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民主县政府设立司法科，负责审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年2月建立高唐县人民法院。1958年，禹城、高唐两县合并，两县人民法院亦合。1961年禹城县人民法院分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法院陷入瘫痪。1968年2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成立高唐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1973年6月30日，高唐县人民法院恢复建立，下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信访接待室、办公室，后相继建立尹集人民法庭，赵寨子人民法庭，张大屯人民法庭，赵庄人民法庭。1982年又增设经济审判庭。1984年建立执行庭，增设政工科，1987年实现一乡一庭。
自1953年起，至1987年止，先后有宋跃庭、马曰祥、宋华杰、万金文、陈永祥、马来福出任院长。
一、刑事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法院把刑事审判，当作首要任务，担负起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
1950年，在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时依法惩办了一批抗拒、破坏“土改“的罪犯和不法地主及残害人民群众的恶霸；依法审判惩办了一批匪首、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到1951年，共审结刑事案件575件，588人，其中反革命案件102件，占18%。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秋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至1956年底，依法审理贪污案件49件，判处罪犯53人。审理反革命案件373件，判处罪犯391人，审理其他刑事案件1082件，判处罪犯1098人。
1957年至1964年，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121件，3199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审判工作受到严重干拢，造成大批冤假错案。1965年至1972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429件，475人。其中反革命案件126件，140人，占29.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加强和完善，法院全面执行以公开审判为中心的会议、陪审、辩护、回避、上诉等审判制度，独立行使审判权。1973年至1982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31件，判处各类罪犯363名。自1979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审结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至1981年共改判纠正冤、假、错案197件，210人。
1982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犯罪的决定》，加强了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1983年8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罪犯的方针，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严打斗争，三年共审结严重刑事犯罪案件137件，判处严重刑事罪犯228名。1982至1987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38件，判处各类罪犯382名。
二、经济审判
1979年前，法院没有开展经济审判工作，经济纠纷多数依靠行政手段解决，少数以民事案件处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经济交往增加，经济纠纷案件大幅度上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法院于1982年4月建立经济审判庭，开展经济审判工作。自1981年起至1987年，共审结各类经济纠纷案件866件，审理金额657.33万元。
在经济审判工作中，对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既严格按照“合同法”认真审查合同是否有效，依法追究过错方的经济责任，又从实际出发，本着有利生产的原则，妥善解决经济纠纷。1982年至1987年共审结各类经济合同纠纷案件818件，审理金额637.33万元。对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则根据有关的法律政策，判明是非责任，坚持积极疏导、着重调解的原则，既坚持保护集体利益，又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至1987年共审结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47件。
在经济审判工作中，法院还多次组织巡回法庭，深入到乡镇、企业、农村开展理顺各种经济关系的工作，利用简易程序，就地审理简易纠纷案件。1982年至1987年，共审理简易经济纠纷350件，为国家、集体、企业追回欠款20多万元，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地发展。
三、民事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院担负起处理人民内部纠纷，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的繁重民事审判任务。
50年代，在民事案件中，以婚姻、土地债务、宅基房屋等案件比较突出。1956年后，随着所有制的变化，土地案件趋于消失，债务案件明显减少。1949年至1957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3954件。
1950年5月《婚姻法》颁布实施，法院会同有关部门、群众团体进行了大力宣传。法院依照《婚姻法》的规定，支持保护人民群众争取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权利，打击在婚姻问题上的封建思想和恶习，有力地促进了新婚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1949年至1957年共审结婚姻案件262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66%。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法院依照土地法的有关规定，审理土地纠纷案件。1949年至1957年共审理土地案件223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5.6%。
解放初期的债务案件多数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院依照法律审理债务案件，依法保护人民的财产权益。1949年至1957年共审理债务案件215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5.4%。
1958年至1961年，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包办买卖婚姻等封建恶习重新抬头，致使婚姻案件明显上升。三年共审结民事案件840件。其中婚姻案件759件，占90%。
1962年至1965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1116件。“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事审判工作中断，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失去保障，财产权益案件无人过问，婚姻纠纷案件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
1973年以后，法院恢复建立后，人民调解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民事审判工作逐步走向正常。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政策的逐步实施，民事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的内容、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原则，坚持就地办案着重调解的方针，更新审判观念，改变审判方式，加强了民事审判工作。1973年至1987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1918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第四节 审判
