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唐县侨置原因及始末
高唐县地名办公室副主任 何庆臣
州、郡、县实行侨置，是东晋及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的一大特点。侨置，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行政单位寄居设置在他乡的一种特殊的区划方式。
西晋后期，“八王之乱”以后，中原即乱。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等相继入主中原，并相互争战，此兴彼灭，形成我国历史上的“十六国”，西晋止此(公元316年)。
为避战乱又不甘沦亡，晋室皇族、达官贵人及部分老百姓便随晋元帝(琅琊王司马睿，317-322年在位)纷纷南渡，设都建康(今南京)，是为东晋。家乡沦陷，流亡江南，不忘故土，就在异地建起家乡的州郡县。《宋书·州郡志·南琅琊太守》中有载：“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虽有琅琊相，而无此地。成帝(司马衍，326-342年在位)咸康元年(335年)割江乘县(治所在今江苏省句容县北)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邑。”又《宋书·州郡志·南兖州刺史》：“中原乱，中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文帝(南朝宋刘义隆)元嘉八年(431年)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南平原郡领平原、高唐、茌平凡三县。”东晋初时侨置的州郡县，均分布在长江以南，南朝宋时才有所北移。初行时有民无土，有名无地，与所在的行政区划无关，形同虚设，并且侨民居住不稳定，有的随时迁回北方。针对现状，南朝朝廷感到长此以住不利于财政收入和兵员征集。于是将侨民编入当地户籍，由所在郡县管理，即所谓的“土断法”。另一种办法是，由当地划出部分地域给侨郡县管理，或取消当地区划，归侨置者辖治，使之具有实土，名实相符，这就称为“土侨”(即有土地的侨郡县)。南朝宋在江淮间侨置郡县的痕迹还可从现在的地名上找到佐证，《中国历史地名词典·高唐镇》：“高唐镇在安徽省霍丘县高唐集。”这与《宋书》所载“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南平原郡领平原、高唐、茌平凡三县”的记载相吻合。当是彼时侨置留下的地名。
东晋在420年灭于南朝宋(“刘姓皇帝乃汉高祖刘邦弟楚元王交之后“。--《宋书·武帝纪·上》)，刘宋疆域北扩，至今山东东部和中部，以黄河为界(那时黄河在今禹城、高唐之间流经)，北西两面与北魏接壤。刘宋就在占据的今山东境内侨置陷落在北魏境内的州郡县，见《宋书·州郡志·冀州刺史》：“江左立南冀州，后省。义熙中(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405-419年间)更立，治青州，又省。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又分青州立历城，割土置郡县，领郡九，县五十一。平原太守，领县八，平原……高唐。”又见《魏书·地形志·齐州东平原郡》：“齐州治历城，刘义隆置冀州，皇兴(北魏献文帝拓拔弘年号)三年(469年)更名，领郡六，县五十五。东平原郡，刘裕置，魏因之，治梁邹(今邹平县)，领县六，平原……高唐。”其时平原郡故土被北魏占领了，而本土高唐县从西晋末年至东晋、刘宋时期就已废止了，直至北魏景明三年(502年)才复置。东晋、刘宋以自身为正统，不承认入侵者(此方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国土已不完整，但行政区划全部保留，于是将沦陷的州郡县予以侨置。流民南渡之初，侨置是自发的，以后便由南朝统治者统一设置管理。北魏南侵，刘宋退回江淮间，北魏便沿用了刘宋的行政区划，也保留了侨置之制。因为是在彼郡县内的“割土置郡县”，所以侨郡县的地域不会大，甚至在一个县内侨置一个郡，它的拥挤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如，东平原郡侨置在梁邹--今邹平县。一个县内侨置了一个郡(辖六个县)，郡理若寄居在县城，县治所就只能设在乡村了。所以，侨置过高唐县的地方，后人称作“高唐庄”，便是一些志书提及的“长山县高唐庄”--今邹平县东长山镇的侨高唐县治所。
东晋，刘宋实行的侨置郡县制，本不是正常的行政区划制度，做为后来的统治者北魏来说，理应整顿革除。然而，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穷兵黩武，无暇顾及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更谈不上关心百姓的疾苦与死活，只有“因之”了。这种混乱的行政区划现象至北齐时才引起统治者注意，但侨置之制并未废止。见民国《高唐县志稿·地理志》：“盖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内州郡县。”仅是合并调整一些州郡县。又见《山东通志·卷之十二·章丘县》：“北齐天保七年徙高唐县于此。”《山东通志·卷之十四·禹城县》：“北齐移高唐县治今高唐界之南清河郡废郡城。”再见清光绪《高唐州志·高唐故城》：“高唐故城在城东七十里，伦镇西北。黄巾之高唐乃东平原郡侨置之高唐县，非此于彼也。”以上是说明北齐对两个高唐县分别采取的措施，一方面将刘宋侨置，北魏“因之”在长山(今邹平县)的高唐县徙侨于黄巾，即今章丘市水寨；二是将汉初设在今禹城市西南、伦镇乡西北、晋乱废止、北魏景明三年复置的本土高唐县徙置于废零县①境，移治于南清河郡废郡城②。即今县境县治。
郡县侨置现象至隋方结束。《太平寰宇记·章丘县》载：“本汉阳丘地，属济南郡。按，高齐天保七年移高唐于此，即古黄巾也。隋开皇十八年(以《隋书》为准，应是十六年)以博州亦有高唐县，改此为章丘县。”由此可知，高唐县的侨置，自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始，至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改侨高唐县为章丘县止，共经历了二百七十九年。
注①零县：北魏改灵县为零县，治所即今高唐县南镇。(《中国历史地名词典》)。
注②，南清河郡废郡城：《魏书·地形志·南清河郡》：“晋泰宁中(323-325年)分平原置，治莒城。”《隋书·清河郡》：“高唐，后魏置南清河郡，后齐即废。”
高唐建置考
聊城地区文物研究室研究员 陈昆麟
高唐，自春秋时期有记载以来，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沧海桑田，河动山移，高唐城也因自然和人为之原因，几经迁徒。关于高唐城的位置和变迁，历来众说纷纭。或因掌握材料不足，人云亦云；或因考证方法不妥，将错就错，故谬误百出，莫衷一是。因篇幅有限，不便一一列举，仅就几种对世人影响最深的错误归纳如下：
一、高唐故城一直在今禹城县西南伦镇说。众多地方志书，包括现在新编地方志乃至民间传说，都认为高唐城在迁移今址之前，一直在今禹城县伦镇。
二、北魏景明三年(502年)治所即今山东高唐县说。
三、元代至元七年(1347年)，因大雨成灾，由禹城县伦镇迁今址说。
本文不想采取对上述错误逐条辩证的方法。只想以最新的考古资料，借助他人最新研究成果，参照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将新的结论展示与人们，过去的错误说法，也就自然消除了。
一、凅河——春秋至两晋之高唐故城
(一)春秋时期，高唐城在今凅河。
“高唐”，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公元前554年。《春秋左传·襄公十九年》载：“以夙沙卫易己，卫奔高唐以叛。”①还有一条史料与此相对应。《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灵公二十八年，八月……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鲁襄公十九年与齐灵公二十八年，都是公元前554年。这正是齐国的多事之秋。齐灵公这年五月病逝，齐庄公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如此，刚即位的庄公当然也不会放过先前的政敌。于是，杀戎姬，执太子牙，杀高厚，齐国内部出现了混乱局面。因此，不仅本国的卫乘机叛逃高唐，而且晋国也趁机伐齐之高唐。故人如何征战，我们姑且不管，但这两条史料足以证明，春秋时期，高唐城不仅存在，而且是齐国西部重镇，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此时的高唐在何处呢？我认为城的位置就在高唐县东之凅河，论据有五。
