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长兴到李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守常
1945年8月，日军投降，9月高唐解放，以伪县长李九(李采题)为首的高唐汉奸集团出逃，其头目以后大多缉捕归案，分别判刑，直至1953年将李九在县城枪毙，标志着这个罪恶集团的最后灭亡。
抗日战争期间，高唐沦陷。1938年深秋，李九随日本侵略军进入县城，公开就任伪政权高唐县公署的县知事(这是袭用北洋政府时县官的名称，但人们口头上仍习惯地称为县长)。以他为首的这个汉奸集团在高唐一直猖獗了七、八年，横征暴敛，作恶多端，给高唐人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至今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人们说起来就是李九这一伙，而不知道李九只是这一伙的最后期的头子，这一伙的真正头子，一直到李九任汉奸县长时还很有影响的，是李长兴。要说明李九集团，必须从李长兴说起。
一、李长兴其人
李长兴，字隆魁，到1933年他死时53周岁，高唐城南南店人。自幼好勇斗狠，据说听见有打架的，放下粪筐就去参加。
自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社会黑暗，农村破产，青壮年无以为生，有些人便铤而走险，不是当兵，就是干土匪(又叫做“跑腿的”)。那时打败了的官军会成为土匪，土匪经由官方改编就成为军队。1916-1918年，大土匪头(也叫“杆子头“)顾德林、1931—1932年刘黑七(刘桂棠)，都曾驻扰高唐，所部都数千或上万人。李长兴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成为高唐县乃至鲁西北的大土匪头的。
李长兴在“帮”，即“青帮”，一般称为在“家里(或理)”，正式名称为“安清道义会”，是沿运粮河的流氓无产者的秘密社会组织(东南各省的“洪门“称“红帮“，正式名称为“三合会“)。据说这组织是翁、钱、潘三“祖”创建的，“潘祖”是实际负责人，遂把潘字拆开，又别名“三番子”。我记得抗战初期李九他们这些人回到高唐以后，有些人爱说某某人是“三番子”，以显示他懂得在“帮”的内情。原来秘密的。在荒乱年月，在他们势力大的地方，便成为半公开的或公开的。他们论字排辈，李长兴是“大”字辈，在那时候这是较高的辈份；李九是“通”字辈，比李长兴低一辈。
在“帮”的是以“开山门”收徒弟的方式来发展其组织并一辈辈地往下传的。一经磕头拜师，师徒如父子，这关系就算定下来了。张八(张栋臣，夏津渡口驿人)、大铲鞋(刘宝善)都是李长兴的徒弟，所以他们后来和李长兴的孙子李光华的关系很密切。
李长兴在成了气候以后，并不亲自去干土匪所干的事，但到时候自然有徒子徒孙给他大把送钱来。有的单人劫路有的结伙行抢(当时叫“砸明火”)或绑票(也叫“架户”)。在他的势力所及的地区内必须先得到他的允许才能作案，得了钱财之后便须把一部分或大部分给他送来(所谓“坐地分赃“)。所以另一方面他又显得慷慨大方：有过往朋友，管吃住，送盘川。街面上混穷的，年节过不去，找到他准能给些钱。到北关路××开的洗澡塘(李九任伪县长时路××之子路广才继续在原地开洗澡塘)洗澡，一句话他“全侯了”，是否他真花钱就不知道了，反正所有与他同时洗澡的就谁也不用开钱了(开钱也不收)。这就是象李长兴这样的“闯人的”，在街面上的所谓“有面子”。
李长兴除在民间“吃得开”之外，象他这样的人，还必须在官方取得合法身份。民国13年(1924年)，他当上了高唐县警备队长。警备队，群众通常称之为马队，就是清代传下来的州县衙役三班(皂班、壮班、快班)中的快班，又叫马快，是专管缉捕匪盗的。而马队头目，乃至一般马兵，又往往是和匪盗有勾结的。
民国16年(1927年)前后，张宗昌作山东督办的时候，李长兴搞到一个第二团团长的名义，便在高唐拉起了军队。南军北伐，他曾奉调到徐州去作战，随着张宗昌的溃败，他的这个团也退了回来。张宗昌逃离山东后，这个团也就撤消了。但李长兴由此取得团长的衔名，到李九任汉奸县长时，他们大都以“老团长”称呼李长兴。
李长兴在民国22年(1933年)春以前，他最后盘踞高唐的几年间，他的名义是高唐联庄总会副会长(县长兼正会长)。县长出行，他身佩饰有红绸子的大砍刀随在身边保护，这固然是他为那个县长添威风，也是为他自己显威风，因为还有成群挎枪的随从在身旁保护他。
象他这样的人，标榜江湖义气，广交江湖朋友，在外地很有名气，似是越远名气越大。往北到天津、唐山，打着他的旗号，坐火车可以不买票，南下徐州时，沿路经过的车站上都有人迎接，越往南接站的人越多(这一点成为后来使韩复榘决定枪毙他的重要原因)。
李长兴干事手很“黑”，但外表并不粗野。他周旋于高唐县的绅士(所谓“大褂子”)们中间也能谈得来，进而相互勾结，把持地方。他实际上是民国初年高唐县旧势力的主要支柱。
二、便衣队打城
民国17年(1928年)南方国民党北伐军到达山东，北洋军阀溃退的时候，高唐县的新兴力量向旧势力发动了冲击。
此时高唐县新兴力量主要是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北伐影响的青年学生，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1927年南方发生反革命“清党”，国共分裂；而北方的主要矛盾尚不是在国共之间，而是在新兴力量和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旧势力之间。首先向旧势力发动冲击的是从聊城第三师范毕业回谷官屯的共产党员金谷兰同志，他提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南军和北军，打倒老财把地分”等口号，于1928年春夏之际发动农民暴动，遭到李长兴、李九一伙的武力袭击而失败。紧接着属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县长张振声(长清县人)逃走，属于国民党的南军进入县城，李长兴等也暂时收敛。南军反共，但这时金谷兰同志已失败，主要对手还是原有的旧势力。本县的国民党员发动中小学生和青年教师，开会游行，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也喊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查放脚(反对妇女缠足)，剪辫子(那时男人脑后留发辫的还不少)，拉神象(庙里的泥胎)，把城隍庙改作国民党县党部，在城隍庙的戏楼上演文明戏，从《枪毙张宗昌》到《打倒陈毓三》，一时之间也搞得颇有声势。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而这时已经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对此不予实行了，上述活动只不过是些皮毛。但是就高唐县来说，却是把旧势力赶下了台，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权势地位，他们是不甘心的，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扑，这就是民国18年(1929年)农历二月初三的“便衣队打城”。
我于1932年在尹集北刘凑庄(现习惯叫后刘庄)家中上私塾时，教我们的是唐洼的韩殿邦(字树屏)老师，他用《苏武牧羊》的歌调编了一首时事歌教我们唱，我还记得部分歌词：“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夜初三，老攫(即土匪)破城关，炮震地，响连天，满城起烽烟。吓坏了县党部(例如县党部委员张洁轩跳北城墙逃跑时，摔坏了腿，这是他近年来北京亲口对我讲的)，逃走了训练班(训练小学教员的)，队长身战死(指县民团营连长张朝胜在巷战中被打死)，县长(国民党省政府委派来的县长)窜济南……。”以下已不记得了。上述歌词使我比较准确地记住了这次事件的一些情况。
这次攻打县城，是由李长兴、李采题、陈毓三、孔庆广四人磕头会盟，联合起来干的。这四个人是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李长兴是土匪的头目。李采题，即李九，是打渔李庄的地主，他的基本力量不是江湖朋友，而是本家的子弟兵(出名的有他的侄子李曰飞)和那一带的地主。李长兴即曾对他的徒弟们说过这样的话：“九爷和我们吃的不是一个井的水”，意思是说李九是土棍或土豪，是称霸一方的地主恶霸。陈毓三是陈堤子人，讼师出身，即为打官司的写呈子的，逐渐成为走动官府的绅士，当过省议员，民国初年高唐绅士有所谓“十虎八狼四狗腿”(并非全是坏人)，陈毓三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可以说是劣绅的代表。孔庆广是孔张庄人，九宫道的道首，又称“当家的”，可以说是会道门的代表。这四个人联合起来，是当时高唐县各方面旧势力的大联合。他们打着张宗昌的便衣队的名义打开县城，所以人们称之为“便衣队打城”。
从这以后，接着有十二军抢城，李等暂避。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起来和蒋介石打内战，阎的晋军进出山东经过鲁西北，委李长兴为高唐城防司令。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由陈调元换了韩复榘，委派来的县长仍须“借重”李长兴，又任命李长兴为高唐联庄总会副会长。这时济南有国民党的省党部，各县亦须皆有县党部，所以高唐县又成立了县党部，但就把持高唐全县的势力而言，县党部是不能和李长兴等相比的。
三、打倒李长兴
这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是从冯玉祥的西北军分化出来的杂牌军阀，他把国民党党部看作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嫡系力量，并不愿意这个力量在他的地盘内发展。省里的这种情况也就影响到县里，高唐县的国民党得不到省里的有力支持以压到李长兴。
但是，高唐县的国民党人总在筹划除掉李长兴等。他们常常在金寨金宪农家聚会商议，李长兴等摸到风声，到金寨把金宪农围在楼上烧死。据张洁轩说，金宪农并不是国民党员，只是反对李长兴匪帮而和国民党站在一起的。至此，斗争发展到公然杀人了。
高唐县国民党要人张双印(涸河前坡人)和张洁轩(杨官屯乡三官庙人)在禹城写了呈文向韩复榘那里控告李长兴是土匪，得到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张苇村(郯城人)等人的协助。韩下命令由禹城派一连长到高唐逮捕李长兴解往济南。据张洁轩写的《打倒李长兴的经过》说该连长抓住李长兴不放手，谁要敢向他开枪阻拦，他就把李长兴打死——我死你也活不了！用这样的挟持手段把李长兴捕走的。在高唐流传的说法是：李长兴被捕后先押在县衙门的监狱里，他的手下人打算劫狱，或等起解时在路上劫车，(那时从高唐去禹城要坐马拉轿车)。那些亡命徒真要动手，李长兴是解不走的。但李长兴传出话来：不许劫差，他要到济南去打这场官司，省里有朋友，不要紧。大约他是想打出这场官司来，可以在高唐继续保持他的合法地位；否则，就得逃跑，躲起来，过“背头”的日子了。
紧接着高唐县有几百人赶往济南去“保”李长兴，上呈文，说李是好人，如何有功于地方等等。这自然是李长兴的死党发动的，大多数人是应付场面，不能不去，甚至反对李长兴的国民党员，例如辛店人唐同杲(字旭庭，后来作过几年县立中学校长)也去了。张洁轩在济南遇见唐，问他怎么也来了？唐表示不来不行，李长兴及其死党是得罪不起的。
高唐有国民党告李长兴的状，而又有那么多人来保他，在韩复榘看来，这不过是高唐一个县的地方势力的派别斗争，不算是大事。韩复榘并不积极支持山东的国民党势力，这一点李长兴是有所体察的，所以李长兴敢于顺从地被解到济南打官司，他估计栽不了这个跟头。
在国民党方面，这次经过策划，是配合行动全力以赴的。当把李长兴押解到济南的时候，由惠鼎文(杨官屯乡杜庄人)撰写的历数李长兴罪状的长文，就在省党部的机关报《山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张洁轩等也及时赶到济南，把这事告诉给省党部委员刘心沃，他们要通过省党部对韩复榘施加影响。韩复榘是省政府主席，是当然的省党部委员，不过他并不大参加省党部的会，可巧这一次他去了，刘心沃等就向他谈起了李长兴。刘是鱼台人，知道李长兴在鲁南土匪中也很有影响，便根据这种情况，向韩复榘进言：若有风吹草动(指政局变化)，李长兴一号召，能够集合起成千上万的匪军来，实为山东地方的心腹大患，不可不防。这些话打动了韩复榘，他回去亲自提审李长兴，不容分说，就下令把李长兴绑出去枪毙了。
李长兴的忽然被枪毙，对高唐县的旧势力来说是一次毁灭性打击。李长兴的手下死党和李九等一伙大都跑到外地躲避去了(他们把这种情况叫“背头“)。陈毓三一家人在一天晚饭后被人打死，据说是国民党派年轻党员刘嘉义(尹集镇双庙人)等干的。陈毓三到邻居串门去了而得幸免，但他也立即逃走。约在1935年，李九曾回到打渔李庄，向城北各乡敛钱，说要成立什么“自卫团”，因害怕赵指挥剿匪(山东第二路民团总指挥赵仁泉，是年兼任高唐县长)，又跑了。陈毓三未再回过高唐，抗战时期他当了汉奸，作青州道尹，似是就死在那里了。九宫道的“当家的”孔庆广以后似是未再在高唐活动过，他于1951年被我人民政府逮捕归案。
四、李九给李长兴“报仇”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抗日战争开始。这年秋天，日军接近德州，高唐县的政府官员就都逃走了。李长兴的余党和李九等，也于此时纷纷从外地归来。李九和李长兴当年曾亲密无间，如今李长兴的余孽自然就尊称李九为九叔，李九便成了他们这一伙的头子。
李九回到打渔李庄，便搜索枪弹，纠集队伍，临近各县这一类人物也都活跃起来。当时有个顺口溜说：“二皮脸子高粱楂，张八李九胖娃娃”，就是历数这些人的。二皮脸本名冯寿彭，所以人们又叫他冯二皮。他是临清人，原和李长兴有关系。曾在冀东搞到一个什么军队番号，1938年春到过尹集，我看见过他的队伍都穿军装，枪支齐全，在那时刚拉起来的杂七杂八的便衣队中间，他便显得兵力最强了，后来他当了长清汉奸县长。高粱楂，本名王化三，后来当了恩县县长。胖娃娃，本名李俊兰，死得早，他和张八都是李长兴的徒弟。
1938年春，张八和他的便衣队，打着抗日的旗号，从平原来到高唐北关，以请客为名，把高唐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吴子杰(前辛村人)、崔子固(尹集镇小崔庄人)、刘嘉义(双庙人)诱去杀害。李长兴的孙子李光华、李长兴的徒弟刘宝善等都亲自动了手，他们说是给李长兴报仇。(《高唐文史资料》第二辑已有“回忆吴子杰在抗日初期的活动”一文记述此事。)
