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发生虫害，农民多进行人工捕打，极少用药物（红矾）防治。虫灾大发生时，民生涂炭。官府或率民祷于神庙，祈求神灵灭灾，或以粮换虫，鼓励捕捉，别无良策。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植保工作，根据不同时期病虫情况和防治需要，制定植保工作方针和防治计划措施，并组织实施，最大限度减少或弥补病虫害损失。
1949年前后，曾用石灰硫磺合剂防治红蜘蛛等病虫害，用烟叶、石灰头、鱼滕精、棉油乳剂等防治蚜虫。1950年秋，始用滴滴涕拌麦种防治蝼蛄，用敌百虫防治农作物害虫。1952年，使用六六六粉、乐果、赛力散、西力生等农药防治粮棉病虫害。1956年，使用一六〇五、一〇五九等有机磷农药拌种。1970年，推广三九一一拌棉种，氧化乐果、久效磷等防治棉花、小麦地下害虫、棉蚜等。1979年后，使用敌杀死、呋喃丹、速灭杀丁及菊脂类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进行防治，六六六、滴滴涕、滴滴畏等农药不再用于农作物。1975年，在城关镇四合村、妹冢等村实验以瓢治蚜生物防治法，方法是麦棉间作使麦田瓢虫直接进入棉田食蚜，和人工捉瓢虫放入棉田每亩300～500只，取得良好效果。1960～1964年，连续用飞机撒药治蝗虫，致使蝗害不再明显。
进入80年代，农村全面实行生产责任制，粮、棉产量大幅度提高、长势良好的田间作物以及地膜覆盖、菜类保护栽培等新的生产措施宜于多种病虫栖息繁衍，长时期的施用化学药物，使部分病虫害如蝗虫、高梁蚜、金针虫、谷子白发病、地瓜黑斑病、软腐病等下降或衰退。同时有些病虫产生抗药性能，或由偶然、局部发生转化为大面积经常发生，如麦蚜、小麦叶锈病、白粉病、丛矮病、棉伏蚜、棉铃虫、地老虎、黄萎病、枯萎病、玉米小斑、青枯病、菜粉虱、病毒病等。调整种植结构，实行保护性栽培等，延伸多种害虫食物链，使部分害虫繁殖数量与上代重迭并加大，如棉蚜危害由苗期延长到花铃期，棉铃虫危害在棉田连续3代，又危害玉米等，各种作物病虫害交替发生，少数地块因病害或虫害减产甚至绝产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药效低微，假药一度充斥市场，加大用药量，也加大农民的劳动量和经济负担。至1987年底，对虫害除适当加大药量并辅以人工捕捉外，尚无新策。
第二节 防治对策
建国前发生虫害，农民多进行人工捕打，极少用药物（红矾）防治。虫灾大发生时，民生涂炭。官府或率民祷于神庙，祈求神灵灭灾，或以粮换虫，鼓励捕捉，别无良策。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植保工作，根据不同时期病虫情况和防治需要，制定植保工作方针和防治计划措施，并组织实施，最大限度减少或弥补病虫害损失。
1949年前后，曾用石灰硫磺合剂防治红蜘蛛等病虫害，用烟叶、石灰头、鱼滕精、棉油乳剂等防治蚜虫。1950年秋，始用滴滴涕拌麦种防治蝼蛄，用敌百虫防治农作物害虫。1952年，使用六六六粉、乐果、赛力散、西力生等农药防治粮棉病虫害。1956年，使用一六〇五、一〇五九等有机磷农药拌种。1970年，推广三九一一拌棉种，氧化乐果、久效磷等防治棉花、小麦地下害虫、棉蚜等。1979年后，使用敌杀死、呋喃丹、速灭杀丁及菊脂类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进行防治，六六六、滴滴涕、滴滴畏等农药不再用于农作物。1975年，在城关镇四合村、妹冢等村实验以瓢治蚜生物防治法，方法是麦棉间作使麦田瓢虫直接进入棉田食蚜，和人工捉瓢虫放入棉田每亩300～500只，取得良好效果。1960～1964年，连续用飞机撒药治蝗虫，致使蝗害不再明显。
进入80年代，农村全面实行生产责任制，粮、棉产量大幅度提高、长势良好的田间作物以及地膜覆盖、菜类保护栽培等新的生产措施宜于多种病虫栖息繁衍，长时期的施用化学药物，使部分病虫害如蝗虫、高梁蚜、金针虫、谷子白发病、地瓜黑斑病、软腐病等下降或衰退。同时有些病虫产生抗药性能，或由偶然、局部发生转化为大面积经常发生，如麦蚜、小麦叶锈病、白粉病、丛矮病、棉伏蚜、棉铃虫、地老虎、黄萎病、枯萎病、玉米小斑、青枯病、菜粉虱、病毒病等。调整种植结构，实行保护性栽培等，延伸多种害虫食物链，使部分害虫繁殖数量与上代重迭并加大，如棉蚜危害由苗期延长到花铃期，棉铃虫危害在棉田连续3代，又危害玉米等，各种作物病虫害交替发生，少数地块因病害或虫害减产甚至绝产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药效低微，假药一度充斥市场，加大用药量，也加大农民的劳动量和经济负担。至1987年底，对虫害除适当加大药量并辅以人工捕捉外，尚无新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