1、《左传》在“夙沙卫易己，卫奔高唐以叛”条下的注释云：“据《清一统志》高唐城在今禹城县西南，即在今高唐县东三十五里。”③凅河正好是处在今禹城西南，今高唐东三十五里处；在1∶200000的现在地图上，禹城、伦镇、高唐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形。如果以伦镇为三角形顶端，向现在的禹城、高唐各引一条线，将形成一个100°的夹角。而测得高唐与伦镇之间的距离是54华里。高唐并凅河的距离是34华里。伦镇在高唐的东南，而凅河却在今高唐的以东偏北，几乎在高唐、禹城一线的中间部位。史书载：“高唐城在今禹城县西南即在今高唐县东三十五里。”不管是方向还是距离，凅河与史书的记载相符，而伦镇差之甚远。
图一
2、《史记·齐太公世家》在“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条下，杜预注曰：“高唐本祝阿县西北。”④杜预(222—284年)为西晋学者。曾撰《春秋左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书。他对《春秋左传》颇有研究，他的注释也是比较准确可信的。他为什么要以“祝阿”为基点来标明高唐的位置呢？因为春秋时期，地广人稀，城邑甚少。在现在的高唐、禹城、齐河甚至济南西部之大片的土地上，能见于文献记载的，只有祝阿、晏、辕、黎、高唐等几处城邑。而祝阿是周武王封黄帝之后的祝国、位要名显，故以祝阿为基点，标出了高唐的方位。不仅如此，他还以祝阿为基点，标出了辕、野井的位置。《后汉书》载：左传衷公十年取黎及辕。杜预曰，县西有辕城故县，有野井亭(左传昭二十五年齐侯唁公于野井)，杜预曰：“在县东。”⑤杜预注明的位置，与历史地图上标明的位置相符。这说明，杜预是对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进行过充分研究和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可信的。
3、对于考证历史地名价值最大的最新成果，当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等单位协作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许多研究历史地理的专家和著作都推崇这书是“体制庞大，内容丰富，考证精细的历代政区地图集，也是我们今天查考古代地名的最为有用的工具书。”⑥在这套地图集的春秋时期的地图上所标明的方位，与杜预的注释是完全吻合的。(图二)而此时高唐邑的位置，恰好是在今凅河的位置上。
图二春秋时期
图三战国时期
4、在《中国历史地图册》中春秋时期齐鲁部分的地图上，测得春秋时期的高唐邑，在西距116°经线38.5公里，北距37°纬线13公里处的坐标点上。从山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1∶750000的《山东省地图》上测得，凅河在西距116°经线36.75公里、北距37°纬线12公里的坐标点上。春秋时期的高唐和现本在河的坐标几乎是一个。
5、从黄河的位置来看，这时的黄河自今濮阳北上，在今冠县以北北馆陶附近折而向东，大约在今高唐县南镇以东又北上。经故高唐西侧，今德州东侧，经沧州市然后向东北方向流入渤海。这时黄河叫河水，也正是齐国和晋国的分界线。河水以西归晋，河水以东属齐，因此，当时的高唐成为齐国西部边陲重镇，也是齐国西部的门户。晋国伐齐，高唐首当其冲是很自然的了。
从以上五点来看，春秋时期高唐城应在今高唐县城东三十五里的凅河，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而且这几条理由同样可以作为战国、汉、晋时期高唐在凅河的质证。
(二)战国时期，高唐城仍在凅河。
1、《史记》中曾有多处关于高唐的记载。如“赵肃侯”六年(公元前344年)，攻齐，拔高唐”、“赵惠文王二十五年(前274年)燕周将，攻昌城、高唐、取之。”⑦特别是齐威王的一段话，对于分析当时高唐城的位置，很有价值。齐威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33年)，与魏王会田于郊，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⑧这段话：一是说，齐、赵以河水为界，二是说明当时的高唐城在河的东岸，离河很近。三是说明高唐当时是齐国防御赵国入侵的重要门户。我们再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齐、鲁、宋行政区划图(图三)分析，高唐故城应仍是凅河。
2、从民间传说看，凅河附近有盼子墓，而且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凅河村南的大土堆为盼子墓。经考证，该墓虽为汉代墓葬，但并没否认涸河周围有盼子墓，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准确位置而已、而在伦镇附近却没有此种传说。
(三)西汉时期，高唐属平原郡。《汉书·地理志》载：“平原郡，高帝置……户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万四千五百四十三县十九，平原、高唐、(桑钦言，漯水所出)。”……⑨桑钦，西汉学者，主要著作有《水经》，他所言漯水，自战国时期再始出现，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漯水自出现到桑钦注释时止，高唐境内确实有漯水流过。北魏末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更明确地指出：“漯水又径高唐县故城东。昔齐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赵人不敢渔于河，即鲁仲连子渭田巴曰：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者也。《春秋左传》兖公十年，赵鞅率师伐齐，取黎及辕，毁高唐之郭。”这里关于“漯水又迳高唐县故城东”的记载，十分明确的标出了高唐与漯水的对应位置。涸河的位置是在漯水的西北部，而伦镇的位置，当时却在漯水之东南。也就是说漯水是从伦镇的西北部流过。其位置与《水经注》中的记载不符。又载：“大河又东北，径高唐县故城西。《春秋左传》襄公十九年，齐灵公废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风沙卫为少傅，齐侯卒，崔杼逆光，光立杀公子牙於句渎之丘，卫奔高唐以叛。”(11)在这段关于黄河流向的记载里，明确指出在高唐县故城西流过。这与当时涸河的位置也相符。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这两段记载都用“高唐县故城”的字眼。一个“故”字说明这里原来是高唐县城，现在已经不是了。郦道元生活的年代是472—527年之间。高唐县城已经东迁至梁邹。这里必然称“故”了。这也进一步说明，502年复高唐县时的县治——伦镇，离漯水、黄河都稍远，故而没有提及新的高唐县城。这说明，西汉时高唐已是县级建置。且是在西汉初期汉高祖时建立的，依据元始二年(公元2年)西汉政区设置绘制的西汉豫、兖、徐州刺史部的历史地图(图4)来看，图中标出的高唐南部的主要城邑及侯国有羽国、瑗县、龙颜、灵县及东部的阿阳，涸河仍与地图上的高唐城相吻合，而伦镇却与此时的羽国位置相近。
cf8648 图四西汉
(四)东汉时期，仍属平原郡。《后汉书·地理志》载：“平原郡高帝置……，九城，户十五万五千五百八十八，□百万二千六百五十八。平原、高唐、般、鬲……”(12)这说明东汉时高唐仍为县级建置。结合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政区设置绘的豫、兖、徐、青刺史部的历史地图来看，这时黄河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河床南移(图五)。原来是由濮阳北上，现在则向东稍偏北方向流去。大约东流70余里又折而北上，靠今阳谷县城西侧继续北流，大约在阳谷北30里处又折而向东北方向流去，入今茌平境内后大约在今杜郎口附近又折而北上(实际稍偏西北)，从高唐城西侧而过，继而向东北方向流去，在今利津县附近入渤海。而高唐正处在黄河的拐弯处。西面、北面被河水包围。地图上高唐城的位置，与今涸河的位置相符。另一方面，在凅河周围保存有许多东汉时期的大墓葬。过去曾有七十二冢的传说。通过文物普查，已发现了如大冢、小冢、双冢、王子坟等十几座汉墓。特别是1958年在凅河村西北挖水库时发现的大汉墓，出土了釉陶楼、釉陶井、绿釉陶厨俑等珍贵文物。陶楼高1米多，乃是稀世珍品，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多次出国展览。同时还出土一批汉画像石。这众多文物遗迹和遗存，说明涸河在东汉时必定是个繁华重镇，东汉时期高唐县城在此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五)三国曹魏时期，高唐县属冀州平原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13)《三国志·蜀书》又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清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后为高唐尉，迁为令。”(14)这都说明，高唐当时是县治所在。根据以曹魏景元三年的政区设置所绘三国魏冀、并二州的历史地图(图六)分折，其位置也是在今凅河附近。