与此同时，在尹集西南的武家花园，祖长德以同样方式诱杀了董慎武。董是国民党的人，领起一支抗日武装。祖长德，平原县祖庄人，原本也是“跑腿的”，在过“帮”，不过资格浅，所以在李长兴倒台以后，他还能在县城当马兵，这时也拉起了队伍，和董慎武部算是友军(彼此大约也就是几十个人)。冯二皮屯兵尹集，胁迫祖长德处死董慎武，否则就挠他家的喜事(祖长德正准备为他弟弟结婚)。冯二皮人多枪多，祖长德不敢不从。祖杀了董以后，回祖庄办喜事，是吹吹打打地经过尹集的，说明冯二皮放行了。
李长兴是被高唐的国民党打倒的，所以李九、张八、冯二皮等这些李长兴的余党大肆报复，见“党里的”就杀，他们的口号是“给老团长报仇”。
他们这些人在外地“背头”的时候，听说大都躲在北京、天津、唐山，在他们回来之前已和日寇有了勾结，接受了什么伪官的任命，所以他们之杀害吴子杰、董慎武等，还包含有消灭抗日力量的卖国意图。
五、李九汉奸集团及其覆灭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二日(端午节)，聊城范筑先命令所部齐自修第三支队和王善堂第二十九支队进攻高唐，李九等逃走。到了秋后十一月间日寇侵占高唐、聊城等地，李九又随日军回到高唐，便公开作了汉奸县长。李九本名李采题，他还有一个很俗气的号叫金榜，他做汉奸县长就用了李金榜这个名。县大队长是上边派来的一个外地人姓张的，后来才换上李九的徒弟李金海(谷官屯人)。县公署秘书先是上边派来的一个外地人翟紫鹤，后来换了刘超范，本县人，从前作过公务员。李九是个文盲，刘超范在办理公文方面就代拆代行了。到后期，高唐有个顺口溜：“李家的官刘家坐，梁家搂着多半个，韩家的票子成了垛。”梁指梁树梓，吕寨人，一区区长，韩指韩松亭，韩庄人，棉产改进会的主任，专门给日寇收购棉花，很发财，后来也挂了个县秘书的名义。
当时高唐分八个区，第一区围绕县城，是李九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其他各区的区团长情况不一。城东二区团长陈耀泰，据点在三官庙，控制二区的一半(另一半归杂团陈胜堂控制)。城东南三区区长刘文学，驻祝庄，城南四区团长庞长申，据点在徐官屯，势力最大(有二千五百人枪)，不听李九指挥。四区区长郭隆元，据点在城南郭庄，力量不大，城西五区团长郭进诚，据点在城西郭庄，抗战前作过小校教师(见1936年修成的《高唐县志稿》)，他和李长兴、李九集团没有历史关系，而是主动依附上来的，打李维道、打张春岭很卖力气，从而得到李九的依重。城北六区区长李光华，据点在梁村。城东北七区团长刘宝善，据点在小刘庄和庄东的明新寺。城东北沿汽车路是第八区，区长杨锦堂，据点在涸河，未到李九垮台就先垮了。
李九等依靠日寇，但他们也考虑日寇靠不住了怎么办。他们脚踏两只船，暗中又拉上了国民党。不过不是高唐的国民党，他们和高唐的国民党有历史上的积怨，彼此拉不在一起。他们是通过张八和国民党拉上关系的。张八一直打着抗日的旗号(未公开当汉奸)，他先是有一个师长的官衔(石友三集团军的第八师)，盘踞在高唐夏津之间，人称“张八师”，有时就住在梁村李光华那里，这是一支类似南方“忠义救国军”那样的土匪军队。他先和在河南的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拉上了关系，领到了一个‘山东挺进军第三纵队’的名义，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就接管了高唐县城。李九从容地从县衙门“搬家”回打渔李庄，连一些木器家俱都拉走了，大约他以为有张八做靠山，还可以在家里安度晚年吧。郭进城、刘宝善等人做了张八师的旅长、团长，汉奸“二鬼子”一下子又变成了“国军”。
紧接着八路军从运西打来，张八、李九等撤往平原。不久张八病死，依附他的这一伙高唐汉奸也就作鸟兽散了，刘宝善在禹城火车站被邓协忱的人捉住旋即处死。郭进诚在解放济南时抢着逃跑出城，被国民党守军枪毙。李光华躲在北京，全国解放后，“镇反”时捕回高唐枪决。李九各处流窜，直至1953年才缉捕归案，判处死刑。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其罪行以后，依法处决，人心大快。
至此，从李长兴到李采题，高唐县这一伙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罪恶集团，才完全消灭。
(此文曾发表在高唐政协主办的《高唐文史资料》1988年第三辑上。)
忆抗战时期中共高唐党组织的建设与卫东斗争
韩宁夫
1938年5月，我随东北军参加了徐州会战，后又从徐州回到家乡高唐，这天正好是端午节，齐子修率三支队正在打县城，那时县城被土匪李采题占领着。
三支队占了县城后，叫我去抓抗日救亡工作，这个救亡组织里同学很多，我就从中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工作。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军屯的徐传钵(已脱党)，后又发展了比较贫穷的李曰坦(现名赵力毅，曾任唐南县委书记)和我韩寨的亲戚韩金瑛(现名韩蕴华，在湖北省黄石市工作)。我发展三名党员后，通过他们再继续发展，这样逐渐在几个村建立了支部，有李化梓、韩庄、大刘庄、梁村等。
这时齐子修部郭占武带队伍驻在城北六区，我打算借助郭的队伍拉武装，就利用韩金瑛与郭占武是同学这层关系，派韩金瑛打入郭的队伍进行活动，后来敌人扫荡，这支队伍散了，队伍也没有拉成。郭占武这个人倒不怎么坏，那时抗日正活跃，连邓协忱也不很反动，后来搞磨擦，咱们的政策又有些问题，邓才变了，但当时有的人想发展他入党，这是不对的，我知道后立即切断了。邓协忱是国民党，一旦变坏，党就要遭受损失，发展党员不考虑当时的环境及将来的变化不行。
高唐建立三个支部后，得赶快找党接关系，8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来到聊城，我的同学邹鲁峰、周池恒、吴谦、胡家珍都来了。于是，我就打算请他们帮助接上党的关系(因我从徐州回高唐时失掉了与党的联系)，我在聊城南阿城找到了邹鲁峰，他把我介绍给中共山东省委驻聊城的代表张霖之，张霖之同志接着把我又介绍给中共鲁西北书记张承先。接上关系后，特委派我回高唐开展工作。这时高唐有了一些党员，又建立了几个支部，回来后就组建了六区委。不久，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一区、五区，发展三个区的党以后，随即组建了中共高唐县工委(县委的前身)，工委成立是在夏津城里开的会，特委决定我任工委书记，工委没有设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主要原因是工作正在开辟，外边的没派进来，内部还没生长起来，新党员缺乏经验。工委下辖六区委，区委成员是徐传钵、李曰坦、李绍文(时在郭占武的中队当班长，由韩金瑛发展入党)。
不久，敌人开始大扫荡，范筑先牺牲，齐子修从高唐撤离。正在乱时，杨中一同志来到高唐，叫我去特委商量事情，到夏津后(时特委在夏津)才知道，组织决定调我到特委任宣传部长，这时特委书记是张承先，组织部长是尉景平，组织部副部长是刘子蔚。为避开敌人的扫荡，特委组织队伍打游击，到达临西后，拉起了两个连的武装，一连三、四十人，二连五、六十人。这时陈赓同志，他正在指挥香城固(位临西县)战斗。1939年初，我们又到馆陶，鲁西区党委正在这里开会，传达学习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特委统一改称地委。不久，李聚奎率先遣纵队来到鲁西一带活动，我们随之拉到茌平、齐河、禹城交界处，并在此过了阴历年，此时，地委决定派庞均到高唐任工委书记。
敌人开始大扫荡，队伍分散突围。当时规定晚上到某地集中，我们突围来到集合地点，见有火光，就派人侦察，发现是敌人，敌人以为我们要袭击，就先向我们开了火，我们队形是个长蛇阵，很快被敌人打散，直到半夜队伍才在小刘楼集合起来。眼看天亮，敌人还要扫荡，于是我们就先把村子封锁起来，挖好了战壕，准备迎敌，结果第二天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撤走了晚上我们继续南拉，向区党委驻地大峰山区靠拢。
来到齐庙我们正在吃早饭，忽见敌人分乘几十辆汽车从后面追上来，部队又被冲垮，我们终于突围转移来到区党委驻地大峰山区。
鲁西区党委给了一部分钱，我们拿着回到鲁西北，在夏津房庄以开小铺的形式开展地下工作，这时尉景平调走，马成斋接任地委组织部长。开小铺过程中，被打散队伍的同志由于都是些本地人，都陆续回来了，王克寇又拉起队伍，成立了冀鲁边支队，不久支队在禹城赵庄再次被敌人打垮，高唐的老党员杨厚基就牺牲在那里，随后，支队编入津浦支队。
这时小铺也暴露了，地委机关转移到平原沙庄去了，这年11月，地委决定把武装集中一下，就把王克寇新拉起的部队调平原县沙庄，加上地委新收编的张长友(高唐七区人，所属原系土匪武装)一个连，共三个连，成立了三大队。之所以叫三大队，因为我们是三地委，部队是地委的武装。那时一地委在临清、冠县一带；二地委在范县；四地委在茌、博平一带。为防树大招风不敢叫支队。这时彭天杞、韩哲一都来了。地委决定叫韩哲一当平原县委书记(有一段叫边委)，当时成立县委的有高唐、夏津、齐禹(时齐河、禹城为一个县委)、恩县。临清、清平已划走，我们所辖的高、恩、夏平、齐禹这一带叫三地委。
从1939年开始活动，逐渐扩大，随后建立了几个区政权，有夏津四区、平原五区，高唐六区有个雏型。好象平原、夏津建立了县政权，还准备成立专署，让韩哲一当专员，正在这时，就开始了磨擦。高唐杂团刘化溥，他打鬼子搞了一挺机枪，我们想搞到手就打了他，形势随之恶化了。
1940年春，敌人大扫荡，我们跑到八区田寨住了一夜，就叫杂团刘化溥、陈胜堂把我们包围了。田寨是敌人的老窝，地形对我们不利，打了一天，晚上我们决定向敌人薄弱环节东南方向突围(当时敌人把重兵力设在西北方向)，由于出乎敌人意料，没费很大劲就突围出来。
在齐禹活动了一个时期，这年冬，上级决定把三地委划归冀南区。地委武装三大队交给了四地委，这个时期，地委成员变动是很大的，张承先于1939年底调到区党委任宣传部部长后，马成斋任地委书记，彭天杞是组织部长，杨中一是组织部副部长，我任宣传部长，我们突围后，马成斋调走，彭天杞也调四地委任书记，此时，我代理地委书记，马浦克任三大队队长，王克寇任大队政委。三地委划给冀南后，王克寇留在四分区，我和韩哲一留在冀鲁豫。杨中一、刘子蔚调到冀南运东地委，从此我们就分开了。
那时庞均同志在高唐活动，他是当过一段高唐工委书记，工委仍他一个人，成立县委后，他又改任县委书记。抗战时期，高唐的党就是这样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附带说一下，1939年初，八路军夜袭高唐城，那是陈赓率领的386旅打的。由于我是特委宣传部长，又是高唐人，知道一些情况，让我也跟了去。参加战斗的还有688团，部队乘夜从清平奔过去，到达高唐后，司令部设在房庙，部队是从东北角攻进县城的，那里好爬一些，打完后，部队向城西撤走了。这次战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此文曾发表在高唐政协主办的《高唐文史资料》1988年第三辑上。)
忆高唐县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历程
解金声
高唐县地处鲁西北，位于聊城地区东北部，东界禹城县，北邻平原县，西北面与夏津县接壤。高唐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高唐县最早的共产党员金谷兰同志就在高、恩、夏、武一带开始创建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山东省委委员李春荣同志前来指导工作，在高唐建立了中共鲁北特委，办事处就设在谷官屯金谷兰同志家中。在特委的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武装，打土豪除恶霸，抗捐罢税，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抗日战争，高唐人民在金谷兰同志领导下举起了抗日红旗，组织了冀鲁抗日第七大队，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寇汉奸，组织救亡运动。1938年春天，金谷兰同志奉命去清平县金郝庄争取收编匪军时，遭暗算中黑枪不幸光荣牺牲。高唐刚刚点燃起来的抗日烈火，暂时受到挫折。1939年初，中共鲁西区党委三地委领导的高、恩、夏、武、平边区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高唐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共三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冲破日寇伪军和国民党顽、杂团等恶势力的包围，又发展起来了。
那时，中共高唐县委领导的抗日斗争是非常复杂艰苦的。我们不仅要同凶恶的日寇、伪军(群众称二鬼子)作战，而且要同国民党顽固军队杂团作斗争，敌对势力强大，我党我军力量薄弱。但是，我们党坚持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有许多优秀的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党的事业，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我朝夕并肩战斗的战友，我的同乡、同学和老师。每当我忆起这段战斗历程的时候，心情总久久不能平静。对生我养我的家乡，对群众掩护我们和敌人拼搏的深情厚谊，对战友的缅怀和崇敬之情，促使我将高唐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光辉业绩追记下来。
一、开创新局面
