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境内旧有南京至北京的御路通过，西临古运河，交通便利，清初就有山西刘氏来县经营盐业。而后，不断有外地商人来此经商，商业比较繁荣。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渐趋萧条。1939年2月，日军侵占茌平县城，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有的商户被抢，有的倒闭或转移，商业遭到严重破坏。1945年9月茌平县城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宣传党的商业政策，明确原商会会长杨存祥继任会长，并对部分行业商会进行改组。私营商业和集市贸易迅速恢复，至建国前夕，县内私营商户由1939年的159家增加到233家。
1949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私营商业迅速发展，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机构开始建立。同年4月，临清镇商店在茌平设百货推销组；10月，成立县供销合作社，发动群众入股办村供销社，联村社，国营及供销合作社商业稳步发展。1952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920.2万元，其中国营经济183万元，供销合作社经济201.6万元，私营经济535.6万元。
1953年9月，国家对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同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商业以批发为主，供销合作商业占领农村市场。1956年，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商业逐步减少，国营、供销合作商业发展壮大。1957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748.6万元，其中国营经济653.6万元，供销合作社经济932.8万元，公私合营经济0.1万元，合作化经济149.8万元，私营经济12.3万元。
1958年，除国营专业公司外，供销合作社商业变集体为国营性质，私营商业进一步受到限制。精减机构，下放人员、合并店组，商业网点减少，系统领导取消，行政业务归地方，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流通渠道和经营体制。1959～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工农业生产萎缩，经营单一，商品上市量日益减少，供需矛盾突出，市场萧条，物价暴涨。为稳定市场，国营商业采取平价、冻价、限价、议价措施，多数生活必需品及日用工业品凭证限量供应。1962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020.3万元，其中国营经济849.4万元，供销合作社经济1053.3万元，合作化经济51.2万元，私营经济66.4万元。
1963年后，商业实行多渠道进货，城乡合理分配商品，供销社恢复集体所有性质，参预市场议购议销。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个体工商业。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商品上市量逐步增多，供需矛盾日趋缓和。1965年，全县商品零售总额为2418.5万元，其中国营经济795.4万元，供销合作社经济1513万元，合作化经济56.2万元，私营经济53.9万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商业机构反复撤并，私营商业和集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不少工厂停工停产，日用品供应紧张。商品长期由国营及供销合作商业经营，形成了僵化模式和官商作风。1978年全县商品零售总额为4370.7万元，其中国营商业1687.7万元，供销合作社商业2676.1万元，合作商店组6.9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根据中共中央“放开市场，搞活流通”的方针，对商业经营体制、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逐步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大力发展个体商业，国营、集体商业先后推行联销计酬、超利润分成、大包干、租赁、招标承包等不同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商品增多，市场繁荣。198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38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商业5170万元，集体所有制商业（包括供销合作社、合作店铺、待业青年职工、家属办商业）6889万元，个体商业1715万元。
第十一编 商业
县境内旧有南京至北京的御路通过，西临古运河，交通便利，清初就有山西刘氏来县经营盐业。而后，不断有外地商人来此经商，商业比较繁荣。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渐趋萧条。1939年2月，日军侵占茌平县城，烧杀抢掠，民不聊生，有的商户被抢，有的倒闭或转移，商业遭到严重破坏。1945年9月茌平县城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宣传党的商业政策，明确原商会会长杨存祥继任会长，并对部分行业商会进行改组。私营商业和集市贸易迅速恢复，至建国前夕，县内私营商户由1939年的159家增加到233家。
1949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私营商业迅速发展，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机构开始建立。同年4月，临清镇商店在茌平设百货推销组；10月，成立县供销合作社，发动群众入股办村供销社，联村社，国营及供销合作社商业稳步发展。1952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920.2万元，其中国营经济183万元，供销合作社经济201.6万元，私营经济535.6万元。
1953年9月，国家对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同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商业以批发为主，供销合作商业占领农村市场。1956年，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商业逐步减少，国营、供销合作商业发展壮大。1957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748.6万元，其中国营经济653.6万元，供销合作社经济932.8万元，公私合营经济0.1万元，合作化经济149.8万元，私营经济12.3万元。
1958年，除国营专业公司外，供销合作社商业变集体为国营性质，私营商业进一步受到限制。精减机构，下放人员、合并店组，商业网点减少，系统领导取消，行政业务归地方，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流通渠道和经营体制。1959～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工农业生产萎缩，经营单一，商品上市量日益减少，供需矛盾突出，市场萧条，物价暴涨。为稳定市场，国营商业采取平价、冻价、限价、议价措施，多数生活必需品及日用工业品凭证限量供应。1962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020.3万元，其中国营经济849.4万元，供销合作社经济1053.3万元，合作化经济51.2万元，私营经济66.4万元。
1963年后，商业实行多渠道进货，城乡合理分配商品，供销社恢复集体所有性质，参预市场议购议销。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个体工商业。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商品上市量逐步增多，供需矛盾日趋缓和。1965年，全县商品零售总额为2418.5万元，其中国营经济795.4万元，供销合作社经济1513万元，合作化经济56.2万元，私营经济53.9万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商业机构反复撤并，私营商业和集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不少工厂停工停产，日用品供应紧张。商品长期由国营及供销合作商业经营，形成了僵化模式和官商作风。1978年全县商品零售总额为4370.7万元，其中国营商业1687.7万元，供销合作社商业2676.1万元，合作商店组6.9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根据中共中央“放开市场，搞活流通”的方针，对商业经营体制、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逐步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大力发展个体商业，国营、集体商业先后推行联销计酬、超利润分成、大包干、租赁、招标承包等不同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商品增多，市场繁荣。198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38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商业5170万元，集体所有制商业（包括供销合作社、合作店铺、待业青年职工、家属办商业）6889万元，个体商业171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