图五东汉
另外，在凅河北约5里路的大华庄，有华歆墓。华歆，高唐人。《三国志·华歆传》载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也。高唐为齐名都，衣冠无不游行市里。”(15)华歆，高唐人，死后葬于高唐附近，顺理成章。现在所指的华歆墓，是否是真，虽需进一步考证，但这传说出现在河而不出现在伦镇，就可以做为三国魏时期高唐城仍在凅河的佐证。
(六)西晋时期，属冀州平原国。《晋书·地理志》载：“平原国，汉置。统县九，户三万一千平原、高唐、茌平、博平、聊城……。”(16)《晋书·华表传》又载：“华表字伟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为魏太尉。”(17)这些史料说明西晋时期的高唐城与三国时期的高唐城地理位置相同。因为三国时期的华歆和西晋时的华表，原籍都是高唐。依据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的政区设置绘制的西晋冀州、并州历史地图(图七)分析，高唐城仍在今涸河附近。
通过上述考证分析，不难看出，现在的涸河附近，应是春秋至西晋时期的高唐故城，而不是禹城的伦镇。
二、关于高唐县侨置问题
郡县的侨置，也是由众多历史原因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区域划分制度。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政局多变。有些统治者，以某种政治目的出发，实际上已经失去的地盘，再在自己现在占有的地盘上重建起来，亦冠以原来的州、郡、县名称。《宋书》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都鉴又徙流民之至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18)这里已十分明确的告诉我们侨置郡县的情况。这些侨置郡县，开始有的只有虚名，而没有实土。“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琊相，而无此地”。(19)这是侨置郡县只有虚名而无实土的原始记载。显然，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没有实土，便没有生存的依据、生活的来源，常此下去，是很危险的，统治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割给侨置郡县实土。“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割丹阳之江乘县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20)侨置制度开始后，高唐县也被侨置在江南。“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度，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文帝元嘉八年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十九年(442年)省东燕县属南濮阳。……南平原郡领平原、高唐、茌平凡三县……”。(21)元嘉为东晋文帝年号，江北实无他们的立锥之地。立南兖州、南平原郡纯属政治上的需要。此时，也正是高唐县侨置的开端。
图六三国、魏
图七西晋时期
过去，许多方志误以为高唐的侨置地点只有章丘黄巾堌一处，实则不然。高唐于东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曾侨置江南，侨置梁邹。“东平原郡，刘裕置，魏因之，治梁邹(今邹平县)，领县六，平原……高唐”(22)(图八)这段记载明确告诉我们，刘裕政权侨置东平原郡时，首先是在梁邹。刘裕是南朝宋的第一个皇帝，在位只有三年多的时间，自永初元年(420年)始，至永初三年(422年)止，也就是说，高唐县城是在420-422年之间侨置梁邹的。那么，高唐县在这里侨置了多长时间，《元和郡县图志·章邱县》载：“本汉阳丘县也，属济南郡。高齐文宣天宝七年自高唐故城移高唐县理于此。开皇十八年以博州亦有高唐县，改为章邱县。”(23)《山东通志》载：“(高唐)……南宋侨置高唐县于邹平；属平原郡。北魏属南清河郡(北齐废郡，移高唐于朝阳属清河郡，在今章丘县境内)隋属清河郡(开皇十六年改高唐曰章丘，复置高唐于禹息城西古高唐县地，即今治)。(24)《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指出，天宝七年，高唐县自梁邹迁徙到章丘隋开皇十八年(《隋书》为开皇十六年，应以隋书为准)。因博州亦有高唐县，遂将此处高唐县改为章丘县。自北齐天宝七年(556年)始，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止，前后共40年。
通过以上史料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高唐县侨置外地有三处遗址：一处是南朝宋刘裕政权于公元420-422年间侨置邹平县梁邹之高唐，二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于江淮间之广陵附近侨置的高唐县，属南平原郡。三是北齐天保七年，由梁邹迁徙到章丘黄巾堌之高唐县。
第二、《元和郡县图志·章丘》中记载的北齐天保七年高唐县迁址问题，是指由邹平梁邹迁徙到章丘之黄巾堌，而不是由伦镇迁徙到今址。
第三、《山东通志》中关于高唐县城的记载有误：一是“(高唐)北魏属南清河郡(北齐废郡，移高唐于朝阳，属清河郡，在今章丘县境内)”之记载有误。因为“南清河郡”在济南以西，章丘在济南以东。北齐废南清河郡与北齐迁徙高唐城无有相联带关系，二者不宜相提并论。二是“隋开皇十六年改高唐曰章丘，复给高唐于禹息城西古高唐县地，即今治”。之记载有误。因《元和郡县图志章丘》条中已经指出，隋开皇十八年(实为十六年)，以博州亦有高唐县，改此为章丘县”，博州的高唐县即今之高唐县，于《山东通志》中所说的禹息城西的位置相邻，不可能在相邻之地设两个高唐县，且禹息城西之地并非现在的高唐县，《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北宋前期(约1000年前后)，其记载可信程度较大。因此，《山东通志》中的记载明显是错误的。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看出，高唐县首先侨置江淮间，但因区域复动频繁，史书记载不详，难以确定准确时间。在邹平梁邹侨置时间是公元420年—556年，在章丘黄巾堌侨置时间是公元556年—596年。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唐县城侨置外地期间，曾有几个高唐县并存的时期。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时期结束，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战争频繁，区域变化与郡县设置无常。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侨置郡县，而且还出现了一个郡县几处并存的怪现象。高唐县就是如此。上文我们已经知道，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高唐被侨置在江淮间；南朝宋时将高唐侨置在邹平之梁邹。魏景明三年(502年)又复立高唐于禹城县之伦镇。北齐天保七年又将江北之高唐由梁邹迁到黄巾堌。这一系列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公元502年之前至南朝刘裕侨置高唐梁邹止(420年)，是江淮间之高唐与山东梁邹之高唐并存。502年至天保七年(556年)，是黄巾堌之高唐与伦镇之高唐并存。我们又知道隋开皇十六年，将黄巾堌之高唐改为章丘县。而现在的高唐县治自公元564年之前就存在，也就是说自564年左右至612年，是黄巾堌之高唐县与现在之高唐并存。