1937年10月15日，日寇第一次占领高唐县城，国民党军队和官员闻风南逃。中国共产党党员金谷兰同志，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组织发动群众，号召青壮年不做亡国奴，自己武装起来打日本，组织起抗日武装--冀鲁抗日第七大队，积极打击日寇、汉奸，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37年10月15日，日寇沿津浦线南下，直指高唐县城，金谷兰同志率部在城北十里铺一带迎头痛击日军，鼓舞了高唐县人民抗日斗争的决心，全县人民为之振奋。1938年旧历正月初六日，为了扩大抗日力量，谷兰同志去清平县金郝庄一带争取改造收编土匪武装，被土匪头子韩警砭暗杀，不幸光荣牺牲。他领导的冀鲁抗日第七大队，遭到敌人重重包围和攻击被迫撤离高唐。全县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一时被压了下去，广大群众和进步青年一时感到茫然，有的远走高飞追求进步，投靠光明，有的背井离乡到外地寻找共产党、八路军。当时，高唐境内的反动势力却乘隙发展起两股恶势力，涂炭人民。一股以大恶霸、大地主、大土匪李采题(外号李九)、李金海为代表的汉奸势力，他们投靠日寇甘心做民族败类当了铁杆汉奸，网罗恶霸、土匪、日特、青红帮、兵痞、流氓为骨干，招兵买马，当上了汉奸县长、县大队长，各区委派了汉奸区长、区团长。这帮家伙，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效劳，修碉堡、拉民夫、征粮征款、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另一股国民党系统的以邓协忱、陈胜堂、袁采蓉(袁砚秋)、杨敬斋等为代表的势力，他们同李采题这股汉奸势力长期以来有矛盾，为生存计，他们先后打起了抗日的招牌组织义勇军，有时也诡称是“抗日八路”，以迷惑人民。他们以国民党、三青团、地主武装为骨干，又以抗日为名诱骗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在高唐的东部、北部沿东南方向徒骇河至西北方向马颊河一带，形成一扇型活动包围圈与汉奸明争暗斗，但又同汉奸伪军暗地勾结，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征粮征款，派壮丁，杀害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群众称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杀人黑店，称杀人不眨眼的邓协忱是“邓家宰坊”。这两股恶势力给高唐人民造成了大灾大难。群众处于亡国受辱深渊，天天盼望共产党、八路军回来抗日打鬼子，解救人民。这一天真的来到了。
1939年初，鲁西区党委三地委在高唐北部、恩县、夏津、武城、平原广大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三地委为加强高唐党的工作，于1939年初春派庞均同志到高唐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庞均同志背靠根据地，以高唐六区、七区为基地，由北向南步步推进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种进步力量靠拢到党的周围。形势发展很快，不到半年的时间，高唐八个区都有了党的组织。同年6月正式建立了中共高唐县委，庞均同志任书记。县委成立后，各区相继建立了区委会。在县委领导下，深入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开展建党建政(包括建立两面村政权，公开应付敌人，实为我们掌权)工作；组织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打击汉奸卖国贼开展抗日斗争。三地委领导的三大队，在王克寇同志率领下，军纪严明，作战勇敢，自1939年夏至1940年5月，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主要的战斗有：平原的土屋战斗，石庄战斗(打了高明河)，夏津肖和庄战斗打了张官屯据点，并打了顽抗我军的反动会道门，在恩县除掉了邱回头子；在高唐消灭了汉奸伪军李维道团队，争取改编了要求抗日的六区伪军张春岭部。还配合运河西我军讨伐石友三，解决了高树勋的骑兵。为此我军很得群众的拥护，驻高唐的日寇对这支部队也有几分惧怕。一向横行城乡鱼肉百姓的伪、顽、杂牌军的活动也大为收敛。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这种形势下，表面同我军友好，赞成统一战线，不敢公开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但心怀鬼胎。邓协忱有时还伪装进步，主动与我党我军联系，表示友好共同抗日，有时也讲几句我党我军的好话，要知识青年不当亡国奴，出来抗日打鬼子，向八路军学习等。我党我军的活动，给高唐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高唐广大群众看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增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信心，抗日救亡的热潮空前高涨。在1939年至1940年上半年全县出现了抗日救亡的新局面。
二、情况突变
1940年春天，全县的抗日形势进一步发展。根据地委指示，在高唐北部积极筹建高唐县抗日政府，建立了六、七区抗日游击队。统战工作也有了发展，县委派五区王庄支部党员王一青同志打入了伪六区公所。争取伪军的工作也有了进展，有的并建立关系。如我们同八区伪警察所长韩心田开始建立了联系，他表示决不作铁心汉奸，初步分化瓦解了敌人营垒。党的建设发展更快，各区都出现了许多坚强的村支部，并在日寇统治的中心高唐县城内建立了城关支部。就在这个时候，高唐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受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日渐向反动方面发展。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戚镇三和刘元三紧跟蒋介石，说什么“听委员长的”。要他们的部队把枪口一致对着抗日的八路军、共产党，原来勾心斗角矛盾重重的国民党顽军，在各自发展自己队伍的同时，也加强勾结配合活动，加上当时地委主要负责同志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执行统战政策的失误，促成顽杂逐步形成了一个反共联盟。1940年5月初，高唐七区徐官屯战斗之后，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六、七、八区邓团、刘团、陈团、袁团为主力，向我军发动突然围攻。日伪军虎视眈眈，相继配合行动，企图一举消灭我党我军。三地委和三大队在这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突围转移到齐(河)茌(平)长(清)禹(城)边境开展斗争；平原等县地方游击队和高唐县六、七区的抗日区队，被迫突围撤到运西根据地，组建成鲁西大队，马神同志为大队长，在武(城)清(河)枣(强)故(城)四县边区坚持斗争。部队突围撤走，根据地变成了敌占区，我党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得到了发展，他们与日伪同流合污一致对付我们，自称是国民党的敌后“陕甘宁”。人民被推入苦难的长夜，党在地下同人民同甘共苦，继续坚持斗争！
三、坚持斗争
我军撤走以后，高唐县国民党反动派顽杂军对我党和抗日群众实行了血腥屠杀，妄图一举将我县党的领干部、党员和进步群众斩尽杀绝，摧垮我党各级组织。于是，首先向我党县级领导干部下了毒手。县委五位领导先后有三位被杀害。县委委员焦树元同志被邓团抓去，团长邓协忱使人挖了一个大坑，妄图以死威胁焦树元同志，要他叛党，脱离革命，进而跟他们去反共。同时，邓协忱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把七区部分倾向革命的青年召集到坑边，阴谋胁迫他们死心塌地跟他走。邓暴跳如雷地问焦树元同志：“你是共产党、八路军，知罪不知罪？”树元同志昂首而立，理直气壮地说：“你不是也通八路军、共产党嘛！”“你的学生(邓在事变前曾任县教育局督学，一般称呼他老师)在国难当头之际，投笔从戎，参加共产党，积极抗日何罪之有？曾几何时，你尚引为最大光荣，昨日引以为荣，今日问罪他人，叛卖何其速矣！”邓被问的膛目结舌，气急败坏地辩解说：“我说的是现在，现在！现在！”树元同志严词驳斥说：“抗日救国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主张，也是各个爱国的党派和有民族自尊心，不愿作亡国奴的各阶层人士的共同主张。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抗日救国其罪安在？”敌人无奈又以杀树元同志的全家相威胁，将树元同志的父母、爱人、子女一同推到坑边。树元同志牢记入党誓言“永不叛党”，正气凛然，坚贞不屈。邓协忱把树元同志一家同坑活埋，在场青年和有爱国之心的士兵，无不为之掩泣。
县委宣传部长朱廷栋同志，当时正在六区穆庄家中，准备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并打算利用与袁团袁采蓉的弟弟袁采森(副团长)的同学关系，再做一做袁团的工作。因此在接到县委撤退的通知后，没有立即转移。袁采蓉得知后，在一天的黄昏派人把廷栋同志抓走，在押送途中连问也没问一声就杀害了。先后遭到杀害的还有县委敌工部长王太珩同志等。国民党在残酷捕杀我党干部、党员的同时，对高唐县六、七、八区我军家属、干属以及人民进行疯狂地镇压。他们用尽各种酷刑残害我烈军属和进步人士，到处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搞得许多人家破人亡，使很多同志无家可归。六区的高振兴、七区的焦树林、刘英富等同志，有亲难投，有友难靠。高唐六、七、八区立时变成了白色恐怖区。
1940年5月正是春末夏初之际，人们正值播种大忙。5月中的一日黄昏，我在祁寨村头迎接两位同志的来临。一位是县委书记庞均同志，他面色刚毅，态度从容；另一位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锡慈同志，他年龄稍小几岁，面带稚气，沉着坚定。天黑了，我把他俩接到支书王兰祥同志家中。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做好应变工作，巩固党的组织，继续战斗下去。会议开始，庞均同志首先讲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果断地指出：在地委机关我军未回高唐之前，全县党的活动暂时转入地下，保存革命力量，迎接部队打回来。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庞均同志的意见，并建议先由李锡慈同志处理事件遗留问题，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六区各村党的组织活动。我负责一区党组织工作重心转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庞均同志天明马上起身去五区、四区、三区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大家一定要把红旗举起，团结全党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这样，我们很快整顿健全一、三、四、五区的区委领导机构。对遭到严重破环的六、七、八区采取了先做好遭到损失的党员、干部的善后工作，同时有条件的可恢复党组织，再逐步开展活动的工作方针。一个月后，在祁寨我的家中由庞均同志主持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在安置同志和整顿组织方面成绩很大，但思想教育工作薄弱。为此确定：第一，向全党进行一次正确认识形势的教育，粉碎敌人散布的有关我党我军的各种谣言，使干部党员认清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教育党员提高警惕，注意隐蔽，严格保守党的秘密，防止敌人的破坏。由于我们及时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使国民党反动派摧垮我党的阴谋落空了。虽在严酷的环境里，党的隐蔽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我全县党组织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
四、转入地下
地委机关转移撤走三个月了，县委同地委始终没有联系，这对我们及时取得地委正确领导，胜利地开展地下斗争极为不利。因此和地委取得联系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处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之中，找到地委是非常困难的。为此，庞均同志和我们研究了各种突破封锁线的办法，他要亲自前去找地委。我们认为，冒然强行通过，在敌强我弱且有严密设防的情况下，困难很大，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此只有用隐蔽巧妙的办法才较为安全可行。于是，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在县城邮局工作的地下党员郭宗光同志，他利用下乡送邮件的机会，把县委书记庞均同志化装成邮差，骑着邮用自行车，一直护送过三区徒骇河高唐茌平杂顽军封锁线，才顺利地在泰西一带找到了地委。
1940年秋，庞均同志从地委回到高唐，在鲁庄刘本贵同志家中，召开了县委鲁庄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地委的决定，首先充实健全了县委领导班子，庞均同志继续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李恩庆同志任宣传部长。会议接着传达和学习了地委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了开展地下斗争的策略，加强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我们的力量，迎接地委三大队打回来等问题。会议重申一定要全力转入地下开展隐蔽斗争，学会做秘密工作。最后确定了各区区委书记人选：一区区委书记王育民；二区代理书记刘本贵(后王建屏接任)；三区书记唐兴文；四区书记许忠；五区书记杜文英，副书记王一鸣；六区书记韩子升；七区、八区书记暂缺。
鲁庄会议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和策略，大家齐心协力背东面西，努力做好工作，迎接地委和我军从齐(河)禹(城)茌(平)长(清)边界地区打回来，煞煞敌人的威风，长长人民的志气。工作发展比较顺利，处于国民党反动势力残酷统治下的几个区的工作也逐步有了进展。许多村的党支部得到巩固，有的还发展了一些贫雇农出身的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这个时期县委加强了统战工作，对受害同志的家属做了妥善安置，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党转入地下工作的任务。
五、唐北县委成立
1940年秋后，我们天天盼望我军从齐、禹、茌、长边区打回来，当时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收复根据地。