视图
解放初期，民主县政府设立司法科，负责审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年2月建立高唐县人民法院。1958年，禹城、高唐两县合并，两县人民法院亦合。1961年禹城县人民法院分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法院陷入瘫痪。1968年2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成立高唐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1973年6月30日，高唐县人民法院恢复建立，下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信访接待室、办公室，后相继建立尹集人民法庭，赵寨子人民法庭，张大屯人民法庭，赵庄人民法庭。1982年又增设经济审判庭。1984年建立执行庭，增设政工科，1987年实现一乡一庭。
自1953年起，至1987年止，先后有宋跃庭、马曰祥、宋华杰、万金文、陈永祥、马来福出任院长。
一、刑事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法院把刑事审判，当作首要任务，担负起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
1950年，在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及时依法惩办了一批抗拒、破坏“土改“的罪犯和不法地主及残害人民群众的恶霸；依法审判惩办了一批匪首、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到1951年，共审结刑事案件575件，588人，其中反革命案件102件，占18%。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秋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至1956年底，依法审理贪污案件49件，判处罪犯53人。审理反革命案件373件，判处罪犯391人，审理其他刑事案件1082件，判处罪犯1098人。
1957年至1964年，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121件，3199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审判工作受到严重干拢，造成大批冤假错案。1965年至1972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429件，475人。其中反革命案件126件，140人，占29.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加强和完善，法院全面执行以公开审判为中心的会议、陪审、辩护、回避、上诉等审判制度，独立行使审判权。1973年至1982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31件，判处各类罪犯363名。自1979年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审结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至1981年共改判纠正冤、假、错案197件，210人。
1982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犯罪的决定》，加强了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1983年8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罪犯的方针，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严打斗争，三年共审结严重刑事犯罪案件137件，判处严重刑事罪犯228名。1982至1987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338件，判处各类罪犯382名。
二、经济审判
1979年前，法院没有开展经济审判工作，经济纠纷多数依靠行政手段解决，少数以民事案件处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经济交往增加，经济纠纷案件大幅度上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法院于1982年4月建立经济审判庭，开展经济审判工作。自1981年起至1987年，共审结各类经济纠纷案件866件，审理金额657.33万元。
在经济审判工作中，对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既严格按照“合同法”认真审查合同是否有效，依法追究过错方的经济责任，又从实际出发，本着有利生产的原则，妥善解决经济纠纷。1982年至1987年共审结各类经济合同纠纷案件818件，审理金额637.33万元。对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则根据有关的法律政策，判明是非责任，坚持积极疏导、着重调解的原则，既坚持保护集体利益，又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至1987年共审结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47件。
在经济审判工作中，法院还多次组织巡回法庭，深入到乡镇、企业、农村开展理顺各种经济关系的工作，利用简易程序，就地审理简易纠纷案件。1982年至1987年，共审理简易经济纠纷350件，为国家、集体、企业追回欠款20多万元，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地发展。
三、民事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院担负起处理人民内部纠纷，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的繁重民事审判任务。
50年代，在民事案件中，以婚姻、土地债务、宅基房屋等案件比较突出。1956年后，随着所有制的变化，土地案件趋于消失，债务案件明显减少。1949年至1957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3954件。
1950年5月《婚姻法》颁布实施，法院会同有关部门、群众团体进行了大力宣传。法院依照《婚姻法》的规定，支持保护人民群众争取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权利，打击在婚姻问题上的封建思想和恶习，有力地促进了新婚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1949年至1957年共审结婚姻案件262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66%。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法院依照土地法的有关规定，审理土地纠纷案件。1949年至1957年共审理土地案件223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5.6%。
解放初期的债务案件多数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院依照法律审理债务案件，依法保护人民的财产权益。1949年至1957年共审理债务案件215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5.4%。
1958年至1961年，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包办买卖婚姻等封建恶习重新抬头，致使婚姻案件明显上升。三年共审结民事案件840件。其中婚姻案件759件，占90%。
1962年至1965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1116件。“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事审判工作中断，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失去保障，财产权益案件无人过问，婚姻纠纷案件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
1973年以后，法院恢复建立后，人民调解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民事审判工作逐步走向正常。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政策的逐步实施，民事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的内容、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原则，坚持就地办案着重调解的方针，更新审判观念，改变审判方式，加强了民事审判工作。1973年至1987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1918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