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中共姜楼高小支部建立后，遂组织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教唱打倒列强的歌曲，张贴宣传标语，开展盐务斗争。是年冬，在学生中建立读书合作社，办起大众图书馆，捐资购买马列主义读物和进步书刊。扩大了宣传阵地，进而把进步师生团结在党组织周围。
1934年秋，党员分别深入到农村雇工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并联合在外地工作的党员分析斗争形势，交流建党经验。冬，在县城高小任教的共产党员汪洋、姜湘南等发起反对国民党东阿县教育科长王占一的斗争，将揭露其固守封建教育制度，排斥异己，压制进步师生的传单散发到省城及县内各区、乡，同时发动全县200多名教职员工罢教。国民党县政府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解除了汪洋、姜湘南、魏轩3人的教职。1936年2月，中共东阿县委（以下简称县委）建立后，于次年春选送黄连普等一批党员和青年学生赴延安参加革命队伍。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阿县党组织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争取团结进步力量，建立发展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支持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守土抗日的爱国行动，先后有刘永修、宋怀良、田维新、王一等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该武装；针对在民族危难之时，土顽匪杂拉帮结伙，迎合日军，危害百姓的混乱局面，着手建立抗日地方武装。11月，县委建立东阿县抗日救国会，号召一切爱国人士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老少，入会抗日。并通过该组织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8年春，县委开始争取和改造民团，建立地方武装。先后派共产党员尹燕桂、孟广乐、孙健、张文和、刁炳显等加入民团，在其内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员，并逐步掌握领导权。县委书记苏民亲自登门做民团头领的工作，使其认清抗日大局，部分民团成为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对顽固不化，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武装进行了打击。
1939年初，县委建立东阿县第二区抗日区公所和区党委，组织50余人组成的武装区队。2月，县委在八路军泰西支队司令员刘海涛支持下，处决了日伪维持会会长秦本端。此后，争取在当地较有影响的苏虎臣武装，将该部改编为八路军黄河抗日游击支队，受地委军事部长徐翼直接领导。5月，八路军鲁西抗日游击第四大队（简称聊阳阿四大队）建立。24日，县委在姜楼召开各村支部动员会，要求大力支援、积极配合“四大队”开展工作，由孙万举带领人员和枪支入伍，编为该部第一中队，孙任指导员。是年，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来东阿，在“四大队”和东阿党组织配合下，相继歼灭日伪宣化乡武装“自卫团”，消灭了张治方的土匪武装，在肥阴阿边区打垮国民党二十九军肖建久部；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在东阿山区粉碎日军扫荡，打死、打伤日军200余人，开创了抗日根据地。
1940年2月，“卓庄惨案”发生后，东阿党组织对红枪会开展政治攻势，教育受蒙骗群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会众弃暗投明，参加抗日。4月5日，一二九师骑兵团在地方抗日武装配合下，一举将顽固对抗的红枪会击溃，消灭反动分子和日伪汉奸200余人，缴获步枪700余支，红缨枪、大刀片200余把（支），解放被其控制的60多个村庄。7月，日军乘八路军主力部队调动之机，向黄河以西地区蚕食，先后在陈店子、广粮门、苫山、铜城等地安设据点，开挖封锁沟，收买网罗汉奸。时境内炮楼林立，封锁沟交错，敌人气焰嚣张。针对斗争形势，县委先后建立抗日救国联合会、扩军委员会，创办“胜利报”，加强抗日武装中的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1941～1942年，日伪军频频向根据地发起“清剿”、“扫荡”，推行“强化治安”，加之自然灾害影响，东阿党组织活动进入最艰苦阶段。
在这一时期，县委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表彰开明士绅唐殿安带头减租减息的模范行动，开展反奸反霸、反对资助敌人的斗争。针对敌人蚕食，采取“敌进我退”、“化整为零”方式，组织精干武装小分队伏击夜袭敌人。1942年春，根据中央指示，县委、县政府实行精兵简政，两机关将原有100余人减至30人，充实加强区、乡领导力量。9月，按照中央“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的要求，县委对党、政、军、群实行一元化领导。
1943年2月，县委设立敌工部，加强情报工作和政治攻势，夜间向日伪据点喊话，做伪军家属工作，争取伪区、乡政权人员为抗日服务，并派一批党员打入敌人据点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把印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抗日同情书》发给已觉悟的官兵，促成部分据点和平解放，大批起义人员参加抗日队伍。
1944年4月，县委开始组织、整顿武工队，掀起练兵高潮。县、区武装和民兵实行联防，打击外出抢掠之敌，围困日伪据点，保护农民安全生产。同时在部分村庄开展土地回赎运动，把地主、富农在1941～1944年战乱和自然灾害中廉价购买的土地，让卖地农户原价赎回，稳定农民情绪，调动了生产积极性。11月，县委协助泰运地委在第四区（铜城）开展以减租减息、土地回赎、反奸反霸为重点的整风试点工作。运动中发挥贫雇农骨干作用，展开对地主势力斗争，取得制止地主逃避斗争的经验，并在全区得到推广。是年，先后攻克和逼迫敌军撤离杨柳、铜城、旦镇、牛角店、湖溪渡、王小楼等据点。
1945年2月，县委召开雇工工人代表大会，号召雇工开展增资斗争，并对雇工和短工工资按照以钱折粮的原则做出统一规定。雇工年工资由320斤小米增至700斤。同时在全县开展反奸诉苦和参军运动。8月，残留的日伪据点被拔除，东阿全境收复。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县委着手建党建政、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工作。针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图谋，要求各级党组织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充分做好战争准备。12月，县委在全县开展形势教育，发动群众揭发国民党内战罪行，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同时，对民工、财粮、战勤和生产等方面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止军事冲突协定后，县委针对党员中的贪图享乐、幻想和平思想进行教育，号召党员积极做好战斗准备，应付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并整顿民兵自卫组织，开展防奸反特活动。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布后，东阿由减租减息转向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6月，全县土改工作开始，县委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县委召开地方士绅、名流座谈会，通报中央关于土改的有关政策，鼓励他们带头献地，保持抗日战争时期与人民一道抗战的名节。同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山东解放区发动进攻。县委随即贯彻冀鲁豫区党委发出的“告全体党员书”，在各区分别召开会议，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参军支前，全县千余名青壮年组成“翻身团”，参加人民解放军。同时建立后方指挥部，组织大车队、担架队，征集粮草等军需物资支援前方。
