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贯彻中央“安全生产”方针，提出“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要求，改变过去重生产，轻安全，重视机器设备，忽视工人健康现象，并建立伤亡事故报告制度。1956年，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三大规程”，即《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劳动保护有了政策依据。1958年“大跃进”中，有些部门忽视劳动保护工作，造成一些不良后果。1961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执行，劳动保护和安全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1964年，普遍开展以防火为中心的群众性安全检查，使一般的安全生产意识有所加强。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单位把劳动保护制度当作对工人的“管、卡、压”加以否定，使劳动保护制度的贯彻受到一定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关于认真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建立县安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多数工厂、企业设立安全机构并制订安全措施、配备专职安全员。以棉厂、棉站、棉纺织厂、商店、仓房为主的全县安全大检查每年进行数次，职工的安全意识增强，安全生产逐步制度化。
第一节 劳动保护
1953年，贯彻中央“安全生产”方针，提出“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要求，改变过去重生产，轻安全，重视机器设备，忽视工人健康现象，并建立伤亡事故报告制度。1956年，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三大规程”，即《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和《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劳动保护有了政策依据。1958年“大跃进”中，有些部门忽视劳动保护工作，造成一些不良后果。1961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执行，劳动保护和安全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1964年，普遍开展以防火为中心的群众性安全检查，使一般的安全生产意识有所加强。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单位把劳动保护制度当作对工人的“管、卡、压”加以否定，使劳动保护制度的贯彻受到一定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关于认真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建立县安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多数工厂、企业设立安全机构并制订安全措施、配备专职安全员。以棉厂、棉站、棉纺织厂、商店、仓房为主的全县安全大检查每年进行数次，职工的安全意识增强，安全生产逐步制度化。