展自己势力的大好时机，大肆拉夫扩军。日、伪以“发展王道乐土建设高唐模范县”为名，进一步实行强化治安，增加碉堡，拉夫扩充汉奸武装。全县八个区每区都有二鬼子团队，大的伪区团如五区的郭团、四区的庞团各在三、四千人左右，小的伪区团也各在三、四百人的汉奸武装。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反共反人民防范“奸党、奸匪”建立他们所谓的“敌后陕、甘、宁”为号召，强迫反动势力控制区内的每家每户兄弟二人出兵一人，兄弟三人出兵二人的抽丁办法，扩充反动武装。国民党的几个杂团如邓团、袁团、陈团、杨团等各在千人左右。敌、伪、顽、杂军恶性膨胀，更加重了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迫使人民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为了一家人的吃饭活命，有些村子的少数党员也跟群众离乡逃荒去了。灾荒饥饿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进一步公开勾结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斗争形势更加复杂、曲折、尖锐，工作更加艰巨，地下党面临新的考验。
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组织暗杀，要把我地下党组织搞瘫痪的阴谋毒计未能得逞，他们又变换手法，利用派进敌伪军的特务施展各种手段杀害我们的同志。1943年的旧历春节前后，国民党利用派进伪二区的叛徒、特务、国民党员曲捷清外号“曲瞎子”，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勾结伪区长陈耀泰，把我二区区委书记王建屏同志诱骗到伪区部三官庙，设酒摆筵，突然一群特务象恶狼一样一拥而上，要他叛党自首写出地下党名单。建屏同志视死如归，面无惧色，大骂国民党。国民党特务们被这浩然正气搞得慌了手脚，无奈立即押送建屏同志去国民党李连祥、云茂才反动势力控制的中心地带高唐三区云庄。在云团团部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戚镇三亲自出马诱供，建屏同志以理力驳，痛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特务们被骂得张口结舌，暴跳如雷，丧心病狂地下了毒手，于当天深夜用绳子将建屏同志勒死，埋在云庄村西三角地带。不久国民党特务采用同样的办法，把地下党员于时英同志，从高唐西关诱骗到国民党控制地区云团团部，要时英同志供出地下党同志姓名，遭到拒绝，特务们咬牙切齿地把时英同志在深夜勒死，抛尸云庄村西。在高唐五区，国民党利用派到五区郭团的特务，勾结大汉奸、大恶霸郭进诚，把我董集地下党员李华卿同志捉去妄想要他供出地下党，遭到严词驳斥。特务们无奈把李华卿同志于夜深人静之时勒死，投入马颊河激流之中被大水冲走。三位烈士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党，保卫了同志们。烈士们英勇的革命精神将永垂不朽！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汉奸为什么配合的这样默契，对付我们的目标一致、行动一致？采取的手段大同小异？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找王洪达、解宝成等在成丰车行召开了一次做打入工作同志们的会议。经同志们反复讨论研究，大家认为：一方面是他们出于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性，利害关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特务采取收买汉奸收到了效果。为此，我们今后要把打击力量集中在敌人特务方面，达到釜底抽薪之目的。高唐县伪警察局特务系的姚股长，在国民党特务的利诱收买下，在敌人、伪县长李九的压力下，逐渐疏远我打入人员王洪达同志，并开始对王的行动注意和怀疑。洪达同志发现了这个情况，感到事态严重，必须马上采取措施。经研究分析形势，一是我们撤出，二是主动进攻，别无他路。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目标对准姚猛攻。一方面动员特务系靠近我们的人员孤立姚，放风说“姚想出卖我们兄弟，作为个人晋升的阶梯，外乡人靠不住，不小心要吃亏”。另一方面利用敌伪上层韩松亭与李九的关系驱姚，推荐我们的敌伪关系韩之子韩心田担任特务系股长。经过多方配合努力，终于将姚挤走，使特务系重新掌握在我们手里，这就是当时称之为驱姚扶韩的一场斗争。斗争的胜利对我们当时开展工作，积蓄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勾结破坏我地下党，杀害我们同志绝不会停止，他们时时刻刻仍在伺机兴风作浪。1944年春，地委调我到太行中央局党校学习，为了迷惑敌人，让同志们有意识散布“解金声离家到徐州跑小买卖去了”。国民党特务长期见不到我的面，疑为在家中藏匿，就派了一小股匪徒于一天深夜长距离奔祁寨，突然包围了我的家。我母亲和春姐、我女儿宝莲、宝荣闻讯，乘黑夜从原来我挖的房内墙上的备战洞口跑走。这些恶狼似的家伙扑了空恼羞成怒，就把我大侄媳妇杀死，抢走衣物被褥和一头小牛。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既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也没有被天灾饥饿所屈服，坚持长期埋伏，开展隐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地下党组织领导全县党员、进步力量，依靠团结群众，胜利地渡过了1942-1943最困难的两年。
十一、迎接胜利
1942年秋末，运东地委敌工部长庞均同志调北方局党校学习，组织部长陈达同志分工领导我们。根据高唐斗争形势，为便于统一对敌，地委确定撤销唐南、唐北两个县委，建立高唐县委，由我任县委书记，许忠任组织部长，董诚任宣传部长。陈达同志帮助我们分析了斗争形势。指出艰苦时期将要过去，目前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动员同志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确定要积极开展隐蔽斗争，发展和积蓄党的力量，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迎接胜利。1943年春，当我们正处在艰难时期，我们的武工队东渡运河成功，已初步站稳了脚根。消息传来振奋人心。原来，在一月份，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宋任穷同志听了运东地委的汇报，经过磋商考虑，提出以武工队的尖刀连形式深入运东，并且选择了从敌、蒋、我三方基础都薄弱的恩县西北角与武城交界处插进去，武工队由我军营、连、排干部和地方干部组成，共计五十多人，叫运河大队。宋东旭为大队长、王大华为政委。高唐县的刘杰、鞠学顺二同志参加了武工队。同时为给武工队插入运东创造条件，决定先派我军攻打夏津县城，煞一煞敌人的气焰，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以麻痹敌人。王光照同志奉命潜入夏津城里了解敌情，他经过夏津伪县政府我们的一个敌伪关系朱长海，认识了驻夏津日本指挥官松山谷野的护兵姜根奎，摸清了日伪军的实力和布防情况。根据光照同志的情报，我军于1943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夜，在七旅旅长兼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同志指挥下，十九团首先从北门和东门攻进夏津县城，消灭了伪警备队，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马匹，拂晓前撤出。此举，使运东日伪大为震惊，不敢再轻举妄动。我尖刀连武工队运西大队乘隙于旧历除夕沿冰过河插入运东地区。他们和地方党紧密配合，稳扎稳打，迈一步，巩固一步，逐步扩大根据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军与敌战斗六、七次，深入七十余里，到处建立起以看青队、打更队为名的游击队，实行公平负担，抗缴敌人的苛捐杂税。冀南行署命令建立了运东办事处，领导支前和开展建立县区政权工作。在武城、恩县、夏津、平原、高唐边境打开了局面。后来，我十九团的二、四、十二、三个中队连相继插入运东，与运西大队紧密配合，进一步掌握了作战主动权，敌伪顽杂闻风而逃，开辟的地区迅速扩大，他们的所谓“王道乐土模范县”、“敌后陕甘宁”的神话遭到破产。形势越来越好，直到1944年下半年先后建立了武城、恩县、平原、夏津四县的办事处。同期，在高唐由王光照和王一清同志领导的高唐六中队，利用地利人和的条件，也积极开展斗争。我党在高唐东南三区沿徒骇河东岸十几个村庄，背靠茌平根据地又开辟了一块根据地，由三区区长兼游击队长董志远同志领导这支游击武装坚持斗争。他们面向西北与我六中队遥遥相对，形成两把尖刀戳向高唐的敌人心窝。1945年日本投降，高唐县城迅即解放。王光照同志领导的六中队，成为我县大队的骨干武装力量。为了迎接革命胜利，适应新形势下对干部的急需，培训干部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高唐县委先后输送了地下党的骨干李恩庆、王育民、褚秀贵、薛立山、郭宗光、刘英富、鲁金榜、王兰祥、田冰如、李佩莹、韩玉如、林新民等三十多个同志到运西和新开辟地区参加工作。有的同志到部队作战勇敢，成长很快，成为部队的骨干；有的转战南北血洒疆场，如李恩庆、刘英富、鲁金榜等烈士。地委为了提高县委同志工作水平，从1944年初开始，先后调我、许忠、董诚以及薛立山等同志到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于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后，学习结业我又回到高唐担任县长，同这里的同志们和广大群众一起，向盘踞在县境内的国民党顽军发起最后的歼灭战。这些地主、恶霸、土匪、汉奸、国民党顽固派等社会渣滓，终于在我强大的军队面前被轧得粉身碎骨，李九、李金海等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人民的审判。高唐县人民获得解放，实现了烈士们的遗愿。
回顾高唐县地下党抗战时期艰苦曲折的战斗历程，我深感胜利来之不易。胜利属于党，属于人民。胜利的取得全靠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县委一班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全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配合；全靠全体党员、干部和战士的浴血奋战。依靠党的“三大法宝”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因此，我倍加思念失去的亲密战友，他们的革命精神，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为革命献身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本文作者解金声(1918-)，高唐祁寨人。1938参加革命；1940年任中共高唐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任中共唐北县委书记；1945年任高唐县人民政府县长；1947年南下湖北省，任漳南县县长；中共保康县县委书记，老河口市委书记，襄阳地委秘书长；湖北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后又任华北局机关党委书记，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天津市河东区区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区人大主任。现离休。