三、高唐县城何时建在伦镇
高唐历来就有一种说法，高唐自禹城伦镇迁今址。如清光绪版《高唐州志·高唐故城》载：“高唐故城(旧志载)在城东七十里，伦镇西北，今属禹城。”(25)《山东通志·高唐州》载：“汉高唐县，魏高唐县皆在今禹城县境。”明嘉靖版《高唐州志、故城》也载：“(高唐故城)在州城东七十里，伦镇西北，俗称为旧高唐，今属禹城界内。”上述记载说明，自明以降，明确提出高唐自禹城伦镇迁来之说。但“伦镇”这一地名，出现并不早。宋以前的史志中尚未见到“伦镇”这一地名。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不惜多费点笔墨，把唐、宋时期有代表性的地理著作中关于高唐、章丘、禹城三县的记载，摘录下来，纵横进行比较，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很有裨益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高唐县，本齐邑，春秋夙沙卫奔高唐以叛。史记齐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于河。汉以为县，属平原郡。后魏属济州，高齐改属平原郡。隋开皇十六年改属博州。皇朝因之。长寿二年改为崇武县，神龙元年，复旧名。……黄河在县东四十五里。华歆墓在县东二十里。”(26)关于章丘县的记载是：“本汉阳邱县也。属济南郡，高齐文宣天宝七年，自高唐故城移高唐县理于此。开皇十八年(《唐书》地理志为十六年)以博州亦有高唐县，改为章邱县，属齐州。……县理城即黄巾城也，在济水之南。汉献帝建安中，黄巾贼张角之所守也。”(27)关于禹城县的记载是：“禹城县，本汉祝阿县，春秋时齐邑、汉以为县，属平原郡。开皇十六年改属济州，天宝元年改名禹城县，以县西南三十里有禹息故城，固而为名。”(28)《元和郡县志》是盛唐元和八年(813年)成书的地理总志。作者李吉甫久任宰相，熟悉当时图籍，记载详尽，较为可据。上述第一条史料，明确告诉我们高唐县的沿革历史、现在的位置，特别是当时黄河的位置与距离、华歆墓与县城的方位距离，都明确的标出这不仅与唐代的情况相符，而且与现在的历史遗迹也很一致。但是并没有提到与禹城、有关的字眼。第二条史料关于章邱的记载，明确提到了侨置高唐的变迁。第三条史料中谈到禹城由祝阿县变迁而来，也没有涉及到高唐县的任何问题，这足以说明唐代时，还没有提到高唐县自伦镇迁今址之问题。
宋代时，在《舆地广记》中，关于高唐县的记载是：“高唐县，春秋齐邑，汉属平原郡，后汉及晋皆因之。后魏置南清河郡，北齐郡废。隋开皇初，属贝州，大业初属清河郡。唐武德四年属博州。”(29)关于章邱县的记载是“本汉阳丘县。属济南郡。后汉省之，后置高唐县。隋开皇十年，改为章邱，属高密郡。唐属齐州……”(30)关于禹城县的记载是“本祝阿，齐邑也。春秋襄十九年，诸侯盟于祝柯，即此。二汉曰祝柯，属平原郡，晋属济南郡，隋属齐郡，唐属齐州。天宝元年(742年)更名禹城。东有野井亭，齐侯唁鲁昭公之所。”(31)《舆地广记》是北宋地理总志，欧阳志编著，政和年间成书。历代史学家对其颇加推崇。认为该书略古详今、纵横解剖，端委详明、系统清晰，便于寻检。在这部地理专著里，前两条史料在涉及到高唐时，都有较明确的记载，但在第三条关于禹城的史料中，只字没有涉及高唐。即没有说这里曾是故高唐之地，更没有说高唐故城始终在伦镇。这时，“伦镇”这一地名是否存在还是个疑向。又据《元丰九域志》中关于高唐的记载：“高唐县(博州博平郡，治聊城。州东北一百十一里)，三乡。夹滩、新刘、固河、南刘四镇。有黄河、鸣犊沟。”(32)可惜，关于包括“章丘”、“禹城”在内的齐州部分散佚，无法作比较。但部书成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的官修地理总志的记载告诉我们，“固河镇”，最迟在宋代前期已经存在，是个较早的古镇，却没有提及高唐故城始终在伦镇。
据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史志资料，最早提到“伦镇”一名的，就是明代嘉靖版之《高唐州志》。正因自明以来，众多地方志都说高唐县故城在禹城伦镇，这就给后来造成一种错觉，误认为高唐县自汉代建县开始(侨置废止阶段除外)至迁今址止，一直是在禹城伦镇。实则不然，西晋以前，高唐故城一直是在凅河。这在第一部分的考证中，已经说明，不再赘述。问题是，高唐县何时曾以伦镇而治，又是何时迁往今址？我想，通过对下面史料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明白这一问题。
《魏书》载：“高唐、二汉、晋属平原，后置，景明三年复”(33)这段史料告诉我们，汉、晋时期，高唐一直存在。魏时，曾一度废止。到景明三年(502年)又复立高唐县。这时的高唐县属哪个州郡，又复立在何处。《魏书·地形志》中明确记载是属南清河郡：“南清河郡(晋泰宁中分平原郡置，治莒城)。领县三…………零(二汉、晋属清河、太和中属平原，后属治零城，有莒城。)高唐……”(34)这段记载使我们明确这样几个问题，1.后魏时南清河郡依然存在，辖县与晋同；2.此时的高唐县城与莒城并非一地，因为记载中明确告诉我们，莒城是在零县境内，不在高唐境内，而且是南清河郡治。这给我们考证其他问题提供了依据。
上述史料提到“景明三年(502年)复，”这次复立的高唐县城在何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载：(高唐县)①西汉置，治所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西晋废。②南朝宋置，治所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北齐废。③北魏景明三年(502年)，治所即在今山东高唐县”(35)这些结论。依据最新考古资料分析显然是错误的。一九七二年，我们曾在今高唐县城东北三里的三里庄村南，发掘一座东魏时期济州刺史房悦墓。出土墓志中关于墓葬的方位是这样记载的：“……春秋七十，兴和三年(542年)岁次率酉六月率丑朔十一月率庆薨于济州灵县之本宅……其年十一月已已朔十七日乙酉葬于鸣犊河之东。”(36)墓志中只字没有提到仅距墓三里的高唐县城。这说明，公元542年时，高唐县城还不在这里(下文将详述)。那么502年恢复高唐县时，其治所也就不可能在这里。根据房悦墓志铭提供的切实可信的资料分析，房悦墓在现在的高唐城东北约三里，房悦墓属灵县地，今高唐县城在房悦墓以西也当属灵县地无疑。而当时恢复的高唐县城也就必然在灵县辖区之外了。因此，现在的高唐县城也就不可能是502年复置高唐县时的县治所在地了。那么，这时高唐县的治所应该在何处呢？根据明代以来史志中关于高唐县由禹城伦镇迁来今址的记载，结合民间传说以及伦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502年复县时的高唐县治应当就在伦镇之西的城子坡。高唐县治在此一直延续到迁往高唐今址。何时迁走，将在下文述及。
四、关于高唐县城今址的建置年代
现在的高唐县城何时建立，历来说法不一，如“北魏景明三年(502)建”之说，已被1972年出土的东魏房悦墓志铭所否定。志文中提到两个地名以标明房悦墓的位置。一是灵县，二是鸣犊河。灵县，汉代所置，治所即今高唐县正南三十里之南镇。鸣犊沟，《汉书·地理志》以及郦道元的《水经注》中都有记载：“河水自灵县别出为‘鸣犊河，东北到入屯氏河。”(37)“河水自灵县别出为鸣犊河者也。东北经灵县东，东入县，而北合屯氏渎。”(38)这两个地名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汉至东魏的地图上都明确标出。以其与现在的高唐县城、南镇所处的对应位置分析，都基本相符。鸣犊河在房悦墓以西，今高唐县城以东。房悦墓在现在的高唐县城东北，相距只有1.5公里。按墓志铭的传统写法，在标明墓葬的方位时，一般先写明所属县，再写明周围最有代表性的标志物，如河流、山川、高地、乡镇等。志文中提到了离墓葬三十里之外的灵县，提到了并不十分重要的鸣渎河，而离墓葬只有5公里的若大个县城却只字没提及，这说明在东魏兴和三年(542年)时，现在的高唐县城还不存在。
第二种说法是“元代至元七年，高唐县城迁今址”。(39)，此说也不能成立。我们在一九八九年配合308公路建设时，在高唐城东约十里的赵庄村，发现了《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一合。志文载：“乾符四年二月十三日殡于高唐东约十里口龙乡。”(40)志文以高唐城为基点标明的墓葬的方向、距离，与今天的实际方向和距离都是一致的。这说明高唐县城早在唐代乾符四年(877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元代建城之说显然是错误的。