1947年3月，为抵御国民党军和还乡团的骚扰破坏，县委组织300名民兵，100余只船，建立东阿县河防团，驻守黄河西岸沿线，至此，两岸形成对峙局面（时称隔河拽）。6月，土改复查开始，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侵犯了部分中农、富农的利益。6月30日，刘邓大军渡黄南进，县委根据上级部署，建立位山渡河指挥部和水手连。为解决渡河所需，县境沿河村庄的门板、木料大部献出，保证了渡黄任务完成。国民党乘刘邓大军南下之机，派新编五军八十八师占据黄河南部，试图北进。县委决定，“如敌人北进我县后，各级党组织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领导群众就地开展游击战”。在“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广大妇女踊跃做“拥军鞋”、磨“反攻面”，翻身农民自愿赶缴、多缴“反攻粮”。10月，土改复查停止。
1948年上半年，县委贯彻中央《土地法大纲》及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纠正土改和复查中左的错误，补偿错斗中农损失，妥善处理农村中典当关系和逃荒户、寄庄地等土改遗留问题。基于农民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县委决定由土改转向恢复发展生产，开展整党建政和支援前线为重点的工作。通过整党整风，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领导作风转变，内部团结增强。8月，建立前线指挥部，支援济南战役。自1946年至此，全县共参加支前民工16万人次，担架3万架次及大批畜力车、手推车等。广大民工随军转战平汉路沿线、鲁西南、徐州等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1949年3月，县委建立东阿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抽调干部组织“南下”工作队，共有128名干部“南下”、“北上”，支援新区政权建设。5月，在整顿社会秩序，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中，对回乡旧政府人员、旧军人、逃亡户归来者等进行普查，全县共登记460名。
建国初期，县委以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组织群众疏浚河道，整治荒废土地，发展农业生产为工作重点；同时抓学校整顿，改革教育；控制物价，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和统一财政管理。
1950年6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县委发动各级党组织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动员男女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1951年下半年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全县共捐款4亿多元（旧人民币）、捐粮3992斤，并加工制作了大批豆腐干支援援朝军队。
1950年底至1951年，县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展划定阶级成份，确定地权和颁发土地证工作。对缺少劳动力的军、烈、工属实行土地代耕，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其间，围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经群众检举揭发和公安机关清查，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除对少数土匪恶霸、企图组织暴乱的反动会道首处以极刑外，多数交群众监督改造。
1952年1～6月，县委在县属机关和工商企业职工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全县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职工502人，通过自查自报，检举揭发，斗争“三反”对象（时称打老虎），对证追赃等步骤，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179人，计贪污款9991万元（旧人民币）、粮食2.8万斤。对贪污、盗窃的国家资财和偷漏税款，分别做了退赔和补偿。“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党员、干部中进一步树立起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作风，促进了全县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但在运动中曾出现斗争面过大和逼、供、信等问题，在定性处理时，均得到纠正。
1952年10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以后，东阿县党组织针对农民在分得土地后，仍面临劳力、资金不足，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和农村重新出现买卖土地的两极分化等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指示，县委在高集区高海村试办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对手工业者的改造相继展开。1953年11月，办起全县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卜庄铁木业生产合作社。次年8月，县成立私商改造委员会，对私营工商业者开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地改造。
1954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高潮，但由于经验不足，内部管理不善，曾出现“牵牛退社”风潮。12月，县委举办有850人参加的农业互助合作骨干训练班，进一步巩固了农业合作组织。1956年，将1293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升并为93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者分别加入手工业联社和手工业合作社，私营工商业者按其行业实现公私合营。“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实现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全县人民满怀信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新高潮。1957年，国营工厂发展到7处；集体厂、社、组发展到139处，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7年5月，根据中央提出的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地、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的要求，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部署整风工作，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等形式，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向县委提意见。