(此文曾发表在高唐政协主办的《高唐文史资料》1988年第三辑上。汇录本志时，作者略作修改。)
抗战时期我党在高唐统战工作中的得与失
中共高唐县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张金洪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日军相继南侵。同年10月，日寇的铁蹄踏进了高唐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了“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16页)的呼吁，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接着，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西出太行山，横跨平汉铁路开赴冀南、鲁西敌后，津浦支队挺进到鲁西北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此时，高唐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金谷兰、杨厚基，以及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投身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此抗日初兴之际，高唐境内也出现了许多打着“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团”旗号的杂牌军队和民团武装。这些地方武装成份复杂、各有目的。其中不少是出于抗日救国的义愤组织起来，决计抗日自卫的。有的则是地方惯匪“拖杆”、实则借机抢劫民财的；有的则是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拼凑而成、以实力地位寻找依附国民党或投降日寇，趁机发国难财的。大敌当前，在武装蜂起、分立争雄的复杂情况下，怎样正确地判断形势，具体分析敌我友各方的力量对比，又如何抓住对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已经严峻地摆在了我党的面前。
一、盲目攻打刘化溥，导致丧失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抗战初期，由于我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高唐的抗日形势是很好的。我八路军津浦支队东渡运河，挺进鲁西北后，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驱日寇、灭汉奸、复失地，消灭了盘据在高唐、恩县、平原、夏津四县交界地区的李俊兰(外号胖娃娃)顽匪武装(该部1000余人)。随之，争取改编了要求抗日的民团武装张春岭。之后，高唐大地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抗日局面。到1940年中共高唐县区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建立村支部36个(在日寇统治下的中心--高唐县城也有了党的组织，有的支部还掌握着村政权)，发展党员400余名，高唐北部正积极筹建抗日县政府，六、七区已成立了抗日政权和游击队，统战工作也有了较好发展，以高(唐)、平(原)为主要活动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经形成。
正当高唐的抗日斗争形势蓬勃发展之时，特别是在反摩擦斗争胜利之后，中共鲁西三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左”的思想日益浓厚。1940年初，冀南、鲁西军区发动了讨伐通敌反共的石友三战役后，地委主要领导没有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统一战线要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执行统战政策上发生了失误，盲目做出了围攻与日军誓不两立且与我党关系较好的民团武装刘化溥部的错误决定。刘化溥，字洪泉，因青年时期爱留八字胡，人们送一绰号“刘胡子”，高唐城东北双庙村人。抗战前夕，曾在吴佩孚部当兵，后回乡组织自卫队守村护寨。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已发展到300余人枪的自卫队，同日军作战，抬着日军死尸到各村宣传抗日，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影响。与我党互有来往，我东进纵队曾给他部分枪支。在此情况下，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没有进一步做争取改造工作，反而错误认为这部分武装大起来会对我们造成威胁，便决定予以消灭。1940年春的一天傍晚，中共鲁西三大队和高唐等县的中共武装奉命向驻守在高唐大刘庄的刘化溥部发动进攻。由于大刘庄只住有刘部的部分兵力，战斗持续数小时，只伤亡其几个人，刘化溥本人乘夜挖洞北逃，其大部分兵力因移住别村并没有受到损失。这样以来，我们的行动并未达到目的，却导致了刘化溥对三大队的报复。同年5月，刘化溥参与了高唐境内2000余名国民党军向高唐八区徐官屯一带我党政军驻地的突然进攻。将鲁西三地委机关、三大队及高唐抗日武装，从高、恩、夏、平、禹抗日游击根据地挤走。使高唐党政军组织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朱廷栋等县委干部及一些抗日青年被杀害。六、七区抗日政府也被冲垮。从此，高唐成为日伪势力和国民党顽杂军双重控制的区域。
二、竭力争取朱九文，抗日阵营多了一支革命武装。
我鲁西三地委、三大队及高唐等县的武装从高、恩、夏、平、禹抗日游击根据地撤走后，高唐形势急剧恶化，日伪顽杂猖獗起来。一时县境内炮楼林立，日伪“八大团”和国民党“十大团”封道设卡，抓丁派坎，敲诈勒索，逮杀无辜。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高唐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我由公开转入地下斗争的高唐党组织也饱尝了失去根据地、无政权、无军队的痛苦。我党从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抗战时期，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侵略军，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做好中间势力的争取工作，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使我们由弱变强，进而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自此以后，在对敌斗争中，我党着重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
遵照我党统一战线“争取中间势力”的策略方针，为正确开展对土杂的争取工作，高唐党组织首先对日伪内部、国民党内部，日伪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以及各阶层、各派别的思想要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成份复杂，目的不同的土杂武装做了重点研究，将其分成了坚决反共和不甚积极的两类。认为其中有的土杂武装，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争取下，有可能与我结成联盟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基于这种分析，选择倾向抗日的国民党高唐二区区团，展开了积极的争取工作。
国民党高唐二区区团长朱九文，字化南，高唐城东南官道朱庄人。自幼受过传统教育，长大后又赶车拉脚跑行商。抗战开始后，土匪蜂起，在全村群众的支持下，他集中了40多支民枪结股自卫，小有名气。1938年初，我八路军挺进鲁西北后，他率部加入我军。不久，又因怕艰苦脱离部队回乡匿居。后应国民党杂牌军头子陈盛堂所邀，出任高唐二区区团长。鉴于他有正义感，且赞成抗日，为了团结并掌握这支部队，进而争取其反正，我党派遣其胞弟、地下党员朱九武以混事为由打入该部，担任了该区团的军事指导员，对这支土杂部队开始了循序渐进的改造工作。在政治上威义兼施。于“威”，首先严厉整顿纪律，严令不准扰民害民，以倡树正气良风；于“义”，向部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士兵的爱国意识。在军事上，引导部队不与八路军交战，并积极开展抗日反顽的斗争。
高唐二区日伪团长陈耀泰、副团长曲捷清卖国求荣，甘当汉奸，协助日军经常出城“讨伐”、“扫荡”，抢劫民财，残杀活埋我抗日军民，成为日军在高唐的两个得力帮凶。为了打击这两个民族败类的猖狂气焰，1940年深秋的一天，趁他们到曲庄曲捷清家中奔丧的时候，征得朱九文的同意，朱九武带领34名骁勇，乘夜色奔袭曲庄，击毙其两个护兵，缴获了长短枪四支。同年12月17日，陈耀泰、曲捷清为报复朱团，与日军山口中队结成300余人的日伪联军，分三路向坚决抗日的官道朱庄进攻，朱九文带领部队及官道朱庄群众英勇抗击。予敌以有力打击。与此同时，朱团还秘密释放我被捕负伤的八路军战士。通过这些活动，既促使朱团开展了抗日反顽的斗争，又推动朱九文向革命阵营跨进了一步。
每逢朱团遇险遭难时，党组织及时暗中保护，帮其脱险解难。当高唐国民党旅长陈盛堂串通高唐伪县长李采题，指令朱团“化整为零”，意在瓦解朱团之时，党组织识破了敌人的毒计，指示朱九武动员朱团以到外县抗日为由，脱离陈部，北移到恩县吕井开辟新防区。当形势恶化，不接受恩县伪县长王化三的委任，就无立足之地、更无法生存之时，为了完整地保存这支武装，以待时机争取反正，党组织还同意朱团暂时挂上了伪军招牌，并让活动在高、恩、夏、平一带的我八路军武装，向其通报情况，赠送枪弹，隐蔽配合活动，以巩固加强朱团的实力地位。为了协助朱九武更好地开展争取工作，我党还增派地下党员耿安贞、地下联络员耿际厚到朱团任职。
朱团最初属于民团性质的地方武装，虽然先后名义挂上了国民党旅长陈盛堂、恩县伪县长王化三手下一个团的招牌，实际上仍是以领导人为私有的土杂性质的部队。争取朱团并相机将其引入革命阵营，最关键的是要做好该团首领朱九文的改造工作。但是要把一个思想守旧、且在军队混迹多年的人，引导上革命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为此，我党在对朱九文的争取改造工作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战政策，每当朱九文做了对革命对人民有利的事，即便是点滴微小的进步，我党就及时鼓励、推动前进；每当他犹豫、动摇、退缩之时，我党决不迁就，积极斗争，以坚其抗日决心。
1945年6月，我各解放区即将开始抗日大反攻，争取朱团反正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朱九武代表党组织，向朱九文传达让其率部起义的指示时，心存疑虑的他一改过去抗日拒匪的坚强态度，犹豫观望，出尔反尔，暴露出落后保守不求进取的脆弱性格。对此，我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地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在我党规劝下，他始口允于同年7月1日率队反正。谁知到了举义之日，他又变卦，提出部队可接受改编，但自己却要脱离部队，决不相从。尽管他如此冥顽不化，我党还是从关心爱护曾与我合作过的人士的一贯立场出发，仍没有放弃对他这个朱团领头人的最后争取。先是委派朱九武以手足之情复行疏导；继之又让朱团副团长刘富成出面斡旋；最后再请其妻以夫妻之情苦心规劝，并邀请熟知我党政策的统战人物于八爷现身说法，以解除他的顾虑。在我党的争取下，朱九文终于率部弃暗投明，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