第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在高唐县条目下载：“……汉于其地置县，晋废。故城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后改置于汉灵县界，汉灵县地，后魏分置高唐县。唐改曰崇武。”(40)从这段文字来看，高唐县治所在地除侨居之外似乎还有三个地点。一是汉置晋废的县治，故城在今山东禹县西南；二是后来改置汉灵县界的县治；地点在何处，没有交待清楚；三是汉灵县地，后魏分置高唐县，唐改曰崇武”的县治，地点应是现在的高唐县址。但稍加推敲，便可看出这段文字记载不是错误百出就是含混不清。不足为据。关于“汉晋故城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问题，前边第一部分已经论证汉晋时期之高唐县治，在今高唐县涸河附近，方向在禹城西南。502年复置高唐县之县治在禹城伦镇，也在禹城西南，不知该书是指的那一个。关于“改置汉灵县界之高唐城”，也未交待清地点在何处。特别是“汉灵县地，后魏分置高唐县，唐改日崇武”条，更是存在严重错误。往往给人一错觉，误认为后魏分置高唐县时，县治就设在今址。其实不然，我们把“汉灵县地，后魏分置高唐县”与《魏书·地形志》中“南清河郡，晋泰宁中(约325年左右)，分平原郡置，治莒城，领县三、鄃、零……(有莒城)，高唐二汉晋属平原后置，景明三年复”的记载及《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中的“(高唐)北魏县，济州南清河郡。”(42)条结合起来分析，这时的高唐县城不在今址，因为莒城在灵县境内，高唐是独立的县，不会在灵县境内设县治，而现在的高唐县治却在灵县境内。显然，二者不是一个地点。因此，后魏分置高唐县之县治和“唐改曰崇武”之县治不是一个地点，二者没有前后延续关系。前者应在伦镇，后者才是今之县治。
那么，现在的高唐县城究竟建立何时呢？《元和郡县图志》载：高唐县“西南至州百一十里，本齐邑，……汉以为县……隋开皇十六年改属博州，皇朝因之。长寿二年改为崇武县，神龙二年，复旧名。黄河在县东四十五里，华歆墓在县东二十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确切的数据。“西南至州百一十里”是说的高唐县治离西南方向的博州一百一十里。唐时之博州治所，在今聊城市许营乡之民王屯附近，在高唐之西南，距离也是一百一十里，都与实际情况相符，“黄河在县东四十五里”，唐代黄河正好是从现在的高唐城东四十五里处流过；“华歆墓在县东二十里”，也与现在高唐城距华歆墓的方向和距离一致。三组数据和方向，都十分明确的说明现在的高唐县城在元和八年(813年)之前就已经存在。《新唐书·地理志》又载：“博州博平郡，武德四年以魏州之聊城、武水、堂邑、高唐置。……县六，聊城、博平、武水、清平(武德四年置)、堂邑、高唐(长寿二年曰崇武，神龙元年复故名)。”(43)根据所列县名分析，这时的高唐城应当在现在的县城。也就是说，武德四年时(621年)，现在的高唐城已经存在。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出土文物铭文。民国版《高唐县志稿》载：“民国五年(1916年)，八区小华庄浚砦壕，掘出一造象，石洁如玉，古色斑烂。惜弥陀及侍者被插损其身，背面字尚可辨，系‘显庆六年，华公乡清化里佛弟子刘一盛界造石。”(44)“显庆六年”，历史上本不存在。“显庆”年号共用了五年，如何出来一个“六年”？根据情况分析，唐时都城在长安，高唐离长安遥遥几千里，交通不便，讯息不灵。朝廷已经改了年号，边远地区尚不知道。自己仍按“显庆”年号顺延。实际上显庆六年应为唐高宗李治龙朔元年，即公元661年。“小华庄”离县城二十里。也就是《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说的华歆墓所在地。这进一步说明，现在的高唐县城，自唐代早期就存在。
《高唐县志稿》又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城东亚王庄民，掘地发现石佛十余尊，或石或玉，背有“河清三年，高唐县信女郑氏镌”(45)等文字。“河清”为北齐武成帝高湛年号，河清三年即公元564年。亚王庄在今高唐县城东北，离城6公里，这段铭文无辨驳的说明，公元564年，高唐县城已在今址。我们再结合北齐废南清河郡”的记载分析，很可能在废南清河郡的同时，也将高唐县迁到今址。但北齐何年废南清河郡，却没有明确记载，不能妄下断语。另外，上边提到北齐天保七年，郡县曾有过变迁有明确记载的便是北齐天宝七年将梁邹之高唐迁往黄巾堌之高唐。一般说来，区域的变动不会是单一个城市的变动，很可能会有一批郡县的变动。高唐县也很可能是在这一年由禹城伦镇迁往今高唐县治，南清河也很可能是这一年废止的。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确切的史料记载，只能算作推论，而不是结论。但是，北齐的建立是在公元550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由伦镇迁今址的时间压缩在550-564这十四年之间，也就是说，高唐县城今址是在北齐550-564年建立的。
注释：
①《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68页。
②《史记》第四册第1500页。
③杨伯骏《春秋左传注》第三册第1049页。
④同②
⑤《后汉书》第十二册第3472页。
⑥王明根等《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⑦《史记》第六册第1890到821页。
⑧《史记》第六册第1891页。
⑨《汉书》第六册第1579页。
⑩王国维《水经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11)同⑩第191页。
(12)《后汉书》第十二册第3472页。
(13)《三国志》第一册第10页。
(14)《三国志》第四册第872页。
(15)《三国志》第二册第401页。
(16)《晋书》第二册第423页。
(17)《晋书》第四册第1260页。
(18)《二十五史宋书》缩印本第1752页。
(19)(20)同(18)
(21)《二十五史》缩印本第1754页。
(22)《二十五史》缩印本第2455页。
(2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节第四册第299页。
(24)《山东通志》卷三节539-175页。
(25)光绪版《高唐州志·高唐故城》
(2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第六册第500页。
(27)同上书第299页。
(28)同上书第301页。
(29)欧阳志《舆地广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二册第113页。
(30)(31)同上书第一册第63页。
(32)《元丰九域志》中华书记1985年版第一册第70页。
(33)《二十五史》缩印本第2455页。
(34)同(33)
(35)《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第735页。
(36)墓志现藏山东省考古研究所。
(37)《二十五史·汉书·地理志》缩印本第一册，第152页。
(38)《水经校注》(王国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39)《聊城古今知识大全》第30页
(40)墓志藏高唐县图书馆。
(41)《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775页。
(42)《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八下第161页。
(43)《新唐书》第四册第1011-1012页。
(44)民国《高唐县志稿》第十二册第36页。
(45)民国《高唐县志稿》第二册第12页。
高唐县治所考
高唐县地名办公室副主任 何庆臣
根据有关史志典录记载，高唐县治所共有五处，四处在山东，一处在安徽。其实，本土高唐县只有两处，一是今禹城市西南、伦镇乡西北的高唐县故城；二是今治。其余三处是特殊情况下的侨置治所，一在今安徽省霍丘县高唐镇(亦称高唐市、高唐集)；二在今邹平县(古梁邹)的长山镇高唐庄，三在章丘黄巾堌(亦称黄巾固城)，即今章丘市西北的水寨镇。
现逐一考证如下：
一、今禹城市西南、伦镇乡西北的高唐县故城。
