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芳率太平军守高唐——《太平军北代史》之一章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守常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2年冲出广西，直下武汉。1853年3月攻克南京，定都于此，并东下镇江、扬州。5月，派兵北伐、西征。北伐军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突入清朝京城所在的直隶(今河北省)，进抵天津，屯扎独流、静海；1854年2月自独流、静海南撤迎接援军，3月至阜城。同时，北伐援军从安庆出发，3月末到达临清，距阜城只二百多里了，不想克城之后又复溃败南去。阜城太平军因被包围不得援军消息，至5月初突围移屯连镇，在这里才得知援军到达临清。于是留林凤祥守连镇，李开芳率少数骑兵南下迎接援军，遂来到高唐据守了九个半月。
李开芳在出发以前作了充分准备。先挑选精兵健卒，名曰“先锋”，“能跃一丈宽沟，能抛丈二高火球，能于马道旁并马跑出马道者，即为合式”(陈思伯：《复生录》，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期)，页43。)。选出630人，配以壮马，于1854年5月27日夜半突围南下。李开芳挑选这样一支精悍的快速部队，为的是突围出去，走得脱。其目的是迎接援军，一道北上去接应被围在连镇的太平军大部队。原先并不是打算占据像高唐这样的一座孤城长期坚守的；而就占地据守来说，不足千人的小部队也显得太少了。清方由僧格林沁和胜保率三万人包围连镇，僧在北面，胜在南面。李开芳突围后，清方见太平军大部仍在连镇，所以僧格林沁留下继续包围，只胜保先率马队追来。
李开芳从连镇东面突围，先到宁津县许旺村，折而向南，由吴桥西南、德州东南疾驰而过，再折向西南朝临清方向行进！5月29日上午到达德州正南，打听到援军从临清溃退已完全失败的消息(《山东巡抚崇恩奏报连镇余股穷蹙思窜并咨僧格林沁严防片》，咸丰四年五月初五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4册，页25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面又有追兵，遂循驿路南行，经过恩县(今恩城镇)，在津期店渡过马颊河，下午来到高唐。高唐无北门，东门外往北的大街就叫北关，接驿路。李开芳一路南来，经北关直至东门，进入州城。
太平军的北伐援军到达临清时，高唐一度紧张。援军南撤败没之后，高唐的紧张形势已缓解。知州“魏文翰先期四五日，因经费不给，遣散乡勇”(③《毛鸿宾参胜保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页214，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而北路太平军从远在二百数十里之外的连镇忽然来到这里，是预料未及的，仓卒之间也难作守御部署，又鉴于临清一战城内死人太多，魏文翰遂“有城门不闭，任人逃散之举”(周家齐修、鞠建章纂：《高唐州志》，卷2，页25，《营制》附录《兵革考 》，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城守营游击武殿魁已死于临清，尚有守备纪琳、干总刘万化，以及团绅林其昀、杜维屏分守三门，至此纪刘逃跑，林被杀，魏文翰跑到东门里驿馆北面后花园投井死。李开芳未遇抵抗，随即“占了城池，将各门关闭把守”(《李开芳又供》，见《清代档案史料长编》，第5辑，页166。)。
当晚胜保追至，“于城北十五里外，遽令扎营，逗留数日，并未进攻”(《毛鸿宾奏参胜保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页214。胜保后来辩解，他扎营在五里铺，不是在十五里外，见同书页223，《胜保亲供》；但并不否认逗留数日并未进攻。)。有劝其“急功”者，胜曰：“兵尚未齐，未能大举。然不出半月，逆必授首”(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1。)。但在后来他自己不得不改变说法：“彼时所带马队不能进攻，及至步队调到，而贼之布置已妥”(《胜保等致京城巡防王大臣信》，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七日(1854年9月19日)。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页212。)，他又攻不动了。
李开芳于1854年5月29日(天历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阴历咸丰四年五月初三日)到高唐，至1855年3月17日(天历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二月初十日，阴历咸丰五年正月二十九日)突围南走，坚守九个半月。胜保以十多倍于太平军的兵力，竟不能攻下这么一个孤立的蕞尔小城。
山东巡抚崇恩原在德州以北向连镇方面布防，而太平军却从德州以东进入山东，山东是他的该管地面，所以闻讯也赶紧向南追赶。他在路上截获李开芳派回连镇送信的杜有仲，据杜供述：因知北伐援军已在临清失败，所以“令伊改装潜赴连镇”，给林凤祥送信，“不必再等救兵，嘱其即刻回南”(《剿平粤匪方略》，卷92，页34，崇恩奏，咸丰四年五月初七日到京。)。可知李开芳守在高唐，目的是等待和接应林凤祥从连镇南下，一起回南。以后又多次派人去送信，多被清方查获。林凤祥后来也多次设法突围，但突不出来。李开芳至终也未能等见林凤祥突围到来。
高唐州城，听到太平军要来的警信时，州官不闭门，“任人逃走”，城中人遂大都出城。营官及兵勇，害怕太平军来了杀“妖”，率先跑了。有钱者惜命，自然要走。一般居民，害怕打仗殃及自身，或者盲目地对太平军抱有恐惧心理，遂也出走。但贫民却有不走的，他们本来一贫如洗，不怕丢失什么，而趁有钱人家的出走，却可取其遗留下的财物以解决眼前的饥困。太平军一来，他们立即成为合作者。此即胜保说的：“城中未逃百姓，尽为裹胁”(《胜保等致京城巡防王大臣信》，咸丰四年间七月二十日。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页212。)，“其裹胁百姓约六七百人”。城外开挖濠沟三道，原有一道，新挖两道，深宽逾丈，周长十里，太平军战士自然也挖，但主要是靠当地群众完成的(《胜保等奏报近日敌情并遣民人李 昌入城诈降片》，咸丰四年间七月初十日。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5册，页208。)。这些濠沟在防御清军攻城方面是很起了些作用的。
当时在胜保军中随营效力的张集馨有这样的记载：
贼于城外挖深沟三道，于城根开暗门通入濠内，又于第一濠开洞，通至第二濠、第三濠。濠内伏贼匪十余名，官军枪炮皆不能击；兵勇逾沟，贼即用矛上戳，或用小枪轰击，鲜有脱者。城门或启或闭，明明见贼往来，而兵勇不得向前。胜帅虑贼宵遁，每晚派马步兵勇站队，贼伺官军疲乏绕至马队后，抛掷火弹，马队惊逸，每为所戳。步队稍不留意，贼已蛇行至前，猝不及防，便为所刺。数月来，无日兵勇不为所害，至下半月黑夜尤甚，将士皆视为畏途。贼每晚至附近村庄掠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1—152。)。
太平军并不将城门封死，而是在城门外筑木城，内置枪炮，守卫城门，好使城门可随时启闭，以便出入。太平军出城不止是为了袭击清军，也为了到城外乡村去“掠粮”。当地有一口碑流传至今：“‘长毛’傻，买麸子给麦子钱”(作者听张奇才同志讲的，他是高唐东关外一里庄人。)。其实不是傻，而是优价购物，厚待群众。太平军守高唐九个半月，并未发生粮食短缺的困难。一方面因为城内人少，耗粮也少，另一方面，也还因为有来自城外的粮食补给。
除去“掠粮”，还采办配制火药用的硝磺。据胜保奏报：“迭经拿获剃发出城之贼及暗将硝磺接济贼匪之奸民，先后正法，并起获硝磺数十余斤不等”(《胜保等奏报官军连日攻打高唐未能克复情形折》，咸丰四年六月初八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4册，页532。)。有查获的，也就有未查获的，后者或者更多些。太平军守高唐，火药不缺；直到后来守冯官屯，火药仍不缺。只靠从连镇带来的，是很难够用一年的；在高唐继续制造，才会这样供应不缺。这是太平军能够在此坚守的又一个条件。
当时在胜保营中的周士镗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高唐之贼，为数不过千人(皆马队)，然皆稔恶已久积匪滑贼，城内守御之具色色都全，故前此环攻，伤亡甚夥。且每日夜间便出来鬼混，我军彻夜不能撤队”(《周士镗周士键致瑛 信》，咸丰四年六月十二日(1854年7月6日)。原信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14册，第7信。见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页643。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高唐至今尚流传着“胜保买蛤蟆”的口碑(这也是张奇才同志讲的。)，说的是城外濠沟雨季积水，胜保下令四乡大量收买青蛙，放入濠内，入夜蛙鸣如雷,但若一有动静立刻停止,利用蛙的这一习性，妨备太平军逾濠来攻，等于使蛙沿濠放哨报警,这也反映了清军对太平军下城来袭之防不胜防。“各勇夜间枕枪而卧,得信即在战墙内抵御，并不出濠。逆匪非天明亦不回。各营亦不救，有令故也”(《王梦龄致瑛信》，咸丰四年七月初十日(1854年8月3日)。原信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7册，第7信。见《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页646—647。)。可见，一到黑夜，太平军就可以出城下乡活动。在这里和在连镇不同，清军并不能切断太平军和四乡群众的联系。当地还流传着另一个太平军“傻”的口碑：太平军进入人家，问“有人吗”，答以“没有”，便扭头走去(⑥这一口碑流传较广，说者不止一人。)。其实这也不是“傻”，而是太平军守纪律，不扰民。这样，不仅便于从城外买到粮食、硝磺，还会有其他好处，例如了解敌情，“官军声息”可以“尽知之”(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2。)。
以上是太平军在高唐能够守得住的优势所在。
这情况，清朝中央也了解。十月初五日(11月24日)的一份上谕中说：“逆匪在高唐城内，出入自由，并无阻隔，其掳掠米粮，招集党与，为势所必至”(《剿平粤匪方略》，卷108，页7—8。)。不过太平军毕竟人数不多，守在围城之中，只在夜间出城，活动的范围有限，时间不长，而清军营盘扎在四周，可以说四乡仍在清方势力统治之下，“招集党与”，扩大队伍，还是很困难的。
胜保扎营于城东北五里铺。1958年“大跃进”深挖地时，曾挖出一些铁炮。这是胜保扎营于此的遗物(作者听当地群众说的。)。僧格林沁从连镇移军高唐以后，胜保突然拿问解京，营员星散。营中什物没人管了，遂遗留在这里。
高唐城外清军部署是：胜保、善禄(十一月间病故)为一营，兵勇三千余名，在正北；培成、那敷德一营马兵千余名，在城西；贝子德克色楞一营，马队二千余名，在正南；山东巡抚崇恩一营，在正东面，防通省城济南之路；又调来单县、济宁团勇一千余名，总计陆续征调来到高唐的清兵达一万多人(《胜保案供》，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页223。)。“然惟胜、德二营尚乐战，崇则带围棋出队，列队后即在绿阴树下著棋；培则无声无臭”(《周士镗周士键致瑛信》，见《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页643。)，善禄“带兵数干，止作壁上观”(《毛鸿宾奏参胜保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页217。)。
清兵打仗不力，但扰民肆虐。“胜保营中，散漫无纪。兵勇在外掠人财物，淫人妇女，无所不至。甚或执持器械，结党骑马，白昼闯入庄村，纷纷攘夺，远近二、三十里，无得幸免”(《毛鸿宾奏参胜保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页217。)。善禄与胜保合扎一营，“其兵以抢掠为事，所获民间衣服、牲畜、玩物、器具之类，即在营盘堆如山积，公然售卖。胜保知之，并不查禁。甚至偏袒营兵，“洗民村庄”，当时在胜保营中的张集馨说：“确有其事。吉林马兵，纵兵食民麦，又入村滋扰，村民将兵捆缚拷打。民以食为天，营马食麦，各营皆然，军不恤民，主将不能无咎，即僧营亦复如此。其懦者，隐忍不敢与校；其强者，虽欲校而不相敌。今入村肆虐，而兵数不多，是以民志得逞”。兵诬为“贼庄”，胜保竞派“马队三百名前往剿洗。村民闻兵至逃避，但将房屋焚毁，衣物抄掳”(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8。)。所以“胜保营盘，总不肃清，甚或喧闹嚣呶，如入五都之市。其交易银钱，售卖饭食者，尚属日用之所需；其他茶坊、酒肆、赌局、烟馆无所不有”(《毛鸿宾奏参胜保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页215。)。琦善之侄恭钰，此时在胜保营中，“借带勇为名，无非为侵渔之计，随营至人村庄，掳掠甚于盗贼”；“与所带勇争娼，因探地道，遂为勇所毙，而胜帅以阵亡入告给叙(记叙功劳，给予抚恤)，冒滥极矣”(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42。按恭钰“阵亡”反议恤，见《剿平匪方略》，卷96，页24、27，咸丰四年六月初十日胜保奏及上谕。)。号称山东“奋勇智谋之士”的济宁知州黄良楷，“带单县勇数百人，极不安顿，奸淫抢掠，无所不为。黄良楷出队时，饭担“茶炉跟随伺候”。一次“贼见其在帐饮啖，突然驰出，黄良楷并勇狂奔。贼焚其帐房，将顶帽取去钉于城上以辱之。带兵官毫无纪律，损国家威重，殊可叹也(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7。)，如此纪律败坏的腐烂军队，其战斗力是有限的。高唐城内太平军人数不多，但赁这样的军队强攻破城还是很难的。