其间由整风转向“反右派”运动。在鸣放中，对说过头话甚至实话的，视为对现实不满而打成右派，全县有113人错划为右派分子，176人受到不应有处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东阿县在各项工作中遂掀起“大跃进”高潮。生产组织实行“军事化”，行动实行“战斗化”，“大会战”、大突击代替了正常的工作程序。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下，开展大炼钢铁、技术革命、深翻土地和全面创高产运动。同时出现共产风和说大话、假话及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等不正之风。以主观愿望，代替科学态度，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1959年后，由于大跃进初期的铺张浪费和连续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1961年7月，东阿县建制恢复后，县委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组织生产自救，妥善安排群众生活，调整工业与农业关系，精减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
1961年8月至1963年10月，县委对在1958年整风补课、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反瞒产私分，1960年冬和1961年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中受过处分的人员，进行甄别平反，先后有98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65年，县委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县委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文件，回忆诉苦，帮助干部“洗手洗澡”，以解决“四不清”的问题。运动后期进行复议成份、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同时整顿大队、生产队组织。“四清”运动对制止干部在经济上多吃多占、改进领导作风和加强农村经济管理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对农村现状和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把许多不同问题都看作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通过3年国民经济调整，全县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1958年前的水平，并在某些方面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1966年，以“五·一六”通知为起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波及全县。运动初期，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向各中学派驻工作组，开始批判文化教育领域的“封、资、修”。8月8日，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冠以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学校“停课闹革命”，实行“大串连”。由“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冲击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年底，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全县陷入混乱。
1967年2月24日，造反组织联合夺取县委、县政府的一切权力。5月，开始“反逆流”运动，东阿出现“捍卫派”和“炮轰派”。在两派无休止的辩论、争斗中，大批干部倍受摧残。
1971年5月，县委恢复后，在发挥老干部作用及农业生产等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错误的东西继续泛滥。1974年4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1976年2月，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初步被扭转的局面，再次被搞乱。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遂告结束。此后，县委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开展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1978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针对“两个凡是”，在党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一活动的开展，对解放思想，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彻底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领导全县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9年2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要求各级党组织振奋精神，努力工作，迅速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县委以组织部为主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全县共改正错划右派104名，对在“四清”、“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处理的121名干部进行平反纠正，为69名党员恢复党籍，并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予受善安置。在解决社会阶级成份问题上，根据有关政策，对被改造好的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为其子女重新划定成份。年内，县委在加强农业生产，调整种植结构工作中，做出扩大棉花生产的决定，并成立以县委书记为主的棉花生产指挥部。1981年，在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县委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农村干部报酬，计划生育和宅基地的安排等13个方面的工作，做出了《决定》。
1984年，开始进行体制改革，撤销公社、大队，改设乡（镇）和村建制；企业由党委负责制改为厂长（经理）负责制，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国营和集体工商企业大部实行承包经营和租赁经营制。12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分三批进行整党。其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1985年首先在县属机关进行，按照以整党促经济、促工作的指导思想，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展，同时侧重纠正滥发奖金和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是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9365万元，比1978年增长1.59倍。
