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县内由知州兼理财政，财政收入来源于田赋以及契、盐、当、牛、驴等12种税的征收。
民国初，仍沿用清时旧制，有关赋税的收支，上解和留用均由中央决定。自1919年始，划分中央、省、县收支范围，将县财政收入分为国家税、省税和县地方税3部分，分成解留，自行平衡，实行分级管理。高唐县于1912年成立财政处；1915年改财政处为公款收支处；1918年改称地方财政管理处；1923年改称财政局；1928年改称地方财政委员会；1929年改称财务局；1930年又改为财政局；1933年改为县政府第三科。
抗日战争时期，各种权力并存，实行自筹自用的管理体制。征收以实物为主，货币为辅。
解放后，县政府设财政科，负责钱、粮、物的征收，支援了解放战争，解决了财政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设财政科。此后，财政、税务部门几次合并与分设。
1949—1950年，县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收入全部上解，支出由上级审核拨付。县属机关团体单位的支出按实结算，实行报销。一切收支项目、收支办法、收支范围及收支标准，均由中央统一制订。地方的预算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各级政府的支出由中央逐级拨付，年终结余上交中央，不足由中央拨补。
1951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划分的决定》。财政体制由高度集中改为分级管理。国家预算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三级管理。
1953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的管理办法，撤销了大行政区一级财政管理，实行中央、省和县三级预算管理，适当下放了管理权限。
1954年中央对财政管理体制又作了进一步改进。财政收入实行分类分成的办法，将国家预算收入划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3种。财政支出，按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划分，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地方财政结余可结转下年度安排使用，不再上交。
195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实行“以收定支，5年不变”的财政管理方法。明确划定地方收入范围，适当扩大地方管理财政的权限，在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增加地方机动财力。
“以收定支，5年不变”的财政体制实际只执行了1年。1959年国务院决定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方调剂，总额分成，1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凡县内的各项税收和由县管理的企、事业收入及其它收入(除地方附加及自筹外)全部作为地方预算收入。凡属地方性的财政支出，以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确定地方总额分成比例，比例一年一定。
1962—1966年实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管理体制，一切收支都纳入国家预算管理。
1966—1970年实行“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
1971年中央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下放财权，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或差额补助)、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按上级核定的总额，收大于支的数额上交，支大于收的数额补助。年度预算核定后，出现超收或结余归地方预算支配，出现缺收或超支，由地方预算自求平衡。1972年全县的超收分成比例为：上交省30%，上交地区10%，县留用60%。
1974—1975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管理体制。
1976年再次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收支挂钩是按照核定支出总额的百分比，作为总额分成(或留解)比例。超收可以按照这个比例留成，缺收可按照这个比例相应的紧缩支出。
1979年省对地区(市)、县实行“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管理体制。
1980年国家对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高唐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5年不变。收入分固定收入和按体制规定的定额补助两部分。固定收入为：企、事业收入，工商所得税，农业税等。以1979年决算数为基础核定高唐县收入、支出数，按收支基数再核定定额补助收入，对超收部分全部留归地方。县财政依据收入(包括补助收入)状况，本着“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的原则，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
1985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划分收支范围，凡地(市)财政固定收入大于支出的，定额解省，少于支出的，从共享收入中确定一个比例进行分成。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全部留给地(市)，仍不满足支出的由省定额补助。本县实行“定额上交，增长分成”的财政体制，按核定的收支基数计算，应上交数额包干上交。当年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上交地区40%，县留60%。
1987年，高唐县支大于收，上级拨给人民币334万元作为补助，实行“收入全留，定额补助”的管理体制。
第一节 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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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县内由知州兼理财政，财政收入来源于田赋以及契、盐、当、牛、驴等12种税的征收。
民国初，仍沿用清时旧制，有关赋税的收支，上解和留用均由中央决定。自1919年始，划分中央、省、县收支范围，将县财政收入分为国家税、省税和县地方税3部分，分成解留，自行平衡，实行分级管理。高唐县于1912年成立财政处；1915年改财政处为公款收支处；1918年改称地方财政管理处；1923年改称财政局；1928年改称地方财政委员会；1929年改称财务局；1930年又改为财政局；1933年改为县政府第三科。
抗日战争时期，各种权力并存，实行自筹自用的管理体制。征收以实物为主，货币为辅。
解放后，县政府设财政科，负责钱、粮、物的征收，支援了解放战争，解决了财政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县政府设财政科。此后，财政、税务部门几次合并与分设。
1949—1950年，县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收入全部上解，支出由上级审核拨付。县属机关团体单位的支出按实结算，实行报销。一切收支项目、收支办法、收支范围及收支标准，均由中央统一制订。地方的预算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各级政府的支出由中央逐级拨付，年终结余上交中央，不足由中央拨补。
1951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划分的决定》。财政体制由高度集中改为分级管理。国家预算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三级管理。
1953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侧重集中”的管理办法，撤销了大行政区一级财政管理，实行中央、省和县三级预算管理，适当下放了管理权限。
1954年中央对财政管理体制又作了进一步改进。财政收入实行分类分成的办法，将国家预算收入划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3种。财政支出，按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划分，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地方财政结余可结转下年度安排使用，不再上交。
195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实行“以收定支，5年不变”的财政管理方法。明确划定地方收入范围，适当扩大地方管理财政的权限，在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前提下增加地方机动财力。
“以收定支，5年不变”的财政体制实际只执行了1年。1959年国务院决定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方调剂，总额分成，1年不变”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凡县内的各项税收和由县管理的企、事业收入及其它收入(除地方附加及自筹外)全部作为地方预算收入。凡属地方性的财政支出，以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确定地方总额分成比例，比例一年一定。
1962—1966年实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管理体制，一切收支都纳入国家预算管理。
1966—1970年实行“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
1971年中央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下放财权，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或差额补助)、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按上级核定的总额，收大于支的数额上交，支大于收的数额补助。年度预算核定后，出现超收或结余归地方预算支配，出现缺收或超支，由地方预算自求平衡。1972年全县的超收分成比例为：上交省30%，上交地区10%，县留用60%。
1974—1975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管理体制。
1976年再次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收支挂钩是按照核定支出总额的百分比，作为总额分成(或留解)比例。超收可以按照这个比例留成，缺收可按照这个比例相应的紧缩支出。
1979年省对地区(市)、县实行“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管理体制。
1980年国家对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高唐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5年不变。收入分固定收入和按体制规定的定额补助两部分。固定收入为：企、事业收入，工商所得税，农业税等。以1979年决算数为基础核定高唐县收入、支出数，按收支基数再核定定额补助收入，对超收部分全部留归地方。县财政依据收入(包括补助收入)状况，本着“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的原则，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
1985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划分收支范围，凡地(市)财政固定收入大于支出的，定额解省，少于支出的，从共享收入中确定一个比例进行分成。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全部留给地(市)，仍不满足支出的由省定额补助。本县实行“定额上交，增长分成”的财政体制，按核定的收支基数计算，应上交数额包干上交。当年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上交地区40%，县留60%。
1987年，高唐县支大于收，上级拨给人民币334万元作为补助，实行“收入全留，定额补助”的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