胜保也想了不少办法，张集馨有比校全面的记述：
有献筑濠围贼策者，胜帅即令雇夫距城墙三五里外挖沟，所费不赀，委员又从而侵渔，难收实效。有献地道策者，胜帅即令雇夫于二三里外疏挖地道，屈曲而进，然工程浩大，非旦夕所能得用。又有献铸大炮策者，胜帅即令各员捐铁铸造，委员遂以百斤为千斤，戈什哈又将三五十里村民釜甑概行撞碎，车运至营，民间骚扰不堪。及铸成巨炮，约壹万七八千斤，从炮厂拉至炮营，相距五里，挽运者几及千人，又加健牛四十头，三日始能运到，及点放时，击碎城砖数块，而于城无大损伤。又于附近城墙处筑高炮台，安置神威、五城、永固等炮，昼夜轰击，并不得手。又有献筑高台，比城尤高，可以俯瞰城中，见贼而击者，筑工几半，或谓无盖，因而中止。又有献造高木挡牌者，胜帅即令如式制造，其牌高十丈，宽三丈，下有车轮，数十人推挽而进，及到离城二三里，贼枪炮已能及之，挽者潜奔，抡炮透入牌内，推者亦不坚立。撤队后，因质重难以拉回，遂置空野中，贼亦不取。(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2。)
所谓“高木挡牌”，在胜保的奏报中叫“吕公车”，吹嘘“此间地势，当可得用”；又说“已成四架，即拟进攻”；结果“两次推近城边”而“车轮陷入淤泥，不能推运”(《剿平粤匪方略》，卷95，页10；卷96，页24；卷100，页1。胜保奏，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初十日、七月二十一日到京。)。此事前已奏报上去了，而离城二三里即抛置空野中去是不便“上奏”的，所以才说是已“推近城边”。
“吕公车”不顶用，又要铸大炮。胜保奏称：“办生铁，招募炉匠，拟铸一万五六千斤大炮，以便轰城，志在必破”(《剿平粤匪方略》，卷100，页3，胜保奏，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二日(1854年8月15日)到京。)。四十多天以后，胜保又奏称：“新造一万五千斤大炮业已造成，即饬各员弁督率夫役挽运炮车”；“现将大炮运至城东北面，距城二百步远近，相度地势，安设开放。惟城垣坚厚，一时未遽轰破”(《剿平粤匪方略》，卷104，页11，胜保奏，咸丰四年八月初五日(1854年9月26日)到京。)。这也就是张集馨说的：仅“击碎城砖数块，而于城无大损伤”。一百年后，城墙拆没了，而此炮一直弃置在那里移不动，炮身已埋入土中。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拟将此炮砸碎炼钢，仅在炮口砸开一点，砸不动，遂作罢。迄今已过去140年，可以说，这也算是一件历史文物了。
胜保唯一的一次几乎破城的进攻，是用火药轰开城墙数丈，但没有攻进去。张集馨也有记述：
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选奋勇兵勇，头顶木桌，身带火药数斤，挨至城下，共挖一窟，将火药安放其中，约二三千斤，传令城摧后各营贾勇而登。药燃而城摧数丈，兵勇直上，冀可得手。乃贼于豁口处埋伏多贼，用矛横刺，炮石如雨，不转瞬间，而城缺处已树木栅，不能进逼。兵勇将弁受伤者七百余人，至申正撤队归营。是役也，机会可惜，而胜帅亦智尽能索矣。当火药初著时，城墙崩塌，忽起大风一阵，向兵勇之面扑来，不能张目，及风定，而贼已准备。(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记》，页152—153。)
胜保奏报此事，谓“开挖地穴透入城根”，装满火药，“轰开五丈有余”，因忽起逆风，未能攻入(《剿平粤匪方略》，卷106，页41—42，胜保奏，咸丰四年九月初十日到京。)。更主要的当是太平军先已在清兵挖穴装药之处作好准备，“埋伏多贼”，所以能够及时堵住。
清兵这次之能轰开城墙关键在于能越过护城濠到城下挖穴装药。用大小炮轰城无效，而在“炮台以前加筑马道，以便乘机填濠入城”(《剿平粤匪方略》，卷105，页27，胜保奏，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京。)。太平军也出来反击，平毁马道。清方又用炮火掩护，“加高马道”，“兵勇由东北角越濠而进。已上城四五十人”太平军“用 火弹掷出，又将东北角连环攒打”，使得清兵“受伤甚多，势难扑进”(《剿平粤匪方略》，卷106，页41，胜保奏，咸丰四年九月初十日到京。)，这才督令兵勇“头顶木桌”，进至城根挖穴装药，轰塌城墙。
守高唐的太平军，真可谓之百战精锐，除去忠诚与勇敢之外，他们富有攻守作战经验，遇到危急情况，决不慌张，沉着应战。这是他们守住高唐的又一条件。
这个城墙豁口，以后也未完全修复。抗日战争时期，城里有汉奸政府和日寇驻军，1937年1月10日夜，陈赓将军指挥八路军袭击高唐城内敌伪，即由此处出入。城墙已于解放后拆去，而“东北豁子”这个地名尚留在人们的口头上。
太平军“自城垣轰塌后，守护愈力，日夜伏在城外地洞濠沟之中”，“并于濠内用木板树枝层层遮护，藏身于中”，这样严防清兵再至城下挖穴轰城。胜保奏报：“我兵拥至城下，辄中其计”(《剿平粤匪方略》，卷107，页26，胜保奏，咸丰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京。)。
胜保又改取从远处暗挖地道接近城根的办法，“距城远者一百数十丈，近者八九十丈”(《剿平粤匪方略》，卷113，页1，胜保奏，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京。)。东南面“挖至七十余丈，忽遇沙水，难望有成”。西南面“赶挖亦已六七十丈，尚无阻碍，但距城较远，见功稍迟”。北面“兴工以来，颇觉顺利”，“乃因开挖深远，气亦渐闭，灯火不燃，夫役间有闷绝在内者”(《剿平粤匪方略》，卷114，页13—14，胜保奏，咸丰四年十二月初六到京。)。又过了一个来月，才“挖至一百三十余丈，往返纡折，以致衍期。现在设法测量，地道距城约仅十丈上下，事已垂成”(《剿平粤匪方略》，卷117，页3，胜保奏，咸丰五年下月初六日到京。)。然而胜保希望此举“垂成”之际，他却遭到失败。
还是看张集馨的记述。他因骑马摔伤腰腿，请假赴济南养伤，住了80多天，咸丰五年正月十六日(1855年3月4日)回到高唐军营，即听人说：“贼有三濠，其深无比，我所挖地道，数月来尚未能过贼濠，安能及城用地雷轰摧耶？”而三天以后却轰了自已。张集馨说：
十九日(7日)更鼓时，淡月昏黄，忽闻崩塌一声，黑烟四起，兵勇走报曰：“地道自焚，轰毙弁兵夫役无数，胜帅亦被伤。”
到营见胜帅，只手指受微伤耳，不便问其败挫情形。通营各员，行止失措。次早打听，始知地道尚未过濠，遂用火药二万斤，以巨篓分载运入，又用棉布缝为药信长袋数百尺，外裹油纸，派定守备带领夫役运入窟中，逐节安放。人数既多，贼早知觉。贼知其无成，是以静待，城中寂无声音，但见女儿墙上人影憧憧。夫役弁兵因地道深黑崎岖，各携手灯蛇行匍匐，不料地风忽起，将灯吹灭，夫役倾跌，灯媒碰至药筐，一时并著，数十百人登时灰烬。在洞口者，如定守备诸人，形如黑炭，遍地流水，转瞬亦死。是役也，不但州城无恙，贼濠固无损也，贼在城上大肆宣笑，锣鼓并作。
当火起时，贼开城而出，乘势扑杀，兵士委员，各逃生路。崇地山(崇厚，字地山，前以候知府发往独胜保营中充当翼长，此时亦随至高唐。)所骑黑骡，竟为前后人挤起，足不及地，骡虽忿怒，而蹄不能逞，半空落下药篓，形如红雨，正打崇地山坐骑尾上，若前一二尺，地山齑粉矣。践踏烧死者，又数百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6—159。)。
这是胜保在高唐最后一次失败。也就在这一天，连镇太平军失败，林凤祥被擒。胜保的这次自我大爆炸，显未给北伐的太平军带来最后的转机，僧格林沁两天以后，即3月9日(正月二十一日)，从连镇南下，11日(二十三日)到达高唐，即传旨将胜保拿问解京治罪。胜保为人骄矜，纵兵虐民，自作威福，盛气凌人，多次招人参奏。给事中毛鸿宾回济南家乡办团练，对胜保在山东的行为尤为不满，他的参虞，前已引过几个片断。兹再抄引参他骚扰百姓的一段！
胜保自到高唐以来，所差官弁兵勇，执持令箭护照者，相属于道，需索供亿，几于日不暇给。又因修炮台，挑土墙。檄令各州县拨派民夫，每县约四五百名不等。该州县朝夕比勒，或以重价。百方鸠集，如数 解起大营。比解到后，守侯一二日之久，无人收管，民夫等有潜逃者，则又以解不如数，严扎切责，檄令命重行解补。其他如解粮饷，解军装，解火药，车马络绎，疲于奔命。而此项车马到营之后，往往横被兵勇扣留，非饱其欲，不能放还，亦或有已经放行，而又中途截回者。官民交困，苦累难堪(《毛鸿宾奏参胜保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页213。)。
其实这是清方官兵的通病，不独胜保所部为然，僧格林沁所部何尝不也是如此。清朝皇帝之所以下令拿问胜保，主要是因为他被几百名太平军牵制在高唐城下九个半月，劳师糜饷，日久无功。如果他在最后能像连镇那样，打开高唐，全歼李开芳部太平军，那么虽有纵兵虐民参款，皇上也就不会追究了。无如他终于不能克城制胜，他被李开芳打败了。这次押解到北京，交刑部治罪，发到新疆去了(第二年下半年才放他回来)。
李开芳坚守高唐，等待林凤祥突围南来，一起南归，决不单独撤走。林凤祥终于没有等来，这不是李开芳的过错。僧格林沁来到高唐，使李开芳知道连镇已失败，再守在高唐已无意义，该考虑出走了。
僧格林沁奏报“高唐贼势”说：“臣周历城垣，虽不甚大，而修筑未久，甚为完固。周围濠沟三道，亦均宽至数丈。该逆占踞十月之久，布置均极严密。若竟轻易进攻，不恃该逆围濠过宽，未能直薄城下；即设法填濠逼近，该逆凭高击下，我兵徒致损伤，仍难克捷。且李开芳狡诈异常，数月以来，深恃人少粮多，负固自守”(《剿平粤匪方略》，卷119，页2，僧格林沁奏，咸丰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京。)。他也不得不承认李开芳部署周严，不能强攻。所以他认为“必须诱其全股出巢，再行痛剿”。他看出太平军“逐夜出巢探路”，是“冀图逃窜”，他于“正月二十九日(3月7日)夜间，密令南面站墙官兵分开队伍，停止更筹，故作疏防之势”(《剿平粤匪方略》，卷120，页10—11，僧格林沁奏，咸丰五年二月初六日到京。)，以诱太平军出城南走。前在上年7月间胜保也这样作过，“南门外迤东迤西，并无一兵一勇，胜帅之意，在任其南窜，再行追剿，较为得手”(《王梦龄致瑛信》，咸丰四年七月初十日。原信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7册。)。但那时李开芳无意南走。而此时即使僧格林沁不“诱”太平军出走，李开芳也决定出走。不过他不从清军“故作疏防之势”的南面突围，他也要选择出敌不意的方向，他是从东面突出去的，曾和围城清兵交手，“杀营兵百余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9。)。太平军这时大约还有五百人，出高唐城策马疾驰，先到迈官屯，由此向南，于1855年3月18日拂晓进入茌平县的冯官屯。
李开芳守高唐，他是盼望林凤祥从连镇突围南来，一道回归。他虽然只有630个人，要对付胜保所部上万人的围攻，他要坚守，长达九个半月，他守住了。到僧格林沁来到高唐，知道连镇太平军已经败没，不再等了，他要走了，他也就走出了高唐。可以说，李开芳守高唐，从头到尾是成功的，奇迹般的成功。
李开芳此时只是想向南逃走，渡过黄河(那时黄河在苏北入海)，进入安徽，就可能归队了。无如此时人数太少，已摆脱不了清兵的追赶。高唐冲出来了，但僧格林沁督兵跟踪追至将冯官屯围住，又修起围墙，从聊城引来运河水，戽水倒灌，即人们所说的水淹冯官屯。李开芳在已不能突围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了两个半月。最后全军覆没，英勇牺牲。
林凤祥、李开芳从天京(南京)出发时，奉到洪秀全、杨秀清的指示是，北京是北伐的目标，但要先到天津扎住，报回天京，等候再发兵来。他们一路迂回前进，百折不挠，辗转寻路进抵天津，在天津附近的独流、静海屯扎。可以说是忠实执行指示，坚决完成了任务的。兵力也由出发时的二万人增至四万人。但在独流、静海屯扎了三个多月，迟迟不见天京再发兵来。却已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白白让给清方三个多月的时间，使清方得以调集兵力，布置防务。到翌年(1854年)初南撤至阜城，迎接援军，而援军来到临清又败了回去未能会师。此后之移军连镇，分军奔高唐，都是为了迎接缓军。援军没有迎到，却一再被围，以致最后全军覆没。林凤祥、李开芳一直是在出发时奉到的指示规定的范围以内行事的，所以，北伐军失败的责任不在他们身上，至少主要的不能算在他们身上。在战斗中他们是作了最大的努力。李开芳以六百多人的小部队，从高唐到冯官屯，足足苦战一年以上，尤为难得。他们不愧为太平天国前期的杰出将领，和他们一起战斗直至牺牲的士兵，都不愧为太平天国前期的忠勇战士。
义和拳在高唐
高唐县离休干部 邵金铭
〈一〉