第二章 革命斗争纪略
1933年9月，中共姜楼高小支部建立后，遂组织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教唱打倒列强的歌曲，张贴宣传标语，开展盐务斗争。是年冬，在学生中建立读书合作社，办起大众图书馆，捐资购买马列主义读物和进步书刊。扩大了宣传阵地，进而把进步师生团结在党组织周围。
1934年秋，党员分别深入到农村雇工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并联合在外地工作的党员分析斗争形势，交流建党经验。冬，在县城高小任教的共产党员汪洋、姜湘南等发起反对国民党东阿县教育科长王占一的斗争，将揭露其固守封建教育制度，排斥异己，压制进步师生的传单散发到省城及县内各区、乡，同时发动全县200多名教职员工罢教。国民党县政府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解除了汪洋、姜湘南、魏轩3人的教职。1936年2月，中共东阿县委（以下简称县委）建立后，于次年春选送黄连普等一批党员和青年学生赴延安参加革命队伍。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阿县党组织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争取团结进步力量，建立发展合作抗日统一战线；支持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守土抗日的爱国行动，先后有刘永修、宋怀良、田维新、王一等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该武装；针对在民族危难之时，土顽匪杂拉帮结伙，迎合日军，危害百姓的混乱局面，着手建立抗日地方武装。11月，县委建立东阿县抗日救国会，号召一切爱国人士不分党派，不分职业，不分老少，入会抗日。并通过该组织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8年春，县委开始争取和改造民团，建立地方武装。先后派共产党员尹燕桂、孟广乐、孙健、张文和、刁炳显等加入民团，在其内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员，并逐步掌握领导权。县委书记苏民亲自登门做民团头领的工作，使其认清抗日大局，部分民团成为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对顽固不化，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武装进行了打击。
1939年初，县委建立东阿县第二区抗日区公所和区党委，组织50余人组成的武装区队。2月，县委在八路军泰西支队司令员刘海涛支持下，处决了日伪维持会会长秦本端。此后，争取在当地较有影响的苏虎臣武装，将该部改编为八路军黄河抗日游击支队，受地委军事部长徐翼直接领导。5月，八路军鲁西抗日游击第四大队（简称聊阳阿四大队）建立。24日，县委在姜楼召开各村支部动员会，要求大力支援、积极配合“四大队”开展工作，由孙万举带领人员和枪支入伍，编为该部第一中队，孙任指导员。是年，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来东阿，在“四大队”和东阿党组织配合下，相继歼灭日伪宣化乡武装“自卫团”，消灭了张治方的土匪武装，在肥阴阿边区打垮国民党二十九军肖建久部；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在东阿山区粉碎日军扫荡，打死、打伤日军200余人，开创了抗日根据地。
1940年2月，“卓庄惨案”发生后，东阿党组织对红枪会开展政治攻势，教育受蒙骗群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许多会众弃暗投明，参加抗日。4月5日，一二九师骑兵团在地方抗日武装配合下，一举将顽固对抗的红枪会击溃，消灭反动分子和日伪汉奸200余人，缴获步枪700余支，红缨枪、大刀片200余把（支），解放被其控制的60多个村庄。7月，日军乘八路军主力部队调动之机，向黄河以西地区蚕食，先后在陈店子、广粮门、苫山、铜城等地安设据点，开挖封锁沟，收买网罗汉奸。时境内炮楼林立，封锁沟交错，敌人气焰嚣张。针对斗争形势，县委先后建立抗日救国联合会、扩军委员会，创办“胜利报”，加强抗日武装中的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1941～1942年，日伪军频频向根据地发起“清剿”、“扫荡”，推行“强化治安”，加之自然灾害影响，东阿党组织活动进入最艰苦阶段。
在这一时期，县委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表彰开明士绅唐殿安带头减租减息的模范行动，开展反奸反霸、反对资助敌人的斗争。针对敌人蚕食，采取“敌进我退”、“化整为零”方式，组织精干武装小分队伏击夜袭敌人。1942年春，根据中央指示，县委、县政府实行精兵简政，两机关将原有100余人减至30人，充实加强区、乡领导力量。9月，按照中央“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的要求，县委对党、政、军、群实行一元化领导。
1943年2月，县委设立敌工部，加强情报工作和政治攻势，夜间向日伪据点喊话，做伪军家属工作，争取伪区、乡政权人员为抗日服务，并派一批党员打入敌人据点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把印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抗日同情书》发给已觉悟的官兵，促成部分据点和平解放，大批起义人员参加抗日队伍。
1944年4月，县委开始组织、整顿武工队，掀起练兵高潮。县、区武装和民兵实行联防，打击外出抢掠之敌，围困日伪据点，保护农民安全生产。同时在部分村庄开展土地回赎运动，把地主、富农在1941～1944年战乱和自然灾害中廉价购买的土地，让卖地农户原价赎回，稳定农民情绪，调动了生产积极性。11月，县委协助泰运地委在第四区（铜城）开展以减租减息、土地回赎、反奸反霸为重点的整风试点工作。运动中发挥贫雇农骨干作用，展开对地主势力斗争，取得制止地主逃避斗争的经验，并在全区得到推广。是年，先后攻克和逼迫敌军撤离杨柳、铜城、旦镇、牛角店、湖溪渡、王小楼等据点。
1945年2月，县委召开雇工工人代表大会，号召雇工开展增资斗争，并对雇工和短工工资按照以钱折粮的原则做出统一规定。雇工年工资由320斤小米增至700斤。同时在全县开展反奸诉苦和参军运动。8月，残留的日伪据点被拔除，东阿全境收复。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县委着手建党建政、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工作。针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图谋，要求各级党组织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充分做好战争准备。12月，县委在全县开展形势教育，发动群众揭发国民党内战罪行，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同时，对民工、财粮、战勤和生产等方面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1946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止军事冲突协定后，县委针对党员中的贪图享乐、幻想和平思想进行教育，号召党员积极做好战斗准备，应付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并整顿民兵自卫组织，开展防奸反特活动。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发布后，东阿由减租减息转向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6月，全县土改工作开始，县委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县委召开地方士绅、名流座谈会，通报中央关于土改的有关政策，鼓励他们带头献地，保持抗日战争时期与人民一道抗战的名节。同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山东解放区发动进攻。县委随即贯彻冀鲁豫区党委发出的“告全体党员书”，在各区分别召开会议，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参军支前，全县千余名青壮年组成“翻身团”，参加人民解放军。同时建立后方指挥部，组织大车队、担架队，征集粮草等军需物资支援前方。
