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城关人民公社（原城关乡）成立。至月底，全县21个乡，13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城关、博平、三十里铺、广平、杜郎口、冯官屯、胡屯、韩屯、杨官屯、贾寨、菜屯11个人民公社。1962年12月改社建区，全县11个区下设54个公社。1971年撤区建社，将11个区改为19处人民公社。1984年8月，全县划为22个乡镇，人民公社撤销。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各社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社务委员会，设社长1人，副社长若干人。社以下设管理区，有主任、文书各1人。管理区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大队设大队长、副大队长、会计、保管等职，生产队设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曾一度采用军事编制，生产队为排，大队为连，管理区为营，公社为团。生产搞大兵团作战，劳力以公社为单位统一调配，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连或排为单位成立大食堂，生活实行供给制。作物种植划方分片，统一规格，统一品种。种麦按一个麦粒能长几个麦穗推算，亩播种量由十几斤增至几十斤、几百斤。1958年冬，各公社划为一个或几个“战区”，成千上万人在一起劳动，深翻土地0.5～2米。劳动不记工分，财政收支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支配，以“需要”为原则，无偿平调生产资料和物资，财物损失、破坏严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男劳力一般每月3元，女劳力每月2元，执行了2个月即告终止。1959年春，贯彻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纠正无偿调用生产、生活资料等错误。逐步改为以“连”为单位劳动作业，实行定数量、定质量、定劳力、定时间、定工具的“五定”管理办法。下半年，粮食严重不足，开始实行定量供应。由于“左”的影响和自然灾害，全县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群众生活极端困苦。
1962～1965年，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精神，确定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和经营管理逐步走向正规。执行劳动定额管理，男女同工同酬，干部实行定工补助，强调兼顾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按“人七劳三”、“人六劳四”或“人劳各半”进行分配，对“四属五保”予以适当照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许多合理、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生产经营管理混乱。1971年全县推行“大寨记工法”，平时只记劳动工时，不记工分，月底或季度末“自报公议”评定出每人日工数，按工时计算总分。分配实行“人七劳三”加照顾，滋长了平均主义，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上工等敲钟，出工一窝蜂，干活瞎哄弄”的摽穷现象。
第三节 人民公社
1958年9月，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城关人民公社（原城关乡）成立。至月底，全县21个乡，13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城关、博平、三十里铺、广平、杜郎口、冯官屯、胡屯、韩屯、杨官屯、贾寨、菜屯11个人民公社。1962年12月改社建区，全县11个区下设54个公社。1971年撤区建社，将11个区改为19处人民公社。1984年8月，全县划为22个乡镇，人民公社撤销。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各社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社务委员会，设社长1人，副社长若干人。社以下设管理区，有主任、文书各1人。管理区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大队设大队长、副大队长、会计、保管等职，生产队设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曾一度采用军事编制，生产队为排，大队为连，管理区为营，公社为团。生产搞大兵团作战，劳力以公社为单位统一调配，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以连或排为单位成立大食堂，生活实行供给制。作物种植划方分片，统一规格，统一品种。种麦按一个麦粒能长几个麦穗推算，亩播种量由十几斤增至几十斤、几百斤。1958年冬，各公社划为一个或几个“战区”，成千上万人在一起劳动，深翻土地0.5～2米。劳动不记工分，财政收支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支配，以“需要”为原则，无偿平调生产资料和物资，财物损失、破坏严重。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男劳力一般每月3元，女劳力每月2元，执行了2个月即告终止。1959年春，贯彻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纠正无偿调用生产、生活资料等错误。逐步改为以“连”为单位劳动作业，实行定数量、定质量、定劳力、定时间、定工具的“五定”管理办法。下半年，粮食严重不足，开始实行定量供应。由于“左”的影响和自然灾害，全县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群众生活极端困苦。
1962～1965年，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精神，确定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和经营管理逐步走向正规。执行劳动定额管理，男女同工同酬，干部实行定工补助，强调兼顾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按“人七劳三”、“人六劳四”或“人劳各半”进行分配，对“四属五保”予以适当照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许多合理、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生产经营管理混乱。1971年全县推行“大寨记工法”，平时只记劳动工时，不记工分，月底或季度末“自报公议”评定出每人日工数，按工时计算总分。分配实行“人七劳三”加照顾，滋长了平均主义，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上工等敲钟，出工一窝蜂，干活瞎哄弄”的摽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