甲午战争以后，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又强修胶济铁路，我国北方特别是山东人民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威胁最为严重。而满清政府为交出大量赔款，又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盘剥，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洋货进口日益增加，严重影响了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农民更是直接受害者；加之外国的传教士在各地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使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列强结下深刻的仇恨。因此，义和拳运动在山东的发生和兴起，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高唐、茌平一带发生特大水灾，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农民纷纷加入义和拳，喊出了“杀洋人，灭洋教”的口号。因此，高唐成为义和拳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中国义和拳运动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原茌平县的地形很奇特，在高唐和禹城县之间向北伸出一条东西宽十二华里，南北长四十多华里的狭长地区。这个地区一九五六年划归高唐县，就是现在高唐县的琉璃寺、张大屯两个乡和杨官屯乡徒骇河以东的部分。由于地理上的关系，这里的人民自古以来，就和高唐东南部的人民来往极为密切。
就在这一片土地上，于清光绪二十三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97年—1900年)间兴起和爆发了义和拳运动，并在这个运动中出现了王立言、徐福、董延邦、于清水、王汝言等著名领袖人物。
从神拳到义和拳
神拳，原是鲁西地区农民自发的练武组织，用以健身和自卫。拳场的拳师在教农民练武时，则借“神仙”附体后进行传授，因此称“神拳”。原高唐、茌平一带的拳场内多供奉“关夫子”和二郎神杨戬。拳民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弟兄，因为全都是“神仙”的弟子，所以没有师徒之分。能有“神仙”附体的称谓“师兄”，而权威最大的就是大师兄。
神拳的组织，在光绪二十三年以前，高唐、茌平一带的许多村庄就已经有了，不过神拳拳场的大发展则是光绪二十三年的事。这一年王莫庄的王立言到长清“访友”回乡以后，就在王莫庄，自称“大师兄”，在周围村庄到处发展神拳组织，经过一年的发展，在茌平的北部和高唐的东南部建立起拳场三十多处，其中较有名气的有郝庄大师兄为于清水；高唐王屯村(即今前屯村)，大师兄为王汝言，以及琉璃寺、徐庙、后杨庄、小林庄等村，也规模较大人数较多。与此同时在光绪二十三年并逐步向徒骇河以西发展，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是年大赵庄、刘花园两村已经有了拳场。
王立言带人到处建立拳场发展“拳友”，每到一村发展拳场完毕后，全体拳民就齐呼“先学梅花拳，后练金钟罩；先杀洋鬼子，后灭天主教”，因此，这个口号在当地喊得很响，说明这是最初拳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经过这一年的活动，王立言已成为茌平、高唐一带神拳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光绪二十三年神拳组织在茌平、高唐一带的大发展，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根据我们调查的资料认为：其一，这一年前张庄天主教堂来了一个意大利籍的神甫，在王莫庄、琉璃寺一带发展教徒，共涉及7个村，此时已发展教徒300人(详见后文)，这无疑引起了神拳组织的极大不安和愤慨，因此只有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与之对抗，故而神拳组织的大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同时这一地区处在茌平、高唐、禹城之间的边缘地区，是封建统治势力的薄弱环节，地理上对神拳发展也十分有利。其二，王立言去长清“访友”回乡，对神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他开阔了眼界，思想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是神拳组织发展的内因，于是伴随着神拳的发展，“先杀洋鬼子，后灭天主教”作为当时的口号提了出来。我们在调查中更进一步证实了神拳大发展始于光绪二十三年这一史实，从提供资料的人员看，有当时的拳民王立台、赵金銮、阎桂湘等，他们都是亲自经历者，有王立平之子王金华也是亲见者；王汝言之继子王炳怀是直闻者。1990年春复核材料时，又访了王立台之子王金生，他也证实了上述史实。尤其周化南先生在光绪二十四年冬和光绪二十五年曾两次见到董延邦，一次见到王立言，并同王、董二人进行过交谈。
至于什么时候改称“义和拳”据我们多次调查认为，这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以后的事了。
义和拳的摇篮——琉璃寺
琉璃寺是高唐县城东南方向四十华里处的一个村庄，原属茌平县，即高唐县今琉璃寺乡政府所在地。这个村庄的村东有座大寺，全部建筑都是一色的绿琉璃瓦，远近群众都称其为“琉璃寺”，久而久之连村名也成为琉璃寺了。这座寺建于何年，已不可考证，不过根据《高唐地名志》记载，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该村就已经叫琉璃寺了。
说到琉璃寺和义和拳的关系，首先应从徐福开始。徐福原是三里堂寺中的和尚，他的身世，我们多次调查没有获得可靠的材料，只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从小在三里堂寺中出家，法号诚乙，他的师傅光鉴法师。徐福还有一个师弟，是琉璃寺乡焦庄人，名叫严文×，后来改名徐文；后来徐福又收过一名姓范的徒弟，是琉璃寺乡小范庄人，当地人不知道他的姓名，都叫他本庄和尚。
光鉴和尚是早年受戒的高僧，为人忠厚慈善。徐福少年出家，粗通文字，武功较好，他的年龄和王立言相差不多。光绪二十三年神拳大发展以前，他和其师弟严文×就与王立言相交颇深。后来因他“不守本份”，屡犯佛规，被光鉴从寺中逐出，乃移居琉璃寺。不久，他的师弟也逃到琉璃寺并改名徐文。从此以后他们和王立言经常在一起，王立言在附近村庄发展拳民，徐福从中起了极大的协助作用。同时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附近村庄有不少青年，到寺中学武，成了徐福的俗家弟子(即光学武，不当和尚)。从此，王莫庄和琉璃寺成为茌平、高唐一带神拳活动的中心。
清光绪二十三年，离琉璃寺村仅有一里路的前张庄(现俗称洋楼张庄)，从禹城的御桥韩庄来了一个德国籍的神甫，在这一带进行传教。当时这一带共有7个村有天主教徒，即前张庄、小屯、琉璃寺、王莫庄、许楼、毛庄、王屯，教徒共300人，而前张庄一个村就占230人。虽然张庄不是“铎区”，也没有专职神甫(进行教务活动时，神甫从御桥韩庄临时来)，而实际上前张庄已成为这一带教民活动的中心。平时天主教徒中的有些人依靠洋人的势力横行乡里，这不仅引起了民愤，特别在拳民们的眼里且被视之为“邪教”。同时，由于拳民们整天高喊“先杀洋鬼子，后灭天主教”，双方结下了不解之仇，并不断发生小的冲突。这一德国神甫来后，在上述各村庄发展教徒，特别在王莫庄已发展教徒20人，在琉璃寺发展5人(详见高唐县宗教委员会编写的《高唐县天主教志》)并在神拳所在村大量发展教徒，更激起了王立言和徐福的极大愤怒。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三日，琉璃寺赶大会。在王立言和徐福的策划下，琉璃寺和王莫庄的拳民们在琉璃寺大寺前的广场上，摆下“以拳会友”的拳场，将附近的拳场的拳民集合了300多人。当时到场的有王立言、徐福、于清水、王汝言等拳民首领。拳场上搭有彩门，门口横幅写着“以拳会友”，对联的上联写着“少林拳拳讲义和逐邪恶”；下联写“大觉寺寺内传法渡众生”。在这次“以拳会友”的大会上，有不少拳民进行拳术和器械的表演。这次大联合的行动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提出了拳讲“义和”，号召拳民们团结起来；另一方面把关键的目标统一到“杀洋人，灭洋教”方面，我们认为这就是由神拳到义和拳的开始。此后，“反清灭洋”的口号也随之而提出。
义和拳的创始人之一——大师兄王立言
王立言是现在高唐县琉璃寺乡王莫庄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的祖父王江，父亲王友亭都是贫苦农民，到他父亲王友亭中年以后，家境逐渐走向小康。王立言青少年时代读过一些书，从他祖父王江到他的父亲辈都会武功，所以王立言少年时代既读书也习武。他有个弟弟叫王立平，他叔家有个弟弟叫王立台，后来都和他一起闹神拳。成年之后娶徐庙徐氏为妻，生两个儿子：长子王金奎，次子王金龄。后来又与本村李氏之女相爱而同居(按旧社会的我俗论系非正式婚姻)，生两个女儿，后来长女配于祝庄张吉川，次女配于前关庄刘殿举，其妻徐氏和李氏同在一起生活。以上是王立言的身世情况。
王立言能文能武，性格内向，足智多谋，待人和气，平易可亲。成年自立之后，由于家庭人口较多，除务农之外，也卖过洋布、碎货(小百货)，家庭生活还比较富裕。他青少年时代学过武功，但武技并不高，在他十七岁那年曾到长清县投一位名拳师“学艺”两年，练成一身好拳脚，并善使一对双拐，成为周围神拳场中的有名拳师。后来在光绪二十二年时，他又一次去长清县“访友”，结识了很多朋友。第二年回乡，之后，才在王莫庄发展神拳组织，这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光绪二十四年3月琉璃寺大联合以后，义和拳仍然是“即学拳、也学法”。他们一方面宣传“拳讲义和”，主张拳民们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杀洋人、灭洋教”；另一方面又宣传学“法”，讲“法凭正气”。“法”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仅知道闹神拳时借“神仙”附体授武功，而打仗前拳民都“喝符”(好把符画在黄裱纸上，烧成灰和水而喝)，说可以“神法护体”枪刀不入。这“法凭正气”是光绪二十四年后提出的，后来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暴动以后据当时的拳民说就已经在喝符了。我们认为这“法凭正气”即是提倡中国人民要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正气”，这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拳讲义和”和“法凭正气”的提出，都是王立言的贡献。
义和拳的重要首领董延邦
董延邦是现在高唐县姜店乡大董庄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本姓孙，乳名孙二，在大董庄独门独户。父亲早亡，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只有二亩半地和三间土房，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母子二人受尽煎熬，度过艰苦的童年。15岁那年给邻村范庄周家扛小活(即周化南先生家)，当时周家是书香门弟，比较开明，对待雇工也极宽厚。他到周家后才起了个名字孙延邦。
孙延邦16岁那年已经是高个彪壮的小伙子了。他性格倔强，不爱说话，遇事沉思不语，但手很巧，什么杂活都会干。扛小活的主要活路是挑水喂猪之类的杂活，这年的秋初，周家的老掌柜走到猪栏去看孙延邦喂猪，当时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这猪八月十五能吃上肉吧！”孙延邦心眼挺多，一听就知道他没有把猪喂好。此后，便到马棚里偷来煮熟的黑豆给猪吃。喂马是大伙计的责任，大伙计发现孙二偷马料，便痛打了他一顿，从此孙延邦便离开了周家。
第二年孙延邦跟着本村一个姓崔的铁匠师傅学打铁，因为孙延邦心灵手巧，加上力气又大，很快成了崔铁匠的得力助手。经过5年的学习和锻炼，走乡串村，孙延邦不仅学就了精湛的手艺而且社会知识也丰富起来了。孙延邦20岁那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的师傅崔铁匠去世，此时他的手艺已非常精湛，但因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此只好在家中制作些小农具，到集市上去卖，不再走乡串村了，家庭生活也逐渐好转。
光绪二十三年腊月初五(1897年12月28日)，是邻村辛店大集，孙延邦去赶集卖菜刀之类的小家具。辛店村有个恶棍外号唐大头，是天主教徒。在旧社会进了腊月集市上要收“地皮税”的，唐大头平素横行乡里，这一天他非要拿孙延邦两把菜刀顶“地皮税”。开始孙延邦好言相求，说：“家中老母，过年不容易，你要用刀可拿一把去使”。但唐大头非要两把不可，后来由争吵而动手打架，孙延邦将唐大头痛打一顿，并把他的头打破，孙延邦乃舍了摊子逃走。从此以后孙延邦就逃到徒骇河东高唐与茌平交界处，以打铁为生，并从此改名董延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董延邦去琉璃寺赶集，刚摆好摊子，就有一个30多岁的汉子走到摊前看刀，这个汉子细高身材，长得很精神，看了一阵笑着说：“你的刀钢口挺好，会打长刀吧？”董延邦说：“只要有样子什么刀都一样”，“那么下了集再谈，到时我来找你”。村镇的集市一般午后即散，午后这个人果然来了，把董延邦领到寺里，这个中年汉子就是王立言。从此董延邦就在琉璃寺里按炉打刀，给义和拳打制兵器。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从此董延邦就把琉璃寺当成了他的家。
董延邦自从辛店受辱逃亡以后，恨透了“洋教”，因此，不久就和王立言、徐福等人成为知己，并加入了义和拳，跟王立言学武，暴动以后，拳民们都称他“二师兄”。
义和拳的另一首领于清水