为了祝贺朱团的义举，我党在夏津县新盛店召开欢迎大会。冀鲁豫六分区副政委刘华清在会上致了欢迎词，并宣布命名这个团为“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特务团”。随后，特务团奉命调回高唐，参加了消灭高唐各杂团和拔除敌伪据点的战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此文为1994年7月发表在《冀鲁豫党史研究资料》第二期上的《试谈抗战时期我党在高唐统战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一文的摘抄，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录本志。)
《高唐县志稿》蒙难记
高唐县政协文史科副科长尹培岭
抗日战争前修成的《高唐县志稿》，未及出版，几经易手，有好几次濒临毁灭而侥幸保存下来，失踪数十年，终于寻得问世，其中曲折，特别是救护的热心搜寻的执着，是应该记录下来的，遂写本文。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山东通令各县修地方志。1935年5月，高唐县志局成立，办公地址设在商会(今县实验幼儿园一带)。王静一任总纂，张修一任副纂。王名字在密，以字行，诸城人，北京中国史学大学部毕业，曾在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地任报纸杂志主编，由高唐旅济同乡会邀请来高唐主持县志编纂工作(月致聘金80元)。张修一字献唐，本县城东今张庄乡张庄村人，清末秀才，留学日本9年，先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历史部和日本帝国大学法科。曾任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中外史地、天文气象等课教授。就纂修我县县志来说，这两位可以说是大手笔。又有文庙小学曹宗信(卓民)、三清观小学校长杨坤无(厚基)、梁村小学校长曹英瑾(景瑜)等25人为采访员，还有事务长、书记数人，组成一个颇强的工作班子。
因为屡经战乱，县存档案多有散失，知情者有些又已谢世。修志工作开始时，资料短缺，难度颇大。经志局人员多方搜集，四处采访，各方面情况渐有眉目。不料这年12月，因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华北“特殊化”，时局紧张，高唐县政府要员多散去，经费无出，修志工作陷于停顿。总纂王静一回济南，请高唐同乡会代为辞职。同乡会一面挽留，一面商得新任高唐县长赵仁泉的支持，经费有了保证，请王静一重来高唐，修志得以继续进行。王静一、张修一以及全体志局人员积极展开采访编纂工作，王、张二位亲自辑稿，张鸿泽、杜方山两先生小楷极工，司缮写，并从县立中学学生中挑选毛笔字写得好的来帮忙，如今杨屯乡夹滩村的张巍(培昆)就是其中之一。1936年7月1日全志脱稿，7月31日审查完毕，一部70余万字的《高唐县志稿》，仅一年多就编成了，实属难得。
《志稿》共12册，16卷，内容以地理、教育、社会、经济为主，大致记载了从清末周家齐修《高唐州志》以后到抗日战争前30年间(1907-1936)的高唐情况。文字浅易，并用现代标点符号。有照片40余张，图表多幅。矫旧志之弊，注重反映社会经济。如记本地区主要农业经济作物棉花，用万余字叙述棉花之起源、性状、品种、管理和良种改进、产量、销售等情况，并附有高唐棉区对照表，从多种角度反映了高唐的棉花史。
县志脱稿迅速，想不到印刷又起周折。1937年初，谢锡文继赵仁泉任高唐县长，他筹齐印刷经费，打算就近交给城内果木市街苏友三(堂邑人)经营的印书局承印。此时高唐教育界并延伸到政界有所谓“一师派”(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和“三师派”(聊城省立第三师范毕业的)之争，县第四科(教育科)科长韩长瀛(三师)、督学邓协忱(一师)等两派代表人物都插手此事。“三师派”占了上风，将《志稿》送往聊城，交何笑明刻字印书局承印。《志稿》印出一两册后，“一师派”的李方亭曾到济南控告韩长瀛，说他私改字模号码，从中渔利，又引出许多纠葛。
正在此时，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日寇侵占平、津、河北，南下山东，秋冬之际一度侵入高唐。高唐的官员先自逃走，《志稿》付印之事也就搁浅了。
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在聊城坚持抗战，先后派盛英翰、周景芝来任高唐县长，局势动荡，他们都顾不上印《志稿》的事。1938年11月日寇向鲁西北进犯，攻陷高唐、聊城、范筑先殉国。高唐的土豪和土匪头子李采题(外号李九)随日寇进入县城，当了汉奸县长，一直1945年8月日寇投降。
《志稿》在聊城付印事，不知怎么被李九一伙知道了，他和先后在高唐二区、六区当汉奸的李光华，将《志稿》从聊城印书局购回。李光华的祖父李长兴先前和李九是同伙，是高唐以及鲁西北地区土匪团伙的大头目，他们劫道绑票，甚至把持地方事务，无恶不作。高唐国民党的人，也受到他们的打击，因此，向山东省政府控告李长兴的罪行，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李长兴捕至济南枪毙。李九、李光华等仓皇逃匿，跑到唐山、北平等地躲避去了。
《高唐县志稿》是在此后不久修的，记载了李长兴、李九一伙匪帮的罪行，所以他们将《志稿》购回，首先便将《志稿》第8册第11卷《社会志·匪患》部分撕去销毁；大约还想进行纂改，不过那时他们的处境好象坐在火山口上，一直到他们最后垮台，也没顾得上作这件事。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一向与李九有勾结的张栋臣部接管县城，八路军从运西打了过来，张栋臣和李九一伙匆忙逃走，县城空了，群众纷纷进入官署捡拾遗物。东关一个拉水的老头在李九住处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蓝布包袱，他以为是什么财宝便提回家来，打开一看，竟是一罗写了字的纸本本。他想卖给做小买卖的或许能换回几个钱，一天他碰到孙家五里庄的一个卖洋布(染料)的，以两盒香烟的价钱成交，《志稿》面临被一张张撕碎去包洋色的危险。
可谓事有凑巧，赵八里庄的张鸿泽先生，他是参加过志局工作的，他在集上卖洋色的摊上发现一本书，仔细一看竟是《高唐县志稿》，还没有撕损。他问卖洋色的家里还有没有？回答说有，两人约定，下集全部拿来，张先生检查一遍，首尾齐全，遂出两口袋粮食将全部《志稿》换到手，如获至宝抱回家中，珍重保存。
此事又让山东省保安二十三旅旅长国民党的高唐县长邓协忱知道了，他派两个兵丁和一辆骡马轿车来“请”张先生，临行吩咐：绳子搭在张先生的肩上，但不能捆，必须请来。张先生被“请”到邓团所在地朱双槐庄，邓当面说明要张把《县志稿》交出来，张先生有些恼怒，又不便发作，抱怨道：“你要《志稿》何不事先说明，闹得我全家人虚惊一场！我给你送来就是。”邓说：“我还是派人到你家去取吧。”他是把张先生“请”去做人质，《志稿》到手以后，才把张先生放回家。
邓协忱将《志稿》运到济南，他从济南出走之前，又交给高唐旅济同乡会事理长武兢民(字养志，今尹集镇武花园人)保存，后来武又交给曹英瑾，这事外人都不知道。
曹英瑾，字景瑜，今梁村镇曹庄人。曾任梁村小学校长，1940年在济南经营一文具店名“文心斋”，1945年改名“文美斋”，并增添了铅字印刷业务。他和邓协忱是同学，关系密切，“文美斋”实际上是高唐国民党组织的联络站，又是高唐旅济同乡的落脚点。武兢民将《志稿》交给他，有意让他设法印出来。
不久，1948年9月，济南解放。曹英瑾曾任县志局采访员，知道《志稿》的内容，其中第5册第7卷《政治志·党务》部分，记述了高唐县国民党的情况，其中也有他的一些事，他心有顾虑，所以便把这一部分撕毁。他一度失业，也许由于生活拮据，将《志稿》卖给山东省文史馆，在镇反运动中他被收审，后在服刑期中病故。从此，高唐就没有人知道《高唐县志稿》的下落了。
1959年春，高唐县委搞十年规化设想，组建了十年规化办公室和历史资料办公室。那时历史资料办公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寻找回1935-1936年修的这部《高唐县志稿》，填补高唐县抗日战争前30年的历史空白，曾派邵金铭等人数次去济南查访《志稿》下落，但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85年，新的《高唐县志》纂修工作已全面展开。县志办公室主任，县志主编郑宽亭和副主编侯立中、燕玉庆、林金祥等同志把编纂《高唐县志》看作是高唐县的一项历史性的事业，都以极高的积极性投入工作。但是，他们总觉得有一种缺撼涌在心头，这就是，能把50年前修的那部《高唐县志稿》找到该有多好啊！特别是郑宽亭同志，感到这是他这个身为主任和主编的人的责任，经常为此焦虑。他常常向老同志探访，首先询问教育界的老前辈朱学温等人，以及热衷收藏字画的邵金铭，均未提出准确线索。郑主任又听说高唐县武部副政委马德华同志编写过《高唐军事录》，立即走访，也是说不清楚。县史志办的同志们，又进一步研究，分析当时能接触到《志搞》的人可能是什么人。侯立中同志询问了周仁甫，(《志稿》采访员，邓协忱的表兄弟，尹集镇宋庄人)，周提出：邓协忱可能了解，他的秘书姓宋的，未去台湾，家住高唐店南一带。他们赶到南店询问，此人已谢世。在本县没有线索，他们又扩大范围，向临县有关业务部门咨询，还是一无所有。后来，又到济南去询问谢均之(杨屯乡谢庄，济南育英中学的老年高级教师，曾编写《育英中学校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将得到的只言片语凑在一起，仔细分析，反复思考，认为邓协忱从济南出走，又辗转去台的时侯，不会把那部《志稿》带走，因为带在身边既无用处也不值钱。于是他们做出判断：《志稿》留在大陆了。有可能在解放济南的战火中，或在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已经毁掉，但这可能不大，《志稿》十有八九仍在济南。他召集县志办全体人员开会，让大家开动脑筋，共同分析，最后一致同意他的判断，并且决定派侯立中、燕玉庆两位同志前往济南寻找。
侯立中同志，早年毕业于济南师范，执教数十年，尤好读史，不但学业有成，而且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习惯，更有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干劲。燕玉庆同志，曲阜师大毕业，学有专长，虽不善接交，但办事认真、能关心照顾同志。这两位同志在一起，可以说是一对能力很强的好搭档。临行时，郑主任再三嘱咐，凡存有图书档案的地方都要去查一查，若查不着，只能下“没找着”的结论，“没找着”不等于“没有”，不能就下“没有”的结论。
1985年数九隆冬，侯、燕两位同志顶风冒雪来到济南。他们拣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为的是节约经费，好作持久战。他们先后来到省档案馆、省博物馆、省图书馆，他们向管理人员说明来意，索阅目录卡片，一页一页地看，一张一张地查，一天下来头昏脑胀。一天一天的一无所获。一个多月过去了，吃不好，睡不好，腰腿酸疼，连说话都没力气，喝不足水，嗓子哑了，也说不了话。侯立忠同志因过度疲劳，一次下楼失足，竟从楼梯上跌滚下来，幸好没有摔伤。春节快到了，别人张罗着过年，可是他二位却来不及想这些。
这一天，他们又来到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寻访线索，交谈间，有位老同志提醒：“‘文革’时期，省文史馆有一些重要文史资料转移到省图书馆去了，因为那时国务院有令，不准冲击省图书馆，你们还是再到那里去找吧。”他们立即又来到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认识他们，还未等他们再说明来意就挡了驾。然而他们记得郑主任说过的：“没找着”不等于“没有”。他们自然又得多陪笑脸，连致谢意，要求看一看或许还没有整理，还没有编目上架的资料。碰巧旁边有位查资料的，他是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冬生副研究员，正在赶写《山东州县历代修志情况》一书，一听到这边说“县志”他就敏感，到听清楚是寻找《高唐县志稿》时，他就插了话，他说：这里还有一个“特藏部”，有些资料正在整理，可以找一找。图书馆尚未整理出来的书，是不愿意让人去翻的，因为须有人陪着查找，否则，怕给翻乱了，所以就图书馆来说，尚未上架编目的书，是没有对外借阅任务的，又是陈冬生副研究员通过同学、师生关系，找到在图书馆工作，当时在家养病的苏女士，在苏的帮助下，终于获准进入“特藏部”查找。