高唐之名始于春秋，属齐为邑，《春秋襄公十九年》：“齐夙沙卫奔高唐以叛”。这是最早的记载，又见，《史记·田敬仲世家》：“齐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河，古时对黄河的专称。那时黄河在今禹城、高唐之间流经，凅河村在黄河东岸，古时名“固河”，含“固定河防”之意，人们害怕黄河决口，故以吉祥嘉言名之。明嘉靖《高唐州志》中仍名“固河”，录古诗为证，《固河天堑》：“固河瀑水浪峥嵘，飞湍急流喧沸泓。白水长天连一色，怒涛激石雷铿轰。巨舰连樯不能越，铁骑长驱嗟莫行。东西形势有如此，碣石龙门浪得名”。春秋时期齐赵以黄河为界分东西，齐强赵弱，所以赵人不敢到东边的黄河里打渔。由此可知彼时高唐不在今址。见《中国历史地名词典·高唐邑》：“春秋战国，齐地，在今山东禹城西南”。还有《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高唐县》载：“按，古高唐即春秋时齐邑，在禹城西四十里。高唐故城，史记所谓齐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即此城也。”高唐故城一定在河东。清光绪《高唐州志·高唐故城》亦载：“高唐故城在城东七十里，伦镇西北。”诸志所述方位里程虽不完全一致，但其地均指一处。
下面查考一下高唐县的设置和兴废过程。汉初在高唐邑置高唐县，《汉书·地理志·平原郡》：“高帝(汉高祖刘邦)置，九城，平原，高唐……”晋乱后县废，乱，指西晋“八王之乱”和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即“五胡乱华”所形成的十六国之乱。下面的文字记载可见一斑：《晋书·地理志·冀州平原国》：“汉置，统县九，平原、高唐、茌平、聊城……。元帝(东晋司马睿)之后，冀州没于石勒(后赵)，勒以泰兴(元帝年号)二年(319年)，僭号于襄国(今河北邢台市)，称赵后为慕容氏(前燕)所灭，慕容氏又为符坚(前秦)所灭，孝武帝(东晋帝司马曜)太元八年(383年)坚败，其地入慕容垂，僭号于中山(今河北定县)，是为后燕，后燕卒灭于魏(笔者按，应是北燕，根据《中国历史年表》更正)。短暂的“十六国”，频繁的争战，走马灯似的朝代更替，中原行政区划打乱，高唐废县就在所难免。关于废县，几部志书均有记载，《续山东考古录·晋冀州平原国高唐县》：“晋乱废”。《魏书·地形志·济州南清河郡》的记载更为可信：“高唐，二汉、晋属平原，后罢，景明(北魏宣帝年号)三年(502年)复”。《山东通志·卷十六·东昌》中也有记载：“汉高唐县，后魏高唐县皆在今禹城县境。”从以上史料中得知，晋乱后高唐县废止，历时一百七十余年，至此魏景明三年又在原址复置。
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于一九九一年春，笔者会同县志办主任郑宽亭、副主任林金祥、副主编侯立中等三位同志，实地考察了高唐县故城遗址。在禹城市西南20公里，伦镇乡西北4公里处，有一片被四个村庄围绕着的空旷田野，这就是高唐县故城遗址。四个村名是，北面的叫小城子坡，南面的叫大城子坡，相距3.5公里，村名与“城”有关；东面的叫燕寨子，西面的叫堂子街，两村相距4公里。在这片四周高中间低的空地西沿，故城尚存一段高1.5米，东西宽9米，南北长150米的城墙遗迹，墙体是夯土筑就的，无砖石白灰，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我们访问了在附近耕作的四起五位农民。我们问：“这里原来是什么地方？”他们均做了一致的回答，“是高唐城。”并指那段残垣叫“城顶子”，是“西城墙的一段”。一位七十多岁的长者还指点：“那里是大堂”，“那里是点(将)台”，“一九五八年在这里还挖出过一缸生锈的铁质兵器”。除此之外，灰陶碎片随处可见，以城墙遗址南端一水渠内外最多，说明地下比地表更多。唯不见瓷器碎片和砖石瓦砾。灰陶片经考古人员鉴定，皆是汉代器皿碎片。可见此城之古，废城之久。大凡“街”都与“城”有关，所以我们也想知道“堂子街”的来历，返回时路经堂子街村，询问村民得知，村名是由“唐子街”演变而来，与“高唐城”不无联系。口碑传说与史料记载，均指此处为高唐县故城。
这里的高唐县是什么时间废城移治的呢？《山东通志·卷之十四·禹城县》载：“北齐移(高唐)县治今高唐州界之南清河废郡城”。是北齐时期，再具体一点，见民国《高唐县志·地理志》：“盖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内州郡县”。当在天保(北齐文宣帝高洋年号)七年(即公元556年)。至此可知，春秋时为齐邑，汉初置县，晋乱废县，北魏景明三年复置，至北齐天保七年移治，历时一千二百余年的高唐邑、高唐县治所一直设在今禹城市西南、伦镇乡西北，今高唐城东七十里处。
二、在今安徽省霍丘县高唐镇(高唐市或高唐集)的侨置高唐县治所。
西晋后期和东晋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先后入侵中原，形成历史上的“十六国”，为避战乱也不甘沦亡，晋室皇族，豪门世家郡县官员及部分老百姓便随晋元帝(琅琊王司马睿，317—322年间在位)纷纷南渡长江。流涉到外地又不忘故土，便建起家乡的州郡县(如同现代所说的“组织流亡政府”)即为侨置。这有史可查，《宋书·州郡志·南兖州刺史》：“中原乱，中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东晋司马衍，326—342年间在位)立南兖州，寄治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文帝(南朝宋刘义隆)元嘉八年(431年)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南平原郡领平原、高唐、茌平凡三县。”侨置初行时有民无土，有名无地，形同虚设。久而久之，南朝朝廷发觉如此很不利于财政收入和兵员征集。于是将侨民编入当地户籍，由当地郡县管理，即所谓“土断法”；另一种措施是由当地行政机构划出部分地域给侨居者管理，或取消当地区划完全归侨民管理，使之具有实土，有名有地，名实相符，这就称为“土侨”(即有土地的侨置州郡县)。南朝宋在江淮间侨置郡县的痕迹，从现在的地名上还可以找到佐证，《中国地名词典·高唐镇》：“在安徽省霍丘县西六十里，亦曰高唐市，即今安徽省霍丘县高唐集。”霍丘县处于长江淮河之间，正与《宋书》“始割江淮间为境治”的记载相吻合。当是彼时侨高唐县的治所。
三、在今邹平县(古梁邹)长山镇高唐庄的侨置高唐县治所。
南朝宋于420年灭东晋，疆域北扩，占据山东东半部，所侨置的州郡县也由南方北移，《宋书·州郡志·冀州刺史》：“江左立南冀州，后省。义熙中(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405—419年间)更立，治青州，又省；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又分青州立历城，割土置郡县，领郡九，县五十一。平原太守，领县八，平原……茌平、高唐”。又《魏书·地形志·齐州东平原郡》：“齐州，治历城，刘义隆(南朝宋文帝423—453年在位)置冀州，皇兴(北魏献文帝拓拔弘年号)三年(469年)更名，领郡六，县三十五。东平原郡，刘裕(南朝宋武帝，420—422年在位)置，魏因之，治梁邹(今邹平县)，领县六，平原、临清、茌平、高唐……”。此时平原郡故土已被北魏占据，南朝宋便在今邹平县境内侨置东平原郡。北魏逐渐强大，刘宋退守江南。于479年刘宋被南朝齐灭亡后，北魏仍沿用了刘宋的行政区划，并继续实行侨置制度。因为是在彼郡县内侨置，既使“割土置郡县”，所置郡县地盘也不会大，甚至在一个县内侨置一个郡，如前所述，东平原郡侨置在梁邹--今邹平县，一郡领六县，若郡理在县城，县治就只有在乡村了，所以侨置过高唐县的地方，后人称作“高唐庄”。这便是诸志书提及的，在长山县高唐庄，即今邹平县(古梁邹)长山镇(原长山县治所)高唐庄的侨置高唐县治所。
四、在章丘黄巾堌，即今章丘市水寨镇的侨置高唐县治所。
黄巾堌，又称黄巾固城(“后汉末黄巾军堡聚于此，齐人谓垒堡为固，故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黄巾固城，即今山东章丘县西北水寨(《中国历史地名词典》)。在此侨置高唐县的朝代，有关史志上有三种说法：(一)南朝宋侨置；(二)刘宋、后魏侨置；(三)高齐侨置。孰是孰非，试论如下：
(一)南朝宋侨置。
前已述过，南朝宋先在江淮间侨置南平原郡高唐县，后在古梁邹，即今邹平县长山镇(原长山县)侨置东平原郡高唐县。本题论及的是“南朝宋在章丘县黄巾即今章丘市水寨镇侨置过高唐县没有？”如果此论点成立，就是说南朝宋先后在三个地方侨置过高唐县。事实如何？《续山东考古录·卷之一·长山县》：“县南接淄川，有高唐庄，或宋初所置，后又移黄巾固城欤？”关于移治之事仅是猜想，未做肯定的陈述。若果真如此，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只是没有根据。而《魏书·地形志·东平原郡》：“刘裕置，魏因之，治梁邹……”。的记载是确凿的事实。说明南朝宋在梁邹(今邹平县)侨置的东平原郡及其属县一直未作变动。那么，东平原郡高唐县只能是一直侨设在长山县高唐庄，即今邹平县长山镇了。