于清水是现在高唐县琉璃寺乡郝庄人。对他的身世我们知道的很少，只在郝庄于氏谱碑上查到，他父亲于岭，他叔父名于昆，他叔家有个弟弟名于清涟(引碑“文革”中被砸成两块，垫在村南的桥底下)。于清水是郝庄拳场的大师兄，于清涟是当时的拳民，他兄弟二人都绝后了。但他在当地群众的影响很大，流传着有关他的很多歌谣，如“于清水真英雄，黄马褂子绿斗篷；红缨枪拧三拧，一心要把张庄平”。他领导的拳民大约300多人，火烧前庄教学他是参加者，当地群众中流传着：“骑白马，挂响铃，打张庄，当先锋”的歌谣，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现他的任何活动，便消声匿迹了。后来在高唐南镇集上被捕而遇害，时间和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只是群众中流传有“说能行也不行，南镇集上上绑绳”的歌谣。
制造兵器，武装自己
义和拳制造兵器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当然在这以前，各村的拳民也已经不断打制兵器，但大量打制兵器却是从光绪二十四年开始的。因为董延邦是铁匠出身，他参加义和拳之后，不但自己打制，而且还领导了这一工作，并作出了很大贡献。高唐大董庄崔师傅死后，他的儿子继续以打铁为业，手艺很精湛(现在崔家尚有后代，解放前夕仍以打铁为业)。董延邦在琉璃寺为义和拳制造兵器各村的拳民随之也制造兵器成风，董延邦则帮助他们请工匠筹材料。如王屯村拳场首领王汝言从茌平冯官屯请来名铁匠谭东岭，打制兵器三个月，董延邦则请来他的师兄崔××前来帮助。这一年以琉璃寺和王莫庄为中心，制造了大量兵器，这些兵器以大刀和长矛为主。与此同时，各地的铁匠也有不少自己打制刀枪到琉璃寺附近的集市上去卖的。据当时的拳民王立台回忆说：“闹神拳时徐庙、琉璃寺集上，卖刀枪的成了市”。这无疑为义和拳的暴动作了物质上的准备。
〈二〉
以上说的是高唐境内义和拳暴动以前的情况。暴动以后，王立言仍称大师兄，董延邦为二师兄，徐福称“神师”。他们的拳民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由王立言、董延邦、徐福等领导王莫庄琉璃寺、大董庄附近的300多名拳民骨干组成，这些骨干作战英勇、纪律严明；另一部分是打仗时临时集合起来的周围村的拳民，组织纪律性较差。暴动以后义和拳在高唐境内大的行动有：火烧前张庄教堂；会师城北五里铺；大战董古桥；围困高唐城；迈官屯散金济贫，最后是攻打禹城御桥韩庄教堂。
王立言领导的这支义和拳，开始就打出“反清灭洋”的旗帜，高喊“杀洋人、灭洋教”，从暴动以后的战斗情况看，三次直接对准“洋人洋教”，两次则是直接对清朝官府的。但是，正式暴动以后，他们的活动时间不到一年，在高唐境内即告失败了。
火烧前张庄教堂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十月初，琉璃寺的大寺门口悬起了一面红色的三角旗，中间一个黑色的“拳”字，此外没有其他标志，从此时起周围的拳民就不断在这里集会。也就在这时茌平县衙派了20名骑兵来守卫前张庄教堂。当时的张庄并没有洋楼，也不叫“洋楼张庄”，而叫前张庄，教堂只有五间拐子形的平房，洋楼是“庚子”赔款以后修的，据重修教堂后的碑文记载为“1903年始建，1905年竣工”(此碑“文革”中被毁)。所以，我们认为有关“烧洋楼张庄”的记述都是不准确的，甚至还有“烧洋楼”的说法，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洋楼可烧。
烧前张庄教堂是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这以前的几天，一名德国的神甫住在前张庄，十二日晚上，王立言、董延邦等商定第二天凌晨专攻前张庄，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当夜神甫逃走了。十三日早晨，拳民在王立言、董延邦、于清水、王汝言等人率领下包围了前张庄(徐福留在琉璃寺没去)，当时参加的拳民有400多人，在村西和官兵马队及教民发生激战，不久官兵和教民被打跑，义和拳攻进村，放火烧了教堂。在这次战斗中前张庄只死了两人，一个是天主教徒，当时前张庄天主教会会长张兆平之妻；另一名是高唐李官屯前小孙庄的老年妇女，是前张庄张金旺的外祖母，住亲戚的。她本不是天主教徒，当时拳民捉住她后问她：“你在教吧？”但她却说：“干么！在教还该死吗！”，于是被拳民杀了。
教堂被烧以后，拳民们用教堂房子的砖在前张庄村东西两侧修了两座“关帝庙”，义和拳失败以后，两座小庙又被教民拆除了。1905年教堂重建修起了洋楼，之后把张兆平之妻的尸体移入教堂院内，并立了碑。碑上刻的是“张兆平之妻玛大勒纳”(此碑“文革”中被毁)，玛大勒纳是张兆平之妻的“圣名”。
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去杀那个“洋鬼子”神甫，可惜他事先逃跑了，会长张兆平战败随官兵逃走，所以才捉住他的妻子杀了。其他教民都未遭杀害也未焚烧民房，可见当时义和拳并不任意烧杀，据调查这次行动中义和拳获得财物不少，但说法不一，有的说“用小车推”，有的说“用大车拉”，这些财物是教堂的，还是教民的，谁也说不清楚。总之，这次行动在高唐、茌平一带的影响是极大的。
会师城北五里铺
高唐城北五里铺，也是天主教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拳暴动时，该村有教民60人，也有教堂。王立言等火烧前张庄教堂之后，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6日)同董延邦一起率领四百多名拳民向高唐城北五里铺进发，与高唐城北的义和拳首领李泽会合。据当时目睹者说这次行动声势很大，义和拳有20多匹马，王立言骑白马，穿月白色短软靠，大红斗蓬，董延邦骑红马，也穿大红斗蓬。义和拳的队伍穿村过镇浩浩荡荡从高唐东关经过，吓得官兵关了城门。在高唐城北五里铺和李泽会合后，义和拳的拳民达到600多人。李泽是今梁村镇李化梓庄人，他的身世我们不清楚，当时他有五十多岁，会武功，在高唐城北很有号召力。10月24日两股义和拳会师后放火烧了教堂。当时这里的教堂也只有三间平房，洋楼也是后来修的。教民闻知两股义和拳会师，早已跑光，所以没有打仗，也没死人，北五里铺会师以后，王立言等人即按原定计划率众向平原县进发。
这次行动对高唐的震动很大，义和拳的队伍由南向北穿过大半个州，沿途观看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村的青年自愿投入拳民的行列。
大战董古桥
王立言、董延邦所领导的义和拳在离高唐州城仅5里的地方与李泽会师，并放火烧了教堂，使知州李恩祥既惊慌又恼怒。当时高唐有个姓陈的把总，据说会点武功，他向李恩祥自报奋勇，要领兵向北追赶义和拳，其实这时义和拳的队伍已经过去两天了。他的主要目的是借此下乡去发财。陈把总带领40多名官兵(有10多匹马)，出城就抢，动不动就指人为“拳匪”，讹诈财物。他有意避开大道(由高唐通平原的大官道)，从西路北上一直抢掠到董古桥。
王立言、董延邦、李泽等人率众去平原，不知为什么，到恩县的腰站以后，又原路返回，旧历十月十八日(11月30日)返回梁村，拳勇们正在休息，闻知有官兵在董古桥抢掠，王立言非常生气，于是率众驰往，在董古桥以东遭遇，双方展开激战。义和拳人多势盛，官兵大败而逃，当场死伤10多人。陈把总被王立言用双拐打断右臂而遭活捉，当场被拳民砍下脑袋，其余的人义和拳也没追赶，放他们逃回州城。
董古桥大败官兵，义和拳声威大振。由两人用竹筐抬着陈把总的人头，一路向南直奔高唐城。
围困高唐城
董古桥官兵大败，陈把总被杀，高唐知州李恩祥吓破了胆。十月二十九日(12月1日)义和拳到达高唐城时，早已三门紧闭(高唐城只有东、西、南三门)，因此只好将城围住，这一天适逢高唐大集，赶集的人进不了城，在各关看热闹的很多。当时王立言、董延邦、李泽等人住在南关，第二天上午由王立言出面喊话：“叫你们知州到城上答话！”，知州李恩祥果然到了南城楼。他向王立言说“众好汉意欲何为？”，王立言说“我们要杀洋人、灭洋教、杀脏官！”，吓得李恩祥连声说“下官不敢与闻！不敢与闻！我是说要本人做些什么？”。当时王立言提出要他答复四个条件，可以不攻城：一是要三百斤猪肉，一千斤馒头犒赏众拳友；二是交出全部库银；三是要他三拜九叩“拳”字大旗；四是交出官印。李恩祥闻言吓得浑身发抖，他说“前两条好办，后两条实在不敢从命，这无异于要下官的人头！”。这时城下的拳民们高举刀枪，大喊大叫着要攻城，处于无奈的李恩祥答应了前三条，只是官印无论如何也不交，义和拳最终默许了。于是先交库银，据目睹者说有银子，也有铜钱，都是用抬筐从城上坠下来的，共有十五、六筐，这当然不会是库银的全部。午时，李恩祥在南城楼设香案拜旗，拜完旗之后李恩祥说“请众好汉给下官个方便，把陈总的人头赏给，好对他的家人有个交待”。王立言说“把它奉送给你吧！”于是将人头扔进筐里提上了城。午后城上又坠下猪肉和馒头。以上事实是家住南门里的姚伯芳先生亲眼所见。
这次围困高唐城，是义和拳在高唐境内活动的最高峰。之后义和拳却散去了大部分，李泽领着城北的拳民仍回城北，义和拳的主要骨干力量仍跟王立言、董延邦回琉璃寺一带活动。由此可见各地的义和拳当时没真正联合起来，也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
王立言、董延邦在返回琉璃寺的途中，由王立言陪同董延邦回家“祭母”，到他母亲的坟上痛哭了一场，随后就去了范庄周家。据周化南先生说，王立言骑白马，董延邦骑红马，其他的人都步行，共40多名拳民住在范庄。王、董二人在周家住了一夜，周化南说：“王立言长得俊秀，也很健谈，董延邦仍沉默寡言。谈到围困高唐城时，王立言很兴奋地说，“虽没有打进城去，也叫这些赃官知道了我们的历害！”。周家很好地招待了他们，并赠给他们200吊铜钱，作为对义和拳的“捐助”。此日上午辛店唐家地主大院派人用两匹骡子送去银子五百两，大概是怕义和拳到他家抢东西，王立言等连钱带骡子全部留下了。但义和拳失败以后，唐家却到州衙告义和拳抢去他家很多财物，并控告范庄周家“通匪”，他哪知道李恩祥最忌讳说高唐大闹“拳匪”，因此勃然大怒说“本州境内一向无拳匪，你简直胡说八道！”，唐家地主当堂被重打一顿，哄了出来。
迈官屯散金济贫
光绪二十五年的十一月初，由王立言和董延邦率领义和拳100多人进驻了高唐城东迈官屯，还有30多匹马，10多匹驮东西的骡子。老百姓对义和拳并不躲避，村里的很多人都到街上观看。他们在这个村住了两天，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散金济贫，向老百姓散了很多钱。一天早晨，义和拳人在大街上喊：“义和拳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穷兄弟们都到街上来！”不过，这散钱的方式很奇特，就是把锔钱装在布袋里，用马驮到村东的大道上，马随跑随把钱撒在地上，任老姓随便抢拾，一时间邻村的老百姓也有不少人赶来拾钱，人山人海非常热闹，采取这样的方式散钱，或者有特殊的想法，有意扩大影响。这次究竟散了多少钱现在已无法知道。第二件是招募人马，方法也很简单，散完钱以后，由董延邦向众人说：“义和拳杀洋人、灭洋教、杀赃官，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愿跟我们去的都可以。”据说在这一带招了100多人，多数是青年，随后王立言等就率众向禹城方向去了。
攻打御桥韩庄教堂
禹城县的御桥韩庄教堂，是当时天主教的“铎区”所在地，有洋楼和高大坚固的围墙。原茌平县的前张庄(即今高唐县的洋楼张庄)的天主教会直接属这里管辖。火烧前张庄教学时，神甫就先跑到这里，所以王立言等义和拳的首领对御桥韩庄教堂的仇恨极深。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中旬，王立言、徐福、董延邦、王汝言等人率领拳民400多人，攻打御桥韩庄教堂。包围教堂以后，义和拳的士气很高，但在接近围墙时，被教堂内的“洋枪”打死打伤20多人，义和拳就溃退下来。第二天王立言、徐福等人在附近林庄弄来10多个条编的大囤，里面装上土垒了起来，徐福登上囤去观察情况，并声称上去“施法术”。不料刚登上去就被墙上的“洋枪”击中，摔下来当场身亡，于是义和拳的队伍大乱，乱糟糟地退下来。黄昏以前东面枪声大作，义和拳哪里知道这是省城派来的骑兵“洋枪队”，义和拳根本没有抵抗能力，遂被击溃而四散逃跑。后来，洋枪队一直追到前张庄(而今洋楼张庄)以东的窑洼地里，双方又进行一场激战，义和拳又死伤20多人。从此这支义和拳队伍彻底瓦解而告失败。
〈三〉
义和拳暴动失败之后，主要首领们都相继被捕或逃亡。王立言自从御桥韩庄战败以后，被官兵追逼，最后没有办法逃回本村王莫庄，藏在王金元家的夹壁墙里，后来被王立言的干儿(不知姓名)告密，于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1900年2月4日)被捕，解往济南斩首。王立言的族人们凑钱(四十亩地钱)只买回了他的人头，葬于村西王氐祖茔之次。他的妻子徐氏在王立言被捕时投井自杀未遂，两个儿子王金奎和王金岭匿藏乡间幸免于难。他弟弟王立平领着两个儿子王金宝和王金华逃往山西，10多年后才返回家乡。现在就只有王立言的曾孙王吉禄和王立平的孙子王学诗在世了。
董延邦自从御桥韩庄战败以后，也逃回家乡，隐藏在他的挚友董恩荣家中。当他闻知王立言被捕以后，痛苦万分，当夜围着他的宅院转了三遍，表现出他难舍“故土”和怀念拳友的痛苦心情。他的挚友董恩荣在天津有家亲戚，于是次日一早由董恩荣带领逃往天津。他的旧宅由董恩荣返乡后，代他卖给本村的洪家，在50年前洪家也绝后了。董延邦到天津后隐姓埋名，后来不知所终。
王屯的王汝言在失败之后，逃往武城，威县一带，以木工手艺谋生。后来娶武城县邴庄邴梧林之女为妻，生二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生活所迫，将次女寄托给威县丁家庄于宝玺为养女，携妻子和长女返乡，(长女配于琉璃寺村蒋学舜)。后来又逃往安徽谋生，至老年方返回故乡，仍从事木工为业，卒于1948年3月。因无子乃以其长兄之子炳怀为继嗣，其孙王守仁尚健在。