他们不顾随书飞扬的尘土，不顾弯腰翻捡的辛苦，打了一本又一本，终于在1986年1月6日，找到了一部毛笔抄写的《高唐县志稿》，细看内容，正是193—-1936年纂修的，清抄的那一部稿本。这是世上仅有的一部孤本，历经危难，果然尚在人间。侯立中、燕玉庆二位同志为之狂喜，他们恨不得立即把这部《县志稿》抱回高唐，但人家图书馆是不会随便让他们拿走的。他们先把这一消息带回高唐，也已经是奏凯还朝了。
县志办的同志们非常高兴，分管县志编写工作的副县长孙桂香同志向县委和县政府详细地作了汇报，县领导同志也都很高兴。县委党史办张金洪同志闻讯，怀着欣喜的心情，以《散失50年的“高唐县志稿”最近在济南发现》为题，写出专题新闻，一时间，山东电视台、《山东史志通讯》，山东《党史信息》，《聊城日报》，《中国地方志》等都作了报导。这一喜讯传遍了高唐，也传遍了山东。
这一部《高唐县志稿》的重新找到，不仅使自清末至民国期间高唐县各方面情况的记载不至湮没，而且对新编《高唐县志》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应该把它印出来。征得山东图书馆的同意，高唐县政府拨专款，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帮忙，给胶印了100部。这期间，仍然是由侯立中、燕玉庆同志往反奔波，接洽商谈。1986年夏，他们二位冒着酷暑，吃住在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办公室里，日以继夜的对《志稿》进行整理。从1936年定稿到正式付印问世，正好拖了50个年头。到此，12大本前人遗作，终于全部印出来了。省、地、县有关部门，山东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争先购藏。这部几乎被毁灭、被湮没的《高唐县志稿》得长存于天地之间了。
对于当年纂修这部《县志稿》付出心血和辛劳，为抢救和保存这部《县志稿》付出物质和精神的前辈，可以告慰于他们了。对于高唐县志办同志们的决心寻找，和侯立中、燕玉庆同志的锲而不舍终底于成的工作精神，我们禁不住衷心钦敬，并愿多说几声谢谢！
后记
《高唐县志》从搜集资料到脱稿付梓，计耗十个春秋。县史志办的同志们，在中共高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顺利地完成了编纂任务。其间，史志办两次被评为省先进单位，侯立中同志两次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在编纂过程中，省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省地方史志学会和聊城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同志李化诚、谭玉德、李风岳、王毓华、侯贵增、齐保柱、刘和、周广馥、杜德禄等及办公室有关人员，多次到高唐县具体指导编纂工作，《高唐县志》多处留有他们的手迹。
本志所载资料，除选用国史、旧志和某些著述的有关内容以外，其余均系全体编纂人员的劳动结晶。对高唐旧志中悬而未决的城池变迁、县城侨置等问题的考证，对太平军、捻军、义和团在高唐活动的调查，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武装团体性质的区分，对一批历史和当代人物的重新评价，对高唐重大历史事件的查访核实，对高唐土特产等经济资料的发掘，对某些文化遗产资料的整理，均属本次修志在内容上的新突破。本县志出版前，有一批资料或经有关部门组稿使用，或以某些个人名义刊布，多属工作需要，但不能借此占有著作权。
本县志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全县六百余名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官兵，写进《革命烈士英名表》者不足二百人；再如：今高唐城池何时迁至现址这一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只能将迁建时间限制在祁寨房公墓与赵八里唐墓墓主去世之间的326年中(参见两墓志铭碑文)，具体哪一年迁建？迁建前此处何貌？只是分析推论，均无确切答案。
县志编纂是一项断档工作，一无经验可循，二受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实属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指教。
编者
一九九六年二月
高唐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路广业
副主任 袁志连 王广新
顾问 姜克夫 张守常 刘栋良 唐康和 孙桂香
高唐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傅登勤
副主任 王艳菊
《高唐县志》编纂人员
主编 郑宽亭
副主编 侯立中 燕玉庆 林金祥
编辑 郑宽亭 侯立中 燕玉庆 林金祥 王艳菊
于海舰 韩子敬 鞠吉石 林长敏 傅登勤
郑雪梅 郭祥山 张建奇 赵健民 刘玉洁
摄影 郑宽亭
校对 林长敏 傅登勤
高唐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路广业
副主任 袁志连 王广新
顾问 姜克夫 张守常 刘栋良 唐康和 孙桂香
高唐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傅登勤
副主任 王艳菊
《高唐县志》编纂人员
主编 郑宽亭
副主编 侯立中 燕玉庆 林金祥
编辑 郑宽亭 侯立中 燕玉庆 林金祥 王艳菊
于海舰 韩子敬 鞠吉石 林长敏 傅登勤
郑雪梅 郭祥山 张建奇 赵健民 刘玉洁
摄影 郑宽亭
校对 林长敏 傅登勤
后记(二)
视图
八、粉碎敌人的阴谋
高唐伪县长李采题(李九)和伪县大队长李金海，都是大地主、大恶霸出身。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可以说同共产党、八路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只要听说谁有通八路之嫌，轻者倾家荡产坐牢，重者全家处死。我村祁寨有个大地主，伪大乡长王汝懋(号勖斋)，发现王建屏同志有点可疑，以通八路之嫌报告给李九，李派县大队在一天的黎明包围了祁寨，把王建屏同志抓到伪县政府，李九亲自坐堂审问，摇晃着秃脑袋绛红着驴脸怒气冲冲地说：“妈的！有人告你通共产党、八路军，要从实招来。”王建屏同志坚定地回答：“不知道”。他便命令部下打手狠狠抽打了建屏同志六百多皮鞭。建屏被打得死去活来，仍然矢口否认。这时李九象一条疯狗，狂奔到建屏同志身边，脱下鞋子，用鞋子亲自毒打一顿泄恨。在没有证据，没有口供的情况下，只好将王建屏同志押入监牢，关押将近一年，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营救作保释放。敌人阴谋通过逮捕王建屏同志破坏我党组织的计划未能得逞。
1941年秋，原三地委房雪蓑调鲁西区党委宣传队工作，因与该队一女同志小马(秀文)搞对象，组织不批准，私自携小马开小差回到高唐房庙家中。伪县长李九不知怎么知道了，就命令伪县大队长李金海于一天黎明带伪军数百人，乘人们熟睡之机，突然包围了房庙村，严加搜捕，房雪蓑乘敌人进院混乱之机，钻到院里靠墙戳立秫秸堆里，躲避开了敌人这次的搜捕。敌人一把抓住小马，逼问房去哪里？她坚持说：“不知道”。敌人无奈，押解小马回县城。因房系高唐房庙村人，原在三地委工作时住在高、平边区一带村庄，对唐北党的基层组织和许多共产党员都比较熟悉，这件事事关重大，必须周密、慎重地处理，以防万一。于是我们派房的弟弟共产党员房士龄做他的工作，他答应离开高唐回根据地。敌人以小马为钓饵，放出空气：“只要房雪蓑来城里，从宽处理，给工作，放小马”。房不听我们的劝告，暗地里跑到城内向敌人自首。日寇和李九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妄想从房这里打开缺口顺藤摸瓜，一网打尽高唐的地下党组织。房雪蓑自首后，李九待如上宾，马上放了小马，让房当上了高唐县伪新民会副会长。敌人看他上了钩，今天叫他写材料，明天叫他交待高唐境内的共产党名单。我们通过其弟警告他，万不得已只能向敌人讲在外地公开身份，推说不了解本地情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工作，房自量不可造次，收到一些效果。敌人一计不成，又要房到临清电台做自首广播。我们通过房庙地下党员和其弟多方工作，共同密谋，房开始以病推托，进而装疯卖傻，拿煤油当酒喝，敌人慢慢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三个月后他夫妇二人乘机逃出城外，远走高飞。日寇、李九的毒计落空，我们如释重负，取得了斗争胜利。
1942年初，打入特务系的王洪达和刘本贵同志，利用姚俊堂是个外地人，在高唐上无靠山下无心腹，于是主动和姚拉关系，逐步取得姚的信任。一天特务系搞了个“高唐县共产党嫌疑名单”，姚征求王洪达的看法，洪达见上面有我们同志的名字，即不露声色地说：“我看了人名单，据本人所知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是些小青年、小教员，不可能是共产党吧！共产党要这些小毛孩子干什么。”姚点了点头，迟疑了一会，没说什么，而后，洪达机智地将情报送给县委。姚将名单送到伪县长李九手里后，李自己不好下决断。一天，请他的高级参谋县棉花采种圃主任韩松亭共同商量。韩看名单上有儿子韩心田、侄子韩心敏、弟弟韩金珍的名字，便故作镇静地说：“是否是共产党，请九爷明察。”李九忙说：“恭听老兄高见。”韩一反常态气愤地说：“上面都是些青年学生，哪来这么多共产党？”又说：“这里边还有我韩家三人，内有儿子、侄子，分明是陷害我，要灭我韩门，以邀功请赏。”沉吟了半天又说：“这里恐怕要借此毁掉九爷模范县也是有的。”李九对这个名单产生了怀疑，追问姚这个名单的来路，姚吱吱唔唔说不可靠，李九气愤地责骂：“妈的，无用！妈的，无用。”这样，我们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又闯过这一关。
当然，日寇、汉奸、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我党的目的一天达不到，他们一天也不会睡大觉。敌人越失败越要变本加厉地对付我们。后来禹城日寇和济南日军宪兵队，发觉车站棉花行店员我地下党员王麟祥同志，经常往返于高唐禹城行动可疑，马上逮捕到宪兵队，采用严刑拷打、洋狗乱咬、人装麻袋、硬压油篓等等惨无人道暴刑，要他供出党的组织。麟祥同志咬紧牙关，粉身碎骨不低头。日寇无奈，押送麟祥同志到济南，后被非法运到日本做挖煤苦力(日本投降后回国，分配在高唐工作)。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靠党的正确领导，靠同志们钢铁般的意志，靠烈士们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粉碎了敌人接二连三的破坏。