不久消息传来，三地委领导机关和我军西进途中，在禹城境内杨圈与日伪发生遭遇战斗，因此回师受阻。不久，庞均同志告诉我：当前要着重做好基层党员工作，稳定情绪，坚定信心。并说领导体制可能有变化，他最近就去开会。
1941年旧历正月初六，县委在五区董集召开会议。庞均同志首先传达：最近北方局决定将鲁西原三地委撤销，干部和武装留在鲁西区党委。新成立运东地委，划归冀南区党委领导，杨中一同志调回担任地委书记，庞均同志调地委任敌工部长。地委已决定撤销高唐县委，建立唐北、唐南两个县委。唐北县委由我任书记，李家丰、韩子升分别担任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唐南县委由赵力毅任书记，李恩庆同志任组织部长，许忠同志任宣传部长。
会议还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背西面东，背靠运河西根据地，努力巩固发展我们这里的基层党组织，加强统战工作，积蓄力量，待青纱帐起来迎接我军渡河开辟运东根据地。
唐北县委建立后，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区、村党的组织，在贫雇农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充实了新的血液，壮大了党的力量。1941年上半年县委主要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为了适应隐蔽斗争的需要建立地下交通站使县委能及时取得地委领导的指示，加强上下级的联系，沟通唐北各区情报。县委地下交通站设在祁寨支书王兰祥同志家中。他住一独院，母亲比较进步，支书不在可代为接收传递信件，政治交通员由支委王升同志担任，有的工作需要由小交通员王昀(当时十一、二岁)或女党员田冰如同志担任。唐北地下交通网，以城西房庙村为中心，交通站设在县委敌工股长王光照同志家中，政治交通员由王的爱人小赵(俊英)同志和雇农地下党员于尊堂同志同志担任。靠近房庙的于庄支部由李海传同志负责(1943年交通站迁到于庄小学和海传家)，这个站东通祁寨，必要时可沿公路东去直通禹城火车站，同那里的店员支部、搬运工人支部、城内完小支部联系，并能同渤海根据地取得联系。来往交通员主要是徐立生同志，后来由其弟徐立才同志负责，他们俩人都是邮政人员。禹城店员支部党员王麟祥同志，和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高唐城内成丰车行的解宝成来往联系。西通五区蒋官屯董诚、薛立山同志，西南到张铺找杜文英同志或到董集找李恩庆、李华卿同志联系。往北到六区李化梓庄李大娘家(锡慈同志的母亲)，她是一位革命的老妈妈，对同志热情关心，从不怕受牵连。有一次为营救一个同志，她甘心卖掉自己的一头大牛。再北去到韩庄找韩玉如、韩子升同志联系，到平原五区黄庄找李兆德同志和黄兴武大娘或沙庄麻中堂联系直找地委杨中一或庞均同志(他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往南到四区郝庄与许忠、侯学武同志联系找唐南县委，向东三区到十三姓高庄三里村找吕东波、吕东汉联系，从此可同鲁西根据地联系。地下交通网有三条线过运河同运东地委机关联系。一条通过夏津县城北八方塔王金城同志到十八户李绍瑞同志处，从两院过河到运西根据地。另一条通过夏津县城西夏庄何宽同志和陈见同志到渡口驿过河到根据地。再一条，从武城敌人统治的县城过河至河西街，转清河县根据地。总计在唐北各区设立了二十多个交通站，指定了政治交通员。这样，就沟通了唐北县委同各区区委、唐南县委、运东地委的联系渠道。这个纵横交错的秘密联络网不断地将文件、书刊、报纸、来往工作的同志、地委领导送到县委，也将上级党的有关指示、书报、宣传品及时传达到基层支部，并及时传送敌、伪、顽、杂军事动态和军事情报，护送我地下党员到根据地。
第二件事是，组织有社会经验的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伪、顽、杂内部，广交朋友，开展争取敌伪工作，根据地委指示结合唐北的情况，由庞均同志直接领导，共同研究，认为要做好打入工作，县委必须坚持三条：一是选拔出身好，立场坚定的党员，打入敌、伪后能服从党的指挥，关键时刻不动摇、不叛变；花天酒地淹不死(不会腐化变质)。二是有社会经验，有活动能力，适合长期埋伏，在复杂环境中能随机应变，有甘当灰色人物(不要以进步当口头禅)的恒心。三是先易后难，先敌伪后顽杂，先军政机关后机要、情报、特务内部。根据这三条，我们首先选派县委敌工股长王光照同志，打入五区伪军郭团的郝五中队，担任中队副兼文书。选派城关支部党员郭宗辉同志，打入四区伪区长郭隆元处，开始担任伪区长卫队护兵，后担任卫队小队长。接着选派一区组织委员王洪达同志，打入高唐县伪警察局特务系，成为特务系剿共班的一名队员。又派刘本贵同志打入县伪警察局治安股掌握了起良民证的钢印。在做好打入工作的同时，我们还选派了有社会关系的同志，加强了对伪军的争取工作。我们选派五区董集支部党员李华卿同志，利用他和五区伪区团长郭进诚是姑表兄弟关系，做争取郭的工作。派二区祁寨支部党员王建屏同志展开对二区伪军的工作。王是我小学的老师，他从事教育多年，在抗日战争之前，他曾多次被评为县模范教师。在群众中有威望，有的上层人物也很敬重他。他和二区伪区长兼区团长陈耀泰比较熟。建屏同志耐心地向陈宣传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启发他的爱国觉悟，向他说明为自身计也要向前看，给人民做些好事。经过多次联系，陈有所醒悟，让建屏同志当上了陈团的内务参谋，还表示决不与八路军为敌。
第三件事是，在高唐县城内中心区的成丰车行，建立秘密情报联络站。成丰车行是我三哥解金芳经营的一个卖自行车零件兼营烟酒糖果的商店。共产党员解宝成，赵立富就在这个站里工作。除用我三哥的社会关系掩护外，又让他二人拜伪县长的手枪队长高德岭为老师，取得了公开活动的身份。因为这个站活动比较方便，利用县城逢单日集市的机会，进行书信传送或人员接头，多年未被敌人发觉。为了及时、安全、准确地传递情报，我们采取了密写的方法。即用毛笔或蘸水钢笔蘸米汤或面汤书写，收到后用淡碘酒浸泡就能显出字迹。有时也用白矾水用洁净毛笔书写，收到后放在净水里一浸，字就显出来。转入地下后，都是单线联系，为了不使敌人钻空子，我们规定了接头的暗语和联系方法。这些办法对于打击敌人和避免遭受敌人的破坏，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3年春，在城内南门里党员张荷兰同志家，我们又用恒丰货栈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备用秘密联络站，但始终没有启用。
六、配合我军歼敌
1941年夏天，青纱帐起来，我冀南区党委决定由区党委武装部长李力同志到运东地委率领我冀南骑兵团和步兵十九团一个营的兵力，加上鲁西大队，由周国厚司令员、夏祖盛政委指挥，东渡运河，开辟运东根据地。部队从渡口驿过河，第二天住在夏、高交界的卞官桥，马上要进军高唐境内。为了配合我军的行动，县委动员全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敌伪关系、进步力量和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支援我军。首先，切断了高唐县日伪军政机关通往各区和外县的电话线，断绝了敌人之间的通信联络。同时，为了扩大我骑兵团十九团的影响，扰乱敌人，在城乡大量散发和张贴传单，搅得敌人惊慌不安。日军、伪军龟缩城内、各区镇、碉堡内好几天不敢轻举妄动。国民党反动势力邓团、刘团、袁团等顽杂军一时瞠目以待，不知所措，远远躲避，给我军在县境内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进军高唐境内，为了震慑敌人，打开局面，使自己站住脚，经部队首长、地委书记杨中一、敌工部长庞均同志研究决定，首先攻打位于县城东北三十里路远的吴官屯据点，然后再向东攻打涸河，消灭伪区长杨锦堂全部敌军，解放这一片村庄，作为开辟全县的桥头堡。由打入驻后坡伪军中的县委敌工股长王光照同志配合行动，他为向导，由骑兵团白马连连长带领全体白马连人马，实行远距离奔袭，一举全歼吴官屯伪军，打响了第一炮。全县人民为之振奋。紧接涸河之战，由于敌情的变化，只消灭一小部分敌人，未能攻克伪区部碉堡就迅速转移到茌北鲁西根据地。日军为了控制这个有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意义的地区，从济南和津浦线以南调来了大批的日、伪军，向我军进行围攻，堵截，清剿。国民党顽、杂军乘机配合日、伪军对我军实行夹击。同时，日军严令河边各县汉奸政府在运河东岸沿途的村庄，增建了大批新碉堡据点，企图割断我军与运西根据地的联系。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同日、伪、国民党杂、顽军总兵力约计三、四万人周旋，打出了我军的威风。但在敌我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长期打下去于我不利。在我军从茌北再转到高唐五区突破了高、夏、清三县的日军合击之后，奉命于旧历六月二十二日返回运西。
我军这次东进，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地下党组织经受了锻炼，敌伪关系经受了考验，人民受到了鼓舞。但是，也使敌人发现了高唐有地下党和通八路的，这种人不仅在活动，而且活动范围较广，引起了敌、伪、顽、杂的注意。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党组织，进一步残杀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他们的口号是“能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从此，地下党的工作更加困难了。
七、长期埋伏
1941年夏，在配合我军活动一个月的日日夜夜里，唐北区、村党组织和地下党员都沸腾了。他们配合军队活动，送情报、割电线、散发宣传品，采取各种办法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广大群众兴高采烈，亲眼看到我军纪律严明，进一步懂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不料我军突然奉命返回运西，地下党员和群众在高兴中有些不理解了，情绪开始低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做了些稳定情绪的工作。但是，对今后工作总的方针、方向，党的工作怎样开展，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说不出个道道。不久，人们便开始忙于秋收。这时庞均同志来了，唐北县委召开了祁寨会议，会议紧张地开了一夜，庞均同志首先传达了地委关于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指出今后党的工作要从过去依靠军队开辟的基点上，转入长期埋伏隐蔽斗争、积蓄力量的方针。具体任务就是巩固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放手发展一批贫雇农党员，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发展统一战线和争取瓦解敌伪军的工作；组织一部分党员做好打入工作，重点打入敌人机密、军队、特务机关。根据地委的指示，确定了唐北县委在新形势下的工作任务。
会议后，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把全体党员的思想转变到长期埋伏、学会隐蔽斗争方面来。这个工作很费力气，慢了不行，急了更不行，经过形势教育，分析当时新的环境，绝大多数党员都弄通了思想，坚定了长期埋伏，进行隐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但也发现有的支部或党员思想动摇信心不足。如一区有一个支部的党员提出：革命要紧，还是生活要紧。并要求和县委同志论理。说什么几年不革命可以，几天不吃饭就会饿死，虽经反复教育，这种人有的还是消沉下去了。有的支部还发现个别党员一看形势变了，本人不适合做打入工作，要求到敌人那里去做事，有的不敢接待我们的同志在他家吃、住等等。总之，有些人动摇了，但总体是好的，转变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为后来坚持三、四年艰苦岁月的斗争奠定的思想、组织基础。二是巩固发展党的组织。主要抓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发动党员开展广交朋友工作，号召每个党员至少交三个朋友，朋友不要青一色。这个措施很灵，很快扭转了部队撤走后一部分党员感到孤立泄气的气氛。另一方面大胆发展一批贫雇农党员，改变了某些支部小知识分子占优势的状况。如祁寨支部原有十个党员，其中八个是小知识分子，很快发展了老长工、贫农刘长山、姜世河等五、六个同志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三是争取敌伪军工作。这项工作开展比较顺利，积极开展了对二区、四区、五区伪军的工作，其中真正比较可靠为我们所掌握的有大小三支武装力量。
一是二区朱九文团的指挥权。朱团原系二区朱庄地主掌握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打日本比较坚决。1940年5月，我军转移后，派朱九文之弟共产党员朱九武到该团。九武同志作战勇敢，大家都拥护，很快当上了副团长。这支队伍后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挤走，拉到恩县南吕井一带活动。1945年我军在恩县扩大解放区，朱九武同志率领全团三百五十多人的队伍起义。
二是六区苦水李庄张春岭部。张春岭原系土匪队的一个小头目。1940年初王克寇同志带领队伍解除了土匪李维道部的武装，消灭了另一股顽固的土匪，张春岭受到了很大震动，经马神同志做工作，遂率四十多人投向我军。经整顿改组成我区游击队。1940年5月撤退到运西，编入鲁西大队。四一年初，党派张春岭同志回到高唐，并且仍以伪军的面目在苦水李庄安了据点，不长时间即发展武装力量达到一百多人。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工作，我们派六区韩庄支部共产党员韩玉如同志去该团工作，不幸，在一九四二年秋，李九将张春岭同志诱骗到高唐城内，预先埋伏好人马阴谋一举消灭之。春岭同志很勇敢，冲出伪县公署，从城墙东南魁星楼附近跳出城外，边打边走向东南我茌北根据地方向突围，至高唐二区杨官屯徒骇河北钱庄不幸陷入重围，英勇牺牲。
三是掌握了八区伪警察所所长韩心田手下的伪警武装二十余人。