四、专篇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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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芳率太平军守高唐——《太平军北代史》之一章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守常
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2年冲出广西，直下武汉。1853年3月攻克南京，定都于此，并东下镇江、扬州。5月，派兵北伐、西征。北伐军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突入清朝京城所在的直隶(今河北省)，进抵天津，屯扎独流、静海；1854年2月自独流、静海南撤迎接援军，3月至阜城。同时，北伐援军从安庆出发，3月末到达临清，距阜城只二百多里了，不想克城之后又复溃败南去。阜城太平军因被包围不得援军消息，至5月初突围移屯连镇，在这里才得知援军到达临清。于是留林凤祥守连镇，李开芳率少数骑兵南下迎接援军，遂来到高唐据守了九个半月。
李开芳在出发以前作了充分准备。先挑选精兵健卒，名曰“先锋”，“能跃一丈宽沟，能抛丈二高火球，能于马道旁并马跑出马道者，即为合式”(陈思伯：《复生录》，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期)，页43。)。选出630人，配以壮马，于1854年5月27日夜半突围南下。李开芳挑选这样一支精悍的快速部队，为的是突围出去，走得脱。其目的是迎接援军，一道北上去接应被围在连镇的太平军大部队。原先并不是打算占据像高唐这样的一座孤城长期坚守的；而就占地据守来说，不足千人的小部队也显得太少了。清方由僧格林沁和胜保率三万人包围连镇，僧在北面，胜在南面。李开芳突围后，清方见太平军大部仍在连镇，所以僧格林沁留下继续包围，只胜保先率马队追来。
李开芳从连镇东面突围，先到宁津县许旺村，折而向南，由吴桥西南、德州东南疾驰而过，再折向西南朝临清方向行进！5月29日上午到达德州正南，打听到援军从临清溃退已完全失败的消息(《山东巡抚崇恩奏报连镇余股穷蹙思窜并咨僧格林沁严防片》，咸丰四年五月初五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4册，页25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面又有追兵，遂循驿路南行，经过恩县(今恩城镇)，在津期店渡过马颊河，下午来到高唐。高唐无北门，东门外往北的大街就叫北关，接驿路。李开芳一路南来，经北关直至东门，进入州城。
太平军的北伐援军到达临清时，高唐一度紧张。援军南撤败没之后，高唐的紧张形势已缓解。知州“魏文翰先期四五日，因经费不给，遣散乡勇”(③《毛鸿宾参胜保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页214，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而北路太平军从远在二百数十里之外的连镇忽然来到这里，是预料未及的，仓卒之间也难作守御部署，又鉴于临清一战城内死人太多，魏文翰遂“有城门不闭，任人逃散之举”(周家齐修、鞠建章纂：《高唐州志》，卷2，页25，《营制》附录《兵革考 》，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城守营游击武殿魁已死于临清，尚有守备纪琳、干总刘万化，以及团绅林其昀、杜维屏分守三门，至此纪刘逃跑，林被杀，魏文翰跑到东门里驿馆北面后花园投井死。李开芳未遇抵抗，随即“占了城池，将各门关闭把守”(《李开芳又供》，见《清代档案史料长编》，第5辑，页166。)。
当晚胜保追至，“于城北十五里外，遽令扎营，逗留数日，并未进攻”(《毛鸿宾奏参胜保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页214。胜保后来辩解，他扎营在五里铺，不是在十五里外，见同书页223，《胜保亲供》；但并不否认逗留数日并未进攻。)。有劝其“急功”者，胜曰：“兵尚未齐，未能大举。然不出半月，逆必授首”(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1。)。但在后来他自己不得不改变说法：“彼时所带马队不能进攻，及至步队调到，而贼之布置已妥”(《胜保等致京城巡防王大臣信》，咸丰四年闰七月二十七日(1854年9月19日)。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页212。)，他又攻不动了。
李开芳于1854年5月29日(天历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阴历咸丰四年五月初三日)到高唐，至1855年3月17日(天历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二月初十日，阴历咸丰五年正月二十九日)突围南走，坚守九个半月。胜保以十多倍于太平军的兵力，竟不能攻下这么一个孤立的蕞尔小城。
山东巡抚崇恩原在德州以北向连镇方面布防，而太平军却从德州以东进入山东，山东是他的该管地面，所以闻讯也赶紧向南追赶。他在路上截获李开芳派回连镇送信的杜有仲，据杜供述：因知北伐援军已在临清失败，所以“令伊改装潜赴连镇”，给林凤祥送信，“不必再等救兵，嘱其即刻回南”(《剿平粤匪方略》，卷92，页34，崇恩奏，咸丰四年五月初七日到京。)。可知李开芳守在高唐，目的是等待和接应林凤祥从连镇南下，一起回南。以后又多次派人去送信，多被清方查获。林凤祥后来也多次设法突围，但突不出来。李开芳至终也未能等见林凤祥突围到来。
高唐州城，听到太平军要来的警信时，州官不闭门，“任人逃走”，城中人遂大都出城。营官及兵勇，害怕太平军来了杀“妖”，率先跑了。有钱者惜命，自然要走。一般居民，害怕打仗殃及自身，或者盲目地对太平军抱有恐惧心理，遂也出走。但贫民却有不走的，他们本来一贫如洗，不怕丢失什么，而趁有钱人家的出走，却可取其遗留下的财物以解决眼前的饥困。太平军一来，他们立即成为合作者。此即胜保说的：“城中未逃百姓，尽为裹胁”(《胜保等致京城巡防王大臣信》，咸丰四年间七月二十日。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页212。)，“其裹胁百姓约六七百人”。城外开挖濠沟三道，原有一道，新挖两道，深宽逾丈，周长十里，太平军战士自然也挖，但主要是靠当地群众完成的(《胜保等奏报近日敌情并遣民人李 昌入城诈降片》，咸丰四年间七月初十日。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5册，页208。)。这些濠沟在防御清军攻城方面是很起了些作用的。
当时在胜保军中随营效力的张集馨有这样的记载：
贼于城外挖深沟三道，于城根开暗门通入濠内，又于第一濠开洞，通至第二濠、第三濠。濠内伏贼匪十余名，官军枪炮皆不能击；兵勇逾沟，贼即用矛上戳，或用小枪轰击，鲜有脱者。城门或启或闭，明明见贼往来，而兵勇不得向前。胜帅虑贼宵遁，每晚派马步兵勇站队，贼伺官军疲乏绕至马队后，抛掷火弹，马队惊逸，每为所戳。步队稍不留意，贼已蛇行至前，猝不及防，便为所刺。数月来，无日兵勇不为所害，至下半月黑夜尤甚，将士皆视为畏途。贼每晚至附近村庄掠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1—152。)。
太平军并不将城门封死，而是在城门外筑木城，内置枪炮，守卫城门，好使城门可随时启闭，以便出入。太平军出城不止是为了袭击清军，也为了到城外乡村去“掠粮”。当地有一口碑流传至今：“‘长毛’傻，买麸子给麦子钱”(作者听张奇才同志讲的，他是高唐东关外一里庄人。)。其实不是傻，而是优价购物，厚待群众。太平军守高唐九个半月，并未发生粮食短缺的困难。一方面因为城内人少，耗粮也少，另一方面，也还因为有来自城外的粮食补给。
除去“掠粮”，还采办配制火药用的硝磺。据胜保奏报：“迭经拿获剃发出城之贼及暗将硝磺接济贼匪之奸民，先后正法，并起获硝磺数十余斤不等”(《胜保等奏报官军连日攻打高唐未能克复情形折》，咸丰四年六月初八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4册，页532。)。有查获的，也就有未查获的，后者或者更多些。太平军守高唐，火药不缺；直到后来守冯官屯，火药仍不缺。只靠从连镇带来的，是很难够用一年的；在高唐继续制造，才会这样供应不缺。这是太平军能够在此坚守的又一个条件。
当时在胜保营中的周士镗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高唐之贼，为数不过千人(皆马队)，然皆稔恶已久积匪滑贼，城内守御之具色色都全，故前此环攻，伤亡甚夥。且每日夜间便出来鬼混，我军彻夜不能撤队”(《周士镗周士键致瑛 信》，咸丰四年六月十二日(1854年7月6日)。原信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114册，第7信。见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页643。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高唐至今尚流传着“胜保买蛤蟆”的口碑(这也是张奇才同志讲的。)，说的是城外濠沟雨季积水，胜保下令四乡大量收买青蛙，放入濠内，入夜蛙鸣如雷,但若一有动静立刻停止,利用蛙的这一习性，妨备太平军逾濠来攻，等于使蛙沿濠放哨报警,这也反映了清军对太平军下城来袭之防不胜防。“各勇夜间枕枪而卧,得信即在战墙内抵御，并不出濠。逆匪非天明亦不回。各营亦不救，有令故也”(《王梦龄致瑛信》，咸丰四年七月初十日(1854年8月3日)。原信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7册，第7信。见《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页646—647。)。可见，一到黑夜，太平军就可以出城下乡活动。在这里和在连镇不同，清军并不能切断太平军和四乡群众的联系。当地还流传着另一个太平军“傻”的口碑：太平军进入人家，问“有人吗”，答以“没有”，便扭头走去(⑥这一口碑流传较广，说者不止一人。)。其实这也不是“傻”，而是太平军守纪律，不扰民。这样，不仅便于从城外买到粮食、硝磺，还会有其他好处，例如了解敌情，“官军声息”可以“尽知之”(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2。)。
以上是太平军在高唐能够守得住的优势所在。
这情况，清朝中央也了解。十月初五日(11月24日)的一份上谕中说：“逆匪在高唐城内，出入自由，并无阻隔，其掳掠米粮，招集党与，为势所必至”(《剿平粤匪方略》，卷108，页7—8。)。不过太平军毕竟人数不多，守在围城之中，只在夜间出城，活动的范围有限，时间不长，而清军营盘扎在四周，可以说四乡仍在清方势力统治之下，“招集党与”，扩大队伍，还是很困难的。
胜保扎营于城东北五里铺。1958年“大跃进”深挖地时，曾挖出一些铁炮。这是胜保扎营于此的遗物(作者听当地群众说的。)。僧格林沁从连镇移军高唐以后，胜保突然拿问解京，营员星散。营中什物没人管了，遂遗留在这里。
高唐城外清军部署是：胜保、善禄(十一月间病故)为一营，兵勇三千余名，在正北；培成、那敷德一营马兵千余名，在城西；贝子德克色楞一营，马队二千余名，在正南；山东巡抚崇恩一营，在正东面，防通省城济南之路；又调来单县、济宁团勇一千余名，总计陆续征调来到高唐的清兵达一万多人(《胜保案供》，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页223。)。“然惟胜、德二营尚乐战，崇则带围棋出队，列队后即在绿阴树下著棋；培则无声无臭”(《周士镗周士键致瑛信》，见《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页643。)，善禄“带兵数干，止作壁上观”(《毛鸿宾奏参胜保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页217。)。
清兵打仗不力，但扰民肆虐。“胜保营中，散漫无纪。兵勇在外掠人财物，淫人妇女，无所不至。甚或执持器械，结党骑马，白昼闯入庄村，纷纷攘夺，远近二、三十里，无得幸免”(《毛鸿宾奏参胜保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页217。)。善禄与胜保合扎一营，“其兵以抢掠为事，所获民间衣服、牲畜、玩物、器具之类，即在营盘堆如山积，公然售卖。胜保知之，并不查禁。甚至偏袒营兵，“洗民村庄”，当时在胜保营中的张集馨说：“确有其事。吉林马兵，纵兵食民麦，又入村滋扰，村民将兵捆缚拷打。民以食为天，营马食麦，各营皆然，军不恤民，主将不能无咎，即僧营亦复如此。其懦者，隐忍不敢与校；其强者，虽欲校而不相敌。今入村肆虐，而兵数不多，是以民志得逞”。兵诬为“贼庄”，胜保竞派“马队三百名前往剿洗。村民闻兵至逃避，但将房屋焚毁，衣物抄掳”(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8。)。所以“胜保营盘，总不肃清，甚或喧闹嚣呶，如入五都之市。其交易银钱，售卖饭食者，尚属日用之所需；其他茶坊、酒肆、赌局、烟馆无所不有”(《毛鸿宾奏参胜保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页215。)。琦善之侄恭钰，此时在胜保营中，“借带勇为名，无非为侵渔之计，随营至人村庄，掳掠甚于盗贼”；“与所带勇争娼，因探地道，遂为勇所毙，而胜帅以阵亡入告给叙(记叙功劳，给予抚恤)，冒滥极矣”(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42。按恭钰“阵亡”反议恤，见《剿平匪方略》，卷96，页24、27，咸丰四年六月初十日胜保奏及上谕。)。号称山东“奋勇智谋之士”的济宁知州黄良楷，“带单县勇数百人，极不安顿，奸淫抢掠，无所不为。黄良楷出队时，饭担“茶炉跟随伺候”。一次“贼见其在帐饮啖，突然驰出，黄良楷并勇狂奔。贼焚其帐房，将顶帽取去钉于城上以辱之。带兵官毫无纪律，损国家威重，殊可叹也(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7。)，如此纪律败坏的腐烂军队，其战斗力是有限的。高唐城内太平军人数不多，但赁这样的军队强攻破城还是很难的。