九、智斗暗杀团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高唐县的国民党顽杂军和日寇、汉奸、二鬼子(伪军)进一步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涂炭人民，摧残进步人士，杀害共产党人。国民党在高唐县知识界、小学教员中强行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以“不国即共”的帽子来压不同意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知识青年和进步小学教员，压而不服者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借以扩大反动势力，孤立我们，企图摧毁我地下党组织。在他们顽军势力范围之内，特务如毛，以反共反人民作为第一桩大事。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说话稍有不慎，就以“奸匪、奸党”或私通八路之嫌，重者遭到逮捕入狱，轻者亦被监视，剥夺当小学教师的资格，撵回老家。参加了国民党、三青团的就可飞黄腾达。以保送去大后方为诱饵，不断集中受骗者，经济南曹静瑜国民党秘密联络站转安徽阜阳，再去四川。在县境内日伪占领区，他们感到单靠和日伪配合杀害我们还不能随心如愿，于是，又采取了新的阴谋。在高唐七、八区国民党控制地区，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顽军头子邓协忱直接领导组织了一个暗杀团。暗杀团长由长期潜伏在县城东关开西药房的副经理国民党员任怀训担任。他对敌伪占领军情况熟悉，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我地下党员活动积极者也略猜知一二，妄想暗杀团活动起来，可以得心应手地摧毁敌伪占领区的我地下党，这一招十分毒辣。这个阴险的计划，开始即被我们打入到县城内同生药房国民党秘密联络点的王昀同志得知。他及时把这个情报送到成丰车行，并附有一张十大暗杀目标的名单，其中有王建屏、于时英、鞠学诗、王育民、解金声、王兰祥、李曰坦、李华卿同志等十人。县委经过研究，一方面乘任怀训招兵买马之际，通过关系将祁寨支部党员王汉同志打入暗杀团，秘密了解暗杀团的活动计划和行动。一方面在区委以上党员中部署了对付暗杀活动的措施。但是，由于暗杀团行动狡猾、诡诈，有时也猝不及防。在1942年秋季的一天，暗杀团枪杀了我地下党员鞠学诗同志，并在烈士尸体上放了一张纸条，上写“枪毙奸匪鞠学诗”。据王汉同志的情报，得知暗杀团活动多在每天黎明前的清晨或太阳西落黄昏，每次派一个小组两人身配匣枪骑自行车，人多时他们不敢动手。提醒我们不要一人出远门，不要单人活动。根据这个情报，我们做了相应的部署。不久，暗杀团进一步下了毒手，派两人于一天黄昏骑自行车到一区傅堂村突然闯进小学，搜捕王育民同志。因育民同志不在，暗杀阴谋未能得逞，两个家伙怏怏而去。原来，这天正值王育民同志和我在城内成丰车行开会。当天戏院演出京剧，会后育民同志看了一会戏，躲过黄昏这段时间，回去时敌人已走，使这场灾难得以幸免。而后，县委很快将育民同志转移到运西根据地工作去了。后又得到情报，暗杀团扩大活动范围，主要由城内国民党秘密联络站指挥配合，特别是三青团头子赵多三活动猖狂，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戚镇三亲自给赵多三写信，被我成丰联络站发现，他们发出狂言，决心杀掉我地下党员、区负责同志，先把我党领导机关搞瘫痪，而后斩尽杀绝共产党。
为了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沉重地打击敌人，县委及时召开会议研究了反暗杀的措施，分析了暗杀团所以能这样猖狂活动，主要是有城内同生药房国民党秘密联络站的配合，特别是三青团书记赵多三，这个人心狠手毒，是暗杀团活动出谋划策的主要帮凶人物，绰号叫“赵三鬼”，他的公开身份是县城南关小学校长，除掉这个魔鬼，无疑是对暗杀团的沉重打击。当时决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他干掉。经过缜密的研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王光照同志，在赵多三早晚上下班的路上除掉他。光照同志接受任务后，即开始跟踪侦察，第一天侦察到赵上下班的时间、经过的路线。第二天又作了验证，选好了在西南角城墙外动手的地点和撤离的路线。第三天光照同志化装潜伏到预定地点，等了很久却不见赵多三的影子，原来这个作恶多端的反共魔鬼行动无常，经常改变路线，这天正巧他不走城外，绕道走城内，故未能除掉他。接着庞均同志来了，经过再三研究，觉得除赵是对的，但采取暗杀不是好的办法，要我们另想办法。事也凑巧，不久王昀向解宝成反映，赵三多常到高唐县师范学校来勾搭一个女教师，师范校长杨树东为此也和赵有矛盾。我得到这个情报，在成丰车行开了一个会，决定利用这个矛盾。于是制定了除赵方案--捉鬼计。布置师范的地下党员刘承木在学生中散布赵多三勾引女教师的舆论，组织学生会的同学趁赵晚上来校鬼混之机捉住他，送伪县政府要求严惩。布置后没多久事件暴发，赵被同学们当场捉住。顿时赵多三依仗权势欺压女教师的舆论，在学校和社会上掀起喧然大波，引起公愤。杨树东便联合教育界人士，以赵多三败坏学校名誉，玷污师道尊严，要求伪县政府严厉查办。伪县长李九怕引起学潮，不好收拾，只好将赵多三关进监狱。赵多三被捕入狱，乱了同生药房国民党秘密联络点的活动，打击了这一伙反共顽固分子，大大消弱了他们的活动能量。这个办法真灵，以后暗杀团的活动有所收敛，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消声匿迹了。
十、攻不破的堡垒
1942年末，唐北地下党的工作越来越艰苦了。鲁西北地区遇上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秋收无几，人民群众家家户户缺柴断粮，挣扎在死亡线上。敌伪和国民党顽杂军的反动家伙们，认为是发展自己势力的大好时机，大肆拉夫扩军。日、伪以“发展王道乐土建设高唐模范县”为名，进一步实行强化治安，增加碉堡，拉夫扩充汉奸武装。全县八个区每区都有二鬼子团队，大的伪区团如五区的郭团、四区的庞团各在三、四千人左右，小的伪区团也各在三、四百人的汉奸武装。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反共反人民防范“奸党、奸匪”建立他们所谓的“敌后陕、甘、宁”为号召，强迫反动势力控制区内的每家每户兄弟二人出兵一人，兄弟三人出兵二人的抽丁办法，扩充反动武装。国民党的几个杂团如邓团、袁团、陈团、杨团等各在千人左右。敌、伪、顽、杂军恶性膨胀，更加重了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迫使人民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为了一家人的吃饭活命，有些村子的少数党员也跟群众离乡逃荒去了。灾荒饥饿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进一步公开勾结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斗争形势更加复杂、曲折、尖锐，工作更加艰巨，地下党面临新的考验。
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组织暗杀，要把我地下党组织搞瘫痪的阴谋毒计未能得逞，他们又变换手法，利用派进敌伪军的特务施展各种手段杀害我们的同志。1943年的旧历春节前后，国民党利用派进伪二区的叛徒、特务、国民党员曲捷清外号“曲瞎子”，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勾结伪区长陈耀泰，把我二区区委书记王建屏同志诱骗到伪区部三官庙，设酒摆筵，突然一群特务象恶狼一样一拥而上，要他叛党自首写出地下党名单。建屏同志视死如归，面无惧色，大骂国民党。国民党特务们被这浩然正气搞得慌了手脚，无奈立即押送建屏同志去国民党李连祥、云茂才反动势力控制的中心地带高唐三区云庄。在云团团部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戚镇三亲自出马诱供，建屏同志以理力驳，痛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特务们被骂得张口结舌，暴跳如雷，丧心病狂地下了毒手，于当天深夜用绳子将建屏同志勒死，埋在云庄村西三角地带。不久国民党特务采用同样的办法，把地下党员于时英同志，从高唐西关诱骗到国民党控制地区云团团部，要时英同志供出地下党同志姓名，遭到拒绝，特务们咬牙切齿地把时英同志在深夜勒死，抛尸云庄村西。在高唐五区，国民党利用派到五区郭团的特务，勾结大汉奸、大恶霸郭进诚，把我董集地下党员李华卿同志捉去妄想要他供出地下党，遭到严词驳斥。特务们无奈把李华卿同志于夜深人静之时勒死，投入马颊河激流之中被大水冲走。三位烈士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党，保卫了同志们。烈士们英勇的革命精神将永垂不朽！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汉奸为什么配合的这样默契，对付我们的目标一致、行动一致？采取的手段大同小异？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找王洪达、解宝成等在成丰车行召开了一次做打入工作同志们的会议。经同志们反复讨论研究，大家认为：一方面是他们出于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性，利害关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特务采取收买汉奸收到了效果。为此，我们今后要把打击力量集中在敌人特务方面，达到釜底抽薪之目的。高唐县伪警察局特务系的姚股长，在国民党特务的利诱收买下，在敌人、伪县长李九的压力下，逐渐疏远我打入人员王洪达同志，并开始对王的行动注意和怀疑。洪达同志发现了这个情况，感到事态严重，必须马上采取措施。经研究分析形势，一是我们撤出，二是主动进攻，别无他路。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目标对准姚猛攻。一方面动员特务系靠近我们的人员孤立姚，放风说“姚想出卖我们兄弟，作为个人晋升的阶梯，外乡人靠不住，不小心要吃亏”。另一方面利用敌伪上层韩松亭与李九的关系驱姚，推荐我们的敌伪关系韩之子韩心田担任特务系股长。经过多方配合努力，终于将姚挤走，使特务系重新掌握在我们手里，这就是当时称之为驱姚扶韩的一场斗争。斗争的胜利对我们当时开展工作，积蓄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勾结破坏我地下党，杀害我们同志绝不会停止，他们时时刻刻仍在伺机兴风作浪。1944年春，地委调我到太行中央局党校学习，为了迷惑敌人，让同志们有意识散布“解金声离家到徐州跑小买卖去了”。国民党特务长期见不到我的面，疑为在家中藏匿，就派了一小股匪徒于一天深夜长距离奔祁寨，突然包围了我的家。我母亲和春姐、我女儿宝莲、宝荣闻讯，乘黑夜从原来我挖的房内墙上的备战洞口跑走。这些恶狼似的家伙扑了空恼羞成怒，就把我大侄媳妇杀死，抢走衣物被褥和一头小牛。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既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也没有被天灾饥饿所屈服，坚持长期埋伏，开展隐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地下党组织领导全县党员、进步力量，依靠团结群众，胜利地渡过了1942-1943最困难的两年。
十一、迎接胜利