后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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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长兴到李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守常
1945年8月，日军投降，9月高唐解放，以伪县长李九(李采题)为首的高唐汉奸集团出逃，其头目以后大多缉捕归案，分别判刑，直至1953年将李九在县城枪毙，标志着这个罪恶集团的最后灭亡。
抗日战争期间，高唐沦陷。1938年深秋，李九随日本侵略军进入县城，公开就任伪政权高唐县公署的县知事(这是袭用北洋政府时县官的名称，但人们口头上仍习惯地称为县长)。以他为首的这个汉奸集团在高唐一直猖獗了七、八年，横征暴敛，作恶多端，给高唐人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至今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人们说起来就是李九这一伙，而不知道李九只是这一伙的最后期的头子，这一伙的真正头子，一直到李九任汉奸县长时还很有影响的，是李长兴。要说明李九集团，必须从李长兴说起。
一、李长兴其人
李长兴，字隆魁，到1933年他死时53周岁，高唐城南南店人。自幼好勇斗狠，据说听见有打架的，放下粪筐就去参加。
自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社会黑暗，农村破产，青壮年无以为生，有些人便铤而走险，不是当兵，就是干土匪(又叫做“跑腿的”)。那时打败了的官军会成为土匪，土匪经由官方改编就成为军队。1916-1918年，大土匪头(也叫“杆子头“)顾德林、1931—1932年刘黑七(刘桂棠)，都曾驻扰高唐，所部都数千或上万人。李长兴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成为高唐县乃至鲁西北的大土匪头的。
李长兴在“帮”，即“青帮”，一般称为在“家里(或理)”，正式名称为“安清道义会”，是沿运粮河的流氓无产者的秘密社会组织(东南各省的“洪门“称“红帮“，正式名称为“三合会“)。据说这组织是翁、钱、潘三“祖”创建的，“潘祖”是实际负责人，遂把潘字拆开，又别名“三番子”。我记得抗战初期李九他们这些人回到高唐以后，有些人爱说某某人是“三番子”，以显示他懂得在“帮”的内情。原来秘密的。在荒乱年月，在他们势力大的地方，便成为半公开的或公开的。他们论字排辈，李长兴是“大”字辈，在那时候这是较高的辈份；李九是“通”字辈，比李长兴低一辈。
在“帮”的是以“开山门”收徒弟的方式来发展其组织并一辈辈地往下传的。一经磕头拜师，师徒如父子，这关系就算定下来了。张八(张栋臣，夏津渡口驿人)、大铲鞋(刘宝善)都是李长兴的徒弟，所以他们后来和李长兴的孙子李光华的关系很密切。
李长兴在成了气候以后，并不亲自去干土匪所干的事，但到时候自然有徒子徒孙给他大把送钱来。有的单人劫路有的结伙行抢(当时叫“砸明火”)或绑票(也叫“架户”)。在他的势力所及的地区内必须先得到他的允许才能作案，得了钱财之后便须把一部分或大部分给他送来(所谓“坐地分赃“)。所以另一方面他又显得慷慨大方：有过往朋友，管吃住，送盘川。街面上混穷的，年节过不去，找到他准能给些钱。到北关路××开的洗澡塘(李九任伪县长时路××之子路广才继续在原地开洗澡塘)洗澡，一句话他“全侯了”，是否他真花钱就不知道了，反正所有与他同时洗澡的就谁也不用开钱了(开钱也不收)。这就是象李长兴这样的“闯人的”，在街面上的所谓“有面子”。
李长兴除在民间“吃得开”之外，象他这样的人，还必须在官方取得合法身份。民国13年(1924年)，他当上了高唐县警备队长。警备队，群众通常称之为马队，就是清代传下来的州县衙役三班(皂班、壮班、快班)中的快班，又叫马快，是专管缉捕匪盗的。而马队头目，乃至一般马兵，又往往是和匪盗有勾结的。
民国16年(1927年)前后，张宗昌作山东督办的时候，李长兴搞到一个第二团团长的名义，便在高唐拉起了军队。南军北伐，他曾奉调到徐州去作战，随着张宗昌的溃败，他的这个团也退了回来。张宗昌逃离山东后，这个团也就撤消了。但李长兴由此取得团长的衔名，到李九任汉奸县长时，他们大都以“老团长”称呼李长兴。
李长兴在民国22年(1933年)春以前，他最后盘踞高唐的几年间，他的名义是高唐联庄总会副会长(县长兼正会长)。县长出行，他身佩饰有红绸子的大砍刀随在身边保护，这固然是他为那个县长添威风，也是为他自己显威风，因为还有成群挎枪的随从在身旁保护他。
象他这样的人，标榜江湖义气，广交江湖朋友，在外地很有名气，似是越远名气越大。往北到天津、唐山，打着他的旗号，坐火车可以不买票，南下徐州时，沿路经过的车站上都有人迎接，越往南接站的人越多(这一点成为后来使韩复榘决定枪毙他的重要原因)。
李长兴干事手很“黑”，但外表并不粗野。他周旋于高唐县的绅士(所谓“大褂子”)们中间也能谈得来，进而相互勾结，把持地方。他实际上是民国初年高唐县旧势力的主要支柱。
二、便衣队打城
民国17年(1928年)南方国民党北伐军到达山东，北洋军阀溃退的时候，高唐县的新兴力量向旧势力发动了冲击。
此时高唐县新兴力量主要是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北伐影响的青年学生，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1927年南方发生反革命“清党”，国共分裂；而北方的主要矛盾尚不是在国共之间，而是在新兴力量和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旧势力之间。首先向旧势力发动冲击的是从聊城第三师范毕业回谷官屯的共产党员金谷兰同志，他提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南军和北军，打倒老财把地分”等口号，于1928年春夏之际发动农民暴动，遭到李长兴、李九一伙的武力袭击而失败。紧接着属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县长张振声(长清县人)逃走，属于国民党的南军进入县城，李长兴等也暂时收敛。南军反共，但这时金谷兰同志已失败，主要对手还是原有的旧势力。本县的国民党员发动中小学生和青年教师，开会游行，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也喊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查放脚(反对妇女缠足)，剪辫子(那时男人脑后留发辫的还不少)，拉神象(庙里的泥胎)，把城隍庙改作国民党县党部，在城隍庙的戏楼上演文明戏，从《枪毙张宗昌》到《打倒陈毓三》，一时之间也搞得颇有声势。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而这时已经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对此不予实行了，上述活动只不过是些皮毛。但是就高唐县来说，却是把旧势力赶下了台，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权势地位，他们是不甘心的，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扑，这就是民国18年(1929年)农历二月初三的“便衣队打城”。
我于1932年在尹集北刘凑庄(现习惯叫后刘庄)家中上私塾时，教我们的是唐洼的韩殿邦(字树屏)老师，他用《苏武牧羊》的歌调编了一首时事歌教我们唱，我还记得部分歌词：“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夜初三，老攫(即土匪)破城关，炮震地，响连天，满城起烽烟。吓坏了县党部(例如县党部委员张洁轩跳北城墙逃跑时，摔坏了腿，这是他近年来北京亲口对我讲的)，逃走了训练班(训练小学教员的)，队长身战死(指县民团营连长张朝胜在巷战中被打死)，县长(国民党省政府委派来的县长)窜济南……。”以下已不记得了。上述歌词使我比较准确地记住了这次事件的一些情况。
这次攻打县城，是由李长兴、李采题、陈毓三、孔庆广四人磕头会盟，联合起来干的。这四个人是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李长兴是土匪的头目。李采题，即李九，是打渔李庄的地主，他的基本力量不是江湖朋友，而是本家的子弟兵(出名的有他的侄子李曰飞)和那一带的地主。李长兴即曾对他的徒弟们说过这样的话：“九爷和我们吃的不是一个井的水”，意思是说李九是土棍或土豪，是称霸一方的地主恶霸。陈毓三是陈堤子人，讼师出身，即为打官司的写呈子的，逐渐成为走动官府的绅士，当过省议员，民国初年高唐绅士有所谓“十虎八狼四狗腿”(并非全是坏人)，陈毓三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可以说是劣绅的代表。孔庆广是孔张庄人，九宫道的道首，又称“当家的”，可以说是会道门的代表。这四个人联合起来，是当时高唐县各方面旧势力的大联合。他们打着张宗昌的便衣队的名义打开县城，所以人们称之为“便衣队打城”。
从这以后，接着有十二军抢城，李等暂避。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起来和蒋介石打内战，阎的晋军进出山东经过鲁西北，委李长兴为高唐城防司令。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由陈调元换了韩复榘，委派来的县长仍须“借重”李长兴，又任命李长兴为高唐联庄总会副会长。这时济南有国民党的省党部，各县亦须皆有县党部，所以高唐县又成立了县党部，但就把持高唐全县的势力而言，县党部是不能和李长兴等相比的。
三、打倒李长兴
这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是从冯玉祥的西北军分化出来的杂牌军阀，他把国民党党部看作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嫡系力量，并不愿意这个力量在他的地盘内发展。省里的这种情况也就影响到县里，高唐县的国民党得不到省里的有力支持以压到李长兴。
但是，高唐县的国民党人总在筹划除掉李长兴等。他们常常在金寨金宪农家聚会商议，李长兴等摸到风声，到金寨把金宪农围在楼上烧死。据张洁轩说，金宪农并不是国民党员，只是反对李长兴匪帮而和国民党站在一起的。至此，斗争发展到公然杀人了。
高唐县国民党要人张双印(涸河前坡人)和张洁轩(杨官屯乡三官庙人)在禹城写了呈文向韩复榘那里控告李长兴是土匪，得到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张苇村(郯城人)等人的协助。韩下命令由禹城派一连长到高唐逮捕李长兴解往济南。据张洁轩写的《打倒李长兴的经过》说该连长抓住李长兴不放手，谁要敢向他开枪阻拦，他就把李长兴打死——我死你也活不了！用这样的挟持手段把李长兴捕走的。在高唐流传的说法是：李长兴被捕后先押在县衙门的监狱里，他的手下人打算劫狱，或等起解时在路上劫车，(那时从高唐去禹城要坐马拉轿车)。那些亡命徒真要动手，李长兴是解不走的。但李长兴传出话来：不许劫差，他要到济南去打这场官司，省里有朋友，不要紧。大约他是想打出这场官司来，可以在高唐继续保持他的合法地位；否则，就得逃跑，躲起来，过“背头”的日子了。
紧接着高唐县有几百人赶往济南去“保”李长兴，上呈文，说李是好人，如何有功于地方等等。这自然是李长兴的死党发动的，大多数人是应付场面，不能不去，甚至反对李长兴的国民党员，例如辛店人唐同杲(字旭庭，后来作过几年县立中学校长)也去了。张洁轩在济南遇见唐，问他怎么也来了？唐表示不来不行，李长兴及其死党是得罪不起的。
高唐有国民党告李长兴的状，而又有那么多人来保他，在韩复榘看来，这不过是高唐一个县的地方势力的派别斗争，不算是大事。韩复榘并不积极支持山东的国民党势力，这一点李长兴是有所体察的，所以李长兴敢于顺从地被解到济南打官司，他估计栽不了这个跟头。
在国民党方面，这次经过策划，是配合行动全力以赴的。当把李长兴押解到济南的时候，由惠鼎文(杨官屯乡杜庄人)撰写的历数李长兴罪状的长文，就在省党部的机关报《山东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张洁轩等也及时赶到济南，把这事告诉给省党部委员刘心沃，他们要通过省党部对韩复榘施加影响。韩复榘是省政府主席，是当然的省党部委员，不过他并不大参加省党部的会，可巧这一次他去了，刘心沃等就向他谈起了李长兴。刘是鱼台人，知道李长兴在鲁南土匪中也很有影响，便根据这种情况，向韩复榘进言：若有风吹草动(指政局变化)，李长兴一号召，能够集合起成千上万的匪军来，实为山东地方的心腹大患，不可不防。这些话打动了韩复榘，他回去亲自提审李长兴，不容分说，就下令把李长兴绑出去枪毙了。
李长兴的忽然被枪毙，对高唐县的旧势力来说是一次毁灭性打击。李长兴的手下死党和李九等一伙大都跑到外地躲避去了(他们把这种情况叫“背头“)。陈毓三一家人在一天晚饭后被人打死，据说是国民党派年轻党员刘嘉义(尹集镇双庙人)等干的。陈毓三到邻居串门去了而得幸免，但他也立即逃走。约在1935年，李九曾回到打渔李庄，向城北各乡敛钱，说要成立什么“自卫团”，因害怕赵指挥剿匪(山东第二路民团总指挥赵仁泉，是年兼任高唐县长)，又跑了。陈毓三未再回过高唐，抗战时期他当了汉奸，作青州道尹，似是就死在那里了。九宫道的“当家的”孔庆广以后似是未再在高唐活动过，他于1951年被我人民政府逮捕归案。
四、李九给李长兴“报仇”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抗日战争开始。这年秋天，日军接近德州，高唐县的政府官员就都逃走了。李长兴的余党和李九等，也于此时纷纷从外地归来。李九和李长兴当年曾亲密无间，如今李长兴的余孽自然就尊称李九为九叔，李九便成了他们这一伙的头子。
李九回到打渔李庄，便搜索枪弹，纠集队伍，临近各县这一类人物也都活跃起来。当时有个顺口溜说：“二皮脸子高粱楂，张八李九胖娃娃”，就是历数这些人的。二皮脸本名冯寿彭，所以人们又叫他冯二皮。他是临清人，原和李长兴有关系。曾在冀东搞到一个什么军队番号，1938年春到过尹集，我看见过他的队伍都穿军装，枪支齐全，在那时刚拉起来的杂七杂八的便衣队中间，他便显得兵力最强了，后来他当了长清汉奸县长。高粱楂，本名王化三，后来当了恩县县长。胖娃娃，本名李俊兰，死得早，他和张八都是李长兴的徒弟。
1938年春，张八和他的便衣队，打着抗日的旗号，从平原来到高唐北关，以请客为名，把高唐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吴子杰(前辛村人)、崔子固(尹集镇小崔庄人)、刘嘉义(双庙人)诱去杀害。李长兴的孙子李光华、李长兴的徒弟刘宝善等都亲自动了手，他们说是给李长兴报仇。(《高唐文史资料》第二辑已有“回忆吴子杰在抗日初期的活动”一文记述此事。)