结论是，南朝宋未曾侨置高唐县于今章丘。
(二)刘宋、后魏侨置。
南朝宋是刘姓皇帝，故又称刘宋。“刘宋侨置”与“宋魏侨置”，两说是一致的，前者如属实，后者也成立。因为，刘宋如何侨置，北魏就如何“因之”。
刘宋存在时期是公元420—479年，北魏存在时期是公元386—534年，刘宋后北魏而兴，又先北魏而亡，南朝宋统治的六十年和北魏是并存的。它们的境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元449年宋魏时期全图》中可以看出，宋元嘉(文帝刘义隆年号)二十六年(449年)，即北魏太平真君(太武帝拓拔焘年号)十年，以济南、泰安、济宁、许昌、西安一线为界，分为南北朝。民国《高唐县志·卷之二·沿革》：“按，晋安帝(东晋司马德宗)时大河以西归于魏”。这指的是今山东境内。东晋灭于南朝宋，南朝宋灭于南齐，南齐与北魏又南北对峙。北魏势强南侵，占据了山东全部和江苏、安徽、河南北部。南朝宋的行政区划北魏未作变更，连侨置之制也沿袭了。
据(一)所述，既然刘宋未在今章丘侨置过高唐县，那么北魏也就没有如此侨置，所谓：“刘宋、后魏侨置高唐县皆在今章丘县境”之说也就不成立了。
(三)高齐侨置。
东晋、刘宋实行的侨置郡县制，本不是正常的行政区划制度，做为后来的统治者，本应整顿革除。它们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穷兵黩武，无暇顾及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所以北魏就“因之”了，至北齐时才有所变动。如：民国《高唐县志稿·地理志》：“盖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内州郡县”。但是也没废止侨置。正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章丘县》中所释：“北齐徙置高唐县于此，隋改曰章丘”。只是没有说明高唐县是从哪里徙置来的。《太平寰宇记·章丘县》：“高齐天保七年移高唐于此，即黄巾固城也。隋开皇十八年(笔者按，以《隋书》“开皇十六年”为准)以博州亦有高唐县，改此为章丘县”。这足以说明是北齐于天保七年(文宣帝高洋年号，556年)将南朝宋、北魏侨置在今邹平县长山镇(长山县高唐庄)的高唐县徙置于今章丘市水寨镇(章丘黄巾堌或黄巾固城)。此条论点正确。
五、今治。
高唐县今治设置时间，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今以正史为依据，以出土文物做实证，力求去伪存真，以正视听。列举诸志众说如下：
(一)明嘉靖《高唐州志·故城》：“在州城东七十里，伦镇西北，俗称为旧高唐，今属禹城界内。或谓遗址去州太远且东偏，迁未必然，然不可考也。”
(二)清道光《高唐州志·沿革》：“北魏初废，景明三年复，属南清河郡，郡理在莒城，即今高唐地也，后齐罢郡，改属平原郡”。
(三)清光绪《高唐州志·高唐故城》：“高唐故城(旧志载)在城东七十里，伦镇西北，今属禹城。黄巾固城之高唐乃东平原郡侨置之高唐县，非移此于彼也。”
(四)《山东通志·卷十六·高唐州》：“汉高唐县、魏高唐县皆在今禹城县境，刘宋、后魏侨置高唐县在今章丘县境，东晋泰宁中分平原郡置南清河郡，属济州，治零县之莒城，齐废郡，自禹城县界移县治废郡城，属清河郡”。
(五)《山东通志·卷之十四·禹城县》：“两汉高唐县属平原郡，魏高唐县属平原郡，晋属平原国，乱后废。宋、魏侨高唐县治今章丘黄巾固城，后魏景明三年复置高唐县，属南清河郡，北齐移县治今高唐州界之南清河废郡城”。
(六)《续山东考古录·卷三十二·废高唐县(今州治)》：“后魏县仍汉治，高齐以后高唐治莒城，亦非今治”。
(七)《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高唐县》：“汉灵县地，后魏分置高唐县”。
(八)民国《高唐县志稿·卷之三·建置》：“本县城池之建置，元以前无可考，据省志城池考云：‘汉高唐县城在伦镇西，今州治，乃元至正七年(1347年)所置’”。
(九)民国《高唐县志稿·卷之二·沿革》：“今高唐县，即元明清时之高唐州，本汉灵县地，即春秋灵丘邑”。
(十)《中国历史地名词典·高唐县》：“北魏景明三年置，治所即今高唐县”。
(十一)《元和志·章丘县》：“高齐天保七年自高唐故城移高唐县理于此”。
(十二)《续山东考古录·章丘县》：“高齐移禹城境内之高唐县于今高唐州东南之莒城，混实土徙治于侨县，谬也”。
识读以上各论，以为(五)《山东通志·卷之十四·禹城县》的阐述较为正确。是说东西汉、三国魏，二晋时的高唐县及北魏复置后的高唐县治所均在一地，即今禹城西南，伦镇西北的高唐故城。北齐将其西移至废零县境，治南清河废郡城，即今县境县治。唯“宋、魏侨高唐县治今章丘黄巾固城”一句不妥，此举是北齐所为，与刘宋、北魏无涉。
清道光《高唐州志·沿革》中所述，似是而非、对错参半。本文前已述过，古高唐是晋乱后废县的，不是“北魏初废”，前后相差近一个世纪。“景明三年复”是从哪里复的？不仅没说清楚而且将“复置”与“移治”混为一谈了。实际情况是北魏景明三年(502年)在高唐县原址复置，五十余年后，北齐于天保七年(556年)移高唐县于废零县地，治南清河废郡城--莒城。最后一句，“属南清河郡，郡理在莒城，即今高唐地也……”还是正确的。
《中国历史地名词典·高唐县》条中言：“北魏景明三年置，治即今高唐县”。此释显然不对。前已引证《山东通志》的记载：“汉高唐县，后魏高唐县皆在今禹城县境”。说明北魏景明三年是在禹城境内原址复置，治所不是今高唐县。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高唐县》：“汉灵县地，后魏分置高唐县”。今高唐县境固然是汉灵县地，但不是北魏分置的，而是北齐将今禹城境内的高唐县西移徙入废零县(汉灵县)地，即今县境。这可以找到根据，《魏书·地形志·济州》：“治确磝城(确磝津，在今茌平县西南古黄河上，南岸有确磝城。东晋、南北朝时为军事要地。唐天宝十三年(754年)城毁津废。—《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泰常八年(北魏明元帝拓拔嗣年号，423年)置，领郡五，县十五。南清河郡，晋太宁中(东晋明帝司马绍年号，323—325年间)分平原置，治莒城，领县三，鄃；零，治零城，有莒城；高唐，二汉、晋属平原，后罢，景明三年复。”由此可知，南清河郡治在莒城，莒城在零县境内，北魏时零县尚存。什么时候废零县的呢？见《中国历史地名词典·零县》：“北魏改灵县为零县，治即今高唐县南镇，北齐废”。可见此条释文是错的。
《元和志·章丘县》载：“高齐天保七年自高唐故城移高唐县理予此”。对此《续山东东考古录·章丘县》中批评说：“高齐移禹城境内之高唐县于今高唐州东南之莒城，混实土徙治于侨县，谬也。”《元和志》所论显然不对，其理不必赘言。而《续录》的批评指正也难使人信服。禹城界内高唐县移治的去向不外乎去章丘或来今治。若把移入的县治--莒城(南清河郡废郡城)说成在今高唐县城东南，那么今高唐县治又起自何时？从何处迁来？莒城安在？岂不成了千古之迷？“混实土徒治于侨县”固然“谬也”，那么把徙治的去向搞糊涂，同样谬也。《山东通志·卷之十二·章丘县》：“北齐天保七年徙高唐于此。”这是指的侨高唐县从邹平徙置于章丘，当然不是指禹城境内的本土高唐县。下面才是，《山东通志·卷之十四·禹城县》：“北齐移(高唐)县治今高唐州界之南清河废郡城”。关于南清河郡城和莒城的记载也有，《隋书·地理志·清河郡高唐县》：“高唐，后魏置南清河郡，后齐即废”。《魏书·地形志·南清河郡》：“晋泰宁中(节闵帝元恭年号，323—325年间)，分平原置，治莒城”。再看《山东通志·卷之十四·禹城县》：“后魏景明三年复置高唐县，属南清河郡，北齐移(高唐)县治今高唐州界之南清河废郡城”。据以上两史一志所载，今高唐城原是南清河郡城，即莒城无疑。正如《高唐县志·卷之十六·古迹》中所述：“齐废南清河郡自禹城移县治未尝有迁移之事实，今治即为南清河废郡城，即古莒城可知”。又论“考自高齐移县治于废郡城之后，史未载再徙之文，亦未闻再徙之传说，其县治当即今县治”。
以上是可信的文字记载。另外还有关于出土文物的记载又为佐证。
民国《高唐县志稿·卷之二·沿革》中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城东亚王庄民，掘地发现古佛十余尊，或石或玉，背有‘河清三年高唐县信女郑氏镌’等文字，河清为北齐年号，则其时高唐县治已移此亦一确证也”。所谓“城东亚王庄”今属我县尹集镇，距县城8公里。“河清”为北齐武成帝高湛的年号，河清三年即公元564年，当是天保七年(556年)移高唐县于今治之后八年。