1942年秋末，运东地委敌工部长庞均同志调北方局党校学习，组织部长陈达同志分工领导我们。根据高唐斗争形势，为便于统一对敌，地委确定撤销唐南、唐北两个县委，建立高唐县委，由我任县委书记，许忠任组织部长，董诚任宣传部长。陈达同志帮助我们分析了斗争形势。指出艰苦时期将要过去，目前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动员同志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确定要积极开展隐蔽斗争，发展和积蓄党的力量，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迎接胜利。1943年春，当我们正处在艰难时期，我们的武工队东渡运河成功，已初步站稳了脚根。消息传来振奋人心。原来，在一月份，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宋任穷同志听了运东地委的汇报，经过磋商考虑，提出以武工队的尖刀连形式深入运东，并且选择了从敌、蒋、我三方基础都薄弱的恩县西北角与武城交界处插进去，武工队由我军营、连、排干部和地方干部组成，共计五十多人，叫运河大队。宋东旭为大队长、王大华为政委。高唐县的刘杰、鞠学顺二同志参加了武工队。同时为给武工队插入运东创造条件，决定先派我军攻打夏津县城，煞一煞敌人的气焰，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以麻痹敌人。王光照同志奉命潜入夏津城里了解敌情，他经过夏津伪县政府我们的一个敌伪关系朱长海，认识了驻夏津日本指挥官松山谷野的护兵姜根奎，摸清了日伪军的实力和布防情况。根据光照同志的情报，我军于1943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夜，在七旅旅长兼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同志指挥下，十九团首先从北门和东门攻进夏津县城，消灭了伪警备队，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马匹，拂晓前撤出。此举，使运东日伪大为震惊，不敢再轻举妄动。我尖刀连武工队运西大队乘隙于旧历除夕沿冰过河插入运东地区。他们和地方党紧密配合，稳扎稳打，迈一步，巩固一步，逐步扩大根据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军与敌战斗六、七次，深入七十余里，到处建立起以看青队、打更队为名的游击队，实行公平负担，抗缴敌人的苛捐杂税。冀南行署命令建立了运东办事处，领导支前和开展建立县区政权工作。在武城、恩县、夏津、平原、高唐边境打开了局面。后来，我十九团的二、四、十二、三个中队连相继插入运东，与运西大队紧密配合，进一步掌握了作战主动权，敌伪顽杂闻风而逃，开辟的地区迅速扩大，他们的所谓“王道乐土模范县”、“敌后陕甘宁”的神话遭到破产。形势越来越好，直到1944年下半年先后建立了武城、恩县、平原、夏津四县的办事处。同期，在高唐由王光照和王一清同志领导的高唐六中队，利用地利人和的条件，也积极开展斗争。我党在高唐东南三区沿徒骇河东岸十几个村庄，背靠茌平根据地又开辟了一块根据地，由三区区长兼游击队长董志远同志领导这支游击武装坚持斗争。他们面向西北与我六中队遥遥相对，形成两把尖刀戳向高唐的敌人心窝。1945年日本投降，高唐县城迅即解放。王光照同志领导的六中队，成为我县大队的骨干武装力量。为了迎接革命胜利，适应新形势下对干部的急需，培训干部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高唐县委先后输送了地下党的骨干李恩庆、王育民、褚秀贵、薛立山、郭宗光、刘英富、鲁金榜、王兰祥、田冰如、李佩莹、韩玉如、林新民等三十多个同志到运西和新开辟地区参加工作。有的同志到部队作战勇敢，成长很快，成为部队的骨干；有的转战南北血洒疆场，如李恩庆、刘英富、鲁金榜等烈士。地委为了提高县委同志工作水平，从1944年初开始，先后调我、许忠、董诚以及薛立山等同志到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于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后，学习结业我又回到高唐担任县长，同这里的同志们和广大群众一起，向盘踞在县境内的国民党顽军发起最后的歼灭战。这些地主、恶霸、土匪、汉奸、国民党顽固派等社会渣滓，终于在我强大的军队面前被轧得粉身碎骨，李九、李金海等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人民的审判。高唐县人民获得解放，实现了烈士们的遗愿。
回顾高唐县地下党抗战时期艰苦曲折的战斗历程，我深感胜利来之不易。胜利属于党，属于人民。胜利的取得全靠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县委一班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全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配合；全靠全体党员、干部和战士的浴血奋战。依靠党的“三大法宝”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因此，我倍加思念失去的亲密战友，他们的革命精神，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为革命献身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本文作者解金声(1918-)，高唐祁寨人。1938参加革命；1940年任中共高唐县委组织部长；1940年任中共唐北县委书记；1945年任高唐县人民政府县长；1947年南下湖北省，任漳南县县长；中共保康县县委书记，老河口市委书记，襄阳地委秘书长；湖北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后又任华北局机关党委书记，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天津市河东区区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区人大主任。现离休。
(此文曾发表在高唐政协主办的《高唐文史资料》1988年第三辑上。汇录本志时，作者略作修改。)
抗战时期我党在高唐统战工作中的得与失
中共高唐县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张金洪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日军相继南侵。同年10月，日寇的铁蹄踏进了高唐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了“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316页)的呼吁，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接着，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西出太行山，横跨平汉铁路开赴冀南、鲁西敌后，津浦支队挺进到鲁西北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此时，高唐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金谷兰、杨厚基，以及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投身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此抗日初兴之际，高唐境内也出现了许多打着“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团”旗号的杂牌军队和民团武装。这些地方武装成份复杂、各有目的。其中不少是出于抗日救国的义愤组织起来，决计抗日自卫的。有的则是地方惯匪“拖杆”、实则借机抢劫民财的；有的则是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拼凑而成、以实力地位寻找依附国民党或投降日寇，趁机发国难财的。大敌当前，在武装蜂起、分立争雄的复杂情况下，怎样正确地判断形势，具体分析敌我友各方的力量对比，又如何抓住对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已经严峻地摆在了我党的面前。
一、盲目攻打刘化溥，导致丧失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抗战初期，由于我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高唐的抗日形势是很好的。我八路军津浦支队东渡运河，挺进鲁西北后，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驱日寇、灭汉奸、复失地，消灭了盘据在高唐、恩县、平原、夏津四县交界地区的李俊兰(外号胖娃娃)顽匪武装(该部1000余人)。随之，争取改编了要求抗日的民团武装张春岭。之后，高唐大地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抗日局面。到1940年中共高唐县区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建立村支部36个(在日寇统治下的中心--高唐县城也有了党的组织，有的支部还掌握着村政权)，发展党员400余名，高唐北部正积极筹建抗日县政府，六、七区已成立了抗日政权和游击队，统战工作也有了较好发展，以高(唐)、平(原)为主要活动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经形成。
正当高唐的抗日斗争形势蓬勃发展之时，特别是在反摩擦斗争胜利之后，中共鲁西三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左”的思想日益浓厚。1940年初，冀南、鲁西军区发动了讨伐通敌反共的石友三战役后，地委主要领导没有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统一战线要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执行统战政策上发生了失误，盲目做出了围攻与日军誓不两立且与我党关系较好的民团武装刘化溥部的错误决定。刘化溥，字洪泉，因青年时期爱留八字胡，人们送一绰号“刘胡子”，高唐城东北双庙村人。抗战前夕，曾在吴佩孚部当兵，后回乡组织自卫队守村护寨。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已发展到300余人枪的自卫队，同日军作战，抬着日军死尸到各村宣传抗日，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影响。与我党互有来往，我东进纵队曾给他部分枪支。在此情况下，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没有进一步做争取改造工作，反而错误认为这部分武装大起来会对我们造成威胁，便决定予以消灭。1940年春的一天傍晚，中共鲁西三大队和高唐等县的中共武装奉命向驻守在高唐大刘庄的刘化溥部发动进攻。由于大刘庄只住有刘部的部分兵力，战斗持续数小时，只伤亡其几个人，刘化溥本人乘夜挖洞北逃，其大部分兵力因移住别村并没有受到损失。这样以来，我们的行动并未达到目的，却导致了刘化溥对三大队的报复。同年5月，刘化溥参与了高唐境内2000余名国民党军向高唐八区徐官屯一带我党政军驻地的突然进攻。将鲁西三地委机关、三大队及高唐抗日武装，从高、恩、夏、平、禹抗日游击根据地挤走。使高唐党政军组织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朱廷栋等县委干部及一些抗日青年被杀害。六、七区抗日政府也被冲垮。从此，高唐成为日伪势力和国民党顽杂军双重控制的区域。
二、竭力争取朱九文，抗日阵营多了一支革命武装。
我鲁西三地委、三大队及高唐等县的武装从高、恩、夏、平、禹抗日游击根据地撤走后，高唐形势急剧恶化，日伪顽杂猖獗起来。一时县境内炮楼林立，日伪“八大团”和国民党“十大团”封道设卡，抓丁派坎，敲诈勒索，逮杀无辜。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高唐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我由公开转入地下斗争的高唐党组织也饱尝了失去根据地、无政权、无军队的痛苦。我党从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抗战时期，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侵略军，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做好中间势力的争取工作，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使我们由弱变强，进而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自此以后，在对敌斗争中，我党着重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