胜保也想了不少办法，张集馨有比校全面的记述：
有献筑濠围贼策者，胜帅即令雇夫距城墙三五里外挖沟，所费不赀，委员又从而侵渔，难收实效。有献地道策者，胜帅即令雇夫于二三里外疏挖地道，屈曲而进，然工程浩大，非旦夕所能得用。又有献铸大炮策者，胜帅即令各员捐铁铸造，委员遂以百斤为千斤，戈什哈又将三五十里村民釜甑概行撞碎，车运至营，民间骚扰不堪。及铸成巨炮，约壹万七八千斤，从炮厂拉至炮营，相距五里，挽运者几及千人，又加健牛四十头，三日始能运到，及点放时，击碎城砖数块，而于城无大损伤。又于附近城墙处筑高炮台，安置神威、五城、永固等炮，昼夜轰击，并不得手。又有献筑高台，比城尤高，可以俯瞰城中，见贼而击者，筑工几半，或谓无盖，因而中止。又有献造高木挡牌者，胜帅即令如式制造，其牌高十丈，宽三丈，下有车轮，数十人推挽而进，及到离城二三里，贼枪炮已能及之，挽者潜奔，抡炮透入牌内，推者亦不坚立。撤队后，因质重难以拉回，遂置空野中，贼亦不取。(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2。)
所谓“高木挡牌”，在胜保的奏报中叫“吕公车”，吹嘘“此间地势，当可得用”；又说“已成四架，即拟进攻”；结果“两次推近城边”而“车轮陷入淤泥，不能推运”(《剿平粤匪方略》，卷95，页10；卷96，页24；卷100，页1。胜保奏，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六月初十日、七月二十一日到京。)。此事前已奏报上去了，而离城二三里即抛置空野中去是不便“上奏”的，所以才说是已“推近城边”。
“吕公车”不顶用，又要铸大炮。胜保奏称：“办生铁，招募炉匠，拟铸一万五六千斤大炮，以便轰城，志在必破”(《剿平粤匪方略》，卷100，页3，胜保奏，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二日(1854年8月15日)到京。)。四十多天以后，胜保又奏称：“新造一万五千斤大炮业已造成，即饬各员弁督率夫役挽运炮车”；“现将大炮运至城东北面，距城二百步远近，相度地势，安设开放。惟城垣坚厚，一时未遽轰破”(《剿平粤匪方略》，卷104，页11，胜保奏，咸丰四年八月初五日(1854年9月26日)到京。)。这也就是张集馨说的：仅“击碎城砖数块，而于城无大损伤”。一百年后，城墙拆没了，而此炮一直弃置在那里移不动，炮身已埋入土中。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拟将此炮砸碎炼钢，仅在炮口砸开一点，砸不动，遂作罢。迄今已过去140年，可以说，这也算是一件历史文物了。
胜保唯一的一次几乎破城的进攻，是用火药轰开城墙数丈，但没有攻进去。张集馨也有记述：
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选奋勇兵勇，头顶木桌，身带火药数斤，挨至城下，共挖一窟，将火药安放其中，约二三千斤，传令城摧后各营贾勇而登。药燃而城摧数丈，兵勇直上，冀可得手。乃贼于豁口处埋伏多贼，用矛横刺，炮石如雨，不转瞬间，而城缺处已树木栅，不能进逼。兵勇将弁受伤者七百余人，至申正撤队归营。是役也，机会可惜，而胜帅亦智尽能索矣。当火药初著时，城墙崩塌，忽起大风一阵，向兵勇之面扑来，不能张目，及风定，而贼已准备。(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记》，页152—153。)
胜保奏报此事，谓“开挖地穴透入城根”，装满火药，“轰开五丈有余”，因忽起逆风，未能攻入(《剿平粤匪方略》，卷106，页41—42，胜保奏，咸丰四年九月初十日到京。)。更主要的当是太平军先已在清兵挖穴装药之处作好准备，“埋伏多贼”，所以能够及时堵住。
清兵这次之能轰开城墙关键在于能越过护城濠到城下挖穴装药。用大小炮轰城无效，而在“炮台以前加筑马道，以便乘机填濠入城”(《剿平粤匪方略》，卷105，页27，胜保奏，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到京。)。太平军也出来反击，平毁马道。清方又用炮火掩护，“加高马道”，“兵勇由东北角越濠而进。已上城四五十人”太平军“用 火弹掷出，又将东北角连环攒打”，使得清兵“受伤甚多，势难扑进”(《剿平粤匪方略》，卷106，页41，胜保奏，咸丰四年九月初十日到京。)，这才督令兵勇“头顶木桌”，进至城根挖穴装药，轰塌城墙。
守高唐的太平军，真可谓之百战精锐，除去忠诚与勇敢之外，他们富有攻守作战经验，遇到危急情况，决不慌张，沉着应战。这是他们守住高唐的又一条件。
这个城墙豁口，以后也未完全修复。抗日战争时期，城里有汉奸政府和日寇驻军，1937年1月10日夜，陈赓将军指挥八路军袭击高唐城内敌伪，即由此处出入。城墙已于解放后拆去，而“东北豁子”这个地名尚留在人们的口头上。
太平军“自城垣轰塌后，守护愈力，日夜伏在城外地洞濠沟之中”，“并于濠内用木板树枝层层遮护，藏身于中”，这样严防清兵再至城下挖穴轰城。胜保奏报：“我兵拥至城下，辄中其计”(《剿平粤匪方略》，卷107，页26，胜保奏，咸丰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到京。)。
胜保又改取从远处暗挖地道接近城根的办法，“距城远者一百数十丈，近者八九十丈”(《剿平粤匪方略》，卷113，页1，胜保奏，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京。)。东南面“挖至七十余丈，忽遇沙水，难望有成”。西南面“赶挖亦已六七十丈，尚无阻碍，但距城较远，见功稍迟”。北面“兴工以来，颇觉顺利”，“乃因开挖深远，气亦渐闭，灯火不燃，夫役间有闷绝在内者”(《剿平粤匪方略》，卷114，页13—14，胜保奏，咸丰四年十二月初六到京。)。又过了一个来月，才“挖至一百三十余丈，往返纡折，以致衍期。现在设法测量，地道距城约仅十丈上下，事已垂成”(《剿平粤匪方略》，卷117，页3，胜保奏，咸丰五年下月初六日到京。)。然而胜保希望此举“垂成”之际，他却遭到失败。
还是看张集馨的记述。他因骑马摔伤腰腿，请假赴济南养伤，住了80多天，咸丰五年正月十六日(1855年3月4日)回到高唐军营，即听人说：“贼有三濠，其深无比，我所挖地道，数月来尚未能过贼濠，安能及城用地雷轰摧耶？”而三天以后却轰了自已。张集馨说：
十九日(7日)更鼓时，淡月昏黄，忽闻崩塌一声，黑烟四起，兵勇走报曰：“地道自焚，轰毙弁兵夫役无数，胜帅亦被伤。”
到营见胜帅，只手指受微伤耳，不便问其败挫情形。通营各员，行止失措。次早打听，始知地道尚未过濠，遂用火药二万斤，以巨篓分载运入，又用棉布缝为药信长袋数百尺，外裹油纸，派定守备带领夫役运入窟中，逐节安放。人数既多，贼早知觉。贼知其无成，是以静待，城中寂无声音，但见女儿墙上人影憧憧。夫役弁兵因地道深黑崎岖，各携手灯蛇行匍匐，不料地风忽起，将灯吹灭，夫役倾跌，灯媒碰至药筐，一时并著，数十百人登时灰烬。在洞口者，如定守备诸人，形如黑炭，遍地流水，转瞬亦死。是役也，不但州城无恙，贼濠固无损也，贼在城上大肆宣笑，锣鼓并作。
当火起时，贼开城而出，乘势扑杀，兵士委员，各逃生路。崇地山(崇厚，字地山，前以候知府发往独胜保营中充当翼长，此时亦随至高唐。)所骑黑骡，竟为前后人挤起，足不及地，骡虽忿怒，而蹄不能逞，半空落下药篓，形如红雨，正打崇地山坐骑尾上，若前一二尺，地山齑粉矣。践踏烧死者，又数百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6—159。)。
这是胜保在高唐最后一次失败。也就在这一天，连镇太平军失败，林凤祥被擒。胜保的这次自我大爆炸，显未给北伐的太平军带来最后的转机，僧格林沁两天以后，即3月9日(正月二十一日)，从连镇南下，11日(二十三日)到达高唐，即传旨将胜保拿问解京治罪。胜保为人骄矜，纵兵虐民，自作威福，盛气凌人，多次招人参奏。给事中毛鸿宾回济南家乡办团练，对胜保在山东的行为尤为不满，他的参虞，前已引过几个片断。兹再抄引参他骚扰百姓的一段！
胜保自到高唐以来，所差官弁兵勇，执持令箭护照者，相属于道，需索供亿，几于日不暇给。又因修炮台，挑土墙。檄令各州县拨派民夫，每县约四五百名不等。该州县朝夕比勒，或以重价。百方鸠集，如数 解起大营。比解到后，守侯一二日之久，无人收管，民夫等有潜逃者，则又以解不如数，严扎切责，檄令命重行解补。其他如解粮饷，解军装，解火药，车马络绎，疲于奔命。而此项车马到营之后，往往横被兵勇扣留，非饱其欲，不能放还，亦或有已经放行，而又中途截回者。官民交困，苦累难堪(《毛鸿宾奏参胜保折》，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页213。)。
其实这是清方官兵的通病，不独胜保所部为然，僧格林沁所部何尝不也是如此。清朝皇帝之所以下令拿问胜保，主要是因为他被几百名太平军牵制在高唐城下九个半月，劳师糜饷，日久无功。如果他在最后能像连镇那样，打开高唐，全歼李开芳部太平军，那么虽有纵兵虐民参款，皇上也就不会追究了。无如他终于不能克城制胜，他被李开芳打败了。这次押解到北京，交刑部治罪，发到新疆去了(第二年下半年才放他回来)。
李开芳坚守高唐，等待林凤祥突围南来，一起南归，决不单独撤走。林凤祥终于没有等来，这不是李开芳的过错。僧格林沁来到高唐，使李开芳知道连镇已失败，再守在高唐已无意义，该考虑出走了。
僧格林沁奏报“高唐贼势”说：“臣周历城垣，虽不甚大，而修筑未久，甚为完固。周围濠沟三道，亦均宽至数丈。该逆占踞十月之久，布置均极严密。若竟轻易进攻，不恃该逆围濠过宽，未能直薄城下；即设法填濠逼近，该逆凭高击下，我兵徒致损伤，仍难克捷。且李开芳狡诈异常，数月以来，深恃人少粮多，负固自守”(《剿平粤匪方略》，卷119，页2，僧格林沁奏，咸丰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京。)。他也不得不承认李开芳部署周严，不能强攻。所以他认为“必须诱其全股出巢，再行痛剿”。他看出太平军“逐夜出巢探路”，是“冀图逃窜”，他于“正月二十九日(3月7日)夜间，密令南面站墙官兵分开队伍，停止更筹，故作疏防之势”(《剿平粤匪方略》，卷120，页10—11，僧格林沁奏，咸丰五年二月初六日到京。)，以诱太平军出城南走。前在上年7月间胜保也这样作过，“南门外迤东迤西，并无一兵一勇，胜帅之意，在任其南窜，再行追剿，较为得手”(《王梦龄致瑛信》，咸丰四年七月初十日。原信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瑛兰坡藏名人尺牍墨迹》，第77册。)。但那时李开芳无意南走。而此时即使僧格林沁不“诱”太平军出走，李开芳也决定出走。不过他不从清军“故作疏防之势”的南面突围，他也要选择出敌不意的方向，他是从东面突出去的，曾和围城清兵交手，“杀营兵百余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159。)。太平军这时大约还有五百人，出高唐城策马疾驰，先到迈官屯，由此向南，于1855年3月18日拂晓进入茌平县的冯官屯。
李开芳守高唐，他是盼望林凤祥从连镇突围南来，一道回归。他虽然只有630个人，要对付胜保所部上万人的围攻，他要坚守，长达九个半月，他守住了。到僧格林沁来到高唐，知道连镇太平军已经败没，不再等了，他要走了，他也就走出了高唐。可以说，李开芳守高唐，从头到尾是成功的，奇迹般的成功。
李开芳此时只是想向南逃走，渡过黄河(那时黄河在苏北入海)，进入安徽，就可能归队了。无如此时人数太少，已摆脱不了清兵的追赶。高唐冲出来了，但僧格林沁督兵跟踪追至将冯官屯围住，又修起围墙，从聊城引来运河水，戽水倒灌，即人们所说的水淹冯官屯。李开芳在已不能突围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了两个半月。最后全军覆没，英勇牺牲。
林凤祥、李开芳从天京(南京)出发时，奉到洪秀全、杨秀清的指示是，北京是北伐的目标，但要先到天津扎住，报回天京，等候再发兵来。他们一路迂回前进，百折不挠，辗转寻路进抵天津，在天津附近的独流、静海屯扎。可以说是忠实执行指示，坚决完成了任务的。兵力也由出发时的二万人增至四万人。但在独流、静海屯扎了三个多月，迟迟不见天京再发兵来。却已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白白让给清方三个多月的时间，使清方得以调集兵力，布置防务。到翌年(1854年)初南撤至阜城，迎接援军，而援军来到临清又败了回去未能会师。此后之移军连镇，分军奔高唐，都是为了迎接缓军。援军没有迎到，却一再被围，以致最后全军覆没。林凤祥、李开芳一直是在出发时奉到的指示规定的范围以内行事的，所以，北伐军失败的责任不在他们身上，至少主要的不能算在他们身上。在战斗中他们是作了最大的努力。李开芳以六百多人的小部队，从高唐到冯官屯，足足苦战一年以上，尤为难得。他们不愧为太平天国前期的杰出将领，和他们一起战斗直至牺牲的士兵，都不愧为太平天国前期的忠勇战士。
义和拳在高唐
高唐县离休干部 邵金铭
〈一〉