1947年3月，为抵御国民党军和还乡团的骚扰破坏，县委组织300名民兵，100余只船，建立东阿县河防团，驻守黄河西岸沿线，至此，两岸形成对峙局面（时称隔河拽）。6月，土改复查开始，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侵犯了部分中农、富农的利益。6月30日，刘邓大军渡黄南进，县委根据上级部署，建立位山渡河指挥部和水手连。为解决渡河所需，县境沿河村庄的门板、木料大部献出，保证了渡黄任务完成。国民党乘刘邓大军南下之机，派新编五军八十八师占据黄河南部，试图北进。县委决定，“如敌人北进我县后，各级党组织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领导群众就地开展游击战”。在“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广大妇女踊跃做“拥军鞋”、磨“反攻面”，翻身农民自愿赶缴、多缴“反攻粮”。10月，土改复查停止。
1948年上半年，县委贯彻中央《土地法大纲》及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纠正土改和复查中左的错误，补偿错斗中农损失，妥善处理农村中典当关系和逃荒户、寄庄地等土改遗留问题。基于农民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县委决定由土改转向恢复发展生产，开展整党建政和支援前线为重点的工作。通过整党整风，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领导作风转变，内部团结增强。8月，建立前线指挥部，支援济南战役。自1946年至此，全县共参加支前民工16万人次，担架3万架次及大批畜力车、手推车等。广大民工随军转战平汉路沿线、鲁西南、徐州等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1949年3月，县委建立东阿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抽调干部组织“南下”工作队，共有128名干部“南下”、“北上”，支援新区政权建设。5月，在整顿社会秩序，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中，对回乡旧政府人员、旧军人、逃亡户归来者等进行普查，全县共登记460名。
建国初期，县委以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组织群众疏浚河道，整治荒废土地，发展农业生产为工作重点；同时抓学校整顿，改革教育；控制物价，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和统一财政管理。
1950年6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县委发动各级党组织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动员男女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1951年下半年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全县共捐款4亿多元（旧人民币）、捐粮3992斤，并加工制作了大批豆腐干支援援朝军队。
1950年底至1951年，县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展划定阶级成份，确定地权和颁发土地证工作。对缺少劳动力的军、烈、工属实行土地代耕，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其间，围绕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经群众检举揭发和公安机关清查，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除对少数土匪恶霸、企图组织暴乱的反动会道首处以极刑外，多数交群众监督改造。
1952年1～6月，县委在县属机关和工商企业职工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全县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职工502人，通过自查自报，检举揭发，斗争“三反”对象（时称打老虎），对证追赃等步骤，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179人，计贪污款9991万元（旧人民币）、粮食2.8万斤。对贪污、盗窃的国家资财和偷漏税款，分别做了退赔和补偿。“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党员、干部中进一步树立起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作风，促进了全县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但在运动中曾出现斗争面过大和逼、供、信等问题，在定性处理时，均得到纠正。
1952年10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以后，东阿县党组织针对农民在分得土地后，仍面临劳力、资金不足，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和农村重新出现买卖土地的两极分化等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指示，县委在高集区高海村试办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对手工业者的改造相继展开。1953年11月，办起全县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卜庄铁木业生产合作社。次年8月，县成立私商改造委员会，对私营工商业者开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地改造。
1954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高潮，但由于经验不足，内部管理不善，曾出现“牵牛退社”风潮。12月，县委举办有850人参加的农业互助合作骨干训练班，进一步巩固了农业合作组织。1956年，将1293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升并为93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者分别加入手工业联社和手工业合作社，私营工商业者按其行业实现公私合营。“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实现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全县人民满怀信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新高潮。1957年，国营工厂发展到7处；集体厂、社、组发展到139处，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7年5月，根据中央提出的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地、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的要求，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部署整风工作，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等形式，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向县委提意见。其间由整风转向“反右派”运动。在鸣放中，对说过头话甚至实话的，视为对现实不满而打成右派，全县有113人错划为右派分子，176人受到不应有处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东阿县在各项工作中遂掀起“大跃进”高潮。生产组织实行“军事化”，行动实行“战斗化”，“大会战”、大突击代替了正常的工作程序。在“赶英”、“超美”的口号下，开展大炼钢铁、技术革命、深翻土地和全面创高产运动。同时出现共产风和说大话、假话及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等不正之风。以主观愿望，代替科学态度，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1959年后，由于大跃进初期的铺张浪费和连续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出现严重困难。