再看《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的高唐县的位置，北齐时只标州郡未标县，自隋以后皆有今治，北齐于577年灭亡，隋于581年始建，相差仅四年的时间。可见南北朝时高唐县已是今治了。该地图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定稿、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是具有权威性的。虽然唐朝的《海内华夷图》今已亡佚，仅存石刻图，而九百年前北宋时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和宋以后的十余种历史地图集是可靠的依据。
结束语
本土高唐县治所共两处。一是禹城境内高唐故城，二是今治。汉初将今禹城西南、伦镇西北的春秋高唐邑改置为高唐县，晋乱废县，北魏景明三年(502年)在原址复置，北齐天保七年(556年)移今境今治。今县境是汉灵县(战国灵丘邑，北魏零县、北齐废零县)之地，今县治所是南清河废郡城，即古莒城。
州郡县侨置，东晋初行，并无实土，侨高唐县治所无从查考。有志书可查考的共三处，一是刘宋侨置于江淮间今安徽省霍丘县的高唐镇，二是刘宋侨置、北魏因之于今山东省邹平县(古梁邹)的长山镇(原长山县治所)高唐庄；三是北齐由邹平徙置于今章丘市的水寨镇(章丘黄巾堌)。高唐县侨置，起自东晋初年(317年)，止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历时二百七十九年。北魏景明三年(502年)复置高唐县后的九十余年间，两个高唐县是并存的。隋废侨郡县制，改侨高唐县为章丘县。本土高唐县自北齐移今治后保留至今。
高唐的铺村和屯村
郑宽亭侯立中韩子敬
高唐有铺村16个，屯村66个，铺村屯村数目之多，为平原、茌平、夏津、禹城、东阿、阳谷等附近县市之首。这是有一番来历的。
古代，高唐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县署、州署所在地，南北交通要冲。《高唐州志·疆域》曰：“胥经于此，以达两京……车辚辚，马萧萧，还杂于周，行者终日不绝，所以自昔号为要冲之地、繁居之邦也。”可见，当年高唐的交通地位何等重要了。官方为了传递公文和给过往官员提供食宿方便，在各交通要道上，每隔一定距离便设“铺”一处，以应需要。据1535年明嘉靖《高唐州志·铺》记述，每铺“为屋四楹，旁为两廊，中建邮亭，其外为门，缭以周垣。具旗铃以严号令，置包匦以护封缄，设铺司兵以递文移，附于历以稽程限，统於长以司巡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时至今日的铺村，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铺村了，而且有的铺村(张铺、姜铺、东铺、西铺)原来就不存在铺村的实际意义。但是，追根求源，仍可看出铺村屯村的一些历史渊源。
高唐县的铺村，其位置大都座落在县境内的几条古“官道”上，它们以总铺为起点，分别向西、向南、向北排列开来，铺与铺的距离或5里或10里，以距离总铺里数至多少，称××里铺”。从县城内向西去的古官道，西经十里铺、十五里铺、二十里铺、张铺(距县城25里)、三十里铺等5个铺村，通往运河岸边的古城——临清。在纵贯高唐县境南北的“官道”上，共有8个铺村。即高唐城北的五里铺、十里铺(今称东铺和西铺)、十五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等5个铺村和高唐城南的南五里铺、十里铺、五里铺(古灵城北五里处)等3个铺村。位于县城内的“总铺”，是县境内的核心铺，它和今旧城(曾是清平县城址)镇东南的十里铺，也应计入我县铺村之列。一个县境内的不同乡(镇)有同名村，是国家地名法规许可的，我县的同名铺村、屯村的名称，得以保留至今。
屯村的设立和兴起同样事出有因。
元代的高唐人口与宋朝相比，同全国人口情况一样，处于递减状态，大约只有两万人上下。元明之交，高唐成了主要战场，加之连年旱、蝗灾害，土地大片荒芜，人烟极为稀少，“土著旧口，大半荡然无存”(《高唐县志稿》第七册131页“户口变迁”)。朱元璋建立明朝，能耕能种的生产劳动者十分缺乏，徭役无人服，赋税无处征收。据《明史》“食货志”载，朱元璋采纳户部郎中刘九臬“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的建议，决定由山西移民，荒凉的高唐则是重点安民地之一。
移民有的来自兖、登、莱、青各州府，主要还是来自山西省平阳府洪洞等县。时间约分别在洪武20年(1387)、24年和25年。
地处山西省汾河流域的洪洞等县，为元将领察罕帖木儿及其儿子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统治地区。因山河险要易守难攻，战乱较少，社会相对稳定，较长一段时间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形成人口稠密之区。因此，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向高唐等地移民。
山西省洪洞数县也为此建立了移民专职机构，确定专职官员办理此事。临行前，移民们齐聚洪洞县广济寺，倾诉乡情，祭奠祖先。待移民们离开广济寺的时候，“穷家难舍”，离乡之情猛袭心头，忍不住热泪翻滚，路上一个劲地回头看看那广济寺，看看那广济寺的大槐树。所以，当他们来高唐定居之后，为了寄托思念故乡之情，常在新居的房前屋后植槐，只要有人问起谁的祖籍在哪里，他便说老家原在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样，槐树的种植便多了起来，几乎家家都有，或叫国槐，或叫家槐。至今高唐境内百年古槐仍不罕见。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因“洋槐”(刺槐)的引进，国槐的种植才渐渐少了。新的居民点纷纷建立，命名是至关重要的。凡有组织的移民，往往用带领、组织他们建新居民点的领头人的姓氏，作为新居民村的村名，如什么“张官屯”、“李官屯”、“徐官屯”等，姓名全称的，“张达屯”等等。象“李官屯”、“徐官屯”、“王官屯”这样的村名，在今高唐境内至少各有两个。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命军人也搞屯田生产，这便产生了“军屯”。军屯有以军人小头目姓氏命名者，也有以地名命名者。移民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产搞得颇有生机，生活也得到某些改善。加之明初风调雨顺，也算得上国泰民安。
然而好景不长，高唐大地烽烟又起，居民又遭大难，那便是“靖难之役”的发生：明太祖朱元璋称帝之后，分封诸子到各地为王，拥有重兵，尤其是在北方同蒙古鞑靼人接近的各王，兵权尤重，一般在万人以上。1398年(洪武31年)，太祖朱元璋病死，翌年(1399年)，其嫡长孙朱允在南京即位(即为惠帝，年号建文)。时因尾大不掉，任用齐泰、黄子澄参与国事，遂即废削数王。是年燕王朱棣(朱元璋之子)举兵北平(今北京)，以讨伐齐、黄为名(实为争夺帝位)，号称“靖难”。1402年(建文4年)，燕兵破京师(今江苏省南京)，惠帝死(一说逃亡)，燕王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
这“靖难之役”，在高唐也称“燕王扫北”。燕王举兵，南北横扫，居南北交通要冲的高唐自然在劫难逃。“鲁西鲁北尽成战场，燕军所过，村舍为墟，于是土著无噍类矣”。此后又不断从省内外移民，“填高唐以旷地与之”。不仅明朝有移民，清朝仍有此举。因此，高唐以屯命名的村落特别多。1553年明嘉靖《高唐州志》记载有30个；1836年的清道光《高唐州志》记载已有46个，临徒骇河的南北交通要冲南镇一带，一向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重灾区，移民点自然就多一些。今南镇乡共有48个自然村，有8个带屯字的村庄。它的近邻赵寨子乡，共有39个自然村，有7个带屯字的村庄。真是高唐“无屯不成乡镇”。这些村庄大多数系明代移民村落。由此也可知当年战事之惨烈，燕王屠戮之残酷，高唐境域之荒凉。旧志记载：当孩子淘气大哭大闹时，母亲恫吓孩子说：别哭了，别哭了，阎王(燕王)来了，这时连淘气的孩子也闻听燕王而止哭。
在人口越来越多、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占有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连年不断的灾荒，不得温饱的人民，不是聚众谋反，便是扶老携幼“闯”关东，去黑龙江等地屯垦种地，建立新的屯村，那则是另一回事了。
(此文曾发表在高唐县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1990年第5辑，本志收录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