甲午战争以后，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又强修胶济铁路，我国北方特别是山东人民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威胁最为严重。而满清政府为交出大量赔款，又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盘剥，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洋货进口日益增加，严重影响了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农民更是直接受害者；加之外国的传教士在各地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使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列强结下深刻的仇恨。因此，义和拳运动在山东的发生和兴起，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高唐、茌平一带发生特大水灾，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农民纷纷加入义和拳，喊出了“杀洋人，灭洋教”的口号。因此，高唐成为义和拳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中国义和拳运动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原茌平县的地形很奇特，在高唐和禹城县之间向北伸出一条东西宽十二华里，南北长四十多华里的狭长地区。这个地区一九五六年划归高唐县，就是现在高唐县的琉璃寺、张大屯两个乡和杨官屯乡徒骇河以东的部分。由于地理上的关系，这里的人民自古以来，就和高唐东南部的人民来往极为密切。
就在这一片土地上，于清光绪二十三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97年—1900年)间兴起和爆发了义和拳运动，并在这个运动中出现了王立言、徐福、董延邦、于清水、王汝言等著名领袖人物。
从神拳到义和拳
神拳，原是鲁西地区农民自发的练武组织，用以健身和自卫。拳场的拳师在教农民练武时，则借“神仙”附体后进行传授，因此称“神拳”。原高唐、茌平一带的拳场内多供奉“关夫子”和二郎神杨戬。拳民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弟兄，因为全都是“神仙”的弟子，所以没有师徒之分。能有“神仙”附体的称谓“师兄”，而权威最大的就是大师兄。
神拳的组织，在光绪二十三年以前，高唐、茌平一带的许多村庄就已经有了，不过神拳拳场的大发展则是光绪二十三年的事。这一年王莫庄的王立言到长清“访友”回乡以后，就在王莫庄，自称“大师兄”，在周围村庄到处发展神拳组织，经过一年的发展，在茌平的北部和高唐的东南部建立起拳场三十多处，其中较有名气的有郝庄大师兄为于清水；高唐王屯村(即今前屯村)，大师兄为王汝言，以及琉璃寺、徐庙、后杨庄、小林庄等村，也规模较大人数较多。与此同时在光绪二十三年并逐步向徒骇河以西发展，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是年大赵庄、刘花园两村已经有了拳场。
王立言带人到处建立拳场发展“拳友”，每到一村发展拳场完毕后，全体拳民就齐呼“先学梅花拳，后练金钟罩；先杀洋鬼子，后灭天主教”，因此，这个口号在当地喊得很响，说明这是最初拳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经过这一年的活动，王立言已成为茌平、高唐一带神拳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光绪二十三年神拳组织在茌平、高唐一带的大发展，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根据我们调查的资料认为：其一，这一年前张庄天主教堂来了一个意大利籍的神甫，在王莫庄、琉璃寺一带发展教徒，共涉及7个村，此时已发展教徒300人(详见后文)，这无疑引起了神拳组织的极大不安和愤慨，因此只有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与之对抗，故而神拳组织的大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同时这一地区处在茌平、高唐、禹城之间的边缘地区，是封建统治势力的薄弱环节，地理上对神拳发展也十分有利。其二，王立言去长清“访友”回乡，对神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他开阔了眼界，思想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是神拳组织发展的内因，于是伴随着神拳的发展，“先杀洋鬼子，后灭天主教”作为当时的口号提了出来。我们在调查中更进一步证实了神拳大发展始于光绪二十三年这一史实，从提供资料的人员看，有当时的拳民王立台、赵金銮、阎桂湘等，他们都是亲自经历者，有王立平之子王金华也是亲见者；王汝言之继子王炳怀是直闻者。1990年春复核材料时，又访了王立台之子王金生，他也证实了上述史实。尤其周化南先生在光绪二十四年冬和光绪二十五年曾两次见到董延邦，一次见到王立言，并同王、董二人进行过交谈。
至于什么时候改称“义和拳”据我们多次调查认为，这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以后的事了。
义和拳的摇篮——琉璃寺
琉璃寺是高唐县城东南方向四十华里处的一个村庄，原属茌平县，即高唐县今琉璃寺乡政府所在地。这个村庄的村东有座大寺，全部建筑都是一色的绿琉璃瓦，远近群众都称其为“琉璃寺”，久而久之连村名也成为琉璃寺了。这座寺建于何年，已不可考证，不过根据《高唐地名志》记载，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该村就已经叫琉璃寺了。
说到琉璃寺和义和拳的关系，首先应从徐福开始。徐福原是三里堂寺中的和尚，他的身世，我们多次调查没有获得可靠的材料，只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从小在三里堂寺中出家，法号诚乙，他的师傅光鉴法师。徐福还有一个师弟，是琉璃寺乡焦庄人，名叫严文×，后来改名徐文；后来徐福又收过一名姓范的徒弟，是琉璃寺乡小范庄人，当地人不知道他的姓名，都叫他本庄和尚。
光鉴和尚是早年受戒的高僧，为人忠厚慈善。徐福少年出家，粗通文字，武功较好，他的年龄和王立言相差不多。光绪二十三年神拳大发展以前，他和其师弟严文×就与王立言相交颇深。后来因他“不守本份”，屡犯佛规，被光鉴从寺中逐出，乃移居琉璃寺。不久，他的师弟也逃到琉璃寺并改名徐文。从此以后他们和王立言经常在一起，王立言在附近村庄发展拳民，徐福从中起了极大的协助作用。同时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附近村庄有不少青年，到寺中学武，成了徐福的俗家弟子(即光学武，不当和尚)。从此，王莫庄和琉璃寺成为茌平、高唐一带神拳活动的中心。
清光绪二十三年，离琉璃寺村仅有一里路的前张庄(现俗称洋楼张庄)，从禹城的御桥韩庄来了一个德国籍的神甫，在这一带进行传教。当时这一带共有7个村有天主教徒，即前张庄、小屯、琉璃寺、王莫庄、许楼、毛庄、王屯，教徒共300人，而前张庄一个村就占230人。虽然张庄不是“铎区”，也没有专职神甫(进行教务活动时，神甫从御桥韩庄临时来)，而实际上前张庄已成为这一带教民活动的中心。平时天主教徒中的有些人依靠洋人的势力横行乡里，这不仅引起了民愤，特别在拳民们的眼里且被视之为“邪教”。同时，由于拳民们整天高喊“先杀洋鬼子，后灭天主教”，双方结下了不解之仇，并不断发生小的冲突。这一德国神甫来后，在上述各村庄发展教徒，特别在王莫庄已发展教徒20人，在琉璃寺发展5人(详见高唐县宗教委员会编写的《高唐县天主教志》)并在神拳所在村大量发展教徒，更激起了王立言和徐福的极大愤怒。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三日，琉璃寺赶大会。在王立言和徐福的策划下，琉璃寺和王莫庄的拳民们在琉璃寺大寺前的广场上，摆下“以拳会友”的拳场，将附近的拳场的拳民集合了300多人。当时到场的有王立言、徐福、于清水、王汝言等拳民首领。拳场上搭有彩门，门口横幅写着“以拳会友”，对联的上联写着“少林拳拳讲义和逐邪恶”；下联写“大觉寺寺内传法渡众生”。在这次“以拳会友”的大会上，有不少拳民进行拳术和器械的表演。这次大联合的行动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提出了拳讲“义和”，号召拳民们团结起来；另一方面把关键的目标统一到“杀洋人，灭洋教”方面，我们认为这就是由神拳到义和拳的开始。此后，“反清灭洋”的口号也随之而提出。
义和拳的创始人之一——大师兄王立言
王立言是现在高唐县琉璃寺乡王莫庄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的祖父王江，父亲王友亭都是贫苦农民，到他父亲王友亭中年以后，家境逐渐走向小康。王立言青少年时代读过一些书，从他祖父王江到他的父亲辈都会武功，所以王立言少年时代既读书也习武。他有个弟弟叫王立平，他叔家有个弟弟叫王立台，后来都和他一起闹神拳。成年之后娶徐庙徐氏为妻，生两个儿子：长子王金奎，次子王金龄。后来又与本村李氏之女相爱而同居(按旧社会的我俗论系非正式婚姻)，生两个女儿，后来长女配于祝庄张吉川，次女配于前关庄刘殿举，其妻徐氏和李氏同在一起生活。以上是王立言的身世情况。
王立言能文能武，性格内向，足智多谋，待人和气，平易可亲。成年自立之后，由于家庭人口较多，除务农之外，也卖过洋布、碎货(小百货)，家庭生活还比较富裕。他青少年时代学过武功，但武技并不高，在他十七岁那年曾到长清县投一位名拳师“学艺”两年，练成一身好拳脚，并善使一对双拐，成为周围神拳场中的有名拳师。后来在光绪二十二年时，他又一次去长清县“访友”，结识了很多朋友。第二年回乡，之后，才在王莫庄发展神拳组织，这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光绪二十四年3月琉璃寺大联合以后，义和拳仍然是“即学拳、也学法”。他们一方面宣传“拳讲义和”，主张拳民们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杀洋人、灭洋教”；另一方面又宣传学“法”，讲“法凭正气”。“法”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仅知道闹神拳时借“神仙”附体授武功，而打仗前拳民都“喝符”(好把符画在黄裱纸上，烧成灰和水而喝)，说可以“神法护体”枪刀不入。这“法凭正气”是光绪二十四年后提出的，后来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暴动以后据当时的拳民说就已经在喝符了。我们认为这“法凭正气”即是提倡中国人民要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正气”，这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拳讲义和”和“法凭正气”的提出，都是王立言的贡献。
义和拳的重要首领董延邦
董延邦是现在高唐县姜店乡大董庄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本姓孙，乳名孙二，在大董庄独门独户。父亲早亡，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只有二亩半地和三间土房，家庭生活十分贫困，母子二人受尽煎熬，度过艰苦的童年。15岁那年给邻村范庄周家扛小活(即周化南先生家)，当时周家是书香门弟，比较开明，对待雇工也极宽厚。他到周家后才起了个名字孙延邦。
孙延邦16岁那年已经是高个彪壮的小伙子了。他性格倔强，不爱说话，遇事沉思不语，但手很巧，什么杂活都会干。扛小活的主要活路是挑水喂猪之类的杂活，这年的秋初，周家的老掌柜走到猪栏去看孙延邦喂猪，当时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这猪八月十五能吃上肉吧！”孙延邦心眼挺多，一听就知道他没有把猪喂好。此后，便到马棚里偷来煮熟的黑豆给猪吃。喂马是大伙计的责任，大伙计发现孙二偷马料，便痛打了他一顿，从此孙延邦便离开了周家。
第二年孙延邦跟着本村一个姓崔的铁匠师傅学打铁，因为孙延邦心灵手巧，加上力气又大，很快成了崔铁匠的得力助手。经过5年的学习和锻炼，走乡串村，孙延邦不仅学就了精湛的手艺而且社会知识也丰富起来了。孙延邦20岁那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的师傅崔铁匠去世，此时他的手艺已非常精湛，但因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此只好在家中制作些小农具，到集市上去卖，不再走乡串村了，家庭生活也逐渐好转。
光绪二十三年腊月初五(1897年12月28日)，是邻村辛店大集，孙延邦去赶集卖菜刀之类的小家具。辛店村有个恶棍外号唐大头，是天主教徒。在旧社会进了腊月集市上要收“地皮税”的，唐大头平素横行乡里，这一天他非要拿孙延邦两把菜刀顶“地皮税”。开始孙延邦好言相求，说：“家中老母，过年不容易，你要用刀可拿一把去使”。但唐大头非要两把不可，后来由争吵而动手打架，孙延邦将唐大头痛打一顿，并把他的头打破，孙延邦乃舍了摊子逃走。从此以后孙延邦就逃到徒骇河东高唐与茌平交界处，以打铁为生，并从此改名董延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董延邦去琉璃寺赶集，刚摆好摊子，就有一个30多岁的汉子走到摊前看刀，这个汉子细高身材，长得很精神，看了一阵笑着说：“你的刀钢口挺好，会打长刀吧？”董延邦说：“只要有样子什么刀都一样”，“那么下了集再谈，到时我来找你”。村镇的集市一般午后即散，午后这个人果然来了，把董延邦领到寺里，这个中年汉子就是王立言。从此董延邦就在琉璃寺里按炉打刀，给义和拳打制兵器。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从此董延邦就把琉璃寺当成了他的家。
董延邦自从辛店受辱逃亡以后，恨透了“洋教”，因此，不久就和王立言、徐福等人成为知己，并加入了义和拳，跟王立言学武，暴动以后，拳民们都称他“二师兄”。