1961年7月，东阿县建制恢复后，县委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组织生产自救，妥善安排群众生活，调整工业与农业关系，精减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
1961年8月至1963年10月，县委对在1958年整风补课、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反瞒产私分，1960年冬和1961年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中受过处分的人员，进行甄别平反，先后有98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65年，县委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县委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文件，回忆诉苦，帮助干部“洗手洗澡”，以解决“四不清”的问题。运动后期进行复议成份、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同时整顿大队、生产队组织。“四清”运动对制止干部在经济上多吃多占、改进领导作风和加强农村经济管理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对农村现状和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把许多不同问题都看作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通过3年国民经济调整，全县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1958年前的水平，并在某些方面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1966年，以“五·一六”通知为起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波及全县。运动初期，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并向各中学派驻工作组，开始批判文化教育领域的“封、资、修”。8月8日，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冠以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学校“停课闹革命”，实行“大串连”。由“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冲击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年底，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全县陷入混乱。
1967年2月24日，造反组织联合夺取县委、县政府的一切权力。5月，开始“反逆流”运动，东阿出现“捍卫派”和“炮轰派”。在两派无休止的辩论、争斗中，大批干部倍受摧残。
1971年5月，县委恢复后，在发挥老干部作用及农业生产等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错误的东西继续泛滥。1974年4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1976年2月，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初步被扭转的局面，再次被搞乱。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遂告结束。此后，县委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开展揭批林彪“四人帮”运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1978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针对“两个凡是”，在党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一活动的开展，对解放思想，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彻底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基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领导全县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9年2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要求各级党组织振奋精神，努力工作，迅速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县委以组织部为主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全县共改正错划右派104名，对在“四清”、“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处理的121名干部进行平反纠正，为69名党员恢复党籍，并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予受善安置。在解决社会阶级成份问题上，根据有关政策，对被改造好的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为其子女重新划定成份。年内，县委在加强农业生产，调整种植结构工作中，做出扩大棉花生产的决定，并成立以县委书记为主的棉花生产指挥部。1981年，在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县委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农村干部报酬，计划生育和宅基地的安排等13个方面的工作，做出了《决定》。
1984年，开始进行体制改革，撤销公社、大队，改设乡（镇）和村建制；企业由党委负责制改为厂长（经理）负责制，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国营和集体工商企业大部实行承包经营和租赁经营制。12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分三批进行整党。其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1985年首先在县属机关进行，按照以整党促经济、促工作的指导思想，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进展，同时侧重纠正滥发奖金和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是年工农业总产值达29365万元，比1978年增长1.59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