与此同时，在尹集西南的武家花园，祖长德以同样方式诱杀了董慎武。董是国民党的人，领起一支抗日武装。祖长德，平原县祖庄人，原本也是“跑腿的”，在过“帮”，不过资格浅，所以在李长兴倒台以后，他还能在县城当马兵，这时也拉起了队伍，和董慎武部算是友军(彼此大约也就是几十个人)。冯二皮屯兵尹集，胁迫祖长德处死董慎武，否则就挠他家的喜事(祖长德正准备为他弟弟结婚)。冯二皮人多枪多，祖长德不敢不从。祖杀了董以后，回祖庄办喜事，是吹吹打打地经过尹集的，说明冯二皮放行了。
李长兴是被高唐的国民党打倒的，所以李九、张八、冯二皮等这些李长兴的余党大肆报复，见“党里的”就杀，他们的口号是“给老团长报仇”。
他们这些人在外地“背头”的时候，听说大都躲在北京、天津、唐山，在他们回来之前已和日寇有了勾结，接受了什么伪官的任命，所以他们之杀害吴子杰、董慎武等，还包含有消灭抗日力量的卖国意图。
五、李九汉奸集团及其覆灭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二日(端午节)，聊城范筑先命令所部齐自修第三支队和王善堂第二十九支队进攻高唐，李九等逃走。到了秋后十一月间日寇侵占高唐、聊城等地，李九又随日军回到高唐，便公开作了汉奸县长。李九本名李采题，他还有一个很俗气的号叫金榜，他做汉奸县长就用了李金榜这个名。县大队长是上边派来的一个外地人姓张的，后来才换上李九的徒弟李金海(谷官屯人)。县公署秘书先是上边派来的一个外地人翟紫鹤，后来换了刘超范，本县人，从前作过公务员。李九是个文盲，刘超范在办理公文方面就代拆代行了。到后期，高唐有个顺口溜：“李家的官刘家坐，梁家搂着多半个，韩家的票子成了垛。”梁指梁树梓，吕寨人，一区区长，韩指韩松亭，韩庄人，棉产改进会的主任，专门给日寇收购棉花，很发财，后来也挂了个县秘书的名义。
当时高唐分八个区，第一区围绕县城，是李九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其他各区的区团长情况不一。城东二区团长陈耀泰，据点在三官庙，控制二区的一半(另一半归杂团陈胜堂控制)。城东南三区区长刘文学，驻祝庄，城南四区团长庞长申，据点在徐官屯，势力最大(有二千五百人枪)，不听李九指挥。四区区长郭隆元，据点在城南郭庄，力量不大，城西五区团长郭进诚，据点在城西郭庄，抗战前作过小校教师(见1936年修成的《高唐县志稿》)，他和李长兴、李九集团没有历史关系，而是主动依附上来的，打李维道、打张春岭很卖力气，从而得到李九的依重。城北六区区长李光华，据点在梁村。城东北七区团长刘宝善，据点在小刘庄和庄东的明新寺。城东北沿汽车路是第八区，区长杨锦堂，据点在涸河，未到李九垮台就先垮了。
李九等依靠日寇，但他们也考虑日寇靠不住了怎么办。他们脚踏两只船，暗中又拉上了国民党。不过不是高唐的国民党，他们和高唐的国民党有历史上的积怨，彼此拉不在一起。他们是通过张八和国民党拉上关系的。张八一直打着抗日的旗号(未公开当汉奸)，他先是有一个师长的官衔(石友三集团军的第八师)，盘踞在高唐夏津之间，人称“张八师”，有时就住在梁村李光华那里，这是一支类似南方“忠义救国军”那样的土匪军队。他先和在河南的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拉上了关系，领到了一个‘山东挺进军第三纵队’的名义，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就接管了高唐县城。李九从容地从县衙门“搬家”回打渔李庄，连一些木器家俱都拉走了，大约他以为有张八做靠山，还可以在家里安度晚年吧。郭进城、刘宝善等人做了张八师的旅长、团长，汉奸“二鬼子”一下子又变成了“国军”。
紧接着八路军从运西打来，张八、李九等撤往平原。不久张八病死，依附他的这一伙高唐汉奸也就作鸟兽散了，刘宝善在禹城火车站被邓协忱的人捉住旋即处死。郭进诚在解放济南时抢着逃跑出城，被国民党守军枪毙。李光华躲在北京，全国解放后，“镇反”时捕回高唐枪决。李九各处流窜，直至1953年才缉捕归案，判处死刑。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其罪行以后，依法处决，人心大快。
至此，从李长兴到李采题，高唐县这一伙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罪恶集团，才完全消灭。
(此文曾发表在高唐政协主办的《高唐文史资料》1988年第三辑上。)
忆抗战时期中共高唐党组织的建设与卫东斗争
韩宁夫
1938年5月，我随东北军参加了徐州会战，后又从徐州回到家乡高唐，这天正好是端午节，齐子修率三支队正在打县城，那时县城被土匪李采题占领着。
三支队占了县城后，叫我去抓抗日救亡工作，这个救亡组织里同学很多，我就从中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工作。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军屯的徐传钵(已脱党)，后又发展了比较贫穷的李曰坦(现名赵力毅，曾任唐南县委书记)和我韩寨的亲戚韩金瑛(现名韩蕴华，在湖北省黄石市工作)。我发展三名党员后，通过他们再继续发展，这样逐渐在几个村建立了支部，有李化梓、韩庄、大刘庄、梁村等。
这时齐子修部郭占武带队伍驻在城北六区，我打算借助郭的队伍拉武装，就利用韩金瑛与郭占武是同学这层关系，派韩金瑛打入郭的队伍进行活动，后来敌人扫荡，这支队伍散了，队伍也没有拉成。郭占武这个人倒不怎么坏，那时抗日正活跃，连邓协忱也不很反动，后来搞磨擦，咱们的政策又有些问题，邓才变了，但当时有的人想发展他入党，这是不对的，我知道后立即切断了。邓协忱是国民党，一旦变坏，党就要遭受损失，发展党员不考虑当时的环境及将来的变化不行。
高唐建立三个支部后，得赶快找党接关系，8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来到聊城，我的同学邹鲁峰、周池恒、吴谦、胡家珍都来了。于是，我就打算请他们帮助接上党的关系(因我从徐州回高唐时失掉了与党的联系)，我在聊城南阿城找到了邹鲁峰，他把我介绍给中共山东省委驻聊城的代表张霖之，张霖之同志接着把我又介绍给中共鲁西北书记张承先。接上关系后，特委派我回高唐开展工作。这时高唐有了一些党员，又建立了几个支部，回来后就组建了六区委。不久，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一区、五区，发展三个区的党以后，随即组建了中共高唐县工委(县委的前身)，工委成立是在夏津城里开的会，特委决定我任工委书记，工委没有设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主要原因是工作正在开辟，外边的没派进来，内部还没生长起来，新党员缺乏经验。工委下辖六区委，区委成员是徐传钵、李曰坦、李绍文(时在郭占武的中队当班长，由韩金瑛发展入党)。
不久，敌人开始大扫荡，范筑先牺牲，齐子修从高唐撤离。正在乱时，杨中一同志来到高唐，叫我去特委商量事情，到夏津后(时特委在夏津)才知道，组织决定调我到特委任宣传部长，这时特委书记是张承先，组织部长是尉景平，组织部副部长是刘子蔚。为避开敌人的扫荡，特委组织队伍打游击，到达临西后，拉起了两个连的武装，一连三、四十人，二连五、六十人。这时陈赓同志，他正在指挥香城固(位临西县)战斗。1939年初，我们又到馆陶，鲁西区党委正在这里开会，传达学习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根据这次会议精神，特委统一改称地委。不久，李聚奎率先遣纵队来到鲁西一带活动，我们随之拉到茌平、齐河、禹城交界处，并在此过了阴历年，此时，地委决定派庞均到高唐任工委书记。
敌人开始大扫荡，队伍分散突围。当时规定晚上到某地集中，我们突围来到集合地点，见有火光，就派人侦察，发现是敌人，敌人以为我们要袭击，就先向我们开了火，我们队形是个长蛇阵，很快被敌人打散，直到半夜队伍才在小刘楼集合起来。眼看天亮，敌人还要扫荡，于是我们就先把村子封锁起来，挖好了战壕，准备迎敌，结果第二天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撤走了晚上我们继续南拉，向区党委驻地大峰山区靠拢。
来到齐庙我们正在吃早饭，忽见敌人分乘几十辆汽车从后面追上来，部队又被冲垮，我们终于突围转移来到区党委驻地大峰山区。
鲁西区党委给了一部分钱，我们拿着回到鲁西北，在夏津房庄以开小铺的形式开展地下工作，这时尉景平调走，马成斋接任地委组织部长。开小铺过程中，被打散队伍的同志由于都是些本地人，都陆续回来了，王克寇又拉起队伍，成立了冀鲁边支队，不久支队在禹城赵庄再次被敌人打垮，高唐的老党员杨厚基就牺牲在那里，随后，支队编入津浦支队。
这时小铺也暴露了，地委机关转移到平原沙庄去了，这年11月，地委决定把武装集中一下，就把王克寇新拉起的部队调平原县沙庄，加上地委新收编的张长友(高唐七区人，所属原系土匪武装)一个连，共三个连，成立了三大队。之所以叫三大队，因为我们是三地委，部队是地委的武装。那时一地委在临清、冠县一带；二地委在范县；四地委在茌、博平一带。为防树大招风不敢叫支队。这时彭天杞、韩哲一都来了。地委决定叫韩哲一当平原县委书记(有一段叫边委)，当时成立县委的有高唐、夏津、齐禹(时齐河、禹城为一个县委)、恩县。临清、清平已划走，我们所辖的高、恩、夏平、齐禹这一带叫三地委。
从1939年开始活动，逐渐扩大，随后建立了几个区政权，有夏津四区、平原五区，高唐六区有个雏型。好象平原、夏津建立了县政权，还准备成立专署，让韩哲一当专员，正在这时，就开始了磨擦。高唐杂团刘化溥，他打鬼子搞了一挺机枪，我们想搞到手就打了他，形势随之恶化了。
1940年春，敌人大扫荡，我们跑到八区田寨住了一夜，就叫杂团刘化溥、陈胜堂把我们包围了。田寨是敌人的老窝，地形对我们不利，打了一天，晚上我们决定向敌人薄弱环节东南方向突围(当时敌人把重兵力设在西北方向)，由于出乎敌人意料，没费很大劲就突围出来。
在齐禹活动了一个时期，这年冬，上级决定把三地委划归冀南区。地委武装三大队交给了四地委，这个时期，地委成员变动是很大的，张承先于1939年底调到区党委任宣传部部长后，马成斋任地委书记，彭天杞是组织部长，杨中一是组织部副部长，我任宣传部长，我们突围后，马成斋调走，彭天杞也调四地委任书记，此时，我代理地委书记，马浦克任三大队队长，王克寇任大队政委。三地委划给冀南后，王克寇留在四分区，我和韩哲一留在冀鲁豫。杨中一、刘子蔚调到冀南运东地委，从此我们就分开了。
那时庞均同志在高唐活动，他是当过一段高唐工委书记，工委仍他一个人，成立县委后，他又改任县委书记。抗战时期，高唐的党就是这样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附带说一下，1939年初，八路军夜袭高唐城，那是陈赓率领的386旅打的。由于我是特委宣传部长，又是高唐人，知道一些情况，让我也跟了去。参加战斗的还有688团，部队乘夜从清平奔过去，到达高唐后，司令部设在房庙，部队是从东北角攻进县城的，那里好爬一些，打完后，部队向城西撤走了。这次战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此文曾发表在高唐政协主办的《高唐文史资料》1988年第三辑上。)
忆高唐县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历程
解金声
高唐县地处鲁西北，位于聊城地区东北部，东界禹城县，北邻平原县，西北面与夏津县接壤。高唐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高唐县最早的共产党员金谷兰同志就在高、恩、夏、武一带开始创建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山东省委委员李春荣同志前来指导工作，在高唐建立了中共鲁北特委，办事处就设在谷官屯金谷兰同志家中。在特委的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武装，打土豪除恶霸，抗捐罢税，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抗日战争，高唐人民在金谷兰同志领导下举起了抗日红旗，组织了冀鲁抗日第七大队，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寇汉奸，组织救亡运动。1938年春天，金谷兰同志奉命去清平县金郝庄争取收编匪军时，遭暗算中黑枪不幸光荣牺牲。高唐刚刚点燃起来的抗日烈火，暂时受到挫折。1939年初，中共鲁西区党委三地委领导的高、恩、夏、武、平边区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高唐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共三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冲破日寇伪军和国民党顽、杂团等恶势力的包围，又发展起来了。
那时，中共高唐县委领导的抗日斗争是非常复杂艰苦的。我们不仅要同凶恶的日寇、伪军(群众称二鬼子)作战，而且要同国民党顽固军队杂团作斗争，敌对势力强大，我党我军力量薄弱。但是，我们党坚持团结人民、依靠人民，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有许多优秀的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党的事业，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我朝夕并肩战斗的战友，我的同乡、同学和老师。每当我忆起这段战斗历程的时候，心情总久久不能平静。对生我养我的家乡，对群众掩护我们和敌人拼搏的深情厚谊，对战友的缅怀和崇敬之情，促使我将高唐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光辉业绩追记下来。
一、开创新局面