遵照我党统一战线“争取中间势力”的策略方针，为正确开展对土杂的争取工作，高唐党组织首先对日伪内部、国民党内部，日伪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以及各阶层、各派别的思想要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成份复杂，目的不同的土杂武装做了重点研究，将其分成了坚决反共和不甚积极的两类。认为其中有的土杂武装，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争取下，有可能与我结成联盟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基于这种分析，选择倾向抗日的国民党高唐二区区团，展开了积极的争取工作。
国民党高唐二区区团长朱九文，字化南，高唐城东南官道朱庄人。自幼受过传统教育，长大后又赶车拉脚跑行商。抗战开始后，土匪蜂起，在全村群众的支持下，他集中了40多支民枪结股自卫，小有名气。1938年初，我八路军挺进鲁西北后，他率部加入我军。不久，又因怕艰苦脱离部队回乡匿居。后应国民党杂牌军头子陈盛堂所邀，出任高唐二区区团长。鉴于他有正义感，且赞成抗日，为了团结并掌握这支部队，进而争取其反正，我党派遣其胞弟、地下党员朱九武以混事为由打入该部，担任了该区团的军事指导员，对这支土杂部队开始了循序渐进的改造工作。在政治上威义兼施。于“威”，首先严厉整顿纪律，严令不准扰民害民，以倡树正气良风；于“义”，向部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士兵的爱国意识。在军事上，引导部队不与八路军交战，并积极开展抗日反顽的斗争。
高唐二区日伪团长陈耀泰、副团长曲捷清卖国求荣，甘当汉奸，协助日军经常出城“讨伐”、“扫荡”，抢劫民财，残杀活埋我抗日军民，成为日军在高唐的两个得力帮凶。为了打击这两个民族败类的猖狂气焰，1940年深秋的一天，趁他们到曲庄曲捷清家中奔丧的时候，征得朱九文的同意，朱九武带领34名骁勇，乘夜色奔袭曲庄，击毙其两个护兵，缴获了长短枪四支。同年12月17日，陈耀泰、曲捷清为报复朱团，与日军山口中队结成300余人的日伪联军，分三路向坚决抗日的官道朱庄进攻，朱九文带领部队及官道朱庄群众英勇抗击。予敌以有力打击。与此同时，朱团还秘密释放我被捕负伤的八路军战士。通过这些活动，既促使朱团开展了抗日反顽的斗争，又推动朱九文向革命阵营跨进了一步。
每逢朱团遇险遭难时，党组织及时暗中保护，帮其脱险解难。当高唐国民党旅长陈盛堂串通高唐伪县长李采题，指令朱团“化整为零”，意在瓦解朱团之时，党组织识破了敌人的毒计，指示朱九武动员朱团以到外县抗日为由，脱离陈部，北移到恩县吕井开辟新防区。当形势恶化，不接受恩县伪县长王化三的委任，就无立足之地、更无法生存之时，为了完整地保存这支武装，以待时机争取反正，党组织还同意朱团暂时挂上了伪军招牌，并让活动在高、恩、夏、平一带的我八路军武装，向其通报情况，赠送枪弹，隐蔽配合活动，以巩固加强朱团的实力地位。为了协助朱九武更好地开展争取工作，我党还增派地下党员耿安贞、地下联络员耿际厚到朱团任职。
朱团最初属于民团性质的地方武装，虽然先后名义挂上了国民党旅长陈盛堂、恩县伪县长王化三手下一个团的招牌，实际上仍是以领导人为私有的土杂性质的部队。争取朱团并相机将其引入革命阵营，最关键的是要做好该团首领朱九文的改造工作。但是要把一个思想守旧、且在军队混迹多年的人，引导上革命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为此，我党在对朱九文的争取改造工作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战政策，每当朱九文做了对革命对人民有利的事，即便是点滴微小的进步，我党就及时鼓励、推动前进；每当他犹豫、动摇、退缩之时，我党决不迁就，积极斗争，以坚其抗日决心。
1945年6月，我各解放区即将开始抗日大反攻，争取朱团反正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朱九武代表党组织，向朱九文传达让其率部起义的指示时，心存疑虑的他一改过去抗日拒匪的坚强态度，犹豫观望，出尔反尔，暴露出落后保守不求进取的脆弱性格。对此，我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地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在我党规劝下，他始口允于同年7月1日率队反正。谁知到了举义之日，他又变卦，提出部队可接受改编，但自己却要脱离部队，决不相从。尽管他如此冥顽不化，我党还是从关心爱护曾与我合作过的人士的一贯立场出发，仍没有放弃对他这个朱团领头人的最后争取。先是委派朱九武以手足之情复行疏导；继之又让朱团副团长刘富成出面斡旋；最后再请其妻以夫妻之情苦心规劝，并邀请熟知我党政策的统战人物于八爷现身说法，以解除他的顾虑。在我党的争取下，朱九文终于率部弃暗投明，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
为了祝贺朱团的义举，我党在夏津县新盛店召开欢迎大会。冀鲁豫六分区副政委刘华清在会上致了欢迎词，并宣布命名这个团为“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特务团”。随后，特务团奉命调回高唐，参加了消灭高唐各杂团和拔除敌伪据点的战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此文为1994年7月发表在《冀鲁豫党史研究资料》第二期上的《试谈抗战时期我党在高唐统战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一文的摘抄，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录本志。)
《高唐县志稿》蒙难记
高唐县政协文史科副科长尹培岭
抗日战争前修成的《高唐县志稿》，未及出版，几经易手，有好几次濒临毁灭而侥幸保存下来，失踪数十年，终于寻得问世，其中曲折，特别是救护的热心搜寻的执着，是应该记录下来的，遂写本文。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山东通令各县修地方志。1935年5月，高唐县志局成立，办公地址设在商会(今县实验幼儿园一带)。王静一任总纂，张修一任副纂。王名字在密，以字行，诸城人，北京中国史学大学部毕业，曾在北京、天津、济南、青岛等地任报纸杂志主编，由高唐旅济同乡会邀请来高唐主持县志编纂工作(月致聘金80元)。张修一字献唐，本县城东今张庄乡张庄村人，清末秀才，留学日本9年，先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历史部和日本帝国大学法科。曾任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中外史地、天文气象等课教授。就纂修我县县志来说，这两位可以说是大手笔。又有文庙小学曹宗信(卓民)、三清观小学校长杨坤无(厚基)、梁村小学校长曹英瑾(景瑜)等25人为采访员，还有事务长、书记数人，组成一个颇强的工作班子。
因为屡经战乱，县存档案多有散失，知情者有些又已谢世。修志工作开始时，资料短缺，难度颇大。经志局人员多方搜集，四处采访，各方面情况渐有眉目。不料这年12月，因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华北“特殊化”，时局紧张，高唐县政府要员多散去，经费无出，修志工作陷于停顿。总纂王静一回济南，请高唐同乡会代为辞职。同乡会一面挽留，一面商得新任高唐县长赵仁泉的支持，经费有了保证，请王静一重来高唐，修志得以继续进行。王静一、张修一以及全体志局人员积极展开采访编纂工作，王、张二位亲自辑稿，张鸿泽、杜方山两先生小楷极工，司缮写，并从县立中学学生中挑选毛笔字写得好的来帮忙，如今杨屯乡夹滩村的张巍(培昆)就是其中之一。1936年7月1日全志脱稿，7月31日审查完毕，一部70余万字的《高唐县志稿》，仅一年多就编成了，实属难得。
《志稿》共12册，16卷，内容以地理、教育、社会、经济为主，大致记载了从清末周家齐修《高唐州志》以后到抗日战争前30年间(1907-1936)的高唐情况。文字浅易，并用现代标点符号。有照片40余张，图表多幅。矫旧志之弊，注重反映社会经济。如记本地区主要农业经济作物棉花，用万余字叙述棉花之起源、性状、品种、管理和良种改进、产量、销售等情况，并附有高唐棉区对照表，从多种角度反映了高唐的棉花史。
县志脱稿迅速，想不到印刷又起周折。1937年初，谢锡文继赵仁泉任高唐县长，他筹齐印刷经费，打算就近交给城内果木市街苏友三(堂邑人)经营的印书局承印。此时高唐教育界并延伸到政界有所谓“一师派”(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和“三师派”(聊城省立第三师范毕业的)之争，县第四科(教育科)科长韩长瀛(三师)、督学邓协忱(一师)等两派代表人物都插手此事。“三师派”占了上风，将《志稿》送往聊城，交何笑明刻字印书局承印。《志稿》印出一两册后，“一师派”的李方亭曾到济南控告韩长瀛，说他私改字模号码，从中渔利，又引出许多纠葛。
正在此时，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日寇侵占平、津、河北，南下山东，秋冬之际一度侵入高唐。高唐的官员先自逃走，《志稿》付印之事也就搁浅了。
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在聊城坚持抗战，先后派盛英翰、周景芝来任高唐县长，局势动荡，他们都顾不上印《志稿》的事。1938年11月日寇向鲁西北进犯，攻陷高唐、聊城、范筑先殉国。高唐的土豪和土匪头子李采题(外号李九)随日寇进入县城，当了汉奸县长，一直1945年8月日寇投降。
《志稿》在聊城付印事，不知怎么被李九一伙知道了，他和先后在高唐二区、六区当汉奸的李光华，将《志稿》从聊城印书局购回。李光华的祖父李长兴先前和李九是同伙，是高唐以及鲁西北地区土匪团伙的大头目，他们劫道绑票，甚至把持地方事务，无恶不作。高唐国民党的人，也受到他们的打击，因此，向山东省政府控告李长兴的罪行，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李长兴捕至济南枪毙。李九、李光华等仓皇逃匿，跑到唐山、北平等地躲避去了。
《高唐县志稿》是在此后不久修的，记载了李长兴、李九一伙匪帮的罪行，所以他们将《志稿》购回，首先便将《志稿》第8册第11卷《社会志·匪患》部分撕去销毁；大约还想进行纂改，不过那时他们的处境好象坐在火山口上，一直到他们最后垮台，也没顾得上作这件事。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一向与李九有勾结的张栋臣部接管县城，八路军从运西打了过来，张栋臣和李九一伙匆忙逃走，县城空了，群众纷纷进入官署捡拾遗物。东关一个拉水的老头在李九住处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蓝布包袱，他以为是什么财宝便提回家来，打开一看，竟是一罗写了字的纸本本。他想卖给做小买卖的或许能换回几个钱，一天他碰到孙家五里庄的一个卖洋布(染料)的，以两盒香烟的价钱成交，《志稿》面临被一张张撕碎去包洋色的危险。
可谓事有凑巧，赵八里庄的张鸿泽先生，他是参加过志局工作的，他在集上卖洋色的摊上发现一本书，仔细一看竟是《高唐县志稿》，还没有撕损。他问卖洋色的家里还有没有？回答说有，两人约定，下集全部拿来，张先生检查一遍，首尾齐全，遂出两口袋粮食将全部《志稿》换到手，如获至宝抱回家中，珍重保存。
此事又让山东省保安二十三旅旅长国民党的高唐县长邓协忱知道了，他派两个兵丁和一辆骡马轿车来“请”张先生，临行吩咐：绳子搭在张先生的肩上，但不能捆，必须请来。张先生被“请”到邓团所在地朱双槐庄，邓当面说明要张把《县志稿》交出来，张先生有些恼怒，又不便发作，抱怨道：“你要《志稿》何不事先说明，闹得我全家人虚惊一场！我给你送来就是。”邓说：“我还是派人到你家去取吧。”他是把张先生“请”去做人质，《志稿》到手以后，才把张先生放回家。
邓协忱将《志稿》运到济南，他从济南出走之前，又交给高唐旅济同乡会事理长武兢民(字养志，今尹集镇武花园人)保存，后来武又交给曹英瑾，这事外人都不知道。