义和拳的另一首领于清水
于清水是现在高唐县琉璃寺乡郝庄人。对他的身世我们知道的很少，只在郝庄于氏谱碑上查到，他父亲于岭，他叔父名于昆，他叔家有个弟弟名于清涟(引碑“文革”中被砸成两块，垫在村南的桥底下)。于清水是郝庄拳场的大师兄，于清涟是当时的拳民，他兄弟二人都绝后了。但他在当地群众的影响很大，流传着有关他的很多歌谣，如“于清水真英雄，黄马褂子绿斗篷；红缨枪拧三拧，一心要把张庄平”。他领导的拳民大约300多人，火烧前庄教学他是参加者，当地群众中流传着：“骑白马，挂响铃，打张庄，当先锋”的歌谣，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现他的任何活动，便消声匿迹了。后来在高唐南镇集上被捕而遇害，时间和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只是群众中流传有“说能行也不行，南镇集上上绑绳”的歌谣。
制造兵器，武装自己
义和拳制造兵器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当然在这以前，各村的拳民也已经不断打制兵器，但大量打制兵器却是从光绪二十四年开始的。因为董延邦是铁匠出身，他参加义和拳之后，不但自己打制，而且还领导了这一工作，并作出了很大贡献。高唐大董庄崔师傅死后，他的儿子继续以打铁为业，手艺很精湛(现在崔家尚有后代，解放前夕仍以打铁为业)。董延邦在琉璃寺为义和拳制造兵器各村的拳民随之也制造兵器成风，董延邦则帮助他们请工匠筹材料。如王屯村拳场首领王汝言从茌平冯官屯请来名铁匠谭东岭，打制兵器三个月，董延邦则请来他的师兄崔××前来帮助。这一年以琉璃寺和王莫庄为中心，制造了大量兵器，这些兵器以大刀和长矛为主。与此同时，各地的铁匠也有不少自己打制刀枪到琉璃寺附近的集市上去卖的。据当时的拳民王立台回忆说：“闹神拳时徐庙、琉璃寺集上，卖刀枪的成了市”。这无疑为义和拳的暴动作了物质上的准备。
〈二〉
以上说的是高唐境内义和拳暴动以前的情况。暴动以后，王立言仍称大师兄，董延邦为二师兄，徐福称“神师”。他们的拳民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由王立言、董延邦、徐福等领导王莫庄琉璃寺、大董庄附近的300多名拳民骨干组成，这些骨干作战英勇、纪律严明；另一部分是打仗时临时集合起来的周围村的拳民，组织纪律性较差。暴动以后义和拳在高唐境内大的行动有：火烧前张庄教堂；会师城北五里铺；大战董古桥；围困高唐城；迈官屯散金济贫，最后是攻打禹城御桥韩庄教堂。
王立言领导的这支义和拳，开始就打出“反清灭洋”的旗帜，高喊“杀洋人、灭洋教”，从暴动以后的战斗情况看，三次直接对准“洋人洋教”，两次则是直接对清朝官府的。但是，正式暴动以后，他们的活动时间不到一年，在高唐境内即告失败了。
火烧前张庄教堂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十月初，琉璃寺的大寺门口悬起了一面红色的三角旗，中间一个黑色的“拳”字，此外没有其他标志，从此时起周围的拳民就不断在这里集会。也就在这时茌平县衙派了20名骑兵来守卫前张庄教堂。当时的张庄并没有洋楼，也不叫“洋楼张庄”，而叫前张庄，教堂只有五间拐子形的平房，洋楼是“庚子”赔款以后修的，据重修教堂后的碑文记载为“1903年始建，1905年竣工”(此碑“文革”中被毁)。所以，我们认为有关“烧洋楼张庄”的记述都是不准确的，甚至还有“烧洋楼”的说法，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洋楼可烧。
烧前张庄教堂是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这以前的几天，一名德国的神甫住在前张庄，十二日晚上，王立言、董延邦等商定第二天凌晨专攻前张庄，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当夜神甫逃走了。十三日早晨，拳民在王立言、董延邦、于清水、王汝言等人率领下包围了前张庄(徐福留在琉璃寺没去)，当时参加的拳民有400多人，在村西和官兵马队及教民发生激战，不久官兵和教民被打跑，义和拳攻进村，放火烧了教堂。在这次战斗中前张庄只死了两人，一个是天主教徒，当时前张庄天主教会会长张兆平之妻；另一名是高唐李官屯前小孙庄的老年妇女，是前张庄张金旺的外祖母，住亲戚的。她本不是天主教徒，当时拳民捉住她后问她：“你在教吧？”但她却说：“干么！在教还该死吗！”，于是被拳民杀了。
教堂被烧以后，拳民们用教堂房子的砖在前张庄村东西两侧修了两座“关帝庙”，义和拳失败以后，两座小庙又被教民拆除了。1905年教堂重建修起了洋楼，之后把张兆平之妻的尸体移入教堂院内，并立了碑。碑上刻的是“张兆平之妻玛大勒纳”(此碑“文革”中被毁)，玛大勒纳是张兆平之妻的“圣名”。
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去杀那个“洋鬼子”神甫，可惜他事先逃跑了，会长张兆平战败随官兵逃走，所以才捉住他的妻子杀了。其他教民都未遭杀害也未焚烧民房，可见当时义和拳并不任意烧杀，据调查这次行动中义和拳获得财物不少，但说法不一，有的说“用小车推”，有的说“用大车拉”，这些财物是教堂的，还是教民的，谁也说不清楚。总之，这次行动在高唐、茌平一带的影响是极大的。
会师城北五里铺
高唐城北五里铺，也是天主教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拳暴动时，该村有教民60人，也有教堂。王立言等火烧前张庄教堂之后，于十月二十四日(11月26日)同董延邦一起率领四百多名拳民向高唐城北五里铺进发，与高唐城北的义和拳首领李泽会合。据当时目睹者说这次行动声势很大，义和拳有20多匹马，王立言骑白马，穿月白色短软靠，大红斗蓬，董延邦骑红马，也穿大红斗蓬。义和拳的队伍穿村过镇浩浩荡荡从高唐东关经过，吓得官兵关了城门。在高唐城北五里铺和李泽会合后，义和拳的拳民达到600多人。李泽是今梁村镇李化梓庄人，他的身世我们不清楚，当时他有五十多岁，会武功，在高唐城北很有号召力。10月24日两股义和拳会师后放火烧了教堂。当时这里的教堂也只有三间平房，洋楼也是后来修的。教民闻知两股义和拳会师，早已跑光，所以没有打仗，也没死人，北五里铺会师以后，王立言等人即按原定计划率众向平原县进发。
这次行动对高唐的震动很大，义和拳的队伍由南向北穿过大半个州，沿途观看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村的青年自愿投入拳民的行列。
大战董古桥
王立言、董延邦所领导的义和拳在离高唐州城仅5里的地方与李泽会师，并放火烧了教堂，使知州李恩祥既惊慌又恼怒。当时高唐有个姓陈的把总，据说会点武功，他向李恩祥自报奋勇，要领兵向北追赶义和拳，其实这时义和拳的队伍已经过去两天了。他的主要目的是借此下乡去发财。陈把总带领40多名官兵(有10多匹马)，出城就抢，动不动就指人为“拳匪”，讹诈财物。他有意避开大道(由高唐通平原的大官道)，从西路北上一直抢掠到董古桥。
王立言、董延邦、李泽等人率众去平原，不知为什么，到恩县的腰站以后，又原路返回，旧历十月十八日(11月30日)返回梁村，拳勇们正在休息，闻知有官兵在董古桥抢掠，王立言非常生气，于是率众驰往，在董古桥以东遭遇，双方展开激战。义和拳人多势盛，官兵大败而逃，当场死伤10多人。陈把总被王立言用双拐打断右臂而遭活捉，当场被拳民砍下脑袋，其余的人义和拳也没追赶，放他们逃回州城。
董古桥大败官兵，义和拳声威大振。由两人用竹筐抬着陈把总的人头，一路向南直奔高唐城。
围困高唐城
董古桥官兵大败，陈把总被杀，高唐知州李恩祥吓破了胆。十月二十九日(12月1日)义和拳到达高唐城时，早已三门紧闭(高唐城只有东、西、南三门)，因此只好将城围住，这一天适逢高唐大集，赶集的人进不了城，在各关看热闹的很多。当时王立言、董延邦、李泽等人住在南关，第二天上午由王立言出面喊话：“叫你们知州到城上答话！”，知州李恩祥果然到了南城楼。他向王立言说“众好汉意欲何为？”，王立言说“我们要杀洋人、灭洋教、杀脏官！”，吓得李恩祥连声说“下官不敢与闻！不敢与闻！我是说要本人做些什么？”。当时王立言提出要他答复四个条件，可以不攻城：一是要三百斤猪肉，一千斤馒头犒赏众拳友；二是交出全部库银；三是要他三拜九叩“拳”字大旗；四是交出官印。李恩祥闻言吓得浑身发抖，他说“前两条好办，后两条实在不敢从命，这无异于要下官的人头！”。这时城下的拳民们高举刀枪，大喊大叫着要攻城，处于无奈的李恩祥答应了前三条，只是官印无论如何也不交，义和拳最终默许了。于是先交库银，据目睹者说有银子，也有铜钱，都是用抬筐从城上坠下来的，共有十五、六筐，这当然不会是库银的全部。午时，李恩祥在南城楼设香案拜旗，拜完旗之后李恩祥说“请众好汉给下官个方便，把陈总的人头赏给，好对他的家人有个交待”。王立言说“把它奉送给你吧！”于是将人头扔进筐里提上了城。午后城上又坠下猪肉和馒头。以上事实是家住南门里的姚伯芳先生亲眼所见。
这次围困高唐城，是义和拳在高唐境内活动的最高峰。之后义和拳却散去了大部分，李泽领着城北的拳民仍回城北，义和拳的主要骨干力量仍跟王立言、董延邦回琉璃寺一带活动。由此可见各地的义和拳当时没真正联合起来，也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
王立言、董延邦在返回琉璃寺的途中，由王立言陪同董延邦回家“祭母”，到他母亲的坟上痛哭了一场，随后就去了范庄周家。据周化南先生说，王立言骑白马，董延邦骑红马，其他的人都步行，共40多名拳民住在范庄。王、董二人在周家住了一夜，周化南说：“王立言长得俊秀，也很健谈，董延邦仍沉默寡言。谈到围困高唐城时，王立言很兴奋地说，“虽没有打进城去，也叫这些赃官知道了我们的历害！”。周家很好地招待了他们，并赠给他们200吊铜钱，作为对义和拳的“捐助”。此日上午辛店唐家地主大院派人用两匹骡子送去银子五百两，大概是怕义和拳到他家抢东西，王立言等连钱带骡子全部留下了。但义和拳失败以后，唐家却到州衙告义和拳抢去他家很多财物，并控告范庄周家“通匪”，他哪知道李恩祥最忌讳说高唐大闹“拳匪”，因此勃然大怒说“本州境内一向无拳匪，你简直胡说八道！”，唐家地主当堂被重打一顿，哄了出来。
迈官屯散金济贫
光绪二十五年的十一月初，由王立言和董延邦率领义和拳100多人进驻了高唐城东迈官屯，还有30多匹马，10多匹驮东西的骡子。老百姓对义和拳并不躲避，村里的很多人都到街上观看。他们在这个村住了两天，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散金济贫，向老百姓散了很多钱。一天早晨，义和拳人在大街上喊：“义和拳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穷兄弟们都到街上来！”不过，这散钱的方式很奇特，就是把锔钱装在布袋里，用马驮到村东的大道上，马随跑随把钱撒在地上，任老姓随便抢拾，一时间邻村的老百姓也有不少人赶来拾钱，人山人海非常热闹，采取这样的方式散钱，或者有特殊的想法，有意扩大影响。这次究竟散了多少钱现在已无法知道。第二件是招募人马，方法也很简单，散完钱以后，由董延邦向众人说：“义和拳杀洋人、灭洋教、杀赃官，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愿跟我们去的都可以。”据说在这一带招了100多人，多数是青年，随后王立言等就率众向禹城方向去了。
攻打御桥韩庄教堂
禹城县的御桥韩庄教堂，是当时天主教的“铎区”所在地，有洋楼和高大坚固的围墙。原茌平县的前张庄(即今高唐县的洋楼张庄)的天主教会直接属这里管辖。火烧前张庄教学时，神甫就先跑到这里，所以王立言等义和拳的首领对御桥韩庄教堂的仇恨极深。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中旬，王立言、徐福、董延邦、王汝言等人率领拳民400多人，攻打御桥韩庄教堂。包围教堂以后，义和拳的士气很高，但在接近围墙时，被教堂内的“洋枪”打死打伤20多人，义和拳就溃退下来。第二天王立言、徐福等人在附近林庄弄来10多个条编的大囤，里面装上土垒了起来，徐福登上囤去观察情况，并声称上去“施法术”。不料刚登上去就被墙上的“洋枪”击中，摔下来当场身亡，于是义和拳的队伍大乱，乱糟糟地退下来。黄昏以前东面枪声大作，义和拳哪里知道这是省城派来的骑兵“洋枪队”，义和拳根本没有抵抗能力，遂被击溃而四散逃跑。后来，洋枪队一直追到前张庄(而今洋楼张庄)以东的窑洼地里，双方又进行一场激战，义和拳又死伤20多人。从此这支义和拳队伍彻底瓦解而告失败。
〈三〉
义和拳暴动失败之后，主要首领们都相继被捕或逃亡。王立言自从御桥韩庄战败以后，被官兵追逼，最后没有办法逃回本村王莫庄，藏在王金元家的夹壁墙里，后来被王立言的干儿(不知姓名)告密，于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1900年2月4日)被捕，解往济南斩首。王立言的族人们凑钱(四十亩地钱)只买回了他的人头，葬于村西王氐祖茔之次。他的妻子徐氏在王立言被捕时投井自杀未遂，两个儿子王金奎和王金岭匿藏乡间幸免于难。他弟弟王立平领着两个儿子王金宝和王金华逃往山西，10多年后才返回家乡。现在就只有王立言的曾孙王吉禄和王立平的孙子王学诗在世了。
董延邦自从御桥韩庄战败以后，也逃回家乡，隐藏在他的挚友董恩荣家中。当他闻知王立言被捕以后，痛苦万分，当夜围着他的宅院转了三遍，表现出他难舍“故土”和怀念拳友的痛苦心情。他的挚友董恩荣在天津有家亲戚，于是次日一早由董恩荣带领逃往天津。他的旧宅由董恩荣返乡后，代他卖给本村的洪家，在50年前洪家也绝后了。董延邦到天津后隐姓埋名，后来不知所终。
王屯的王汝言在失败之后，逃往武城，威县一带，以木工手艺谋生。后来娶武城县邴庄邴梧林之女为妻，生二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生活所迫，将次女寄托给威县丁家庄于宝玺为养女，携妻子和长女返乡，(长女配于琉璃寺村蒋学舜)。后来又逃往安徽谋生，至老年方返回故乡，仍从事木工为业，卒于1948年3月。因无子乃以其长兄之子炳怀为继嗣，其孙王守仁尚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