1937年10月15日，日寇第一次占领高唐县城，国民党军队和官员闻风南逃。中国共产党党员金谷兰同志，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组织发动群众，号召青壮年不做亡国奴，自己武装起来打日本，组织起抗日武装--冀鲁抗日第七大队，积极打击日寇、汉奸，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37年10月15日，日寇沿津浦线南下，直指高唐县城，金谷兰同志率部在城北十里铺一带迎头痛击日军，鼓舞了高唐县人民抗日斗争的决心，全县人民为之振奋。1938年旧历正月初六日，为了扩大抗日力量，谷兰同志去清平县金郝庄一带争取改造收编土匪武装，被土匪头子韩警砭暗杀，不幸光荣牺牲。他领导的冀鲁抗日第七大队，遭到敌人重重包围和攻击被迫撤离高唐。全县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一时被压了下去，广大群众和进步青年一时感到茫然，有的远走高飞追求进步，投靠光明，有的背井离乡到外地寻找共产党、八路军。当时，高唐境内的反动势力却乘隙发展起两股恶势力，涂炭人民。一股以大恶霸、大地主、大土匪李采题(外号李九)、李金海为代表的汉奸势力，他们投靠日寇甘心做民族败类当了铁杆汉奸，网罗恶霸、土匪、日特、青红帮、兵痞、流氓为骨干，招兵买马，当上了汉奸县长、县大队长，各区委派了汉奸区长、区团长。这帮家伙，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效劳，修碉堡、拉民夫、征粮征款、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另一股国民党系统的以邓协忱、陈胜堂、袁采蓉(袁砚秋)、杨敬斋等为代表的势力，他们同李采题这股汉奸势力长期以来有矛盾，为生存计，他们先后打起了抗日的招牌组织义勇军，有时也诡称是“抗日八路”，以迷惑人民。他们以国民党、三青团、地主武装为骨干，又以抗日为名诱骗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在高唐的东部、北部沿东南方向徒骇河至西北方向马颊河一带，形成一扇型活动包围圈与汉奸明争暗斗，但又同汉奸伪军暗地勾结，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征粮征款，派壮丁，杀害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群众称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杀人黑店，称杀人不眨眼的邓协忱是“邓家宰坊”。这两股恶势力给高唐人民造成了大灾大难。群众处于亡国受辱深渊，天天盼望共产党、八路军回来抗日打鬼子，解救人民。这一天真的来到了。
1939年初，鲁西区党委三地委在高唐北部、恩县、夏津、武城、平原广大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三地委为加强高唐党的工作，于1939年初春派庞均同志到高唐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庞均同志背靠根据地，以高唐六区、七区为基地，由北向南步步推进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种进步力量靠拢到党的周围。形势发展很快，不到半年的时间，高唐八个区都有了党的组织。同年6月正式建立了中共高唐县委，庞均同志任书记。县委成立后，各区相继建立了区委会。在县委领导下，深入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开展建党建政(包括建立两面村政权，公开应付敌人，实为我们掌权)工作；组织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打击汉奸卖国贼开展抗日斗争。三地委领导的三大队，在王克寇同志率领下，军纪严明，作战勇敢，自1939年夏至1940年5月，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主要的战斗有：平原的土屋战斗，石庄战斗(打了高明河)，夏津肖和庄战斗打了张官屯据点，并打了顽抗我军的反动会道门，在恩县除掉了邱回头子；在高唐消灭了汉奸伪军李维道团队，争取改编了要求抗日的六区伪军张春岭部。还配合运河西我军讨伐石友三，解决了高树勋的骑兵。为此我军很得群众的拥护，驻高唐的日寇对这支部队也有几分惧怕。一向横行城乡鱼肉百姓的伪、顽、杂牌军的活动也大为收敛。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这种形势下，表面同我军友好，赞成统一战线，不敢公开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但心怀鬼胎。邓协忱有时还伪装进步，主动与我党我军联系，表示友好共同抗日，有时也讲几句我党我军的好话，要知识青年不当亡国奴，出来抗日打鬼子，向八路军学习等。我党我军的活动，给高唐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高唐广大群众看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增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信心，抗日救亡的热潮空前高涨。在1939年至1940年上半年全县出现了抗日救亡的新局面。
二、情况突变
1940年春天，全县的抗日形势进一步发展。根据地委指示，在高唐北部积极筹建高唐县抗日政府，建立了六、七区抗日游击队。统战工作也有了发展，县委派五区王庄支部党员王一青同志打入了伪六区公所。争取伪军的工作也有了进展，有的并建立关系。如我们同八区伪警察所长韩心田开始建立了联系，他表示决不作铁心汉奸，初步分化瓦解了敌人营垒。党的建设发展更快，各区都出现了许多坚强的村支部，并在日寇统治的中心高唐县城内建立了城关支部。就在这个时候，高唐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受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日渐向反动方面发展。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戚镇三和刘元三紧跟蒋介石，说什么“听委员长的”。要他们的部队把枪口一致对着抗日的八路军、共产党，原来勾心斗角矛盾重重的国民党顽军，在各自发展自己队伍的同时，也加强勾结配合活动，加上当时地委主要负责同志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执行统战政策的失误，促成顽杂逐步形成了一个反共联盟。1940年5月初，高唐七区徐官屯战斗之后，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六、七、八区邓团、刘团、陈团、袁团为主力，向我军发动突然围攻。日伪军虎视眈眈，相继配合行动，企图一举消灭我党我军。三地委和三大队在这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突围转移到齐(河)茌(平)长(清)禹(城)边境开展斗争；平原等县地方游击队和高唐县六、七区的抗日区队，被迫突围撤到运西根据地，组建成鲁西大队，马神同志为大队长，在武(城)清(河)枣(强)故(城)四县边区坚持斗争。部队突围撤走，根据地变成了敌占区，我党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得到了发展，他们与日伪同流合污一致对付我们，自称是国民党的敌后“陕甘宁”。人民被推入苦难的长夜，党在地下同人民同甘共苦，继续坚持斗争！
三、坚持斗争
我军撤走以后，高唐县国民党反动派顽杂军对我党和抗日群众实行了血腥屠杀，妄图一举将我县党的领干部、党员和进步群众斩尽杀绝，摧垮我党各级组织。于是，首先向我党县级领导干部下了毒手。县委五位领导先后有三位被杀害。县委委员焦树元同志被邓团抓去，团长邓协忱使人挖了一个大坑，妄图以死威胁焦树元同志，要他叛党，脱离革命，进而跟他们去反共。同时，邓协忱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把七区部分倾向革命的青年召集到坑边，阴谋胁迫他们死心塌地跟他走。邓暴跳如雷地问焦树元同志：“你是共产党、八路军，知罪不知罪？”树元同志昂首而立，理直气壮地说：“你不是也通八路军、共产党嘛！”“你的学生(邓在事变前曾任县教育局督学，一般称呼他老师)在国难当头之际，投笔从戎，参加共产党，积极抗日何罪之有？曾几何时，你尚引为最大光荣，昨日引以为荣，今日问罪他人，叛卖何其速矣！”邓被问的膛目结舌，气急败坏地辩解说：“我说的是现在，现在！现在！”树元同志严词驳斥说：“抗日救国不仅是共产党一党的主张，也是各个爱国的党派和有民族自尊心，不愿作亡国奴的各阶层人士的共同主张。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抗日救国其罪安在？”敌人无奈又以杀树元同志的全家相威胁，将树元同志的父母、爱人、子女一同推到坑边。树元同志牢记入党誓言“永不叛党”，正气凛然，坚贞不屈。邓协忱把树元同志一家同坑活埋，在场青年和有爱国之心的士兵，无不为之掩泣。
县委宣传部长朱廷栋同志，当时正在六区穆庄家中，准备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并打算利用与袁团袁采蓉的弟弟袁采森(副团长)的同学关系，再做一做袁团的工作。因此在接到县委撤退的通知后，没有立即转移。袁采蓉得知后，在一天的黄昏派人把廷栋同志抓走，在押送途中连问也没问一声就杀害了。先后遭到杀害的还有县委敌工部长王太珩同志等。国民党在残酷捕杀我党干部、党员的同时，对高唐县六、七、八区我军家属、干属以及人民进行疯狂地镇压。他们用尽各种酷刑残害我烈军属和进步人士，到处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搞得许多人家破人亡，使很多同志无家可归。六区的高振兴、七区的焦树林、刘英富等同志，有亲难投，有友难靠。高唐六、七、八区立时变成了白色恐怖区。
1940年5月正是春末夏初之际，人们正值播种大忙。5月中的一日黄昏，我在祁寨村头迎接两位同志的来临。一位是县委书记庞均同志，他面色刚毅，态度从容；另一位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锡慈同志，他年龄稍小几岁，面带稚气，沉着坚定。天黑了，我把他俩接到支书王兰祥同志家中。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做好应变工作，巩固党的组织，继续战斗下去。会议开始，庞均同志首先讲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当前的形势，然后果断地指出：在地委机关我军未回高唐之前，全县党的活动暂时转入地下，保存革命力量，迎接部队打回来。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庞均同志的意见，并建议先由李锡慈同志处理事件遗留问题，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六区各村党的组织活动。我负责一区党组织工作重心转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庞均同志天明马上起身去五区、四区、三区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大家一定要把红旗举起，团结全党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这样，我们很快整顿健全一、三、四、五区的区委领导机构。对遭到严重破环的六、七、八区采取了先做好遭到损失的党员、干部的善后工作，同时有条件的可恢复党组织，再逐步开展活动的工作方针。一个月后，在祁寨我的家中由庞均同志主持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在安置同志和整顿组织方面成绩很大，但思想教育工作薄弱。为此确定：第一，向全党进行一次正确认识形势的教育，粉碎敌人散布的有关我党我军的各种谣言，使干部党员认清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教育党员提高警惕，注意隐蔽，严格保守党的秘密，防止敌人的破坏。由于我们及时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使国民党反动派摧垮我党的阴谋落空了。虽在严酷的环境里，党的隐蔽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我全县党组织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
四、转入地下
地委机关转移撤走三个月了，县委同地委始终没有联系，这对我们及时取得地委正确领导，胜利地开展地下斗争极为不利。因此和地委取得联系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处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之中，找到地委是非常困难的。为此，庞均同志和我们研究了各种突破封锁线的办法，他要亲自前去找地委。我们认为，冒然强行通过，在敌强我弱且有严密设防的情况下，困难很大，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此只有用隐蔽巧妙的办法才较为安全可行。于是，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在县城邮局工作的地下党员郭宗光同志，他利用下乡送邮件的机会，把县委书记庞均同志化装成邮差，骑着邮用自行车，一直护送过三区徒骇河高唐茌平杂顽军封锁线，才顺利地在泰西一带找到了地委。
1940年秋，庞均同志从地委回到高唐，在鲁庄刘本贵同志家中，召开了县委鲁庄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地委的决定，首先充实健全了县委领导班子，庞均同志继续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李恩庆同志任宣传部长。会议接着传达和学习了地委的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了开展地下斗争的策略，加强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我们的力量，迎接地委三大队打回来等问题。会议重申一定要全力转入地下开展隐蔽斗争，学会做秘密工作。最后确定了各区区委书记人选：一区区委书记王育民；二区代理书记刘本贵(后王建屏接任)；三区书记唐兴文；四区书记许忠；五区书记杜文英，副书记王一鸣；六区书记韩子升；七区、八区书记暂缺。
鲁庄会议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和策略，大家齐心协力背东面西，努力做好工作，迎接地委和我军从齐(河)禹(城)茌(平)长(清)边界地区打回来，煞煞敌人的威风，长长人民的志气。工作发展比较顺利，处于国民党反动势力残酷统治下的几个区的工作也逐步有了进展。许多村的党支部得到巩固，有的还发展了一些贫雇农出身的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这个时期县委加强了统战工作，对受害同志的家属做了妥善安置，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党转入地下工作的任务。
五、唐北县委成立
1940年秋后，我们天天盼望我军从齐、禹、茌、长边区打回来，当时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收复根据地。