曹英瑾，字景瑜，今梁村镇曹庄人。曾任梁村小学校长，1940年在济南经营一文具店名“文心斋”，1945年改名“文美斋”，并增添了铅字印刷业务。他和邓协忱是同学，关系密切，“文美斋”实际上是高唐国民党组织的联络站，又是高唐旅济同乡的落脚点。武兢民将《志稿》交给他，有意让他设法印出来。
不久，1948年9月，济南解放。曹英瑾曾任县志局采访员，知道《志稿》的内容，其中第5册第7卷《政治志·党务》部分，记述了高唐县国民党的情况，其中也有他的一些事，他心有顾虑，所以便把这一部分撕毁。他一度失业，也许由于生活拮据，将《志稿》卖给山东省文史馆，在镇反运动中他被收审，后在服刑期中病故。从此，高唐就没有人知道《高唐县志稿》的下落了。
1959年春，高唐县委搞十年规化设想，组建了十年规化办公室和历史资料办公室。那时历史资料办公室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寻找回1935-1936年修的这部《高唐县志稿》，填补高唐县抗日战争前30年的历史空白，曾派邵金铭等人数次去济南查访《志稿》下落，但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85年，新的《高唐县志》纂修工作已全面展开。县志办公室主任，县志主编郑宽亭和副主编侯立中、燕玉庆、林金祥等同志把编纂《高唐县志》看作是高唐县的一项历史性的事业，都以极高的积极性投入工作。但是，他们总觉得有一种缺撼涌在心头，这就是，能把50年前修的那部《高唐县志稿》找到该有多好啊！特别是郑宽亭同志，感到这是他这个身为主任和主编的人的责任，经常为此焦虑。他常常向老同志探访，首先询问教育界的老前辈朱学温等人，以及热衷收藏字画的邵金铭，均未提出准确线索。郑主任又听说高唐县武部副政委马德华同志编写过《高唐军事录》，立即走访，也是说不清楚。县史志办的同志们，又进一步研究，分析当时能接触到《志搞》的人可能是什么人。侯立中同志询问了周仁甫，(《志稿》采访员，邓协忱的表兄弟，尹集镇宋庄人)，周提出：邓协忱可能了解，他的秘书姓宋的，未去台湾，家住高唐店南一带。他们赶到南店询问，此人已谢世。在本县没有线索，他们又扩大范围，向临县有关业务部门咨询，还是一无所有。后来，又到济南去询问谢均之(杨屯乡谢庄，济南育英中学的老年高级教师，曾编写《育英中学校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将得到的只言片语凑在一起，仔细分析，反复思考，认为邓协忱从济南出走，又辗转去台的时侯，不会把那部《志稿》带走，因为带在身边既无用处也不值钱。于是他们做出判断：《志稿》留在大陆了。有可能在解放济南的战火中，或在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已经毁掉，但这可能不大，《志稿》十有八九仍在济南。他召集县志办全体人员开会，让大家开动脑筋，共同分析，最后一致同意他的判断，并且决定派侯立中、燕玉庆两位同志前往济南寻找。
侯立中同志，早年毕业于济南师范，执教数十年，尤好读史，不但学业有成，而且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习惯，更有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干劲。燕玉庆同志，曲阜师大毕业，学有专长，虽不善接交，但办事认真、能关心照顾同志。这两位同志在一起，可以说是一对能力很强的好搭档。临行时，郑主任再三嘱咐，凡存有图书档案的地方都要去查一查，若查不着，只能下“没找着”的结论，“没找着”不等于“没有”，不能就下“没有”的结论。
1985年数九隆冬，侯、燕两位同志顶风冒雪来到济南。他们拣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为的是节约经费，好作持久战。他们先后来到省档案馆、省博物馆、省图书馆，他们向管理人员说明来意，索阅目录卡片，一页一页地看，一张一张地查，一天下来头昏脑胀。一天一天的一无所获。一个多月过去了，吃不好，睡不好，腰腿酸疼，连说话都没力气，喝不足水，嗓子哑了，也说不了话。侯立忠同志因过度疲劳，一次下楼失足，竟从楼梯上跌滚下来，幸好没有摔伤。春节快到了，别人张罗着过年，可是他二位却来不及想这些。
这一天，他们又来到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寻访线索，交谈间，有位老同志提醒：“‘文革’时期，省文史馆有一些重要文史资料转移到省图书馆去了，因为那时国务院有令，不准冲击省图书馆，你们还是再到那里去找吧。”他们立即又来到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认识他们，还未等他们再说明来意就挡了驾。然而他们记得郑主任说过的：“没找着”不等于“没有”。他们自然又得多陪笑脸，连致谢意，要求看一看或许还没有整理，还没有编目上架的资料。碰巧旁边有位查资料的，他是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冬生副研究员，正在赶写《山东州县历代修志情况》一书，一听到这边说“县志”他就敏感，到听清楚是寻找《高唐县志稿》时，他就插了话，他说：这里还有一个“特藏部”，有些资料正在整理，可以找一找。图书馆尚未整理出来的书，是不愿意让人去翻的，因为须有人陪着查找，否则，怕给翻乱了，所以就图书馆来说，尚未上架编目的书，是没有对外借阅任务的，又是陈冬生副研究员通过同学、师生关系，找到在图书馆工作，当时在家养病的苏女士，在苏的帮助下，终于获准进入“特藏部”查找。
他们不顾随书飞扬的尘土，不顾弯腰翻捡的辛苦，打了一本又一本，终于在1986年1月6日，找到了一部毛笔抄写的《高唐县志稿》，细看内容，正是193—-1936年纂修的，清抄的那一部稿本。这是世上仅有的一部孤本，历经危难，果然尚在人间。侯立中、燕玉庆二位同志为之狂喜，他们恨不得立即把这部《县志稿》抱回高唐，但人家图书馆是不会随便让他们拿走的。他们先把这一消息带回高唐，也已经是奏凯还朝了。
县志办的同志们非常高兴，分管县志编写工作的副县长孙桂香同志向县委和县政府详细地作了汇报，县领导同志也都很高兴。县委党史办张金洪同志闻讯，怀着欣喜的心情，以《散失50年的“高唐县志稿”最近在济南发现》为题，写出专题新闻，一时间，山东电视台、《山东史志通讯》，山东《党史信息》，《聊城日报》，《中国地方志》等都作了报导。这一喜讯传遍了高唐，也传遍了山东。
这一部《高唐县志稿》的重新找到，不仅使自清末至民国期间高唐县各方面情况的记载不至湮没，而且对新编《高唐县志》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应该把它印出来。征得山东图书馆的同意，高唐县政府拨专款，由山东社会科学院帮忙，给胶印了100部。这期间，仍然是由侯立中、燕玉庆同志往反奔波，接洽商谈。1986年夏，他们二位冒着酷暑，吃住在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办公室里，日以继夜的对《志稿》进行整理。从1936年定稿到正式付印问世，正好拖了50个年头。到此，12大本前人遗作，终于全部印出来了。省、地、县有关部门，山东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争先购藏。这部几乎被毁灭、被湮没的《高唐县志稿》得长存于天地之间了。
对于当年纂修这部《县志稿》付出心血和辛劳，为抢救和保存这部《县志稿》付出物质和精神的前辈，可以告慰于他们了。对于高唐县志办同志们的决心寻找，和侯立中、燕玉庆同志的锲而不舍终底于成的工作精神，我们禁不住衷心钦敬，并愿多说几声谢谢！
后记
《高唐县志》从搜集资料到脱稿付梓，计耗十个春秋。县史志办的同志们，在中共高唐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顺利地完成了编纂任务。其间，史志办两次被评为省先进单位，侯立中同志两次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在编纂过程中，省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省地方史志学会和聊城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同志李化诚、谭玉德、李风岳、王毓华、侯贵增、齐保柱、刘和、周广馥、杜德禄等及办公室有关人员，多次到高唐县具体指导编纂工作，《高唐县志》多处留有他们的手迹。
本志所载资料，除选用国史、旧志和某些著述的有关内容以外，其余均系全体编纂人员的劳动结晶。对高唐旧志中悬而未决的城池变迁、县城侨置等问题的考证，对太平军、捻军、义和团在高唐活动的调查，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武装团体性质的区分，对一批历史和当代人物的重新评价，对高唐重大历史事件的查访核实，对高唐土特产等经济资料的发掘，对某些文化遗产资料的整理，均属本次修志在内容上的新突破。本县志出版前，有一批资料或经有关部门组稿使用，或以某些个人名义刊布，多属工作需要，但不能借此占有著作权。
本县志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全县六百余名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官兵，写进《革命烈士英名表》者不足二百人；再如：今高唐城池何时迁至现址这一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只能将迁建时间限制在祁寨房公墓与赵八里唐墓墓主去世之间的326年中(参见两墓志铭碑文)，具体哪一年迁建？迁建前此处何貌？只是分析推论，均无确切答案。
县志编纂是一项断档工作，一无经验可循，二受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实属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指教。
编者
一九九六年二月
高唐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路广业
副主任 袁志连 王广新
顾问 姜克夫 张守常 刘栋良 唐康和 孙桂香
高唐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傅登勤
副主任 王艳菊
《高唐县志》编纂人员
主编 郑宽亭
副主编 侯立中 燕玉庆 林金祥
编辑 郑宽亭 侯立中 燕玉庆 林金祥 王艳菊
于海舰 韩子敬 鞠吉石 林长敏 傅登勤
郑雪梅 郭祥山 张建奇 赵健民 刘玉洁
摄影 郑宽亭
校对 林长敏 傅登勤
高唐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 路广业
副主任 袁志连 王广新
顾问 姜克夫 张守常 刘栋良 唐康和 孙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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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傅登勤
副主任 王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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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郑宽亭
副主编 侯立中 燕玉庆 林金祥
编辑 郑宽亭 侯立中 燕玉庆 林金祥 王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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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雪梅 郭祥山 张建奇 赵健民 刘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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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林长敏 傅登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