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撤销全县20个乡，将原冠县9个区改为9处人民公社，下分725个大队，3000多个生产队，加入公社农户96549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8%以上。
一、体制
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在“大跃进”中，一度无偿平调土地、耕畜、农具、粮食等，以至发展为“五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特殊化风），导致1959～1961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群众生活困难。1961年11月、1962年9月，先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暂行工作条例》，明确人民公社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3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1963年春，将原来的公社改建为区，区下设公社。全县共设公社61处，生产大队718个，生产队（核算单位）3300多个。1971年又撤区并社，全县改为18处公社，740个生产大队，3510个生产队。1984年，改革体制，全县划为22个乡镇，大队改建为行政村，保留生产队，人民公社解体。
二、管理
建社初期，一度由公社统一组织劳动力，搞“大兵团作战”，将劳动力按军事化序列，编为营、连、排、班，劳动管理极为混乱。1962年冬，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后，劳力由生产队组织，多数实行定额管理，也有实行“四小管理”（小段计划、小组作业、小段包工、小段检查验收）和底分活评或死分死记等多种形式的记工方法。“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工分挂帅”，推行大寨劳动管理办法，实行所谓“一心为公，自报公议工分”，忽视劳动效益和按劳取酬，影响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三、财产
建社初期，集体的财产物资归公社所有，管理混乱，丢失损坏严重。1959年9月，贯彻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重视了公社的财务管理。1962年后，生产大队、生产队均设专职会计员和保管员，逐步建立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了固定财产、现金、粮食、物资四簿和社员劳动工分手册。1973年，学习推广招远县高庄子大队民主理财的经验，全县多数生产队建立了民主理财制度。1982年，开展农村财务工作大整顿。之后，对集体财产进行了清理入帐，核实了债权债务，对各种积压的帐务进行了适当处理，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
四、核算、分配
建社初期，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统一组织生产和分配，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一度刮起“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即集体经济平均分配，无偿调拨，回收存款），分配实行“供给制”，吃“大锅饭”。1959年春，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共产风”有所收敛，并向生产大队、生产队兑现平调的粮、款、物。同时，将供给制改为半供给制，粮食指标到人，凭票到食堂就餐。1962年，落实“队为基础”后，收益分配改为“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相结合，多数生产队执行“人七劳三”（人分七成，工分三成），也有“四六开”、“五五开”的。现金一般按劳动工分分配。“文化大革命”期间，把集体劳动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当作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广为宣传，批判“工分挂帅”、“物资刺激”，推行“自报公议”的口粮分配办法，再次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收益分配形式虽经多次变化，但始终没有突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制约，农民收入水平徘徊不前。
第四节 人民公社
1958年9月，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撤销全县20个乡，将原冠县9个区改为9处人民公社，下分725个大队，3000多个生产队，加入公社农户96549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8%以上。
一、体制
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在“大跃进”中，一度无偿平调土地、耕畜、农具、粮食等，以至发展为“五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特殊化风），导致1959～1961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群众生活困难。1961年11月、1962年9月，先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暂行工作条例》，明确人民公社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3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1963年春，将原来的公社改建为区，区下设公社。全县共设公社61处，生产大队718个，生产队（核算单位）3300多个。1971年又撤区并社，全县改为18处公社，740个生产大队，3510个生产队。1984年，改革体制，全县划为22个乡镇，大队改建为行政村，保留生产队，人民公社解体。
二、管理
建社初期，一度由公社统一组织劳动力，搞“大兵团作战”，将劳动力按军事化序列，编为营、连、排、班，劳动管理极为混乱。1962年冬，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后，劳力由生产队组织，多数实行定额管理，也有实行“四小管理”（小段计划、小组作业、小段包工、小段检查验收）和底分活评或死分死记等多种形式的记工方法。“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工分挂帅”，推行大寨劳动管理办法，实行所谓“一心为公，自报公议工分”，忽视劳动效益和按劳取酬，影响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三、财产
建社初期，集体的财产物资归公社所有，管理混乱，丢失损坏严重。1959年9月，贯彻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重视了公社的财务管理。1962年后，生产大队、生产队均设专职会计员和保管员，逐步建立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了固定财产、现金、粮食、物资四簿和社员劳动工分手册。1973年，学习推广招远县高庄子大队民主理财的经验，全县多数生产队建立了民主理财制度。1982年，开展农村财务工作大整顿。之后，对集体财产进行了清理入帐，核实了债权债务，对各种积压的帐务进行了适当处理，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
四、核算、分配
建社初期，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统一组织生产和分配，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一度刮起“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即集体经济平均分配，无偿调拨，回收存款），分配实行“供给制”，吃“大锅饭”。1959年春，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共产风”有所收敛，并向生产大队、生产队兑现平调的粮、款、物。同时，将供给制改为半供给制，粮食指标到人，凭票到食堂就餐。1962年，落实“队为基础”后，收益分配改为“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相结合，多数生产队执行“人七劳三”（人分七成，工分三成），也有“四六开”、“五五开”的。现金一般按劳动工分分配。“文化大革命”期间，把集体劳动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当作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广为宣传，批判“工分挂帅”、“物资刺激”，推行“自报公议”的口粮分配办法，再次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收益分配形式虽经多次变化，但始终没有突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制约，农民收入水平徘徊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