不久消息传来，三地委领导机关和我军西进途中，在禹城境内杨圈与日伪发生遭遇战斗，因此回师受阻。不久，庞均同志告诉我：当前要着重做好基层党员工作，稳定情绪，坚定信心。并说领导体制可能有变化，他最近就去开会。
1941年旧历正月初六，县委在五区董集召开会议。庞均同志首先传达：最近北方局决定将鲁西原三地委撤销，干部和武装留在鲁西区党委。新成立运东地委，划归冀南区党委领导，杨中一同志调回担任地委书记，庞均同志调地委任敌工部长。地委已决定撤销高唐县委，建立唐北、唐南两个县委。唐北县委由我任书记，李家丰、韩子升分别担任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唐南县委由赵力毅任书记，李恩庆同志任组织部长，许忠同志任宣传部长。
会议还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背西面东，背靠运河西根据地，努力巩固发展我们这里的基层党组织，加强统战工作，积蓄力量，待青纱帐起来迎接我军渡河开辟运东根据地。
唐北县委建立后，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区、村党的组织，在贫雇农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充实了新的血液，壮大了党的力量。1941年上半年县委主要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为了适应隐蔽斗争的需要建立地下交通站使县委能及时取得地委领导的指示，加强上下级的联系，沟通唐北各区情报。县委地下交通站设在祁寨支书王兰祥同志家中。他住一独院，母亲比较进步，支书不在可代为接收传递信件，政治交通员由支委王升同志担任，有的工作需要由小交通员王昀(当时十一、二岁)或女党员田冰如同志担任。唐北地下交通网，以城西房庙村为中心，交通站设在县委敌工股长王光照同志家中，政治交通员由王的爱人小赵(俊英)同志和雇农地下党员于尊堂同志同志担任。靠近房庙的于庄支部由李海传同志负责(1943年交通站迁到于庄小学和海传家)，这个站东通祁寨，必要时可沿公路东去直通禹城火车站，同那里的店员支部、搬运工人支部、城内完小支部联系，并能同渤海根据地取得联系。来往交通员主要是徐立生同志，后来由其弟徐立才同志负责，他们俩人都是邮政人员。禹城店员支部党员王麟祥同志，和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高唐城内成丰车行的解宝成来往联系。西通五区蒋官屯董诚、薛立山同志，西南到张铺找杜文英同志或到董集找李恩庆、李华卿同志联系。往北到六区李化梓庄李大娘家(锡慈同志的母亲)，她是一位革命的老妈妈，对同志热情关心，从不怕受牵连。有一次为营救一个同志，她甘心卖掉自己的一头大牛。再北去到韩庄找韩玉如、韩子升同志联系，到平原五区黄庄找李兆德同志和黄兴武大娘或沙庄麻中堂联系直找地委杨中一或庞均同志(他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往南到四区郝庄与许忠、侯学武同志联系找唐南县委，向东三区到十三姓高庄三里村找吕东波、吕东汉联系，从此可同鲁西根据地联系。地下交通网有三条线过运河同运东地委机关联系。一条通过夏津县城北八方塔王金城同志到十八户李绍瑞同志处，从两院过河到运西根据地。另一条通过夏津县城西夏庄何宽同志和陈见同志到渡口驿过河到根据地。再一条，从武城敌人统治的县城过河至河西街，转清河县根据地。总计在唐北各区设立了二十多个交通站，指定了政治交通员。这样，就沟通了唐北县委同各区区委、唐南县委、运东地委的联系渠道。这个纵横交错的秘密联络网不断地将文件、书刊、报纸、来往工作的同志、地委领导送到县委，也将上级党的有关指示、书报、宣传品及时传达到基层支部，并及时传送敌、伪、顽、杂军事动态和军事情报，护送我地下党员到根据地。
第二件事是，组织有社会经验的党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伪、顽、杂内部，广交朋友，开展争取敌伪工作，根据地委指示结合唐北的情况，由庞均同志直接领导，共同研究，认为要做好打入工作，县委必须坚持三条：一是选拔出身好，立场坚定的党员，打入敌、伪后能服从党的指挥，关键时刻不动摇、不叛变；花天酒地淹不死(不会腐化变质)。二是有社会经验，有活动能力，适合长期埋伏，在复杂环境中能随机应变，有甘当灰色人物(不要以进步当口头禅)的恒心。三是先易后难，先敌伪后顽杂，先军政机关后机要、情报、特务内部。根据这三条，我们首先选派县委敌工股长王光照同志，打入五区伪军郭团的郝五中队，担任中队副兼文书。选派城关支部党员郭宗辉同志，打入四区伪区长郭隆元处，开始担任伪区长卫队护兵，后担任卫队小队长。接着选派一区组织委员王洪达同志，打入高唐县伪警察局特务系，成为特务系剿共班的一名队员。又派刘本贵同志打入县伪警察局治安股掌握了起良民证的钢印。在做好打入工作的同时，我们还选派了有社会关系的同志，加强了对伪军的争取工作。我们选派五区董集支部党员李华卿同志，利用他和五区伪区团长郭进诚是姑表兄弟关系，做争取郭的工作。派二区祁寨支部党员王建屏同志展开对二区伪军的工作。王是我小学的老师，他从事教育多年，在抗日战争之前，他曾多次被评为县模范教师。在群众中有威望，有的上层人物也很敬重他。他和二区伪区长兼区团长陈耀泰比较熟。建屏同志耐心地向陈宣传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启发他的爱国觉悟，向他说明为自身计也要向前看，给人民做些好事。经过多次联系，陈有所醒悟，让建屏同志当上了陈团的内务参谋，还表示决不与八路军为敌。
第三件事是，在高唐县城内中心区的成丰车行，建立秘密情报联络站。成丰车行是我三哥解金芳经营的一个卖自行车零件兼营烟酒糖果的商店。共产党员解宝成，赵立富就在这个站里工作。除用我三哥的社会关系掩护外，又让他二人拜伪县长的手枪队长高德岭为老师，取得了公开活动的身份。因为这个站活动比较方便，利用县城逢单日集市的机会，进行书信传送或人员接头，多年未被敌人发觉。为了及时、安全、准确地传递情报，我们采取了密写的方法。即用毛笔或蘸水钢笔蘸米汤或面汤书写，收到后用淡碘酒浸泡就能显出字迹。有时也用白矾水用洁净毛笔书写，收到后放在净水里一浸，字就显出来。转入地下后，都是单线联系，为了不使敌人钻空子，我们规定了接头的暗语和联系方法。这些办法对于打击敌人和避免遭受敌人的破坏，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43年春，在城内南门里党员张荷兰同志家，我们又用恒丰货栈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备用秘密联络站，但始终没有启用。
六、配合我军歼敌
1941年夏天，青纱帐起来，我冀南区党委决定由区党委武装部长李力同志到运东地委率领我冀南骑兵团和步兵十九团一个营的兵力，加上鲁西大队，由周国厚司令员、夏祖盛政委指挥，东渡运河，开辟运东根据地。部队从渡口驿过河，第二天住在夏、高交界的卞官桥，马上要进军高唐境内。为了配合我军的行动，县委动员全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敌伪关系、进步力量和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支援我军。首先，切断了高唐县日伪军政机关通往各区和外县的电话线，断绝了敌人之间的通信联络。同时，为了扩大我骑兵团十九团的影响，扰乱敌人，在城乡大量散发和张贴传单，搅得敌人惊慌不安。日军、伪军龟缩城内、各区镇、碉堡内好几天不敢轻举妄动。国民党反动势力邓团、刘团、袁团等顽杂军一时瞠目以待，不知所措，远远躲避，给我军在县境内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进军高唐境内，为了震慑敌人，打开局面，使自己站住脚，经部队首长、地委书记杨中一、敌工部长庞均同志研究决定，首先攻打位于县城东北三十里路远的吴官屯据点，然后再向东攻打涸河，消灭伪区长杨锦堂全部敌军，解放这一片村庄，作为开辟全县的桥头堡。由打入驻后坡伪军中的县委敌工股长王光照同志配合行动，他为向导，由骑兵团白马连连长带领全体白马连人马，实行远距离奔袭，一举全歼吴官屯伪军，打响了第一炮。全县人民为之振奋。紧接涸河之战，由于敌情的变化，只消灭一小部分敌人，未能攻克伪区部碉堡就迅速转移到茌北鲁西根据地。日军为了控制这个有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意义的地区，从济南和津浦线以南调来了大批的日、伪军，向我军进行围攻，堵截，清剿。国民党顽、杂军乘机配合日、伪军对我军实行夹击。同时，日军严令河边各县汉奸政府在运河东岸沿途的村庄，增建了大批新碉堡据点，企图割断我军与运西根据地的联系。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同日、伪、国民党杂、顽军总兵力约计三、四万人周旋，打出了我军的威风。但在敌我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长期打下去于我不利。在我军从茌北再转到高唐五区突破了高、夏、清三县的日军合击之后，奉命于旧历六月二十二日返回运西。
我军这次东进，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地下党组织经受了锻炼，敌伪关系经受了考验，人民受到了鼓舞。但是，也使敌人发现了高唐有地下党和通八路的，这种人不仅在活动，而且活动范围较广，引起了敌、伪、顽、杂的注意。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党组织，进一步残杀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他们的口号是“能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从此，地下党的工作更加困难了。
七、长期埋伏
1941年夏，在配合我军活动一个月的日日夜夜里，唐北区、村党组织和地下党员都沸腾了。他们配合军队活动，送情报、割电线、散发宣传品，采取各种办法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广大群众兴高采烈，亲眼看到我军纪律严明，进一步懂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不料我军突然奉命返回运西，地下党员和群众在高兴中有些不理解了，情绪开始低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做了些稳定情绪的工作。但是，对今后工作总的方针、方向，党的工作怎样开展，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说不出个道道。不久，人们便开始忙于秋收。这时庞均同志来了，唐北县委召开了祁寨会议，会议紧张地开了一夜，庞均同志首先传达了地委关于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指出今后党的工作要从过去依靠军队开辟的基点上，转入长期埋伏隐蔽斗争、积蓄力量的方针。具体任务就是巩固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放手发展一批贫雇农党员，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发展统一战线和争取瓦解敌伪军的工作；组织一部分党员做好打入工作，重点打入敌人机密、军队、特务机关。根据地委的指示，确定了唐北县委在新形势下的工作任务。
会议后，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把全体党员的思想转变到长期埋伏、学会隐蔽斗争方面来。这个工作很费力气，慢了不行，急了更不行，经过形势教育，分析当时新的环境，绝大多数党员都弄通了思想，坚定了长期埋伏，进行隐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但也发现有的支部或党员思想动摇信心不足。如一区有一个支部的党员提出：革命要紧，还是生活要紧。并要求和县委同志论理。说什么几年不革命可以，几天不吃饭就会饿死，虽经反复教育，这种人有的还是消沉下去了。有的支部还发现个别党员一看形势变了，本人不适合做打入工作，要求到敌人那里去做事，有的不敢接待我们的同志在他家吃、住等等。总之，有些人动摇了，但总体是好的，转变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为后来坚持三、四年艰苦岁月的斗争奠定的思想、组织基础。二是巩固发展党的组织。主要抓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发动党员开展广交朋友工作，号召每个党员至少交三个朋友，朋友不要青一色。这个措施很灵，很快扭转了部队撤走后一部分党员感到孤立泄气的气氛。另一方面大胆发展一批贫雇农党员，改变了某些支部小知识分子占优势的状况。如祁寨支部原有十个党员，其中八个是小知识分子，很快发展了老长工、贫农刘长山、姜世河等五、六个同志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三是争取敌伪军工作。这项工作开展比较顺利，积极开展了对二区、四区、五区伪军的工作，其中真正比较可靠为我们所掌握的有大小三支武装力量。
一是二区朱九文团的指挥权。朱团原系二区朱庄地主掌握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打日本比较坚决。1940年5月，我军转移后，派朱九文之弟共产党员朱九武到该团。九武同志作战勇敢，大家都拥护，很快当上了副团长。这支队伍后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挤走，拉到恩县南吕井一带活动。1945年我军在恩县扩大解放区，朱九武同志率领全团三百五十多人的队伍起义。
二是六区苦水李庄张春岭部。张春岭原系土匪队的一个小头目。1940年初王克寇同志带领队伍解除了土匪李维道部的武装，消灭了另一股顽固的土匪，张春岭受到了很大震动，经马神同志做工作，遂率四十多人投向我军。经整顿改组成我区游击队。1940年5月撤退到运西，编入鲁西大队。四一年初，党派张春岭同志回到高唐，并且仍以伪军的面目在苦水李庄安了据点，不长时间即发展武装力量达到一百多人。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工作，我们派六区韩庄支部共产党员韩玉如同志去该团工作，不幸，在一九四二年秋，李九将张春岭同志诱骗到高唐城内，预先埋伏好人马阴谋一举消灭之。春岭同志很勇敢，冲出伪县公署，从城墙东南魁星楼附近跳出城外，边打边走向东南我茌北根据地方向突围，至高唐二区杨官屯徒骇河北钱庄不幸陷入重围，英勇牺牲。
三是掌握了八区伪警察所所长韩心田手下的伪警武装二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